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美国政客的嘴脸.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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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就业有保障、生命安全无虞、经济稳定发展?
这是所有的美国政客向美国民众承诺的美好生活。
事实真的如此吗?
本书用无可争辩的数据和事实披露美国政客甜言蜜语、伪善外表下的巨大阴谋。

名人推荐
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教育先进,是所有其他国家所不能及的。就拿我们中国来说,每年有多少人把中国国籍注销,换成美国的?如俏江南的张兰在中国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却悄无声息的把中国籍注销,跑国外去了。美国为什么这么强大?美国人又是怎么看待美国的强大的?
这两个问题在《看美国政客的嘴脸》里可以找到答案。在书中,作者从卡尔·马克思与亚当·斯密对资本主义的缺陷开始,讲美国的经济和政治。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有一个很大的缺陷,即供求关系规律对雇主有利。雇主可以在能造成大量失业率的经济体系中运营,因为这样就降低了“劳动力成本”——也就是,雇主需要付给劳动者的工资,以诱使他们为他工作。这
种制度的最坏的影响是把劳动者——毕竟,他们是有自己的需求和情感的人——变成了商品,变成了能够买卖、对雇主来说或贵或贱的劳动力载体。那些支持雇主多于支持雇员的政党,就会为特权阶级寻求增加失业率的政策。很多美国人,或者是富有的美国人认为,共和党代表经济增长,而民主党阻碍经济发展,会导致衰退。而事实是,在美国,从1900年到2008年(小布什执政最后一年)共和党带来的失业率净累积增加27.3%,民主党执政时的失业率减少26.5%。除此之外,作者还从失业周期、自杀率、谋杀率、税收等多种角度,详细地对比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统治时的数据,结果发现,都是共和党在不断增加所有这些数据,而民主党在不断等量缩小这些数据。从中,作者得出一个结论,共和党在用美国民众的生命和终身幸福换取经济的高增长,而民主党则用经济的缓慢发展来保证美国民众的生命和幸福。
基本上所有人都会把经济、军事等作为标准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大,同样,用这个标准衡量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无疑共和党是成功的,民主党是失败的,而对于美国民众来说,在这里用科学、真实的数据来说话,失败的民主党反而是成功的。在美国,冷静理智的学者认为,相比共和党在经济方面的成功(他们在军事方面也很成功,以至于为美国带来的9·11事件),失败的民主党是成功的,以此类推,失败的民主党政府是成功的。
政府的失败就是最大的成功?多不可思议的结论,然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事实就是如此。这对于广大中国民众来说,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此时此刻,看着逐年增加的经济增长率,看着一直高企不下的房价,看着似乎跌进无底洞的股市K线,看着刚毕业就失业的大学生,看着因强行拆迁而流离失所的人,看着携妻带子毫不留恋出国的有钱人,我们必须反思。以经济的发展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国家无疑是成功的,但像睿智的美国学者一样换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还能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很成功,我们很幸福,我们很强大吗?
就像我们羡慕美国人一样,美国人也在羡慕欧洲人,因为在欧洲有些国家,失业率、自杀率、谋杀率非常低,那里的人生活很幸福。国家的真正强大源于普通民众的自尊和幸福,而政府最大的失败就是成功!

媒体推荐
这本书通过自杀率和谋杀率的变化,为中国读者勾勒出一个真实的美国。
——腾讯网友
纯粹的就事论事,披露了很多美国政客花言巧语下的欺骗和残忍,为真正为民众思考的民主党正名,给美国下了一个较为公正客观的评价,值得一读。
——新浪网友

作者简介
詹姆斯·吉利根,美国知名精神学专家和作者,现任职于在纽约大学精神病学系,女权主义者、伦理学家卡罗尔·吉利根的丈夫。曾是在马萨诸塞州监狱系统担任心理健康专家,在任期间为解决高自杀率问题做出了很大成绩。他利用自己在美国监狱系统工作25年积累的经验,著有以反对暴力为主题的知名系列丛书,描述暴力行为背后的动机和原因。
卢纪伟,毕业于黑龙江大学西语学院英语专业,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取得硕士学位,主修英汉笔译。热爱翻译工作,有多年的翻译实践经验,尤擅长时政、文化类作品的翻译。

目录
第一章 生与死的问题
剂量越高,反应越大:风险性因素与保护性因素
为什么至今才注意到这些相关性?
第二章 你是什么类型的人?
第三章 没有什么像失败那样成功
不平等、失业和衰退
为什么是总统?为什么不是国会?
为什么共和党赢得选举?
如何(以及为什么)提高暴力水平?
自杀政治学
第四章 都是因为耻辱
耻感伦理与罪感伦理
耻感和荣誉文化与罪感文化
耻辱驱使型人格与心怀愧疚型人格
第五章 谁愿意成为冗余者?
第六章 红州、蓝州:荣誉与愧疚
红州和蓝州的暴力模式
作为羞耻和暴力亚文化的监狱
结论 谜底已经揭开:将要采取什么办法?
对未来美国政治的影响
如何看待政治?
监狱能降低致命暴力率吗?
朱利安尼是唯一吗?
是总统还是政党?
附录A 数据的准确度和完整度如何?
附录B 表格与图表
参考书目

序言
从一个新奇的角度了解美国政治
美国是当今世界第一强国,这点没有人质疑。美国人思想的开放也是人所皆知,所以,他们对任何事物的研究都是五花八门、角度新奇,而且还特别重视数据,有时会让人颇感意外。比如放在我们眼前的这本引进版图书《看美国政客的嘴脸》。从书名上看,我们一定以为这本书是描写美国政客相互斗争的场景的,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这是一部描写美国政党与犯罪率关系的书。
本书的作者詹姆斯·吉利根是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临床教授,对心理健康和暴力预防颇有研究。
那么,这位大教授的研究跟美国共和党、民主党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研究的谋杀率和自杀率又跟这二党的政策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从中能看出哪个党的政策更好吗?
我们中国有句名言:“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这位仁兄研究了1900年到2007年间一个多世纪的自杀率和谋杀率的数据,居然发现了惊人的结论:“政党和致命暴力率的相关性非常明显。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时,自杀率和谋杀率增加,而在民主党当政时减少,数量和持续性也是如此。”
作者在书中解答了“为什么暴力死亡率在共和党统治时增加,而在民主党统治时减少这个谜”。
说实话,我们中国人也许是世界上最喜欢茶余饭后谈论政治的,尤其是对美国的关心好像都超越了对自己的关心,但是我们真正对美国的深入了解又十分有限。比如我吧,就一直没搞清楚美国共和、民主二党都代表谁,他们的执政理念有何区别。
这本书虽不代表出版者的观点和视角,但是,詹姆斯·吉利根新奇的描述和结论会给我们中国读者打开一扇了解美国政客的窗子,也让我们想解了的美国更加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眼前。
成君忆
2013年3月20日
引言
谋杀之谜
本书阐述了一个谋杀之谜,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系列关于谋杀的谜,也包括“自我谋杀”或者叫自杀。本书一开始,两个尚无人解答的问题引起了这一系列我试图揭开的谜。第一个谜是,为什么谋杀率和自杀率趋向于一起增加和减少(它们确实是这样)—而我们一般认为犯谋杀罪的人与自杀的人大相径庭(尽管他们并非总是如此,但多数情况下是这样)?第二个谜是,在某一短暂的时间段内,构成人口的芸芸众生中间不可能发生这么显著的变化,为什么人口中的谋杀率和自杀率波动还如此巨大—有时增加一倍多,有时减少到不到一半?
身为精神病学家,我曾经作为医生,对监狱里的杀人犯进行研究,也对与自杀冲动作斗争的特等病人(Private Patient)进行研究。我的问题并不是“谁谋杀了人”,也不是问在自杀情况下谁被引诱或者试图自杀(那个谜已经解开),而是“为什么”?有一段时间谋杀和自杀比率急剧上升,有人请我去解决马萨诸塞州监狱暴力蔓延问题。做这件事时,我发现人为能够控制暴力蔓延。
但是,出乎意料,我竟然发现了另一类(暴力)的蔓延。有些人对暴力的原因和预防感兴趣,而我则一直关注某一年到下一年美国和全世界报道的谋杀率和自杀率。我发现,某个时间段,这些比率急剧上升;其他时间段,等量急剧下降。自1900年以来,美国的谋杀和自杀比率都是按年度来通报的。谋杀率和自杀率趋向于一起上升和下降,对这一事实我分外好奇。这表明造成其中一个上升的任何因素可能也造成另一个上升。但是,我的注意力也被看起来像是山顶和山谷的模式吸引。我查询了从1900年到2007年间一个多世纪的自杀率和谋杀率(最后一年是可比数据),发现这些形式的致命暴力出现三次大规模的、猛然的、持久的上升和下降。它们达到了顶点,随后就是等量急剧下降。上升和下降是急剧并且连续的(也就是说,它们持续几年没有中断;然后,比率在异乎寻常的高范围或者是低范围波动,持续好几年或者几十年)。这样,这些死亡率的图表看起来像是众多山峰或者是夹杂着山谷的山脉的剖面。事实上,这条山脉和山谷的区别非常大—山峰有时候是山谷的两倍高—这让我明白,我所看到的是一幅致命暴力蔓延的地图,中间有些时间段回归到趋于“正常”的比率,有些时候达到蔓延比率。
对于这些蔓延,我困惑了好几年,一直找不到有关其原因的蛛丝马迹。突然有一天,我注意到三次致命暴力蔓延与总统选举周期呼应。具体而言就是,共和党人一当总统,自杀率和谋杀率都开始上升到蔓延水平,并且在共和党人入主白宫的整个时期内一直保持在这一范围。在共和党人第一年或者是前几年执政期间,自杀率和谋杀率就开始上升;在他们当政的最后一年或者几年达到顶点。民主党执政之前,谋杀率和自杀率不会转向,不会下降到蔓延水平以下;而在新一届民主党政府执政第一年或者前两年,就开始下降,到了民主党总统任职的最后一年或者几年,比率通常达到最低点。我对这些年度变化进行数据分析,发现在所有三种情况下—自杀、谋杀以及总致命暴力(意思是自杀率和谋杀率加在一起)—从数据方面来看,政党和致命暴力率的相关性非常明显。共和党人入主白宫时,自杀率和谋杀率增加,而在民主党政府统治时减少,数量和持续性也是如此,这不能仅仅归因于巧合。
我的第一个念头是:这怎么可能呢?毫无疑问,这不能那么简单,当然也不会那么简单。总统所在政党的政治标签使暴力死亡率上升或者下降,不可能这么简单。如果政党和暴力死亡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而非偶然的相关性,那么几乎不言而喻,这种因果关系必定置身于两个政党的政策和成就方面的差异以及这样的差异对人们的行为造成的影响之中。但是,存在这样的差异吗?能够证明这些差异对暴力死亡率产生影响吗?
为什么自杀率和谋杀率彼此平行?在一般人对暴力行为想当然的看法面前,无论多么重要的数据都无济于事。自杀的人一般被认为是悲伤过度或者说疯了,通常在精神病办公室或者精神病医院见到他们。谋杀他人的人常常被视为罪犯,他们的行为被看成罪恶滔天。对于后者,大家一般会觉得他们需要的不是治疗而是惩罚;多数情况下,他们是在监狱里,而不是在精神病医院或者私人办公室。与之类似,自杀行为和谋杀行为的原因通常被归咎于个人。我们也预测,自杀的人有抑郁史,由遗传倾向抑郁症发展到抑郁症,或者患有其他精神疾病,或者是遭受了极端创伤,或者是癌症晚期等身体疾病。相比而言,犯谋杀罪的人常常被视为道德方面的魔鬼—反社会的人、罪犯、“孬种”,或者仅仅简单地视为“邪恶”。即使这些数据表明自杀率和谋杀率彼此平行并且二者与总统选举周期有关,而且这些数据是由公务员、训练有素的流行病学家以及受雇于美国公共卫生署全国健康状况统计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of the US Public Health Service)的统计学家共同编辑的,但是,如果不重新考虑一下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大部分假设—谁自杀了,谁谋杀了,以及为什么—就很难相信这些数据。
因而,事实上事情并不简单,这个谜还在深化。的确,相关性—不论其由于巧合的可能性有多小—不能证明是原因。还记得有人半开玩笑似的声称美国橄榄球联合会(American Football Conference)的某支球队赢得超级杯(Super Bowl)后股市下跌以及国家橄榄球联合会(National Football Conference)某支球队赢后股市暴涨吗?很明显,41年来,有33年都很准,准确率达到80%。有时,就像这个例子一样,相关性仅仅是源于毫无意义的巧合,没有貌似合理的因果原理把二者连接起来。
或者是,相关性可能是由于第三方因素,问题中的两种现象都与之有关。如果心脏病比率与社会中手机的拥有比率有关,那么几乎可以确定这两个变量—心脏病和手机的拥有—都与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有关。因而,可以说,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上造成了心脏病的增加(由于一些因果原理,包括寿命延长,这样更高比例的人进入心脏病多发年龄段;锻炼频率减少,因为大家更有可能开车而不是步行去上班;饮食更加丰富,而食物则富含更多的脂肪和卡路里等)。然而,并没有假设这样一种因果原理,即,仅仅购买并拥有手机这件事让你患心脏病。
但是,政党和致命暴力比率之间的相关性又如何呢?这就是我要解开的谜。我是侧重于精神分析的精神病学家,又做过临床医生,接受了这方面的培训,拥有很多这方面的经验。这些引导着我去寻求人们个人生活兴衰中—而不是政治事件中—内心苦楚或者是性格紊乱的源头。我阅读文学作品,熟悉约翰逊博士(Dr.Johnson)的断言—“所有人的内心忍耐多么有限啊,法律和国王都能伤害或者治疗它们。”这就是摆在我面前的证据,表明法律和国王能让人的内心承受难以忍受的事物,或者在相反的方向产生同样强大的效果。为了解开执政党和暴力死亡之间的相关性之谜,有必要弄清楚这一因果原理,即,总统所在政党的变化能造成更多的人自杀或者杀死别人,或者相反,减少致命暴力的爆发率。
在第一章《生与死的问题》中,我列举了数据—并不是我的数据,而是美国政府编辑的那些数据。它们表明:(1)从1900年到2007年,自杀率和谋杀率的上升和下降情况;(2)这些致命暴力比率达到蔓延水平,随后又下降到非蔓延水平的三个时间段;(3)致命暴力比率蔓延的时间段与共和党政府的关系以及处于非蔓延水平与民主党政府的关系;(4)自杀率和谋杀率的同比变化说明了共和党执政的59年(基准年1900年之后)净累积增加,民主党执政的48年等量大幅减少。(“净累积”增加或者减少,我的意思是两党执政的年份内同比增加和减少的总量。从1900年到2007年,107年间暴力死亡率比上一年增加或者减少。在这些年份中,有59年共和党人执政,48年民主党人执政。例如,1900年美国的致命暴力率是每10万人有15.6人,1901年是17人,增加了1.4人。1902年,减少到15.7人,减少了1.3人,这样在共和党执政的这两年—1901年和1902年—净累积增长0.1人(也就是说,1.4减1.3,换言之是,15.7减15.6)。整个107年的时间段内,共和党执政的59年间,每10万人暴力死亡净累积增加19.9人,几乎等于民主党执政的48年间净累积减少的18.3人)。
研究了这些数据,我的结论是,无论我怎么对它们划分—例如,把研究限制在大萧条之前,或者是“二战”前,或者是“二战”后等时间段,以排除某些重要而又特殊的历史事件而不是当时的执政党歪曲数据的可能性—一种发现一直不变:致命暴力(自杀和谋杀)比率仅在共和党政府时期上升到蔓延水平,而且仅在民主党当政时减少到这些水平以下。那样的结果就是,同比变化总量表明,在共和党人统治下,自杀和谋杀都净增加,而在民主党人统治下净减少,即使是在很短的时间段内。考虑到政党和暴力死亡率之间的相关性很稳定,我不能去推翻它。这个问题依旧是:它意味着什么?它为什么发生并且反复发生?身为医生,我的兴趣一直是生与死的问题,而非政治。由于一个偶然的发现,它牵涉到政治演员。再者,我试图了解造成这些死亡的原因是什么,以及我们如何拯救生命,这样我就涉足到政治中。
在第二章《你是什么类型的人?》中,我问道:除了总统所在政党的变化之外,还有其他社会环境方面的变化—例如,失业率和失业周期的变化,衰退和萧条的频率、深度和周期的变化,或者是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度的变化,也与暴力死亡率的变化有关?这些经济措施的变化也属于增加或者减少人们自杀或者是谋杀动机的因果原理吗?
在第三章《没有什么像失败那样成功》中,我拓展了研究范围,追问第二章中分析的经济条件是否是因为哪一个政党上台而增加或者减少(暴力死亡率)。研究过程中,我遇到了包含一个新谜的悖论:为什么那个声称代表着繁荣与经济增长的政党、代表着公共安全和“法律与秩序”的政党、对犯罪和毒品“宣战”的政党,却与更高的致命暴力比率、失业和衰退相关?如果一个政党一直给公众带来比另一个政党更高度的经济压力和贫困,实现的繁荣度和经济安全度又比另一政党低,那就意味着经济上是失败的而不是成功的,那么它如何能继续赢得选举,保持活力呢?
在第四章《都是因为耻辱》中,我来到了这个谜的核心部分:唤起侵略性冲动去杀死他人的情感,以及唤起把侵略行为重新指向自己—也就是自杀—的情感力量。在《暴力:对一种全国流行病的反思》一书中,我分析认为耻辱是暴力的近因,是暴力行为的必要动机—尽管并不是充分动机。
在第五章《谁愿意成为冗余者?》中,我想了解失业、相对贫困以及突然失去社会和经济地位是否像观察的一样加剧了耻辱感。如果的确如此,这能在政治和经济事件与个人行为之间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尽管我们清楚,在一些闲谈轶事中,如果一个人经济破产,他可能自杀,但我们依旧不认为这些悲剧性例子是暴力蔓延的一部分。我们都听说过经济上的“涓滴”理论,但是,既影响郁郁寡欢者或者是疯子,又影响恶棍或者是无赖的暴力涓滴理论又怎么样的呢?
在第六章《红州、蓝州:荣誉与愧疚》中,我变换了思路。我不再研究一类人口(美国人)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发生的变化,而是分析不同的人口(红州与蓝州,也就是说,共和党占据多数选民的州与民主党占据多数选民的州)在同一个时间段—2000年以及2004年,彼此差异的方式。这样做时,我将研究这两组州的文化差异以及共和党选民与民主党选民之间的个性差异。
在最后一章《谜底已经揭开:将要采取什么办法?》中,我将解答为什么暴力死亡率在共和党统治下增加而在民主党统治时减少这个谜,并思索这对我们思考政治、经济以及暴力的方式产生的影响。

文摘
失业周期增加不仅增加了失业的压力和失业所带来的绝望、失败感、羞耻、被拒绝以及随之而来的无用感,也有另一个重要的影响。由于劳工统计局衡量失业率时所采用的数据收集流程存在一个严重的不足,一旦有人失业很长时间,那么他们就不会被统计为失业。鉴于此,他们一直不能找到工作,这会让他们灰心失望,不再继续找工作,而他们又不被看做真正的失业。其意思是失业周期越长,真正的失业率少算的就越多。反过来,这就意味着尽管共和党政府时期衡量和报告的失业率已经很高,但确定要比报告的比率还要高。因而,共和党和民主党失业记录的差异可能比显示出来的情况还要大。这一结论并非是“观点”,与“事实”也不同。它只是在批评某些事情被报道成事实的流程—也就是,几乎不容置疑的失业率的记录方式。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每一位劳工经济学家看来,实际失业率被严重低估。
衰退的情况如何呢?我在开始本书的研究之前,就听到倾向于共和党的许多人声称,共和党代表着经济增长,与他们的对手民主党不同。他们称民主党阻碍经济发展,收入税、资本收益税、公司税以及“死亡”(遗产)税过高,法规繁琐。假设这点以及其他涉及公共利益的事情都正确,那么,只有在认为民主党人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其他好处多于其对经济不利,而且多于共和党人对经济的好处这种情况下,你才会投票给民主党人。因而,我发现共和党的声誉和数字所显示的完全相反时,我真的很吃惊—甚至可以说震惊。我参考的数据是由国家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搜集和出版的,这个机构并不是一个自由或者左翼智库。最近许多年,其负责人都是马丁·费尔德斯坦(Martin Feldstein),这个人做过好几任保守的共和党总统的经济顾问。并且,该组织向来和任何国民经济监控机构一样客观、无党派,是经济领域的内行。它们最重要、最有影响的功能之一是判定国家什么时候步入经济萎缩期(衰退或者萧条)或者膨胀期。我查阅了它们从1900年到2010年10月的经济萎缩和膨胀的表格,以此来区分观点和事实。传统的观点是如果你希望经济增长,那就投票给共和党人;而民主党人阻碍增长。但事实表明了什么呢?
事实表明,从1900年到2010年10月,共和党人执政时这个国家遭受的衰退月份几乎是民主党人执政时的三倍:246个月(20多年)比86个月—这种差异偶然发生的概率不到万分之一。如果我们通过分析共和党执政〔因为共和党执掌白宫61年,民主党掌权差不多50年(到2010年10月)〕时每年衰退月份的数量来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的话,依旧发现巨大的差异。共和党人执政时每年带来的衰退月数是民主党人的2.3倍。进一步来说,共和党时的衰退—如果确实发生的话—比民主党时发生的衰退长4个多月:14.2个月相比9.8个月。因而,共和党执政时衰退的频率是民主党执政时的两倍多,持续时间比民主党长45%。
另一个差异是,始于共和党总统的衰退有17次,始于民主党总统的仅有3次,前者几乎是后者的3倍。此外,民主党从即将离职的共和党政府那儿继承了4次衰退(1913年、1933年、1961年和2009年)。相比之下,整个过去的111年间,共和党仅于1921年从民主党那儿继承了一次衰退。这次衰退结束之后,共和党人自己很快就引发了3次衰退,分别在1923年(持续14个月)、1926年(持续13个月)和一次巨大的衰退—大萧条。从1929年8月到1933年3月,共和党执政的整个43个月,却不能扭转这次大萧条。随后,富兰克林·罗斯福立即就扭转了这次衰退,并开始了一段经济扩张期。这个时期不间断地持续了50个月。罗斯福决定重回共和党以前采取过的经济政策,随后,这次经济扩张被中断了一次,有一年之久(1937年5月到1938年6月)。之后,罗斯福抵制了以前认为大萧条已经结束的错误信息,回归到最初的政策上,经济扩张继续推进,再次带来了一个不间断的扩张期。这次扩张持续了42个月(从1938年6月到1941年12月),甚至到美国参加“二战”之前。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本关于美国政治的历史和现状的著作。作者通过对美国社会自杀率和他杀率等现象和数据的分析得出结论,当美国共和党掌握政权时,国家的暴力犯罪率就会一路走高,并由这一结论延伸出对社会和经济不景气、不平等、失业、破产等一系列社会问题的探析。通过阅读本书,有助于读者深刻了解美国社会现状及政治问题,可谓是一部发人深省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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