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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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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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修订版)》是传媒文化的新经典,北大、清华、人大等名校传媒学子的必读书。叙述的是十年中的事,但不是十年史。它记录的是改变的过程、背景、追求和检讨,以及作者自己对一些电视理念的注释和解读,及十年改革经验的省思,既有文化大众希望知道的往事细节,又对新闻传播专业学生和传媒从业者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名人推荐
《十年》是孙玉胜在开中国电视新闻改革实践风气之先的基础上,经过思考和创新的电视新闻理论精品力作,曾深深影响了中国电视新闻,改变了电视新闻的语法与话语体系。修订版将延续这种影响力,深层次推进中国电视新闻专业精神的回归和提升——特别是价值体系的创新和建构。
这本书不仅对当代新闻业者有共时性价值,而且对下一代新闻从业者,即新闻传播学子更具历时性意义。
——胡正荣(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博士生导师)
身为一线的实践者和领军人,《十年》作者为央视新闻改革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留下了完整、生动、有理论思考、难能可贵的记录。他本人也已经成为这段历史重要的一部分。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十年》,不仅是往事回忆,更是前路求索;走近新闻常识,重装出发再十年……
——尹鸿(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孙玉胜,吉林敦化人,1960年生。1984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经济系,同年入中央电视台。历任新闻评论部主任、新闻中心主任,现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
1993年以来,参与创办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实话实说》、《新闻调查》等栏目;1997年以来,参与策划了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国庆五十周年、相逢2000年、2008北京奥运会等大型电视直播报道。1993年获首届“韬奋新闻奖”,1995年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1997年当选中共十五大代表。
2009年7月,参与组织策划中央电视台新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先后改版了新闻频道、中国新闻、英语新闻频道、晚间新闻和新闻联播。

目录
前言 朝发夕至 路上十年
第一章 用兵早晨•1993
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设计早间
从“新太阳”到“东方时空”
“特区”里成长
改造我们的语态
理想者部落
第二章 移师晚间•1994
开赴黄金地带
真诚守望来者
事实中的深度
监督的力量
舆论生态平衡
第三章 我看电视•1995
从远处看
从近处看
过程与悬念
建立媒体权威
建立媒体尊严
第四章 另类实验•1996
引进“谈话”
谈话的风险
谈话为什么被忽略
走向“调查”
第五章 感悟直播•1997
香江遗憾
澳门拾遗
锁定主体
动魄瞬间
前方记者
第六章 事件突发•1998
见证突发事件
前沿接触
发,还是不发
快反与引导
第七章 再看电视•1999
家用媒体
技术媒体
主持人媒体
制片人媒体
第八章 意外发现•2000
频道专业化能走多远
付费电视意味着什么
制播交换障碍何在
第九章 时空改版•2001
艰难调整:定位《生活空间》
千期改版:打造“新闻杂志”
二次改版:“时空”150分
三次改版:《时空连线》《面对面》
第十章 检讨十年•2002
现在开始播报
评论:内容还是形态
不可失落的新闻性
远去的“线人”
直播未来
后记
修订版后记

序言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
这句从小学老师那里听来的古老谚语用在中国电视上是贴切的,尤以近十年的电视改革为甚。
2003年春天,《新闻联播》中的会议新闻明显减少和变短了;从3月20日开始,央视破天荒地对突发事件——伊拉克战争进行了长时间的直播,而5月1日开播的新闻频道进一步引起海内外舆论和观众的关注这些变化无疑都是新一轮电视改革开始的标志。
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整整十年前,也是一个春天,央视从1993年3月1日开始设立早间新闻,从而实现每天十二次的新闻整点播出;而5月1日开播的《东方时空》则被广泛认为是这一轮电视改革的发端。
如果再前溯十年,1983年,同样还是在春天,3月31日,“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电视作为一个独立的媒体应该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因为前十次的类似会议的会标上还没有“电视”二字。就是这次会议出台了一项对中国电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大举措——四级办电视,由此,各级电视台风起云涌。
历史还可以继续前溯,而且仍有巧合和相似:1973年5月1日,彩色电视在中国正式试播;1958年5月1日,中国第一家电视台诞生。中国电视发展史中呈现出这种“季候特征”和“五月现象”颇耐人寻味,但本书的目的不在于叙述历史,而在于叙述“历史”中的实验和发现。
中国电视的第一轮改革应该以1983年为“元年”,这不仅仅因为前面提到的那次会议改革了电视发展体制,而且改革也体现在了电视节目上。著名的电视系列片《话说长江》、轰动一时的杂志节目《九州方圆》都是在这一年播出的;历时二十年的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也创办于这一年。1983年、1993年、2003年,以往的电视改革不仅明显具有发端于春天的“季候特征”,而且还有着十年一轮的“周期特征”。
前一轮改革开始时我还未出校门,但我有幸成为了第二轮改革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与上一轮改革不同,始于1993年的新一轮改革不仅发端于春天,而且发端于早晨、发端于新闻。决策者当时选择早晨,一是为了填补一个泱泱大国国家电视台没有早间节目的空白,二是敏感的电视新闻改革由于早间节目影响小而可降低风险。因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电视的黄金时段在晚上,甚至在白天,而不是早晨,否则央视就不会在建台三十多年之后仍然还是每天上午8:00才与观众见面。
现在看来,当时我们对电视的了解是多么肤浅,对电视观众的需求是多么冷漠。十年前,谁都不知道当《东方时空》偶然闯入早间的时候,其实已经一脚踏进了一块富饶的处女地。这块土壤在我国电视界直到今天还是相对安静的,因为大多数电视台目前仍然把目光紧紧地盯着晚间。殊不知国外早已将早间时段称为“战斗的早晨”和“疯狂的早晨”。我曾看过一项资料:美国的晚间电视节目排行榜第一和第三的年收入差别大约是一千五百万至一千八百万美元;而早间节目的排行第一和第三的收入差别则是1.5亿美元。如果一家电视台早间节目的收视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则意味着增加七千万美元的年广告收入。正因如此,美国几大电视网五十多年来不惜投入重金“逐鹿早间”,可谓“一日之计在于晨”。还有资料显示,在电视发达国家,近年来包括晚间在内的电视观众整体上是下降的,而只有早晨的观众是增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每天四十五分钟的《东方时空》每年已有近两亿的广告收入,但就整体的中国电视而言,早间节目仍然是有待开发的富饶之地,真正的竞争也许还没有开始呢。
回望1993年以来的电视新闻改革,总有“十年之计在于晨”的感慨。从表象上看,这不仅仅是因为目前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面对面》等晚间名牌栏目以及敬一丹、白岩松、水均益、方宏进、王志、董倩等一大批标志性主持人都与早晨的《东方时空》有关,而且还在于确保这些栏目和主持人成功的运作体制——“制片人制”、“主持人制”和“第二用工制度”等,也都是在《东方时空》实验的。作为自始至终的参与者,我认为当年无论是早间栏目的创办,还是运作体制的改革,其成功的深层原因更在于《东方时空》实验了一种新的电视理念——重新检讨我们与观众的关系,重新认识电视的“家用媒体”属性及其特有的传播规律。甚至可以进一步直白地说: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在理念上是从实验与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也就是新的电视叙述方式开始的。比如,叙述的态度应该是真诚和平和的;叙述的内容应该是观众关心和真实的;叙述的技巧应该是有过程和有悬念的;叙述的效果应该是具有真实感和吸引力的
有人说,新闻是历史的第一次草稿,所以我们更新电视新闻的叙述方式其实就是在改变对历史的记录方式。当我们不是把新闻理解为“碎片”,而是理解为“历史”时,“跟踪新闻,全力跟踪新闻”、“接近现场,第一时间接近现场”、“报道事实,更深入报道事实”就不只是我们眼下的职业操守,而是神圣的职业使命。我至今仍深信:理念与激情是一切电视栏目成功的最重要因素。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
上一轮电视新闻改革始于早晨而没有止于早晨。曾有人问:“《东方时空》十年来生生不息的生命力究竟何在?”我认为就在于其理念不断创新的实验性特征。那么《东方时空》以及后来的《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时空连线》和后起之秀《面对面》等栏目都实验了什么呢?其始终倡导的精神和诉求目标又是什么呢?实验有成功,也有遗憾和教训,这就是我想告诉读者的,也是写作此书的目的。当然,十年的实验并非仅仅局限于这些栏日本身,还包括其背后的运作过程和体制。
三个“十年”的电视改革为什么都发端于春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近几十年来新一届党的代表大会都是在秋冬之际召开的,新的领导集体主张的新的宣传政策由提出到具体体现在电视节目上需要一个过程,所以,新的电视改革总是在春天开始萌动、生根、生长。十年的实践证明:成功的电视新闻改革和新栏目的创办每次都是自上而下的决策结果,新闻性栏目就更是如此,这是写作本书的前提。
电视是制片人媒体,制片人是那些标志性品牌栏目和主持人的第一“制造者”,其中许多制片人的专业理念和操作水准都在我之上,没有他们的智慧与创造就没有实验和发现的基础。
纵观十年,最令人欣慰的是人才的集结与成长。由于实验了一种开放式的“吐故纳新”机制,才使专业的人才资源有了广泛的社会性和竞争性,从而让那些心怀理想和追求的年轻人投奔而来。十年来,他们在使自己成为优秀的主持人、记者、编辑和摄像的同时,也把一生最好的年华献给了观众,献给了自己所钟爱的电视新闻职业。他们来自四面八方,有的辞去公职,有的背井离乡,有的两手空空只身漂在北京。好在这里始终是一个渴望每一位优秀者加盟,始终为与“英雄”失之交臂而惋惜的地方。
十年前,这些满怀理想与激情的年轻人聚在一起,吸引他们的是创业;十年后的今天,凝聚和吸引人才的基础仍然是创业——是一种创新机制使得这个集体充满活力。尽管创业的过程充满艰辛,但我的同事们却用激情和意志矗起了一座理想的山峦。他们用自己年轻的感受、独特的视角、开放的理念,全新阐释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神追求,宣扬着他们对生命意义和人文精神的理解。这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为了追求一种不平凡的生活,为了给自己的青春和理想一个有分量的交代,义无反顾地走进了一个他们认为能够放置自己生命中最好年华的地方。
我曾任新闻评论部主任四年多,最令我骄傲的是,我曾提议并主持起草了评论部部训:“加入新闻评论部是我们自愿的选择,我们愿意为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和尊严尽职尽责。在这里,我们崇尚求实、公正、平等、前卫。”我至今清楚地记得那天傍晚,在北京西山宾馆的一个会场里,大家集体通过这个部训时的气氛:郑重、神圣而充满激情。这个部训后来成为新闻评论部特有的部门文化的灵魂。多年里,新闻评论部乃至新闻中心的许多同仁都在为自己的理想和中央电视台的荣誉尽职尽责,甚至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始终令我欣赏和尊重,因为电视记录的每个画面、情节、事件和故事都出自他们之手,他们是一切优秀节目的原创者。
本书叙述的是十年中的事,但不是十年史,它只是一个新闻改革的参与者、见证者身处其中的观察、体验与感悟。它叙述的是一些电视新闻改革事件以及新栏目实验和大型特别节目运作的过程、背景、追求和检讨,还有我对一些电视理念的注释和解读,而这些理念和解读必定也受历史环境和个人认识水平的局限。
朝发夕至,路上十年,坚定写作的目的是为了来者,勇往直前而不重蹈覆辙。
2003年5月

后记
2002年,也正是这个季节,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明年的5月1日将是《东方时空》开播十周年,也是电视新闻改革十周年,那是一个应该纪念的日子。自那以后的很长时间,不断有许多记忆深刻的面孔和事件场景在我眼前闪过,更觉得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和思想的碎片值得记录和梳理,于是就有了这本《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在确定书的副题时,“语态”二字曾使我犹豫很久,原因是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找不到这个词汇,但又没有比这更准确的词能概括我的认识和体会。我至今还觉得,在我们的主流传播文化中,不是缺少好的主张,而是缺少好的表达,特别是具有真情实感和具备创意思想的表达。令我欣慰的是,“语态”这个概念现在经常被同行和业界所引用。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出版后的效果也超出了我的想象,北大、清华及中国传媒大学等许多院校的教授经常向学生推荐这本书,甚至还有一些大学将其列入学生课外必读书目。电视业界的同行目前见到我还经常提及这本书,作为职业的新闻从业者,从他们的表情和表达我能判断出其中的大多数并不是在简单地寒暄和客气。我感谢2002—2003年前后那段宝贵的岁月.,它让我有了宁静思考和写作的时间,现在我才能更深刻地体会到有那样一种经历对人生来说是多么的重要。
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特别是感谢责任编辑杜丽女士,她最先提出要再版《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
感谢读过此书的广大读者。
2012年春

文摘
版权页: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

“台里要上一个早新闻专栏。台里决定把早间时段开辟出来,已经物色了几个人,由你来牵头负责。”
1993年2月11日,除夕。电视里嘹亮的钟声在房间里回响,春节晚会的主持人高亢地朗诵着:“年年新桃换旧符”,宣告中国人概念中的一个旧年已经结束。人在此时一般会有豪情生出来,当时我脑子里浮上来的一句话是:“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第二天果然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
1992年春天,我参与拍摄一部大型系列片,在广东街头一本杂志上看到了这句广告语:“太阳每天都是新的”。多年来,每当默读着这句古老的希腊谚语时,内心都会充满创业的激情。
1992年春天,邓小平旋风般视察南方几个标志性城市之后,央视决定拍摄一部大型电视系列节目,以反映改革开放的成就,方向最后确定在了广东。原因是广州一家杂志社的一位作者送给了当时的新闻中心主任章壮沂一套电视系列片脚本,反映广东改革开放成就。经请示,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决定成立摄制组拍摄这部系列片。
我被抽调到摄制组时,刚任采访部副主任半年。其他编导还有崔屹平、王益平和汪文斌等人。
临行前,台领导说:“对节目的要求就是:深刻、权威、大气。”
3月下旬,章壮沂带领我们一行七人来到广州。
广州的报栏里到处可以看见关于小平南巡的报道:“南国春早,一月的鹏城,花木葱茏,春意荡漾”3月的羊城也和“一月的鹏城”一样,花开得热腾腾的。在城市各处,我们见到了小平南巡时种过的那种高山榕,长长的根须几乎垂到地上,让人感喟这个物种不容置疑的生命力。
坐在出租车上,还可以听到广播里念那篇著名的《东方风来满眼春》:“跨进新年,深圳正以勃勃英姿,在改革开放的道路上阔步前进”那时的广州真是一个繁忙的城市,随处可见黝黑的南方小伙儿,英姿勃勃地在海珠广场一带阔步前进,往某个工地赶着,急匆匆撕扯着叫不出名字的吃食,边走边嚼。这个城市由于充满希望而繁忙,由于繁忙而透出勃勃生机。
摄制组刚一成立,就对如何拍摄这个系列片产生了很大的分歧。无论在宾馆还是在路上,我们几个几乎天天都在争论,争论的焦点是:那个作家写就的脚本根本就不适合拍摄一部有影响的电视片,事实和观点都很陈旧,我们究竟应该因循这样的脚本完成任务,还是应该另起炉灶?另一个焦点、同时也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就是:如果另起炉灶,应该采用什么形式拍摄?
80年代的电视可以说是“文学电视”或者叫“作家电视”的时期。许多作家“触电”,介入电视专题片的写作,每部专题片的解说词都几乎是优美的文学作品,甚至不用做任何改动就可以直接出单行本,成为畅销书,因此许多电视节目的演职员表中都有“撰稿”这个称谓。由于“撰稿”中的很多人还都是颇有影响的知名作家,所以排名往往很靠前。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做节目的时候对“稿”的重视,甚至依赖——当然,现在在大多数节目后头,“撰稿”这个工种已经被“策划”取代了。对这两项工作的不同理解,我将另寻篇幅探讨。
“作家电视”时期出现过不少好作品。例如《话说长江》、《让历史告诉未来》、《迎接挑战》、《运河人》等等。
这些电视作品由于在写作上突破了原来的口号式的假大空,观点鲜明而不生硬,大量引入事实、故事、细节,好看而耐人寻味,一经播出立刻引起观众的极大兴趣。在记忆中,《迎接挑战》似乎是根据托夫勒主持的电视片《第三次浪潮》编辑的。当时我正在上大学,教学楼的走廊上贴着《迎接挑战》的解说词,我一字不落地一气读完。这种电视形式后来逐渐演化为“政论片”这一较为成熟的电视形态。这种形态曾在一段时间里推出了许多有影响的好作品,也成为一段时间内最主流的电视表现形式。但是这种形态的图像语言基本是以文献资料的汇编为主,而且都是主题先行的,节目质量主要依赖于作家的写作水平,画面语言则排在第二位。
我们所争论的这个脚本,从表现形式上看是一个典型的“作家电视”台本,但即使用“作家电视”的标准去衡量它,这个脚本无论事实还是观点都显得过于陈旧了,没有超越一个普通电视编导的写作水平。如果要依赖这部脚本拍摄系列片是很难形成影响的,这是大家一致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的争论就更加激烈:
“这个节目要给人深刻的启示,要让观众看到广东的今天就是他们的明天”,在这个问题上,我不愿意让步。
崔屹平坚持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要让观众看到一个生动、真实的广东!”
王益平总是乐呵呵的,说话不如崔屹平利落,但是温和的口气中表现出来的立场坚定,一点不逊崔屹平:“其实,我们还是应该用纪录片的方式表现广东的改革。”
汪文斌跟我一样也是学经济的,此前他做了一个反映河南郑州几家商场竞争的“商战”节目,颇有影响。经验和长项会影响人的观点,他的观点显然是要把这个系列节目拍成专题片。

内容简介
《十年:从改变电视的语态开始(修订版)》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央电视台新闻改革的背景下,讲述了《东方时空》、《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实话实说》等栏目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一场始于1993年的电视新闻改革,是从探索对电视观众新的“说话方式”,即新的电视语言叙述方式开始的。作为央视新闻改革的领军操作者,作者回顾了电视人的理念与激情如何具体化为崭新的电视理念——重新检讨电视与观众的关系,重新认识电视的“家用媒体”属性,重新定位电视的叙述态度和叙述技巧,乃至改变电视的语态。由此改变对历史的记录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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