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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焦虑的意义》:焦虑是当代社会最为普遍和紧迫的心理问题。作为杰出的心理学家和心理治疗医师,作者以多年的研究心得和大量的临床经验,提出了正确认识焦虑的意义和管理焦虑的方式,对于沉陷在焦虑之中的各个阶层的人们富有多方面的启发,能够帮助人们以更好的心态对待焦虑,管理焦虑。《焦虑的意义》全面吸收了现代以来包括克尔凯格尔、佛洛依德、荣格、海德格尔、弗洛姆、阿德勒、苏利文、兰克等心理学家、哲学家关于焦虑问题的成果,从文化学、心理学、生物学、哲学和临床医学等多重角度展开讨论,视野广阔,案例丰富,涉及的人群广泛,具有很强的知识性和可读性。《焦虑的意义》在西方世界深受读者,特别是各类职业人士的喜爱,被誉为当代心理健康教科书。

媒体推荐
时代先知之作!
——《美国人类学家》杂志(全球最权威的人类学杂志)

罗洛•梅是我最钦佩的心理治疗家。其实,我并没有专门加以研究,只是曾经拜读过他的《人的自我探索》( Man’s Search for Himself )、《爱与意志》( Love and Will )以及他讨论焦虑和暴力方面的大作,深深被他的博学与智能所吸引。对于像我这样一个哲学和人文的研究者,之所以爱读罗洛•梅,并不只是因为他在哲学、文学与经典方面的精熟,而更是因为他能将哲学、文学与心理学合冶于一炉,炼出治疗心灵病痛的药方,使他成为心灵的良医。
读罗洛•梅的著作最令人感动的,是从他博学中提炼智能,而且,这些智能存在的理由是为了对他者的慷慨与照料,他们都是医治心灵的佳音。
——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中国哲学与文化讲座教授 沈清松

罗洛•梅思想形成的标志是《焦虑的意义》……通过焦虑研究,罗洛•梅逐渐形成了以人的存在为核心的思想。在这种意义上,该书为罗洛•梅此后的著作奠定了框架基础。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教授、《罗洛•梅文集》译者 郭本禹

通过罗洛•梅的焦虑理论,我们定会受益匪浅:面对焦虑可以使我们的心智敏锐,这份张力的存在是人类生存的保障;有焦虑就有活力,就像发烧一样,焦虑表示人格内正在激战;有意识的焦虑虽然比较痛苦,但是它可用来整合自我;生活在一个焦虑时代的少数幸事之一是,我们不得不去认识我们自己。
——台湾立绪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总编辑 钟惠民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罗洛•梅(Rollo May) 译者:朱侃如

罗洛•梅(Rollo May),美国存在心理学家、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是存在心理治疗的代表人物之一。1909年生,哥伦比亚大学临床心理学博士。长期担任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等名校教授,并曾担任怀特学院的主任分析师。与著名心理学家阿德勒(Alfred Adler)、苏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弗洛姆(Erich Fromm)、存在主义神学家田立克(Paul Tillich)等交往过密。罗洛•梅曾获得过美国心理学会的临床心理学科学和职业杰出贡献奖、美国心理学基金会心理学终身成就奖章。出版著作有《人的自我寻求》、《爱与意志》、《焦虑的意义》、《权力与无知:寻求暴力的根源》、《创造的勇气》、《自由与命运》、《存在之发现》和《哭喊神话》等二十余部。《焦虑的意义》为其代表作之一。

目录
Ⅰ焦虑的现代诠释
1二十世纪中叶的焦虑
文学
社会研究
政治场景
哲学与神学
心理学
本书意旨
2焦虑的哲学诠释
斯宾诺莎:理性克服恐惧
帕斯卡:理性的偏失
克尔恺郭尔:十九世纪的焦虑
3焦虑的生物学诠释
惊吓模式
焦虑与灾难反应
焦虑的神经学与生理学面向
巫毒死亡
焦虑的身心面向
文化与疾病的意义
4焦虑的心理学诠释
动物会焦虑吗?
孩童恐惧的研究
关于压力与焦虑
晚近的焦虑研究
焦虑与学习理论
我的评论
5心理治疗师的焦虑诠释
弗洛伊德的焦虑进化论
兰克:焦虑与个体化
阿德勒:焦虑和自卑感
荣格:焦虑与非理性的威胁
霍妮:焦虑与敌意
苏利文:焦虑即是被否定的不安
6焦虑的文化诠释
历史面向的重要性
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
工作与财富中的竞争性个人主义
弗洛姆:当代文化中的个体孤立
卡迪纳:西方人的成长模式
7焦虑理论的摘要综合
焦虑的本质
正常的焦虑和神经性焦虑
焦虑的起源
焦虑能力的成熟
焦虑与恐惧
焦虑与冲突
焦虑与敌意
文化与社群

Ⅱ临床分析与焦虑
8焦虑个案研究
我们想找的答案是什么
哈洛•布朗:潜藏在重度焦虑下的冲突
结论
9未婚妈妈的研究
研究方法
海伦:运用理智抵抗焦虑
南西:期望与真实之战
爱格妮丝:敌意与侵略性所带来的焦虑
露薏丝:受排斥却不焦虑
贝西:被父母排斥却无焦虑
桃乐丝:严重威胁下的焦虑型恐慌
菲丽丝:人格贫瘠而不焦虑
法兰西丝:压缩V.S.创造性冲动
夏洛特:以精神病逃避焦虑
海丝特:焦虑、反抗与叛逆
莎拉与爱达:两位黑人女性的焦虑
爱琳:焦虑、过度谨慎和害羞
10案例研究拾遗
潜藏在恐惧下的焦虑
冲突:焦虑的来源
双亲的排斥与焦虑
期望与现实的落差
神经性焦虑与中产阶级

Ⅲ焦虑的管理
11处理焦虑的方法
极端的处境
毁灭性方式
建设性方式
12焦虑与自我发展
焦虑和人格贫乏
创造力,智力与焦虑
自我的实现

参考书目
焦虑检验清单

文摘
PART Ⅰ 焦虑的现代诠释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Anxiety
我们见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
1
二十世纪中叶的焦虑Anxiety in Mid Twentieth Century

当现代人被困在……两个不同的年代,
以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模式中,
他们了解自身的能力便全然丧失,
没有标准、没有安全感,
也没有最起码的共识。
——黑塞(Herman Hesse),《荒原狼》(Steppenwolf)

每一位机敏的社会公民,从他自己的经验以及对同胞的观察中,都明白焦虑是二十世纪普遍而深刻的景象。自一九四五年原子弹诞生以来,焦虑由潜藏的问题,转变成公开的问题。机敏的公民不仅觉察到某些显然会产生焦虑的处境,如不受控制的原子战争、激进的政经动乱等,更可以在自己和身边其他人的身上,注意到某些较不明显,但却更深刻的个人焦虑来源。其中个人焦虑的部分包括内在困惑、疏离、心理混乱,以及价值和行为标准的不确定。因此,努力去“证明”当代焦虑的无所不在,就像晴天打伞一样,显然没有必要。
既然大家都清楚社会中焦虑潜藏的来源,我们在这章导论中的任务,便在于指出焦虑浮现的过程,并说明它如何成为我们许多不同文化领域中的显性问题。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当此二十世纪中叶的时节,在完全分歧的科学、文学、宗教、政治领域中,都共同关切焦虑这个问题。二三十年前,我们或许还可以称它为“隐性的焦虑年代”——本章稍后将做说明——但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就成为奥登(W.H.Auden)和加缪(Albert Camus)口中所谓“显性的焦虑年代”了。焦虑问题的浮现从隐性而显性,从只是一种“情绪状态”,变成我们必须不计代价试图澄清界定的紧急议题,的确是意义重大的现象。
焦虑不仅在了解和处置情绪纷扰及行为失序时,被认为是弗洛伊德所谓的“关键问题”(nodal problem),即使在文学、社会学、政治与经济思想、教育、宗教和哲学等不同领域中,也都同样被认为是关键的课题。我将从这些领域中引证案例,从比较一般性的问题开始谈起,然后再进一步论及把焦虑视为科学研究问题的特殊考量。

文学
如果我们探究一九二○或三○年代美国文学中呈现出的焦虑,我们所关注的必然是焦虑的症状,而不是显性的焦虑本身。尽管在那个时期,公开和外显的焦
虑征兆并不太多,但是研究者还是可以发现许多潜藏焦虑的症状。譬如,像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 1900—1938,译注:著名美国南方诗人)这样的小说家作品中,所宣称的孤寂感,以及永恒追寻的特质——亦即强迫式的疯狂追寻,但却总是受挫——便是。我们可以从本书说明焦虑的案例中看出,焦虑在本质上往往是根植于吴尔夫的小说标题——《你不能再回家》(You can’t go home again)——所象征表达的那个议题上的。我们看到书中众生相,因为无法接受回不了家的心理意义,也就是失去心理上的自主,所以产生了神经官能的焦虑。人们感到好奇(因为文艺家以象征手法表达文化中的无意识假设和冲突,往往令人深信不疑)的是,吴尔夫书中的象征,是否意味着美国在一九二○与三○年代的许多人,已经开始了解到,我们不仅回不了家,也不可能再依靠过去的经济、社会和伦理准绳来维系安全感了?这个体认的核心便是,显性焦虑逐步浮现变成人们意识得到的一个问题,以及一种“无家可归”的感觉。如果我们把这个现象视为是针对家乡和母亲核心象征的揣测,或许便以更清楚的形式,提出了一个我们在这项焦虑的研究中,将不断面对的问题。
到了一九五○年代,焦虑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成为显性的陈述。奥登认为自己的诗题——《焦虑的年代》(The Age of Anxiety)——最精确地呈现出该时期的特性。奥登,《焦虑的年代》(New York, 1947)。尽管奥登对诗中四位人物的内在经验诠释,是设定在战争时期——亦即“恐惧成为必然,而自由却穷极无聊”的时期同上,p.3。——但是他清楚地表明,诗中人物和其他同时代的人之所以会感到焦虑的潜藏因素,必须在比战争更深刻的层次寻找答案。诗中的四个人物,尽管出身背景与气质皆不相同,却共同具有某些当代的特征:孤寂、做人无意义的感觉,以及无法拥有爱人与被爱的体验;尽管我们有共同的需求,共同努力,同时也都有酒精提供的短暂喘息。对奥登而言,如果焦虑的来源可以在我们某些文化的基本趋势中找到的话,便是向崇尚商业与机械价值的世界靠拢的压力:
我们随着
巨轮的转动前行;革命
影响无所不在,无论是世事浮沉
还是商业买卖……奥登,《焦虑的年代》,p.45。
……这个愚蠢的世界
精品巧器主宰一切,我们喋喋不休
说东道西,却仍旧孤独,
存活却孤独,归属——在哪里?——同上,p.44。
像无根的野草一般。
而诗中四位人物可能要面对的处境是,他们也将被卷入这无意义的机械化常规之中:
……我们所知的恐惧
是未知。夜晚的降临是否会为我们带来
可怕的境遇——在小镇
经营五金行……以教职谋生
教新教的女孩学科学——?为时已晚。
我们有被征询过意见吗?我们是否根本
不堪闻问?同上,p.42。
他们失去的是体验的能力,以及自己是具有独特价值个体的信念。这象征我们每个人的四位角色,同时也不再对其他同胞怀抱信念,更无法与他们获致有意义的沟通。本书初版时,我很兴奋地发现,由伯恩斯坦(Leonard Bernstein, 1918—1990,译注:犹太裔美国音乐家)创作,在一九四九年首度公演的一部交响乐,就叫《焦虑的年代》(Age of Anxiety)。伯恩斯坦相信,奥登的诗真正地把“时代的情状”展现了出来,同时也把像他这样的个体心声表露无遗,因此,伯恩斯坦就把奥登的诗转译成音乐的符号表现出来。
与奥登的诗题相似,加缪将这个年代命名为“恐惧的世纪”,而称十七世纪为数学的年代,十八世纪为物理科学的年代,十九世纪为生物学的年代。加缪知
道这些特性在逻辑上并不对称,也知道恐惧并不是科学,但是“科学必定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因为当完美的科技即将造成地球毁灭的威胁时,科学的最新理论发展,便已经走到否认自己的地步了。此外,尽管恐惧本身不能被视为是一种科学,但是它确实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引述自《纽约时报》,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第七版,p.2。。而我们的时代也常被指称为“心理学的世纪”。恐惧与心理学之间是否有必然的关联,以及恐惧是否就是驱使人们去检视他们自己心灵的力量,都是本书所要探讨的疑问。
另一位沉痛表达出本世纪的焦虑,以及人们有类似焦虑状态的人,便是卡夫卡(Franz Kafka, 1883—1924,译注:捷克作家,代表作有《变形记》〔1912〕、《地洞》〔1923〕、《审判》等)。卡夫卡在一九四○和五○年代的作品中大量涌现的写作旨趣,对于本书的写作目的极为重要,因为它所呈现的正是变迁中的时代氛围。如果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卡夫卡所言对自己是有意义的,这就表示他所传达的乃是社会大众普遍经验中的某些深刻层面。在卡夫卡的小说《城堡》(The Castle)中,故事主人翁一生奋斗不懈的乃是,致力与城堡中全面控制村民生活的权威当局沟通;这个城堡当局有权决定他所从事的行业,以及他的人生意义。卡夫卡的平民英雄(nonhero)之所以反抗,乃是受到“生命最原始要素,植根于乡土与心灵召唤,以及成为社群一员等需求”柏德(Max Brod),《城堡》(New York, 1930)的附录,p.329。所驱策的。但是城堡中的权威当局仍然莫测高深、不可亲近,故事主人翁的人生失去了方向、无法整合,也不能融入社群之中。虽然城堡究竟所指为何是可以深入辩论的问题,但是就城堡当局以权力压制个人自主性和有意义的人际关系这点而言,很清楚地便是官僚科层组织效能的缩影。我们坚定地认为,卡夫卡所描写的正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产阶级文化的诸般面向;由于科技效能的大幅提升,以致个人的价值几近摧毁。
相较于卡夫卡,文学象征处理来得较少的黑塞,却更明显地指出当代人焦虑的来源。二十世纪在美国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之前,欧洲已经历过了这个创伤,
因为对此社会形势有所觉察,所以黑塞所写的内容,比起一九二七年的《荒原狼》,就更贴近美国一九四○年代社会所显现出来的问题。他以海勒(Harry Haller)为主人翁的小说故事,作为我们时代的寓言。黑塞,《荒原狼》(New York, 1947),克雷顿(Basil Creighton)译;一九二七年出版于德国。黑塞主张,海勒及其时代同袍的孤立与焦虑,是来自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中产阶级文化,因为它强调的是机械和理性的“平衡”,却以压制经验中动态的非理性质素作为代价。海勒克服自己孤立寂寞的方式,就是将自己先前受压抑的感官与非理性冲动(亦即书名中的“狼”)解放出来。但是这种反应式的方法,只能带来短暂的情绪纾解。黑塞的确没有针对当代西方人的焦虑问题,提出彻底的解决方案,这是因为他相信当前的时代正是“整个世代被困在……两个不同年代”的情况。换言之,中产阶级的标准与自制已经崩解,但是取而代之的社会标准却尚未形成。黑塞视海勒的行径
为时代的记录,因为就我所知,海勒的灵魂之病不是某个人的变态行为,而是整个时代生病了,是海勒所属的整个时代都患了神经官能症……这种疾病……正是要严惩那些精神坚强、天资聪颖者的疾病。同上,p.28。强调我的看法。

社会研究
焦虑在社会研究的领域中,也浮出了台面。如果我们接受琳德夫妇在“美国小镇”(Middletown)这两篇研究琳德夫妇(R.S.Lynd and H.M.Lynd),《美国小镇》(Middletown, New York, 1929),《美国小镇变迁史》(Middletow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1937)。中所比较呈现的结果,那么焦虑成为一个显性的社会问题,便是在一九三○与四○年代。(译注:琳德夫妇在二十世纪初,以社会人类学为进路,在美国印地安纳州的曼希〔Muncie〕镇,研究典型美国小镇的日常生活,前后出版了两册珍贵的社会学文献,后来并有以这两册书为本的六集电视影集问世。)在一九二○年代完成的第一次研究中,焦虑对小镇居民而言,并不是一个显性的问题,而且焦虑这个主题甚至没有出现在该书的索引内。但是如果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来阅读此一研究就会怀疑,小镇居民的许多行为已经是隐性焦虑的病症了——譬如,强迫式地不停工作(“工商人士似乎都以追逐金钱的方式,来追求美好的生活”《美国小镇》,p.87。)、普遍有屈从规范的挣扎、强迫式地热爱交际(非常强调所谓的“参加”社团),以及疯狂地想用活动把自己的休闲时间填满(诸如“飙车”)等,也不管这些活动本身是多么没有意义。到了周日下午,许多人都会固定地跳上车,开个五十英里,然后再驶回来。这让我们联想到帕斯卡(Pascal)对某些隐性焦虑症状的描述:人们不断分散自己的注意力、逃避无聊、避免孤独,直到“困扰”本身成为问题为止。在第一本书中只有一个人——琳德夫妇形容他为“敏锐的”观察者——透视到这些症状的底层,并感受到潜在的忧虑。他注意到他的同镇居民“都有所恐惧;那是什么呢?”同上,p.493。
但是对同一社区在一九三○年代的第二次研究,却呈现出非常不一样的图像。显性的焦虑出现了。琳德夫妇注意到:“美国小镇居民共通的地方,是在面对复杂世界时的不安。”《美国小镇变迁史》,p.315。当时外显的焦虑场景,可以确定就是经济大萧条。但是如果立即下结论说,经济不安是焦虑浮现的全部因素,并不正确。琳德夫妇把“美国小镇”的不安,跟那个时代个人所经验的角色混淆相连结,是十分准确的看法。他们写道:“镇民陷入冲突模式的混乱中,这些模式并非全然不对,但是也没有哪一个模式清楚地得到认同,或能够免于困惑;换言之,基于团体的制裁而要求男分女归的角色扮演,乃是天经地义的事,但是个人在面对文化的要求时,却无法做出合于标准的回应。”同上,p.177。
美国小镇这种“冲突模式的混乱”,所呈现的乃是美国文化中无所不在的社会变迁,它们和我们时代中四处弥漫的焦虑密切相关,这点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提出来。此一问题将在第六章论及文化转变与焦虑的关系时详加讨论。琳德夫妇注意到,既然“多数人无法容忍生活各层面的变迁与不确定完全爆发”《美国小镇变迁史》,p.315。,美国小镇便倾向撤退到更严厉、更保守的经济与社会意识形态中去。此一焦虑症状和抗拒焦虑的不祥发展,预示了我们接下来要讨论的主题,也就是焦虑与政治极权主义之间的关系。
社会心理学家立富顿(Robert Jay Lifton, 1926—)已为我们提供许多有关洗脑过程的洞见;立富顿,《思想改造与集体心理学》(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 New York, 1961)。而洗脑已是一九五○年以来,全球显著的社会动乱形式。我在此不会从许多相关面向切入讨论立富顿这项深具潜力的研究,只引述其中谈到焦虑主题的地方作为参考:
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邓恩(John S.Dunne)认为“所谓的‘逾越’(passing over)现象”,乃是当代的新宗教。邓恩对这个过程的描述是,“先是过渡到另一种文化的标准,另一种生活的方式,另一种宗教……接下来就是所谓‘归返’(coming back)的过程,带着崭新的洞见归返自己原来的文化、生活方式和宗教”。邓恩,《世界之道》(The Way of All Earth, New York, 1972)。
然而,这个过程也有其阴暗面。“逾越”过程的千变万化,以及所谓的普罗修斯风格(Protean style),将产生大量的焦虑。因分散现象而引发的焦虑,反而会带动人们对安定的追求,这个情况我们在当前基本教义派和许多集体灵修运动中一览无遗。立富顿,《自性的生活》(The Life of the Self,New York, 1976),p.141。
所谓的“普罗修斯人”(Protean Man)是立富顿对当代人格的分析,他们不断地改变自己的身份认同。希腊神话中的普罗修斯(Proteus,译注:普罗修斯在荷马史诗《奥德赛》中是海神波塞顿的助手,善于形变)能够不断转变自己的外形——“从大野猪、髯须雄狮、龙怪、大火到流水。……但是,除非他被抓住用铁链锁起来,否则就没有办法不改变他的外形。”这种戴上不同面具、不断变迁、持续反映环境,而“不知自己归属之处”(某位年轻的现代普罗修斯的形容)立富顿,《历史与人类生存》(History and Human Survival, New York, 1961),p.319。的驱力,所显示的乃是变动得令人晕眩的文化处境。不论我们对此赞许或失望,此情此景所显现的无疑正是我们社会的动荡不安。
立富顿把恐惧原子战的当代焦虑,比拟为一种麻木不仁的过程。此一防卫机转是一种情绪的缩敛,人们除了以此麻痹感觉、切断威胁的知觉外,无可奈何。萎靡自己的意识作用似乎可以暂时防阻焦虑。至于个人日后是否要为此付出代价则是个未知数;对于“帕布洛事件”(Pueblo)的生还者而言,他们确实付出了代价。某位研究过此一事件的学者说道,“因为明显的压抑和否认,而做出短期调适是可能的,但是事后一定得付出代价”福特(Charles Ford),《帕布洛事件:对严重压力的心理反应》(The Pueblo Incident: Psychological Response to Severe Stress),收录在沙朗生(Irwin Sarason)与史匹柏格(Charles Spielberger)主编,《压力与焦虑》(Stress and Anxiety II, New York, 1975),pp.229—241。,例如,后果可能会以自杀或精神性的抑郁症表现出来。

政治场景
政治与焦虑的理想关系,在斯宾诺莎(Spinoza)对“免于恐惧”的政治层面意涵解读中表露无遗。他认为国家的目的在于“让每个人免于恐惧,使个人因此可以在没有安全顾虑下生活与行动,不会伤害自己与邻人”。但是当我们转向实际的政治舞台时,我们却发现焦虑正若隐若现地展露出来。我们不用深入法西斯主义的复杂成因,就会注意到它的诞生和攫取权力,都是发生在普遍充斥焦虑的年代里的。保罗•田立克(Paul Tillich)曾亲身经历纳粹在德国的兴起,他如此描述德国法西斯主义发展背景的一九三○年代欧洲处境:
首先是一种恐惧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不确定的焦虑感到处弥漫。不只在政经层面,文化与宗教亦复如是,人们似乎失去了安全感。个人失去可以信赖的基石;一切也都没了根底。灾难性的崩解随时会发生。因此,对安全感的渴望遂与日滋生。伴随着恐惧与焦虑的自由已丧失价值;于是人们宁可要安全的权威,也不要恐惧的自由!田立克,《新教的年代》(The Protestant Era, Chicago,1947),p.245。
当此时期,由于人们急切地想要从焦虑中释放出来,因此会牢牢地抓住政治的威权。这样的极权主义在文化层级上所发挥的功能,和神经症状使个人不必面对无法忍受的焦虑,实有异曲同工之妙。观察意大利与西班牙法西斯主义的马修(Herbert L.Matthews, 1899—1977,译注:美国战地记者)写道:“法西斯主义就像是一座监狱,它让个人拥有一定程度的安全、庇护和食物。”《特派记者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a Correspondent, New York, 1946)。
除了上述以隐性症状形式出现的焦虑外,尚未统整的(unsystematized)焦虑在当时的政治社会场域中也日益明显。我们会时常引用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Roosevelt, 1882—1945,译注: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第一任就职演说中的箴言——“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可见多数人在面对当前政治社会情势的剧烈变迁时,已经越来越注意到“恐惧的恐惧”——或更正确地说,焦虑——这项事实。亚当斯(J.Donald Adams, 1891—1968,译注:美国诗人、记者)引述了几则小罗斯福总统之前提到有关“恐惧的恐惧”的事例(《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一九四八年一月十一日,p.2):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 1803—1882,译注:美国诗人、散文家、哲学家)引述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 1817—1862,译注:美国诗人,著有《瓦尔登湖》等)《日记》(Journals)的话:“除了恐惧本身,再无可怕之物。”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795—1881,译注:英国诗人)提及:“我们必须涤除恐惧;否则我们无法行动。”培根(Sir Francis Bacon)也说过:“除了恐惧本身,再无可怕之物。”而“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这句话,古罗马作家辛尼加(Lucius Annaeus Seneca)也同样讲过。这些陈述如果指涉的是恐惧,是说不通的。严格说,恐惧无法阻却行动;它其实为行动预置了动机。“恐惧本身”这个用语是否具有逻辑意义,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说到恐惧,就必须是恐惧某个事物才对。把“恐惧本身”称为焦虑更有道理。如果用“焦虑”这个词汇代入上述的引言,其意义就更加彰显了。
原子时代的到来,原本还处在酝酿阶段,浮动不安的焦虑,已开始令人无法回避。美国丢下第一颗原子弹之后,现代人的宿命处境就在寇森斯(Norman Cousins, 1915—1990,译注:美国记者、作家,有美国良心之称,曾得过联合国和平奖)有关焦虑的激越陈述中表现了出来:
原子时代的降临使人心怀恐惧,而不抱希望。那是对原初的恐惧,对未知的恐惧,是对人类无法处置或理解的力量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新鲜事物;对非理性死亡的恐惧,便是它的古典形式。只是它在一夜之间就增强放大罢了。它已经从下意识迸发进入到意识的领域,心中满是原始的躁动不安。……在此,人们找不到答案,找到的只是恐惧。《当代废人》(Modern Man is Obsolete, New York,1945),p.1。首先以社论形式刊登在《周六文学评论》(The Saturday Review of Literature)上,随后以书的形式出版。尽管寇森斯用了“恐惧”这个词,我认为他形容的是焦虑。“对非理性死亡的恐惧”则是焦虑的佳例。
即便我们在枪战和原子战争中死里逃生,可怕世界中本具的焦虑处境,仍将如影随形地跟着我们。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译注:英国历史学家,著有《历史研究》等)坚信,世界大战在我们有生之年是不可能爆发的,但是我们却将长期处于“冷”战之中。这就意味着紧张与忧虑的状态将持续下去。整个世代(事实的情况是更为漫长)都处在焦虑的状态中,的确是一幅吓人的景象!
但是未来的图像未必是黑暗的。汤因比主张,持续的冷战紧张状态,也可以建设性地促使我们致力提升西方的社经水准。我同意汤因比,西方政治社会的存续,有赖我们对险恶世界处境中所含蕴焦虑的容忍,以及将此焦虑转为建设性用途的能力。
汤因比关于建设性运用焦虑的类比,十分鲜活,我摘述如下。从北海把捕获的鲱鱼带回来的渔夫,得面对水槽中鱼越来越不新鲜,而不能在鱼市场上卖得好价钱的问题。有一名渔夫便想出在鲱鱼水箱中放进一对鲶鱼的点子。鲱鱼面对鲶鱼现身的生命威胁,非但不会变得奄奄一息,反而更加活跃繁盛了起来。
汤因比,《如何转变苏俄局势》(How to Turn the Tables on Russia),发表在《妇女良伴》(Woman’s Home Companion),一九四九年八月号,30 ff。当然,西方面对鲶鱼(中共或苏俄)能否真有建设性的反应,是另一个问题;换言之,我们在面对世界的焦虑处境时,能否建设性地运用焦虑,仍然有待观察。
在此处境下的焦虑会与日俱增,因为没有绝对的坏人或“恶魔”,可以让我们投射自己的恐惧。随着我们自己在主客两方面更加地涉入问题,焦虑会日益增加。就像品纳兹(Peanuts)所说的:“我们见到了敌人,他就是我们自己。”

哲学与神学
焦虑在当代的哲学与宗教中也已成为中心的问题,它不仅是一般性的问题,同时是文化中普遍存在着焦虑的特殊指标。焦虑已经成为神学家如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1892—1971,译注:美国神学家,著有《人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等人思想中声誉卓著的部分,他是最关心当代政经议题的神学家;而哲学家如田立克与海德格尔等人,也因为亲身经历过去三十年来西方社会的文化危机与动荡,而特别重视焦虑的问题。
根据尼采“哲学家乃‘文化医生’”的概念,这些哲学家和神学家的思想不应该被视为是学术象牙塔的思想产物,而是对整个西方文化情境的诊断。
田立克形容焦虑是人类对非存有(nonbeing)威胁的反应。人是自觉存在的生物,但也同时觉察到自己随时会死去。田立克这个概念当然是在原子时代之前就形构的,但那的确是一幅栩栩如生的图像,让许多人得以理解非存有的立即威胁。用哲学的语言说,当个体察觉到自己的存有正与非存有的无限可能对抗时,焦虑便产生了。这与克尔恺郭尔把焦虑描述为“对虚无恐惧”(fear of nothingness)的说法不谋而合,这一点我们后面会再讨论。“非存有”(Nobeing)不是只有躯体死亡的威胁——虽然死亡极可能是此一焦虑最普遍的形式与象征。非存有的威胁在心理与精神领域同样存在,也就是在个人的实存处境中所承受的无意义感(meaninglessness)威胁。无意义感的威胁通常是一种负面的经验,会被当成是自我存在的威胁(也就是葛斯汀〔Goldstein〕所谓的“自我消解”经验)。但是当这种焦虑的形式被确认时,亦即当个人领受了无意义感的威胁,并挺身对抗它时,其结果便是个人自我本性经验的强化。这也使得他更加确认,自己作为一个存有者,是与非存有或客体世界截然不同的。
尼布尔把焦虑放在他“神人论”的核心部分。对尼布尔而言,人的每一项行为,不论是创造的或毁灭的,都牵涉到某些焦虑的质素。所以会产生焦虑,一方面是因为人像动物一样是有限的,有其存在的偶然与必然。但另一方面,人类也拥有自由。人类“不像动物,他看清自己〔偶然的〕处境,并期待随之而来的冒险”,就这一点而言,人超越了他自己的有限。“简言之,人因为既有限又自由,既受限又无限,所以是焦虑的。自由与有限并存的吊诡情境,使人生而焦虑。”尼布尔,《人的本性与命运》(The Nature and Destiny of Man, New York, 1941),p.182。有关焦虑是神经官能症的先决条件这一点,本书稍后将大量引介;不过我们在此要指出,尼布尔以对应的神学语汇,把焦虑比喻成是“原罪的内在先决条件……焦虑是诱惑心态的内在描述”同上。,这一点很具意义。

心理学
社会心理学家威洛拜(Raymond Royce Willoughby)主张,“焦虑是西方文明最耀眼的心理特质”。他从三个社会病理学范畴中,提出事件持续增加的统计数据为证;他相信这些事件可以被合理地理解为对焦虑的反应,也就是自杀、功能性的精神失常和离婚。威洛拜,《同质幻象假设》(Magic and Cognate Phenomena: an Hypothesis),收录在默庆生(Carl Murchinson)主编,《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Worcester, Mass., 1935),p.498。在过去的七十五年到一百年之间,自杀率在多数欧陆国家中稳定地增加。威洛拜提到各种功能性的精神疾病时说:“即使运用最大可能的资源来提升医疗设备和诊疗能力……精神疾病的事故可能还是会显著上升。”威洛拜,《同质幻象假设》(Magic and Cognate Phenomena: an Hypothesis),收录在默庆生(Carl Murchinson)主编,《社会心理学手册》(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 Worcester, Mass., 1935),p.500。在二十世纪里,除了日本以外,各国的离婚率都呈现稳定上升之势。威洛拜相信离婚事件是衡量文化成员,无法忍受重大婚姻调适所需付出额外压力的指标,因此较高的离婚率必然显示该文化的焦虑十分沉重。在美国,因为感到“残酷”(cruelty)而离婚者,是“离婚率增加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因素则稳定下滑中”。威洛拜认为“残酷”是因为焦虑增加——“如果另一半的行为强化了焦虑,就是‘残酷’。”
威洛拜引介这些统计数字,目的在为“西方文明的焦虑与日俱增这个常识性的看法”提供实质的证据,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些统计数字与焦虑之间,是否就像他宣称的具有那么直接的关系,也是可以被质疑的。离婚事件的日增,除了普遍存在的焦虑以外,社会态度的变迁似乎也是成因。将高涨的离婚率、自杀率与精神疾病率,视为是西方文化遽变转化过程下的症状与产物,并且把焦虑视为是此一转变状态下的症状与产物,似乎更合乎逻辑。
我们追踪离婚事件以迄今日的发展,便会注意到,根据一九七六年出版的统计数字哥伦比亚大学政策研究中心(Center for Policy Research)所完成的统计数字。,“美国人的第一次婚姻,在当事人近三十岁时以离婚收场的比例,比四十五年前在类似年纪离婚者,多了三四倍”。而离婚率在过去十二年已经增长了二倍以上。不论我们怎么看待这些统计数字,它们确实是文化处于激烈动荡状态的指标,也因此文化中的人们便暴露于无所不在的焦虑之中。
因为后续的章节将会详细讨论许多心理学领域中的焦虑研究,所以我在导论中只简要地说,焦虑已逐渐在学习理论(learning theory)与动力心理学(dynamic psychology)中被视为是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精神分析与其他心理治疗形式中,更是如此。不安和恐惧,特别是双亲和老师的赏罚,会对学校的孩童造成重大的影响,虽然这点我们早已知道,但是直到晚近我们透过科学才明了,孩童在教育与课堂的经验中,焦虑细腻的显露及影响,可说是多得不胜枚举。我们能够把焦虑当成是学习理论的核心问题,并以科学的方式陈述出来,这都要归功于莫勒(Orval Hobart Mowrer, 1907—1982)、米勒(Neal E.Miller,1919—?)、道勒德(John Dollard, 1900—1980),以及其他许多后继的学习心理学家。详见第四章。
三十多年前,弗洛伊德便特别标举出焦虑,把它视为是情绪混乱与行为失序的核心问题。精神分析的进一步发展,只是证明了他的命题,时至今日焦虑已被各方认定是“神经官能症的基本现象”,或用霍妮(Karen D.Horney, 1885—1952,译注:德国女心理学家,著有《焦虑的现代人》)的话来说,是“神经官能症的动力中心”。这不仅在心理病理学中是个事实;即使在“正常”人的行动中,焦虑也比数十年前人们所怀疑的更为普遍,这点大众已有共同的认识。不论我们关心的是“正常”的行为或病态的行为,弗洛伊德说,要找出焦虑这个“谜题”的答案,就必须“照亮我们心理存在的全部”才行,这点无疑是正确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66),史崔西(James Strachey)译,p.393。

本书意旨
尽管焦虑已成为西方文化中各领域的核心问题,但是针对该问题的攻坚却呈现跛足之势,原因在于许多关于焦虑的理论与研究,至今尚未统整。虽然专业的
心理学家勤奋研究,但是从一九五○年到一九七七年,这个情况都没有改变。当我们读到许多研讨会关于焦虑主题的论文时就明白,心理学家甚至不是使用同样的语言在谈论。弗洛伊德在一九三三年出版论焦虑的著作中,开宗明义对此问题处境所做的描述至今仍大致不差:“当各位听到我将针对焦虑这个主题的研究假设,提出大量崭新的资讯时,一定不会感到惊讶……但是这些资讯却无法针对这个恼人的问题,提供最终的解决之道。”在当前这个阶段,要了解焦虑就必须要“引进正确的抽象概念,并且把这些概念应用在观察所得的材料上,这样才能看清焦虑的因由”。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补篇》(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in psychoanalysis, New York, 1974),史崔西译,p.113。
本书的意旨是,在现有尚未整合的焦虑理论领域中,尽可能“看清焦虑的因由”。我提议整合不同的焦虑理论,然后逐一检视其文化、历史、生物和心理的面向。我将在这些理论中寻找公分母,评估歧见,并尽可能地将不同的观点综合成一个整全的焦虑理论。书中提出的案例研究,是为了从临床的角度来审视焦虑理论——换言之,是针对这个整全的当代焦虑理论的各个面向,进行解说或质疑的工作。
……

内容简介
《焦虑的意义》是一代心理学大师罗洛•梅的代表作,系针对当代最普遍、最突出的心理问题——焦虑而写。作者检视了不同的焦虑理论,从哲学、生物学、心理学、文化学等多角度分析了焦虑发生的心理本质及其积极意义。作者挑战“精神健康就是没有焦虑”的流行观念,发现了适切的焦虑与人的活力、与创造性成就的内在关联。作者进而根据未婚妈妈等大量的临床案例,指出了管理焦虑的方法和途径。《焦虑的意义》对当代深陷焦虑之中的各界人士极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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