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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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2版)》编辑推荐:
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法律问题”
法学研究者确实有必要
将学术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分开来
为法学研究确立一些最低限度的学术规则
从经验事实上升到“概念”和“理论”
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于2008年荣获
第二届新闻出版署“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程奖

媒体推荐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一书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出发,对中国刑事诉讼领域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模式化”的研究。
本书第1版出版以来,得到了关心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的各界人士的青睐以及众多读者的厚爱。现作者根据其近期对刑事诉讼模式研究的最新成果,对全书进行了修订,最终,本书对刑事诉讼模式的研究,涵盖了“刑事和解”、“刑事附带民事诉讼”、“量刑程序”、“第一审程序”、“第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等诸多领域,加上对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体系。
  ——编者
当前,经济领域中的“中国模式”问题颇为引人注目。在刑事诉讼领域中,中国究竟是否形成了一种相对独立的“模式”,这是一个可以弓l发更多讨论的问题。笔者期待着更多的关注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的人士,参与到刑事诉讼模式问题的研究之中,真正从社会科学而不是对策法学的角度,展开学术上的对话和交流。
  ——陈瑞华

作者简介
陈瑞华,1967年生山东聊城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中国政法大学、国家法官学院、国家检察官学院任兼职教授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学士(1989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92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博士(1995年)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员(1995-1997年)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高级访问学者(2002年)1997年起北京大学法学院任教主要研究领域有刑事诉讼法学、刑事证据法学、司法制度、法律程序基础理论独立出版学术著作主要有:《刑事审判原理论》(1997年第版2005年第二版)、《刑事诉讼前沿问题》(2000年第版2006年第二版)、《看得见正义》(2000年版)、《问题与主义之间——刑事诉讼基本问题研究》(2003年版)、《程序制裁理论》(2005年版)、《法律思维方式》(2007年版)

目录
第二版序言
惊心动魄的跳跃(第一版序言)
第一章 刑事诉讼的私力合作模式
一、引言
二、刑事和解制度的三种模式
三、刑事和解的现实利益基础
四、刑事和解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挑战
五、刑事和解制度的未来

第二章 司法过程中的对抗与合作
——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模式理论
一、问题的提出
二、帕克和格里菲斯的诉讼模式理论
三、对抗性司法及其局限性
四、最低限度的合作模式
五、协商性的公力合作模式
六、私力合作模式
七、一种新的合作性司法哲学

第三章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三个模式
一、引言
二、“先刑后民”模式
三、“刑民分离”模式
四、“先民后刑”模式
五、结论

第四章 量刑程序改革的模式选择
一、引言
二、简易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三、“认罪审理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四、普通程序中的量刑模式
五、量刑程序的三种模式(代结语)

第五章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1)
——刑事第一审程序模式之研究
一、引言
二、“庭后移送案卷制度”的形成
三、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法庭调查
四、对案卷笔录可采性的天然“推定”
五、对案卷笔录证明力的优先接受
六、刑事证据法的存在空间
七、仪式化、剧场效应与庭审功能
八、结论

第六章 案卷笔录中心主义(2)
——刑事第二审程序模式之研究
一、引言
二、二审程序中的“两步式构造”
三、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调查讯问”程序
四、不开庭审理程序中的推定法则
五、开庭审理程序中的案卷笔录
六、“事实复审”的神话
七、死刑案件的“二审开庭运动”
八、进一步的评论

第七章 积极的实体真实探知主义
——死刑复核程序的模式与反思
一、问题的提出
二、死刑复核的六大程序要素
三、死刑裁判的“风险转移”
四、刑事司法制度的深层结构之一:积极的实体真实探知主义
五、刑事司法制度的深层结构之二:非诉讼化的裁判方式
六、刑事司法制度的深层结构之三:秘密的行政审批机制

第八章 刑事程序失灵问题的初步研究
一、引言
二、刑事程序法的实施机制
三、法律程序的成本问题
四、遵守程序所带来的利益损失问题
五、两种法律传统的博弈
六、法律程序的司法体制保障
七、结论
参考文献
索引

序言
作为一部研究中国刑事诉讼问题的著作,《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已经出版近两年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部具有典型学院派风格的“学术专著”,竟然得到了众多读者的厚爱,受到了那些关心中国刑事司法改革问题的各界人士的青睐。如今,本书的第二版出版在即,笔者有必要对新版本的修订情况略作说明。
笔者在第一版序言中曾提到,本书运用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从客观存在的经验事实出发,对中国刑事诉讼领域的诸多问题做出了“模式化”的研究。身处正在发生剧烈转型的中国社会,面对层出不穷的各种“法律问题”,法学研究者确实有必要将学术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分开来,为法学研究确立一些最低限度的学术准则。在笔者看来,推进司法改革和推动立法进程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也是很多法学研究者可以一展身手的领域。但这属于“政治活动”或“社会活动”的范畴,并不一定完全遵循学术研究的规律。作为专门的、职业化的学术活动,法学研究应当秉承“价值无涉”的准则,将各种政治的、立法的、司法的乃至社会的问题转化为“学术问题”,对这些问题存在的形态和发生的原因做出理论上的解释,以探寻这些问题发生的规律。与因果关系的分析同样重要的是,对各种制度设计、改革方案以及理论思潮进行模式化的研究,通过一种“概念化”的方法,使这种研究具有理论对话的价值和意义。从经验事实上升到“概念”和“理论”,这是一种“惊心动魄的跳跃”。

文摘
从一种制度发生的原理来看,刑事和解制度要得到正常运转,就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是作为冲突双方的加害人和被害人有达成和解协议的意愿,换言之,和解能够使他们都减少利益的损失,并获得相应的收益,这种利益的契合才是他们从对立走向合作的基础;二是作为刑事司法主导者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法院,有足够的动力去寻找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对那些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嫌疑人、被告人,不再寻求严格的刑事处理方式,甚至放弃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当然,一个能够同时满足诉讼各方利益的制度安排,还不能明显背离法律制度的本来目标,或者在牺牲某一目标的同时还能使另外的重要目标得到兼顾,否则,这种制度的生命力也将是成问题的。刑事和解制度要避免成为一种在正当性上出问题的“潜规则”,也必须在运作中不过分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在以下的讨论中,笔者将从加害方一被害方利益的契合、司法机关的收益以及社会和谐的达成这三个角度,分析刑事和解制度产生的原因。
(一)加害方一被害方利益的契合
按照现行的刑事司法制度,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批准逮捕和提起公诉,就往往面临着受到定罪判刑的结果。即便被告人没有被判处自由刑或者仅仅被判处缓刑,一个定罪的结果也足以使其学籍终止,或者被开除公职、军职,并终生背上“罪犯”的恶名。而一个具有“犯罪前科”的人,不仅将在求学、就业、参军、结婚以及参与其他社会生活方面受到一系列的歧视待遇,而且还会使其家人蒙受耻辱,并可能因此污点而受到各种牵累。

内容简介
《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第2版)》对因果关系问题研究尚处起步之中研究方法掌握上还有待进步探索要真正实现“思维跳跃”研究者就不能满足简单“因果”、“因多果”、“多因果”或者“多因多果”具体分析而应尽力找出那些具有理论辐射力变量因素使之对一系列问题发生具有较为普遍解释力比如说刑事程序法失灵问题分析中假如我们能够找到一条足以对各种程序规避问题都具有解释力“理论线索”并使得程序规避问题与该项理论线索之间因果联系得到充分阐释那么所谓“因果律”其实也就不难推导出来研究者理论贡献也就随之而得到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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