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地理:影像中的国.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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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中国国家地理:影像中的国》编辑推荐:由中国国家地理•图书策划并出品,联手腾讯网新闻中心“大师”栏目共同推出。中国的摄影师们从上世纪中叶一路走来,见证了激荡变革的时代,记录了随历史颠簸起伏的个体命运,通过对中国当代著名摄影师的访问,呈现时代变化,挖掘照片背后的历史故事,也讲述摄影本身发展的历程。关注人,关注作品,更关注作品背后的历史留痕。让镜头见证时代;用影像理解中国。26位中国当代著名影像记录者的独家口述。99幅经典影像背后鲜为人知的珍贵记忆。

媒体推荐
同样作为摄影人,这批受访者中有很多我所敬重的前辈,很多人的作品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这份文本以一种平和随性的笔调展现了作品背后的诸多故事,以及摄影家的心路变化与思考,这些故事与思考更多的并非关于摄影本体,而是关于历史、时代、个人成长的微妙互动。
——王景春,199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同年分配到《南方都市报》任摄影记者。2008年至今,任《南方都市报》视觉总监、编委。

作者简介
沈洪,江苏如皋人,中山大学新闻系毕业,供职于腾讯网新闻中心,负责口述史访谈栏目“大师”。李玉霄,曾任《南方周末》记者、《东方早报》特刊稿部主任、《南方人物周刊》主笔等职,2006年加盟腾讯网,现任腾讯网副总编辑。

目录
沙飞 飘逝的“先知”
翁乃强:不留余地的旁观者
四月影会:回归“自然•社会•人”的视角
李晓斌:以人民的视角为历史存证
金伯宏:用幽默的方式表达他们的状态
凌飞:追求纯粹性,坚持自己的观点
鲍昆:摄影和纸笔一样是我们说话的工具
罗小韵:凭着摄影爱好和对艺术的追求走到一起
徐勇:摄影作为艺术的价值是创造
侯登科 黄土高原割麦“候鸟”的守望人
吴家林:我是一个幸福的傻子
安哥:让摄影回归到面对生活、面对自己的时代
解海龙:纪实摄影的“正能量”和“负债感”
王福春:小火车,大社会
北河盟:一条流过青春的河
顾铮: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目光
王耀东:摄影,通过臆想来暗示
雍和&陆元敏:动静上海
雍和:记录波澜壮阔和惨不忍睹并存的时代
陆元敏:还是要回到刚拿起照相机时的状态
王文澜:一板一眼的节奏
贺延光:真实与谎言的博弈
后记

序言
时间切片的另一面,自诞生之初,摄影便被赋予了记录的使命,以本雅明所言的“上帝之眼”带来一种观看的革新,也为“图像证史”提供了最有力的技术条件。然而,“图像证史”却并非随着技术条件的出现而水到渠成,摄影的发明被称为“现代性的神话”,既是魔术,又是科学,在它漫长的成长历程中,“艺术与否”的身份界定纠缠不休,观看与记录并非一开始便无可置疑地定义摄影。而对于“图像证史”的理解存有两大误区:一是以为只有那些记录了历史关键节点的、宏大叙事的摄影才具备成为史料的价。二是认为孤立的影像足以客观地还原历史,摄影者的旁述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色彩,并不足以重视。如果把快门比作锋利精准的手术刀,从时间的缝隙中切下一层薄薄的切片,置于镜头之下窥视历史的庞然身躯,我们便不能忽视,这切片的一面,是凝结于感光材料上的具体影像,另一面,则是摄影者所置身的历史语境与个人感知。缺失了这一面,所有的史料信息便无从解码,又或者只能信马由缰地误读。在这个意义上,“大师”栏目的摄影家系列访谈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文本。同样作为摄影人,这批受访者中有很多我所敬重的前辈,很多人的作品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这份文本以一种平和随性的笔调展现了作品背后的诸多故事,以及摄影家的心路变化与思考,这些故事与思考更多的并非关于摄影本体,而是关于历史、时代、个人成长的微妙互动。在时间的轴线上,这批口述者分布于中国近半个世纪以来摄影实践的几个关键节点,从知情者对沙飞的追忆,到翁乃强讲述的“文革”故事,再到“四月影会”参与者对当年暗流涌动的回忆,还有贺延光、王文澜、解海龙等人所代表的对假大空摄影的反抗,以及雍和、安哥、陆元敏等人对日常化、市井化影像的执著……这些人的作品以及他们的故事,清晰地印证了摄影在中国的社会功能的变迁,以及变迁背后深层次的推动力。很少有人可以超然于他所处的时代,这些摄影家和他们的作品的价值,并非维系于一种异乎常人的“先知先觉”,重要的是他们在那个时刻、在那样的角度按下快门。他们的口述未必字字珠玑,记忆的偏差与疏漏也在所难免,但我们大可不必苛求所谓绝对客观的记录与阐述,历史书写总有其框架与多样性,当这种口述与影像构成的材料足够丰富的时候,假以一种合适的观看距离,材料便会相互校检印证,呈现一种大局与细节并举的厚重感。这不是一个媒体栏目所能尽数承载的使命,而是一种亟须倡议的集体行动,尤其当很多摄影家已垂垂老矣。今天我们已经处于一个高度视觉化的年代,视觉之于当下早已不仅仅是取悦眼睛的点缀之物,抑或曲高和寡的自斟自饮,而是一种大众化、日常化的表达,数码成像、手机摄影软件与社交网络分享这三重因素的叠加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塑造了一个视觉超饱和的传播现象,很多足以进入历史的影像在传播中也不过各领风骚三五天。正因如此,审视一个并不久远的年代的影像和背后的故事,或许也有助于我们在一种延续性中去理解当下的摄影实践。

文摘
解海龙访谈
一张照片,主题是“改变”
问:“大眼睛”是怎么拍出来的?
解海龙:1991年4月,我第一次以“希望工程”为专题名称出去拍摄。我来到大别山革命老区,这里是山区、国家级贫困县。围着大别山,我转了24天。
那次一共去了6个县,平均每个县拍摄四天,我背了70个胶卷,拍完了40多个。沿途我见到了很多烈士的后代,也见了一些老红军,他们在河滩上砸石子,生产铺路石,孩子们也跟着砸,每砸出一吨给几块钱,太苦了。
“大眼睛”那张照片拍摄日期是1991年4月8日星期一。三天前我们就到了金寨,拍了一些其他题材。星期一,我们在大山里走路的时候看见远处有几个孩子,背着破烂的书包,衣服也很简陋。我就知道他们是上学去,于是就跟着他们,看看他们一天上学的路要走多远、走多长时间、有什么困难和危险。
后来到了渡口上船的时候,他们看我上船了就问,“叔叔为什么老跟着我们啊?”我说,“我想看看你们学校在哪。你们都叫什么啊?”他们就往我手上写,说的话听不太懂。
孩子们都上课了,我就把相机拿出来,看到其中一个孩子眼睛特别大、特别专注,这是我一直寻找的影像,所以看到这个场景之后我把她拍了下来了。这个孩子就是苏明娟。
问:这些孩子愿意被拍照吗?
解海龙:小孩子都不忌讳,他们看到村里面来人了,拿着相机,会觉得特别的新鲜,追着你跑,有时候还会往镜头里面挤,但是有心的孩子就不一样,如果心里有故事、有顾虑,他们就会躲闪。
问:一提到解海龙,普通民众就会想起这张作品和希望工程。您觉得这是成功还是失败?
解海龙: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说,要把它放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来看。一个人一辈子真能办成一件事足矣。有一些人说你最近干什么呢,怎么好长时间没看见你有新作了?我听了就有点急,我说你什么时候拍一张比“大眼睛”好的让我看看。干吗逼着我再拍啊,我的任务都完成了,我退休了。我走到哪,大家都说“大眼睛”的时候,我总是以巧妙的方式打断他们的介绍……
我们国家在发展变革、转型的时期,我正好在找可拍的专题,教育是一个是我们发展的最大问题,教育得从头抓,从孩子抓起。我庆幸的是选择了摄影,因为摄影有它的真实性。所以,它最能打动人,摄影人也为我骄傲,我也认为我为摄影人也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
纪实摄影的“正能量”和“负债感”
问:我们聊聊中国的纪实摄影。顾铮曾说过,“现在中国社会在剧烈地变革,而就在这个时候纪实摄影却陷入了相对的沉寂”,您觉得是这样吗?
解海龙:中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中期,就开始提“纪实”这个词。过去也有人在讨论什么叫“纪实摄影”。在西方,这些题材大多会被称作“报道摄影”。
搞摄影纪实不能有一丝的功利思想。拍风光,没什么责任;拍纪实,有时候总会遇到一些麻烦,所以对于普通摄影爱好者来说,还是没有责任的题材更有吸引力。例如,我们办一个学习班,有40个学生,给大家讲纪实摄影,请的全是纪实摄影师来讲课,拍完回来的作业全是风光,浮光掠影。
其实纪实摄影是有它的力量的。例如,我曾参加了一个摄影研讨会,开会后不久就跑出去拍照,拍到一个大学生放羊,贷款上学,放羊的钱也是贷款,在学校里面是管同学借,电脑什么的都没有,后来我写了一篇短文配上图片,在会议上拿出来给大家看,好几个人追着要捐款。人家拿出2万元学费、6800块钱买了一台电脑——我拍照片的时候是9点,捐款结束是12点整,大家让我把这些钱物给放羊的孩子。这张照片一经展示,这孩子四年大学生的学费全部解决,一台电脑送到手里了。
问:您认为的摄影的意义所在?
解海龙:这是摄影的力量。当然这只是一方面,同时也有别的情绪,例如责任和负债感。
曾经有一次我最难受,拍了“大眼睛”之后,有一位苏明娟的老乡找到我说:“你能不能跟我出去一趟,今天下午带你去见一个人。”我跟着去了,到了人民医院的病房,一个小女孩剃了一个秃头,十二三岁,她说:“您是解叔叔吗?我最爱看您拍的大眼睛的照片了。”——两句话先把我给封死了。
我问她怎么了?她爸爸赶紧介绍,说她得了白血病,你能不能帮一个忙,呼吁呼吁。我听了之后正在犹豫的时候,她妈妈说:“孩子快起来,给叔叔唱一个黄梅戏吧”。这样孩子就起来给我唱了一段黄梅戏。
临走之前我拍了一张照片,是她打点滴时自然的状态,回到家以后,拿起稿子赶紧发表去了。隔了几天,报纸上发表出来了。我拿着报纸跑到人民医院去找那个女孩,但是护士告诉我,那孩子前两天已经去世了。太快了!
所以,我老是说,我拍谁就欠谁的。拍了谁,就是一种负债感,我一定要还。那个女孩子,我欠她的——黄梅戏你听人家的了,照片拍了,你没有还人家……
问:在现在的纪实摄影记者当中,您比较欣赏谁?
解海龙:国内摄影师之中,我比较欣赏卢广。我们很多摄影师都是有固定工作的,也有固定收入,甚至有不少人是国家干部,国家给你一个职称、头衔,让你名正言顺地拍摄,而卢广是纯粹的自由报道摄影师,所有题材靠自己选,经济上自己承担,经常遇到危险,常被围追堵截,但是他不怕死,怎么打都打不死,多苦也干,这种报道摄影师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
问:您谈到了摄影的力量和它给很多人的命运带来改变。那么,摄影给您带来了什么改变?
解海龙:十年前,白岩松把苏明娟和我一块拉到“新闻会客厅”栏目,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俩人谁改变谁了?”苏明娟就说,“把我和叔叔都改变了,我们俩人都没有错。”
二十年过去了,这里面有很多东西都是值得推敲的。搞纪实摄影,我还是挺幸运的,因为我坚持这么多年,一直关注这个题,或者放大一点,幅度再宽一点,跟孩子有关系的我都会去拍。我所庆幸的是,这三十年是我学摄影的三十年,我拿起相机的时候,正好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是改革时间的一个点。
如果我没有选择这个专题,可能会选择别的创作之路,包括艺术摄影,让照片能够走到艺术市场上去,例如王庆松*的片子,几百万都有人买,那些照片能够把他们的生活改变的很好。
从我拿相机的那一天就可以这么说,每一个过程我都是随着中国的时代的脉搏、变革实际的步伐一步一步走的。当第一阶段,我被四五运动感染的时候,很多人跟我一样,等待被社会认可、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最后,我们又都走到纪实摄影这条路上来了,上海的雍和,深圳的张新民等等,都是这样——从文化馆到报社,再到纪实摄影师,就是这条路。
我觉得这条路没有错,同时证明纪实摄影是有生命力的。所以,还是摄影改变了我们,要不然我们还是摄影辅导员、文化馆工作人员,组织更多的人获奖,讲怎么“创作”——怎么拍片子,怎么用光,怎么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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