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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明清史丛说》编辑推荐:近些年来,明清史研究一直是国际汉学界、中国史学界的热门领域之一,广大读者也对这一领域的诸多话题颇感兴趣,如广袤的中国版图在明清时期有什么变化?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明清政权有何影响?明清时期图书如何流通?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英雄人物的个人选择与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到底有什么关系?作为征服者的少数民族政权——清朝如何面对文明程度较高的汉学文化?慈禧的恶相是怎样形成的?……史学大家汪荣祖教授在海内外现有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重新检视相关研究,探讨这些重大话题,展示了一个更加清晰的历史大变局图景。史学大家汪荣祖教授借国际视野、中西学识重新检视明清历史中的重大话题。

作者简介
汪荣祖,原籍徽州,1940年生于上海,长于台湾。美国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历史学博士,曾在美国执教31年。现长住台湾,为“中央”大学讲座教授兼人文中心主任。著作有《史传通说》等中英文专著17种,散文集2种,学术论文80余篇,书评40余篇。

目录
弁言 1
论说
一、明清帝国的空间 3
二、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 46
三、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 81
四、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 98
五、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 114
六、从明亡到清兴 146
七、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 177
八、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 190
九、论清后叶赫那拉氏 204
评说
十、晚明消费革命之谜 237
十一、梦忆里的梦呓 245
十二、《清朝征服中亚记》书后 257
十三、解读圆明园西洋楼 265

序言
弁言
最近十年来,我曾写了一些有关明清史的文章,原想写一部论述明清社会文化史的大书,终因其他方面的研究与写作一时未能完成,无力分心,难任“艰巨”。这本丛说收录的十三篇文章,可分两类,一类是论文,一共九篇;另一类是评说,一共四篇,多半是书评。这些文字只能说是我研读明清史的一点小收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动征稿,愿意出版,殊感幸慰。
历史研究固然要重视时间,但空间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时间的进展,沧海桑田,空间也在变化。明清帝国的扩张尤其显著,从东亚大陆一直延伸到中亚。《明清帝国的空间》一文即在论述帝国开疆辟土的经过,点出帝国景观的分布,以及庞大空间的联系。明清五百年的可观发展也在环境方面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明清帝国的生态危机》就在于检视这几百年中的环境变迁,包括森林面积的迅速减少,以及发生在十六七世纪小冰期的影响,探讨危机之由来,何以环境日趋恶化。一言以蔽之,人为的破坏与气候的异变形成生态危机。明清时代的有识之士虽一再警告必须善用自然资源,但积重难返,毕竟利用资源求生胜过保护自然。所谓中国文化讲究天人合一,不像西方文化要征服自然,而与自然为友,证诸明清史并非实情。中国一如其他文明,也为发展付出了深重的代价。不过,明清帝国的成长,不仅是开发资源,提升经济,而且在文化上也有不可磨灭的成果,知识借由书籍的大量流通而传播,虽未能达到现代的普及程度,但无疑出现了坚硕的知识阶层以及市民读者群,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文化活动,《明清帝国的知识制作与传布》一文就是叙述此一相关问题的。
明清两朝可视为一个整体,其间颇多相陈的关系,洋人称之为“中华帝国的晚期”(late imperial China),然而也有变迁,满族毕竟是以关外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可能完全抛弃传统旧制,不能不对承继的中国有所调适。满人何以能一统中华,其故诚多,不一而足。其中不能无视逐鹿中原的领导人物,何人胜出,似非偶然。《李自成、吴三桂、多尔衮在甲申年的选择》一文即讨论此三巨头的成败,关键在各人所选择的策略:比较之下,多尔衮所选择之策略,无疑要比其他两位高明。多尔衮率满洲铁骑南下,明南都虽有江南之富,长江天堑,竟不能维持几年。南明京城位于六朝故都的南京,规格不下于北京,秦淮河畔风华最盛,然而满族入侵,顿使繁华成空,幸存者深感家国之痛,兴亡之悲。当故国恢复无望,遗民们唯有怀念逝去的风月、承受故国之沉哀。收录在本书里的《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书写与记忆》,以幸存者余怀亲见的秦淮盛况,道出风月与兴亡,以及从生于清初的孔尚任经由其历史剧《桃花扇传奇》,刻意写出秦淮风月与亡国悲痛的完整故事。孔氏写的是传奇,而非史传。但是所撰《桃花扇》一剧的艺术创造,将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悲思极其传神地呈现出来。由于内容的动人以及文笔的高超,受到广大而持久的欢迎,直到民国以后,仍然有人将之改为新式的舞台剧,或改写为新式的长篇小说,或拍摄电影。于是明季风月与兴亡悲剧性的美感,通过孔尚任的笔墨,成为难以磨灭的集体历史记忆。但经由文笔书写所刻画的历史记忆并不一定是真实的历史,文笔并不能取代史笔,但史笔远不如文笔之更能刻画集体的历史记忆。
《从明亡到清兴》综述17世纪皇朝赓续的过程,其中不无兴亡的硬道理,人谋之臧否仍然是主因。统治庞大的专制国家,若无贤君能臣,必然如小孩驾大车,无从面对危机,驶向坦途,更无论应付罕见的气候异变,以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给关外满族以可乘之机。满族以少数民族而能够一统中国,更非无故,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不仅英明且有远略,终于在中原大地建立政权。大清帝国经过康、雍、乾三位君主的经营,雄立东方,版图深入中亚,疆域之辽阔,前所罕见。近年不少欧美学者有鉴于帝国之庞大,种性与语言之异趣,遂谓大清帝国有异于中国,进而否认满族汉化之事实,号称“新清史”。此大清非中国之论,似是而非。且不说大清君臣莫不以中国自称,清廷始终以中原为根本,北京为都城,一如19世纪之“大不列颠帝国”(the British Empire)以英伦三岛为根本,岂能说日不落的大不列颠帝国非英国乎?《大清帝国的汉化争议》一文就是回应新清史而写。及至近代,清朝与中国更成为命运的共同体,同受列强欺凌,而图谋富国强兵。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陷北京,清政府痛定思痛而有自强运动。北洋海军的建立,可谓自强的高峰。然甲午一役,大败亏输,几全军覆灭,其故非一。《论清季自强运动成败的一个关键问题》聚焦于贪污腐化,导致新政之事倍功半。此非事后之聪明,实当时人如郭嵩焘、丁日昌辈早已洞见,只是积习已深,不能改弦更张,以致败亡。谓之“关键问题”,岂不宜哉?
清帝国倾覆之前的最后掌权人物为叶赫那拉氏,以慈禧太后闻名于世,实际统治大清帝国将近半个世纪。不同社会背景与意识形态的人,对同一个慈禧太后,出现形形色色甚至离奇怪诞的记忆。民国成立前后,由于国家积弱的伤痛,以及康有为、章太炎等言论界巨子的影响,在华人社会的集体记忆里,慈禧成为前朝罪恶的化身。记忆与历史不尽相同,每一个人都有记忆,都会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一个社会的集体记忆更是社会的产物,经长期累积而成,往往真假莫辨,信以为真;历史则要讲究客观可信,尽量澄清往事的真相。记忆是对往事的一种重演与回顾,而历史必须解释往事,产生历史意识。《论叶赫那拉氏》一文以这位女主作为个案来说明记忆与历史之异同,历史学家凭借可靠的史料与理性考证,可以呈现比较真实的叶赫那拉氏之一生,但仍然难以取代存在于华人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
本书的“评说”部分,乃是平昔阅读明清史的若干心得,偶有所见,未敢自秘,一得之愚或亦可供读者之参考。
汪荣祖
写于台湾新北市林口未来之丘
2012年11月7日
……
前言
20世纪的80年代初,“文革”余波初歇,南京城里的秦淮河畔一片荒凉,文庙与江南贡院也萧条不堪,几如一座遗址的残迹;然而经过三十余年的改革与开放,秦淮河畔的景观又已复苏,夜间灯火通明,展现金碧辉煌的繁荣气象。最令人瞩目的,莫过于南京钞库街38号媚香楼的重建;此楼乃明季秦淮八艳之一、《桃花扇》剧本女主角李香君的故居。“媚香”出典《左传》,所谓“兰有国香,人君媚之”,以此名歌妓寓所,可见不凡。旧楼经翻修后仍具明清民居风貌,正门雕栏玉砌,高悬“媚香楼”三个大字,楼旁才是李香君三进两院的故居,楼檐下挂着“李香君故居”的牌子,大院和后院的河厅改建为餐厅与舞台,提供美食与古乐,中堂展示孔尚任《桃花扇小引》篆体摘句,后院凭栏可以远眺,并备有船坞直通秦淮河,可供游人泛舟。后进建成展览厅,展示事迹与文物,成为旅游景点,游客如织。后院有今人所书楹联:“新世纪重建媚香楼,表复社清操,忆当时风月秦淮,应让佳人独步;好传奇艳说桃花扇,演南明故事,维昔日文章雪苑,堪称国士高才”,说出昔日的雅趣,并能唤起游人对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集体记忆。楼上则是李香君的起居厅房,布置雅致,红衾绿枕之外,尚有古董字画,令人幻想三百年前娇小秀丽的佳人。媚香楼与秦淮河好像已经成为一座“纪念碑”,背负着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在此集体记忆里,最缠绵难忘的就是风月与兴亡,而此风月与兴亡又聚焦于同一历史时空。明季秦淮风月之盛,正如前明遗老余怀诗所写:“六朝佳丽晚烟浮,挈阮弹筝上酒楼。小扇画鸾乘雾去,轻帆带雨入江流。山中梦冷依弘景,湖畔歌残倚莫愁。吴殿金钗梁元鼓,杨花燕子共悠悠。”
凄艳与悲壮的集体记忆源自明末清初士人们的文笔,他们用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字,记录了亲身经历的风月与惊心动魄的兴亡感叹。盖自明朝中叶以后,由于商业的兴隆,生活比较富裕,文人学士的思想亦趋开放,享受逸乐之余,不免随性适欲,勿受礼教拘束,于是院妓兴隆。娼妓古称倡伎或俳优,乃指从事音乐歌舞之人,与现代用语娼妓显有落差。秦淮院妓,尤其是旧院名姬,除天生丽质外,多以才艺见称,如成化年间的杨玉香天生丽质,而又才艺超群,且喜读书,不与一般俗人来往,往往独居一室;有钱的贵公子若慕名前来,即使花费千金,难以赢得一笑。所谓名妓,莫不有所擅长,或琴棋、歌咏,或书法、绘画、诗词,故卖艺重于卖身,绝非赤裸裸的性交易。名妓入座后,酒阑之余,皆能书写小令。事实上,明代妓女能诗者不少,朱彝尊所编《明诗综》,选录妓女诗作三十四首,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连造诣颇高的柳如是的诗作都未收入。而一般文人学士吟风弄月、作章台之咏,成为时尚;以歌妓为题材的作品,亦能登大雅之堂,作者更不避名号,如吴梅村的《圆圆曲》、侯方域(朝宗)的《李姬传》、冒辟疆的《影梅庵忆语》、张岱的《二十四桥风月》等,不仅脍炙人口,也能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显然与纯谈风月的《北里志》等作品,有天壤之别。于此可见,晚明士人到旧院狎游,并非仅仅是为了满足肉欲,男女双方常能在心灵上互动,两情相悦,于沉迷逸乐、放浪形骸之余,亦追寻精神上的舒解,感情上的慰藉。旧院也因而成为一种“文化交际场所”,文士在此“妖冶之奇境,温柔之妙乡中会旧友、结新知、开诗会、吟咏唱和,以至品评时政,商讨国事”。明季士人与歌妓的关系,诸如侯方域(朝宗)之与李香君、钱谦益(牧斋)之与柳如是、冒辟疆之与董小宛,皆如情人、如夫妻。诚如今人黄裳所言,在三百年前,狎妓非士大夫恶德,且为韵事。秦淮一隅,水软香温,流连其中者大半皆“名士”也,既有“秦淮四媛”,亦有“四公子”,“遗事皆流传人口”。盛极一时的秦淮风月因南明的出现而更加绚烂,南北士人汇集于金陵胜地,但弘光朝犹如昙花一现,迅即败亡,于是儿女情长融入国破家亡的氛围中。风月引人遐想而兴亡感人肺腑,两者混而为一,最能动人情思。这种情思经过亲身经历者刻骨铭心的感受,留下记录,行诸文字,传之后世,后人续发隔世幽情,借艺术创作,将这一段历史记忆深植人心,成为难以磨灭的集体记忆。然而集体记忆并不等同真实的历史,但其来有自,有其形成的原因与过程,值得深究。历史记忆往往由动人的文笔而非客观的史笔所凿造;故就影响力而言,文笔固胜于史笔,而史笔之客观公正又不时遭到质疑,纠正错误记忆的史笔是否能取代不实的记忆,也不无可疑。秦淮风月与南明兴亡的历史记忆,虽常相左右,却非尽真实的历史,也就不足为异。
明季的秦淮风月
秦淮河流经南京城,南京古称金陵,明初定都于此,更使此古都首次成为全国的京城。金陵的形胜虽然没有截云断雾的高山,然林莽绵蒙,烟容岚气,呈现苍郁气象。每极目远眺,无论是晨曦或落晖,都令人心旷神怡。此地虽无冷泉瀑布,然河流环绕,更有大江自西而来,水势浩淼。至于澄湖清潭,练明镜澈,堤岸花竹,更是清秀绰约。市内云楼佛庐,屋宇相望。名胜之外,亦多古迹,诸如齐梁宫殿、晋宋庭园,足以遥想当年的绚烂。南京又有石头城之称,楚威王灭越后,置金陵邑于石头而得名;群山环绕,玄武、莫愁两湖辉映其间。玄武湖乃开城北之渠后,引水而成;莫愁湖在城西,水面广阔,风起荷菱之香。秦淮河环城而流,与太湖水系纵横相连,形成披山带河的壮丽景象。

文摘
空间的开拓
近代“民族国家”(nation state)的出现以及舆图绘制技术之发达,才有明确的国界,或列国之间的疆域。政治国界因有关主权,必须划得一清二楚。然而在传统帝国时代,帝国之疆域乃兵力与国威之所至,或民族与文化融合之所至,并无划清疆界的必要;数千年的中华帝国以天下自居,中华之天下乃中华文化之所被,文化认同甚至超过种性,即章太炎所谓中华民族属于“历史民族”②,以致到近代形成一个多民族的中国,汉族虽然一直占大多数,但中华民族并不等同汉族。而且居绝大多数的汉人已杂有他族的血液,而他族也大都已经汉化。
中华帝国自秦汉以降发展到明清,种族与文化已经多次征服与融合,已经成为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统一体。清帝国由满族所建,入主中国,为了巩固基业,大步向西迈进,征服蒙古,收新疆入版图,势力直达中亚,扩大了中华帝国的疆域。事实上,朱明于14世纪推翻庞大的元帝国之后的势力范围已经不小,不仅收复了两宋所失去的燕、云、甘、陇,而且兵威伸入塞外。不过,元朝退回蒙古本土之后,主力犹存,明成祖永乐又五度远征沙漠,虽成功地击败蒙军,但由于粮草不济,难以深入,终不能彻底歼灭敌人,不仅不可能完全承继元帝国的广袤空间,而且来自北方的威胁始终未解,只好采取防御措施,着力修建居庸关至山海关的关隘,凭借燕山而建城设防。到16世纪后期,北边威胁日增,始大规模重建从山海关到嘉峪关的长城防线。明代长城约12,000余里,北经京师一段,依山兴建,气势宏伟,沿线共筑九个边防重镇,东起鸭绿江边的辽东,经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固原,西至甘肃,号称“九边”。
明初国力犹盛,沿长城内外而设的九边,并非国界,而是汉蒙两族南北对峙的防线。永乐皇帝驾崩之后,不再耗资远征,但当时蒙族没有雄主,草原分裂,难有作为,而明廷分化其部落,并开马市以为羁縻,故北疆尚称安宁。然至15世纪初叶,明宣德皇帝以后,蒙古出了新一代的强人也先,攻打并收编附从明廷的蒙族,骚扰边城,势力又渐渐向南扩张。当也先攻打大同时,明英宗轻听宦官王振之言,于1449年率大军御驾亲征,结果冒进遇伏,王振被乱军所杀,英宗在土木堡被俘。也先挟英宗兵临北京城下,要求迎驾,幸能臣于谦处置得宜,死守挫敌;也先屡战不利,又闻勤王之师将至,遂大掠而归。①
土木堡之变后,明廷易攻为守以防堵北方的蒙古人,开始筑城,于成化十年修成自清水营到花马池长达1170里的边墙,沿边分布数以百计的城、堡、墩、台,后又于16世纪的30年代重新修筑了300余里的花马池边墙,完成了自宁夏向东经盐池、定边、靖边、横山、榆林、神木到河曲的一段长城。到嘉靖中叶又先后动工三次,一共修筑了1930余里,完成从山西西北黄河东岸起,经过大同、宣府到居庸关的一条“外边”,以及西由偏头向东经宁武、雁门、平型、龙泉、倒马、紫荆等关口,到达居庸关的一条“内边”。直到万历初年,仍在修墙,然由于满族的崛起,所筑多在东边。辽东方面的边墙始自正统年间,先“编木为桓”,再“易以版筑”,至嘉靖时完工,由山海关向北到广宁,再南下跨辽河向东北而去,再经辽阳、沈阳、铁岭的外围,北抵开原,再自抚顺往东南,经今安东凤城而抵达鸭绿江边。西边的长城较小,平均高度只有457.2厘米(15英尺),但靠近东边约804.67千米(500英里)的城墙平均大约有1,066.8厘米(35英尺)之高,609.6厘米(20英尺)之宽,每半英里就建有嘹望台。
明代新建长城主要为了防守,蜿蜒万里的边墙像一条境内的马其诺式的军事防线,防线也不时随着双方实力的消长而移动。蒙古人曾入居河套,明人也曾在边外设立卫所。明朝实力式微后,不得不改变早年设九边为以攻为守的战略,而以边墙作退守之计。不过,长城南北并不仅仅是对峙,双方也多有来往与交流,实际上仍然在延续秦汉以来夷夏冲突与融合的历史,汉蒙两族在对边各有几十万的居民,汉人移往蒙古务农从商者尤多。汉蒙间的通商无论官府或民间早有历史成例,而双方也有互补的商品,如蒙古的马匹与汉人的粮食和织物都是对方亟须的。然而,明廷缺少具有远见的政治家,未能充分利用通商贸易来消弭在边界上的对峙与冲突。
明朝曾积极经营东北边疆,洪武时已经固定辽东守卫,永乐元年(1403)松花江流域内附,设立建州等卫,永乐七年(1409)又设奴儿干都司于黑龙江②。但国势渐衰后,不仅未能开拓,反而退缩,然晚明仍保有辽东。朝鲜则为藩属,洪武二年册封为高丽王,于明始终忠顺,明亦对朝鲜特别礼遇。明朝的西疆则到达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开国君主朱洪武以及他的儿子朱棣曾不断地向大西北招抚,建卫册封,尤其想经营哈密,欲其“统领诸蕃,为西陲屏障”。不过,当蒙古势力强盛的时候,哈密就成为蒙古的附庸,明朝的西北范围实力只能及于肃州,退守嘉峪关。西疆自青海、西康南达喜马拉雅山麓以及缅甸与云南之西,在西藏分设乌思藏都司与朵甘都司,和印度结邻。藏族是中国西南最主要的少数民族,居住在西藏北边与东边的藏族,史称羌人。西藏与唐朝关系最密,与蒙古也亲近,虽然与明朝的政治关系冷淡,文化上的影响并未中断。P6-8

内容简介
《明清史丛说》收录了史学大家汪荣祖先生在明清史研究领域的文章共十三篇。专题论文九篇,涉及明清帝国的诸多重要议题,如明清帝国版图的变迁、生态危机、知识流通、英雄人物抉择的成败、秦淮河畔的文学想象与历史记忆、明清之际的大变局、满族汉化之争、晚清自强运动失败之因、慈禧历史形象的形成等。书评三篇,犀利地剖析了三部明清史研究的专著,直陈其得与失。另有一篇短文解读圆明园的西洋楼。《明清史丛说》为读者展示了一个极其开阔的研究视野,集中表达了作者对明清史的重要见解,也是作者在明清史坛辛苦耕耘的心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广袤的中国版图在明清时期有什么变化?严重的生态危机对明清政权有何影响?明清时期图书如何流通?多尔衮、李自成、吴三桂等英雄人物的个人选择与明清之际的历史走向有什么关系?慈禧的恶相是怎样形成的?……海内外史学大家汪荣祖教授在《明清史丛说》中一一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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