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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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1.以亲身经历阐述普通人在“文革”末期、结束初期的各方面生活,即使对“文革”一无了解也能从中领略常人的酸甜苦辣。
2.1976年纪念周恩来的“四五运动”领袖赵世坚第一次披露事情的全过程,惊心动魄而又妙趣横生。
3.会玩儿的作者展示了那个时代他是如何的“游戏人生”,对比现在功利的大学、大学生,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
大踏,本名赵世坚,另有阿坚等笔名。诗人、作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曾为中学教师、报纸编辑,多年专事旅行与写作。著有《美人册》《携酒万里行》《正在上道》等。

目录
序 大踏 陈嘉映

001 匪甲也上花名册
004 我被称为“小布衫”
009 好胜心作怪,我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014 傻不是罪
020 还我战友,还我花圈
025 亮出我的青春大白嗓
029 去联合指挥部的红楼谈判
034 玩大了就不好玩了
040 外面的世界真精彩,除了上班都愉快
050 每天的晚饭都当成“最后的晚餐”
058 古有“苦肉计”,我玩的是“苦脸计”
063 我觉得唐山大地震与我无关
067 我的骨头实在缺钙
070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
075 最高领导成了“反革命”,我不用废话地成了好人 082 1978年,父亲摆席接我回家
089 工友陈嘉曜把我带进月坛帮
098 落第的感觉相当于失恋
102 校园里的“四五英雄”比较操蛋
110 学子固穷,却美事多端
116 大学像春天丰腴的土壤,顽劣、痞赖也因势生长 122 月坛帮扩大成黑山扈帮
128 大学的生活很疯狂
135 客入黑山扈,常携新醉离
145 校园竞选,我把自己看走眼了

153 尾声 1976——我的好运年
157 跋 1976年以后我才活开

序言
序 大踏

陈嘉映



那一年,好友刘建住进肿瘤医院,我们几个好友轮班看护。这一夜,我和大踏交接班。病房外走廊里,靠窗,夏末,两人谈起写作,争论起来,记忆中,是第一次听大踏正面反对我的看法。我喜欢简洁讲究的文字,像海明威说的那样,站着写,落笔会比较节省,然后悠悠在摇椅上把可删的一字一字删去。甚至像贺拉斯提倡的那样,文字落成,放上九年再考虑示人。大踏不以为然:写作像生活一样,贵在原生态,当下写成啥样就让它啥样,否则有作假之嫌。
忽忽三十年过去了,他还是他那主张,我还是我那主张。只不过,那时候,我认为自己是对的,他是错的,而今我更愿说,各有各的道理。倒不是和稀泥,是因为我们各自的主张都不是孤零零的主张,这里的分歧连着很多其他不同。比如,大踏一身本事,走南闯北,富感知,高才情;我呢,好读书,差不多是在书里讨生活,坐在书房里写论文——想象不出大踏那种风格怎么写得出论文。大踏是作家,但我有时把他看作“半作家”,他的写作跟他怎么生活连得很紧,你觉得他写出来的东西有意思没意思,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你看他那种生活内容有意思没意思。大多数作家,典型的作家,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几乎不知道莎士比亚或曹雪芹怎么过日子,甚至有人怀疑根本没有其人。身边人里,例如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也很难从他的写作中看到他怎么过日子。大踏和我关于怎样写作的争论编织在两种不同的生活里,编织在对生活的不同总体态度里;这些不同,复又编织在让这些相异之处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如果不是共处在这个息息相关的共同世界里,还有什么可争?但要从怎样写作一直聊到他和我的共同世界,那得聊到什么时候?
那时候,我们两个差不多谁都没发表过任何东西。后来,两人七七八八各自不知发表了多少文字,各自把关于写作的主张体现到自己的写作中。我仍然坚持他错把原生态等同于写作随意,但我也不得不承认,大踏走出了自己的路,如果他转而采纳我的主张,我们就读不到这许多大踏风的文和诗了。大踏有一双独特的眼睛,他固执地使用这双眼睛看待世界,于是,三十年来,他笔下出现了一个独特的世界。无法三言两语概括这个世界的独特之处,非要简言之,我会说,那是一个被解构了的世界。我不是因为“解构”时髦选了这个词(何况这个词现在恐怕也不那么时髦了),大踏原是咱们中国最早开创解构之风的作家,只因为他一上来就解构得相当彻底,把自己也一道解构掉了,所以不曾以解构先行者的身份暴得大名。1976年,他碰巧领头冲了天安门广场上的公安部小楼,两年后,官方追认他们是天安门英雄,他又是那批英雄里有才有样的,一时间,赞誉崇拜蜂拥而来,可他认准了不走阳关大道,他要走他自己的路。“走自己的路”这话说的人多,真这么走的人少。是条什么路呢?这条路曲曲折折,不大说得准,好在他一路走,一路哼唱,算是一路留下了标记。他自己说得最到位:“跟时代抬杠”,用“小折腾小反抗小颓废”抬杠。大家发财,他偏要受穷,大家成功,他偏要落魄,大家健身体检,他偏喝大酒吃大排档——好在他那身子骨儿硬朗,几十年还没折腾零碎。常听知道或不知道大踏的人说:能几十年把抬杠坚持到底,这本身就是个成就。
英雄都得扛点儿什么,我们却也不会因为扛着扛着就成了英雄。有真钞,才有假钞,满街成名竖子,还伪啥英雄?大踏及其同伙儿,倒有点儿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嘲世派(通译“犬儒主义”),它们拒绝一般认作文明上进的东西,拒绝兢兢业业、守规矩、奢侈荣华,自愿忍受贫穷、脏乱差、身体的痛苦。他们不是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他们只是在笼统的却也轻微的意义上是“反社会”的——社会是组织起来的,而他们反感任何组织起来的、正式的东西,认为只有通过个人的任性才能获得心灵的提升。
的确,在我看来,大踏倒不是对咱们的社会怀有敌意,我不记得大踏对任何东西“怀有敌意”,他拒斥,或干脆不经心眼。人凭借财产分出等级,或凭借什么别的,例如产地、父母的官位、知名度,乃至凭借劳绩,这些等级在大踏那里都拉平了。也有他佩服的、崇敬的,新近尤其崇敬“有信仰者”,在一首长诗里,他提到苏联流放地的老东正教徒、同治年间的扎合忍耶教派、佛陀、穆罕默德、耶稣、巴哈欧拉、刘胡兰、黄继光。他自己不是信仰者,也不为自己不是感到苦恼,他仍然高高兴兴过他喝大酒的生活,时不时把喝大酒也拔高成一种信仰——我因此觉得他崇敬信仰者是否有点儿拉他们来为自己辩护的意思。
大踏写的东西,大半我都读过,好看,受益,也有不满乃至不快。大踏的生活和写作,几十年来,我都深有质疑。他很早就在自己的写作中洗去煽情和矫情,但他刻意保持的那种抬杠者姿态,是不是也有点儿挺着板着矫情着?的确,这里那里,我会觉得他写到得意处,颇有点儿自鸣得意,而我个人一向把自鸣得意看作写作的或写作者的一个致命缺陷。呵呵,说到这里,恐怕我又要与大踏争论一番,此处且按下不表,毕竟,他近期的写作没有这种东西了。而且,对我个人而言的一重重要意义在于,大踏这个人,他的写作,不断把我带向自我质疑,质疑我自己的生活和写作。不久前,我们共同的老朋友梁和平在病床上说,不管我们是否赞同大踏,他始终是让我们审视自己的一面镜子。
以大踏这样一种独特的视角来写1976年这样一个独特的年份,读来都会受益,对那一年不知情的,会由此知道很多,从那一年生活过来的,会重新去思考关于那一年的一些成见。这是一本纪实书,书的扉页上说:“我写它的原因,是重回我个人的那段历史。因为好玩,弄假了就对不起自己了,所以要求真,即便写得有误,也是记忆的责任而无关良心。”这我信,实际上,大踏一路解构高调的东西,本来就有求真之意。不过,读者诸君不可指望历史学家的严谨。记忆弄人,这在心理学上是在论的,大踏写回忆期间也做些查证,但认真比我尚不如,较历史学家所悬的标准更差得很远。要是回到本文一开头说到的真实与原生态,那我会说,这里呈现的是写作时的原生态,而不是事情发生时的原生态。我是1978年认识大踏的,此前的事是否写得真实我不知道,此后的事情,我发现了一些失实之处;而且总体上,我猜想,大踏多多少少把他后来发展出来的生活态度投射到1976年了。大踏说他写这书写得好玩,善哉,祝诸君阅读愉快!
2013.3

文摘
版权页:

没有英雄的时代,我只想做一个人

好胜心作怪,我爬上纪念碑的浮雕

从3月底至4月初,我每天上班前必在广场上转一圈,下班后更是在广场的花圈丛林中且转悠呢,我仔细瞧广场上的人,觉得实在有点好玩。照说清明节前后,悼念死者,尤其是对周总理的追思,人们的表情应该肃穆端庄甚至压抑,可我发现大多数人的脸上洋溢着兴奋、复仇、解放甚至欢快的表情。有的悼词或挽联写得相当工整,不逊贾谊;有的婉转深邃,直追嵇康。但更多的义愤露骨,如同社论,不怎么好玩。各种各样的花圈,甚至还有成吨重的金属做的,纪念碑周围的柏丛上也全部系满纸花绢花,广场上是花的森林、诗词的海洋。
更有不同层次的演讲。谁都可以找个高处如台阶、灯杆爬上去,或即兴成章,或照纸喊念。虽没指名道姓,有的话也太大胆了!但往往这种直接的、口号式的宣讲能博得大家起哄般的欢呼。我就像在一个朗诵、相声的博览会上,看看这个不好再走几步换一个小场,听听哪个有劲就帮着叫好。一般下午到天黑最热闹,不少人提前下班都来此“加班”。在这个世界最大的广场上,有花圈、诗词、纪念碑做背景道具,同时上演着几百台戏。差不多所有戏的表面主题都是悼念周总理,而深意则有人们对现实的极端不满,对一小撮人的愤慨。有趣的是,你以为你是来看戏的,但你看着看着听着听着也被触动,想起他妈的这次工资没给我涨,或想起单位操蛋的领导,或想起女朋友吹了是嫌我太穷,或想起看了几本外国小说就被点名批判,或想起妈的每月才供给半斤油根本不够,或想起他们尽骗人外国哪像他们说的那么不好,或想起老家的农村父兄越过越苦或想起……于是也大声抱怨几句,没想到旁边的人们让你再讲讲,于是你怒口再张,也成了这千百出戏中的一个角儿。广场上全是戏,人人连看带参与。
大部分演讲都是以周总理当个由头,然后直接诉苦,婉转批骂。也不是没有人流泪,也不是没有人切齿,但我敢说这些广大的普通百姓跟周恩来或者一小撮“男鬼女妖”的关系极远——对自身生活的极度不满才使人们把怨愤发泄在领导层的坏人身上,把悲伤系在对一个故人的悼念上。通过个别人的演讲、少数人的诗词,我确实看到了潜藏的民主精英、文学精英。大广场上,有人在玩革命,有人在玩文艺,广大老百姓都是跟着玩热闹的——这是连续几天的节日呀,最高潮的时刻是4月5日——它已不是清明节所能概括:不是清冷,而是热闹,不仅明亮,而且晃眼。
4月5日早上6点多我又在长安街的1路中山公园站下了车,去广场转一圈。突见一夜之间,广场的几万个花圈荡然无存,连柏丛上扎的小白花也不见了,纪念碑上干净冷清,围了一层工人民兵和两层士兵。人们传递消息:昨夜动用了公安和工人民兵清场,运走了所有花圈,驱赶群众并抓走了一些人,军人作为二线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和中山公园中待命后援;大部分花圈拉到郊外烧了,少部分花圈可能在人民大会堂的地下室里,被抓的人关在旁边的红楼中。不少人质问警戒的军人甚至讽骂他们,对方不语,只是挽成人墙不让群众靠近纪念碑。
我决定当天上班迟到一两个小时,大约早晨7点多,一队中学生扛着一个普通的花圈近前却被阻住,群众开始起哄、呼喊、冲挤,军人的人墙一下就破了。人们欢呼着、簇拥着那个唯一的花圈涌上了纪念碑的台阶。我看见那些士兵,整好队撤向小楼方向。
那花圈很普通,摆在浮雕前很不显眼。有人喊:放到浮雕上面去。浮雕顶的平台距地面有两三米高,根本举不上去。我就用攀岩的动作,连勾扒带悬体援撑,爬到了浮雕顶的平台,又哈腰接住底下人递上的花圈。花圈摆正后,底下一片掌声、欢呼声,此时不少相机冲着花圈以及鄙人嚓嚓直响。我当时有些提刀四顾、踌躇满志的感觉,但也意识到这回风头出大了,肯定被“雷子”拍下来了。不过我还从没站到过纪念碑的半腰上,在这里看天安门似乎并不那么大,而底下的人群都变小了。略愧的是,刚才攀爬时,不得已我一只脚踩在了浮雕中烈士像的肩上。
上去容易下来难,一是看不见下面的落脚点,二是有倒锥度,我手着平台的沿儿,腿脚在半空打晃,自然有大家的手接住了我。
有人又开始在纪念碑的基台上演讲,口气猛于以前,但仍没有直点人名。这时有一个穿便服的人很强硬地干涉,说:清理花圈是市委的指示;清明节是鬼节,要反迷信;你们受了坏人的骗;马上离开。这人30岁左右,面目端正,他左右还有几个人跟护着。人群中有人喊:打丫的!于是真有人揪打他,但都没有下狠手,他被随从护着撤出了纪念碑。
我觉得我该去上班了。这几天工厂盯得也紧,一律不准请假,晚去一两个小时工友还能替我搪塞。再就是我刚才在纪念碑半腰上“亮相”也太过分了,多半是被人拍了照,真要被抓起来也挺讨厌的——传说这几天抓了好几十人呢,公安局里可是不好玩的。
可是我真舍不得走呵,好戏才开场,哥们儿刚刚进入角色,加上好胜心又敦促我:你想当逃兵吗?跌份儿!侥幸心提醒我:哪儿就那么轻易轮到抓你!这天早上我穿的是一件劳动布的干净工作服,很肥的制服裤,高帮白回力球鞋。就算他们拍了我,我若去换一件衣服再潜回广场,并且不再出风头而纯是看热闹,不就安全了吗?我决定去虎坊桥一带的工友张凯来家乔装一下,我有他家的钥匙。

内容简介
作者在书中详细记述了自己在“四五运动”这一曾经影响中国发展方向的事件中,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英雄”道路的,以及如何在事后人性的对待国家机器的审讯,保持了一个普通人的本性。除此之外,大踏在全文贯彻了一种看清生活目标后的“游戏人生”态度。他会玩儿,懂得如何玩儿,文稿透露出现在社会极其稀缺的洒脱,让人读来有酣畅淋漓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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