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信国学大典:论语.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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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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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东亚文明的典范,中华文化之光;让人见到这光的书,便是《论语》。——陈耀南

作者简介
陈耀南,香港大学哲学博士。曾任职香港大学教授、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高级讲师、台湾中兴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正大学中文系教授。现居澳洲。

目录
学而第一
为政第二
八佾第三
里仁第四
公冶长第五
雍也第六
述而第七
泰伯第八
子罕第九
乡党第十
先进第十一
颜渊第十二
子路第十三
宪问第十四
卫灵公第十五
季氏第十六
阳货第十七
微子第十八
子张第十九
尧曰第二十
名句索引

序言
出版说明
为什么要阅读经典?道理其实很简单——经典正是人类智慧的源泉、心灵的故乡。也正因如此,在社会快速发展、急剧转型,也容易令人躁动不安的年代,人们也就更需要接近经典、阅读经典、品味经典。
迈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不断提高,影响不断扩大,国际社会也越来越关注中国,并希望更多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另外,受全球化浪潮的冲击,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也都会空前地引人注目,这其中,中国文化无疑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相应地,对于中国经典的阅读自然也就拥有了不断扩大的潜在市场,值得重视及开发。
于是也就有了这套立足港台、面向海内外的“中信国学大典”的出版。希望通过本套丛书的出版,继续搭建古代经典与现代生活的桥梁,引领读者摩挲经典,感受经典的魅力,进而提升自身品位,塑造美好人生。
中信国学大典收录中国历代经典名著近六十种,涵盖哲学、文学、历史、医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编写原则大致如下:
(一)精选原则。所选著作一定是相关领域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最值得阅读的经典作品,包括中国第一部哲学元典、被尊为“群经之首”的《周易》,儒家代表作《论语》、《孟子》,道家代表作《老子》、《庄子》,最早、最有代表性的兵书《孙子兵法》,最早、最系统完整的医学典籍《黄帝内经》,大乘佛教和禅宗最重要的经典《金刚经•心经•坛经》,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中国最古老的地理学著作《山海经》,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游记《徐霞客游记》等等,每一部都是了解中国思想文化不可不知、不可不读的经典名著。而对于篇幅较大、内容较多的作品,则会精选其中最值得阅读的篇章。使每一本都能保持适中的篇幅、适中的定价,让大众都能买得起、读得起。
(二)尤重导读的功能。导读包括对每一部经典的总体导读、对所选篇章的分篇(节)导读,以及对名段、金句的赏析与点评。导读除介绍相关作品的作者、主要内容等基本情况外,尤其强调取用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当代眼光,将这些经典放在全球范围内、结合当下社会生活,深入挖掘其内容与思想的普世价值,及对现代社会、现实生活的深刻启示与借鉴意义。通过这些富有新意的解读与赏析,真正拉近古代经典与当代社会和当下生活的距离。
(三)通俗易读的原则。简明的注释,直白的译文,加上深入浅出的导读与赏析,希望帮助更多的普通读者读懂经典,读懂古人的思想,并能引发更多的思考,获取更多的知识及更多的生活启示。
(四)方便实用的原则。关注当下、贴近现实的导读与赏析,相信有助于读者“古为今用”、自我提升;卷尾附录“名句索引”,更有助于读者检索、重温及随时引用。
(五)立体互动,无限延伸。配合图书的出版,开设专题网站,增加朗读功能,将图书进一步延展为有声读物,同时增强读者、作者、出版者之间不受时空限制的自由随性的交流互动,在使经典阅读更具立体感、时代感之余,亦能通过读编互动,推动经典阅读的深化与提升。
这些原则可以说都是从读者的角度考虑并努力贯彻的,希望这一良苦用心最终亦能够得到读者的认可、进而达到经典普及的目的。
需要特别提到的是,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慨然应允担任本套丛书的名誉主编,除表明先生对出版工作的一贯支持外,更显示出先生对倡导经典阅读、关心文化传承的一片至诚。在此,我们要向饶公表示由衷的敬佩及诚挚的感谢。
倡导经典阅读,普及经典文化,永远都有做不完的工作。期待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带给读者不一样的感觉。

文摘
《论语》导读
陈耀南
巨著宝典,影响时代;而哲思与伟人,也都是时代的产物。所以,论世然后知人,知其人、知其书,然后知其短长得失。《论语》的研习,也是如此。
一、释“论”“语”
论语,两个“言”旁的字,一本记录言语、反映时代的儒学圣经,活现了孔子“言教”与“身教”,代表中国人贡献给世界文化的伦理宝典。
读了《论语》所记录的孔子以及门徒高足言行,有志之士,便知道如徐复观先生在《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所谓:“程文之外,另有学问;科第之外,另有人生;朝廷之外,另有立脚地。”有史以来,没有人能成功否认:孔子是东亚文明的典范,中华文化之光;让人见到这光的书,便是《论语》。
直言曰“论”,答难曰“语”——这是《周礼•春官•大司乐》贾逵《疏》引《说文》的讲法。“论”是直接陈述,“语”是答复询问。《论语》邢《疏》,以“经纶世务”释“论”,又等于“圆转无穷”的“轮”。依此,有人主张据《说文》二徐本惟载“卢昆”切而读平声。不过,段玉裁说古无平去之别,赵翼《陔余丛考》卷四说:“语者圣人之遗言,论者诸儒之讨论也”,常时读了去声,也未为不通了。其实,研习《论语》,主要是在通义理、学为人,所以,语音与字义既都通转,在此也不必多费笔墨了。
总之,这本把孔子自说和答问的话,连同附带资料,编纂流传的记录,就称为《论语》。
二、《论语》的时代
《论语》的时代,是周代文制动摇而价值重估的时代,是孔子出而百家随之并兴的时代。
《论语》表现孔子。孔子自觉的社会使命,是复礼兴仁、拨乱反正,以处理“王纲解纽”的时代问题。继起的那批思想家也有同样的使命感,如后来《文心雕龙》所描述,他们“身与时舛,志共道申”,于是开创了诸子百家时代,形成了以后二千多年的中华文化。
中华文化有史可据的第一个灿烂时期,就是春秋战国那几百年,政治上列邦竞存,思想上百家争鸣的世代。《汉书•艺文志•诸子略》承刘歆《七略》而论“诸子出于王官”,今人虽不尽从,其实也并非凭空设想。由于人性与时代条件,以管理知识为专利,以学术资料为禁脔,自然是当时世袭掌权者(即所谓“贵人”、“君子”、“世族”)的必然做法。到争夺战乱而使贵族地位不保,特权崩坏,《庄子•天下篇》所谓“旧法世传之史”的垄断局面无可维持,学术就流入民间,才俊就纷纷兴起了。沦落而有才有德的贵族,传授学术以营生和栽培后继者;不甘贫寒愚昧的平民,奋斗学习以攀升社会阶梯,为了荣身、为了华国、为了救世,他们纷纷努力,薪火相传,于是推进了文化。由于社群处境与个人才性的不同,自然有诸子百家的分别。到秦汉一变自古以来列邦并存而为帝国一统,政治上或强势之合,而文化随而定于一尊;或弱势之分,而思想得以异葩耀采。二千多年来,由“先秦诸子”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乾嘉朴学”而现代的中西交流,相荡相激。这样,溯始探源,自然不能离开作为首要重镇的孔子与《论语》。
诸子百家兴于春秋,盛于战国,合起来便是周朝的下半场——东周。自平王东迁(公元前七七○年)到六国尽灭(前二二一年)这几百年间,夏、商、西周二千多年来的贵族世袭封建政治逐渐动摇衰废,代之以秦、汉以迄明、清又二千多年的君主世袭专制、郡县中央集权,然后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生于春秋后期的孔子(前五五一年至前四七九年),所耳闻目睹的大动乱、大转型,就是“王纲解纽”。
所谓“王纲”,就是王朝的纲纪:西周建政,行封建、立宗法、社会藉以维持、人心因而安顿的礼乐文化。所谓“解纽”,就是这种种的纽带组织,崩坏松弛,于是社会动乱不息,人心普遍难安——怎么办?
作为开启诸子时代的第一人,孔子主张:正名辨分,安定秩序,恢复与振扬西周建政的礼乐文化。
政治礼文的设计者、示范者,是孔子梦寐敬佩的姬旦——周公。周公旦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孔子所属鲁国的始祖。他伐商、东征,制礼作乐,建立和稳定西周王朝,不过,最值得想慕钦崇,还在于克制政治人物必然强烈的权力欲望,而遵守自己所参与制定、于是也应当制约于其中的那套秩序规矩。
胜利则骄狂,专权则纵滥,人情大都如此。不过,人性也有高贵难得之处,就是:理智清明以自警自制,宅心仁惠以爱众安民。孔子之敬慕周公在此,《论语》之垂教后世也在此。周公所言所行,见于《尚书》中最可信的《周书》各篇。不论对周国臣民、友邦之君,抑或殷商遗族,周公都反复叮咛,谆谆告诫,总不外申说小周之能代大殷,都是天命与天意之归于有德;如果承命者也失德,照样会重蹈殷亡之鉴。所以有国者必须勤政爱民、修身立德。这种省勉训诫,代表一种新的时代共识,就是:要保持忧患意识,要知道“天命靡常、有德居之”,别让胜利冲昏了头脑。于是,在周公领导之下,他们就努力以表现人本人文的礼乐制度,代替前朝所特别看重的——甚至可以说“偏重”的——几乎无日不做的宗教献祭。殷商敬祀,周人尚文,时代精神是不同的。
殷商即使在盘庚迁都之后,游牧渔猎仍然是重要的生产方式,西方的周,国虽未大,土地农耕已较先进。灭商之后,就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念,进一步以具体严密的政治策略封土建国,来安养同姓亲族,酬庸异姓而立大功的臣属,和为数较少的前代帝王之后,以及原先存在而不得不封的盟友部族。同姓异姓各国间杂而居,以利通婚与制约。爵位军力都有规定。仅次于王的公爵尊而极少,以下侯伯子男四等以侯为尚,所以称为“诸侯”。周王称为天子,有事则诸侯勤王,丧德败政,则天王号召各国共讨。国君之下,卿、大夫立家,各有采邑,提供财赋与武力。贵族最基层的士,则承上级之命以临民为治,若有失职,可遭废黜。广大的庶民,就耕织制作以至简单商业以事贵族,命亦系之。此之谓“封建”。
农耕安土定居,宗族乡里家庭组织亦远较游牧稳固。各国之间以至君臣上下,皆异姓为婚以繁衍后代。君长继承,亦不再兼行“兄终弟及”而一律“父死子继”——而且尽量是嫡长子,以安天命而减纷争。嫡庶长幼,因此必须严格分别。嫡长子是“百世不迁”的“大宗”,其余则是“小宗”,五世亲尽而迁,另开支派,自为大宗,以后再开若干小宗,这样一路广远地繁衍下去。此后三千多年,自天子以至庶民,都是如此。此之谓“宗法”。
“宗法”与“封建”两种制度交织,用亲情、血缘、亲疏、利害为基础,制定辈分、等级种种关系,就构成西周建政推行的礼文。一切从个人生命最先的依靠——父母兄弟开始。《论语》首篇次章记有所谓“孝悌”是“仁之本”,次篇孔子引《尚书》记“孝友”即所以“为政”。这样,由家而国而天下,以天子为永远的、最高的地主、最大的族长,领导王朝万邦,人人各安其位,一切井然有序,加上农业生产发展,于是有周初的“成康之治”和稍后的和平安定之世。所以,孔子虽是殷人之后,也称赞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就是说:周以夏商二代为鉴戒,修正、改善、建立了种种文化礼制,于是一切都上了轨道,一切都美好!
可能不美的是世事与人性。世事常变,而人性不改。人性有“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论语•里仁》)——道德自觉的一面,更有“见富贵而争先、见掠夺而恐后”——动物的一面。以“宗法”而论:亲情有厚薄,关系有亲疏,为长上者资以服众的才德势位有高下;以“封建”而论:土地有肥瘠、疆域有大小、人民有众寡,基础本来就已难平。天时不定、地利不均、人力的欲望与智愚勤惰不齐,列国以至卿大夫(其实可说是所有人)之间随着生产的发展,贫富强弱的差距必然越来越大。大到礼法制约不来,既定的秩序便不能维持,大侵小、强凌弱、众暴寡、智欺愚,种种乱象就越来越多了!《礼记•礼运》篇视为比乱世好得多的“小康”之治,也是“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本来也是出于自然而保障于法律、视之为当然的“私”;那个时代,又远远未想到由长期血的教训而培育成功的“民主宪政”这个迄今为止最好的想法和办法,又怎能防范、制裁、消弭由另一部分人性而来的、更强烈、更原始的贪求与争夺呢?
周康王之后,昭王经略南方不返,可能是被当地人沉舟而谋杀之于江上吧。穆王远游四方,留下不少神话,跟着厉王无道,监谤以压制舆情,结果发生民变而被逐。周召二公共和行政之后,宣王号称中兴,周室威德仍然未足服人,继任者幽王又无道,废申后而宠褒姒,烽火戏诸侯,结果被申侯与犬戎联攻,诸侯不至,于是死于骊山之下,镐京残破,平王东迁洛邑,开始了东周。
这时,列国因兼并而疆域日大、数目渐减,周则直辖王畿相形见绌、成势更堕。其始,郑国勤王有功,庄公初成小霸,即竟与桓王战而射之中肩,已视同诸侯。到楚兴于南,甚至北上而问鼎轻重,有志取代。齐桓公应时而起,用管仲之策,官山府海,以渔盐农矿充裕国力,以尊王攘夷令诸侯,首为盟主以开霸政。死后内乱,国势稍衰,宋襄公欲继之而败。跟着,晋以北方之强,文公北并群狄,东阻秦穆,南败强楚,霸业为春秋之最。其后楚亦败晋而称霸,两强缠斗,互有胜负,众国依违其间,郑的处境尤难,赖有名相子产贤能,内政外交,扬声国际。宋向戎以战频民苦,倡“弭兵”之议,而干戈终不能息。这就是孔子青少年时的世局。到稍后吴越争雄,就已是春秋末期了。
《春秋》本当时列国编年史之通称,孔子据鲁史所记编为教本,于是亦成所记上起鲁隐公元年(前七二二年)、下至哀公十四年(前四八一年),凡二百四十二年的时代之称。司马迁《史记•自序》承《淮南子》、董仲舒等说在此期间,诸侯各国“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时世之动荡、百姓之痛苦可知。周初封国四百余,服国八百余(《吕氏春秋•观世》),到春秋晚期,大小诸侯减到一百以下。后来再到战国,只剩七雄,事态的必然发展,明显地趋向统一,孟子就清楚肯定地如此说(《孟子•梁惠王上》)。不过,他想不到最后竟然统一于最残暴善战的秦,更无论在他之前百余年、想保持秩序不再坏下去的孔子了!
为时代、为人类而焦心苦虑的人,也不只孔子。卫大夫石劝谏庄公:“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是所谓“六顺”;“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是所谓“六逆”;如果“去顺而放逆,招祸必速”(《左传•隐公二年》)。结果是:“弗听”——不信邪!忠言逆耳、明知故犯的人,为数又岂少呢!
逆而不顺,从个人到国家都必然战争。战争靠臣下出力卖命,自然论功行赏。到赏不胜赏、“尾大不掉”,功高权重势大者控制了财富与人民,臣下就必然由“震主”而“代主”了。春秋与战国之间,震动当时的天下大事:“三家分晋”、“田氏篡齐”,实在是理有固然、事有必至。在此之前,孔子所深深慨叹:
“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论语•季氏》)可说是历史的总结,也是历史的预警。
以当时的鲁国而论,政权实操于“三桓”,亦称“三家”(不是后来分晋的那三家)。鲁桓公除嫡长子继为君主外,又有仲庆父、叔牙、季友三子,下开“仲孙”(又称“孟孙”)、“叔孙”、“季孙”三家,自宣公九年(前六○○年)起,轮流为执政之卿,其中季孙一族(简称“季氏”)为时最久,势力最大。但三桓实权,又渐下移于家臣之手。层层上逼,逼得号称一国之君的鲁侯形同傀儡,寝食不安,时时恐慌被害,也刻刻伺机回击,于是情况日劣,两败俱伤,其他各国情况亦似。只有秦用商鞅变法,中央集权(“强公室”),削减私家武力(“杜私门”),卒之尽灭六国,废封建而行郡县,这更是孔子所梦想不及了。到这时,经过一传以至若干传弟子的补充增订,作为孔子言行记录的《论语》,也已编成了。
《论语》是首创的民间私修之书,正如孔子是最超卓的私人办学之始。如前所说,夏商西周以来学术,本属王官专守、贵族所习;到封建崩坏,一批又一批贵族流落民间,他们之中的有学有志者,出其所能以自养,甚至培训后起,于是学术就渐渐流入民间了。没有人可以查考谁是如此作为的第一人,不过,最先开风气、最有超卓成就、最广受敬爱、久被尊崇的,肯定是孔子。
三、孔子生平与及门弟子
“孔子”是二千多年来世人对他习常的尊称。
自称其名:“丘”,人称其字:“仲尼”。
有人私底下、甚至公然称他“孔老二”,表现了轻薄与不服气——甚至嫉妒、狂妄、不知地厚天高。
孔子,一位失败的周文维修者;一位成功的全民教育创始者;一位永受尊崇的人性发现者。
孔子是人,所以不可愚昧地、别有用心地神化。
孔子是三代礼乐的承传者,中华文化的集成与教导者,所以,应当平心研孔,不该无知地丑孔、狂妄地诋孔。
孔子是人类良知的发扬者、伟大的教育家,所以,应当尊孔。
先交代这位先师、圣人的家世。
要讲世系、遗传,理应兼顾父母两系——就如基督教《圣经》的耶稣家谱。不过,中国旧日传统,实际只有父系。有史以来,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都微不足道。说起来实在羞愧。直到现代才有改变。连《论语》中也有两句孔子稀有地被人指责的话:
“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阳货》)
“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
并非不可以辩解。这里的“小人”,是论位非论德;“女子”与之并列,也只因为“难以应付”;武王母后太姒不与其他九位功臣并列,因为参问政治是“妇女不宜”——这真是时代的错、社会的错——也因此,没有人可以获得满分,包括孔子。
无奈地,讲孔子家世,仍然只能从他父、祖说起。
孔子先世,就是他所熟悉而痛心的、一部典型的贵族兴亡史,男人主导的相争相斫史。
孔子先代是殷商贵族,“子”姓。纣王无道,庶兄微(国)子(爵)启(名)出走。武王灭商,初封纣王子武庚以承祀。武庚勾结管、蔡以反周公,既被诛平,周乃改封微子启于殷之故都以奉先王祭祀,这就是贵为公爵的宋。
宋开国四传到公,长子弗父(字)阿(名)让国于弟而降为卿。再传数世,至孔父(字)嘉(名),依礼制:五世别开新公族,改“子”姓而以“孔”为氏。据传因妻美,孔父嘉为太宰华父督所妒杀,殇公亦遇害,其子木金父逃鲁,孔氏从此再降为士,也从此便是鲁人了。
鲁是周朝开国元勋周公旦之子伯禽封地,典籍文物保存得最佳。到传统学术随贵族政治之崩坏而渐次下移,就替孔子思想学问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渊源与凭借。
孔子父亲,被称为叔梁(字)纥(名),曾做陬(又作“鄹”、“”,今曲阜东南)大夫。
叔梁纥年过六十连生九女,娶妾得子孟皮又生而残足,于是求婚颜氏,长次二女皆拒,独幼者征在允嫁,历史称为“野合”——前人或解为未合礼仪、或释以年龄差距太大,总之没有确定的说法。
孔子生于昌平乡陬邑,在今曲阜泗水两县之间。名丘,据说是因头顶中平而四周如阜,又或说父母祷于曲阜东南之尼山而得,故名“丘”,字“仲尼”。不久父亡,墓在何处母亲讳之,跟着更迁回曲阜城中阙里,加起来只是二十岁多点的孤贫母子,便从此相依为命了。这几年间的实录太少,后人随“尊孔”或“诋孔”以至“诬孔”的动机而各骋想象,随意解说,唯一只表现了讲者自己的见识与人格,对事情真相以至孔子的贡献与评价,毫无影响。对此而作太多研究,也并无意义。
没有人能离开父母以至祖先的影响。父母对孔子的遗传,是高大健壮的躯体和坚毅的意志;殷宋以来父系祖先的影响,是礼法的娴熟与持守。孔子自幼喜欢习礼,早年入太庙而每事问(《论语•八佾》),其后就以此为出发点,因研“礼”而知“义”(礼法背后的义理),循义理而探“仁”(义理根本在仁心)。人之所以为人,就在道德价值自觉(“仁”),因之而有行为合宜的途径(“义”),实现为具体的典章制度以至生活仪节(“礼”)。细则基于原则,原则出自内心,这便是《论语》全书所透显的、以孔子为宗师的整个儒学的最基本架构——这便是儒学,这便是《论语》,这便是孔子!——“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有人不服气这个文学性的赞叹,只证明他自己不欣赏夸饰修辞艺术,更不明白中华文化!五、《论语》的文本问题
孔子学不厌、教不倦,德望崇隆、化泽广远,当时评论与身后追思者无数,言行记录自然在去世后一段长时期再辑三辑。那时既没有一个人可以有理想的统筹编整的条件,作为“语录”体之祖的这本《论语》,虽然比之其他古籍,已经绝大部分是可珍、可信,不过,所记内容的详略先后甚至真假问题,还是不能没有。
最明显的是“上论”(前十篇)思想较纯粹,文法较清简;“下论”(后十篇)内容较驳杂、文例较驳杂。最后五篇情况,尤其特别。分述如下:
(一)前九篇非孔子和门弟子之言不录。《乡党第十》纯记孔子行事,似作总结。后来再有收录,于是续编。后十篇各篇之末,往往有无关孔门之事,杂记古人之言,似《礼记》(特别是《檀弓》)而与前十篇不类。
(二)篇目方面:前九篇即首章首句而除去“子曰”、“子谓”等字;后十篇即以发端二三字为目,而且都是人名。
(三)篇幅方面:前十篇每章大都二三十字,时或更短;后十篇则一般较长,最长者《颛臾》章(16.1)二百七十四字,《侍坐》章(11.26)四百一十五字!
(四)语气方面:前十篇简朴直接,后十篇波澜曲折较多。孔子答问,也往往先极简略,再问方作详解。
(五)称谓方面:前十篇只言“某人问某一德行”,称“子曰”,面对孔子单称“子”,背面作第三人称“夫子”;后十篇则每有“某人问于孔子”的句法,称“孔子曰”,面对时称“夫子”。
(六)词语方面:前十篇孔子答君问称“孔子对曰”,答卿问称“子曰”,礼序分明;后十篇皆称“孔子对曰”,似是后来卿位益高的时代痕迹。前十篇只言“君卿大夫问”;后十篇连门人亦有“问于孔子”,参差不一。
(七)最后五篇问题更多,依次再分数项观察:
①《季氏第十六》文多俳偶。首先《颛臾》(16.1)章,孔子之言既繁且曲,情事亦多可疑。子路曾主堕三都,不应曲从季氏之擅权扩张,此其一。其为季氏宰,不与冉有同时,此其二。《左传》并无颛臾为鲁臣、为东蒙主、见伐于季氏等等记载,此其三。末章《邦君之妻》(16.14)显是后人注释,不似正文。
②《阳货第十七》纯驳互见,《武城》(17.4)章于孔子前称“夫子”,似战国时言语。《公山弗扰》(17.5)章,季氏家臣叛鲁而竟召时为司寇的孔子。《佛肸》(17.7)章,晋范氏家臣叛而召周游列国、向主正名崇礼守分的孔子。都违情理,亦背史实。
③《微子第十八》、《楚狂》三章(18.5,18.6,18.7)有道家隐士讥嘲儒者意,虽孔子结语仍归用世,但亦更见后起之迹,不一定是孔子子路当时的实际记述。末四章(18.8—12)更杂记古今轶事,或无涉孔门。
④《子张第十九》皆弟子之言,而称孔子为“仲尼”,与他篇异。
⑤《尧曰第二十》最特别,只有三章;首章特长,述前代圣王相授与为治要诀,或附会以孔子继之,其实似是断简无所属,而附于书末者。
推考其原因,大抵如下:
①孔子没有留下无可怀疑的自传或系统性论述,要考究他的思想情况,自然大费工夫。
②当初记者未必亲闻,又以撰写条件所限,力求简略,往往只记其言而不记其所以言,极少交代时空环境与后果前因。
③当时著述与传播条件,远不能和今日相比,《论语》不出一时一人之手,又没有条件极超卓者的统筹,各则记录,既非依时序,又无法清晰谨严地分类,时间一过,后人即使想作较有系统的整理,亦难免劳而寡功,甚至无从着手。
④清晰准确的标点符号,现代才有。原文模棱欠解之处,后人无法裁决,聚讼不休。
⑤社群感情、地域偏见、贤者不免。即如前六八五年相齐的管仲,齐人或尊之爱之,鲁人或贬之辱之,即孔子亦可能因个别时空环境不同,而有相异评价,形诸记述,在《论语》中就似乎前后并不一致。
⑥上古简重帛贵,刀刻漆书不便,篇末空白往往缀记若干附录文字,非必有意作伪,后来辗转传抄,就混入正文,久而难辨。上古典籍类此者甚多。
⑦战国至汉初,百家并起,先行而热心用世的孔子自然成为标靶人物,道家嘲之戏之,法墨诋之排之,甚至污蔑诬捏,割裂曲解其言以为己用,无所不为。
⑧汉初《齐》、《鲁》、《古》三论并行,倘皆流传,后人便可考较是非,明其得失,遇张禹巧之人而官高宦达,合为一本,时人靡然从之,于是他本皆亡,难以取证。
⑨秦汉一统以迄明清,长期君主专制,加以儒学早成利禄之途,读书应试,粗心、不用心、欺心、瞒心者多,细心怀疑、独立思考者少,或谓“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于是以讹传讹,欺人自欺。及宋人尚理好思,清人考证细密,前述《论语》可疑之处,袁枚、赵翼等已有发现,崔述《洙泗考信录》尤多创获,近人梁启超、钱穆等承其绪,今人读书,于是大得启发。
《论语》近五百章,编成于二千多年前,比之相近年代、分量相近之其他中外典籍,词句歧义已算不多了。
六、《论语》所见孔子儒学及其得失
这个课题,古今谈论的早已汗牛充栋,只就几大套清代的《经解》再撮录出来,也可以另成一套大丛书。“五四运动”以前二千年,崇扬歌颂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也不在话下了。
不过,即使像本篇这样,作为简介性质的一本书的导读,如果罗列许多道德项目,许多与各大宗教大同小异的伦理条款,而彼此之间本末层次不明、逻辑关系不清,也难免零碎散漫,徒乱人意。其实,《论语•述而篇》(7.6)有几句话极重要: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简要地解释:
目的:志于道——探求天地不变之道,人之所以为人之道。以人道表彰天道。以天道监督、训示、培养人道。
依据:据于德——这是就整体来说:以人得于天赋的生命本性为依据。人是理性的、群居的、社会的动物,这就是人所以别于其他生物的德。
依据:依于仁——这是就核心来说:人的生命有个价值中心观念,就是伦理道德自觉。
方法:游于艺,“涵泳”于各种智能技艺汇成的文化海洋,有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乐趣,所以贵在一个“游”字。
换句话说,《论语》与孔子之学的——
总旨:是尊天爱人;
基础:是本心原性;
始端:是孝亲敬长;
方法:是勤学尚思;
功能:是兴仁复礼;
典范:是君子、圣、王。
以此为纲领,归纳全书的有关言论,大抵可窥全貌了。
春秋之世,贵族政治动摇而尚未崩溃,人心纷乱,社会不安。孔子主张重振周初文化礼制精神,以维持纲纪,恢复秩序。其实,贵族与非贵族,即传统所谓“君子”、“小人”,本质就是少数的、特权的,与绝大多数的、非特权的;而权势地位之产生,又源于血缘和武力。随着社会与民族发展,其间的矛盾怨毒,自然渐多。不过,人的品性、才能,天生就不等不同;而人情的亲疏厚薄,又是无可奈何的现实。孔子于是顺应时势,把《诗》《书》以来“君子”、“小人”的意义,由“势位”渐变而为“才德”,此所以《论语》之中“君子”、“小人”之别,也时以德分、时以位别,要看上下文理和语意情境而别,显现了时代转型之迹。此所以后来孟子尊崇称誉之为“圣之时者也”。
当然,“亲亲”与“尊贤”这两大用人原则,后来《礼记•中庸》所谓“九经”的头两项,到最后必然矛盾而难以两全,直到现代民主宪政取代终身君主专制独裁,然后松解。早在二千多年前的孔子,也就无可奈何了!
比起前代文献,《论语》中特多“仁”“礼”两字。“仁”既有时与“人”同音通假,又有“核心”之义,就孔子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核心价值,就在“见贤思齐”而作“君子”,“见不贤而内自省”(《里仁》)于是耻作“小人”的那个道德价值自觉心,此所谓“仁”。人类社会的教育与政治,就在“把人当人”、“勉人为仁”、“以仁树人”、“使人心安”的文化内容。在此之前,“礼”原本是“不下庶人”、平民只能仰望而无可参预的贵族生活方式。孔子从小即以知礼著名,“入太庙每事问”(3.15)——问的不只是“然”,而且是“所以然”;不只是“何如”,而且是“何以”。探索研问礼的仪文秩序何以如此•自然就找出背后的义理,再问义理何据何来?自然就发现所根所源的道德价值自觉,即所谓“仁心”。简言之:因仁而有义,因义而有礼。所以,“君子义以为质”(15.18),“克己复礼为仁”(12.1),所以,仁为万德
之本!
春秋以前,甲骨、金文之中,都罕有“仁”字,到《论语》所见:论仁者五十八章,“仁”字出现凡一百次。孔子勉励门徒,要做“君子之儒”,勿为“小人之儒”(6.13)。儒也就由赞襄礼仪的一种谋生职业,提升而为读书教学、致君泽民的终身事业了。
从《论语》所见,孔子的理论贡献,可以分成三个层次——人文精神的发扬、尚德传统的建立、心性主宰的显现。换一种说法来说也可以,就是:根据良心、建立道德;凭着道德、表现人文。这便是儒学的精蕴。
首先,是“人文精神的发扬”。
上古人类,都震怖于自然变化,想象于万物精灵,俯伏于神鬼赏罚。希伯来信仰,纯化之为独一真神,犹太、基督、伊斯兰三大宗教于以建立。中国古代,殷人尚鬼而好祭祀,到西周代兴,鉴前朝之弊,重修德、兴礼乐,人文精神跃起。在《诗》《书》文献中已见端倪。到孔子仍然敬鬼神、信天命,但更强调人的知命守义,博文约礼,以尽其在我。山林隐逸之士讥讽或者惋惜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14.38),其实真正显示他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18.6),因此要珍重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尊严和努力。
其次,是“尚德传统的建立”。
人文精神,可以表现于高举智慧,可以着重在律法典章,中国自古传统则是崇尚伦理道德。孔子之所以承周文而垂教后世,就在这里。儒学把一切勇力、财富、知识、艺术成就,都统辖在道德之下,以规范人心,维系社会,其作用几乎等同宗教。至于因此而对道德以外的文化表现——诸如科学精神,艺术精神等等的发展,有若干制约,这也是历史的现实了。
最终而最高,是“心性主宰的显现”。
独神宗教信仰上帝为万有之本。唯物主义者以物质为第一性,认为真理只在科学。《论语》所见孔子之教,尊天敬神,而又虚之远之,一切为学、成德、立教、化民的努力,都归本于人类自觉良知——即所谓“仁心”。由此而开展义理,构组礼制,达至最高的仁的境界。因此,“仁”是成终,也是创始,一切发动于本身的意念。所以,《论语》有几句话最为关键:
“苟志于仁矣,无恶也。”(《里仁》4.4)
“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述而》7.30)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12.1)
“内省不咎,夫何忧何惧?”(《颜渊》12.4)
人本,而不是神本;主要靠自力,而并非他力,这就大异于独神信仰,而与原始佛教相似。不过佛教讲一切山河大地、万事万法,都不外人心幻化,因缘生灭,并非真实,所以必须戳破迷执。这个理论推展至极,必然以“无善无恶”为心之本体。这又与儒学的“道不远人”(《中庸》)大异其趣了。至于不论儒家的“开物成务”也好,佛教的“舍离解脱”也好,作为价值与力量根源的“心”,是否“自有永有”?能不能“自本自根”?这就是最高层次的、耐人思考的哲理核心问题所在了。
连智慧高、学问广、成就大、敬爱孔子又真诚热切的子贡,也说“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5.13)。孔子的主要兴趣,还是“学不厌、教不倦”(7.2)地探究、维持与改良伦理现实。他一生努力最久、贡献最大,也就在于教育。“学”也就是《论语》首章首句的第一个字。幼学之先,就在孝悌,既长而学,优则仕(19.13),以致君泽民,为元首者,更以“内圣外王”为最高境界,这便是二千多年来以孔子为圣人,以《论语》为宝典者的共识了。
逃避不了的问题是:
孔子为什么终无所遇?
汉武帝开始以君王之尊而独崇儒术,两汉皇帝以“孝”为谥,此后直至民初,执政者大都尊孔——他们的真正用心何在?
二千多年来,士人都读《论语》,百姓也都祀孔子、尊儒学,不过,孔子与《论语》的崇高理想到底实现了多少?主要困难在哪里?
从秦汉一统直到明清,君王专制的病害为什么愈演愈烈?权力的腐败,人性的贪婪、自私,儒家为什么无有效的对策?乱臣贼子,治之以圣君贤父;但是,君父而终身绝对权力,又竟然(在大一统之国、至高无上的皇帝尤其“易然”甚至“必然”)“父不父”“君不君”,又有何对策?靠阴阳五行所假借的吓之以宗教迷信吗?像黄老之术所教导的,诱之以自然虚静、垂拱无为吗?这些,两汉行之四百年,如果有效,就不会有“外戚”、“宦官”、“党锢”等等大祸了。天下兴亡,生民休戚系于一身一念,而又庸弱或者昏暴之君,根本“贤臣”、“小人”不辨,甚至更以近贤为苦、亲佞为乐,那么,即使公忠睿智如诸葛孔明,除了力疾从公,还撰《出师表》,垂涕泣而道君臣语亦父子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外,又能做什么?还侥幸他碰到的是不能不倚赖他、信靠他的阿斗,而并非秦二世、隋炀帝,或者自毁长城、到死不悟的崇祯!
南北朝隋唐,外来的佛学变成最大的宗教信仰,以“一念悟迷”来消融苦乐,以“轮回报应”来解释人生,问题是虚诞难凭,无补现实!儒者要抗“佛老二氏”而有宋明理学,结果也滑入“谈心论性”、抽象玄秘的哲学探究。清儒要矫其弊,提倡“朴”实之学,又怯于政治高压,不敢接触社会“实”务,更囿于传统,不知穷究自然“实”物之理,于是只能自困于语言文字和古史的考据之中来求实证,同样是象牙之塔中的埋首沙堆!
晚清以来,列强交侵,国家民族、社会文化,都面临“数千年未有”的危难!为了救亡图存,不得不痛苦检讨,才发觉自己既不“民主”,也缺“科学”!
于是人们质疑:
孔子说仁者“爱人”,后来孟子更说“民贵”君轻,理论上被爱被贵的人民,为什么二千多年来都不被擢升、被培养、被承认可以(而且应该)作“主”?即使现代“民主”、“共和”早成共识,为什么实际发展,还是迟迟牛步?
历史上,儒学对人类良知的发扬、个人私德的培训,功高效广,炳耀千秋;可是,对掌权者的“君德”,对社会整体的“公德”,督导、维持的成绩又如何?
现代政治剧变,儒学饱受轻视、打击,再加上经济上和某些外来思想上的因素,人民道德大滑坡,中国早已愧称“礼义之邦”。对此,是否复兴儒学即可有效改善?实现孔子之道的过往困难既然仍在,当今情况如此,又如何“复兴”?
传统文化偏重“尚德”,于是“尚智”之效不彰,有实用“科技”成就而基础的、抽象的“科学”精神仍然亏缺。一百五十多年来,西潮激荡,于是事事落后的情况明显,对此,仍然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者,是否就可以更新儒学?如何“开出”科学、“转出”民主?
人类既有两性,谈“心”说“人”,自应男女兼及。不过,以上云云,传统云云,都绝大部分似乎单为有史以来就掌权作主的男性而言,妇女的教育权、参政权,直到现代才提升到平等。不必“诉诸他恶”地辩说:“人家西方也是近世的事”,如果不是人家的打击与传教,我们还不会“见贤思齐”而奋起直追,我们还继续以“阴阳”“尊卑”的理论来欺人自欺,来掩饰不公不义!
……
以上种种思想的、文化的基本问题,我们当然不应对“是人,不是神”的孔子求全责备,当然不能让二千多年来早已“曲突徙薪”、“补苴罅漏”以艰苦经营、撑持那“人文化成”大局而弄得焦头烂额的儒家良士独任其咎,当然对同样责无旁贷的、以逍遥观赏为高、以舍离解脱为能的其他重要思想放过不讲。——讲公道话:如果没有孔子的栖栖遑遑、教诲开示,如果没有《论语》的记录言行、流传百世,没有历代读圣贤书者的薪尽火传、成仁取义,一切更不堪设想!
不过,要反省、要深思的是:单就儒家来说,是否对人性过于乐观,所以方法欠周密、观察不通透?
早在汉初,杂家而近于老庄的《淮南子》批评儒者:
“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是犹决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精神训》)实在是生动、深刻而精到!
当然,道家也只是冷静而高逸地惋惜、讥嘲,自己并不提出,也拿不出什么办法。二千多年来的历史早已说明这点。现代我们怀念而尊敬孔子、珍惜而研读《论语》的人,要怎样思想?尝试一些什么办法?

内容简介
《中信国学大典》是中信出版社引进自香港中华书局的一套深具国际视野、贴近当代社会的中华传统文化经典藏书。中信国学大典延聘国学泰斗饶宗颐为名誉主编,邀请海内外知名国学家担任经典的选编、导读及译注。中信国学大典既收录了《论语》、《老子》、《孙子兵法》、《孟子》、《庄子》等不可不读、不可不知的中华经典名著,也囊括了《周易》《史记》《三国志》《资治通鉴》《汉书》等耳熟能详的经典作品。
《论语》是一本以记录春秋时思想家、教育家孔子与其弟子及再传弟子言行为主的汇编,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宋朝朱熹将其列入“四书”,是文人士子参加科举进入仕途的必读书目。《论语》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和价值观念有着无可比拟的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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