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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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朱维毅编著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展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二战历史知识领域,其中包括德军的新兵生活、德国战俘经历、战地家信和家属寻亲、女性在战争中的命运、国际法对德军战时行为的影响、德军对游击战争的质疑和对策、战争难民的逃亡境遇、德国老兵的反思和反战立场。作品中不仅包含了对德国历史罪责的思考,也揭示了英、美空军屠杀平民的“面积轰炸”、美军的有计划的大面积虐俘、苏军在反攻时的群体掠夺和强奸行为。作者以40万字大手笔的真实访谈录,300幅视角独特、极具冲击力的战争图片构筑出一部罕见的全面反思“二战”的反战类纪实文学作品。

媒体推荐
该书对历史真相的揭示与述说。可概括为一个“另”宇。而作者的思考与评议,则落在一个“泪,,字上。那是史实与慨叹、悲愤与思考的高度融合。这是一部不可多得、厚重饱满、令人掩卷沉思的历史大书。因它所具有的“另类”的国际视野与深刻的人性关怀,亦令我泪流满面。——中国作协副主席张抗抗
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它使我沉思,从德国想到我们的某个邻国,想到它的历史罪恶和现实表现,甚至还想到我们自己的“国民性”问题,想到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崛起——不仅是政治的崛起和经济的崛起.还必须有精神的崛起!——湖声省作协荣誉主席、著名作家张扬
我真觉得-一本适当的书-出在适当的时候。那个16岁就投奔根据地,又孤身进人敌占区策反的孩子.当时绝不会想到四十几年后,他的孩子去了德国留学,而后开始了采访。二战”德国老兵的进程。可以想象、难以想象作者采访之艰难!作者终于走进了德国古稀老兵的世界。——北京作协副主席、北京文联副主席陈祖芬
采访日本老兵和德国老兵都很重要,都能留下特殊见证人的“二战”口述史记忆,这是一部从德国老兵角度上反思战争的罕见杰作。——中国作协会员、《我认识的鬼子兵》作者方军
这是一部记录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些特殊侧面的独特作品,它以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史和丰富的历史资料说明了一个道理:一切反人类的罪行终究不能永远天衣无缝地被掩盖下去.无论它服务于一个看似何等崇高的目标。作品的最大价值在于启发一种感悟。它告诉我们.全面认识和深刻反思一切对人类的发展具有深刻告诫意义的历史。对当代和未来。个人和民族,国家与世界,物质与精神,有着多么沉重的分量和巨大的影响。——资深媒体人。德国问题专家江建国
这本关于德国“二战”老兵口述史的书能给中国的读者带来些什么呢?读完《另泪》后,我找到了问题的答案!这本书带给人们的思考是超越国界的,其价值在于有助于促使我们审视自己读史的方法,并在反思的基础上思考未来。——书市周刊总编辑、研究员牟新艇

作者简介
朱维毅,学者,中央民族大学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籍贯江苏,长于北京,“老三届”初中生,1980年考取研究生,1988年赴德留学.1992年在柏林工大获博士学位,其后开始了“工——商——文”三级跳,其发表作品多涉及中德间的文化互动。本书即是作者利用在德国生活的近20年时间,采访许多“二战”老兵,查询大量的“二战”史书、档案和资料,完成此书。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国家在召唤
崛起
义务——无法选择
为“保卫祖国”而战
第二章 走向军营
铁打的营盘
军官苗子
“纯爷们”的烦恼
第三章 血肉之搏
“大德意志师”一兵
永恒的伤痛
小连长
重创
第四章 硝烟轶事
败军的“杰作”
好运大兵
命运路线图
恐高的飞行员
画笔写春秋
第五章 纳粹卫队
我们是“多国部队”
曾经骄傲
精英梦破
恐怖双闪电
第六章 孩子兵
临危受命
“婴儿师”的覆灭
教授的往事
在战火中成人
海岛小兵
第七章 燃烧的家园
火从天降
后方少年的记忆
小城之灾
第八章 战乱中的女性
国防军女助手
按计划成长
妻子在后方
大逃亡
第九章 “卖国”英雄
大将之家
是英雄还是叛徒?
独目刺客之沉浮
第十章 铁丝网记忆
“莱茵大营”之谜
目标——西伯利亚
穿越炼狱
人性的光辉
第十一章 远方回声
阵亡通知书
前线寄来的遗书
伏尔加河畔的追寻
第十二章 解放者
从“卡廷惨案”到大驱逐
胜利之师在行动
战利品——女人
第十三章 另类解读
德军面面观
国防军之罪
“澄清派”的追问
《游击队之歌》
第十四章 再生之路
从“零点”开始的日子
精神的崛起
后记

序言
朱维毅博士在其纪实文学作品《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以下简称为《另泪》)的第二版即将付梓之际,邀我写一篇代序的文字,我欣然从命。这不仅因为他是我结识了二十多年的老朋友,殷殷之情难却,更因为从他开始在德国收集资料时我就了解,他是以一种怎样庄严的使命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来对待这项工作的。
在构思这篇序言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首先浮现出了两个国内熟人的影子。
一位今年三十岁出头,接受的虽然是金融财经类的高等教育,但对近代历史的兴趣浓厚,常愿探究我在德国十多年时间中的见闻与看法。当我述及在德国和欧洲早就成为常识的一些史实时,他的眼睛常常会从眼镜片后发出疑问的光,蹙眉问道:“是这样的吗?”
另一位学者四十多岁,曾去过欧洲,不能说没有见识。有一次我偶然谈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红军大规模强奸德国妇女的历史,他脱口而出的反应是:“活该!”只这一句,便让我再也无话可说。
这两个例子使我意识到,我国公众关于“二战”欧洲战场的历史知识还远远不够,更缺乏透彻的思考。《另泪》恰好在这两个方面给我们提供了一次填补空白的机会。
《另泪》记录了德国老兵的“二战”经历,以及他们在战后对这段历史进行反思的内心经历,这是这本书的核心内容,也是对一个鲜为人知的参与“二战”的群体——战败国普通士兵的命运和思想的解读,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历史,反思战争都具很重要的意义。德国一位历史学家曾指出,欧洲虽然有着共同的历史,却没有对历史的共同感受。从《另泪》中可以看到,老兵们的个人感受不同,反思的角度不同,认识的程度各异,对某些事情甚至还有人表示“不服”,他们“既不为其战争经历而自豪,也没有流露出负罪感”。而他们又一致谴责把德意志民族拖人这场罪恶战争的希特勒,是他们的个人、家庭和国家的命运让他们悟透了这一点。这不仅是对普通老兵精神状态的真实可信的反映,也和当今欧洲(不仅仅是德国)极右翼势力和新纳粹拒绝反省纳粹罪行、吹捧希特勒的行为存在着根本性的区别。诚然,他们的反思还没有达到德国主流政治家和史学家的高度,但须知战后西德总统把5月8日纳粹德国正式投降的日子认定为“解放日”而非“战败日”,是在战后四十年的1985年,这就足见德国人认清历史之过程的漫长。难能可贵的一点在于,从战争结束到耄耋之年,这些老兵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反省和思索。他们或重新踏访战争故地,或收集历史资料,或跟踪国际研究成果,一直在苦苦探求着那场罪恶战争的根源。正如书中的一位老兵所说:他学会了反省。这不正是这个民族身上令人钦佩的地方吗?正是这些普通人的反省努力,促成了时任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1970年在华沙犹太隔离区纪念碑前那历史性的一跪,而时任西德总统理夏德·冯·魏茨泽克在1985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认罪演说,不也正是以这些普通德国人孜孜不倦的思索作为民意基础吗?
《另泪》是一部口述史的书。写这样的书,如果作者不能把口述材料融会贯通到一个历史脉络之中,作品就很容易流于零碎、单薄甚至枯燥。作者以战争的主角——德国老兵们的经历为我们搭建起了一个了解“二战”时欧洲全景的平台,突出地介绍了国际专家学者根据最新披露的材料得出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很多在欧洲和德国已成为常识,而对我国公众却依然陌生的重要史实。这些史实集中体现在第七章“燃烧的家园”、第十章“铁丝网记忆”、第十二章“解放者”和第十三章“另类解读”之中。多年以来,我国读者所熟悉的“二战”欧洲战场史不外乎纳粹德国进攻波兰——突袭苏联——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诺曼底登陆——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等一系列作战史,而对“二战”的政治史和人民生活史了解不多。沉淀在我们脑海里的,往往是泾渭分明的正义和邪恶的较量,以及正义大获全胜.希特勒灰飞烟灭的历史画面。在阅读《另泪》的上述章节之后,相信许多读者会有一种恍然大悟之感:原来“二战”的发生、发展和结局如此错综复杂!比如波兰战俘惨遭苏联杀害的卡廷森林惨案;比如刚刚摆脱了纳粹德国魔爪的许多民族的人民迎来的是两千万人被驱逐出家乡、流离失所的命运;比如苏联红军强奸上百万德国妇女的史实…等等等等。事情虽然过去了将近七十年,但当我们读到这些浸透着血泪的历史之际,又怎能不在震惊之余扼腕长叹?希特勒的纳粹德国旨在灭绝犹太人的大屠杀是罪行,而强奸妇女和屠杀战俘的行为难道不是罪行?战后发生在欧洲许多地区报复德国平民的暴行难道不是罪行?正如西方舆论所说,罪行就是罪行,即使它是胜利者犯下的。这样说决不是在为纳粹德国开脱,并不能减轻纳粹的罪行的一丝一毫,但道义和国际法不容偏袒历史中的任何一方。作者在向读者介绍这些史实时,其鲜明的立场呼之欲出,表现为对这场战争中道义问题的严肃拷问,其中也包括获胜方的道义问题。这是贯穿这部作品的一条思想主线。
环顾当今的欧洲.虽然战争的踪迹已基本消失,但是“把共同的历史变成对历史的共同感受”的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德国历史学家诺贝特·弗莱一语中的:各国都在“争当受害者”。荷兰记者赫尔特·马克在20世纪行将结束之际,在其遍访欧洲考察在该世纪中所有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地时,他发现在几乎所有国家里都多少存在着刻意歪曲“二战”遗留下的历史问题的现象,表现为夸大自己的光明面,掩盖自己的阴暗面,对自己的受害历史浓墨重彩,对自己的历史过失则轻描淡写。
1938年7月,在法国埃维昂召开的国际会议上,来自32个国家的代表坐在一起讨论了因希特勒排犹所造成的大批犹太难民的去向问题。由于大多数西方国家不愿意接受犹太难民,导致会议不仅无果而终,甚至连一份谴责纳粹德国反犹行径的决议都没有做出。国际社会的这种见死不救的态度从客观上说放纵了纳粹德国的反犹暴行,最终导致了600万犹太人被迫害致死。面对如此沉重的历史责任,“二战”之后深刻反思“埃维昂过失”的胜利国可谓凤毛麟角。
法国在战后长期竭力夸大戴高乐反抗纳粹的光荣史,却一直刻意回避触及当年以贝当为首的法国合法政府与纳粹德国狼狈为奸,以及很多法国人参与迫害犹太人的史实。《另泪》提到了1944年发生在法国奥拉杜尔村的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很少有人知道,在战后站到法庭被告席上的21个案犯中,法国人竟有14个之多。在他们被判刑后,在他们的家乡亚尔萨斯竟然出现了激烈的抗议活动,这场抗议最终导致这些案犯全部被法国政府赦免。在1981年到1995年担任法国总统的弗朗索瓦·密特朗也曾经长期阻挠对维希政府罪行的追究。
又如在“二战”中受害最深的波兰。1941年7月,在德国占领下的耶德瓦h内的波兰人在纳粹的怂恿煽动下屠杀了1600名犹太邻居。其手段之残忍,与纳粹德国的做法并无二致。时隔60年后,这件惨案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这里特别应该提到苏联和它后续的俄罗斯在反思“二战”方面的态度。长期以来,为了维护头顶上“伟大的卫国战争”的光环,苏联对其历史上犯罪的一面一直讳莫如深,从否认“二战”前苏、德瓜分波兰的秘密议定书的存在,到否认在卡廷森林屠杀波兰军官的事实。为了永远掩盖卡廷森林的秘密,苏联在战时就试图把惨案的责任栽到德国身上,战后也曾试图通过纽伦堡国际法庭把它办成“铁案”。时至今日,俄罗斯仍然拒不归还当年苏联以战胜国身份从德国等地掠走的大批艺术珍品,其中包括有案可稽的遭受纳粹德国迫害的犹太人的大量珍藏,这些珍宝至今还堂而皇之地陈列在俄罗斯的各个博物馆里。
平心而论,很多国家在反思“二战”教训、纠正历史错误方面,都走在了德国的后面,尽管德国的历史反思和总结同样没有完结。不能认真严肃地处理好历史遗留下的教训和问题,会对战后的国际关系、民族素质、相关国家的地位和声望产生极大影响,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从持续多年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历史争论中看得很清楚。
以“二战”为主题的写作无疑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尤其是写我们所不熟悉的欧洲战场。平心而论,本书任何一个章节都可以扩展成一部专著。作者十分聪明而理智地放弃了历史学家的叙述方式,而选择了让亲历者现身说法的方式,辅之以必要的文献和背景介绍,并将大量采访素材和历史资料进行了适度的剪裁,既达到了全面传达有关“二战”的知识,又把人的感情、感受、思索置于全书的中心,从而拉近了历史与现实的距离,使六七十年前的往事变得生动鲜活,让我们读来没有翻故纸堆的感觉。
采访一支战败军队的老兵,又是一支以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建立希特勒暴政为目的的罪恶军队的老兵,无疑是个棘手的工作。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两个极端:要么是一味反映战败国军人的忏悔和诉苦;要么给人一种置身于非正义一方立场上解读历史的观感。作者以正确而鲜明的立场,恰如其分地运用了他的采访资料,既写出这些德国老兵们的大彻大悟,又如实地反映出他们对种种舆论界至今仍在争论的问题的不同看法。所以,这本书不是单纯的“忏悔录”,更是反映当今的德国乃至欧洲反思“二战”经验教训情况的一面镜子。
作者以工科领域的学术训练背景去写历史,这一点看似意外,却又恰恰体现了他的独特优势。正是德国学术界传统的严谨作风,锻炼了他的逻辑思维能力,奠定了他的写作基础。作品文采飞扬,无论是修辞功底还是行文风格,都堪称上品。在《另泪》一书中,作者巧妙地把观点立场的表达、历史背景的交代和丰富的采访内容有机地溶于一炉,使书中的一个个人物,一幕幕场景变得栩栩如生,就像是昨天刚刚发生的故事。作为一个在德国获得工学博士的人,作者虽然最终没能以自然界为对象来施展其才能,却在一个重要的历史领域发掘了一座富矿。这两个领域虽然看上去迥然不同,然而寻找、挖掘、清理、分析、总结的过程和严谨的作风却是相通的。看看他考证了多少历史的细枝末节,查阅了多少文献,我们就不难掂量出这本书的分量了。以这样的勤奋认真的态度写出的作品,一定是可信的,也值得每个关注这段历史的读者把这本内容厚实、形式轻松的书放进自己的书架。
2011年4月于北京

后记
  中、德之间的历史积怨非浅。  
1897年,德皇威廉二世借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事件电告远东舰队:“中国人终于给了我们期待已久的理由。舰队立即驶往胶州湾,占领该处村镇,并采取严厉报复手段。”次年,德国迫使清政府签署《胶澳租借条约》,从而占据了胶州湾,并获得在山东的开矿和铁路铺设特权。  “庚子之乱”时,德国派出的侵华远征军人数前后总计达到2万,形成了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最大规模的海外军事行动。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来自柏林的统帅瓦德西发动了46次对中国抵抗力量的讨伐行动,其中有德军参加的行动达35次。在中国根据《辛丑条约》必须赔偿的4亿5千万两白银中,德国获得了其中的五分之一。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中国和德国都分处对立的国际阵营。  
中、德之间之间似乎又存在着某种缘分。  
从19世纪下半叶起,积贫积弱的中国把欧洲的后起之秀德国视作富国强兵的榜样。洋务运动的风云人物张之洞率先借用德国建制和德国教官来组建新式军队,李鸿章也曾选择德国的克虏伯大炮来加强中国的海防,并完全采用德国战舰来装备中国的北洋水师。  1876年,清政府派遣淮军的军官到德国留学,卞长胜等7个年轻人成了中国最早的陆军留洋学生。  
在一次次探寻民族振兴的出路而又一次次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中国的一代知识精英在20世纪20年代接受了诞生于德国的马克思主义,中国民众的命运从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很少有人知道,在抗日战争的初期,对中国最大的境外援助竟是来自德国。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和战争的初期,世界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计划大多持观望态度。美国乐观日本与中、苏两国为敌,对中国政府提出的军援请求置之不理。苏联为免遭日、德两国东西夹击的威胁,也曾经希望日本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苏联不仅拒绝了中国提出的对日出兵请求,还和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同时宣告:“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并就此停止了对中国抗战的援助。  留德学者陈仁霞曾在研读大量历史档案的基础上完成了一篇题为《中德日三角关系研究》的博士论文。她在这篇论文中揭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在抗日战争的前夕和爆发后的初期,德国曾是支持中国抗日的第一国际力量。  
为了避免中苏两国出现结盟,促使日本在远东地区对苏联形成有效钳制,主导纳粹德国外交部、国防部和经济部的德国传统精英派分子曾旗帜鲜明地反对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七七事变”爆发3星期后,德国外交部在一则工作训令中指出:“因为日本阻碍中国之团结统一,导致了共产主义在中国之成长与蔓延,而其最后结果将驱使中国投入苏联怀抱。日本因此不能期望获得德国的支持。”   “九一八事变”爆发5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的战争已迫在眉睫。1936年,德国曾协助中国的国民政府制定了一个在华南和华中建立新经济中心的《中国工业发展三年计划》,以应付日本可能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根据双方秘密签署的信用借款合同,德国应在随后5年中每年向中国提供价值2000 万马克的军火和机器,中国则在10年内每年向德国提供价值1000万马克的农业、矿业产品用于还贷。  
1936年,中国从德国订购军火的数量占据中国进口军火总额的80%以上。在“七七事变”爆发的1937年,由德国军事顾问团培训的 30万中央军成了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寇的绝对主力,而在这一年里由德国输入中国的军火数量在全世界占据第一位。面对头戴德制M35钢盔,手持德国武器,以德国顾问传授的战术与之作战的大批中国军队,日军恍惚感到正在进行的是一场对德国人的战争。在日本的一再抗议和退出《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威胁下,德国在 1938年决定停止对中国的军火供应,同时撤回了德国军事顾问……  
在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强国成为中国发展的主旋律之后,人们渐渐发现,德国又一次成为了中国在欧洲的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而中国则成为了德国在发展中国家的最大投资市场。  
诚然,国际关系的构成从根本上说是以利益需求为基础的,刻板而务实的德国从来都不会致力于和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谋求“万古长青”的友谊,或者希望“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中德两国透过一个多世纪的往来获得了一个共同的经验:长期以来在中德之间总是利益的互补明显大于利益上的冲突。也许正是因为这样,中国人特别瞩目德国。而要认识今天的德国,就离不开了解那两次震惊世界的大战,因为那段历史卷入了所有的德国人。当代德国人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 “二战”老兵的后代。  
在柏林,我接触过很多对德国充满兴趣的国内来客。但说起德国,他们全部的历史知识似乎只有一个“二战”。一位工程师出身的国内处长甚至可以津津有味地说出古德里安、隆美尔、凯瑟林等一连串德军名将的名字,还能对德军抢在英军之前登陆挪威、在进攻荷兰时首次动用伞兵占领要地、绕过马奇诺防线以装甲部队突袭法国、在东线一次俘获苏军60万人的大包围战等等德军经典战例如数家珍。很明显,他对欧洲这场浩劫的解读更多的还属于一种基于个人爱好的战史和战例欣赏。  
的确,波澜壮阔的战争在旁观者的眼中不乏娱乐性,对热衷军事,崇拜强人和喜欢刺激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之所以能打得如此激烈、残酷和持久,德国军队的素质、装备和耐力无疑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轴心国军队的最高作战能力是由意大利军队来代表的,那么这场战争极有可能在爆发一、两个月后就彻底结束了。  
战争的延长,换来的是资源和生命的持久而巨大的消耗,在近六年的战争中,欧洲死掉了近4000万人,被摧毁的城市和村庄不计其数。无论是走向胜利还是走向失败,在这场大厮杀中扮演主角的各国军队走过的都是一条血路。也只有对这些惨痛代价毫无体验的人才有可能成为“二战迷”,“德军迷”, “希特勒迷”,甚至是新纳粹分子。  
纳粹离我们有多远?普遍的认识是:人类历史上这黑暗一页已经永远地翻了过去,“二战”后的世界已不存在滋生纳粹的社会土壤……对此,在美国加州帕罗奥多市的库伯利高中任教的罗恩.琼斯先生给出了一个惊人的答案:纳粹和在民主社会中生长的年轻人之间其实只有5天的距离!1967年,历史教师琼斯为帮助他的学生们理解什么是纳粹主义而精心安排了一次“教学实验”。他提出了“纪律铸造力量”、“团结铸造力量”和“行动铸造力量”的口号,以严格的纪律约束学生,在班里大力鼓动集体主义精神,并成功地让学生们把自己视为精神领袖。在他的带领下,自豪而亢奋的学生们不仅统一了思想、着装和行动,还组成了一个名为“浪潮”的团体。他们的“领袖”琼斯为这个团体设计了一个标志性的动作:用右臂从右往左划出一个波浪状的曲线。“浪潮”的扩展是神奇的,学生们四处发放传单,积极扩大组织,很快就从20人变成了200人。最后,琼斯为这些年轻人播放了一部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影片,让学生们猛然醒悟到自己的行为和心态和影片中的纳粹分子竟是如此相近,被控制下的排他性集体狂热会如此容易就变成了生活中的真实。而这一切的转变,仅仅用了5天的时间。  
奔驰公司一位采购经理在和我谈到德国的纳粹历史时说:“我的生日经常让我难堪。”说话之间,他的脖子一缩嘴一瘪,两个大眼珠子左右转了两个来回,作出了一种内心不安的表情。我立即就明白了:他出生的日子一定是4月20日。  
有一次他在俄罗斯出差时赶上了自己的生日,当晚邀了两位同行者一起到莫斯科一家酒馆里小酌。小酒正喝得高兴,一群俄罗斯的光头混混闯了进来。当他们发现有几个德国人在场时,非但没有闹事,态度还特别友好,马上凑过来就要一起喝酒。攀谈几句后,他们明白了这几个德国人在此小聚的因由。有一个混混当即起身高喊:“这位德国兄弟和我们的元首是同一天的生日,让我们一同庆祝吧!”小酒馆里顿时热闹地开了锅,众混混们同声高呼:“元首万岁!”这位德国的经理此刻完全懵了:一心要灭掉俄国的希特勒怎么会成了这些俄国年轻人心目中的“元首”呢?他实在是想不通。  从上世纪70年代起,僵死的纳粹主义以一种新的形式,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悄悄复苏。目前,新纳粹组织如雨后毒菌一样在美国、俄罗斯以及众多的欧洲国家大片滋生。当传统的强势国家开始面临发展的瓶颈时,其内部的右翼势力总会在外部寻找责任人,矛头所向或是其它国家,或是内部“异类”。前者导致国际霸权主义的不断强化,后者导致国内极右势力的沉渣泛起。一旦大众的排外意识转变为极端分子的行动,纳粹的种族主义纲领、宣传口径和组织形式就很容易成为现成的武器,新纳粹组织也就应运而生了。  
在互联网的虚拟空间里,活跃着一大批酷爱德国国防军和党卫军的形象、装备、战术素质和作战业绩的“二战迷”,这一点已经是公开的秘密。战争带给人们的刺激、对历史的误读、对德军之“酷”之“帅”的欣赏、在各种玩具、电影、读物、杀人游戏的影响下逐渐生成的崇尚暴力的心理……合在一起就造成了一些年轻人不加掩饰地赏识纳粹的意识形态和侵略行径。在网上以“党卫队”为自己冠名,用纳粹礼的那声“万岁”和网友打招呼,把纳粹的万字符甚至希特勒头像用作个人的形象图标……。  
一个在德国商会驻华办事处工作的德国人曾对我说,他有一次在北京乘坐出租车,司机师傅一听说他是德国人,又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马上就和他大谈希特勒,还竖起大拇指说:“人家是这个,厉害。”好像不这样就难以表达对德国哥们儿的敬意。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一些年轻人为了和他表示亲近,会开玩笑地把右臂斜举起来向他行纳粹礼。他说,每到这时他就为自己国家的历史脸红,也为这些人的无知而气愤。他苦着脸问我:“如果我对你们竖起大拇指说:你们的'四人帮'是这个,了不起!你们会怎么想?”  
这些奇怪的表现折射出的是隔膜,是前人和后人,历史和现代,无知和理性,亲历者和旁观者之间的隔膜。想要消除这些隔膜,你需要了解德国的那段历史;想要了解德国的那段历史,你就需要了解德国老兵,因为他们最容易说清“二战”的历史留给德国人的是什么。为此,我写了这本书。 为了兑现我的承诺,我在本书中不使用“德国鬼子”来称谓那些配合我采访的老人。我希望能用这本书把朋友们带到一些德国老兵的身边,去倾听一下这些耄耋老者的战争经历和体验。我付出努力的目的不在于填补历史,而在于启发对历史的认识。在这批不为世人所关注的德国老兵行将就木之际,记下他们的战争经历和感悟具有显而易见的“挖掘”意义,因为外界对这批曾“造就历史”的战败军人的所知所想了解得太少了。  
回想在1988年4月乘飞机第一次飞临德国上空之际,我对自己当时的感受至今还有清晰的记忆。当时我强烈地意识到这是在一片废墟上重建的大好河山,没有去想更多。当我一步步地进入德国老兵的世界之后,我真正开始理解了这个能够在废墟上重整河山的民族,同时对战争于人类所产生的意义有了更深的感悟。  
战争对于人类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从本质上说战争是野蛮的,因为它是人类的同种彼此杀戮。纵观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我们不难归纳出以下规律: 除自然灾害之外,人类所承受的最大损失和痛苦从来都是来自彼此之间的战争;  
战争的根本起因总是源于不同族群、集团或国家间的利益争夺;  
物质文明的每一步显著进展,都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手段,即杀人武器和技术的更新;  
战争在物资消耗和环境破坏的效率上超过了人类任何其它的活动;  
为准备应付战争而持久投入的军费,是人类对地球资源造成的最大浪费;  
敌对国家之间武力对比的失衡状态并不能遏制战争,反而会促成战争手段的多样化;读懂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从战争的历史中悟透战争,但我们通常是怎样对待历史的呢?法国学者福柯说:“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也说过:“一切历史都是现代史。”二者发出的暗示可谓异曲同工:历史永远是为现代人的需要服务的。既然如此,战争于人类的意义也就很难从其历史中被悟透。
德国哲人黑格尔有一个著名的论断:“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历史上无数次惨烈战争的教训原本足以让现代人变得更加理性睿智,但遗憾的是,人类对历史教训的记忆力总是很差,或者说根本就不愿去面对历史这面镜子。因此,他们记住的往往是战争的功效,而不是战争的代价。于是,这个世界会不断出现任意打击或占领其它主权国家的军事计划和行动;会发生花样不断翻新的以平民生命为代价的各种恐怖袭击;会上演以武力作为遏制竞争对手的最高手段的大国间博弈。激光武器、生化武器、钻地高爆弹、遥控杀人飞机、洲际导弹、太空武器以及足以让地球生物毁灭上百次的核武库,人类的最高智慧不断结晶于能够高效杀戮同类的各种新型武器……如果这一切并非源于人类的集体愚蠢或健忘,而是出自少数人在控制世界财富的动机下的周密计划,事情就变得尤为可悲。  
纵观世界各国,德意志人对战争的记忆和理解无疑最为客观和深刻。在世人心目中,这个民族的个性闪光点在于它严谨和求精的行事作风。但在我看来,德国人认识和思考历史的态度和能力才是最为可贵的。他们制造过最深重的罪恶,经历过最沉痛的教训,也完成了最彻底的历史反思。  德国人把前辈打过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常规战争,其特征是以争夺利益为目标,在作战手段中基本遵循国际通行的行为准则;另一类是灭绝战争(Vernichtungskrieg),其特征是以屠杀生命作为征服敌手并获取利益的重要手段。在阅读德国的战争史时我发现,德国的历史学家们只把其前辈进行的两场战争冠以了“灭绝战争”称号,其中一次是“二战”时期德国在东欧战场上进行的战争,另一次是20世纪元年德国远征军在中国镇压义和团的战争。为此我专门查阅了一批德国历史学和汉学的专家撰写的关于义和团战争的书籍和资料,其中有一本书的标题很能代表德国知识分子对前辈镇压中国义和团的认识,书名叫作《我为来到中国而羞愧》。作为德国远征军的后代能以这样的立场书写先人经历的历史,这很容易使人联想到德国在“二战”后重新融入世界的一个根本性条件,那就是在德国的大众诚信基础上,德国的知识分子所具有的独立和深刻的历史反思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对历史的反思超越了民族意识、自身利益和政治时尚,其二是在对历史的反思中把普世价值观作为了评判历史是非的尺度,其三是对战争历史的反思并不受战争的胜负结果和历史定论的影响,其四是对历史的反思具有足够的时代纵深。一个社会的思想精英群体能够以这样的姿态去引导人们读史,这个社会的当代行为就不大容易陷入愚昧和迷茫,从这一点出发,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二战”后的德国人和日本人的国际处境会如此不同。  
尼采说过:“极度的痛苦才是精神的最后解放者,只有这种痛苦,才迫使我们大彻大悟。”19世纪这位德国哲人的至理名言已经应验在了他的后人身上。对于这一点,前纳粹德国国防军中尉连长,退休教授奥克尔在回忆录中写下的一段话或许是一个很好的诠释:  在经历了所有的黑暗、疯狂和价值毁灭之后,我的一切变化可以用一个梦想来表达。  
我梦想,在我们星球上的所有民族能够共同达成一个销毁杀人武器的决定,一起来监视这个决定的执行,并且禁止任何继续生产的行为出现。由此节省出来的财富,我们将用来投资海水的淡化,然后用这些淡水去浇灌沙漠,在那里培育出草场和森林。人类不再有征服欲,不再有极端行为和狂热领袖,一个没有仇恨、暴力、报复和侮辱的世界由此而生。这个梦想何时能够实现?或许要等到公元3000年?……  
一股令人心动的思想清泉,历经了80多年岁月的涤荡,而这一番肺腑之言又能够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找到多少共鸣呢?不过,我相信从那场战争走过来的很多德国老兵们能读懂它,因为我曾多次他们口中听到过完全相同的一句话:  
“我们永远不需要第三次世界大战。”

文摘
布隆贝格(Blomberg)是位于德国北莱茵一威斯特法伦州边缘地区的一座富有传统的古老城市,至今已有1500年的历史。它的名称取自德语的“Blumberg”,翻译成中文就是一个十分浪漫的名字——“花山”。
花山是个人才辈出的小城,曾涌现出很多驰名德国的名人,其中有园艺师、棋手、学者、作家、政治家……而最负盛名的当属联邦德国的第七任总理施罗德。
人杰地灵的花山市位于丘陵地带,山水清秀,满目葱茏,风格各异的民居小楼分布在老城内外,显现出典型的德国西部小城的特征:富裕、精致、秀丽、宁静。这种世外桃源式的环境很难让人产生关于战争的联想。
在刚到德国不久的一次聚会上,柏林工大的一位老教授告诉我:1945年初他进了盟军的战俘营后,曾有几个美国士兵先后问过他:“你们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为什么还要打仗?”在未经战火破坏的德国村庄中,这些美国大兵第一次领教了德国人精致的生活质量。他们想不通,这些日尔曼人还想要什么?德国为什么甘愿冒着把如此美好的家园置于战火之下的风险去发动战争?英国历史作家比弗也曾描述过苏军士兵在进军柏林途中的怒吼:“德国人的日子原来过的是这么好,那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毁掉我们的家?”
宁静秀美的花山在“二战”期间属于一座非常幸运的德国城市。它地处德国西部疆域,没有遭受过东线苏军在反攻德国时的冲击,因而躲过了苏军的强奸与掠夺浪潮。另一方面,人口的稀少、军事价值的缺乏以及以农牧和手工业为主的经济构成,又帮助这座小城避开了盟军的空、地打击。花山在战争中只经历了社会震荡,而没有遭受过战火摧残和征服者蹂躏。“二战”带给这座小城的一切痛苦都是间接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征兵带来的影响。
在“二战”期间,花山的男人只有三种:打过仗的,正在打仗的,将要打仗的。在这场与众多世界强国为敌的大战中,德国必须要把全部身心健全的男子送往火线。和很多德国城市一样,小城花山至今保存着两份名单。那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一去不返的两代死亡军人的名单。在“一战”中,人口不足4000人的花山市有180人阵亡或失踪;在“二战”中,在人口近5 000的花山市里,青壮年男子几乎悉数被征入伍,其中有310人阵亡或失踪。在这个名单中,就有花山市前任市长迪特·马亨唐茨的父亲——弗利德里希·马亨唐茨。
2002年2月19日下午。我在花山市的前任市长家中和主人聊天。
客厅的一面墙完全由落地窗构成,坐在沙发上就能将主人家花园里的大片茵茵绿草一览无余,园中松树的枝叶随着无声的小雨在微微摇曳,使人隐隐感到一种大自然的无声舒展。客厅内的家具和装饰显得洁净而典雅,不存在丝毫做作的豪华。显然,这一切和主人的收入高低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反映出的是一种生活的品位和情趣。
老市长迪特。马亨唐茨有着绅士般的风度。退休赋闲后,他一直在家潜心研究历史。他的夫人英格利特是一个忙碌于教会公益事业的退休教师,性格开朗泼辣,办事有火一般的热情和风一般的速度。他们的独生子迪尔克是我的好朋友,他在上大学时选择了汉学,并在上海学过两年中文,在此期间,他给自己选择了一个中文名字,叫做马立克,人称“老马”。老马毕业后开始从事中德文化交流,现在北京的一家德国机构工作。在对儿子的文化爱好和职业活动的了解过程中,老市长夫妇也逐渐变成了中国迷,他们不仅知道自已的中国属相(先生属牛,太太属虎),还长期保持着每两年就要来中国走一圈的习惯。在家里,他们也经常会接待一些想了解德国小城市,参观普通德国家庭的中国代表团。所有这些因素和我采访“二战”老兵的计划加在一起,就有了“老马”一家为我召集的一次老兵座谈会,深谙历史的老市长也就成了我花山之行的第一个采访对象。
1939年9月“二战”爆发时,迪特·马亨唐茨的父亲被第二次征人国防军,当时的小迪特刚刚两岁,而在银行工作的父亲差一个月就要30岁了。由于父亲参军的时候他的年纪太小,他对父亲的认识主要来自照片。说到和父亲的接触时,他说只记得在3岁时看见过一个穿军服的人在家里卫生间解手的背影,那就是父亲本人留给他的全部记忆。
父亲参军后先驻扎本土,1940年参加了进攻法国的行动。1941年6月苏德战争打响后,父亲所在的部队在年底打到了莫斯科城下,德军的闪电战在那里首次受挫……
1941年12月31日,花山的家家户户都在迎接新年。迪特的母亲收到了一封战地来信,信封上的笔迹不是父亲的,这让母亲立即产生出一种不祥之感。打开信封后,一张阵亡通知书赫然出现在母亲眼前。当时迪特眼看着母亲泪如雨下,却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在悲哀和绝望的气氛中,母亲和4岁的独生儿子一起迎来了。1942年。
和很多当时的战争遗孀一样,年轻的母亲没有再嫁,她决定独自把孩子培养成人。
母亲的目标达到了,迪特在哥廷根大学毕业后成为了花山市中学的一名优秀教师,负责体育、语文和拉丁语三门课程。他的田径运动才能尤其出众,1.75米的身高,剪式跳高记录是1.8米,百米跑的最好成绩是13秒。在担任市长之前,他已经是这所名校的校长,很多被他带出来的学生后来都成了大器,默克尔内阁的前德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施泰因迈尔就是其中的一位。
但对迪特的母亲来说,愉快的生活早已结束在1939年。她的结局也很悲惨。有一天,老市长在开车上班的路上遇见了因车祸引起的交通堵塞,在等待了很长时间仍然无法前行的情况下,他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离开汽车去看看事故现场究竟是什么情况,结果他看见躺在肇事汽车轮下的死者正是自己的母亲……
老市长说:“战争给每一个德国家庭都程度不同地留下了阴影,消除它需要时间。我们这一代人彻底摆脱它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有义务告诉后代如何才能不再承受这样的悲哀。”事实证明,老市长做到了这一点。我和他的儿子迪尔克曾谈起过“二战”给德国带来的灾难,迪尔克的一句话令我大为震动,他说:“一切报应都是德国人自己招来的。”
在我们谈到了“报应”的责任归属时,老市长认为,德国的历史错误有着复杂的时代背景和民众基础,把所有的事情都简单地归咎于几个独裁者未免失于简单。
他说:“很多人至今仍然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在1939年9月之前死去,他就会被作为德国历史上的伟人载人史册。这句话其实代表了很多老一辈德国人的想法。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在实现振兴德国经济、消除灾难性的失业、突破《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夺回军事主权,以及完成把奥地利、苏台德等地区纳入德国版图等一系列计划之后,在发动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对波兰的侵略行动之前能够寿终正寝,他留给德国历史的便只有可歌可泣的辉煌成就,而后来的战争灾难也就不会出现。”
无论这种假设是否有意义,它至少反映了一点:相当一部分德国人至今仍然对纳粹德国在发动“二战”之前的行径予以完全肯定。那么,希特勒在1933年上台直至1939年发动“二战”之间的所作所为对于德国民众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P1-3

内容简介
朱维毅编著的《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是一部视角独特、素材新颖、内容生动,思考深刻的纪实类“二战”文学作品。作品从被人们遗忘的“二战”战败国德国参战军人的视角切入,在丰富的照片和历史资料的配合下,通过展现一批德国参战老兵对战争及战争中个人命运的回顾和感悟,为读者打开了一幅完全另类而又十分生动的历史画卷:德国兵记忆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伴随着这批老兵的陆续离世,《德意志的另一行泪(二战德国老兵寻访录)》的历史价值更显得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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