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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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增订版)》编辑推荐:他是从大学教授中的“捣蛋鬼”,因为倔强敢言在网络平台上“被禁言”,甚至变成许多宣传媒介不公开的“黑名单”人物;他因不合时宜而遭受不公待遇,却也因不合时宜被人们推崇;他就像个老小孩,有着倔强的坏脾气。他就是著名的历史学者张鸣教授。
《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增订版)》为张鸣教授经典之作最新增订版,新增八篇文章回馈读者;书中集结了一位脾气倔强、正直敢言的历史学者对历史和现实不合时宜的思考;勾勒晚近人物的百般脸谱,直戳中国历史的劣根性。

名人推荐
张鸣的文章是我一向喜欢的──有思想,有见地,有学问,无官腔,十分好读。
——易中天
张鸣的文章很好读,很好看,更重要的是他很关心社会现实问题,很有见地。张鸣很多很小的文章,但揭示的问题却很深刻。看他的书,可以使我开拓心胸,开拓眼界。
——王学泰
读张鸣的文章既可以作轻松的享受,也可以从里面学到很多近代史的知识,可以说是读史的捷径。
¬¬——李零
我觉得在大学里张鸣是比较稀有的教授,民国时像他这样的教授并不稀有,在当今大学里,却是太缺也太少了。
¬——丁东
张鸣用材料和逻辑把很多问题讲得很清楚,事实和逻辑结合起来就可以说清楚很多问题,是很有说服力的。
——秦晖
我们能不能找到真的历史?现在有学者零零碎碎、点点滴滴在做这个事情,就是告诉你们,你们知道的这些事情在当时不是这样的。张鸣做的工作,就很重要。
——陈丹青
看透枪杆子,了解锄把子,张鸣抓住了这两个要点,中国历史的真相就能说个八九不离十了。我对他的理解,有时候也经常是我对我自己的理解。
¬——吴思
幸运的是总有一些历史书告诉我们一些道理,告诉我们怎样认识?会,怎么从历史出发来认识现在的社会,张鸣的书也罢,吴思的书也罢,李零的书也罢,意义就在这。
——徐庆全
我觉得张鸣老师很好打交道,我们很欢迎像张鸣老师这样的学者给我们报纸和杂志撰稿。我觉得学者应该和媒体有这样互动的关系。
——解玺璋
张鸣写史的方法像唐德刚,他的文笔是恣肆汪洋的、带评夹叙的,非常好。
——梁文道

作者简介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个性鲜明,在嬉笑怒骂中藏着严肃的悲悯之心。社会责任感使然,张鸣以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深刻的人文关怀关注天下事,为历史与当下人物事件揭下虚华假面,使真相豁然,真知毕然。主要学术著作有《辛亥:摇晃的中国》《北洋裂变:军阀与五四》《武夫治国梦:中国军阀势力的形成及其社会作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迁》《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重说中国近代史》等;历史文化随笔有《中国心绞痛》《直截了当的独白》《历史的坏脾气》《历史的底稿》《历史的空白处》等。

目录
名人肚子的故事
小处不可随便
吃溺与排场
一副急泪
鸡犬升天之后
一场不为人知的礼仪之争
排名的重要性
尊严与权力
财富,模糊的边界
只能听明白权力声音的人们
中华帝国:制度的断想

不确定的道路
别把诗人的话当真
由哭而惹出的案子
一个跟乌鸦有关的文字狱
武秀才
同文馆的成就
“倒霉”与“王帽子”
教育改革视野下的乡村世界 ——由“新政”谈起
私塾消失背后的黑洞

庶民的世界
太政治的“花业”
流氓大亨的脸面
农民式的权力制约方案
发生在僻地山乡的一件小事 ——闲话辛亥
“《新生》事件”与日本的逻辑
警惕“儿戏战争观”的重现
站在地上看世界

序言
2012年11月2日
写在前面的话
一日,一个出版界的朋友来访,谈起她在今年书市上遇到的跟我有关的一段趣事,说是在一个摊上看到了我那本《直截了当的独白》,刚想掏钱买,就听得旁边几个人在议论:“ 这不是张鸣的书吗,买一本,买一本。”忽又有一人言道:“ 张鸣是谁呀?”只听书摊的摊主接茬道:“ 张鸣就是那个写通俗小故事的,他的书好懂,买吧。”
真没有想到,原来我在卖书的人眼里,是这么一种形象,听起来真有点哭笑不得的感觉。
虽然我一直提倡史学要通俗化,不要轻易地将本该属于自己的阵地交给写本子的作家,而且我的随笔也的确有些故事,但从来没有认为自己是个写故事的。当然,能把历史上发生的事情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尤其是讲得合情合理、丝丝入扣,更是难事。肚子里没有几车书,加上几道沟壑,其实故事也是不可能真正讲清楚的。可是,不管别人怎么看,我在面对历史故事和人物的时候,如果非要写点东西,往往在意于这故事背后的东西。如果我认为发掘不出什么来,百分之百是不会动笔的。当然,我没有任何理论或者思想体系,也从不奢想用自己的所谓思想框架给历史某种解释。对我来说,说一个事就是一个事,点到为止,从不想把话说满,当然也说不满,尽可能给读者诸君留点想象的空间。
在很多场合下,我是被人视为专业人士的,但是把我定在什么专业上,其实是件难事。身在政治学专业教书,做的却是晚清史,教的是制度史,害得我女儿每当人家问起她爸爸是干什么的,都感到很麻烦。尽管我的专业感觉有点混乱,但毕竟还是在专业圈子里,不,确切地说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严格来讲,只要需要,我也可以做出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这就意味着,当我在写这些散碎的小东西的时候,必须考虑专业人士的眼光,就是说,可以让他们说我不务正业,但不能让他们说我胡说八道。
所以,其实我还做不到卖书人给我的定位——一个写通俗小故事的。首先,我不可能通俗到老妪能解的地步,达到《故事会》里文章的水准,因此,命里注定卖不火。其次,我不可能迎合,尤其不想迎合读者的口味,我只是写我自己想写的而已,把我想说的倒出来,也就得了。大概我命里注定两面不讨好,雅者嫌我俗,俗者嫌我雅,上不得厅堂,下不得厨房,夹在当中,活脱脱一块三明治中间的肉。有人说,张鸣看历史,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没错,如果说我的文字还有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总是有意无意地把所观察到的历史颠过来看,非要把漂亮孔雀后面的屁股拿来示人,总而言之,一肚皮不合时宜。没想到,世上还有这样傻的出版人,非要我将一年来积攒的零碎,攒起来出个集子。几十篇的零碎堆在一起,感觉是好是坏,乐意看的读者自己品味就是。
张鸣
2005年8月10日

文摘
傅作义守涿州
自古开仗,最怕攻城。孙子云:“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古人技术简陋,武器简单,攻城之具再好,也抵不过深沟高垒。守的人凭借地利,大占便宜,只要守城的一方有点决心,进攻的一方伤亡率总是很高,死伤惨重,往往还得不了手。北方游牧人都是天生的战士,但碰上一道坚固的城墙,再剽悍的战士也打了折扣,即使最凶悍的蒙古骑兵,在坚城之下吃瘪的,也不少见。
其实,攻城难,守城也不易。尤其是被四面围困的孤城,守起来更是难。不仅要时刻提防敌人偷袭,有了炸药之后,还要在城墙周围安些大缸,注意防备人家挖地道埋炸药。围困久了,城里人吃饭就成了问题,易子而食的,屡见史传。张巡守城,杀妾饷兵,居然成为美谈。所以,能够坚守孤城而且守得时间长一点的人,往往青史留名。民国有四大守城名将,都出现在国民革命北伐前后。蒋世杰守信阳,刘玉春守武昌,杨虎城守西安,傅作义守涿州,都是孤城坚守,以弱敌强,少则一个多月,多则三个月。在当时,都是军界的美谈。只是,蒋世杰和刘玉春都昙花一现,后来没有什么作为,而杨虎城和傅作义,却都因守城而成名将,在后来的历史上,留下了很浓重的一笔。其中,四位守城名将中,守的最小的城,就是涿州,而当时动静最大的,偏也是涿州攻守战。
傅作义是阎锡山的部将。这个保定军校的高材生,虽然也是山西人,但不会说阎锡山家乡的五台话,跟阎锡山没有直接的关系,属于非嫡系。所以,他在山西军界一直都是边缘人士,十年才混了一个小团长。但是,这个小团长在1927 年初晋军跟国民军的战争中崭露头角,带领一个千把人的团,坚守平绥路上的天镇三个月。冯玉祥善战的部下宋哲元,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也没有攻下来。晋军和奉军的合作,几乎全仗着这一仗,阎老西才有了说话的资本。所以,战后,明白事儿的阎锡山马上升傅作义为旅长,不旋踵又升他为师长。即便如此,在阎锡山第三集团军众多的师中,傅作义也只能算一介偏师,全师不过万把人而已。
不过,形势变化快,主公阎锡山脑袋转得也快。傅作义当团长的时候,晋军还在跟靠近国民党的国民军过不去,等到他做了师长,阎锡山已经以一个老同盟会员的身份参加北伐,跟冯玉祥的国民军成为友军了。作战的对手,也换成了几个月前的盟友奉系。
涿州之战发生在1927年10月。此前,阎锡山突然宣布参加国民革命军,看准了吴佩孚、孙传芳先后完蛋,而唯一死撑的奉系,也在河南迭吃败仗,此时出手,出兵华北平原截奉军的后路,自可以捡个现成的便宜。但是没想到,在各个军阀中,晋军一向是最熊的。阎锡山多年的保境安民政策,靠的不是山西军力的强劲,而是自己的滑头。山西虽然因此而少了战乱,但军队也没有得到锻炼。一出来较量,就露馅了。奉系从河南撤退,主力元气尚在,突遭晋军的横击,在经过最初的慌乱之后,随即回过神来,打得阎锡山溃不成军。滑头的阎锡山马上缩回娘子关,据说在逃跑的时候,司令部的印信都丢了。之所以没有像辛亥革命时那样,娘子关也弃守,丢掉老巢太原,全因为有个傅作义。傅作义率领他的第四师占领了涿州,出现在奉军的后方,直接控制了京汉线。奉军如果有心进攻山西,必须先解决了这个小小的心腹之患。
涿州是个小城,南北长三里左右,东西宽不足三里,但由于拱卫京师的缘故,城墙很厚也很高,大约有三丈多高。城小,所以人不多,居民才一千多人,跟华北平原上一个大点的村庄类似。奉军围住涿州之后,自1927年10月中旬到12月底,一共进行了九次总攻,动用了飞机、大炮、坦克和毒气弹,采用了爬城、用炸药轰开城墙,以及找来北京门头沟挖煤的工人挖地道进城的种种办法,均告失败。奉军的飞机,在涿州城上投弹、撒传单,张学良还亲自乘机在涿州城上转过。奉军的炮兵司令邹作华亲自调集奉军的重炮,几乎把个涿州城轰平了,但就是攻不进去。没办法,总指挥万福麟把奉军看家的三十六辆法国造坦克也调了上来,结果是半数折损,坦克上的武器弹药还被晋军拆走了。任你冲击千百遍,涿州城岿然不动。采用挖坑道的办法炸城,炸是炸了,但城墙的缺口很快就被守军堵上,无论怎样冲,都冲不进去。晋军打仗不灵,但兵工厂却是挺灵光的,所生产的花机关枪(即后来所谓的冲锋枪)在近战中十分顶用,火力大大优于奉军。所以,每次炸城、攻防战中,晋军都占便宜。没有爆炸的炸药,还被晋军弄了回去,做成炸弹。最后实在没辙了,奉军总指挥万福麟被张作霖骂惨了,一咬牙,运来了氯气毒瓦斯弹,一口气向涿州城里发射了五百发,把整个小城盖在了烟雾里。原以为这样一来,别说人了,连苍蝇都会被毒死。但是一进攻,晋军还是站起来,把奉军打了下去。原来,这些毒瓦斯弹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剩余物,时间放久了,基本失效。任是如此,奉军此举还是遭到了社会舆论的一致谴责,被骂得狗血淋头,名声大坏。最后实在没有招了,张作霖下令掘壕围困,饿也要把晋军饿死在里面。同时,奉军还找来了当年保定军校的老师,出面劝傅作义投降。傅作义回答说,老师当年教的课程里,可惜没有投降这一门。
战事是残酷的,但此战最令人难忘的一点,是仗打到日趋激烈的时候,双方应红十字会的要求,停战一日,把城里的居民全部放了出来,避免了平民的伤亡。平民出来之后,奉军才动用了重炮和坦克以及毒气弹。
最后,坚守孤城的傅作义,是在阎锡山的授意下,经过跟奉军的谈判,才放下武器的。接近1928 年,奉军大势已去,再坚守涿州,意义不大了。放下武器的傅作义和他的部下,受到了奉军的最高礼遇,虽说放下武器,但没有人提投降二字。傅作义和他的部下走出涿州南门,在军乐声中,奉军总指挥万福麟亲率仪仗队摆队相迎。张学良亲自把傅作义接到天津,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守军九千余人,也都受到了良好的对待。后来,张学良居然放任傅作义逃走,让这位最强劲的对手重新做了晋军的将领。
战场上善战的对手,得到敌手的尊敬,是一种具有古风的道德。在军阀混战时代,这样的道德一般是能够得到遵守的。只有到了革命战争年代,这样的道德才被视为迂腐。越是优秀的将领,只要不投降,肯定是要灭亡的。不过,这个问题,我在这里不想讨论。我关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涿州之战说明了在那个时代,中国军阀之间的战争,烈度还是不够级别的。奉军在各个军阀派系里,武器等级和现代化程度是够高的了,但所谓的重炮,依然不能摧毁一座三里见方的小城。一座明代修的城墙,居然还可以成为装备有飞机、大炮和坦克的军队的障碍。看来,不是奉军的火力不够,而是他们的战术素养不足,或者说,炮火使用不当(飞机和坦克使用不当,已经是可以确定的了)。据当时在军阀军队里的外国军事顾问讲,当时的军阀部队,虽然武器现代化程度在战争中日渐其高,但对这些武器的使用却非常不当,往往使得武器难以发挥其效用。其实,自民国的军阀混战开始,其战争的认真程度、现代化程度,一直都为外人所诟病。很多人讥笑说,中国人的战争,不是用枪炮,而是用银弹和肉弹打的; 战胜,靠的不是战斗,而是收买敌方将领倒戈。
其实,战斗一直都是有的,而且越打越认真,激烈程度越高。但即使打到1927 年,老军阀(北洋)谢幕,新军阀(国民党)登台,还是有涿州。涿州作为一块试金石,测出了即使最现代化的奉军,也不过尔尔。现代化的战争,需要的是现代化的人,而在当时的中国,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内容简介
《历史的坏脾气:晚近中国的另类观察(最新版)》是张鸣先生于2005年出版的随笔集,一经推出就受到读者的热烈追捧,成为其代表作之一。
全书分“军阀有性格”“晚近人物脸谱”“历史的坏脾气”“不确定的道路”“庶民的世界”五个部分,勾勒晚近人物的百般脸谱,检讨中国历史的劣根性。书中语言明白晓畅、轻松幽默,而又能让人在捧腹之余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进一步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和人物的立体形象,更深刻地揭露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中弊病。
此次再版,重新设计了装帧样式,更正了原书中的错漏,并增补了张鸣先生的八篇近作,以期读者能从旧作中读出新意来。
关于新增篇目:
《傅作义守涿州》《毕竟是书生》《不同病,也相怜》《周妈的故事》四篇文章帮助读者进一步修正教科书中对历史人物和事件的简单描述,还原历史的真实细节和人物的立体形象。如傅作义,历史书中只是着重写他促成了北平和平解放,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他曾经坚守孤城两个多月,赢得了敌手和全国上下的尊敬。
《非制度化的权力半径》《一场不为人知的礼仪之争》《小处不可随便》《只能听明白权力声音的人们》四篇文章则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中国传统制度和文化中弊病,读者能从中看到张鸣先生对国民性的深刻洞察,其中一些积习,在当今社会仍然时常可见,当更能引起读者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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