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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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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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由余英时、王汎森、王明珂、罗志田热诚推荐!许倬云感慨作序: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百余幅珍稀照片再现学人风采,第一手资料讲述家常琐事、私情恩怨,真正做到“图文并茂”。为山坳上的学术殿堂立碑;为凄风苦雨中的学人塑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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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岱峻先生的大作,既感亲切,又多感慨。这本书中的故事,在我而言,犹如家乘。
——许倬云

作者简介
岱峻,本名陈代俊,原籍四川资阳,现定居成都。1982年毕业于重庆师大中文系,执业媒体,业余文学创作,曾获全国及四川省多项文学奖。上世纪90年代转入民国学术史及学人研究,著有《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李济传》等。

目录
许倬云序
前言
中央研究院迁台前后
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至刚至柔 至情至性——傅斯年与家人
山坳上的北大文研所
情随春草绿 缘定山坳间
龙性难驯 多怀激烈——游寿的困境与突围
灵谷烦冤应夜哭 天阴雨湿隔天涯——激流中的曾昭燏
林徽因:错位的“太太客厅”
半个蚕茧 两岸恩怨
梁思成:辽代的一块木头
梁思永:未竣工的考古学重镇
光风霁月 和而不同——李济与胡适的相济与不济

序言
衣冠之谓,亦代指文明。《左传》有言:“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民国历时甚短,仅三十八年,极盛期即战前的“黄金十年”。成立于1928年的国家最高学术研究机关中央研究院(简称“中研院”),无愧民国政府的美服桂冠。
有人这样评价中研院全盛时期的学术水准:“生物组接近世界最高水平,数理组与世界顶尖水平不相上下,人文组几乎达到世界一流水平。”其人文研究,集中于历史语言研究所(简称“史语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史语所在战前的十年间,组织了十五次河南安阳发掘和三次山东城子崖发掘,出土大量国宝,使公元前约一千四百年的殷代传闻变成了信史;编订整理了明清史料,校订了大量文籍,提高了史学标准;民族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取得了可观进展;在中国东部和西南地区进行了方言土语调查,采集了许多标本,开始了现代化的语音实验与分析……1932年3月,史语所获得法兰西学院授予的儒莲奖,标志着在考古、历史和语言学等领域得到国际学术界承认。与史语所性质相关,人员交合的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以下简称“中博院”),是展示科学与文明的国家“名片”。与史语所、中博院往来密切的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建筑史料收集整理与中国现代建筑科学研究的摇篮。
1937年卢沟桥事件爆发,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中研院也开始了“衣冠南渡”的文化西迁。史语所、社会所、中博院与中国营造学社等先后栖息长沙、昆明等地,最后落籍四川南溪县李庄。学术史也是学人的历史。胡适、傅斯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凌纯声、董作宾、梁思成、李方桂、梁思永、芮逸夫、曾昭燏等,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又是祸福与共的朋友。1949年以后,这批人分崩离析,或留在大陆,或去了台湾,或到了海外。曾经的道路共同走过,日后的命运全然不同。
2000年,我从一个小小的村庄—李庄,走进民国学术史。当年在《南方周末》发表长文《李庄记事》。2004年,民国学术史随笔《发现李庄》出版,李庄由此成为中国文化的新亮点及新的人文旅游地,我也因此被授予“李庄镇荣誉居民”的称号。此后,我的写作由先前的盲人骑瞎马,单兵独打,开始得到学术界的认同与众多学者的支持。北京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同济大学、四川师范大学等高校,给我提供过演讲的平台。台北的“中研院”,为我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授权允准我在书里使用一批历史图片。中研院故旧何兹全、梁思永的遗孀李福曼、梁思成之子梁从诫等,生前曾接受我的访谈。逯钦立的遗孀罗筱蕖、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李济之子李光谟、梁思永的女儿梁柏有、董作宾之子董敏、石璋如的公子石磊、李霖灿的公子李在中等,与我成了忘年交,各方面都对我帮助极大,谨此致谢。内子冯志,一如过去,参与了本书的采访、录入与整理,对笔者时时有温存且严厉的批评与建议。
近年来,除再版《发现李庄》,我又相继出版《消失的学术城》和《李济传》。如果说《发现李庄》《消失的学术城》是各有侧重的群雕,眼下这本书则是一座座独雕;如果说《李济传》是全传,是整本戏,这本书里的十二篇文章则像短篇小说写人记事的“横切面”,是十二出折子戏。笔者在叙述人与物相对完整的同时,着重选取不为人知的材料,梳理出蕴含其中的玄机。
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里有个著名的论断:中国现代的知识分子,在理智上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观念,但在情感上却割舍不掉中国古老的文化传统。傅斯年在大炮一样威猛的外表下,对属下,对乡民,尤其是对家人是何种态度?他去世后,又给家人以什么样的影响?
“吾以天地为棺椁,以日月为连璧,以星辰为珠玑,以万物为赍送。”生于富贵之家的庄子,在战国时沦为社会底层,造就了敏感的心灵和对命运的深切体悟。集美貌与才情于一体的林徽因,原为北平知识人沙龙“星期六俱乐部”的主角。冷冰冰的骄傲,光芒四射的滔滔不绝,在让男人倾倒的同时,也让女人不快。但战争改变了这一切,场景变换的“太太客厅”会不会也因此改变林徽因?
曾昭燏可谓李济的“红颜知己”,1949年前夕,两人何以反目成仇?在其后的岁月中,曾昭燏与政治走得很近,“革命”得很彻底,但后来何以竟选择“自灭”?夏鼐最终执掌大陆考古学的帅印,他对老师李济曾经重拳出击,这当中有些什么样的难言之隐?李济浮槎于海,到了台湾,依然直道而行,一生坚守田野、案头和讲台。他与胡适的共事与交往中,有哪些相济,又有哪些不适?在一些人际关系的背后,又有哪些思想与观念上的龃龉?中研院的孑遗傅乐焕、胡厚宣、逯钦立、游寿等,他们曾经的悲欢、歌哭,以及生命走向,凡此种种,笔者皆欲一探究竟。
“山岩岩,海深深,地博厚,天高明,人之尊,心之灵,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钱穆在1949年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校歌,且移作笔者为先贤立传的源动力。
本书对各位尊贤或研究先进,皆直呼其名,非为不敬,谨仿史例,祈读者鉴。
图片均在每篇文尾注明出处,但也有极个别照片采自网上,难以确定摄影者或原所有人。恳请知情者联系本人,将根据有关规定支付报酬,并在本书再版时注明。写作本书虽小心翼翼,诚惶诚恐,仍不免错讹,祈读者教我。
岱峻
庚寅年正月

文摘
“绝顶聪明,又是一副赤热的心肠,口快,性子直,好强,几乎妇女全把她当作仇敌。”李健吾在抗战胜利后曾如此评价林徽因。他与林徽因过从甚密,所述应当中肯。但我研究李庄数年,也看到了林徽因许多不为人知的轶事。前些年写作《李济传》,李济之子李光谟先生给我提供了两封林徽因在1945年中秋前写给他父母的信,从那些文字中我读出了一个鲜为人知的温柔贤良的林徽因。
梁思成、林徽因夫妇系出名门,留学美国,兼善东西方文化,酷爱艺术。那时北平的北总布胡同,他们是花信风,几乎每周六家里都是花团锦簇。那拨“星期六朋友”,如诗人徐志摩、政治学家张奚若、哲学家邓叔存、经济学家陈岱孙、国际政治问题专家钱端升、物理学家周培源、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沈从文等,常跨过一扇门,从金岳霖的小院径直来到梁家“太太的客厅”。后来自美来华的学者费正清、费慰梅夫妇也卷了进来,一时间俨然“国际艺术沙龙”。
沙龙的老板是金岳霖,他是梁林家的老朋友,在清华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与梁林是先后同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回国后执教清华、北大。他高大帅气,西装革履,极为绅士。主持人是集才华和美貌于一身的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中,人们如众星捧月,
听她以诗的语言和艺术的眼光,大谈旅途见闻、读书心得、人生感悟。林徽因顾盼生辉、光彩照人,思维敏锐,擅长提出和捕捉话题,具有控制场面和调动情绪的本领。客厅里笑语欢声,迸珠溅玉。萧乾曾记下1933年11月初的一个星期六的下午:
那天,我穿着一件新洗的蓝布大褂,先骑车赶到达子营的沈家,然后与沈先生一道跨进了北总布胡同徽因那有名的“太太的客厅”。
听说徽因得了很严重的肺病,还经常得卧床休息。可她哪像个病人,穿了一身骑马装(她常和费正清与夫人威尔玛去外国人俱乐部骑马)。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你是用感情写作的,这很难得”,给了我很大的鼓舞。她说起话来,别人几乎插不上嘴。别说沈先生和我,就连梁思成和金岳霖也只是坐在沙发上吧嗒着烟斗,连连点头称赏。徽因的健谈决不是结了婚的妇人那种闲言碎语,而常是有学识,有见地,犀利敏捷的批评。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晚年回忆林徽因,“她是具有创造才华的作家、诗人,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审美能力和广博智力活动兴趣的女子,而且她交际起来又洋溢着迷人的魅力。在这个家里,或者她所在的任何场合,所有在场的人,总是全都围绕着她转。”
那时,北平的知识分子因其出身教养、兴趣爱好、受学背景、专业方向的殊异而各有圈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华北上空笼罩着战争阴云,林徽因这种招风揽月的沙龙聚会也招惹是非。1933年10月,作家冰心写了一篇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在天津《大公
报》文艺副刊连载。甫一发表,就引起华北乃至全国文化界的关注。写作的背景是北平,作者写到,客厅里的那位诗人捧着太太的指尖,亲了一下说:“太太,无论哪时看见你,都如同一片光明的云彩……”明眼人都知道,这是针对诗人徐志摩的诗作《偶然》。徐写道:“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亮!”文洁若当时尚是中学生,后来她在《林徽因印象》一文中说:“我上初中后,有一次大姐拿一本北新书局出版的冰心短篇小说集《冬儿姑娘》给我看,说书里那篇《我们太太的客厅》的女主人公和诗人是以林徽因和徐志摩为原型写的。”金岳霖也曾说过:这篇小说“也有别的意思,这个别的意思好像是三十年代的中国少奶奶们似乎有一种‘不知亡国恨’的毛病”。林徽因对冰心的讥刺做出了迅疾的回应,据李健吾回忆:“她恰好由山西调查庙宇回到北平,带了一坛又陈又香的山西醋,立即叫人送给冰心吃用。”
对这场文坛公案,后辈不容置喙。不过从林徽因的性格分析,她的患病不能说与性格全然无关。侯健在他编著的《养生箴言》一书中有言,“名过伤肺,……肺病者宜逃名,名人每多言,言多则损肺气”。此番道理病榻上为肺病所害的林徽因不会不察?可惜性格即命运。
选自《林徽因:错位的“太太客厅”》
田野调查,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学对社会科学最大的贡献,涉及语言学、考古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它是一种使研究者走出传统“书斋”的“直接观察法”。早期人类学调查是“一个人的工作”,然“一阴一阳之谓道”,夫妇协作调查效果更佳,如以研究太平洋无文字民族而闻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Mead,1901—1978),就曾和丈夫一同前往南太平洋上的萨摩亚群岛(Samoa)研究萨摩亚人的青春期问题。一个人知识有限,夫妻协作,配合默契,也可以克服长期野外生活的孤独苦闷和种种不适。在国外,这种事屡见不鲜,甚至单身男女同事相伴做田野调查也不罕见。问题是中国有中国的国情,况且是上世纪30年代。
1934年夏天,丁文江(字在君)就任中研院总干事不久,即致函中研院史语所所长傅斯年,禁止研究人员携眷外出调查。此令一出,立刻招致史语所二组(语言组)主任赵元任、专任研究员李方桂激烈反对。赵元任是哈佛大学哲学博士,研究汉语语言学;李方桂是芝加哥大学语言学博士,研究“非汉语语言学”1。二人在国际语言学界皆有影响。赵太太杨步伟的祖父是佛学大师杨仁山,李太太徐樱的父亲徐树铮是北洋陆军将领。这两对新派夫妻一向被视为神仙眷侣。
赵元任、李方桂反对“禁止外出调查携眷”令,甚至提出辞呈相威胁。面对两位语言学大腕的坚强意志,傅斯年万般为难。按说,禁令若非他的主意,至少丁文江事先会征求他的意见。此时,他已焦头烂额,一筹莫展。他于8月4日致电三组(考古组)主任李济:
“赵坚持弟须同意携眷调查原则;李(李方桂)仍辞。弟毫无办法,乞兄主持。”这个烫手的山芋,李济自然不会接,他回电傅斯年,“二组事弟不便主持,若兄有何驱使自当遵命。”最好的办法是睁只眼闭只眼,可这不是傅斯年的性格。
遭受如此激烈的反弹,丁文江也始料未及。最后,他只得“与元任当面细谈两次,一切已有比较满意之解决”,“允将先前致史语所之正式函撤回”。
另一当事者李方桂,原本有赴云南调查倮倮语的计划,因禁令改弦易辙,取消了云南之行。丁文江闻此,8月29日即致函傅斯年表明态度:
云南调查事,弟始终主张。其所以中途变计者,在兄方面以为藉此调停,在弟方面则完全因为兄引“法律”,一事未了,不添事之原则而放弃。目前弟未进行者,(一)仍固尊重兄意;(二)不欲再使方桂发生任何误会。故如方桂肯行,弟依然赞成。否则弟不主张。
直到9月3日,丁文江还向傅斯年谈起此事的后遗症:“彼允函方桂,力劝其不再辞职,望兄在平斟酌设法(元任云,适之拉方桂甚力,此恐不确)。”当时,胡适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力
邀李方桂到北大任教,接揽刘半农病逝后遗下的“语音学讲座”教职。丁文江与胡适是朋友,越想越气,处境为难,竟“以去就争之”。后经中研院院长蔡元培斡旋劝阻胡适的行动,最后改请罗常培出任“语音学讲座”教职,事情才大体了结。
李方桂的云南之行则因此延宕至1940年春,而他也不会再提“携眷调查”旧事,他带了北大文科研究所的研究生马学良同行。
他们到了云南的路南县尾则村。那次调查的结果,马学良于1941年写成毕业论文《撒尼倮倮语语法》,经过几年的补充和完善,最终以《撒尼彝语研究》为书名于1950年由中国科学院编辑,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马学良成为彝族语言文化研究的权威。没想到是他成了那次“反对携眷风波”的间接受益者。
此后,赵元任也并未有过携眷外出做田野调查的记录。殊不知仅隔一年,史语所风波再起。
1935年3月10日,史语所在河南安阳5侯家庄西北冈开始第十一次殷墟发掘。此次发掘所获极丰,震惊世界。前后发掘了四座大墓,四百一十一座小墓,出土牛鼎、鹿鼎、石盘、铜盔、戈、矛等,石器、玉器多件,以及精美的象牙碗、鸟兽形仪仗等。
4月初,董作宾(字彦堂)代表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前往考古工地监察殷墟发掘工作。他是史语所元勋,也是殷墟第一次大规模科学发掘的主持人,此后又多次参加殷墟的系统发掘,并开始对甲骨文全面研究,提出甲骨断代的标准,主持了殷代帝王世系年谱等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引人瞩目。董作宾此次到工地,有些欣欣然,竟携女友熊海平同行,并同寓史语所安阳办事处。
4月9日,李济在得到梁思永关于此事的报告后,立即回电,要求梁思永“维持工作站最小限度纪律”。李济的本意是木已成舟,只能杜绝环境和舆论的纵容,也想把这件事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可事情已到了不能收拾的地步。史语所历史组研究员徐中舒自安阳返北平,向傅斯年讲了此事。傅斯年怒不可遏,4月10日致电史语所,自请“革罚”:
中舒自彰返,始通知彦堂此行携女友往,并住办事处。弟汗流浃背,痛哭无已。追思本所风纪至此,皆弟之过,应即请革罚。
弟今晚赴京7,办理交待,并候惩处。乞陈在君、元任。傅斯年下“罪己诏”,大动肝火其来有自,还引起过一场风波,他当然不愿史语所再生是非,授人口实。看到所长傅斯年的“罪己诏”,李济也于同日致函丁文江,揽咎于己,自请处分:
昨得孟真兄一电,弟为之惶恐万分,已托元任兄转呈,想已早在鉴中。惟弟对此事真相现在未得任何报告,详情如何,容探明后陈报,现在严重局面之演成,弟实不能辞其咎,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其理由如下:
(一)此时孟真如在假期中10,代理所长职者,弟也;
(二)彦堂此行,孟真事先已表示反对,弟实允许之;
(三)此事之发生又在考古组之工作站,为弟主持之事业。
据此,则此不幸事件之责任,一切均应由弟负,孟真兄殆无责任可言。理合陈请准
予免去弟考古组主任一职,并交付惩戒,以维院纪而儆效尤。董作宾始知闯下大祸,心有戚戚,当日也向傅斯年李济致电请罪,表达愧意:“宾因招待女同乡参观工作,致干本所风纪,无任惶愧,谨请即日辞职,以谢贤明。”12所谓“风纪”事,是4月7日午餐时
的一次“闹酒”。夏鼐在日记中写道:
这次闹酒,与熊海平女士的在座有关。董先生原有糠糟之妻,这次由北平带了女友来安阳玩,形同夫妇。可是王湘君背后说,这不是他的表嫂,他另有表嫂。徐中舒先生自谓是“萝卜干”。熊女士这时似在北平一艺术学院读书,酒量颇宏,大家闹着,想灌醉她,结果她没醉,别的人倒都喝得醉醺醺了。
选自《董作宾携女友田野调查风波》

内容简介
《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以抗战开始后中央研究院撤至四川李庄时期的故事为重点,对胡适、李济、傅斯年、董作宾、夏鼐、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游寿、曾昭燏等学者作了深入细致的描摹,昔日生活宛然眼前,人物性情跃然纸上,如实展现了一辈学人在战乱年代扎根山坳的学术追求与家庭生活,反映了时代变迁中的个人遭际与家国命运。
作者治学勤谨,爬梳史籍、钩沉史事、探访史迹,还原史实。材料丰赡,视角独特,往往从平凡琐事切入历史肌理,把社会生活与学术思想巧妙地勾联起来,呈现历史事件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民国衣冠:风雨中研院》行文平易,故事生动,并配有大量罕见的历史照片,图文并茂,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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