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南方决策".pdf

毛泽东
 

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1. 独家揭秘毛泽东生前最后七年两次南巡秘闻!
2. 最详实、最准确、最接近历史真相地讲清楚了林彪集团在庐山会议被毛泽东打落尘埃,“五七一工程”败露,林彪等人仓皇出逃折戟沉沙的历史谜案,以及毛泽东在1974年选择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的接班人身份的来龙去脉和幕后秘闻。

作者简介
薛庆超
长期从事党史研究,历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领导秘书、科研部学术处处长、科研部主任助理,现任宣传教育局副局长。
同时兼任:河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北电力大学兼职教授、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理事、中共中央宣传部图书阅评员。

多次参与中央重大展览:
中央大型展览“复兴之路”展览小组成员
中央大型展览“辉煌60年——庆祝建国60周年”展览小组成员
中央大型展览“科学发展,成就辉煌——迎接党的十八大展览”领导小组办公室展览内容组副组长
中央组织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历史纪录片《信仰》撰稿组成员

薛庆超个人文集《中国现代史论》第一卷至第十卷:
第一卷《长征中的重大决策》
第二卷《从东北沦陷到东京审判》
第三卷从《战略进攻到全国解放》
第四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与巩固》
第五卷《从“文化大革命”爆发到林彪事件》
第六卷《中国外交重大突破•毛泽东“南方决策”》
第七卷《邓小平第一次主持中央工作》
第八卷《粉碎江青集团•在徘徊中前进》
第九卷《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第十卷《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薛庆超主要著作还有:
《历史转折关头的邓小平》,荣获河南省“五个一工程奖”
《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建党80周年重点图书
《革故与鼎新¬¬¬—粉碎“四人帮与拨乱反正”》
《历史的选择》
《中国改革的前奏》
《历史的见证——“文革”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执政史》第三卷,荣获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庆祝新中国建国60周年重点图书
《艰难抉择——1976年至1978年中国命运大转折》
《共和国关键时刻——1949年10月—1965年12月》
《邓小平与二十世纪的中国—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牢记历史 开创未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
《历史壮举 伟大精神—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
《科学发展 社会和谐—中共十六大以来辉煌成就》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
《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学习党的十七大六中全会精神

目录
毛泽东“南方决策”:粉碎林彪集团

引 子
第一章 老一代革命家奋起“二月抗争”
第二章 林彪集团达到鼎盛
第三章 从井冈山到毛家湾
第四章 林彪集团图谋不轨
第五章 “跃上葱茏四百旋”
第六章 《我的一点意见》影响巨大
第七章 “天才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
第八章 “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
第九章 “甩石头”, “掺沙子”, “挖墙脚”
第十章 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新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第十一章 林彪集团拟定武装政变计划
第十二章 毛泽东频频发表南巡谈话
第十三章 会见南方党政军高级干部(上)
第十三章 会见南方党政军高级干部(下)
第十五章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第十六章 林彪集团刺探毛泽东南巡情况
第十七章 林立果等密谋刺杀毛泽东
第十八章 “怎样发现林彪集团搞政变活动的?”
第十九章 林彪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上)
第二十章 林彪集团策划“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下)
第二十一章 “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
第二十二章 周恩来:任何飞机不得起飞,全国“禁空”
第二十三章 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原部长的自述
第二十四章 周恩来驾驭全局,指挥若定
第二十五章 “林彪外逃,机毁人亡是最好的结局”
第二十六章 九一三事件前后的南京军区
第二十七章 中共中央命令:逮捕王维国、陈励耘
第二十八章 清查林彪政变活动的来龙去脉
第二十九章 周恩来痛哭失声
第三十章 “折戟沉沙铁未销,蒙古大火烧林彪”
第三十一章 中国大使应对“中国政治之谜”
第三十二章 周恩来澄清林彪外逃真相
第三十三章 中央军委对林彪的最新评价


毛泽东“南方决策”: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第一章 “他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第二章 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第三章 中共十大:筹备与召开内情
第四章 毛泽东确立新的接班人
第五章 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发迹史(上)
第六章 一个“流氓无产者”的发迹史(下)
第七章 邓小平再次脱颖而出
第八章 邓小平任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第九章 江青集团制造新的内乱
第十章 一场确定“中国代表团团长”的斗争
第十一章 中国领导人首次在联合国发言
第十二章 毛泽东指着江青说:她算上海帮呢!
第十三章 毛泽东回到家乡养病
第十四章 领袖与机要秘书
第十五章 “为什么要批判《园丁之歌》?”
第十六章 “主席看了这出戏,主席说是好戏”
第十七章 历史巨人的晚年心态
第十八章 “四人帮”密谋“长沙告状”
第十九章 “邓小平任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
第二十章 周恩来抱病飞往长沙
第二十一章 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
第二十二章 南方决策得到圆满实现
第二十三章 “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
第二十四章 “远交近攻”,会见西方政治家
第二十五章 “调动一个团,把造反派从杭州饭店赶出去”
第二十六章 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江青
第二十七章 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二十八章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附录一:
中国共产党新老交替的历史经验——邓小平与新老交替
附录二:
再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跋:
追寻毛泽东,“七次下江南”

文摘
版权页:

毛泽东"南方决策"

插图:

毛泽东"南方决策"

毛泽东“南方决策”:粉碎林彪集团




引 子

历史的发展总是充满了曲折,不依人们的意志为转移。1966年爆发的“文化大革命”,打断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的要努力把中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进程。
“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总结“文化大革命”发生并持续时间之久的历史根源,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坚持改革开放,使“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永远不再发生,不仅是政治学、历史学的重要任务,也是全党全国的重要任务。
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多次进行过深入的分析和评价。
通过总结“文化大革命”的历史教训,邓小平深刻的指出:
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
《论十大关系》是好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也是好的。《1957年夏季的形势》中还说,必须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这样,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获得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家理论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两次郑州会议也开得及时。1959年上半年,是在纠正“左”的错误。庐山会议前期还讨论经济工作。彭德怀同志的信一发下来,就转变风向了。彭德怀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作为政治局委员,向政治局主席写信,也是正常的。尽管彭德怀同样也有缺点,但对彭德怀同志的处理是完全错误的。
接着就是困难时期。1961年书记处主持搞工业七十条,还搞了一个工业问题的决定。当时毛泽东同志对工业七十条很满意,很赞赏。他说,我们终究搞出一些章法来了。在这以前,还搞了农业十二条,人民公社六十条。看起来,这时候毛泽东同志还是认真纠正“左”倾错误的。他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也是好的。
可是到1962年7、8月北戴河会议,又转回去了,重提阶级斗争,提得更高了。当然,毛泽东同志在八届十中全会的讲话中说,不要因为提阶级斗争又干扰经济调整工作的进行。这是起了好的作用的。
但是,十中全会以后,他自己又去抓阶级斗争,搞“四清”了。然后就是两个文艺指示,江青那一套陆续出来了。到1964年底、1965年初讨论“四清”,不仅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提出北京有两个独立王国。
从1961年到1966年形势的发展可以看出来,调整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经济政治形势很好,社会秩序很好……
邓小平认为:“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误了我们十年时间。说深一点,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
邓小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不断纠正“左”的和右的错误之后,取得了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建国后的头8年,也就是从1949年到1957年上半年,我们的发展是健康的,政策是恰当的。1957年下半年,我们在政治上开展了反右派斗争,当时反右是必要的,但扩大化了,打击面太大了。这是错误的。接着就是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实际上违背了八大路线,这一“左”,直到1976年,时间之长,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

1966年5月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名义,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制造了全国混乱局面。
1967年2月前后,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政治局和军委的领导同志,在不同的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但被诬为“二月逆流”而受到压制和打击。朱德、陈云同志也受到错误的批判。各部门各地方的党政领导机构几乎都被夺权或改组。派人民解放军实行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是必要的,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但也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中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
“文化大革命”被说成是同修正主义路线或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这个说法根本没有事实根据,并且在一系列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上混淆了是非。“文化大革命”中被当作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批判的许多东西,实际上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社会主义原则,其中很多是毛泽东自己过去提出或支持过的。“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是非混淆必然导致敌我的混淆。“文化大革命”所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即社会主义事业的骨干力量。党内根本不存在所谓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确凿的事实证明,硬加给刘少奇的所谓“判徒”、“内奸”、“工贼”的罪名,完全是林彪、江青等人的诬陷。八届十二中全会对刘少奇所作的政治结论和组织处理,是完全错误的。“文化大革命”对所谓“反动学术权威”的批判,使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遭到打击和迫害,也严重地混淆了敌我。



第一章
老一代革命家奋起“二月抗争”
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则是一场“十年内乱”。在1966年至1976年期间,曾经被宣扬为“一场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这场所谓的“史无前例的政治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
首当其冲的是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中共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了廖沫沙,被打成“三家村”。
接着,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提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
随着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运动的“步步深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陶铸、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彭德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贺龙等等党政军领导人和各方面的领导干部,相继被打倒,撤销了一切领导职务。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局面,使老一代革命家寝食不安。当上自国家主席、元帅将军,下至车间主任、劳动模范,一个一个被打倒的时候,以毕生心血和智慧来铸造人民共和国大厦的老一代革命家,再也不能容忍这种混乱局面。
有一天,叶剑英以激愤的心情,挥笔填写了一首《虞美人》的词:
串联炮打何时了?
官罢知多少!
赫赫沙场旧威风,
顶住青年小将几回冲!

严关过尽艰难在,
思想幡然改。
全心全意一为公,
共产宏图大道正朝东。”

叶剑英曾经以此词赠给陈毅,互相勉慰。
陈毅读后,大加赞赏,连连称赞:“绝妙好词”!
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问题上,陈毅和叶剑英的心是相通的,他们的思想和立场是一致的。
1966年11月13日和29日,中央军委副主席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军队院校和文体单位来京人员大会上,批评“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的种种极端做法。他们说: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发展下去非常令人担心。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不久,陈毅、叶剑英等人的讲话即被江青等人指责为“镇压群众”,加以批判。
1967年1月19日和20日,中央军委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军委扩大会议。与会的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徐向前等中央军委负责同志,同江青集团提出的要在军队搞大民主、妄图搞乱军队的阴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叶剑英拍案痛斥“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任意揪斗军队高级干部的行为,盛怒之下,把右手掌骨震裂。史称“大闹京西宾馆”。
1967年2月11日和1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委员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中央领导同志,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怒不可遏,终于拍案而起,面折廷争,围绕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党的领导,应不应将老干部统统打倒,要不要稳定军队等重大原则问题,与陈伯达、康生、张春桥等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当面怒斥陈伯达、康生和“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种种倒行逆施,成为轰动一时的“大闹怀仁堂事件”。
在2月11日下午的中央政治局碰头会上,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站起来拍着桌子,气愤地责问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人,说:“你们把党搞乱了,把政府搞乱了,把工厂、农村搞乱了,你们还嫌不够,还一定要把军队搞乱。这样搞,你们想干什么?”
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激愤地拍着桌子说:“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支柱,你们这样把军队乱下去,还要不要支柱?难道我们这些人都不行啦?要蒯大富这类人来指挥军队吗?”
叶剑英还质问他们:“上海夺权,改名为上海公社,这样大的问题,涉及国家体制,不经政治局讨论,就擅自改变名称,又是想干什么?”他嘲讽陈伯达说:“我们不看书,不看报,也不懂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请你解释一下,什么是巴黎公社的原则?革命,能没有党的领导吗?能不要军队吗?”会后,陈毅对叶剑英说:“剑公,你真勇敢!”
中央军委副主席聂荣臻说:你们把干部子弟和许多青少年说成是“联动”(即“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成员,反动保守分子,进行打击迫害,纵容另一些不明真相的青年人批斗他们,有的还关押起来,这种“不教而诛”的做法是极其错误的!你们不能为了要打倒老子,就揪斗孩子,株连家属。残酷迫害老干部,搞落井下石,这就是不安好心!
2月16日下午,继续举行中央政治局碰头会。在这次会上,斗争更加激烈,即所谓“大闹怀仁堂”。散会后,张春桥、姚文元立即向江青汇报,并于当晚整理出《2月16日怀仁堂会议》的记录,由江青安排,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当谭震林同志提出要张春桥同志保陈丕显,张说,我们回去同群众商量一下,谭震林同志打断了话,大发雷霆,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
‘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你们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把老干部都打光。老干部一个一个被整,四十年的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蒯大富,是什么东西?就是个反革命!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
‘这一次,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
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就是当着我的面讲的!(谢富治同志插话说:江青同志和小组同志多次保谭震林同志,从来没有说过什么‘反革命’。)我就是不要她保!我是为党工作,不是为她一个人工作!’
谭站起来,拿文件,穿衣服便走,要退出会场,说:
‘让你们这些人干吧,我不干了!’
‘砍脑袋,坐监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陈毅同志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
接着他又说: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
在延安,……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总理不是挨整吗?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
陈毅同志还说:斯大林不是把权交给赫鲁晓夫搞修正主义了吗?……
“余秋里同志拍桌子发言: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
“谭震林同志说:
‘我从来没有哭过,现在哭过三次。哭都没有地方哭,又有秘书,又有孩子。’”
“李先念同志又说,‘我也哭过几次。’”
“谭震林同志说,‘我从井冈山,到现在,你们检查一下,哪里有一点反毛主席。’”
汇报材料反映会议情况时还写道,当谢富治说,不要从个人出发,要从全局出发时,谭震林同志说:“我不是为自己,是为整个的老干部!是为整个党!”
“李先念同志说:‘就是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在汇报过程中,据当时在场的人回忆,当汇报谭震林等人的发言内容时,毛泽东开始只是笑笑,没说什么,似乎对老同志发发牢骚并不在意。
当听到陈毅在发言中涉及到延安整风运动的内容时,毛泽东神态严肃,变了脸色,说:难道延安整风也错了吗?还要请王明他们回来吗?
于是,毛泽东开始把这件事作为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看待。

此后,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前后一系列会议上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抗争,被称为“二月逆流”,长期受到批判。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为“二月逆流”问题平反。
1981年3月18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所谓‘二月逆流’,不是逆流,是正流嘛,是同林彪、‘四人帮’的反复斗争嘛。



第二章
林彪集团达到鼎盛
江青集团通过“文化大革命”,在全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搞乱了党组织,搞乱了军队,搞乱了国家,引起了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强烈不满。1967年2月,7位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为了反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奋起进行坚决斗争。为了捍卫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原则,反对内乱,“大闹京西宾馆”“大闹怀仁堂”,怒斥江青集团的种种倒行逆施,要求坚持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持军队的稳定。他们坚持党的原则的正义行动,被诬蔑为“二月逆流”,受到错误的批判。“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完全取代了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在此之前已被迫停止活动)。
经过将近三年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1969年4月2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共1512人,代表党员2200万人。毛泽东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林彪为副主席,周恩来为秘书长。
林彪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大会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
在新党章中,破天荒地写上了关于确立林彪“接班人”地位的一段话:“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
中共九大在选举中国共产党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时,林彪集团、江青集团的一批骨干和追随者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许多著名的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久经考验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干部却被排除在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之外。
在大会选出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中,原第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3人,仅占第九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9%。
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林彪当选为副主席。
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
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部进入中央政治局。
江青集团的主要成员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也都进入中央政治局。
这就进一步加强了林彪集团和江青集团在中共中央的地位,使得林彪集团篡党夺权的野心急剧膨胀,直至密谋策划发动武装政变;使得江青集团继续祸国殃民。
中共中央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党的九大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党中央的地位。九大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指导方针都是错误的。
中共九大,是林彪集团“上升”的顶峰。
“物极必反。”历史的辩证法冷峻无情。
随后,林彪集团就逐渐从“上升”的顶峰跌落下来。

“文化大革命”这一特殊时期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给历史留下了诸多反思,给老一代革命家留下了诸多刻骨铭心的屈辱和记忆。
当时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徐向前回忆说:
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党的“九大”开幕。首先引人注目的,就是大会主席团的座位排列。主席台上,右边全是“二月逆流”的成员,左边全是中央文革和中央“碰头会”的成员。这种泾渭分明的精心安排,显然是为了说明我们是“右派”,他们是“左派”。会议的议程有三项:(一)林彪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二)修改中国共产党章程;(三)选举党的中央委员会。林彪的政治报告,说“二月逆流”是“党内最大的一次反党活动”,“为刘邓翻案”,“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的反党夺权阴谋”等,真是杀气腾腾,誓不两立。在分组讨论政治报告时,即转为批判“二月逆流”。上海组的代表是带着预先准备好的材料来的,围攻陈毅同志。朱德同志那个组,逼他作检讨。我在军队组,又遭受批判。
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气氛下,我们这些人,能不能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已成问题。毛泽尔同志觉察到这一点,出面做工作。他在十一日的大组召集人会议上,回顾了党的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注意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不要打击面过宽,搞扩大化。还讲了“右派”,也能进中央委员会,主张这些老同志应继续当选。
但在选举时,林彪、江青一伙又玩了鬼把戏。他们采取各种组分配票数,指定人投票的办法,对付“二月逆流”的人,票数控制在不超过半数太多的范围,既让你当选,又让你难堪。这种肆意践踏党内民主,侵犯党代表民主权利,操纵党代表大会的恶劣手段,充分说明他们是一伙地地道道的野心家、阴谋家。选举中共一千五百名代表的投票,我得票最少,仅八百零八票,其他老同志多些,但也多不了多少。事后,我说笑话:这次会议我得了“五个鸡蛋(808票)。”
党的“九大”是林彪、江青等人进一步篡党夺权的一个胜利,同时又是一个暴露。中央常委五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林彪是一伙超过半数。中央政治局委员二十一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董必武、叶剑英、李先念、刘伯承、陈锡联、许世友;林彪、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谢富治。林彪、江青一伙占十二人,亦超过半数。“九大”通过的党章规定林彪为法定接班人。
这些,都在组织上加强了、巩固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地位,难道不是他们的胜利吗?的确是胜利。但是,他们不择手段取得的这种胜利,本身就是暴露。特别是林彪在闭幕式的讲话中,大讲贺龙“迫害”他,还流了眼泪,然而却举不出任何迫害的事实来。他的表演,使许多同志不仅反感,而且心里打了问号。他们的胜利是暂的,失败是必然的、永久的。

在中共九大上,林彪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总参谋长黄永胜、副总参谋长兼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军委办事组成员叶群、副总参谋长兼海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均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分别担任军队的重要职务。
但是,毛泽东在中共九大上,又提拔了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提拔了红四方面军出身的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安徽省军区司令员和某军军长李德生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后看,毛泽东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对于林彪集团起到一种制衡的作用。
中共“九大”前后,1969年3月5日至10月18日,毛泽东、周恩来委托陈毅牵头,成立了一个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组成的“国际形势研究组”,座谈分析国际形势,就重大国际问题向中央提出战略性意见。
这一重任,表示了毛泽东在一些国际性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对陈毅等老同志的信任。
在“老帅座谈会”开始之前,中苏关系急剧恶化,由过去的“论战”、“文斗”演变为武装冲突。1969年3月2日,苏联军队向中国领土珍宝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突然袭击,开枪打死打伤中国边防战士多人,制造了“珍宝岛事件”。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自卫还击,给入侵者以迎头痛击。
就在“老帅座谈会”开始的时候,苏联军方正在调兵遣将,策划更大的军事行动。1969年3月4日至12日,苏联军队和军用飞机,连续入侵中国珍宝岛地区。3月15日和17日,苏联军队以飞机掩护,出动坦克、装甲车向珍宝岛上的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均被中国军队击退。

内容简介
“文革”最后七年,也是毛泽东人生的最后七年,他两次在南方做出重要决策,两次改变了中国的命运和历史走向。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史称第三次“庐山会议”,林彪突然提出“要讲点意见”,抛出“天才论”,坚持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毛泽东随后发表《我的一点意见》,点名批评陈伯达,称“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
随后的1971年,毛泽东南巡,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特别是武汉军区、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和政治委员等,发表一系列“南巡谈话”,做出粉碎林彪集团的“南方决策”。
林彪集团在北京策划“571工程”阴谋败露,随后林彪一家仓皇出逃,于蒙古国温都尔汗折戟沉沙。
本书运用历史亲历者的回忆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集团的审判记录等原始材料,回答了国内外有关“九一三事件”的种种“传说”,恢复了历史本来面目。

1974年7月至1975年春天,毛泽东先后在武汉、长沙、杭州休养、治病、工作270天。在此期间,毛泽东做出由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南方决策”,事实上用邓小平取代了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
本书作者数十次沿着毛泽东这一期间的行动轨迹,进行实地调研,独家披露了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离开北京270天的来龙去脉、所行所思和重大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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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南方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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