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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变法领袖梁启超最推崇的人物!最满意的作品!
★国学大师梁启超权威解读。解玺璋译写通透晓畅
★毛泽东、胡适、黄仁宇、柏杨等盛情评赞
★改革者总有其无法回避的宿命,对中国当前改革仍有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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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行其意而托于古,注《周礼》,作《字说》,其文章亦傲睨汉唐,如此可谓有专门之学者矣,而卒以败者,无通识,并不同知社会之故,而行不适之策也。                  ——毛泽东
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要有新的突破,这就必须解放思想。解放思想需要勇气、决心和献身精神。解放思想和改革创新,如果说前者是因的话,后者就是果。5年前,我曾面对大家立过誓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今天我还想加上一句话,就是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温家宝
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胡适
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王安石对神宗赵顼说“不加税而国用足”,他无疑已知道可以信用借款的办法刺激经济之成长。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代人物远。 ——黄仁宇

作者简介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得志,12岁中秀才,15岁中举人。1890年起师从康有为。1895年在北京与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参加强学会。旋为上海《时务报》主笔。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1898年参加“百日维新”,同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1913年归国,出任共和党党魁,不久又组织进步党,并任北洋政府司法总长。晚年在清华大学讲学。
一生著述宏富,涵盖政治、经济、哲学、法学、历史、新闻、语言、宗教等领域。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
他是西方学术、思想和文化的传播者,是民智的启蒙者。在清末民初这个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时代,能将舆论、政治、学问三者集于一身并能登峰造极者,唯梁一人而已。

目录
目 录
例 言/001
绪 论/003
王安石的时代(上)/016
王安石的时代(下)/027
王安石小传/039
执政前的王安石(上)/042
执政前的王安石(中)/051
执政前的王安石(下)/058
王安石与宋神宗/092
总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一)/097

分配、税收和国家财政
——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二)/102
军队和国防——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三)/141
教育和选举——王安石的政治主张和施政纲领(四)/173
王安石打了哪些仗/183
罢官之后的王安石/201
王安石新政的成绩/214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上)/221
王安石新政受到的阻挠和破坏(下)/240
王安石的用人和交友/250
王安石的家庭/273
王安石的学术成就/281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上)/294
王安石的文学成就(下)/303

序言
梁启超为何要写《王安石传》(代序)
1908年,梁启超特别忙。这一年,他36岁,距离戊戌变法失败的1898年,恰好过去了整整十年。
此前的1906年9月,清政府迫于形势下诏宣示预备立宪。尽管只是“预备”,何时真正实行还遥遥无期,但这个消息已经使避居海外多年的梁启超异常欣喜,以为“政治革命问题可

告一段落”,今后的任务就是对宪政进行“学理”的研究,宣传和阐释立宪的主张和理论,并适时地监督和参与政府有秩序的变革。这时,他与革命党人的论战还在如火如荼地进

行。这一年的11月,他主动通过友人徐佛苏向革命党人表达了停战求和的意向,以便抽身转投于立宪运动。在他看来,目前最急迫的是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此事的重要性远

远超过了与革命党打嘴仗。但革命党却不想放过他,他们拒绝了梁启超的建议,迫使他将论战继续下去。不过,1907年7月,《新民丛报》因故停刊,给了梁启超撤出战斗的机会。

于是,他乘机单方面停火,开始将精力全部转移到联络同志、组建政党这件紧急的事上。当年10月,政闻社在日本成立,这是梁启超政党实践的第一步,表面上是由马相伯、徐佛

苏、麦孟华负责,但实际上却是梁启超主政。
由于马相伯的努力,政闻社本部于1908年2月迁往上海。此时,远居海外的梁启超只能遥控指挥。他的武器就是手中的笔,他在政闻社的机关刊物《政论》上发表了大量文章,宣传

政闻社的宗旨,普及宪政知识,“劝告”清政府从速颁布宪法,从速立宪。同时,他还通过大量信函对立宪运动进行具体的指导。徐佛苏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说,那时梁启超

指导余进行之手札,“约计每三日必有一通”(1909年之事——编注)。经过政闻社成员的积极活动,国内的立宪运动发展很快。他们联络各省的咨议局、立宪公会,呈请清政府

限期召开国会,并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社会各界人士签名请愿,准备上书朝廷,一时间签名者达四万多人,甚至连在旗的士民也被他们鼓动起来,发起八旗国会请愿,“连日签名

者,异常踊跃”,但这种大好局面很快就在清政府顽固势力的打击和压迫下迅速瓦解了。以政闻社成员、时任法部主事的陈景仁被革职查办为导火索,1908年8月3日,应袁世凯等

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等衙门严拿惩办政闻社的“悖逆要犯”,梁启超再次榜上有名,而成立只有十个月的政闻社也被迫解散


此时的梁启超只能暂时退居书斋,“专务著述”。而且,他当时已是五个孩子的父亲,家累日重,开销日增,如果不是友人接济,几乎无法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在写给仲弟梁启

勋的信中曾提到,他目前正“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但他对于政治事业并没有“灰心放弃”,一边读书著述,一边通过书信指示国内的前政闻社成员继续从事宪政活动,继续为

立宪事业大声地鼓与呼。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撰写了《王荆公》(今名《王安石传》)一书。据《梁启超年谱长编》记载:“是年先生著《王荆公》一书成,该书凡二十二章,

主旨在发挥王荆公的政术,所以对于王氏所创新法的内容和得失,讨论极详,并且往往以近世欧美的政治比较之。”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氏,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封舒国公,后改荆国公,后人也称他为“荆公”。死后赠太傅,谥号文,所以有

人又称他为“王文公”。王安石的牌位曾配享神宗庙,和皇帝一起受到供奉,后来又配享孔庙,和孔圣人一起受到供奉,成为继孔孟之后的第三位圣人,直到最后晋封舒王,位极

人臣,在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然而时隔不久,政治变迁,舆论倒戈,王安石竟至身败名裂。近千年来,王安石及其新法一直受到不公正的评价,人们把他当作历史上最大的奸

臣,把他的新法诬蔑为“祸国殃民”,北宋灭亡的责任也要让他承担。梁启超写作《王荆公》一书,就是要为王安石辩诬,就是要翻中国历史上这个第一大冤案。
我们知道,当时的梁启超并不清闲,也不轻松,为什么他忽然动了思古之幽情,要写一本为古人翻案、辩诬的书呢?要揭开这个秘密,我想还是要回到梁启超所生活的晚清时期和

他的具体处境中去。那时,中国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内忧外患,比起王安石执政时要严重得多,主张通过变法改良而使中国强大起来的梁启超很自然地会想起王安石以

富国强兵为目的的新法改革。他后来奏呈《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施政方略,建议抓住“理财政”“改官制”“励人才”三件大事,很难说不是仿效王安

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甚至在他的潜意识里,不能说没有对王安石的羡慕,希望当政者能成为宋神宗。此前,他曾对美国的民主共和政体做过仔细考察,但他得出的结论却

是怀疑它是否符合中国的国情,并一改往日的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的目标。这也使得他更加看重王安石的变法,在他看来,只有实行日耳曼俾斯麦式的“铁

腕政策”,才能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从而逐步推行民主开明政策。
以当时的情形而言,梁启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的肯定和张扬代表了那个时代知识界要求改变屈辱现状的共识。钱穆曾说:“至晚清而主变法者,争言荆公政术。”看来,在那个时

候,谈论王安石的政治主张是一件很时髦的事。而梁启超的不同则表现为他在谈到王安石及其所创新法的时候,“往往以今世欧美政治比较之”,读者可以将两个方面进行比较,

相互启发。比如他把青苗法和市易法看作近代“文明国家”的银行,把募役法视作“与今世各文明国收所得税之法正同”;他还称赞王安石变法“实国史上、世界史上最有名誉之

社会革命”,并以为保甲法“与今世所谓警察者正相类”。总之,在他眼里,“今世欧洲诸国,其所设施,往往与荆公不谋同符”。这里面当然有他的一厢情愿,但也要看到,梁

启超对王安石及其新法的评价一改近千年来的否定而为肯定,代表了20世纪前半叶的主流观点,并使其成为近百年来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
梁启超给予王安石及其新法以高度评价,除了上述现实、政治的原因,还有其更深层的思想基础,即他对于陆王学说的认同。这里的“陆”即陆九渊,“王”则是王阳明。陆九渊

,字子静,因其曾在贵溪龙虎山建茅舍聚徒讲学,山形如象,故自号象山翁,世称象山先生、陆象山。他是南宋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心学”的创始人,与当时著名理学家朱熹

齐名,却是朱熹的对立面。王阳明即王守仁,字伯安,因尝筑室故乡阳明洞中,人称阳明先生,明朝人。明朝立国后尊奉程朱理学,作为朝廷所提倡的主流精神与核心价值观,它

所造成的弊端即“学者惟知科第,而学问尽于章句”。所以,王阳明不喜欢朱熹,也不喜欢程朱理学,他讲“致良知”,就是针对当时的章句、训诂等功利之见而发言。于是,恰

如钱穆所说:“阳明之推本象山。”这是因为陆象山也反对朱熹那一套。贺麟先生曾说:“一个哲学家,亦必有其政治主张,有其所拥护的政治家。”所以,程朱比较拥护司马光

,陆九渊、王阳明则拥护司马光的政敌王安石。
实际上,陆九渊是第一个为王安石说公道话的人。当时,为王安石说好话是要承担很大风险的,陆九渊这样做,是因为他是江西人,与王安石是同乡,后来的挺王派吴澄、虞集、

章衮、陈汝锖、李绂、蔡上翔、杨希闵等都是江西临川人。中国古代有尊重和敬仰“乡贤”的优良传统,北宋以降,无论王安石受到怎样的非议或诬谤,在他的江西老家,人们还

是以出了一位他这样的“乡贤”而感到自豪。他们不仅延绵不绝地为他供祀香火,而且勇敢地站出来为他鸣不平。可以说,在严复、梁启超为王安石翻案之前,为他喊冤叫屈的人

大都来自他的家乡。所以,陆九渊作《荆国王文公祠堂记》,专门为王安石所受到的冤屈辩诬正名。这也是第一篇公开为王安石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大鸣不平的传世之作,开了后

世辩诬性质的评论之先河。
但朱熹反对王安石却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态度,还有学理上的分歧。我们知道,王安石变法是有其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的,他的新学在北宋后期数十年间曾长期处于独尊于官学的地

位。在当时,程颢、程颐兄弟的理学只是一个民间流传的很小的学派而已。但自从王安石及其新法在政治上被否定之后,他的新学也遭到了严厉的批判,特别是在宋理宗取缔王安

石配享孔庙之后,新学更被反对派指责为“得罪于孔孟”“得罪于名教”,甚至王安石的新学所受到的打击比他的新法还要严重。新学被视为“异端邪说”,被彻底封杀了。朱熹

是批判王安石最卖力的,也是最有眼光的,他对王安石新学的批判离不开这个大背景。而他们的分歧则主要在于所谓的义利之争,他把王安石的诸项新法称作聚敛之术,所谓“聚

敛害民”;他把王安石的理财思想视作兴利之道,所谓“剥民兴利”。其实,这不仅是熙宁、元祐以来反对派批评王安石新法的主要观点,也是南宋至晚清绝大多数史学家和思想

家评议王安石新法的基本观点之一,包括顾炎武这样的所谓的进步思想家,也对所谓王安石“趋利而不知义”表示反对,一再指责王安石“藏富于国”。王夫之更是强调义利之辩

的重要性,他在《宋论》中对王安石的批判贯穿了由义利之辩衍生出来的“华夷之辩”和“君子小人之辩”的指导思想,从而认定王安石是小人。这种争论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些

人不能接受王安石的理由仍然是他趋利逐义。
但实际上,王安石不是不讲义,他只是反对空谈义理。他不认为一个人仅仅道德修养很高尚,治理国家、社会实践的学问就是举手之劳、自然而然的事。特别是后来,朱熹的四书

章句那一套更发展到寻章摘句的方面去了,许多人为此耗尽一生的精力,对于国家和社会则没有一点儿用处。在《王荆公》这本书中,梁启超有专章讲到王安石的学术,他概括为

两个方面:对于自身来说,是认识天命,激励节操,把握个人命运;对于外部来说,在于治理国家,用于社会实践。也就是说,他用来进行个人修养和施行于国家政治的,都是他

的学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术。王安石是个知行合一的人,对于他的道德情操,即使是他的敌人、反对他的人也没有不加以赞赏的。梁启超更将王安石视为千古一人,他大为

感叹“悠悠千祀,间生伟人”,“而国民所当买丝以绣,铸金以祀也”。在他看来,王安石无人能比,“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

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施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其见废者,又大率皆有合于政治之原理,至今东西诸国行之而有效者也”。

他惊呼,如果在尧、舜、禹之后寻求一个完美之人,那么只有一位王安石可以胜任。
说起来,后代那些肯定王安石及其新法的人恰恰都是从义利之辩入手,主张学以致用的。像清代的颜元和龚自珍,他们都与王安石有着十分相近的思想理路。颜元是清初的反理学

斗士,公然扯起反对程朱理学的大旗,也很看不起注疏考据的学问,对于所谓的“宋学”“汉学”,他是“两皆吐弃,在诸儒中尤为挺拔”。他反对理学、考据之学及词章之学的

空虚,力倡“实学”“致用”,将学以致用作为其理论体系的宗旨,所以颜元“评量宋儒,则不从其道德、学术着眼,即从其所轻之事功立论”。宋儒之所轻,正是颜元所推崇的

。他对王安石的评价也表现出这种意识,他认为王安石的被诬陷不只是王安石一个人的不幸,更是整个宋朝的不幸。龚自珍是19世纪前期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家,面对重重社会危机

,他心怀匡时济世的愿望,指陈时弊,倡言“更法”。他也十分推崇王安石,是王安石的粉丝,“少好读王介甫《上宋仁宗皇帝书》,手录凡九通,慨然有经世之志”。皇皇万言

的一篇文章,手抄九遍,非粉丝不能办到。
到了梁启超的时代,中国有一部分先知先觉者已经醒来,知道睁开眼睛看看这个世界了,他们不再迷信那些空谈义理的儒家经典,也不再担心讲经济、讲利益会被人指责了。他们

面对着列强的欺辱、侵略,国家的衰微、腐败,以及经济的凋敝,军队的涣散,吏治的腐朽、糜烂,希望能从历史中找到可以救亡图存的精神资源。于是,王安石就被他们从历史

的尘埃中发掘出来,成为变法革新者的精神偶像,后来的孙中山诸公都不同程度地因袭了王安石的思想。那时,便有人写文章说:“王荆公的经济政策是汉唐以来政治思想史上的

一大转变,不但当时的人感觉着新奇讶异,就是从今日的观点来看也并不见得怎样陈腐,而且事实上,当时荆公所见到的问题,所要倾全力而实施的策略,在今日也还是急待实行

的事件。譬如方田均税之法在宋代固是重要问题,在现在也并未完全解决;青苗贷款之法在那时固为要务,在今日农村高利贷盛行之日,也未尝不是当行之政。今日研究国民财政

学和农村问题的人在猎取西洋糟粕,来解决中国问题,削足适履,阻碍横生,实则把荆公当时的新政拿来过细研讨一番,做个惩前毖后的参考资料,大概也不算完全白费时间。”

胡适有一段话说得很好:“看惯了近世国家注重财政的趋势,不觉王安石的可怪了,懂得了近世社会主义的政策,自然不能不佩服王安石的见解和魄力了。”
其实,直到今天,我们也没有完全摆脱王安石所遇到的问题和麻烦。我常常在想,“天妒英才”这四个字用在王安石的身上真是再适合不过了,他太杰出、太强悍,太超前了,于

是连老天都嫉妒,天夺其命。他变法不是为了追求权力,不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是彻彻底底的赤子之心。但他富国强兵的变法失败了,受谤将近一千年,直到百年前与梁启超

相遇——梁启超是王安石的知己,他所作的《王荆公》一书在20世纪是研究王安石及其新法的影响最为持久的著作——王安石得此知己,九泉之下也该感到欣慰了。最后,我想以

一首《金缕曲》结束这篇序文:

寂寞千年久。
更谁能,
推心置腹,
呼朋唤友。
自古英才多奇志,
不信蝇营狗苟。
是与非,
唯天知否。
问道人心何所见,
却原来,只是跟风走。
真心话,
难出口。

任公奋作狮子吼。
想当年,
神州陆沉,
举国悲愁。
只取临川成一梦,
怎奈杯中残酒。
看群贤,
争说肥瘦。
毕竟文章惊海内,
且由他,覆雨翻云手。
知己在,何所有。

文摘
版权页

王安石传

宋英宗皇帝即位之初,普天同庆,群臣都加官晋爵,不管生者死者都得到了皇帝的恩泽,宗室中原来的那些王也都得到了新的封赏。只有濮安懿王因为是皇上的生父,中书省认为

,不能和其他那些王一样,于是上奏请求让有关部门商议一下举行典礼的事。皇上下旨说,要等到服丧期满之后再说,这个提议就被搁置起来了。
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皇上服丧期满,就把那个奏章下发给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详细研究。翰林学士王珪等主张给濮安懿王特别尊贵的高官大爵也就行了,但中书

认为,要给他官职并改封大的王号,应当下旨进行册封,而册封的诏令是有特定规格的。诏令应当这样写:“某亲具官某,可赠某官,追封某国王。”封册上则应当这样写:“皇

帝若曰咨尔某亲某官,某今册命尔为某官某王。”但是,濮王与皇上是父子关系,不知道制册上怎么称呼他,还有就是写不写他的名字?于是又把这个奏章发下去,要求再议。王

珪等人提出来可称“皇伯”,但不写名字。中书根据《仪礼·丧服记》中所记载的“做儿子的要为他的父母服丧”,又根据唐《开元礼》和宋《开宝礼》的要求“做儿子的要为生

父‘齐衰’一年,要为后父‘斩衰’三年”。这里的后父、生父都称父母,在古今的典礼中,都没有将生父改称“皇伯”的记载。又查证前代以藩侯继承皇位的君主不幸都处在衰

败的乱世,不能效法他们,只有汉宣帝和汉光武帝是有盛德的君主,都称他们的父亲为“皇考”,也没有称“皇伯”的。“皇伯”这个称呼不仅典礼上没有用过,在历史上也没有

依据,所以不能这样做。于是将古今的典礼以及汉宣帝、光武帝的材料,并附上“皇伯”的提议,送给三省的官员和御史台的官员一起详细讨论。讨论还没有开始,皇太后就亲自

写了信责备中书不应该称“皇考”,中书写了材料说明为什么这样做。皇上见到皇太后的手书后大惊,马上手写诏书要求停止讨论这件事,追封的事也就停了下来。过了几天,礼

官范镇等人坚决要求讨论有关“皇伯”的问题。他们的奏章留在皇上那里没有再发下来。不久,御史台的官员们也都对此发表了各自的看法。皇上既然因为皇太后的缘故决意停止

讨论这件事,所以凡是上疏谈论这件事的都被皇上留下。皇上聪明果断,很通情达理,对待大臣都很谦虚恭敬,但是绝不姑息。御史台的官员所说上有关濮王的奏章既然都不再下

发,他们提出的其他不可行的建议也大多被搁置起来,没有实行。御史台的官员因此开始有意见并发出怨言,并指责中书不去实行。中书也曾经上奏说,现在御史台的官员气愤朝

廷不用他们的谏言,说他们阻塞了言路,使得皇上成了拒谏的皇上,请求能简单实行一两件事。皇上说:“朝廷应当以公平的心对待天下的事,如果他们说的可行,就应该立即实

行,何止‘略行一二’呢?如果他们说的不可行,难道应当为了应付人情,不能做的事勉强去做,那样不是对事情有害吗?”中书觉得皇上所说句句在理,不敢再有别的请求。皇

上接着问道:“他们说的有没有可行但是没有实行的呢?”韩琦以下的官员相互看了看,说:“确实没有。”皇上说:“既然如此,就这样吧。”
这时有几名杂端御史(御史中的一种,知杂事),都是新提拔的,锐意进取,希望尽快取得成就,见到什么事都发表意见,也不管是不是自己分内的事。所以,他们提出来的建议

都比较荒谬,不能实行。这时,京城正下大雨,官、私房屋倒塌了很多,军营倒塌得尤其厉害。皇上想到军人都露天居住,心中非常焦虑。两府的大臣也都非常担忧害怕,不分昼

夜地操劳,费尽心思,进行安排处置,已经有了一些效果。这时的范纯仁刚当上御史,初次上殿,大家都想听听他会说什么。他上的第一个折子就是催修营房,责怪中书省为什么

还没有完成,请求每一营派遣监官一名,由中书省审核议定。京城里倒塌的军营有五百二十座,如果按照范纯仁的请求,就应该派遣监官五百二十人,每个监官还要有四个随从,

这时正是国家的非常时期,事情多,人手少,却要派出两千士兵和五百监官,而且瓦木等建筑材料还没有着落。他的轻率、张狂、空疏、乖谬就是这样的。所以,中书省讨论这件

事的时候,我就忍不住笑了,而御史们也觉得这事不妥当。过了几天,吕大防又上疏,请求两营派一名监官。他所提的事都是一些非常琐碎、不符合实际、无法实行的事。但他们

不知道自己提出的建议不可行,反而报怨朝廷阻止不去实行。所以吕大防又说,今后他们提出什么要求没有实行的,中书省要说出为什么不办,并且报告给御史台,他们竟然蛮横

无理到这种程度。他们怨愤的言辞在士大夫之间流传,一些亲朋故友就和他们开玩笑,激他们的火:“近来御史提谏议,中书省都批为‘进呈’,就算完事了,外人都说,御史台

应该改称进呈院了。”这样的话很多,朝中官员传来传去,以此来开玩笑。
御史官员更加不满,甚至愤怒,于是想着最好弹劾一些人。他们认为,如果因为弹劾人而获罪,还可以留下敢说话的美名。这时皇上的品德、恭敬节俭、行为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地

方,两府大臣也没有什么大的过错,没有什么可以让他们弹劾的,只有濮议这件事还没有定论,就说这可是个好题目啊,这样的好机会是不能错过的,于是都来尽力说这件事。但

这时皇上的手诏已经不许再谈这件事了,“皇伯”“皇考”的说法也还不知采取哪一种,其他追封的事情又还没有讨论,朝廷对于濮议并没有做错什么,所以御史们也只有请求早

一点儿施行“皇伯”的建议而已。中书省以为,前代有关礼仪的争论连年不决的有很多,这件事关系重大,而且皇上很谦虚,已经自己停止了讨论,不再提起,有什么过错可以被

他们拿来谈论吗?于是放在一边不再搭理他们。但是御史们一起来到中书省并扬言:“宰相最好早点儿了结这件事,不要被别人钻了空子。”皇上已经不让议论这件事了,所以虽

然有很多人来说但都没有被采纳。由于这个原因,御史们更加感到羞愧和耻辱,看形势已经不能使他们停下来了。他们本来就想通过弹劾别人因言获罪,来邀买名声,所以他们这

时的言论只求能激怒朝廷,已经无所顾忌,大肆诬陷诽谤,多次引证董宏、朱博的故事,以此来影射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毫无顾忌地对我进行丑化和诋毁。
刚开始,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由于朝廷不用他们的建议,心里已经有些不平,等到御史们有了说法,于是和他们相互呼应和配合。一些庸俗的人并不懂得礼仪,不知道圣人是很重

视无子这件事的,凡是没有儿子的,允许同宗的子弟继承家业,这是最公正的道理。不过,寻常百姓怕人知道过继儿子以及异姓领养义子的举动,都避讳提到他们的亲生父母,以

为理所当然,于是就会认为“皇伯”这样的提法是正确的。御史们既挟持两制,即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的帮助,而外面的议论又是这样,因此用言论迷惑众人,说朝廷背弃了仁宗

的恩德,要特别地加封濮王。庸俗的下层民众甚至传言,将来还要让濮王进太庙,替换仁宗的位置呢。里里外外议论纷纷,没有人可以说得明白。有识之士都知道“皇伯”的说法

是不对的,但只要有人稍微倾向于为朝廷说话,就会被骂为奸邪。太常博士孙固曾经提出让皇上称亲,他的奏章还没有递上去,御史们就相继弹劾他了。于是,有识之士都闭口不

谈此事,不愿因此惹祸。时间一长,中书省就商量,想要一起订一个折中的方案,来平息舆论。于是,他们起草了一个方案报上去,请求按照这个方案下诏说:濮安懿王是我的亲

生父亲,群臣都请求加封更高的王位,但哪有儿子给父亲封爵的道理呢?应该让中书省和门下省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礼节到这里

就为止了。就在那一年的九月,皇上看了这个方案,一点儿也没有感到为难,说:“能这样做最好,但需要禀告太后才可以实行,暂且等一等吧。”
这时,离南郊祭天的日子越来越近了,朝廷的事情很多,御史们的议论也稍微平息了一些。皇上也没有时间告诉太后,中书省就更不提及这件事了。郊礼祭天结束后,到了第二年

的正月,御史们的奏章又来了。中书就将原来写好的方案又呈送上去,请求皇上降诏。皇上说:“等我两三天内禀过太后,就可以实行了。”没想到,这天晚上,皇上忽然派遣高

居简来到曾公亮家,颁布了皇太后的手谕:“允许皇帝认濮王为亲。”又说:“濮王应该称皇,三个夫人也应该称后。”这和中书省进呈的方案大不一样,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

皇上事先也没有说过。当初中书省进呈的方案也只是请求皇上直接降诏实行,并没有一个字涉及皇太后。而皇上也只是说,需要“禀过皇太后,然后再实行”,也没有说过要请皇

太后颁布手谕啊。这几件事都不是皇上的本意,也不是中书省的本意。这天,韩琦因为祭祀正在斋戒,只有曾公亮、赵概和我在垂拱殿门的阁子内,互相看着都很惊愕,因为这件

事来得太意外了,没有人知道该做什么。于是大家就派人到斋戒的地方去找韩琦,一起来听取皇上的旨意。不一会儿韩琦就到了,来不及交谈,就一同来到大殿上。韩琦上前奏道

:“我有一个意见,不知道是否可行。”皇上说:“怎么样呢?”韩琦说:“今天太后手书中提到的三件事,称亲这件事可以奉行。而称皇、称后这两件事,请求皇上一定推辞。

再降一道诏书,只答应称亲这一件事。然后,把我们前些日子进呈的那个方案中提到的那几件事,将他的坟茔改建为陵园,在园中立一座庙,让王的子孙能按时去祭拜等写成手诏

,然后实行。”皇上很高兴,说:“很好。”于是就依照他的说法颁布手谕去实行了。刚开始,朝廷内外的人受到御史们的蛊惑,都说朝廷尊濮王是想夺仁宗的正统地位,所以人

们的情绪十分激昂,等见到手谕,实行的内容不过如此,都认为朝廷处置得很合理,再没有什么异议了,只有那些提议称“皇伯”的人仍然认为称亲不对。
这时,吕诲等人已经被贬,闭门不出,也知道形势不能阻止,于是就抓住称亲不对这一点,更加放肆地诬蔑和诽谤。他们说,韩琦串通了宦官苏利涉、高居简,把皇太后的思想搞

乱,这样才下了手谕。又专门指出,我是首先提出建议的人,要求杀了我以谢祖宗。他们将奏章送进宫中,副本就给了进奏官,让他帮助传播。吕诲等人既然想得到罪名后离开这

里,所以每次去见皇上都表现得傲慢无礼,唯恐皇上不发怒。皇上也多次下谕对中书省说,吕诲等人遇到皇上不再讲君臣之礼。然而皇上性情仁厚,不想因为濮王的事处置御史们

,所以就尽量包容他们。时间一长,发展到这一步,知道他们是不能再留下了,就这样还多次派遣宦官到家里召见他们,授予他们官职,但他们竟不出来接旨,只好让他们以原来

所任的官职到外地去赴任。濮议这件事,从中书省开始提出方案到后来称亲立庙,皇上没有说过一句如何加封的话,只是虚心地把这件事交给大臣和有关部门,只是根据他们的建

议举行了典礼。不称“皇伯”而称“皇考”,也只是中书省的提议,皇上并没有规定一定要怎样称呼。而吕诲等人多次上疏,很久都没有做出决定,大概是因为皇上认为这件事很

重大,不能轻易答复吧。而且,已经颁布手诏不准议论这件事,所以称“皇伯”还是称“皇考”,这一切都被放在一边,不再讨论了,也不是有意非要么办。皇上曾对韩琦等人说

,当年汉宣帝即位八年,才开始讨论追尊“皇考”,近来中书省的奏章为什么这么急呢?由此可见,皇上对这件事是看得很重的,不敢轻易去讨论,怎么能说是过分地追封呢?至

于说中书省不敢用“皇伯”这个称号,更是无稽之谈,他们只是遵从典故罢了。其他追封的礼数都没有来得及讨论,大概是因为“皇伯”“皇考”的称呼问题还没有定下来就把争

论停止了,所以没有来得及讨论追封的礼数,以后讨论的只是在陵园中立庙罢了。像吕诲等人多次引证汉哀帝、汉桓帝的故事,目的是要诬陷别人,也没有在讨论中谈到。刚开始

,吕诲等人决意离开朝廷,皇上屈尊挽留他们,而他们不肯留下。赵瞻这个人在他们几个人中尤其平庸低下,更加不知体统,他在别人面前扬言说:“近来皇上只不曾下拜来挽留

我罢了。”以此来自夸有德。而吕诲也对人说:“过去朝廷对于御史们所说的事十件能做三四件,让我们这些人面子上过得去,也不至于非要离去。”由此说来,朝廷在濮议这件

事上难道有什么过错吗?放逐那些御史难道是皇上的本意吗?吕诲等人的离去难道是专为了濮议这件事吗?士大夫只看到吕诲等人的诬陷之言,却不了解濮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不追究吕诲等人的用心,认为只要是因为进言被罢官就是忠臣,争相赞美他们。他们果然像吕诲等人预料的那样,因此得到了虚名,而且推荐吕诲的人也想借此博取名声。以宣扬

皇上的缺点来彰显自己的优点尚且是不行的,何况是诬蔑皇上来邀买自己的虚名呢?啊!如果吕诲这种人的心迹不败露,诬蔑和诽谤得不到澄清,那么先帝的心志也不能为后世所

了解,就是我的罪过了。所以,我要公正地写出事实,以备史官们采用。

内容简介
作为一位孤独的改革家,在中国历史上,可能没有比王安石更具争议的人了。古往今来对于他的评价有天壤之别,在变法、学问、人格各侧面均有所抵牾;同时代的苏轼、司马光更在不同时期有过褒贬不一的论断。本书系统论述了王安石的时代政局、思想成长轨迹、执政前后活动、新法内容及成败、学术与文学、家庭与交友等几个方面,作者以敏锐的学者眼光、严谨的史家笔法,引证史料著作不下百部,并以近代欧美政治为参照,透彻分析了王安石新法的成败得失;并作“考异”十九条,力图还历史烟尘中的王安石以真实面孔。
本书角独特、思想新锐、资料宏赡、论述严谨,一卷在手尽览北宋政坛、文坛的万千气象,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引人深思,启人心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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