诗经密码:中国人的野性与疯狂.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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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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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蟾,80后。生在陕西,客居北京。
颇好小楷,没事写字逗自己乐;最善《流水》,经常弹琴给朋友听。耽迷易学、佛老、古史、诗词,四处寻访高明,以探究竟。
平生最贵“求真”一词,最尚独立之风。

目录
第一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颂》/001
商朝的古老传说/002
第二章我有嘉宾,鼓瑟吹笙:《雅》/017
岐山下的来客/019
现实版的“封神演义”/028
西周王朝的兴衰/040
第三章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王风》/055
东周是怎样诞生的/056
黄泉见母/066
天子和诸侯的战争/081
第四章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齐风》/091
齐襄公的恋妹情结/093
一匡天下齐桓公/106
第五章耿耿不寐,如有隐忧:《邶风》《卫风》《鄘风》/121
中国第一位女诗人:庄姜/123
州吁之乱/132
淫母通媳的卫宣公/146
淫母成风:那个荒唐的时代/164
卫国重生记/171
第六章山有扶苏,隰有荷华:《郑风》/185
理想主义的代价/187
不着调的郑文公/204
第七章予美亡此,谁与?独处:《唐风》/211
六十七年“成大事”/213
齿牙为祸/224
第八章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秦风:》/241
艰难的崛起/243
西戎霸主秦穆公/252
无奈的秦康公/267
第九章冽彼下泉,浸彼苞稂:《曹风》/277
窥入洗澡的国君/278
第十章胡为乎株林:《陈风》/287
史上最强悍的君臣同乐/289
史上最克夫的美女/297
后记从“诗言志”说开去/305
本书大事年表/317

序言
前 言

一、关于《诗经》的几个基本问题


1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据学者考证,《诗经》共收录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由于相传为孔子编纂删定,所以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称为《诗经》,沿用至今。
《诗经》内容分为三部分,分别为《风》《雅》(《大雅》《小雅》)《颂》。
其中最古老的,当属《颂》。《颂》中的诗歌,大体四字一句,偶尔也有五字、六字,用韵不够规范,应该是诗歌语言尚未完善所致。从今天的考古材料可以发现,《颂》中的诗篇和钟鼎文十分相似,有明显的承续关系,可见,《颂》产生的年代确实比较久远。清人阮元认为,“颂”即“容”,“容”是“样子”的意思,“商颂”就是“商之样子”。王国维认为“颂”的旋律比“风”“雅”缓慢。现在一般认为,《颂》中诸诗篇,是在宗庙中用来祭祀先王先公的乐歌,是配有舞蹈的。
关于《雅》,历来争议较大。有一种说法认为,“雅”是天子所在的都城的宫廷正乐,和各诸侯国的民间诗歌“国风”相对。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流行较广的观点。刘师培、王国维、梁启超等人都认为,“雅”就是“夏”的假借字,而“夏”就是古书中所说的“九夏”一类(刘师培《舞法起于祀神考》)。由此得出,《雅》中诸篇,其实就是类似歌舞剧那样的,戴着面具有对唱有表演的乐章。日本学者加藤常贤则直接说“《雅》就是假面舞蹈”,这种说法也逐渐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认可。
关于《颂》和《雅》的异同,历来也是讨论较多的话题。宋代学者王柏认为:

颂有两体:有告于神明之颂,有期愿福祉之颂。告于神明者类在《颂》中,期愿之颂带在《风》《雅》中。

就是说“颂”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向神灵献祭;一种是祈福。那么,献祭类的,收在《颂》中;祈福类的,收在《风》《雅》中。日本很多学者持这个观点。以此观之,《颂》和《雅》有同样的性质,都是祭祀中用的诗歌,只是祭祀的目的不同罢了。这种说法也有道理,聊备一说。
“风”字的含义就是声调。古人所谓“秦风”“魏风”“郑风”,就如现在我们说陕西调、山西调、河南调一样。《诗经》中的《风》共涉及十五个诸侯国,故称之为“十五国风”。一般认为,《风》代表《诗经》的最高文学艺术成就。


2
《诗经》中诸作品的作者,多不可考,能够确认的作者大概只有尹吉甫、庄姜、许穆夫人等。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作品多由各国贵族所创作。想来现在很少有人还会固执地认为,艺术源于劳动,这些作品都是“劳动人民创作”的。
同时,作为诗歌集子,《诗经》可能会被当时的盲人乐官加工整理,最终负责编订的也应该是“太师”一类的掌管音乐的官员。
所以说,孔子“删诗说”并不可靠。


3
《诗经》对后世的影响很大,后代学者,只要涉及文史研究,几乎没有不读《诗经》的。
一般来说,《诗经》的功用主要有三类。
第一类,被尊为中国诗歌的源头。
《诗经》一直被尊为中国诗歌的源头,和《离骚》一样,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无法撼动的地位。其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一直深深影响着后世。
第二类,是儒家借以教化天下的工具。
《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史记•孔子世家》进一步引申为:“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儒生据此一直相信,《诗经》是孔子编纂的,是为了政治教化,让百姓学习以后,提高道德修养,最终达到平天下的目的。
同时,《诗经》中的很多句子,也被儒家引申成为人生哲理或者道德信条。比如《论语》中就记载,孔子和弟子们经常用《诗经》里的句子,来讨论、说明一些问题。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不仅如此,《诗经》也被看成一个沟通民间百姓和帝王的途径,帝王通过了解《诗经》中的内容,来了解百姓生活状态,从而制定出合适的政策来。
比如《礼记•王制》篇云:“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汉书•食货志》云:“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
总之,《诗经》在儒家的眼中,是经过圣人编纂的经典,其中必有微言大义,恨不得每个字都有特殊含义——这是《诗经》的政教功能。
第三,《诗经》被当作客观反映历史的材料来用。
任何文学作品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反映时代特点。《诗经》毕竟是很早的作品,对于史料严重缺乏的上古时期,《诗经》当然是宝贵的材料。通过它,能够了解上古时的典章制度、草木名称等。
孔子说“《诗》……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孟子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明代有人说“六经皆史”,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


4
相对而言,大家更熟悉的,还是《诗经》的文学影响和教化功能。而“六经皆史”的学术观点,也只是认为《诗经》在客观上反映了一些时代特征而已。
极少有人意识到,《诗经》中的许多诗作,其实就是当时历史事件的韵文记录,它们在文字不成熟、书写载体不发达的时期,肩负着“史书”的功能(详见后记《从“诗言志”说开去》)。或许我们不太容易接受这个观点,但是事实确实如此。本书就是从这个视角切入,为读者讲述《诗经》诸篇所记述的历史故事。
当然,本书从这个方面来读《诗经》,与文学等角度的解读并不抵牾。
只要我们意识到,从教科书上所学到的“《诗经》是文学作品”之类的观点,仅仅只是一种说法,而《诗经》也不尽然都是“男女情诗”,“反抗统治阶级”的“劳动人民创作”的作品,那么拙作的目的就达到了。
倘若以此为契机,我们能多怀疑一些“常识”,多打破一些惯性思维,多质疑一些我们从小到大都不曾怀疑过的“真理”,那就幸甚至哉了。
《诗经》文辞古奥,上古史料也严重缺乏,拙作以此角度切入,未免忐忑,其中错漏,确所难免。抛砖之作,以引碧玉,望大家不吝赐教。


二、不可不读的一些话


我们读春秋战国这段历史,总有一个感觉,那就是:人物关系太过复杂,国别太多,人名太多,人名相似的也太多,小故事太多,大事件也太多,只见打来打去不知道谁打谁,一切都太混乱……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情况:我们可能知道一堆故事的大致情节,但主人公是混乱的;我们知道很多历史小故事,但是事件之间却无法串联起来——我们几乎无法厘清那些历史故事之间的关系。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对那些历史人名和历史事件的识别不够清晰。好比我们面对陌生的动物,乍一看,都长一个样,自然无法分辨清楚。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使用了三个方法。
第一,用著名的历史人物帮助读者分辨和记忆。
面对一堆陌生的人名,最好的记忆方法就是将之与著名的历史人物建立联系。历史名人会帮我们形成一个辨认的参照坐标,记忆起来就方便多了,人物关系也就相对清楚。比如说惠施这个人,知道的人比较少,但是如果我告诉你他和庄子是好朋友,他们在一起经常辩论,那么对于惠施的生活年代和生平经历,我们就有了一个相对清晰的印象了。
第二,建立简单的人物关系表、大事表。
图表是最直接的呈现方式。用简单的图表把每章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理出来,列于文后,人物关系一目了然。
同时,在书后附有大事年表。这样,全书所牵涉的重大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就清楚地呈现于眼前了。
第三,注意讲述顺序。
1.《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一般的书籍就按照“风、雅、颂”的顺序来排列,但是这三部分诗歌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恰恰是《颂》最早,《雅》次之,《风》最后,所以,本书就以“颂、雅、风”的顺序进行讲述。
2.“国风”的排列顺序,一般是《周南》《召南》《邶风》《鄘风》《卫风》……但是,这样的排序只是缘于地理位置,与诗歌所反映的历史事件无关。假如以这样的顺序写那段混乱的历史,则会造成更大的混乱。因此,笔者在写作中,本着清晰明了、便于理解的原则,对“国风”的顺序也做了一些调整。
(1)以时间为主要线索。《王风》本来排在“国风”的第六位,但是《王风》中有几首诗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发生在东周初期,先讲述《王风》中的故事,有利于大家了解整个春秋时期的历史背景,所以,本书把《王风》的位置提前,放在了第三章。
(2)以人物关系为线索。《齐风》中诗歌所反映的历史事件,主要发生在齐襄公时期。以齐襄公为中心,他和他的亲属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各国的政局。所以,齐襄公及其亲属就有参照坐标的作用。搞清楚了齐襄公和其亲属的关系,再看其他国家的历史,就不易混淆了。所以,在《王风》之后,笔者安排的是《齐风》。
(3)其他“国风”的顺序,同样本着便于理解的原则,也根据需要做了一些调整。
最后再说一个本书体例的问题。
按道理,《风》《雅》《颂》应该有同等的待遇,但《风》的内容涉及许多诸侯国,也是本书最主要的部分,而《颂》和《雅》则比较单一,内容也相对较少,为了阅读方便,《雅》《颂》各一章,《风》则分为八章来讲述。不便之处,还望读者朋友们能够理解。

后记
后 记
从“诗言志”说开去

一、诗论的纲领


《尚书•尧典》中有一段话:“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一般来说,这段话被翻译为:诗歌是用来抒发志向情感的,是吟咏唱诵的语言,声调长短高低是根据吟诵需要,而律则是为了符合声音的要求制定的。
这段文字,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文学理论。比如朱自清先生就认为这是中国历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诗言志辨序》),对后来的文学理论有着长久的影响。
由于这段话第一次提出了“诗歌是表达诗人思想情感的”这一观点,所以“诗言志”就成为后人理解诗歌的钥匙,经常被拿来引用。似乎在我们的传统观念中,诗歌就是表达志向、志趣、怀抱的文学载体。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注意到一个小细节。在《尚书•尧典》这段话中,诗和歌是分开说的——“诗言志,歌永言”,但是我们在习惯上,却统称为“诗歌”。注意到这个细节,那么不禁要提出疑问:诗和歌有没有区别?“诗言志”又到底说的什么?
细究这句翻译的问题,对我们理解《诗经》有莫大的帮助。毕竟,我们都认为《诗经》是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是中国诗歌的源头。
所以,暂时抛开儒家用《诗经》表达说教的功能不谈,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对“歌”“诗”和“志”,以及相关问题进行一个简单的辨析。



二、歌


关于“诗”和“歌”的关系,早在五四时期,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有了深入研究,闻一多先生是这方面的大家。他对诗、歌起源问题做了详细透彻的分析解释,他有一篇文章,叫作《歌与诗》,在那篇文章中,他详细解释了“歌”和“诗”的区别,有理有据,分析极为透彻。
由于“歌”的问题不是本书主要的讨论对象,故不做过多分析,仅将闻一多先生的观点介绍于此。
闻一多先生认为,人类因情感激荡而发出的声音,如“啊”“噢”“呜呼”等一类声音,就是音乐的起源,也是语言的起源。介乎音乐和语言之间的“啊”,就是歌的起源。
由于写法不同,这类拖有腔调的字,也会写作“兮”“我”“猗”等字。
比如《诗经•伐檀》中的“坎坎伐檀兮”,比如涂山氏的“候人兮猗”等。这两个例子中的“兮”和“猗”都是语气助词,都是拖腔,类似“啊”之类。
所以,严格来说,“只有带这类感叹虚词的句子,及由同样句子组成的篇章,才合乎最原始的歌的性质”(闻一多语)。
再后来发展时期,由于情感表达的需要,一句“歌”中,有具体含义的实词越来越多,这类虚词逐渐处于次要的位置,有的时候甚至省略。但是,虚词以及虚词的特征依旧存在,无论省略还是写出来,虚词总是处在音节口,成为“咏叹”的节奏。
所以,在上古时期,带有咏叹性质的“歌”,才是用来抒发情感和表达志向的。



三、“诗”和“志”


关于“诗”和“志”的关系,是本书非常重要的内容,故而详细说明。
仔细对“诗”字加以追本溯源地探索和分析,我们有可能会颠覆传统对“诗”的认识。
从字义看,至少在汉代,学者们常常训“诗”为“志”。
“诗之言志也。”(《洪范•五行传》郑玄注)
“诗志也。”(《吕氏春秋•慎大览》高诱注,《楚辞•悲回风》王逸注,《说文》)
《说文》三上《言部》云:“诗,志也。从言,寺声。”
“诗”,古文作“”,杨树达先生在《释诗》一文里说道:“志字从心,‘’声,寺字亦从‘’声。‘’、‘志’、‘寺’古音盖无二,其以‘’为‘志’,或以‘寺’为‘志’,音假借耳。”
朱自清补充道:“又据《左传•昭公十六年》韩宣子‘赋不出《郑志》’的话,说‘郑志’即‘郑诗’,因而以为古‘诗’、‘志’二字通用,故许慎径以‘志’释‘诗’。”
闻一多先生在《歌与诗》一文中,进一步明确考证为“我们可以证明‘诗’与‘志’原来是一个字”。
从这几位先生的论述和观点来看,“诗”字最早就是“志”字,其本义,就是记录的意思。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最早的“诗”,其实就是记录历史的文字,承载着记录的功能呢?
记录先民的智慧和事迹,是任何民族文明肇兴都必不可少的事,只是早在文字出现之前,传播方式与后代不同罢了。那时候记录历史和传承历史的方式,就是简单的口耳相传。这种传承的方式,决定了其内容形式必然要便于记诵、朗朗上口,于是句式相对整齐划一又自然押韵的记录方式诞生了——这种历史记录载体,就是先民们所谓的“诗”了。
这个倒也不难理解。
世界其他文明也类似。早期历史文化的传承,也都是口耳相传,以韵文诗的形式来记录传播本民族文明。比如希腊的《荷马史诗》、印度的《摩呵婆罗多》《罗摩衍那》、藏族的《格萨尔王传》,都是一个民族文明肇兴、文字媒介不够发达的时候,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史诗作品。
为了记诵、传唱、传播方便,“诗”不仅要句式整齐、文字押韵,最好还能配有一定的音乐和表演,所以“诗”的传唱也和音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肩负传承这些史诗责任的最佳人选就是听觉敏锐、能够专心记诵的人——盲人在这一方面特别有优势。
盲人视力不好,听觉就比一般人敏锐,且相对较少有外界的干扰,记忆力就比较发达。同时,传诵历史并说唱,也成为他们生存的手段。所以西方的游唱诗人、西藏的游唱诗人,乃至中国古代的“师官”(先秦掌管音乐的官职),大多是盲人。比如荷马就是盲人,师襄、师旷等都是盲人。
至今,在一些偏远地区,这种文明传承的方式仍在继续。前几年在陕北地区,还见到有盲人乐团,他们六七人成为一组,由一位略有视力的“半盲人”来领路,依次鱼贯而行。他们背着胡琴和简单的乐器,游走于各个村落,唱诵古老的故事和历史。届时,村民们会汇聚在一起,听这些人讲唱“古今”。
由于盲人们传诵史料、故事,懂得诸多先民经验,从而会获得一般人所不及的智慧,所以他们常常会以“智者”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著录之中。这也是先秦官僚体制中“师官”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也是在先秦典籍中我们总能看到盲人乐官出现在朝堂之上,参与重大决策的原因。
比如师旷,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师旷是天生的盲人,自然而然成为传承史诗的“说唱诗人”。他后来担任晋国的太师,精通诗乐,博闻强识,几乎参与了晋国内政、外交、军事所有事务。晋悼公、晋平公常常请教师旷治国之道,师旷还提出了著名的“天下五墨墨”,以及他“论人君之道”,无一不饱含深刻的政治智慧,所以韩垧说师旷是 “迹虽隐于乐官,而实参国议”。
师旷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其实是那时候“师官”的普遍状态。
由于这类记录性质的“诗”是通过传唱来传播的,必不可免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提及“诗”就等于提及了音乐,所以音乐也就成为教化百姓的重要手段——其本质,就是通过唱诵的历史故事、先民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来教育百姓。
这有点类似我们小时候听到的民间歌谣和乡土童谣,唱起来有着简单的曲调,内容则总有一些历史故事,也伴随着一些道德说教和价值规劝,从而影响和教育下一代。在传媒信息不够发达的时代和地区,这种方式一直很有效果,维系着智慧的传承。
我们知道书写工具会带来信息革命。造纸术传到欧洲,直接影响了欧洲启蒙运动。文明,绝对会因为技术的革新而产生新的表现形式。早在数千年前的先民,同样受这个规律的制约。
从文化角度而言,竹简丝帛作为便捷的书写载体,随着文字发展的成熟,一同宣告了甲骨青铜时代的结束。竹简丝帛的便利性,使得大段的文字记录成为可能。这时候,原本用于记录历史的“韵文诗”逐渐暴露了其局限性。韵文便于传诵和记忆,但是整齐的形式、韵脚的限制,都和日常口语有非常大的距离,这样就很明显制约了记录的随意性。于是,散文记录起而代之,韵文则逐步退守,除了既有的内容之外,更多和音乐进一步融合,多为抒情抒怀所用。
所以,从春秋往后,我们就较少见到“师官”或者乐官成为政治集团核心,参与重大决策的记载了。因为这时候,文字的成熟、书写材料的便捷、散文记录的盛行在客观上催生了记录君王言行、国家大事的专职人员,“师官”、乐官等原来所具有的传承历史、掌握知识而成为智者的特权,已经荡然无存。
《汉书•艺文志》在描述古代史学情形的时候说:“(黄帝之时)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这当然是班固的美好想象。但是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假如文字不发达,人们记录一件事情、记录一句话还得在甲骨、青铜上刻铸的话,这种专门从事史料记录的行为,是不可能出现的。
由韵文记录历史,逐渐发展为散文记录历史,伴随着的,是书写材料的普及和发展。这也能解释为什么《诗经》所录的,大多都是春秋以前的作品——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更早的时候缺乏成熟的文字和便携的书写媒质。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诗”和“志”最初为一个字,含义都为“记录”。最早的历史记载由“诗”(说唱韵文)来承担,后来文字成熟,书写载体发生变化,记录历史的重任落在散文上,于是,“诗”和“志”从此分离。“志”字强调散文记录,而“诗”字则强调韵文记录。



四、“志”字的语义、字形流变


但是显然,从文献来看,“志”还有别的含义,比如志向、怀抱等,这也是阻碍我们理解“诗言志”的主要原因。
那么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志”字的具体含义。
文字的产生、发展、成熟是个不断变化的过程。在甲骨文、金文等早期文字中,很多字的字形并不规范,一个字甚至有多种写法。
一个字的多种写法,给人们的交流带来极大不便,于是,文字的书写逐渐得到规范定型。然而,随着人们生活空间的扩大,有许多新的内容要用文字表达,原来的文字就显得不够用了。
这时,就必须造一些新的汉字来使用。但是由于方块字的表意特点,人们一旦熟悉某些字形,就很难接受一个全新的文字。所以凭空造字这个方法,在大众中并不好使。不过问题还得解决,于是,假借字、通假字、古今字就产生了。
郑权中先生遗作《通借字萃编》提到古今字的由来:

古今字以省形通借字为最多。因为上古字少,一字通常借为数字,后人为便利辨识计,就增加形旁以示区别。

所谓古今字,简单点说,就是指在历史上,某个字具有多种义项,在词义发展系统中,其中的某个义项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另一个字。开始的那个字是“古字”,后来的这个字就是“今字”。
比如“泥”和“埿”就是一对古今字。最早只有一个“泥”字,既表示河流的名字,又表示泥土的含义。后来以区别计,遂给“泥”字加“土”旁,就造了一个“埿”字。那么“泥土”这个含义,人们就习惯用“埿”来表示了。“泥”就是古字,“埿”就是今字。
再比如“气”和“氣”也是一对古今字。“气”字出现较早,表示自然的云气。后来人们为了区别“人呼吸的气”和“自然之气”,遂给“气”字加了个“米”字。所以和人民生存状态相关的,人们就习惯用“氣”来表示。那么,“气”是古字,“氣”就是今字(现代简化后又统一用“气”)。
“志”“誌”二字的关系,就属于典型的古今字。
“志”字出现得较早,有怀抱、志向和记录两个含义。后来人们就给“志”字加了一个“言”字旁,造了一个“誌”,专门来表示记录的含义,而“志”,就更多表示“情怀志向”了。所以后人看到“志”,更多想到的,是情怀志向这个含义,而逐渐淡忘了它记录的本义。
那么,“志”就是古字,兼有记录、志向的含义;“誌”为今字,主要表示记录。
“誌”字大约是在秦汉以后才出现的,“誌”字出现后,得到人们的认可。当大家要表示“记录”这个含义的时候,一般都用“誌”。
《周礼•春官•保章氏》有“掌天星,以誌星辰日月之变动”。
《文中子•述史》篇云:“制誌诏册,则几乎典诰矣。”
《正字通》:“凡史传记事之文曰誌。”
再比如《三国誌》《东周列国誌》等——这里的“誌”,就都特指记载、记录的含义。
“志”“誌”这两个字的关系,这下比较清晰了。
但是,汉字简化之后,“志”“誌”又统一为“志”。



五、四个前提


好了,通过上面大篇文字的论述讲解,我们现在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这是我们理解“诗言志”以及《诗经》的前提。
1.“诗”“歌”的本义不同。“诗”是用来记录的,而“歌”是用来抒发情感的。
2.“诗”“志”本为一个字。含义相同,都是记录,“诗”为韵文记录,“志”为散文记录。
3.“志”字出现得很早,最早含义为记录和情怀志向,一身兼二义;后来又出现“誌”字,特指记录。
4.汉字简化,“志”“誌”又合为一个字——“志”。
有了这四个前提,我们再回头看看《尚书》中说的“诗言志,歌永言”,就可能会有新的认识了。



六、怎样理解“诗言志”


由于“志”字同时有情怀和记录两个含义,所以我们并不能简单地认为《尚书》所提到的“诗言志”,意思就是“诗是表达志向情感的”,而要意识到,这句话恐怕还有另一层含义——“诗是用来记录的”。
既然如此,那么作为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其主旨到底是什么呢?恐怕也不能简单说是“文学源泉”了,恐怕也得多一层思考了。
《诗经》被集结成书的时间很早,至少在春秋就有了,并且自从集结成册之后,就成为传承知识的重要教材,被广泛使用。甚至到春秋时代发展为外交辞令必备的语言,并不仅仅是儒家的典籍。这在《左传》和诸子文章中,都能得到明显的证明。
不过那个时候,人们更多称之为《诗三百》,或者直接称呼为《诗》,还有和《尚书》一起称呼为《诗书》的。《诗经》这一名称的确定,是在汉代尊儒以后形成的。
由于《诗经》的重要地位,所以自其诞生日起,就不乏对其主旨的评价和分析。而先秦典籍的这些说法,又对后代的理解产生了深远影响。
《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
《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
这些说法,都把“诗”和“志”联系在一起。
前文说过,“志”在早期有情感、记录两个含义,所以这些说法起码给我们传达了两层含义:其一,《诗经》是抒发情感、志向的作品;其二,《诗经》是记录历史的作品。
显然,从古至今,更多的人选用了第一种理解,司马迁就是代表之一。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一文中就说道:
“(《诗经》)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也说到,中国文学传统上存在“诗言志”的“言志派”,他所认为的“言志”就是抒发情感的意思。
朱自清也明确说,诗言志,表现的是“怀抱”,他也把“志”字解释为情感怀抱。
这个基本是主流观点,当然,也是我们教科书从小就教给我们的观点。以此来理解《诗经》,《诗经》自然就是讽咏之作了(尤其《国风》部分)。
但是,我们绝不能忽略“诗”和“志”的本来含义——记录,我们又岂能轻易否定《诗经》的记录功能呢?
当然,从古至今也有大量的学者没有忘记这个含义,孟子就说过: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
在孟子这里,是把《诗经》当作《春秋》之前的史书看的。
蒙文通在《周代学术发展略论》则提到:
“《诗经》包含了一些历史内容,有的篇章甚至可称之为史诗,可当作史料使用,事实也是重要的史料。”
持类似观点的还有不少学者。
但是在历史上,不仅认为《诗经》有记录功用,而且详细考究,还找出了《诗经》每一篇章所描述的具体历史事件,并一一对应写在每一篇目前面的,则是一篇著名的文献——《毛诗序》。
这里,不得不稍微穿插介绍一点和《毛诗序》相关的历史背景。
秦灭六国,焚书坑儒,再加上项羽一把大火,几乎把天下的学术根子给断了。汉代重新恢复文化,尊崇儒学,并把有学问的老先生们都供起来,以官方的名义传授学术。好在秦朝时间短,很多学者生在战国末年,还有机会活到汉代,碰到“好时候”。于是老先生们就把他们小时候背下来的儒家典籍背诵出来,并由弟子誊写出来——用的文字,是汉朝通用的隶书。这一批典籍,就叫今文经。
同时,汉天子也以高官厚禄为赏,鼓励民间把幸存的书籍献上来,于是有些“幸存”的书籍就被献了上来。有利可图,就必然会有人造假,献上来的几部儒家典籍就真假莫辨。这些典籍都是用战国时期六国的古老篆书文字写成的,所以,这批典籍就叫作古文经。
但是,记忆总有偏差,总会不自觉地加点自己喜欢的,忘掉点自己不喜欢的,所以今文经就会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不能令人信服;古文经则千奇百怪,荒诞乖张,更让人不易相信这就是战国时期的典籍。
所以,古文经和今文经内容不同,主旨不同,并互相攻击,互相指责为“伪经”而辩论不休,这就是著名的“今古文之争”。
经后代学者考证,最初呢,今文经大体上是对的,古文经大体上是伪造的。但是到了后期,就很难一语说清了。
为什么要说“大体上”?因为双方在长年的斗争中,各自都造假,各自也都有一定的根据和道理,并且互相学习、互相打击。再加上时间一久,有些今文经里混杂了古文篇目,有些古文经里混杂了今文内容,这几部经典就变得乱七八糟扑朔迷离。可以说,考证今古文经内容的真假,是一件要人命的麻烦事。
好了,今古文经的问题先说到这里,现在转回来,说一下和本书有关的《诗经》的学术传承。
汉代研究宣讲《诗经》的,最初有三个流派,称为“三家诗”,分别为“鲁诗(申培公传)”“韩诗(韩婴传)”和“齐诗(辕固生传)”,这三家诗都是今文诗学派。但是这三家有个很明显的缺憾,就是穿凿附会、说教太多,还捏造很多故事,断章取义,以阐述政治主张,比如现在还可以见到的《韩诗外传》就是典型,里面的内容,有些读来简直可笑。
随后异军突起的是“毛诗”。“毛诗”虽然是古文诗学的,但是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毛诗”到了唐代甚至成为官方钦定文本,此后就流传天下,受到后世推崇。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的版本,就是依据“毛诗”而编订的。
据《汉书•艺文志》、东汉郑玄《诗谱》等记录,“毛诗”是由战国末年的河间毛亨所传,毛亨再把学问传给自己的侄子毛苌,叔侄俩并称大毛小毛。“毛诗”和其他三家诗最为显著的不同特点,是训诂简明,以史证经,没有那么多迷信内容。
“毛诗”最初只在民间授受,到了东汉年间,才被立为官学,从此弘扬起来。而最初的三家诗,则逐渐没落,甚至最后都失传了。所以就《诗经》学术范围而言,“毛诗”虽然是古文经,但是比今文经更有价值,对后世影响也更大。
介绍完这些背景,现在来看《毛诗序》。
《毛诗序》,指的就是“毛诗”的序言。
这个序言分两部分,一个叫作《诗大序》,等于统领全部《诗经》的总序。我们现在经常提到的“诗经六艺”——风雅颂赋比兴,就是由《诗大序》提出来的。
《诗小序》则是在每一个诗篇前面的类似于题解的序言。《诗小序》阐述了该篇诗作的作者、主题、写作背景,甚至考订了该文写的是具体哪一个历史事件,颇有“史证”的味道。
比如:
《式微》,题解为:“黎侯寓于卫,其臣劝以归也。”
《新台》,题解为:“刺卫宣公也。纳之妻,做新台于河上而要之。国人恶之,而作是诗也。”
这样具体对应到某一历史事件的例子,在《诗小序》中非常多。因此,单就从“诗是韵文记录”这一古老含义而言,《诗小序》做了重要的考证,为我们再现了这一古老传统。
但是,我们也清楚知道,《毛诗序》也有非常明显的问题,那就是很多考证太过于牵强附会,甚至捕风捉影,基本没什么根据。
比如《关雎》,题解为:“后妃之德也。”
《螽斯》题解为:“后妃子孙众多也。”
《芄兰》题解为:“刺惠公也。骄而无礼,大夫刺之。”
像这样充满附会和教化的说辞,在《毛诗序》中随处可见。然而《毛诗序》毕竟是集权时代儒学体系下的产物,其时代的烙印是无法去除的。这个,是需要我们理解一下古人的。



七、不曾忘却的“记录”


那么,分析了这么多,《诗经》的主旨到底是抒发情感志向呢,还是记录历史事件?
还记得前面说过的“诗”和“歌”的不同吗?
“诗”是记录的,“歌”是用来抒发情感的。而《诗经》既收录了“诗”,也收录了“歌”,所以《诗经》中的篇目,有的就是记录历史的作品,有的则是抒发情感的唱词。《诗经》的主旨,并不是单纯、唯一的。
同时,我们还需要理解古人,理解文明肇始时期的特征——认识相对粗浅,逻辑也不发达,条理不够明晰,目的不够明确,缺乏精准分工,所以一个事物往往承载着诸多功能。
这个混合模糊的特点,在同时代很多艺术门类中都可得到印证。比如那时候的音乐,不但有表达情感的作用,也承载着教化功能;那时候的甲骨文、钟鼎文,不但有实用功能,也明显留有自然审美的印迹,这个和我们今天为艺术而艺术、为诗歌而诗歌、为文学而文学、为书法而书法的现代理念并不相同。
可能更接近真实的是,《诗经》的作者们,在记录某个历史事件时,就顺带嘲讽、抒情一番,或者嘲讽、抒情时不自觉就用了某个历史事件,也有可能就是单纯的赞美之词,这些都是有可能的。而历代《诗经》的编纂者们,再将这些目的不同的作品编纂在一起,就形成今天看到的旨趣多样的《诗经》。
所以,《诗经》中的作品所表达的,不仅有愤懑的情感,也有赞美的言辞;不仅有风俗民情的反映,也有历史事件的记录;不仅是文学作品集,也承担着史书的功能。用这样的观点来认识《诗经》,或许更加客观。
本书则以《毛诗序》为基础,对其内容加以扬弃,将《诗经》中和历史事实相对应的诗作找出来,通过这些诗作回顾那些历史,展现一个与以往不太一样的《诗经》。

文摘
版权页:

诗经密码:中国人的野性与疯狂

1.《颂》和祭文
大家现在都很少能见到祭祀的场景了吧?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中的朋友们,就更不容易见到这样的文化现象了。
幸运的是,笔者曾经多次见到祭祀大典。笔者生在陕西,那里有许多地方至今还能看到一些古风。
陕西有个县,名叫黄陵,相传是埋葬轩辕黄帝的地方。这里古称中部县,后来因为黄帝陵的关系,就改名为黄陵县。“黄陵”二字,就是“轩辕黄帝陵”的略称。
当地流传一种说法:作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是在重阳节“乘龙飞升”的,所以,重阳节就是民间百姓祭祀轩辕黄帝的日子。届时,有为期好几天的庙会,然后会有隆重的祭祀黄帝大典。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一来逛庙会,二来瞻拜先祖,熙熙攘攘,非常热闹。
而官方祭祀黄帝的传统也很久。据文献记载,最早的官方祭祀是在汉武帝时期。此后,历朝历代,几无间断。但是由于某些原因,这个传统一度中止。不过,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又逐渐恢复了官方祭祀,时间在清明节,而祭祀的典礼也越来越隆重。
所以,就有了每年的清明、重阳两次祭祀黄帝大典。
祭祀仪式分很多环节,其中有表现黄帝功业的舞蹈,还有“三老”进献祭品、行香等,当然,更少不了念一份四字韵文——祭祀黄帝的祭文。为了彰显古雅,这篇祭文,必然会用到《颂》当中的一些文辞。
所以,无论从形式还是内容上说,这祭祀和祭文都算得上是《颂》的一种延续。
当然,《诗经》中的《颂》本身也就是用来祭祀先祖的,只是有的学者认为是用来念诵的,有的学者认为是祭祀时跳舞的唱词,区别仅此而已。
一般来说,祭祀祖先和悼念亡者,都是比较肃穆和庄重的事情,所以《颂》、祭文之类的文章,用词都比较古雅肃穆。当然,也有外行写祭文,搞不清轻重,就闹了笑话。我曾见有人在追悼会上念祭文,开头居然是“在这阳光明媚、春花烂漫的日子……”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来说《商颂》吧。
祭祀,是上古时期先民们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左传》上就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思就是说,在上古时期,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只有两件——祭祀和战争。从今天出土的甲骨文来看,说得最多的也确实是这两件事。
可以说,中国的上古信史就是在祭坛上滚过来的。比较古老一点的典籍史料,如《尚书》《楚辞》“甲骨卜辞”等,全部和神鬼亡灵的祭祀有关。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诗经》。《诗经·颂》中所收录的作品,全部是古人祭祀祖先神灵的祭文。
据考证,中国历史可以确定的最早朝代,是商朝。

内容简介
郑庄公僭越君臣;州吁弑君篡位;卫宣公淫母通媳;齐襄公乱伦亲妹妹,情杀妹夫鲁桓公;卫懿公爱鹤亡国;曹共公不爱江山不爱美人,专爱窥人洗澡;君臣同乐,乐的是淫乱婶母;美女夏姬“杀三夫一君一子,亡一国二卿”……
《诗经》中作品所表达的,不仅有愤懑的情感,也有赞美的言辞;不仅有风俗民情的反映,也有历史事件的记录;不仅是文学作品集,也承担着史书的功能。用这样的观点来认识《诗经》,或许更加客观。
本书则以《毛诗序》为基础,对其内容加以扬弃,将《诗经》中和历史事实相对应的诗作找出来,通过这些诗作回顾那些历史,展现一个与以往不一样的《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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