枕边书系列•启蒙者:西方思想家群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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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枕边书系列•启蒙者:西方思想家群像》编辑推荐:1.《枕边书系列•启蒙者:西方思想家群像》不仅是对这十五位启蒙者的记叙和评论,更重要的是对那些时代的总结,他们以思想启蒙者的身份引导着世界,推动着历史,对当代研究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历史和趋势有重大意义。
2.所选的十五位西方思想家具有代表性,尤其是对中国读者群来说,了解这些人的思想对了解整个西方社会历史和结构有重要作用,同时也对当下和未来的社会思想有借鉴和参考作用。
3.散文随笔的语言,文字优美,可读性强,摒去生涩而严谨的理论文字,读者可以轻松愉悦地与书中的那些优秀灵魂交流。

作者简介
蔡晓滨,青岛日报报业集团总编辑,近年来致力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问题研究,著有《幽暗的航行》《美国报人》《中国报人》《大变局中的转折点》等。

目录
华盛顿的战争 002
杰斐逊的民主 012
普希金的忧伤 030
托克维尔的平等 042
林肯的悲悯 060
赫尔岑的往事 088
福泽谕吉的智慧 114
威尔逊的风范 130
韦伯的社会 150
斯蒂芬斯的良知 176
爱因斯坦的世界 204
熊彼特的创新 234
帕斯捷尔纳克的忏悔 256
哈耶克的救赎 286
伯林的情感 310

序言
敬畏那些启蒙之星(代序)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十五篇文字,如果要准确归类的话,应该叫做随笔,或曰人物随笔。
随笔,在法国作家蒙田那儿达到近乎完美的境地。蒙田是一个怪人,年纪轻轻便弃官就书,一头钻进了父亲遗留给他的中世纪的古堡之中,寄情于山水,畅游于书海,把他对历史、对社会、对生活的感悟,融进了他的随笔之中。《论罗马•死亡•爱》是蒙田多部随笔中的一册,在这里,有蒙田对恺撒穷兵黩武征伐的精细断想,对贵族世界暴殄天物的极度厌恶,以及对生与死的独特解释。蒙田的随笔写得日益得心应手,挥洒自如。他甚至对他那帮酒肉朋友、贵族兄弟们说,今后,你们的寿诞、婚典、狩猎、庆仪、聚会、生男育女,等等,我没有什么礼物可以相送了,只有写上几篇文字优美、寓意深邃的随笔以示庆贺。这蒙田倒也实在得可爱。光顾得展示他的美文佳作了,可就不怕这些经典文字明珠暗投。
随笔能够强烈地反映作者的主观意愿。看似不经意间的谋篇布局,貌似随手拈来的信史稗野,其实,都是作者刻意为之。应当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笔是写出来的,更是读出来的。
“饱读”是随笔写作的前提。“饱读”是所有学问的基石。有论者指出,读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你能知道这是遍阅隋唐史料、反复考证的结果;读黄仁宇的明史研究著述,你可以发现这是仔细翻阅《明实录》后的一份厚重心得。
话题由此转到了读书。
尽管当下的社会物欲横流,道德沉沦;尽管忙于讨生计的现代人步履匆匆,心浮气躁。在中国,总有那么一些真正的读书之人,坚守自己的精神家园,埋首于书卷,静心于书斋,用他们真情而真实的文字,为国家和民族的编年史连缀着不可中断的篇章。作家、艺术家、思想家、媒体从业者,一句话,广义上的文人学者,他们也许不能改变时代,但是,他们可以记录时代,见证时代,影响时代。
读书人的特立独行,便与整个人类的文明史相伴相生。
读书人将“读书”赋予了生命般的高贵定义。他们说,读书是一种生活目标;他们说,读书是一种价值追求;他们还说,读书是一种生存状态。汪道涵老先生一生爱书读书,买书藏书,书是他须臾不可离的生命元素之一。老先生对读书的感悟只有简洁的五个字:读书即生活。
那一年,在飞往美国的越洋航班上,我除了吃饭和小睡了一会儿外,便是手捧书本,静心默读,自以为好不勤奋。太太悄悄对我说,你不及咱们右后侧的那位美国白发老太太,她几乎是手不释卷,目不转睛,砖头似的一本大部头,已经被她读得差不多了。大海边,沙滩上,抑或绿草茵茵的街心花园,白雪皑皑的楼前条凳;或者说,无论是轰响的飞机中还是隆隆的地铁里,总有爱书人静心读书的优美身影。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些爱书人当中,鲜有我们的黄皮肤同胞。
周国平曾说,只有你走进了书籍的宝库,品尝到了与书中优秀灵魂交谈的快乐,你才会知道不读好书是多么大的损失。
正是在持续的阅读当中,我与这十五位了不起的人物邂逅于书籍的林间小道。他们不是同一类人物,他们当中有作家、艺术家、诗人、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有平民百姓,有达官贵人,甚至显赫为美国总统……不,所有的这一切都不重要。唯一能够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启蒙者身份。他们仿佛是东方天际线上那颗明亮的启明星,看到它,那就是意味着:天,就要亮了!熊彼特是那么简洁而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全部活力之所在:企业家精神。在绝对私有化下的企业家的自我毁灭,或曰企业家的再生和创新,正是资本主义生生不息的源泉。熊彼特无意之中阐明了辩证法的立场,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和形态,不是哪一个社会团体,不是哪一个政党,更不是哪一个个人可以操控和主掌的。
哈耶克的救赎精神令历史动容。他将他拥戴的市场经济抽象为一句话:一个负责任的法制政府和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哈耶克坚定地认为,只有观念才能打败观念。只有市场经济的观念才能战胜计划经济的观念。经济领域,乃至政治形态中的任何专制和独裁,必然是通向被奴役的道路。韦伯断言,阶级关系建立在所有权的关系之上。他与人争论说,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工人,比在私有的资本主义下更不自由。“由于每一次与国家官僚集团的权利斗争都是毫无希望的,并且由于没有一个上诉的机构,这个机构从原则上讲将注重去限制雇主的权利,这种权利存在于私有企业中”。伯林将他“自由”的哲学融进他雄辩的滔滔不绝的演说当中,他丰富而单纯的情感经历,让人们对呆板的哲学家有了全新的认知。
杰斐逊对自由的追求,托克维尔对平等的全新认识,让他们在人类文明史上彪炳千秋。杰斐逊的极端选择是,如果在政府和自由之间二取其一,他宁要自由而不要政府。一个专制的政府会将人民盘剥到极致,而真正掌握了自由的人民最终会推选出一个好政府。托尔维尔更是早早断言,平等是大势所趋,是地球上的任何政府、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不能阻挡的历史潮流。赫尔岑的政治改良主张,尽管不入列宁暴力革命的法眼,但它对俄罗斯民族的启蒙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精神准备至关重要。
普希金和帕斯捷尔纳克都是俄罗斯乃至全世界的伟大诗人。他们都得宠于最高统治者,他们都曾违心地委身于权力的淫威之下。忏悔,便成了他们心头挥之不去的难堪。普希金选择了决斗,用自己的生命之血洗刷自身的羞耻。帕斯捷尔纳克选择了觉醒,一本轰动世界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见证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林肯,这个文盲和流浪汉的儿子,几乎从美国社会的最底层,迈上了合众国总统的权力之巅。许多人没有看好他的政治才华,甚至民主党推举他为总统竞选人的上层人物也有些许后悔。林肯用他的悲悯,用他的忍耐,用他的包容,成功打赢了南北战争。宿命是不可违拗的。那颗射杀他的罪恶子弹,对统一的大局毫无影响,却成就了林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总统的荣耀,催生了美国民众的成熟和觉醒。这个生机勃勃的美洲新大陆,总是能给世界和全人类带来惊喜和希望。华盛顿的忍辱负重、勇于担当,威尔逊的雍容大度、学者风范,都让这个世界在历史的转折关头领略了他们的风采。
我们的近邻日本,实在是一个最让我们搞不明白的民族。日本平民教育家福泽谕吉的成长历程,他对西方文明和亚洲诸国劣根性的认知,他脱亚入欧的哲学理念,会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待日本崛起的成因和秘密。愚昧和自满永远没有出路,清醒和智慧才是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二法门。
我们几乎是无法用文字来描绘伟大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在所有书写爱因斯坦的书卷里,在所有描摹这位巨星般的科学家的文字里,字里行间,除了崇拜,还是崇拜。而爱因斯坦以他虚怀若谷的伟大情怀,回报着这个世界和所有热爱他的人们。他说:“我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的劳动,我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我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他不认为他惊世骇俗的伟大发现有多么了不起,他低调地说:“所有的科学理念无非是人们每日所思所想的精华提炼。”当然,爱因斯坦天生是一个哲学家,他对人的真正价值的把握始终是清晰而准确的: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因而,从自我中彻底走出来的爱因斯坦,是我们这个蔚蓝星球上举世闻名的和平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也就没有什么令人奇怪的了!
读罢有关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这些让人热血沸腾、情溢于心的美文之后,我想说的是,人类在这样一个时刻、这样一个节点拥有了爱因斯坦,何其有幸,何其荣耀!
最后,我只是想说,敬畏那些启蒙之星。
2012年初夏于青岛

文摘
哈耶克的救赎
一场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再次将世界经济学的两位领军人物——凯恩斯和哈耶克——推到了台前。
这是两位有着各自理论体系的经济学大师。在对待自由经济和市场规律的立场上,他们很少有相同之处。简言之,凯恩斯主张,既要运用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更要发挥政府掌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在出现经济波动,甚至是经济危机的时候,政府的作用尤为重要。哈耶克从来就是自由场经济的坚定提倡者和拥护者,他始终认为,任何经济上的计划体制,必将导致政治上的专制主义,并最终将人类社会引向被奴役、被压迫的恐怖境界。挣脱“奴役”枷锁的唯一希望,就是完全彻底的市场经济体制。哈耶克曾经用最清晰的语言表述他的上述思想:“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的,最终将使人类融合为一个整体的,人人互相依赖的状态,只能是市场秩序的产物,而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手段实现。”
自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经济体系诞生以来,人们就对运用哪一个理论框架去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一会儿这一个被奉为圭臬,一会儿那一个被尊为法宝。事实上,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之间,早就暴发过公开论战,最终的结果是谁也没有说服谁、驳倒谁,倒让一帮看客过足了“坐山观虎斗”的戏瘾。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凯恩斯的理论体系似乎重新夺回了战略主阵地——此话本身就有偏颇。何谓“似乎”,何谓“重新”?不可否认的是,自从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后,尤其是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联手同盟,确定了以哈耶克理论为指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以来,哈耶克一直是世界经济学界的马首。金融风暴骤然降临,各国政府大惊失色,凯恩斯主义的大旗又被重新祭起,政府干预市场,大肆举债投资,减免税收,扩大就业,一时风生水起,好不热闹。然而,三年过去了,收效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好。而且,政府的过度干预,甚至埋下了更多经济问题的隐患:大举投资带来的通货膨胀的风险就在眼前,削减福利引发的社会动乱层出不穷。到底是前期哈耶克的理论掩盖了他的缺陷,还是眼下凯恩斯主义运用过头?各派经济学家又开始了无休无止的争吵。结果怎样没有多少人关心。政客们要政绩,要选票,要权柄;百姓们要生活,要稳定,要温饱,本不在一个层面上思考、判断。只是有一点让世人兴致大开:哈耶克是如何在他九十多年的人生经历中,对市场经济的真谛孜孜以求的?也就是说,哈耶克的执著令人感佩。
1899年5月8 日,哈耶克出生于维也纳。他的全名冗长,透着奥匈帝国的呆板和严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哈耶克的父亲算是一名公务人员,是维也纳市卫生局雇用的医生,但他真正的兴趣是植物学。父亲痴迷于这一领域,几十年如一日,远足野外考察,精心采集标本,撰写了大量专著,真不好说哈耶克的父亲在医学和植物学这两个领域当中,哪一个的成就更大一些。哈耶克的外婆家富裕、保守,拥有可观地产,这让哈耶克家在若干年内衣食无忧。这也是哈耶克的父亲“不务正业”的物质基础。痴迷的专注终于带来了风险。在一次野外考察中,哈耶克的父亲受伤感染,患上了肾病,刚刚57 岁,便死于当时闻之色变的肾脏衰竭。一则讣告这样描叙哈耶克的父亲奥古斯特:“如果我们审视其献身科学的一生所取得的成就,我们只能钦佩他那旺盛的精力,他的多才多艺,他一本接一本地发表著作的速度。如果说他的研究有点肤浅的话,这并不是由于他不仔细或不准确,而或许是他总是匆匆忙忙的自然而然的结果。”
父亲去世那年,哈耶克已经29 岁,他当然读到了这些讣文。他不想犯父亲的不专注的错误,至少不能让人评价为“肤浅”。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哈耶克刚刚15 周岁,还不够入伍的条件。奥地利举国上下,弥漫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王储被刺杀,是容易激发起狂热的民族情绪的。1917年,距18岁生日还差两个月的时候,哈耶克终于成为一名奥地利军人,走上了战场。此时,一战已接近尾声,参战各方疲惫不堪。当初狂热的爱国主义激情,已被死亡、伤残、衰退和破坏销蚀殆尽。个子高大、笨手笨脚的哈耶克,似乎不缺乏战斗的勇气,但总是少那么一点点对战争和伤痛的敏感。在一次战斗中,他被炮弹削掉了一块头皮竟不自知。弹片贴着他的肩膀划过,紧身军服和衬衫都被撕开,灼伤了皮肤,并连带着头发削掉了一块头皮,这所有的过程,哈耶克居然一无所知。还有一次,他升空作战担任机枪手,他们的飞机被对方击中了螺旋桨,不知所措的哈耶克,解开安全带,爬出机舱,手抓横梁随时准备跳机逃生。在坠地的一瞬间,驾驶员不可思议地控制住了飞机,最后竟奇迹般地安全着陆。
恐怖战争带给哈耶克的唯一收获,是让他迷上了经济学。哈耶克回忆说,在前线,大部分时间处于无所事事状态。先是闲极无聊,然后是突然一段紧张的时期既危险,又刺激。为打发寂寞的时光,他从战友那儿拿来一些经济学书籍,并认真系统地读了一遍。那些书的水平实在不高,“但奇怪的是,这些书竟然没有让我对经济学失去兴致”,相反,更坚定了哈耶克战后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决心。
所有的英雄,都会为自己的成长寻找不可思议的奇特经历和无法解释的偶然因素。在战斗间隙培养了对经济学的挚爱,这是哈耶克的传奇。看来,高贵如哈耶克者,也是没能免俗。
战争一结束,哈耶克便进入了维也纳大学,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经济学。那时的绝大多数学生视经济学为畏途,课程艰涩、深奥、枯燥无味自不待说,经济学的学生还被要求掌握高等数学,制作数学模型,甚至还要到医学院的解剖室去,打开尸体的大脑,研究人类思维的方式和功能。哈耶克那聪慧的大脑,对于这一切似乎应付裕如。
美国思想和经济史研究学者布鲁斯•考德威尔善于从历史的和宏观的把握上,勾勒一个经济学家成长的足迹及其与环境的关系,他那清新的笔触令人耳目一新:“这样便来到了多事的1883年。这是经济学承前启后的一年。卡尔•马克思去世,约瑟夫•熊彼特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刚出生,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才两岁。卡尔•门格尔发表了一部标题不太讲究的著作:《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以政治经济学为特别参照对象》。施莫勒也会放下架子,在自己的机关刊物上对此书发表评论。‘方法之争’一触即发。16年后才来到人世的哈耶克,必须与所有这些人的思想打交道。”
事实上,正是在这些大师们的搀扶和引导下,哈耶克才一步步走向经济学的神坛。
在维也纳大学经济系,哈耶克首先师承于大名鼎鼎的维塞尔。维塞尔是一位慈祥严谨,够得上做哈耶克爷爷的著名经济学教授,他著作等身,桃李遍布,亲炙熊彼特,点拨米塞斯,他的经济活动和经济运行当中效益高于一切的观点,影响了他一代又一代的学生。
哈耶克大学毕业时,本想去德国就教于马克斯•韦伯门下,可惜韦伯已经去世,德国大学的高昂学费也令哈耶克却步。
哈耶克选择了美国。他甚至没有去申请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便匆忙上路。是美国大学的一位教授推荐他去的。更重要的,哈耶克的底气来自熊彼特的数封介绍信。维塞尔让哈耶克去找熊彼特。战后,熊彼特办了一家私人银行,亲任行长,利润丰厚,财源滚滚,那一段时间的熊彼特,早已将经济学理论抛在了脑后,他过着花花公子般纸醉金迷的奢糜生活。在他那间豪华的办公室里,他在大开的纸张上为哈耶克写了数封推荐信,以至哈耶克必须专门去买一个大文件夹收好这些信件。当然,到了美国之后,这些推荐信的神奇作用令哈耶克大吃一惊,它就像“芝麻开门”的咒语一样,为哈耶克打开了任何他想进去的大门。
第一次留学美国,哈耶克只待了15个月,还没有来得及完成博士论文,便被欣赏他的老师召回奥地利,组建经济研究所。此次留学美国的最大收获,是哈耶克从纯经济理论的象牙塔里走了出来。他在美国认识到,抽象的理论是弱不禁风的,纯理论其实没有用处。他确信,在正统的经济理论和可以用来解释现代经济生活过程的理论之间,必定有一个中间环节。他下定决心,要找到并解释这个“中间环节”。
欣赏哈耶克的老师是米塞斯。也是维塞尔写信向米塞斯力荐哈耶克的。维塞尔在信中,不顾偏爱与友情,将哈耶克描绘成“一位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看着哈耶克,说:“前途无量的经济学家?我可从来没有在我的课堂上看到过你。”
玩笑过后,米塞斯吃惊地发现,他与哈耶克有着不可思议的天然精神联系。哈耶克从来就不是凯恩斯特别推崇的“稳定论”者。稳定论者试图通过内部的、国内的货币安排来稳定国内物价。哈耶克青睐的是通过某种国际金本位制而实现固定的国际汇率制度。米塞斯强烈地厌恶通货膨胀,他简明扼要地提出了商业周期理论:货币供应增加的一个恶劣影响就是导致生产结构扭曲。
米塞斯和哈耶克结成的联盟,极大地张扬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声威。穷其一生,他们将理论和研究的方向,标定在用市场经济战胜计划经济,用法治社会打败专制体制。哈耶克将他与米塞斯的观点坚定地表述为:“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只有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观念,能够打败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我们打败了全权计划体制的观念,如果人们终于认识到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的必要性,那么,全权计划体制就不得不退出历史舞台。”1931年。这是哈耶克漫长生命历程中的第一个重要年份。这一年的1月底到2月初,哈耶克就“价格与生产”问题发表了四次极受欢迎的演讲。熊彼特在他的重要著作《经济分析史》中,毫不吝啬地将赞美之辞冠于哈耶克的头顶:哈耶克在这些演讲中所阐发的商业周期理论,“在英美经济学界流传,并获得了任何严格的理论性著作都无法媲美的巨大成功,这个理论包括了计划和政策建议,论证极为严密,他们简直挑不出刺儿来,他们也知道,读者的好恶丝毫无损于它的说服力。随后倒是出现了强烈的批评性反应,但无非是想削弱它的巨大影响而已,而后来,经济学界干脆置之不理,转向了其他领袖人,不讨论这方面的话题了。这种社会心理实在有趣,大可值得研究。有些人的成功看起来维持时间较长,最终似乎也很伟大。然而,它们却没有哈耶克的著作那样令人叹为观止”。
另一位经济学家约翰•斯特拉奇撰文指出,1931年哈耶克的《价格与生产》发表,就像“冲入英美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一颗新彗星”。
哈耶克与凯恩斯在商业周期,或者说经济衰退的问题根源上观点截然相反。哈耶克认为,“在某种条件下,最终需求的增加,反而抵制投资,因为这时重要的是迅速产出以获取利润,即使成本上升也在所不惜,而在需求下降的时候却迫使企业增加投资以压缩成本”。凯恩斯的观点简洁而明确:“你每省下5个先令,就让一个人失去一天的工作。”
冉冉升起的新星哈耶克,终于引起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关注,他们邀请哈耶克去开讲座。
哈耶克的第一讲是货币理论史。这是他的“社会经济概论丛书”书稿中第四章的内容。尽管哈耶克的英语讲得非常不好,带有浓重的德国口音,但是讲座还是引起了巨大轰动。现场听众之一莱昂纳尔•罗宾斯记录的当时情景是:“他的讲课既难懂又令人兴奋。它们给人的印象是既十分博学,又有分析入微的创造性。”以至于大名鼎鼎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贝弗里奇当即决定,请哈耶克担任经济与统计学讲座教师。这个提议得到了一致通过。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延聘哈耶克有着明显的功利目的。此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凯恩斯,刚刚完成了他的巨著《货币论》。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诸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赞同凯恩斯的理论分析,而又苦于无法进行系统的理论反驳。于是,他们想到了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哈耶克。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耶克是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当枪使了。
哈耶克不在乎这些。他知道,论战是不可避免的。来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不久,年轻的哈耶克便以无畏的勇气,冲入了论战的疆场。哈耶克先写了一篇短文,评析《货币论》的理论基础。他想投石问路,听听反响后再继续评论下去。这篇短文发表在了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出版的著名专业期刊《经济学》1931年8月号上。
哈耶克在他的评论中指出,虽然借助了维克塞尔,“凯恩斯先生却完全忽略了维克塞尔理论的一般理论基础”。哈耶克尤其指责凯恩斯没有把资本理论同他对经济机制的解释结合在一起。
不难想象,凯恩斯对受到的挑战明显不快。他抓过那本《经济学》杂志,在哈耶克文章的边缘愤然写道:“哈耶克在读我的书时,没有怀着作者有理由期待于一个读者的一定程度的‘善意’。在他能做到这一点之前,他不可能明白我的意思是否正确。他显然怀着对我吹毛求疵的热情,但我搞不清楚他这种热情原因何在。”
凯恩斯甚至等不到哈耶克发表其评论文章的第二部分,便在《经济学》杂志的下一期(1931年11月号)上反击。凯恩斯先是大体上同意哈耶克有关资本理论的观点,虽然他认为哈耶克没有领会他著作的大部分内容。接下
来,凯恩斯笔锋一转,另生枝蔓,提笔抨击哈耶克刚出版的《价格与生产》一书。对于这本获得广泛好评的经济学专著,凯恩斯毫不留情地予以贬斥:“在我看来,该书是我读过的包含着最可怕混乱的著作之一,前面的45页几乎没有站得住脚的前提。但它还是有点儿意思的,有可能给读者留下一定的印象。一个冷峻的逻辑学家从谬误起步,最终能造成什么混乱,此书可以作为一个难得的范例。”这实在有失大家风范,不但小肚鸡肠,而且有点胡搅蛮缠的意味了。
凯恩斯对年轻的哈耶克“不厚道”远不止于此。1932年2月1日,凯恩斯在写给他在剑桥大学的朋友理查德•卡恩和皮埃罗•斯拉发的信中谈到了哈耶克,他问:“下面该是什么动作了?我觉得要打个大哈欠——就是这样。”也就是说,凯恩斯对与哈耶克的争论及书信往来很厌烦。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在写于1933年的一封信中,他说:“哈耶克周末都待在这儿(指剑桥)。私下我们相处得很好。但他的理论全是垃圾……我今天觉得,甚至他自己都不相信他的东西了。”在另一封信中,凯恩斯又说:“天知道奥地利学派说的‘生产周期’是什么意思。反正我是无话可说。”
哈耶克坚定地认为,他与凯恩斯的争论事关重大,甚至牵涉到了西方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了反驳凯恩斯的观点,哈耶克重新研究基本的资本理论,尤其是在资本扩张——主要是指资本的“拓展”还是“深化”这个问题上,他不同意凯恩斯的观点,哈耶克认为,后者是最精确的概念,它也最容易受到利率调整的影响。
积极的思想交锋和理论争辩总会让人受益匪浅。哈耶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从事的大量专业经济学研究,都是他与凯恩斯交锋的延续。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凯恩斯成就了哈耶克的经济学理论高度。
哈耶克及其他的老师米塞斯最令人感佩之处,在于他们的坚守。熟悉米塞斯和哈耶克思想风格的想必都会同意,“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的信念,最可用来解释这两位思想家数十年坚持不懈的思想勇气。哈耶克反复强调自己与其对手之间的分歧,不在于道德目标,而在于对一个高效而自由的社会组织方式的认识论差异。
英国思想家阿兰•艾伯斯坦曾指出:十九世纪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英国政治哲学家、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在其不朽之作《论自由》中写道:“比起个人来,时代更不容易出错——因为每个时代都有很多种看法,在随后的时代不仅会被认为是错误的,简直就是荒唐的;同样,有很多如今被人普遍接受的看法,以后将会遭到拒斥;也有很多过去被人们广泛接受的看法,却遭今人抛弃。”密尔在一个半世纪之前写的话,今天依然正确。哈耶克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几乎从一开始,他就是一名冲锋陷阵的战士,在与不同阵营毫不妥协的论战当中,他没有个人思想,他所牢牢记住的,是时代赋予他的责任。
经济史学家考德威尔调侃凯恩斯与哈耶克的论战是“故事始于一声巨响,终于一声叹息”。这是史家两面讨好的调和之词,没有原则和是非,不足为凭。哈耶克对专制怀有深深的恐惧和警觉。他人在英国,却始终关注着希特勒的喧嚣和发迹。1932年9月,哈耶克从伦敦返回维也纳,一群志同道合的经济学家又一次欢乐聚会。这是他们最开心的时刻,大家可以就最新经济理论和经济现实做无拘无束的探讨与沟通。期间,米塞斯突然发问:“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最后一次欢聚?”众人莫名其妙,不解其意。米塞斯解释说,他确信,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上台,德国将陷入专制的黑暗之中。众人听罢,轰然大笑。谁也不相信一个刚刚迈入政坛的社民党小人物,会在一年之后执掌国家政权。哈耶克支持米塞斯的结论,表示了深深的担忧。以后的历史进程,完全印证了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惨一页终于掀了过去,人们从战争的血腥与恐怖中走了出来。正义最终埋葬了邪恶,文明毕竟战胜了野蛮,世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而哈耶克却莫名地焦虑起来。他放下手头的其他研究工作,于1941年至1943年埋头写作,完成了他的一部划时代的巨著《通往奴役之路》。阿兰•艾伯斯坦中肯地谈到:《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成为全球知名的人物。《通往奴役之路》是并且看样子将继续是他最广为流传的著作。
《通往奴役之路》的主旨是什么?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哈耶克坚定不移地反对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
哈耶克开宗明义,在此书的导言中写道,本书是“个人亲身经历的结晶”,“作者差一点两度生活在同样的时期——至少是两度看到了同样的的演变过程”。年轻的时候,哈耶克生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奥地利,在那个时候,人们曾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对生产资料实现国有化。德国和奥地利都相继通过了国有化法案。就是受当时这些举措的刺激,米塞斯愤而发起了社会主义计算大论战。如今,哈耶克担心,英国也可能滑向传统社会主义经济。
哈耶克自己曾说,他之所以撰写《通往奴役之路》,是想澄清一点:纳粹主义并不是对社会主义的反动,而是社会主义本身发展的结果。而由于他的同事们都加入了德国、奥地利战时政府机关,因而没有人比他“更有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而这样一件事也是迫在眉睫的。哈耶克认为,这本书是他自己为战争做出的努力,他觉得这是“我绝对不能逃避的使命”。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发出的最关键信息是:全权计划体制与自由不能相容。他的论点不是说社会主义在经济上不能维持,而在于强调,社会主义与自由势不两立。
哈耶克认为,社会主义强调人的平等和人的活动结果的平等,因而很容易理解为,民主制度——政治平等的制度——是最恰当的治理形态。传统社会主义的纲领就是生产资料由政府所有,并通过民主手段进行管理。但哈耶克尖锐指出,社会主义者的意图是纯洁的,其目标是崇高的,他们认为人人平等,他们也鼓吹民主。然而,他们却喜欢由政府强制性地对社会经济的主要部门进行直接控制。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调的是,“能够防范权力变为专断的,不仅是权力的来源而且是对权力的限制”。七十年前哈耶克这个斩钉截铁的结论,一再被世界民主发展的历史所证明。不受限制的权力必定走向专制和腐败,最终走向它自己的灭亡。
哈耶克指出,集体主义恰恰就是专断的,因为它一切以多数意愿为转移。认为民主是好政府好社会的唯一必要条件,这种看法既不合乎逻辑,也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哈耶克强调的重点是,他不是在搞民主崇拜。他认为,民主在本质上是中性的。“我们这一代人可能确实对民主谈论、思考的太多了,而对民主所要维护的价值本身,却谈论、思考的太少了。从根本上说,民主是手段,是维护国内稳定和个人自由的有用的工具。因而它不可能永不出错,不可能总是有效。以为只要权力是通过民主程序授予的,就不会是专断的,这种想法是没有根据的。民主的控制可能会防范权力的专断,但其存在本身却并不能做到这一点”。哈耶克相信,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哈耶克对民主的看法不同于传统民主派。传统民主派看重多数人的权力,多数人可以采取任何行动,他们为多数而多数。源自于希腊城邦中的直接民主,受到了现代民主理论的诟病。密尔就说,100万人中,即使只有一个人持有某种另类的看法,压制他也是不对的,因为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哈耶克认为,从实用的角度看,民主制度大体上是可取的。在这里,哈耶克延续的是英美民主传统。用丘吉尔的话说就是,民主制度是“各种政府形态中最不坏的一种形态”。詹姆斯•麦迪逊曾问:“政府除了是最大多数人的人性的反映之外还能是什么呢?在创建将由人治理人的政府的时候你所面临的最大的难题在于:你首先必须使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然后,得让政府能够控制它自身。”哈耶克指出,问题并不在于民主制度本身是多么的可取,问题在于,人们还没有想出更好地实现一定的个人自由、政府和平更迭、维护市场秩序、教育公民的办法而已。
为了让《通往奴役之路》有更广泛的市场和更大的读者群,哈耶克有意放弃了专业经济理论的深奥语言,而写成了一部大众的通俗读物,实证的例子就来自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自每一个读者身边。关于书名,哈耶克说,他是从托克维尔那里得到的灵感。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过度平等表达了自己的疑惑。他指出,平等可能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走上被奴役的状态。哈耶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了托克维尔“被奴役”的意象。
无论怎样讲,《通往奴役之路》获得了巨大成功。出版后反响强烈。凯恩斯也禁不住提笔向哈耶克表示祝贺:亲爱的哈耶克,旅行途中我有时间拜读了您的大作。在我看来,这本书很棒。我们有最充分的理由感激你这么精彩地说出了我们想说的话。你大概不会指望我接受这本书中的经济观点。但从道德和哲学角度,我确实完全同意这本书的观点;不仅是同意,而且是深表赞同。……
对这本书,我实在只有一个严肃的批评。你在不少地方都承认关键是线画在哪里的问题。你同意,必须得画出一条线来,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但对于线到底应该画在哪儿,你却语焉不详。我和你画出的线可能确实不在同一个地方。我觉得,根据我的看法,你大大地低估了中间道路的可行性。不过,只要你承认了走极端是不可能的,那就必须画出这条线,而根据你的观点,你却画不出这条线来,因为你一直要说服我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
自此,哈耶克坚定不移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用观念打败观念”,用市场经济的理论战胜计划经济的理论。
真正读懂哈耶克是困难的。哈耶克著作的数量给解释者带来了严重的挑战。从1982年春天开始就投入对哈耶克研究的布鲁斯•考德威尔诚恳地说:“哈耶克从1899年活到1992年,度过了70年的文字生涯。糟糕的是,他令人不可思议地多产。更糟糕的是,他没有把自己局限于经济学领域,而是在心理学、政治哲学、思想史和社会学方法论这些大不相同的领域都有撰述。我用‘糟糕’一词,当然是在开玩笑,因为哈耶克的部分魅力正是来自于他涉足那么多的领域,并且经常卓有建树。研究哈耶克将迫使你阅读自己专业之外的东西,这会带来一种获得解放的感觉。然而,在这个奉行专业教育的年代,阅读他难免会感到力不从心。至少应当说,鉴于他的航路错综复杂,评价其思想的任何尝试都有危险。”
《自由宪章》、《法、立法与自由》、《感觉秩序》、《自由秩序原理》等等,都是继《通往奴役之路》之后,哈耶克在人类文明史上竖起的一座座丰碑。它们更是一级级高高的台阶,跃上它,你就站在了更高一级的思想平台上。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任教的十年中,完成了他的一部重要著作《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在这本书中首先提供了一个有关“自由”的相当充分的定义。自由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社会中的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强制被减少到最低限度”。“当让一个人的行动服务于别人的意志,不是他本人的目的而是别人的目的时”,就发生了强制。减少强制最有效的办法是建立一种强制权力,其力量足以阻止这种强制。然而这就导致了一个困境:我们如何监管这种强制性权力呢?古典自由主义的办法是划定一块个人活动的私人领域,授予国家对强制力量的垄断权,然后把这种强制性权力限制在阻止强制的事情上。
哈耶克相信,法治提供了一个标准,使我们得以区分不同的经济中不同的干预行为。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是必不可少的。市场系统必须被嵌入另一套制度——民主政体、对私人部门的有力的宪法保护以及界线分明、能够行使的产权——才能运行。在哈耶克看来,某种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维护自由的基本条件。但是这种平等自然会导致收入差别,这仅仅是因为人们各不相同。假如平等地对待各不相同的人,就会出现收入的差别:“因此,法律面前的平等和物质平等不但不同,而且相互冲突;我们能够取得其一,但不能两者兼得。”假如坚持法治,不可能同时又提倡那些把收入再分配作为唯一目标的方案。
必须把《自由秩序原理》视为哈耶克最了不起的著作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在此书中对要求他放弃批评者角色的批评者做出了回答,而且阐明了他所赞成的经济和政治制度。他以流畅的文笔,把政治哲学、历史叙述和当代政策熔于一炉,大量运用各种语言的原始文献和二手文献,最终成就了这本为自由进行系统申辩的大作——就任何法学或政治学教授而言,它都堪称一项令人难忘的成就。
时光来到了1974年。这一年,哈耶克七十又五;这一年,《通往奴役之路》
出版整整三十年。就在这一年,诺贝尔基金委员会将第六次颁发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哈耶克,以表彰他成功写作了《通往奴役之路》这样的经受历史检验并令人感佩的传世之作。
此前,哈耶克早已在欧美经济学界声望卓著,深受瞩目。获奖的消息一经公布,全世界还是将焦点聚在了这位高大、矜持、孤僻的奥地利老人身上。被世人关注的感觉是令人振奋的,以至于75 岁的哈耶克也情不自禁地像年轻人般嘿嘿乐道:“获奖的感觉真好!”
诺贝尔经济学奖给哈耶克带来了巨大的声望。哈耶克研究专家艾伯斯坦说:“重要的是诺贝尔奖让哈耶克声名显赫。假如没有这个著名的大奖,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后来会不会成为他的信徒,就大成疑问,而撒切尔夫人的认可,反过来又让他成了大名人。”
撒切尔夫人是真诚服膺和赞赏哈耶克的。她曾经公开宣称,哈耶克是她在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重要的哲学导师。撒切尔夫人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评论说,她年轻的时候读过,后来又“经常重温”的“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最强有力批判”的,是《通往奴役之路》。她也受到哈耶克其他著作的很大影响,包括《自由宪章》、《法、立法和自由》,她称这些著作为“杰作”。
1975年撒切尔夫人当选为保守党主席不久,与哈耶克举行了第一次会面。会面是由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安排的,地点就在伦敦国王北街经济事务研究所总部。撒切尔夫人要求这是一次私人谈话。她来到研究所后,便与哈耶克在会议室里掩门交谈。谈话大约持续了半个小时。然后,撒切尔夫人优雅地告别而去。经济事务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一齐涌进会议室,围到哈耶克身旁,争相询问他与撒切尔夫人究竟谈了什么。大家突然发现,哈耶克陷入了异乎寻常的沉思之中,对众人的询问一概不予理会。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哈耶克才充满感情地由衷感叹:“她可真美啊!”
一次,英国保守党召开会议,研讨保守党今后一个时期的工作纲领,以便尽快在大选中获得胜利,上台执政。一位保守党研究部门的工作人员准备了一篇论文,提出“中间道路”是保守党应该采取的最可行的路线,可以避免左翼和右翼的极端。他还没有讲完,新当选的保守党主席撒切尔夫人就把手伸进了她的提包,拿出了哈耶克的《自由宪章》一书,她打断了这些实用主义者的讨论,举着这本书让大家看个究竟,“这本书,”她斩钉截铁地说,“才是我们应该信仰的。”说完,把哈耶克的书“啪”地掷到桌子上。
领袖与凡人的差异正在于此。执政上台是每一个政党梦寐以求、奋斗不止的崇高目标。基层工作人员难免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只要能赢得选票,争取人心,在惨烈的竞争中大胜而出,理论和信仰既可以模糊,也可以暂且一放。而领袖的高瞻远瞩在于,既注重斗争策略,更有远大而崇高的目标引领航向。
撒切尔夫人坚定的市场经济和法治社会的行动纲领,让执政多年的工党败在了保守党的手中,乖乖地交出了执政的大权。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担任首相后不久,给哈耶克写信说:“过去这几年,我从您那儿学到了很多东西,对此,我很自豪。我希望,您的一些观念能被我的政府付诸实施。作为您最重视的支持者,我确信,我们一定能够成功。如果我们取得成功,则您对我们取得最后的胜利的贡献将是巨大的。”1989年哈耶克九十华诞之际,撒切尔夫人写信给哈耶克说:“到本周,我荣任首相一职已过十年。很多人非常宽宏地评价我们的政府所取得的成就。当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做。但如果没有那些价值和信念将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并为我们提供正确的方向,我们不可能取得一样成就。您的著作和思考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端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
哈耶克是通过撒切尔夫人介绍而结识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1982年,她在伦敦将哈耶克引荐给里根。里根提到,他曾拜读过哈耶克的一本书,“从中受益匪浅”。撒切尔夫人利用一切机会推广哈耶克的信念和价值观,她作为首相在英国下院发表国情咨文时,也不忘说道:“我是哈耶克教授的热情崇拜者。我们这里一些尊贵的议员,应该读读他的书。”哈耶克名副其实地成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里根——撒切尔主义的精神导师。哈耶克一生自负,孤僻而高傲,除了学术研究和讨论,他鄙视所有生活中的琐屑和庸俗。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他就曾略带羞涩地对他夫人说,凯恩斯去世后,他就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事实的确如此,他真的做到了这一点。1989年10月,在莫斯科,美国加图研究院院长爱德•克兰恩将哈耶克的一尊半身雕像赠送给了苏方人员。出面接受这尊雕像的,是后来担任俄罗斯外长的普里马科夫。美国人的用意十分明显,苏联就应该按照哈耶克的理论,坚定不移地走自由市场经济的道路。读到这条报道,哈耶克心领神会,他写信给克兰恩说:“对于这一新闻,我当然由衷高兴……我想我们这边的完全胜利,不会有比这更令人激动的象征了……我几乎不敢指望自己能活着看到这一切。”
彼时,柏林墙已经倒塌,两德恢复统一;东欧巨变正风起云涌,变革的巨浪正冲向东欧最后的堡垒罗马尼亚。两年之后,苏联解体,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晚年的哈耶克定居西德。他一辈子都割舍不断他的家乡情结。“舆论领袖”是对退休后的哈耶克身份最准确的描述。他的每一次谈话,每一篇文章,甚至最后一本书,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市场的道德准则》是哈耶克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而这可能是他最伟大的思想贡献:
1936年,我恍然大悟,我以前在经济学不同部门进行的研究,其实都有一个共通之处。这些研究背后共通的基本概念就是:价格体系实际上是一种工具,能使成百上千人协调他们的行动,以适应他们自己并不直接具体了解的社会的种种变化、需求和状况。我最初研究产业波动的时候涉及的就是这个问题——错误的价格信号错误地引导了人们的活动方向——然后在经济学的其他部门进行的研究也都涉及到这个问题。
我的这种思想主要是受到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对于如何组织计划经济的认识的启发。经过了很长时间,我才发展出一个比较简明的概念。我逐渐认识到,整个经济秩序都是建立在下列事实之上的:价格充当了一种指南、一种信号,它引导我们利用我们根本就不相识的人们的力量和天赋,去满足这些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们的需求。价格是实现经济活动协调的信号,大致说来,这种观念就是我的著作背后最重要的思想。
哈耶克承认,他是花了差不多五十年的时间,“才能够用上面那几句话把这种观念比较简明扼要地表述出来”。
1993年3月23日,还差一个半月就满93周岁的哈耶克,因肺炎逝世于德国弗莱堡。遵照他的遗嘱,遗体运回了奥地利维也纳,葬于维也纳郊外的纽斯替夫特公墓。纽斯替夫特公墓位于一处山丘之上,从这里,可以眺望到远处的葡萄园和哈耶克儿时嬉戏的维也纳森林。哈耶克墓碑的石头,来自他每年夏天度假的蒂罗尔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脉。粗糙的碑面上,十字架下,只刻了这么简单的两行字:
F.A. 哈耶克
1899——1992
在中国,最早与哈耶克心有灵犀的是台湾学者。殷海光自大陆迁到台湾之后,日渐不满于国民党的专制和独裁,1950年代初期,他干脆辞去了《中央日报》主笔之职,去台湾大学讲授哲学。后来,他与雷震创办《自由中国》杂志,遭到了国民党当局的打击和迫害。
就在此时,殷海光读到了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的英文版,他决心把它翻译成中文,旁敲侧击,用自由市场经济理论,支持他自由政治、自由社会的主张和原则。关于此书的书名,殷海光按照他自己的理解,译为“到奴役之路”。可以这样说,伴随着殷海光的努力,哈耶克的著作和思想第一次被推介到中国读者面前。
1960年,殷海光的得意学生林毓生赴美留学,考进了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这正是哈耶克执教的地方。林毓生起初对这个“社会思想委员会”不甚了了。他写信给殷海光说:“系里面只有一项规定,是基础考试,考学生在一个相当范围内自己选择的西方文化典籍。……初来时,因为急于要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理论,抱持着一种找寻现成的方法和理论来解决许多心中问题的企图,对于系里的这项基础考试的规定,颇感很不适合自己的读书计划,尤其是要读许多文学的作品,更觉不对胃口。经过半年时间,现在觉得从前那种急功好利的想法是很浅薄的,这些典籍实在是西方文化最具代表性的素材,比后人的解说要重要得多,是我们对西方文化有了解兴趣的人所必需的。……我已从海耶克(哈耶克),读了他本人去年出版的大著《自由的宪章》。海耶克先生是一位典型德奥贵族式的学者,货色甚硬,脑筋非常有力,上导师课的时候,除了谈学问之外,一句闲话不讲,因此必须准备充分,否则几分钟就无话可说了。……前天早晨已正式接到学校通知,得到了威廉•沃克尔研究金3000元,这是芝大博士学位之前的最高奖学金,是很高的荣誉,由海耶克先生推荐的。申请的时候曾写了一份很详尽的研究计划,并拟定了三个工作上的假设,据说系里的先生认为有点道理。我跟海耶克先生做的导师课曾得了一个A,才得到他鼎力支持的。这半年辛酸的生活总算苦出了头(曾先后做过侍者,洗碗工,扫院子工,吊在三楼的擦窗子工)。平静地想想过去,不能不感激您给我的许多启发与指导,如果没有您思想上的启蒙以及从您那里得到的许多方法上的概念与沈(刚伯)先生那里关于英国史的概念,我绝不可能一来这里就接上了头,也绝不会很自然地适应这里导师制和讨论班的要求——全仗着‘发问’与‘辩难’。”
得知自己的学生师从哈耶克并获得高额奖学金,殷海光欣喜不已。他给林毓生提笔回信:“在两个多星期以前接到你的来信时,正好在午前,读了以后,兴奋得睡不着午觉。为什么呢?因为,从你的信中,我简直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在芝加哥大学搏动;你所走的路子,正是我所要走的路子。怎么竟是这样‘不谋而合’呢?如果我迟生二十年,我简直要长一双翅膀来芝大求学呵!”
殷海光告诫林毓生:“3000元的奖学金不足使子成百万富翁。然而,这代表公正。我一辈子没有获得这样的公正。公正,对于奖掖社会进步,太重要了。能得像海耶克这样的教授赏识真是三生有幸。又有那么多第一流的角色挤在一个系里施教,该多么富于启示力。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如果再不能有所成就,我看只有一棒子打下地狱去。”
殷海光更看重的是与林毓生、与芝加哥大学在学术上的交流与契合。他说:“实在使我惊喜,怎么你到芝加哥所探出的为学线索,与我这个土包子在这个小文化垃圾堆上所想出来的竟如出一辙。我只好自己说自己是‘天生的芝加哥学派’。你准备拿五年时光做基础,再研究拟议中的专题。这种不急功好利的态度,这种劲头,足见学人气象。我们且等着你的大著从美利坚的土地上出现吧。”
殷海光从不吝于表达他对哈耶克的崇拜之情,他曾经说过:“海耶克先生的《自由的宪章》,及波柏尔先生的《开放的社会及其敌人》,都是我的案头书。我每一翻阅,即有身入宝山之感。际此乱世,真理在明灭之间,每读这类的伟著,辄兴悲怆中的希望。”
眼下,2011年的中国,关于哈耶克与凯恩斯的争论再起风波。连网上也加入了这场枯燥的理论之辩。一段名为“凯恩斯大战哈耶克”的视频,在中国各大网站上颇受关注。视频中,两个年轻人分别乔装打扮成凯恩斯和哈耶克,在擂台上进行了一场RAP 说唱口水大战,互骂到最后,高明的导演留了一手:二位大神,下次擂台时再分胜负。
2008年金融风暴袭来时,中国政府“看得准,出手快,出拳重”,四万亿救市资金立即入市,几百个基础设施项目全面铺开。三年过去了,数字煞是好看:社会总产值以接近10%的增幅增长,财政收入每年超过两位数地大幅度聚集,中国再一次创造了世界奇迹。对于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两个附加小问题——房价过高和通货膨胀——政府正在动用手中的巨大权力全力以赴地调控,相信会达到预想目标。
形势一片大好,还有什么可说道的呢?
经济学家可不这样看。他们有话要说。
进入21世纪不久,中国经济理论界和政府各部门清醒地认识到,再不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淘汰落后工业类别和过剩产能,发展低碳、节能、可持续的新材料、新能源和高新技术产业,中国的经济将无以为继。2008年以来,这种清晰的思路被“救市”壮举无情地掩盖了。公路、铁路、基础设施,大量重复建设,低水平规划,各地政府比的是政绩,比的是数字,热火朝天的背后,隐忧无限。
三年救市,信贷极度扩张,几十万亿人民币投入市场,后续风险谁来承担。弗里德曼简洁而尖锐地指出:“通货膨胀本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增发的货币最终要流通于市场。通货膨胀这只“老虎”伤人的事情,正在日渐发生。经济学家、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第一个走到了台前。他大声疾呼:凯恩斯主义害了中国。中国政府是在烧钱,把真钱当纸钱烧。但是,“烧钱的经济救不了中国”。他认为,房地产价格反映的是供求关系。供不应求,价格必然高企。政府用行政权力打压房价,徒劳无益,而且严重扭曲了价格的导向作用。这正是哈耶克孜孜以求一辈子得出的基本结论,即价格引导市场,价格引导消费,价格引导生产。许小年认为应将房地产业彻底市场化,甚至打破18 亿亩土地保护红线。政府的责任只是提供保障性住房。
稳健的吴敬琏历尽磨难,饱经风霜,他很少对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市场举措发表看法,但他明确坚守的思想原则是,中国应该排除一切干扰,坚定不移地走市场经济的道路。2011年盛夏,吴老先生忍不住放了一炮:中国的市场经济在倒退。吴敬琏理由有三:一、国有企业的垄断地位日益强化;二、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远未建立;三、中小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滞后于前。
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一直以特立独行的高调批评之声站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对立面。他的有些话,刺耳,尖锐,不留情面,让许多人,尤其是一些政府官员受不了,然而,如果能静下心来,仔细分析,张维迎的批评,还是很有道理的。
张维迎是个坚定的反凯恩斯主义者。他指出:我相信大量的经济学家处于无知状态。我们的科学、经济,很多时候并不是真正的进步。凯恩斯主义看似很有道理,但经不起考验,它在逻辑上是站不住的。
张维迎说:“我自己很清楚,我们犯的错误是过去的错误,这个错误一定会让你受到惩罚。千万不要以为,我承认犯了错误,现在又采取了补救措施,这个错误就不会表现出来了。这是不可能的。还是那句话,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从十年前的‘9•11事件’开始,美联储大放货币,减低利率,使得不该花钱的人花钱,不该做投资的人投资,最后一定表现出危机来。危机来了以后,它一定要经过一个调整,该倒闭的倒闭,该关门的关门,在这个调整之后,经济才能够重新走上一个比较健康的道路。”
张维迎话锋一转:“你现在要找一个药方,想要避免这些东西,我觉得是不可能的。凯恩斯主义是说它想避免过去政策导致的这些成本的出现,但事实上我们说它延缓了这个调整,或者说使得代价会更大。中国也是这样。假如2009年不要搞那么强的刺激政策,当年的GDP不会接近10%,这没有什么的。全世界都在萧条的时候,我们非要逞能,把我们的GDP搞到10%,你就惹了一身病了。现在为什么大家对经济比较悲观?通货膨胀。那么剧烈的投资,投资一定会波动的。高铁、公路建完以后干什么?投资持续拉动的下一个方向是哪里?”
张维迎不惜将最“恶毒”的语言扣在凯恩斯头上。他说,凯恩斯主义是条死胡同。如果我们持续这样走下去的话,我们的经济就只能越来越萎缩。张维迎强调,我说的“萎缩”就是增长的速度、质量。我们增长的质量会越来越差。我们未来的增长靠什么?要靠创新。创新靠什么?靠企业家,靠竞争。不是靠政府,我们不可能靠政府搞出创新来。在中国目前国际贸易、出口面临越来越多困难的状况下,未来怎么办?现在有一种说法,叫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是一个误导性的概念。一提扩大内需,就以为是宏观经济问题,就要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利率政策,就要家电补贴、农机补贴、汽车补贴等等。其实我们真正应该做的是开发国内市场,而不是用修修补补的小措施去刺激消费。
同吴敬琏一样,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学家,张维迎更关注的是体制和制度建设。二十多年前,当举国上下纷纷热衷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时,吴敬琏就登高一呼,振聋发聩地喊道:“制度高于技术。”今天,体制仍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张维迎照样还是“口欲言而嗫嚅”。“我不愿意多谈这些。好比通货膨胀,下个月会是多少,我觉得这都不是很重要的。下个月它是6.0%还是7.0% 不是很重要。我现在更担心的是,这些措施导致的体制的倒退。本来过去三十年,我们从计划经济的强盗逻辑逐步走向市场逻辑。这几年我们发现慢慢又倒退,开始从已经实现的市场逻辑退回到强盗逻辑,就是靠资源的掠夺,靠垄断去赚钱,靠特权去赚钱。尤其在中国市场上出现了一批‘强盗企业’,他们横冲直撞,谁都阻止不住他们。国有的或者有政府背景的公司,看中了哪个私人企业,他就要收购你。你必须投降,你不投降他就闹得你破产。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积累下的制度性资产,正在慢慢被消耗掉,这是我最大的担忧”。
张维迎认为,只有市场的逻辑在创造财富,强盗的逻辑只是在分配财富。创造财富的市场逻辑能够产生创新和变革的冲动,而分配财富的强盗逻辑鲜有作为。因为靠权力和垄断便会财源滚滚,谁还会去关注充满艰辛的创新之路呢?
张维迎从来不看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作为,“政府是最没有耐心的。政府为什么没有耐心?除了它的体制,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领导人的理念非常重要。有理念的人他可以看得长远,没有理念的人他就看得比较短期。上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撒切尔、里根,就是非常有理念的人,他们看问题看得比较远。为了未来更远、更大的目标,他可以忍受一些短期的困难”。
张维迎叹喟道:“目前从全世界来看,各国领导人总体而言,我觉得要比上世纪八十年代差得多。他们不是真正的政治家,而更多的可能是政客。政客和政治家最大的不一样是,政治家是有理念的,而政客是没有理念的,政客是机会主义的。这可能是这次应对金融危机当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正是因为这样,才使得世界各国的这些救市政策不可能起到作用。”
我们不得不重新回到哈耶克。今天,哈耶克式的救赎和坚持仍然令人感动。真理往往是以最简洁的语言出现的。哈耶克的自由经济的理论其实就是一句话: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公正完备的法治环境。这句话能让大多数平民百姓从内心里认同和接受。
山东大学教授冯克利先生对哈耶克思想及其著作的评析新颖而深刻。冯教授指出,尽管哈耶克本人认为解决民主问题的最佳途径,就是一个有限的法治政府和公平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但是不难想见,只要民主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只要民众一方不愿接受大量“潜规则”下的“市场竞争”,而掌权者一方不愿接受“有限政府”,只要自由主义是以“侵吞公产的私有化政策”或“权贵资本主义”的面目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对哈耶克的误读或遗忘就随时可能发生。
冯克利的“义愤”是可以理解的。但他同时告诫我们,对于那些希望它发生的人,我们就不必多说了;凡是那些想避免它发生的人,则始终应当牢记,哈耶克不但是一个“顽固的市场主义者”,他还是一个休谟或柏克意义上的道德哲学家,他把专横自负的权力——无论它来自什么地方——视为人类自由的头号敌人;他认为没有个人责任担当的道德追求根本就不是道德追求;他相信“人们享有公民自由的资格,与他们对自己的禀性施以道德约束的愿望成正比,与他们把热爱正义置于个人贪婪之上成正比”。
我们只有期待。期待那个市场经济与法治环境完美结合的现代社会早日出现。
相关书目
《哈耶克传》,(英)阿兰•艾伯斯坦著,秋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
《哈耶克评传》,(美)布鲁斯•考德威尔著,冯克利译, 商务印书馆,2007年6月第1版
《英国文化模式溯源》,钱乘旦陈晓律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6月第1版
《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殷海光、林毓生著,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

内容简介
《枕边书系列•启蒙者:西方思想家群像》内容简介:“他们(启蒙者)仿佛是东方天际线上那颗明亮的启明星,看到它,那就是意味着,天,就要亮了!”书中讲述这样十五位了不起的启蒙者,他们有艺术家,有诗人,有政治家,也有经济学家,作者以他们留下的让世界为之动容的、启蒙一个时代的思想为中心,以随笔的形式刻画他们的巨大形象:熊彼特简洁而深刻地揭示资本主义的全部活力所在;杰斐逊对自由的追求,托克维尔对平等的全新认识,让他们在现代文明史上彪炳千秋;普希金选择用自己鲜活的生命之血洗刷自己的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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