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意志:用科学为善恶做了断.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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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八大未解哲学问题”中的“我们有自由意志吗”也许要被科学家来解开。
★《自由意志》是科学与人文最激情的碰撞,有关“自由意志”最精到的著作,亚马逊畅销图书。
★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哲学家、认知神经学博士、公共知识份子,他是向大众敞开怀抱的科普斗士,他是无神论的四大骑士之一,他就是打破“自由意志”泡沫的萨姆•哈里斯。
★绝无哲学著作的晦涩与艰辛,全书充满机智与幽默,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院李淼博士精彩导读,引发读者无限思考。
★湛庐文化出品

名人推荐
作为哲学中最艰深、最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之一,自由意志之所以得到持久而热烈的关注,主要是因为这个问题归根结底关系到人的自我理解,尤其是对人在宇宙中的地位的理解。对于康德来说,意志自由不仅是人类道德的一个基本预设,也是人类社会最终要努力实现的一个理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对自由意志的信仰已经渗透到人类生活的诸多重要方面。
然而,在一些哲学家对自由意志的存在提出了最精致的哲学论证的同时,对自由意志的怀疑也从未停息,例如,当前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也在滋生一种关于自由意志的怀疑论。如果我们不再相信自己有自由意志,我们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在这本思想上极富穿透力与挑战性的著作中,萨姆•哈里斯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回答。他的论点和论证并非无懈可击,但我相信这本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的小书会给读者带来阅读的享受和崭新的认识。
——徐向东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 《理解自由意志》作者

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吗?我们的行为和做出如何行动的决定是听命于我们自己,还是事先被设定好的?这是在西方宗教和哲学中存在了两千年并被不断争论了两千年的终极问题之一。我们不可能仅仅靠哲学思考、靠设计悖论、靠对大脑电信号的简单测量,或者靠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来解决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也许,在不远的未来,科学将对这个问题做出终极裁判。
——李淼 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这是一本短小精炼,但却挑战人心的书,山姆•哈里斯通过无可辩驳的理性论证、举重若轻地叙述手法,向我们揭示了自由意志观念的先天缺陷和自相矛盾,而且即使在精神领域,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如果他所言非虚,那么这本书将彻底改变我们看待人类自身的视角。
——V•S•拉马钱德兰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脑与认知研究中心主任 《泄密的大脑》作者

《自由意志》一书精彩动人,轻松诙谐,但这丝毫没有削弱它思想上的深刻性。可见,山姆•哈里斯的这区区数万字,足以胜过其他人几十万字的长篇大论。
——奥利弗•萨克斯 著名神经学家 《错把妻子当帽子》作者

自由意志的错觉已经根深蒂固, 人们就是愿意相信它的存在。在《自由意志》中,山姆•哈里斯以神经科学和心理学为理论武器,一劳永逸地戳穿了这个谎言。和哈里斯的其他著作一样, 这本书不但将打破你的常识,而且会让你陷入深深的思考。读它吧,因为你别无选择。
——杰里•A•科因 美国芝加哥大学生态学与进化生物学教授 《为什么要相信达尔文》作者

许多人认为,我们不可能抛弃自由意志的信仰,如果这样做,我们将会陷入虚无与绝望的境地。然而,在这本充满挑战意味和个人色彩的小书中,哈里斯以自己为例,证明了在自由意志这个“邪恶的女巫”死亡之后,一个人会跳出自我中心的樊笼,以一颗更加敏锐, 也更具创造力的心灵面对道德问题。
——欧文•弗拉纳根 杜克大学哲学教授 《真正的难题》作者

如果你或者你的亲朋好友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这本书将是一剂完美的解药。它充满睿智,妙趣横生,完全值得一读。哈里斯认为,自由意志其实并不存在,而且,对这一真相的了解,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如果我们能正确思考,就能从自身经验中认识到自由意志的虚幻。书中的讨论让人拍案叫绝,它的作者不愧为当今思维最为敏锐的学者之一。
——保罗•布卢姆 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 《快感:为什么它让我们欲罢不能》作者

作者简介
[美] 萨姆•哈里斯Sam Harris
被《连线》杂志评选为2012年影响世界的50人之一,撼动道德世界的科学勇士。
美国著名哲学家、神经学家、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畅销书作家。
斯坦福大学哲学学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神经学博士。
非盈利组织理智工程(Project Reason)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他的作品荣获美国笔会非虚构文学奖,以15种不同的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并引起《纽约时报》、《科学美国人》、《自然》、《滚石》、《新闻周刊》、《时代周刊》以及其他刊物的广泛关注。
他还在《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泰晤士报》、《波士顿环球报》、《大西洋月刊》、《新闻周刊》、《神经学年鉴》等刊物发表过多篇文章。

目录
赞誉
导读 科学能否回答哲学问题/ 李淼 Ⅰ
前言 “自由意志”不过是场甜蜜的错觉 001
01 做决定的是你,还是你的大脑 意志的无意识起源 011
有人比你先知道你要做什么
我们并非自身思想的主宰

02 只要木偶热爱他的绳索,他就是自由之身 被偷换的概念 023
决定论VS 自由论VS 相容论
你能左右你的欲望吗
你的许多器官正在为你做无意识的“决定”

03 如果我的大脑是一台量子计算机 因与果 041
“自我生成”≠“自由意志”

04 不起作用的意志力 选择、努力与意愿 049
谨慎思考背后是无法感知的生理活动
如果一切都已注定or 袖手旁观也是一种选择
你的想法并非由你一手创造

05 放弃“自由意志”,让我们更“自由” 不愿面对的真相 071
同情和宽容不是一种罪

06 先给惩罚一个理由 道德责任 077
化解仇恨的理由
治疗罪恶的药剂
复仇的欲望是一种错觉

07 改善社会要与自然之力并肩作战 政治意义 097
成功并非全是个人奋斗的结果

结语 你以为你拥有自由就拥有自由吗 103

附录1 “生”不由己 107
认识自己的局限,才会更加仁慈,更加公正
附录2 自由意志与“自由意志” 119
与丹尼尔• 丹尼特之争
附录3 自我的错觉 133
与哈佛大学布鲁斯• 胡德教授访谈录
致谢 147
注释 149
译者后记165

序言
导读 科学能否回答道德问题
李淼/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
一、自由意志与决定论
我们的意志是自由的吗?也就是说,我们的行为和做出如何行动的决定是听命于我们自己,还是事先被设定好的?
这是在西方宗教和哲学中存在了两千年并被不断争论了两千年的终极问题之一,到了二十世纪末,这个问题也进入了科学领域。也许,在不远的未来,科学将对这个问题做出终极裁判。
但是眼下,不论是哲学家还是科学家以及普通人,不得不作出“主观”的选择,相信自由意志或认为自由意志并不存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论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相信存在的人必然做出“你相信与否都与你自己无关,你不过是冥冥之中那个决定的承载者”。我这么说,自然会引起专家的反驳,因为否定自由意志存在的人的个人观点因人而异,并不一定是所谓的决定论者。
我们下面再认真定义一下何谓意志何谓自由意志。在做出这个定义之前,有必要提一下决定论和非决定论。在物理学中,所谓决定论,是凡事都有因,在莱布尼茨的哲学中,即充足理由律。用在物理事件上,每一个物理事件都是由上一个物理事件或上一串物理事件决定的;用在判断上,就是凡是正确的判断都有一个充分的理由。
当然,我们知道,莱布尼茨的充足理由律在微观物理世界不成立,量子力学告诉我们,任何一个事件的出现只是偶然的,只遵守量子力学的某种几率规律。例如,此刻打在我眼睛中的一个锥状细胞上的一个光子完全是偶然的,首先,这个光子来自某个物体的辐射,这个物体是否辐射它由几率决定,其次,我的锥状细胞是否记录它也是由几率决定。
那么,现代人为何还相信决定论?因为多数人认为,在宏观层次上,决定论还是成立的。的确,物理学家虽然发现了一些宏观量子现象,但肯定多数宏观现象是决定论的。只是,物理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在大脑的运作机制上发生了分歧,到现在为止,没有人能够肯定大脑的过程都是经典物理过程。
这样,哲学家兼文学批评家G•史卓森将观点(或人群)分成九类,视其在决定论和自由意志两个问题上的立场而定:

我们看到,前四类对两个问题的都有立场,后五类不是对决定论是否为真存疑就是对自由意志存疑,第九类最犹豫不定,对两个问题都存疑。第一类是强决定论者,我想中国大陆的很多理工科生是强决定论者,很像本书作者哈里斯。第二类叫做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自由意志论者,我本人目前的立场就是,这些人的观点和第一类完全相反。第三类人常常叫做相容论者,因为他们既相信决定论又相信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这也并不奇怪,因为外部世界是决定论的,我们的决定也会受到外部世界影响,当然外部世界不是全部,我们有所谓“主观能动性”。而史卓森本人属于第七类,他完全排除自由意志的存在。
不相容论者的范围比较大,覆盖了除了3、5、8的所有各类。
二、自由意志与哲学及伦理
那么,什么是意志?英文对应的词是will,这个词,中文解释是,决定达到某种目的而产生的心理状态。我们现在谈的是个人的意志,不涉及群体。Will这个词的英文解释是,某个故意行动的原因,这是哲学上的定义,与中文类似。在心理学中,与will相似的一个词是volition,定义是决定做一件事的认知过程。在认知科学中,随着我们对大脑过程认识的加深,will的定义也将会发生变化。
自由在英文是free,这里free与随机不同,只是没有约束的意思。Free和will放在一起,构成自由意志,却不是随机决定的意思。随机其实也是不自由的。举例来说,在物理过程中,典型的随机过程是布朗运动,液体中悬浮的花粉在无数看不见的分子撞击下做无规行走,这明显不是花粉的自由意志。其实,仔细分析,布朗运动的无规行走看上去无规,假如你知道了所有分子的行为,你还是原则上能够解释的。所以,随机有时也是不自由。
自由意志,在我的理解,是大脑中自发的那一部分,但这自发的理由并不随机,看上去有道理。比如我现在决定去读书,如果是我的自由意志决定的,它一点儿也不违背常理,但如果我现在决定去撞墙,就有点不理性了,除非我有去撞墙的理由——例如对某事表示愤慨。
希腊哲学没有大张旗鼓地讨论自由意志,甚至没有自由意志这个概念,但苏格拉底的道德论已经涉及人类行为的善,以及人类对行善的支配权。到了晚期希腊哲学,斯多亚派认为人在宇宙面前没有自由,只有服从。伊壁鸠鲁派则持截然相反的看法,认为偶然性导致人的自由意志,人有选择权。这是自由意志问题最早涉入人类如何面对自己的善恶问题。
到了基督教,自由意志问题就成了根本问题之一。从圣经看,上帝虽然创造了人,但他给予人自由,后来夏娃和亚当就是出于自由受到恶魔的引诱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弥尔顿写的《失乐园》中详细描写了天使的背叛,也就是,上帝虽然全知全能,但他也赋予了天使做出自己决定的自由,这就导致了神学哲学中的魔鬼难题:既然上帝创造了魔鬼,魔鬼是恶的,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为什么最后还要惩罚魔鬼?这是自由意志问题的另一个表述:如果上帝给予魔鬼和人以自由意志,为什么不让自由意志的使用为好目的服务?这和上帝的全能是否矛盾?
在基督教中,奥古斯丁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他认为如果将恶归结于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则为犯罪找到开脱的借口,他用新柏拉图主义的理论来为基督教的教义背书,上帝是至善的,但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人类不是至善的,所以就有了恶,恶是人类自由意志的产物,惩恶扬善,就是值得弘扬的了,从而也是正义的。到了托马斯阿奎那(13世纪),他认为自由意志是存在的。15世纪到16世纪的马丁路德是决定论者,也就是说他不相信自由意志是存在的。这和圣经有矛盾,圣经中,上帝虽然创造了人同时全知全能,但赋予了人自由意志,所以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哈里斯在本书中列举一些具体的例子,说明犯下至恶罪行的人在小时候可能遭遇到虐待,或者,在大脑或基因中早已种下了种子,所以我们不能将犯罪本身完全归罪于罪犯本人。他的雄辩有一定道理,但我们不能将这些例子当作人类没有自由意志的理由。冲动有时固然不可克制,冲动有时可能因为早就种下恶因,但不能说我们就失去了控制冲动的理由,更不能由此推论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是外因导致的,甚至极端地说我们的行为在宇宙大爆炸之初就被决定了。
三、自由意志与物理学
这就将我们引导到自由意志与物理学的关系问题。
前面已经谈到,微观物理世界中,非决定论主导。早在上世纪,海森堡通过对原子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无法预测电子在下一个时刻的位置,同样,我们也无法预测任何基本粒子在下一个时刻的行为,这种不可能预测性是根本的。表面上看,这是自然界对人类非常不友好的举动,但是,正是由于基本粒子的不可预测性,我们的世界才是稳定的,否则原子在极短的时间内就会消失。
以爱因斯坦为代表的部分物理学家不愿意放弃经典决定论,他们认为,表面上的不可预测性只说明量子论是不完备的理论。可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物理学家们通过实验揭示,量子论是完备的,不存在遵从决定论的更加完备的理论。也就是说,在根子上,我们的世界是非决定论的。
多数认知科学家和神经科学家并不认为大脑的认知过程涉及非决定论的量子过程,例如,神经元之间传递信号以及保存信号看上去是电过程。有少数神经科学家例外,他们会像数学物理学家罗杰•彭罗斯那样相信大脑神经元运行机制在根本上利用了量子效应。彭罗斯走得最远,他认为大脑的关键过程甚至与时空的量子力学有关。
我们也许不会像彭罗斯那样走得太远,但至少要考虑研究认知过程是否涉及量子效应,这就要求我们设计完全不同于过往的实验,不仅仅是测量大脑的电信号。
有趣的是,20世纪八十年代,心理学家本杰明•李贝特(Benjamin Libet)做了一些认知实验,发现人在感知决定和行动之前,已经有潜在的大脑活动,也就说,决定的作出应该没有被直接感知。这导致心理学界对自由意志问题的讨论。一方认为,未被感知的决定其实就是决定论的,不是人的自由选择,另一方认为未被感知的大脑过程和被感知的过程不应该被划分为完全不同的性质,未被感知的过程,例如发生在右半脑的过程,未必不是人的自由选择。这里,我将“人的自由选择”定义为大脑的自主决定,这个决定不能由更早的大脑和周边状态推断出来。
2006年,两位懂得量子论的数学家, 西蒙•柯晨(Simon Kochen)和约翰•康威(John Conway),证明了一个令人惊讶的定理。定理的陈述涉及到自由意志,所以这两位数学家将这个定理称为自由意志定理,这个定理原则上是量子力学的一个定理。这里,我不打算用严格的数学语言陈述这条定理,只稍微解释一下定理的含义。
我们知道,人是通过实验来了解这个世界的,即使你不是科学家,你也是通过观察来了解世界的。我们说太阳每天都会升起,因为我们过去每天都看到太阳升起了。太阳每天升起是一个规律,在更深的层次上,这个规律是牛顿力学和万有引力的推论。在宏观世界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这种决定论的规律。在微观世界中,我们说过,我们无法预测电子在下一个时刻的行为。比如我们用荧光屏来测量电子的位置,量子力学只能告诉我们电子在荧光屏上位置的可能分布。那么,在测量那一刻,电子是否自己决定要在哪个位置出现?柯晨和康威告诉我们,如果测量电子位置这个决定是我们的自由意志决定的,那么,电子在哪个位置出现也不是电子过去的历史甚至整个宇宙过去的历史决定的,而是电子“随意决定”的,电子在“做决定”之前,由于并不知道你要测量它的位置还是速度,还是别的什么,它只能“临时做出决定”。
自由意志定理是一个十分反直觉的定理,从根本上否定了笛卡尔的二元论。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外部世界是决定论的,而人可以自主,是非决定论的。柯晨和康威证明了,要么人和外部世界都是非决定论的,要么人和外部世界都是决定论的。这条定理当然不能证明人有自由意志。
四、无自由意志导致的悖论
如果人从一出生开始就失去了自由,完全听从别人的指令,我们当然会认为他很可怜,简直比奴隶还可怜。
同理,如果我们深思一下,人如果没有自由意志,一切如同强决定论者或行为心理学派认为的那样,只是事先被设定的,无论他犯罪或做好事,我们都觉得与他本身无关,是不是也很可怜?
本书作者哈里斯的主要观点是,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是不自由的,但我们有自由的幻觉,就将幻觉当作真自由,同时,对那些不由自主犯下罪行的人,我们要考虑到他们不由自主的处境。哈里斯的信念在逻辑上可能的。
当然,目前我还是自由意志论者,所以我不会觉得自己可怜,更不会觉得下面的一些悖论会困扰我。(但这不妨碍我认为人的行为有部分先天和环境影响的成分。)
一个最简单的悖论是懒惰者悖论。假设小明是一个强决定论者,认为与他有关的的一切都已经决定不可更改了,他就会遇到如下的两难处境。小明第二天要考数学了,他知道,他的考分已经是板上钉钉子不可更改了。他又觉得,如果晚上复习一下,他会考得更好,也许能及格,如果不复习,他肯定不及格。那么,他到底复习还是不复习?如果考分是事先决定了,岂不是复习不复习都一样?但是,直觉上看,复习和不复习的结果当然会不一样,那么,复习或不复习是不是也是事先设定好的?这是懒惰者悖论,很绕人。
一个更加绕人的悖论是纽科姆提出来的,1969年由另一个人在一篇哲学文章中分析并发表。为了帮助我们记住这个悖论,我们将它改名为两个盒子的悖论。
假设有一个全知者,给你两个盒子,A和B。A是透明的盒子,里面装有一千美元,B不透明,可能是空的,也可能装有一百万美元。现在,你来参加这个游戏。游戏要求你选择只拿那个不透明的B盒子,或两个盒子都拿。
全知者根据你的行动决定是否在B盒子里放一百万美元。如果你只拿B盒子,那么就在里面放一百万,如果你两个盒子都拿,就不在B盒子里放任何钱。
如果你是决定论者,认为全知者已经知道了,你一定拿B盒子,因为他会在里面放一百万。如果你两个都拿,你只能得到A盒子里那看得到的一千美元。
如果你是自由意志论者,你会这么推理:“全知者以为他自己知道了,如果他推测我只拿B盒子,就在里面放了一百万,如果他推测我两个都拿,就不在B盒子里放钱。反正他已经决定了,并且不能改变自己的决定,我只拿B盒子要么什么也没有要么是一百万,但如果我两个都拿,要么是A盒子里的一千,要么是一千加一百万,反正比只拿B盒子多了一百万。”
大家就这两种不同的选择争论得没完没了,因为确实每一种选择都有道理。相信宿命论的总有一百万好拿,不相信的觉得自己总会多拿了一千美元。
奇怪的是,不相信宿命论的人却相信因果律,既然决定已经做了,哪怕是全知者做的,他也不能改变了。相信宿命论的,认为全知者连你的行为也预测了,你只好选择最好的结果。
发表纽科姆悖论的诺齐克说,奇怪的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确定的选择,奇怪的是做出不同选择的人居然是一样多的。
站在宿命论即一切都被事先设定好的立场上看,我们怎么解释这个悖论?如果我只拿B盒子,我当然应该得到一百万,因为全知者设计了我只拿B盒子。这个有趣的悖论告诉我们,全知者自己并没有选择,他不能让B盒子空着,因为他知道参加游戏的人不傻。
五、事情并没有完
我们不可能仅仅靠哲学思考和设计悖论来解决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也不可能仅仅靠几个简单的对大脑电信号的测量来解决这个问题。同样,仅仅靠量子力学的非决定论我们也推不出自由意志。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的问题与人类大脑如何工作的密切相关,这个问题会驱动我们更加深入地研究认知科学以及意识问题。我们每一个人在稍稍思考了自由意志问题之后都会被带入天人交战的处境,天自然是我们改变不了的条件,包括整个宇宙的历史,宇宙大爆炸,我们的父母将我们生下来,这个社会在我们发育和受教育的过程中给我们提供的帮助以及没有给我们提供的便利,而人是我们自己。
自由意志是否存在涉及到伦理和法律,涉及到我们的心理状态甚至我们对自己的期许,还会将我们带入过去没有思考过的一些哲学问题。

文摘
06 先给惩罚一个理由 道德责任
• 某男孩,12 岁,经常遭受肉体与精神上的虐待。一天,他用父亲的枪故意杀死了一位嘲弄自己的年轻女子。
• 某青年,25 岁,小时候饱受虐待。他故意枪杀了自己的女友,因为这个女人移情别恋,离他而去。
• 某青年,25 岁,幼年时家庭环境非常良好,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他故意枪杀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
他们当中谁有罪,谁又可以原谅,为什么都是一位年轻女子死亡,我们却对凶手抱有不同的态度。

正是因为相信自由意志的存在,我们才会接受宗教上的“罪恶”观念,并坚决支持“报复性”的司法正义。联邦最高法院宣称,自由意志是美国司法体系“普遍持久”的理论基础,它区别于那种“关于人类行为的决定论观点,决定论的观点与我国刑事司法系统的根本准则并不相容”(1978年合众国诉格雷森案)。任何危及自由意志存在理由的研究进展,似乎都会让人怀疑惩恶罚罪的道德合理性。
当然,最让人们担心的是,如果实事求是地强调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有可能会全面消解人类的道德责任。如果人类的行为完全受制于像天气般变化无常的神经活动,我们如何能准确地讨论善恶对错的问题?善恶对错观念的理论基点是:我们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想法与行为。如果我们希望保留人之所以为人的种种道德准则,就必须在有关个人责任的观念中找到与我们发现的客观事实相符的一面。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人们平时所说的“对某个行为负责”究竟是什么意思?举例而言,昨天我去逛了一趟超市,当时我穿戴整齐,举止检点,没有做小偷小摸的事情,也没有买凤尾鱼罐头。这些行为与我自身的想法、意愿、信仰或者欲望完全一致,二者之间是一种顺理成章的关系。正是从这一点上说,我完全可以对这些行为负责。但如果我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超市里,而且企图一罐又一罐地偷走超市里的凤尾鱼,那么我的行为举止就完全是一种反常的表现。我会认为自己肯定是中了邪,并觉得自己不该为这些行为负责。因此,责任的存在与否,取决于我们头脑的整体状态,而非超脱于物质之上的精神层面的因果关系。

化解仇恨的理由
我们不妨看一看下面五个有关枪击事件的案例:
1.某男孩,4岁,他在玩弄父亲的枪时杀死了一位年轻女子。这把枪原本放在梳妆台的抽屉中,枪里面装满了子弹,并且保险栓是打开的。
2.某男孩,12岁,经常遭受肉体与精神上的虐待。某天,他用父亲的枪故意杀死了一位嘲弄自己的年轻女子。
3.某青年,25岁,小时候饱受虐待。他故意枪杀了自己的女友,因为这个女人移情别恋,离他而去。
4.某青年,25岁,幼年时家庭环境非常良好,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他故意枪杀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5.某青年,25岁,幼年时家庭环境非常良好,从来没有受过虐待。他故意枪杀了一位素不相识的年轻女子,“只是觉得好玩而已。” 然而核磁共振显示,在他大脑的前额叶皮层(负责控制情绪和冲动行为的区域)长有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瘤。
在以上任何一个案例中,都有一位年轻女子死于非命,而且她的死亡都源自另一个人的大脑活动,但我们对此会产生多大的义愤,却取决于每个案例所涉及的背景条件。我们认为,一个四岁大的孩子不可能具有真正的杀人意图,而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在思虑的周密性上还无法达到成人的深度。
因此在案例1和案例2中,我们知道杀人者的大脑还没有完全发育成熟,因此他们都属于不完全刑事责任人。
在案例3中,长期的受虐经历以及突如其来的感情纠葛似乎可以减轻这个男人的罪行:这是一次激情犯罪,杀人者本身也受到过别人的伤害。
在案例4中并不存在虐待的问题,根据其中的杀人动机,我们可以将这位杀人者认定为心理变态。
案例5所涉及的变态心理和杀人动机与案例4完全一样,但杀人者脑部的肿瘤在某种程度上彻底改变了我们的道德判定:鉴于肿瘤生长的特殊部位,这位杀人犯几乎完全不用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尽管他的主观意图与案例4中的变态杀手如出一辙,但他却能出人意料地规避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一旦我们了解到他的主观情绪源自某种生理原因,即脑部肿瘤,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他是自身生理缺陷的牺牲品。
可见,在以上所有案例中,造成这位年轻女子死亡的真正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另一个人的大脑状态及其相关的背景因素,但其中涉及的道德责任却存在程度上的差别。对此我们该如何理解?
为了证明某些人具有社会危害性,我们往往会接受这样一个假象:每个人都是自身想法的施因者。然而,我们完全不必如此。当一个人对他人造成伤害时,他的行为是否出于明确的意图,是我们谴责他的主要依据。因此,我们依然可以根据具体案例中的相关事实来进行量刑:例如被告的品性特征、犯罪记录、人际关系、酗酒经历,及其所供认的犯罪动机等。如果一个人的行为已经完全失去理智,我们就应该充分考虑他的存在将给别人带来什么样的风险。如果被告冥顽不化,嗜血如故,我们就完全可以认定他对社会存在危害,而无需借助自由意志的观念。
为什么蓄意伤害他人的决定最应该受到谴责?因为依据明确计划而实施的行为最能反映出我们大脑的整体特征,诸如我们的信仰、欲望、目标以及偏见等。打个比方,你产生了刺杀国王的意图,你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考虑这件事,并且翻阅了大量的资料,还和自己的朋友发生了争论,最后你依然决定刺杀国王,那么你的刺杀行为充分说明了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这并不是说你的行为根源于你自己的决定,完全受你自己支配。问题的关键在于,无论原因如何,你偏偏长了一个弑君者的大脑。
为了防止他人受到伤害,我们必须将某些罪犯投入监狱。这样做的道德理由非常简单,因为其他人会因此受益。抛弃自由意志的假象可以让我们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例如评估风险,保障无辜以及制止犯罪等等。然而,当我们将更为广泛的因果关系纳入考量范围的时候,我们的道德直觉就会变得更加宽容。从确切的意义上说,即使最凶残的暴徒也是因为人生的不幸而沦为罪犯。如果我们能意识到这一点,那么仇恨(而非恐惧)的理由就会土崩瓦解。即使你相信每个人都拥有一个不朽的灵魂,这一点也不会改变:如果某人生来就拥有一个心理变态者的灵魂,那么他显然是一个极度不幸的人。
为什么案例5中的脑部肿瘤会完全改变我们对事实责任的认定?原因之一是,如果没有遭受脑部肿瘤的侵害,当事人(根据我们的假设)不会做出这样的举动。肿瘤的生长及其所产生的影响可以算作一种偶然因素,由此而言,杀人者完全是自身生理缺陷的牺牲品。当然,如果他的病情无法好转,我们仍有必要将他囚禁起来,以防他再次实施犯罪,但我们不会仇视他,或者将他视为邪恶的化身。我相信,我们的道德直觉必然会朝着这个方向改变:我们对人类大脑背后的因果关系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难在案例4与案例5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

治疗罪恶的药剂
那些被关在死囚牢里的男女囚犯只不过是一系列不幸的集合体:不良的基因、糟糕的父母、恶劣的环境、愚蠢的想法。他们显然都是些倒霉透顶的无辜者。在人生的这些变量中,有哪一个是他们可以真正负责的对象?已经有充足的理由证明,一个人的生理基因和成长环境决定了他的性格特征,但是,没有人能够对自己的基因或成长环境负责。我们的司法体系应该体现这样一种认识:在人生的牌局上,每个人都有可能抓到一手烂牌。事实上,道德本身就掺杂着运气的成分,如果对此视而不见,反而有违我们的道德原则。
我们的道德直觉应该做出怎样的调整?为了充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现在发明了一种可以治愈人类罪恶的方法,结果将会怎样?假如我们可以通过一种成本低廉、安全无痛的手段让大脑活动产生相应的改变,譬如说,我们可以将某种药物直接添加到食品当中,就如同添加维生素D一样,那么所谓的“罪恶”就只不过是一种类似营养不良的疾病。
假如这种治疗罪恶的方法真的存在,我们就能明白,人们的复仇心理存在着道德上的缺陷。也许到了那一天,我们可以拒绝给一个杀人凶手提供相应的治疗,作为对他所犯罪行的一种惩罚。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这意味着有些人理所应当地被排除在治疗范围之外?如果在一个人实施犯罪之前,我们原本有机会将他治好,那他是否仍然应该为自己的罪行负责?似乎那些对他的病情早有了解的人更应该因为疏忽大意而受到起诉。对于案例5中的凶手,我们已经知道脑部肿瘤是他犯罪的真实原因,我们也可以为了惩罚他而拒绝对他实施手术,但这是否说得过去?显然说不过去。这里面包含着一个颠扑不破的道理:我们之所以会产生惩罚的念头,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人类行为背后的深层原因。
尽管人们钟情于自由意志的观念,但大多数人都已明白,即使是最美好的想法意图,也敌不过大脑疾病的负面影响。这种认识上的转变,说明我们对普遍人性的看法有了长足的进步,它更深刻,更合理,也更具怜悯之心。值得一提的是,这种认识的发展显然与形而上学的宗教教义背道而驰。根据宗教教义,每个人生来就拥有一个永恒的灵魂,这个灵魂完全不受物质世界的任何影响,包括这个人的生理基因或者他所身处的经济体系。然而,这种观念其实最容易为人类的暴行提供生存空间。
将人类行为视作一种自然现象并不会破坏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如果能将地震或飓风关押起来,以阻止它们施虐,我们同样应该为它们建造监狱。我们不遗余力地抗击传染病毒,甚或杀死一些偶然出现的野兽,但我们从不认为它们也具有自由意志。很显然,即使将有关人类行为根源的真相大白天下,我们依然可以明智地应对社会危险分子所造成的威胁。我们仍旧需要一个行之有效的刑事司法系统,根据犯罪分子对社会构成的潜在威胁,它可以准确地进行定罪量刑。但是,惩罚的理由则会自行消失——除非我们发现惩罚是达到威慑或恢复目的的必要手段。

复仇的欲望是一种错觉
必须承认,有关复仇的问题总是让我们感到左右为难。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纽约客》杂志发表过一篇令人深思的文章。21文章讲述的是如果一个人复仇的渴望没有得到满足,他有可能会为此付出极高的代价。戴蒙德对比了两个人的真实经历:一个是他的朋友丹尼尔(Daniel),这位新几内亚高地人成功地报了杀叔之仇;另一个是戴蒙德已经过世的岳父,他曾有机会杀死一个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残杀了他所有亲人的凶手,但他最终把这个人交给了警方。可是,这个凶手只在监狱里待了一年,然后就重获自由。在这两个故事中,一个人复仇成功,另一个人则放弃了复仇,这两种行为最终造成了完全不同的后果。虽然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反对新几内亚高地的仇杀文化,但丹尼尔的复仇之举毕竟让自己的良心得到极大的宽慰,而戴蒙德的岳父在此后的60年里却一直生活在“悔恨、内疚的折磨之中”。显然,对于许多人来说,复仇是一种强烈的心理需求。
我们总是倾向于将他人视作自身行为的主宰,如果有人对我们造成了伤害,我们会要求他承担责任,并认为这种罪行必须受到惩罚。而且通常来说,唯一合理的惩罚手段似乎就是让行凶者承受痛苦,或者剥夺他的生命。我们目前还无法确定,一个以科学事实为审判依据的司法体制是否能够抑制这种复仇冲动。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能够将人类行为背后的各种原因充分纳入考虑范围,这至少在一种程度上可以缓解我们对不义行为的自然反应。例如,如果戴蒙德岳父的家人是被一头大象践踏而死,或者死于霍乱感染,那么我相信戴蒙德岳父所承受的痛苦会有所不同。我们也同样相信,如果戴蒙德的岳父知道这样一个事实:杀害他家人的凶手原本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而这个人之所以会犯下罪行,是因为大脑前额叶皮层受到某种病毒的侵害,那么他心中的悔恨也会缓解不少。
然而,复仇的“假象”仍然符合道德的原则,甚至是必不可少——如果它的确可以更好地规范人们的行为。主张对某些罪犯进行严惩(而非遏制或恢复)的做法是否会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社会学和心理学所要探讨的问题。但显而易见的是,人们之所以会产生复仇的欲望,是因为人们相信每个人都是自身思想、行为的绝对主宰,因此,复仇的欲望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认知与情感的错觉之上,并由此产生出一种道德的错觉。
在探讨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关系问题时,有一种看法认为,只有当一个人的行为有可能因为慑于事后的惩罚而中止实施时,我们才会将相应的原则运用到他的身上。22我们无权让你为自己无法控制的行为负责。比如说,如果我们将打喷嚏定为一种罪行,那么无论面临的惩罚有多么严重,总会有人违反这条法律。然而,对于绑架一类的行为,实施者须要一步步地精心谋划,付之行动,因此威慑就有了用武之地。如果惩罚的威胁可以让你中止自己的行为,那么你的行为就恰好印证了自由意志与道德责任的传统观念。
为了防止某些罪行的发生,严厉的惩罚也许真的是一种必要手段,而不能仅仅依靠遏制性或者恢复性的措施。但是,这种纯粹基于实用目的而采取的惩罚举措,与我们目前所实施的惩罚手段有着很大的区别。当然,如果对细菌与病毒的惩罚可以防止大规模传染疾病的发生,我们同样应该将它们绳之于法。
赏善罚恶的措施可以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在这样的前提下,如果我们要求当事人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负责,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它甚至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社会惯例。正如心理学家丹尼尔•威格纳(Daniel Wegner)所指出的,自由意志观念可以成为理解人类行为的一把钥匙。如果一个人自愿选择在牌桌上挥霍掉一生的积蓄,我们会说他自作自受,这句话的含义是,他本来完全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他的一切行为都源于自己的想法。他之所以沉湎牌局,并非由于偶然的因素,也并非是受到某种幻觉的控制,而是出于他自己一步步的意愿、想法和决定。在很多场合下,我们可以忽略那些潜藏在各种欲望、意愿背后的深层原因,比如说基因结构、突触电位等等,而将关注重点放在有关人类行为的传统认识之上。当我们思考自身的选择与行动时,我们往往会这样做,因为这是一种合理建构自我思想、行为的最简单的方法。为什么我要的是啤酒而不是红酒?因为我喜欢啤酒。那为什么我喜欢啤酒呢?我无法解释,但我通常没有必要问这个问题。在餐厅用餐的时候,我只要知道自己喜欢啤酒而非红酒就已经完全足够。无论原因是什么,反正相对于红酒来说,我更喜欢啤酒的口味。这其中是否存在所谓的自由?显然没有。如果我决定违背自己的偏好去选择红酒,这是否意味着我神奇地拥有了自由选择的能力?当然不是,因为这个反常的决定其实与你自身的偏好一样,都根源于无法解释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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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意志:用科学为善恶做了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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