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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巧实力:权力,个人、企业和国家》编辑推荐:约瑟夫•奈是“软实力”概念的最早提出者。软实力是近年来风靡国际关系领域的最流行关键词,它深刻地影响了人们对国际关系的看法,使人们从关心领土、军备、武力、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地域扩张、军事打击等有形的“硬实力”,转向关注文化、价值观、影响力、道德准则、文化感召力等无形的“软实力”。
在推出软实力概念之后,约瑟夫•奈在分析与研究的基础上又推出了“巧实力”的概念。他认为,伟大的领袖明白,光靠硬实力不够,必须适时加入软实力,但更重要的是适度善用软硬兼施的巧实力,才能真正发挥领导力。巧实力既不是硬实力,也不是软实力,而是综合了硬实力和软实力的一个整体的战略,是力量的基础。

名人推荐
作为美国领先学者的最新力作,《巧实力》一书短小精悍,引证丰富,是读者快速全面了解领导力知识的捷径。
——秦亚青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约瑟夫•奈的为学、为官之道,是很多人所关注的。中国读者非常有必要好好读读这本出自美国学界和政界名人之手的书。《巧实力》一书由于具有为官指南的色彩,的确有望成为政界和商业领袖的重要参考书。
——张小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 译者:李达飞

约瑟夫•奈(Joseph S.NyeJr),“软实力之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哈佛大学名誉教授,美国前助理国防部长。他最早提出“软实力”概念而闻名,后来又加以发展,提出“巧实力”。目前“巧实力”成为了奥巴马政府外交战略的主轴。
约瑟夫•奈生于1937年,1958年获普林斯顿大学公共事务学学士学位,1960年获英国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硕士学位,1964年获哈佛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93年至1994年间,他担任克林顿政府全国情报委员会主席,1994年至1996年任美国助理国防部长。1997年,约瑟夫•奈开始步入政坛,之后两年出任卡特政府助理国务卿。

目录
专家推荐一 IX
专家推荐二 XIII
序言 XIX
第一章 领导的艺术
CEO对企业的影响有多大 005
大人物的作用:从成吉思汗到丘吉尔 008
所有的英雄都是领袖? 014
领导者是天生的吗? 019
爱因斯坦为什么不是领导者 022
领导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028
第二章 领导者的软实力与硬实力
软实力 037
群体的力量 041
软实力与硬实力 047
互联网时代的领导者 055
第三章 领导类型和技巧
魅力型领导 069
转型领导和务实型领导 079
如何做一个高效的领导者 088
领导者如何发挥硬实力 098
第四章 文化、环境与信息:领导者的环境智慧
文化和领导是硬币的正反面 117
权力的分配 123
了解群众 127
危机领导 129
信息流 133
第五章 好领导、坏领导
好坏的定义 141
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 146
腐败与欺骗 154
成本、风险和运气 156
领导道德 160
领导和机制 162
意义和身份认同 165
群众的道德 171
手段和软实力 178
领导箴言 185
注释 189
译后记 249

序言
扁平世界中的领导关系
当今世界是一个新概念频发多现的世界,新概念迭出背后的推手往往是弄潮于时代前列的政商和文化精英。这些新概念(或称之为关键词)既简约地定义了当下时代的特征,也成为预测和试图理解未来的思维工具。作为美国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旗手,约瑟夫•奈大约20年前曾深刻阐述了“软实力”(soft power)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创造性地阐发了冷战后世界领导和权力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概念。20年后,在“扁平”、“网络”成为定义世界新特征的关键词的今天,已从美国政府高层功成身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从教多年的奈进一步引申了他的“软实力”学说,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环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和“变革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等新的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关键词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小布什后时代美国精英对领导和权力关系的思考和理解,不仅涉及国家实力的博弈,更深入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广义的管理学和领导学概念。
如果说人类社会过去的组织形式以金字塔式为主的话,那么21世纪的社会组织形式则开始向扁平化发展。知识经济的爆炸性发展,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些巨大的力量将世界压成了扁平化。要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就要精简中间层,敢于和善于放权,发挥个体主动性,这是扁平化组织管理的基本之道。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当今世界是网络化的世界,在扁平层面上的互动归根结底是网络上的互动。奈在书中说,领导关系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发挥着“中间领导”的作用。我认为,奈所说的“中间领导”固然包括上中下的“纵向中间”,但更多指向的是“扁平”、“网络”等关键词定义下新型社会组织关系中的“横向中间”,即每个人都是网络中的重要枢纽,都有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潜力。纵向领导可以看作是传统的权威型领导,而横向领导则是灵活松散组织环境中的非权威型领导。再进而言之,领导力实际就是施加影响的能力,在扁平网络化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上的横向影响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不仅关系到个体是否能够成为网络的重要枢纽(进而构建自己的子网),也关系到扁平网络的整体机制运行是否顺畅。
那么,什么样的领导才是好领导呢?或者说怎么实施有效领导呢?奈认为应该具有“环境智慧”,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适用的方法,将软实力和硬实力手段结合起来使用,也就是“巧用力”、“使巧劲”,这也就是巧实力的内在道理了。当然,到底什么时候用硬性手段,什么时候用软性手段,或者说软硬两手各占几成、孰先孰后、节奏分量等等,这些具体问题是永远不会有清晰明确、直截了当的答案的。所以奈在书中说,领导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课题可以拿来研究一下。奈在该书中提到过,在后现代化社会中,“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更容易获得成功。奈是否顺便为当时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希拉里•克林顿助阵打气暂且不说,这里强调的是“女性化的风格”往往是一种更加灵活、柔性的领导方式。当然,采用这种风格的领导人不一定就是女性,比如奥巴马,他在民主党内一举战胜初期遥遥领先的女候选人希拉里获得提名,最后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
怎样来评价领导的作用呢?奈用的是效率和道义这两个评价标准,也就是既要实现高效业绩,又要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奈重点介绍了变革领导,这既是一种领导风格,也是一种领导实践的结果。本书成书于2008年,正是美国对小布什八年施政全面检讨、全民思变的年份,也是总统选举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作为资深民主党人士,奈大力阐述变革领导,用心良苦,寄托了对新一届美国领导人大刀阔斧改革的希望。
作为美国领先学者的最新力作,本书短小精悍,引证丰富,是读者快速全面了解领导力知识的捷径。欣闻《巧实力》中文版出版在即,感谢中信出版社和张小明教授的大力支持,为国内读者朋友打造新的管理学精品图书,最后也恭喜我的学生李达飞先生译作付梓。
秦亚青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软实力•巧实力•领导力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又出新书了,并且以一个新词汇—“巧实力”——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大约在20年前创造了“软实力”这一概念并使之风行世界的人,再一次显示了自己作为美国学界、政界两栖名人的巨大吸引力。这是我看完奈教授的这本《巧实力》之后,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一个想法。
在我看来,奈无疑是个造词大师。在过去20年中,他所阐述或使用的“软实力”、“巧实力”、“领导力”等新概念,都在相当程度上流行了起来。但是,奈不管是使用“软实力”,还是“巧实力”、“领导力”,都是为了阐明一个主题,即美国如何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1990年,奈在他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一书,以及他于同年秋季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使用和阐述了“软实力”概念,并使之风行世界,成为冷战后使用率极高的一个专有术语。此后,奈本人不断撰写文章和发表著作,阐述自己对“软实力”的思考,特别是在2004年出版的著作《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中,对“软实力”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清晰的表述。奈把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通过威胁(大棒)或者奖励(胡萝卜),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通常与军事和经济手段分不开。而“软实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其想要的东西。奈所说的“软实力”具体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等。在奈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软实力”资源的国家,因而注定领导世界。与此同时,奈也承认,美国政府执行错误的对外政策会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从而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另外,虽然奈一直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他始终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密不可分,并且主张美国领导人要学会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或许就是奈后来使用“巧实力”一词的原因。
所谓“巧实力”,指善于综合运用软硬实力的能力。2006年,奈和理查德•阿米蒂奇(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副国务卿)创立了一个由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组成的“巧实力委员会”,公开倡导美国要使用“巧实力”。从此,“巧实力”这个概念如同“软实力”一样,开始流行开来。但是,“巧实力”这一概念究竟是否是奈最早创造和使用的,目前尚有争议。2004年,苏珊•诺瑟尔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巧实力”的文章。有人认为,诺瑟尔才是真正创造“巧实力”概念的人,奈只是捡起了一个别人用过的说法而已。然而,如前所述,奈在阐述“软实力”思想的同时,始终认为要把软硬实力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他在《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一书中多次提到,灵巧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实力并重,而且他在书中也反复使用了“巧实力”这个概念。在笔者看来,把奈视为最早使用“巧实力”概念的人也是可以的。“巧实力”和“软实力”一样,都是奈用来思考如何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个主题的。实际上,“巧实力”概念由于把软硬实力结合了起来,有助于克服“软实力”概念的片面性,从而更全面地表达了奈的思想。
奈在《巧实力》一书中则专门论述成为好领导或者好领袖的能力或权力。奈在该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好领导或者好领袖,应该是具有“巧实力”或者善于把软硬实力结合起来使用的人。虽然奈在这本书中援引很多政界和商业领袖的具体案例,极力阐明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领导或者好领袖,使得该书像一本以为官之道为主题的指南或教科书,但是字里行间表露的核心思想,依然是美国如何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奈所说的“领导力”主要指的是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因此,从《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到《巧实力》,奈思考的主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不管是使用“软实力”概念,还是使用“巧实力”、“领导力”概念,他都是为了阐明这一核心思想。当然,《巧实力》一书由于具有为官指南的色彩,的确有望成为政界和商业领袖的重要参考书。
中国读者有必要了解《巧实力》一书推出的特殊背景,即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奈的这本书出版于2008年年初,当时正值美国大选年的开始。奈曾经在美国民主党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高官,近年来一再公开批评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奈在民主、共和两党激烈争夺白宫权力的时候推出《巧实力》一书,明显是在为民主党候选人摇旗呐喊和宣传造势。该书对克林顿总统赞赏有加,而对小布什总统则尖锐批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奈在书中提到,在后现代化社会,“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更容易获得成功。这似乎有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造势之嫌。2008年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民主党人贝拉克•奥巴马于2009年1月入主白宫,希拉里•克林顿也众望所归,成为了奥巴马政府的首席外交官—国务卿。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克林顿,都在总统竞选中表示要恢复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损害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本人曾经多次表示美国要重视使用“巧实力”。比如,2009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候任国务卿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这样说道:“我们必须使用所谓的巧实力,即我们可以动用的所有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和法律手段,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某种合适的手段,或者使用多种手段。拥有了巧实力,外交就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先锋。”她在2009年2月的东亚四国之行中也提出过类似主张,并使用过“巧实力”这一概念。因此,《巧实力》一书可能有助于我们观察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
约瑟夫•奈算是美国学界和政界的一位成功人士,他的为学、为官之道广受关注。因此,《巧实力》成为畅销书在情理之中,中国读者也确实有必要好好读读这本出自美国学界和政界名人之手的书。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被别人新造的词汇牵着鼻子走,并因此束缚自己的思维。奈是一个造词高手,谁能想到他今后会不会再创造出个什么新词来呢?然而,美国人善于造词并且能够使之风行世界,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现象。另外,笔者以为,奈所说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实际上指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权力得以产生的资源或者手段。而“巧实力”、“领导力”本身也不是权力,只是使用权力资源或手段的方式而已。
张小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扁平世界中的领导关系
当今世界是一个新概念频发多现的世界,新概念迭出背后的推手往往是弄潮于时代前列的政商和文化精英。这些新概念(或称之为关键词)既简约地定义了当下时代的特征,也成为预测和试图理解未来的思维工具。作为美国当代新自由主义的旗手,约瑟夫•奈大约20年前曾深刻阐述了“软实力”(soft power)在世界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创造性地阐发了冷战后世界领导和权力关系变化的一个重要概念。20年后,在“扁平”、“网络”成为定义世界新特征的关键词的今天,已从美国政府高层功成身退、在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从教多年的奈进一步引申了他的“软实力”学说,提出“巧实力”(smart power)、“环境智慧”(contextual intelligence)和“变革领导”(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等新的关键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新的关键词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小布什后时代美国精英对领导和权力关系的思考和理解,不仅涉及国家实力的博弈,更深入社会生活和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成为广义的管理学和领导学概念。
如果说人类社会过去的组织形式以金字塔式为主的话,那么21世纪的社会组织形式则开始向扁平化发展。知识经济的爆炸性发展,全球化的加速推进,这些巨大的力量将世界压成了扁平化。要适应这种新的环境,就要精简中间层,敢于和善于放权,发挥个体主动性,这是扁平化组织管理的基本之道。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当今世界是网络化的世界,在扁平层面上的互动归根结底是网络上的互动。奈在书中说,领导关系无处不在,我们每个人实际上都发挥着“中间领导”的作用。我认为,奈所说的“中间领导”固然包括上中下的“纵向中间”,但更多指向的是“扁平”、“网络”等关键词定义下新型社会组织关系中的“横向中间”,即每个人都是网络中的重要枢纽,都有充分发挥领导作用的潜力。纵向领导可以看作是传统的权威型领导,而横向领导则是灵活松散组织环境中的非权威型领导。再进而言之,领导力实际就是施加影响的能力,在扁平网络化社会中,社会关系网络上的横向影响力的重要性日益突出,这不仅关系到个体是否能够成为网络的重要枢纽(进而构建自己的子网),也关系到扁平网络的整体机制运行是否顺畅。
那么,什么样的领导才是好领导呢?或者说怎么实施有效领导呢?奈认为应该具有“环境智慧”,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就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不同的情况选择适用的方法,将软实力和硬实力手段结合起来使用,也就是“巧用力”、“使巧劲”,这也就是巧实力的内在道理了。当然,到底什么时候用硬性手段,什么时候用软性手段,或者说软硬两手各占几成、孰先孰后、节奏分量等等,这些具体问题是永远不会有清晰明确、直截了当的答案的。所以奈在书中说,领导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课题可以拿来研究一下。奈在该书中提到过,在后现代化社会中,“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更容易获得成功。奈是否顺便为当时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希拉里•克林顿助阵打气暂且不说,这里强调的是“女性化的风格”往往是一种更加灵活、柔性的领导方式。当然,采用这种风格的领导人不一定就是女性,比如奥巴马,他在民主党内一举战胜初期遥遥领先的女候选人希拉里获得提名,最后在总统选举中大获全胜。
怎样来评价领导的作用呢?奈用的是效率和道义这两个评价标准,也就是既要实现高效业绩,又要符合道德规范的要求。奈重点介绍了变革领导,这既是一种领导风格,也是一种领导实践的结果。本书成书于2008年,正是美国对小布什八年施政全面检讨、全民思变的年份,也是总统选举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作为资深民主党人士,奈大力阐述变革领导,用心良苦,寄托了对新一届美国领导人大刀阔斧改革的希望。
作为美国领先学者的最新力作,本书短小精悍,引证丰富,是读者快速全面了解领导力知识的捷径。欣闻《巧实力》中文版出版在即,感谢中信出版社和张小明教授的大力支持,为国内读者朋友打造新的管理学精品图书,最后也恭喜我的学生李达飞先生译作付梓。
秦亚青
外交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博士生导师
软实力•巧实力•领导力
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S. Nye,Jr.)又出新书了,并且以一个新词汇—“巧实力”——再次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个大约在20年前创造了“软实力”这一概念并使之风行世界的人,再一次显示了自己作为美国学界、政界两栖名人的巨大吸引力。这是我看完奈教授的这本《巧实力》之后,脑海里首先浮现出来的一个想法。
在我看来,奈无疑是个造词大师。在过去20年中,他所阐述或使用的“软实力”、“巧实力”、“领导力”等新概念,都在相当程度上流行了起来。但是,奈不管是使用“软实力”,还是“巧实力”、“领导力”,都是为了阐明一个主题,即美国如何维护其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
1990年,奈在他出版的《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一书,以及他于同年秋季在《对外政策》杂志上发表的《软实力》一文中,使用和阐述了“软实力”概念,并使之风行世界,成为冷战后使用率极高的一个专有术语。此后,奈本人不断撰写文章和发表著作,阐述自己对“软实力”的思考,特别是在2004年出版的著作《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中,对“软实力”思想进行了更为系统和清晰的表述。奈把实力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硬实力”是指通过威胁(大棒)或者奖励(胡萝卜),让别人做他们不想做的事情,通常与军事和经济手段分不开。而“软实力”则是指通过吸引力而非强制手段,让他人自愿追求其想要的东西。奈所说的“软实力”具体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或者政治价值观念的吸引力以及塑造国际规则和决定政治议题的能力等。在奈看来,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最多“软实力”资源的国家,因而注定领导世界。与此同时,奈也承认,美国政府执行错误的对外政策会削弱美国的“软实力”,从而损害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另外,虽然奈一直强调“软实力”的重要性,但是他始终认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密不可分,并且主张美国领导人要学会把“硬实力”和“软实力”有效地结合起来。这或许就是奈后来使用“巧实力”一词的原因。
所谓“巧实力”,指善于综合运用软硬实力的能力。2006年,奈和理查德•阿米蒂奇(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担任过副国务卿)创立了一个由民主、共和两党人士组成的“巧实力委员会”,公开倡导美国要使用“巧实力”。从此,“巧实力”这个概念如同“软实力”一样,开始流行开来。但是,“巧实力”这一概念究竟是否是奈最早创造和使用的,目前尚有争议。2004年,苏珊•诺瑟尔在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巧实力”的文章。有人认为,诺瑟尔才是真正创造“巧实力”概念的人,奈只是捡起了一个别人用过的说法而已。然而,如前所述,奈在阐述“软实力”思想的同时,始终认为要把软硬实力有效地结合起来。不仅如此,他在《软实力:权力,从硬实力到软实力》一书中多次提到,灵巧地运用权力的方式,是软硬实力并重,而且他在书中也反复使用了“巧实力”这个概念。在笔者看来,把奈视为最早使用“巧实力”概念的人也是可以的。“巧实力”和“软实力”一样,都是奈用来思考如何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这个主题的。实际上,“巧实力”概念由于把软硬实力结合了起来,有助于克服“软实力”概念的片面性,从而更全面地表达了奈的思想。
奈在《巧实力》一书中则专门论述成为好领导或者好领袖的能力或权力。奈在该书中反复强调,一个好领导或者好领袖,应该是具有“巧实力”或者善于把软硬实力结合起来使用的人。虽然奈在这本书中援引很多政界和商业领袖的具体案例,极力阐明如何才能成为一个好领导或者好领袖,使得该书像一本以为官之道为主题的指南或教科书,但是字里行间表露的核心思想,依然是美国如何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奈所说的“领导力”主要指的是美国领导世界的能力。因此,从《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化》到《巧实力》,奈思考的主题并没有发生变化,不管是使用“软实力”概念,还是使用“巧实力”、“领导力”概念,他都是为了阐明这一核心思想。当然,《巧实力》一书由于具有为官指南的色彩,的确有望成为政界和商业领袖的重要参考书。
中国读者有必要了解《巧实力》一书推出的特殊背景,即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奈的这本书出版于2008年年初,当时正值美国大选年的开始。奈曾经在美国民主党卡特政府和克林顿政府中担任过高官,近年来一再公开批评美国共和党小布什政府的对外政策(尤其是发动伊拉克战争)损害了美国的“软实力”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奈在民主、共和两党激烈争夺白宫权力的时候推出《巧实力》一书,明显是在为民主党候选人摇旗呐喊和宣传造势。该书对克林顿总统赞赏有加,而对小布什总统则尖锐批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奈在书中提到,在后现代化社会,“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更容易获得成功。这似乎有为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造势之嫌。2008年美国大选已经尘埃落定,民主党人贝拉克•奥巴马于2009年1月入主白宫,希拉里•克林顿也众望所归,成为了奥巴马政府的首席外交官—国务卿。不管是奥巴马还是希拉里•克林顿,都在总统竞选中表示要恢复美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损害的领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希拉里•克林顿本人曾经多次表示美国要重视使用“巧实力”。比如,2009年1月,希拉里•克林顿作为候任国务卿在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这样说道:“我们必须使用所谓的巧实力,即我们可以动用的所有工具,包括外交、经济、军事、政治和法律手段,根据不同的情况,选用某种合适的手段,或者使用多种手段。拥有了巧实力,外交就是我们对外政策的先锋。”她在2009年2月的东亚四国之行中也提出过类似主张,并使用过“巧实力”这一概念。因此,《巧实力》一书可能有助于我们观察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走向。
约瑟夫•奈算是美国学界和政界的一位成功人士,他的为学、为官之道广受关注。因此,《巧实力》成为畅销书在情理之中,中国读者也确实有必要好好读读这本出自美国学界和政界名人之手的书。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应该一味被别人新造的词汇牵着鼻子走,并因此束缚自己的思维。奈是一个造词高手,谁能想到他今后会不会再创造出个什么新词来呢?然而,美国人善于造词并且能够使之风行世界,这本身就是值得我们研究的现象。另外,笔者以为,奈所说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实际上指的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权力得以产生的资源或者手段。而“巧实力”、“领导力”本身也不是权力,只是使用权力资源或手段的方式而已。
张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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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
第一章
领导的艺术
人们都说,领导正在发生转变。信息革命正推进政治和组织的转型。上下级体系正趋向扁平化,并与灵活多变的联系网络密不可分。后工业化社会中的大多数工人都是知识型工人,他们所接受的激励机制和政治感染力与20世纪工业化时代的工人大不相同。民意调查显示,当今人们对组织和政治权威的尊重正在下降。软实力正变得更加重要。
谷歌的CEO说,现在的员工必须要“哄着”才行;而另一位硅谷高管则说,在员工普遍接受良好教育和信息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如果我不尊重员工,让他们也参与到决策中来的话,他们就会弃我而去,另谋高就”。就连军队也要面临软实力兴起的变化。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军队的教官“减少了对学员的呵斥”,因为现代士兵更容易接受扮演“辅导员角色”的教官。要想打败恐怖分子和叛乱分子,军方就必须赢得民心民意。管理专家指出,研究发现,“参与性更强的工作方法正日益得到推广”。他们建议领导者把自己的形象树立为团队的中心,而不是居高临下地充当等级体系的顶点。
后现代社会中的政治和组织领导应该是什么样的?这种侧重软实力的观点反映了一种新型的思维定式。有人说,领导会日益成为“女性化的领域”。从性别角度研究领导问题可以发现,传统上所认为的“女性化的领导风格”比较容易取得成功。就典型的性别认识来说,男性化的领导风格比较武断,重视竞争和权威,要求他人必须服从命令。女性化的领导风格则注重协作、参与和融合,旨在诱导跟随者的行为。
不过并非所有人都同意上述观点。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罗德里克•克雷默就警告说:“尽管我们近期提高了对社会智慧和软实力的认识,但却忽视了领导者在面临巨大阻力和严重懈怠的情况下推进转型所需的各种技能。”尽管有些研究指出,胁迫性行为会对组织的表现造成损害,但克雷默指出,具有长远眼光而蔑视社会约束的强权人士实际上是“良性胁迫者”,他们往往会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认识当前的领导问题呢?
对领导者的不信任不是一个新问题。早在30年前,专家就提出:“领袖都跑到哪里去了?”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领导者问题上厚古薄今的态度。也就是说,人们总是认为现在不如从前。心理学家的研究显示,人们对已故领导者的评价通常要高于在世的领导者。但是,对领导者的不信任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人们观察的角度有偏差使然。实际上,领导无处不在,领导者就在我们身边。人们总是想找到英雄式的领袖,就像得了英雄领袖综合征一样,但领导者实际上是在社会中广泛分布的。如果我们对领导者要求过高,那么就会造成个人崇拜,反而会贬低社区群体的价值,削弱保持社区运作的分布式领导体系。一位加拿大专家就呼吁:“让我们消除对领导的崇拜。”
CEO对企业的影响有多大
怀疑论者认为领导者不是很重要的因素。人们总会轻易做出“领袖归因论”的误判。也就是说,人们看到某个团队或组织表现出色或者业绩糟糕,会将成败简单地归因于领导者。领导者可能成为替罪羊。他们尽管不见得是失败的原因,但却往往成了失败的象征。要是整个赛季成绩不佳,球队会解雇教练,而不管失败原因到底在不在教练身上。企业盈利下滑后,高管会丢掉工作;要是企业正值牛市而取得成功,高管又会因此而得到赞誉。选民会根据经济情况决定投哪个政客的票,但经济形势往往在政客上台之前就已经确定了。
在复杂的因果关系和随机性导致人们不能认清时局的情况下,将成败功过简单地归因于某个人,会让人心里舒坦一些,好像自己已经能完全了解和掌控混沌世界的真实情况一样。这就好像原始人,魔法使他们感觉自己对疾病和风暴等灾难有一定的控制力,但实际上却不能施加丝毫影响。现代政治舞台上也会出现类似的幻觉:“通过相信政治领导者具有改变时局的能力,人们能产生一种间接控制感。他们通过投票来表达对在位政客的好恶,从而发挥自己的影响和控制力。”许多研究结果显示,人们往往因为困扰于混乱时局而对领导者产生浪漫化、传奇化的认识,进而又会出现极端化的看法,不是认为领导人表现极佳,就是认为其差到不可救药。
领导者到底有多重要呢?组织研究显示了不同的结果。举例来说,通用电气对公司培养领导者的做法深感骄傲。要想获得提升,经理必须在位于纽约州克罗顿维尔的特殊学校参加领导培训课程。尽管只有极少数人有机会当上通用电气的最高级主管,但公司骄傲地指出,接受培训的许多人最后都成了其他公司的高管。这些接受培训的通用电气经理作为其他公司的CEO表现如何呢?一半成功了,一半失败了。这比我们随机选择一组公司CEO来研究的结果要好些,但还远远谈不上完美。
哈佛商学院在42个产业中就CEO对企业业绩的影响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CEO对业绩的影响因素平均占14%,影响最小的是肉类加工业的2%,而影响最大的则是电信业的21%。对46所大专院校校长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领导者是谁对院校表现似乎没什么影响,就市长对城市预算的影响进行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另外,对施乐公司维修队的研究显示,维修队的组织方式对成功差异的影响因素占42%,但维修队领导者管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占了还不到10%。任何变量(如领导因素)要是对复杂的社会变化所起的作用占到10%,就是应当重视的因素。但是,上述研究结果却很难支持传统的“领袖归因论”。
当然,上述研究也有其局限性。研究结果所反映的是众多案例的平均情况,但有时领导者却会发挥巨大的作用,造成特定案例与平均结果相差甚远。此外,上述研究主要针对的是招聘和晋升等程序机制已经成熟的机构,而且领导者已经占据权威地位,而他们在达到顶层领导地位之前,已经过了层层选拔,所有另类分子、怪异人士和超常天才早已被排除在外。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等社会运动领导者不会当上通用电气的高管,就算当上也不可能取得良好业绩。正式组织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仅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并不是全部。许多领导环境,不管是政治团体、街头黑社会、大专院校还是网络在线社区,都具有很大的流动性。领导一个正式机构与领导非机构化的社会运动完全是两码事。先知式的领导风格适合组织松散的社会运动,但在正式组织中则需要经营管理技巧。我们可以想见,领导者在社会运动中的作用要胜过其在企业环境中的作用。仅凭正式组织行为的研究(这种研究是大多数学术和商业研究的重点)就得出的结论,是不能反映领导问题的方方面面的。
大人物的作用:从成吉思汗到丘吉尔
本节将讨论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领导者在历史上到底发挥了什么作用?多少世纪以来,历史都是作为伟人行为的记录而被书写的。托马斯•卡莱尔在1840年写道:“人类在世界上所取得成就的历史,说到底就是历代伟人的历史。”(不过持怀疑态度的赫伯特•斯宾塞在1873年则指出:“人在可以改造社会之前,先要经过社会的塑造。”)对这种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之争,或许卡尔•马克思给出了最佳的总结:“人类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诚然,亚历山大、恺撒、成吉思汗、路易十四和丘吉尔都在历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但很难说其影响到底有多大。历史是一个不完美的实验室,不可能让人控制某个变量去做实验。时间和环境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举例来说,小布什总统时常提到的丘吉尔被许多历史学家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领导者之一。但在1940年年初,丘吉尔却被普遍视为前途无望的议会后座议员。一位保守党英国首相1936年曾说:“尽管我们很高兴听他在下院发言,但却不会听从他的建议。”如果希特勒不在1940年5月入侵法国的话,丘吉尔将不过是历史上的一个小人物而已。但在1940年5月之后,丘吉尔却成了时代的骄子。丘吉尔没有变,只是环境改变了。没有希特勒的入侵,丘吉尔今天也不会被视为伟大的领袖。2001年,时任纽约市市长的鲁道夫•朱利安尼(他也视丘吉尔为榜样)因其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的表现而一直享有较高的领导声望(还专门写了一本关于领导力的书),但在“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前,他作为市长则毁誉参半。虽然在打击犯罪方面做得不错,但他在处理种族关系方面的表现并不佳。2001年9月11日那一天,他似乎已经没有什么政治前途了,但他在恐怖袭击后解读事件和安慰受惊公众的能力,特别是在总统不在场的情况下,突显了他作为杰出领导者的形象,也给他的政治生命重新注入了活力。后来他甚至还要竞选总统。
哲学家悉尼•胡克曾提出两类不同的领导者:“事变型领导者”和“事变创造型领导者”。事变型领导者通过自身的行动影响事件的后续发展。胡克把传说中用手指插进堤坝裂缝从而拯救国家的荷兰小男孩比作事变型领导者。但是,这件事并不难,任何小男孩用任意手指都能做,事变创造型领导者则不仅是因势而动这么简单,更要创造时势。这种领导者又被称为转型领导者,就是说他们能改变历史的进程,提出新的问题。“好政客固然能赢得辩论,但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有伟人出来转变辩论的议题。”虽然撒切尔和布莱尔这两位英国首相都可谓毁誉参半,但人们却普遍认为他们改变了英国的政治气候。
1938年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在“二战”历史上一直是事变型领导者,而不是转型领导者。20世纪30年代产生的许多德国极端民族主义者与希特勒的观点接近,也可能采取与希特勒一样的行动。但1938年以后,希特勒开始发挥转型作用,其违背道义的冒险选择催生了新的历史条件,导致了数百万国人的死亡和国家的毁灭。2001年9月11日之后,任何美国总统都会对阿富汗塔利班武装庇护基地组织的行为有所反应,但在入侵伊拉克一事上,小布什总统则是主动为之,他开辟了一个历史的道路,不再是事变型领导者,而成了转型领导者。
我们不妨再来谈谈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作为20世纪末最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许多美国人都将这一发展归因于里根总统的强硬立场和庞大的军费开支。美国流传着这样一种神话:“里根总统把苏联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实际上,里根发挥的只是事变型领导者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开辟历史的新道路。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的原因要比这复杂得多。最重要的深层原因在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难以适应并满足信息经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要求。如果强硬的克格勃领导人安德罗波夫没有死,里根的强硬立场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里根很幸运,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上台并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此来改善并延续苏联的统治。戈尔巴乔夫实际上让苏联不可避免的衰落加快了10年左右。此外,戈尔巴乔夫决定不采用强力来抵制苏联帝国的衰落,他(和叶利钦)也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从冷战结束的原因可以看出,里根是事变型领导者,而戈尔巴乔夫是转型领导者。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巴乔夫没能实现他所期望的转型(拯救苏联)。苏联的官僚抵制戈尔巴乔夫的体制改革政策,戈尔巴乔夫则加大开放力度,允许公开批评,要火烧这些官僚的屁股。但是,当人们被允许说出自己想说的话时,许多人都想逃离苏联。戈尔巴乔夫就像一个想揪掉毛衣脱线线头的人,结果没能让毛衣变好看,反倒把整件毛衣都拆了。
暗杀可被视为对领导人历史重要性的一种血腥检验方式。尤其对组织形式松散的社会运动而言,要是其先知式的领袖还没有明确的继承人时就遭到暗杀,带来的冲击力更将凸显领袖重要性的强弱。有时,只要消灭领袖就会摧毁一场社会运动,可有时刺杀领袖又没什么大作用。甘地和马丁•路德•金杀身成仁,反倒影响更深。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尼日利亚军政府于1995年处死了“奥戈尼人民争取生存运动”颇有号召力的领导者肯•萨罗–维瓦(和其他8个人)后,尽管维瓦本人在国际上人脉颇广,其死后这场运动却被彻底镇压了下来。萨尔瓦多的情况则与尼日利亚不同。萨尔瓦多政府于1980年杀死了罗梅洛总主教,反而激发了国内的社会变革。我们通过认真研究发现,之所以会有上述不同结果,原因既与具体国情和运动情况相关,又与被暗杀的人物有关。
领导者对历史有着不同的影响,而且转型变革往往与变化的程度相关。胡克仅将领导者分为“事变型”和“事变创造型”,过于简单了,无法解释上述问题。领导者的“影响有大有小,具体取决于他们对政治群体所面临的问题和环境做何判断,制定何种应对措施,以及怎样动员政治群体来拥护其决策”。我们认识到,领导者在某些情况下影响更大,在发生危机的剧变时代更能起到关键作用。但是,要想明确领导者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却往往需要好几代历史学家的努力。由于每个时代都会有新材料、新观点、新问题的出现,因此即便是慎重得出的结论也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将美国外交政策推进到20世纪,深受美国人的拥戴;与他形成对比的是,威尔逊总统推进国际联盟的外交政策遭遇失败,他死后20年还被美国人批评。但是,亨利•基辛格指出,到20世纪中叶,威尔逊的观点对美国舆论的影响已经大于西奥多•罗斯福。不过我们也会看到,催生有影响的观点与动员人们采取行动是完全不同的。
认真研究美国政府变革会发现,政策改变有时是“大踏步进行的,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60年代中期的‘伟大社会’计划以及里根政府的‘1981年革命’”。显然,富兰克林•罗斯福、林登•约翰逊和罗纳德•里根在上述事件中作为政策经营者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因势利导,在政治进程中注入新的理念,催生了巨大变革。就此而言,他们都是转型领导者。不过,要是我们把上述转型仅仅归因于伟人,就会“忽视事件的格局”。领导者和政策经营者就像等待巨浪的冲浪好手:“人不能控制海浪,但能随浪共舞。人不能控制事件或结构,但能做出预见,让事件和结构在一定程度上适应自身的目标。”事件的发生会打开机遇窗口,机遇又可能稍纵即逝。许多变革机遇都可能被浪费掉。领导者以其直觉和技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遇,这时就体现出了领导者的重要性。
所有的英雄都是领袖?
历史是作为英雄的事迹记载而记录下来的,这往往会限制我们对领导者潜力的理解和想象力,把英雄和领导者相等同。而实际上,领袖人物是千差万别的,比方说匈奴王阿提拉和特蕾莎修女。大多数日常生活中的领导者都不引人注目。要是仅从英雄角度来理解领导者的话,还会忽视群体性规范和制度对领导者的巨大制约。詹姆斯•麦迪逊和美国宪法起草者认识到制度在“人类创造历史”过程中的塑造力和约束力。他们认为,不管是柏拉图寻求哲学的王者,还是卡莱尔说要“找到全国最有能力的人,把他放到最高位置上,忠诚地尊重他,就能为国家建立起完美的政府”,这些看法都颇有风险。人们寻找英雄,但不是所有的英雄都能当领袖,也不是所有的领袖都具有英雄主义色彩。
在影响西方文明的古希腊和古罗马,没有一个词与我们今天所用的“领导”(leadership)一词完全相同。“领导”(lead)这个动词在希腊语里是agein,在拉丁语里是ducere,本义是军事术语,指“率兵为将”。西方文明对领导者的理想化范式来源于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也就是特洛伊战争中英勇的武士领袖的理想形象。战争中的英雄式领导风格导致人们过分强调命令、控制和军事强权。古代武士领袖的英雄形象一直延续到现在。对20世纪的统治者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半数以上“都曾作为侵略者或保卫者展示过自身的军事素质”。即便在现代美国,总统的伟大或失败也与战时总统的表现密切相关。
武士领导者的功能还未消失。罗伯特•卡普兰指出,现在还出现了新的“武士阶层”,他们“不仅像过去的武士一样残忍,而且手中握有的武器更强大”,这些人包括俄罗斯的黑手党、拉美的毒枭,乃至崇尚和美化暴力的恐怖主义分子,就像古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后搞屠城一样。卡普兰指出,现代领导者必须有能力应对这种强力挑战。(他的应对方案是现代领导者应当善于采用所谓的“非基督教”或“异教”实用主义手段。)
不过,聪明的武士知道,领导需要的不仅仅是武力。孙武在其成书于公元前600年左右的《孙子兵法》中曾提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的智慧,也就是说,战争本身实际代表了政治上的失败。士兵们有时开玩笑说,自己的工作就是杀人搞破坏。实际上,军事领导要比这复杂得多。在伊拉克的美军将领指出,单凭军事实力不能带来胜利:“必须与人展开互动,这非常重要。”赢得民心民意至关重要,聪明的武士知道既要用硬实力来胁迫,又要用软实力来吸引。事实上,过于简化的武士型领导者形象已经在21世纪的头10年让美国在世界上发挥的作用遭遇严重挫折。在当今信息化时代,阳刚的现代阿基利斯或最强悍的“雄性至尊”不见得是最好的军事领导。当今的军事领导更需要政治和管理技巧。近期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对平民和承包商的管理正成为军事领导工作中日益重要的组成部分。”今天的将领要多用话语,少用武器。
当然,在许多不同时间和地点,通过威慑激发恐惧还是有效的。2500年前的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解释古波斯帝国的居鲁士大帝如何统治其帝国时指出:“他通过震慑力来管辖庞大的疆域,这种震慑力让所有人都充满恐惧,没人敢抵抗他;他能迫使所有人都极力奉迎取悦他,都愿服从他的意旨。”斯大林就是一个通过威慑施加控制的大师。目前,津巴布韦、缅甸和白俄罗斯等国许多专制主义统治者都采取这种领导方式。还有的统治者结合使用威慑和腐败来维持寡头走狗发号施令的盗贼统治。当今世界各个国家中的相当一部分都采用这种统治方法。
一些理论家尝试用雄性至尊式领导来解释上述现象。举例来说,精神病学家阿诺德•路德维格就指出,雄性猴子和黑猩猩一旦获得群体中的至尊地位,就会自动承担起领导责任,人类统治者也是这么做的。“有可能当上领导者的人总想插手领导事务,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几乎别无选择……任何领导真空都会导致潜在的领导者内心深处出现社会和生理冲动,急着去填补空缺,不会让空缺长期存在……这种条件反射存在于潜在领导者的基因代码中,是一种隐藏的原始反应,很像雄性黑猩猩和狒狒,只要感到稍有挑战当前群体头领的机会,甚至哪怕是没有机会,也要试着拼上一把。”
人类基因与黑猩猩的基因有98%以上是相同的。黑猩猩是由领头雄性个体控制的、能使用工具的群居型动物。有种说法指出:“社会生活依赖于权威,而权威关系则很像我们灵长类祖先中的主导和服从关系。”这个观点颇有道理。人类会形成等级次序,这与其他动物一样。塞缪尔•约翰逊在18世纪就指出:“两个人只要相处,哪怕只有半小时,其中一个也肯定要建立起针对另一个的明显权威。”灵长类专家理查德•兰厄姆和戴尔•彼得森指出,作为冲突重要来源的骄傲和自负“经历了世世代代的发展。在世代发展过程中,获得高级地位的雄性能将其社会成功转化为更多的生育权”。人们一直在进行着实体和比喻意义上的游戏,以此来确定谁能占据主导地位。
但是,这种生物社会学领导理论的实际价值有限。迄今为止,我们还未发现存在所谓的“领导基因”。对雄性双胞胎的研究也发现,就二者占据正式领导地位能力的差别而言,只有1/3与基因相关。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天生因素对人们所扮演的角色有一定的影响,但人们通过后天习得行为所发挥的影响仍不可忽视。其他一些研究也反映了雄性至尊式领导理论的不足。尽管人类是150种繁衍后代进程缓慢的群居型灵长类动物中的一员,但“科学家不能做出灵长类动物都有相同天性的判断,因为事实上并不存在普遍性的灵长类动物社会”。
在倭黑猩猩(以前一度被认为是小型的黑猩猩,但实际上是生存于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另一物种)群体中,雄性的侵略性不是很强,雌性通常在社会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相对于黑猩猩而言,倭黑猩猩在对邻近群体的反应方面,侵略性和战斗性都较弱。尽管人类在基因上与黑猩猩更接近,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人类就是仇外的动物。控制恐惧和进攻的大脑杏仁核也负责针对陌生人的反应,但通过训练,人们可以接受多样性,这样遇到陌生人时,大脑杏仁核就不会激活非战即逃的反应信号。
人类很早以前就与其他四类大型类人猿分化开来。人类与类人猿最后的共同祖先生活在距今500多万年前。在99%以上的人类历史中,我们都生活在猎人和采集者组成的小团体中。定居农耕在1万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才开始出现,人类团体中的等级制度随农业而出现。人类学家发现,目前尚存的大多数猎人和采集者团体内部都比较平等,至少在男性中是比较平等的,不存在雄性至尊格局。这些团体的领导是“情境化领导”,也就是说,在不同具体环境中会有不同的领导者。年长者的地位较高,但与酋长或强者的概念完全不同。人类学家克里斯托弗•贝姆指出:“基层成员特别注意领导者的行动,避免他们权威过高。”
说到这里,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悖论。或许目前现存的猎人和采集者社会是非典型的文化,会随着农业和工业的兴起而趋于边缘化,但它们确实反映了早期猎人和采集者群体的典型状况。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人类等级体系的历史发展呈一个U形曲线,当人类始祖尚未从猿类分化时,不平等现象严重,随后在农业社会中再次出现严重的不平等,但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的大部分历史中人类却基本保持平等。如果人类的本性就是要由雄性至尊来领导,那么我们怎么解释人类大部分历史中都没有这种雄性至尊领导者呢?我们又怎么解释当前一些人类社会仍然没有这样的领导者呢?
领导者是天生的吗?
英雄式领导观点还有一个影响,就是让人们认为领导者都是天生的,而不是后天形成的,先天比后天更重要。这种认识导致人们更重视领导者的选择而不是培训。事实上,20世纪40年代以前,对领导者基本特性的研究一直占据领导问题研究的主导地位,直到目前还是相关研究领域的一个重点。我们常听人说,某个政治候选人看上去就像个领导者,或者根本就没个领导者的样子。一个高大英俊的人走进房间,往往会吸引他人的注意,因为“看上去像是个领导者”。许多研究都显示,高个子男性通常更受青睐,而企业CEO的身高也往往高于常人平均水平。此外,高个子男性的工资也比矮个子男性高。在男性中,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身高增长一英寸就意味着一年的薪水高出789美元”。但是,历史上一些最强大的领导者的身高只有5英尺出头而已,比如拿破仑、斯大林和邓小平。研究人员对身材等物理特性、IQ(智商)等智力特性以及外向型性格等个性因素都进行了广泛研究,但很难说明什么问题。“有的研究可能发现某些个人特性比较重要,但同时又总会有大量证据否定这些特性的重要性。”环境通常比个人特性更重要。有的孩子是运动健将,在运动场上是自然的领导者,但到了安静的课堂上却失去了领导地位。正如我们此前所说的,丘吉尔的个人特性在1940年并没有变,改变的是环境。
在领导问题的研究中,以个人特性为主的研究方法并未消失,但它得到了扩展,变得更加灵活。现在,我们把个人特性视为一贯的个性模式,而不仅是遗传所继承的特点。这种定义结合了先天和后天因素,意味着特性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后天习得,而不是单靠遗传继承。领导者比别人精力旺盛,更愿意承担风险,更加乐观,更具说服力,而且更能发挥移情作用,这些特性一部分来自遗传,而另一部分则来自促进特性后天养成的环境。在最近开展的一项研究中,研究人员观察雇主聘用员工的过程。在聘用之前,研究人员先给应聘者的相貌打了分。雇主仅看到应聘者的简历,因此相貌对雇主的聘用决定不会产生影响。令人吃惊的是,在采用电话交谈方式测试应聘者的过程中,即便雇主并未看到应聘者的相貌,但相貌出众者的表现却更好。相貌好的人从遗传的外貌中树立和巩固了自信,这种自信又通过电话约谈反映在个人谈吐中。这一研究充分显示了先天和后天因素之间的互动以及密不可分的联系。
基因和生理因素对人的领导能力确实重要,但并不像传统的英雄式领导风格理论所认为的那样具有决定性作用。部落文化强调个人家庭荣誉感和忠诚度,在基于部落网络的社会中,强者型领导风格能发挥良好作用。有人指出,许多阿拉伯社会目前仍采用这种领导模式。有分析人士则指出,这种社会结构已经过时,不能满足当前复杂的信息化世界的要求。他们认为,对英雄主义式的人物必须通过宪法和公平的法律体系等制度化因素加以约束,否则基于英雄式领导的社会就无法建设公民社会,也无法满足当今网络化世界的广泛社会资源需求。如果上述观点成立的话,现代后英雄主义式领导风格就应更加重视领导者的后天习得以及群体成员的行动,而不应局限于领导者的身份或家庭出身。先天和后天因素相互联系,但后天因素在现代世界中的作用远远大于英雄式领导理论的界定。
爱因斯坦为什么不是领导者
20世纪90年代末,《时代》周刊编辑委员会就谁应该作为20世纪最重要的人物出现在2000年1月的杂志封面上展开了辩论。编辑们将候选者范围缩小到几个人: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甘地和爱因斯坦。最后,他们选择了爱因斯坦。爱因斯坦以其超凡的创造力为整个时代带来了巨大影响,但与其他候选者不同,他不是一个领导者。用《时代》周刊前编辑沃尔特•艾萨克森的话说,爱因斯坦是个地标级的人物,但不是灯塔。他对跟随者毫不在意,他本人培养出来的研究生也寥寥无几。他并不是个隐士,也喜欢当名人,但他拒绝出任以色列总统,也不愿担任布兰迪斯大学校长,因为他自认没有当领导者的兴趣和能力。他毕生都在挑战权威,走自己的路,觉得要是自己成了权威那才是件讽刺的事。爱因斯坦在1949年写给朋友的信中说:“人们通常把我当化石看。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坏,也和我的气质相匹配……我对自己和大众的行为并不太在意,我对自身的弱点和错误并不感到羞耻,只是平心静气地顺其自然。”
当然,就突破性科学成就引导其他人后续跟进而言,爱因斯坦也是领导者,不过就像赛跑中的领先者一样,他对后面的跟随者并不在意。他是思想领袖,就像贝多芬是音乐领袖一样。他们写作论文,谱下乐章,改变了科学和音乐的面貌,这种引领作用与人类团体的领导大不相同。我们不妨比较一下爱因斯坦和林肯。爱因斯坦在“二战”后推进裁军和世界政府的努力本意很好,但基本无效,也没赢得什么跟随者。加里•威尔斯指出,林肯“随时了解美国公民的各种动机以及各种不同诉求之间的对立制衡”。林肯是一位大师,既能了解全国政治大趋势,又能使包含各派力量的内阁团结一致,形成由竞争对手组成的治理团队,创造最佳业绩。领导者应当了解群众:“这是领导者要花大量时间来做的工作,也说明了为什么思想家和艺术家(尽管能向他人施加影响)很难成为他人的领袖。”此外,科学家不能根据受众的要求来改变自己的观点,但“林肯在废奴问题上却能以圆滑策略行事,一小步一小步地解决问题”。
我在本书序言中已经说过,我关注的是涉及团体中权力关系的领导问题。快速查阅各种英语词典,我们看到领导者(leader)和领导(leadership)这两个词有着各式各样的定义,不过前者最常见的用法是指领导者要指导他人,对他人负责,让跟随者循之而动。领导意味着为了某个目的把人们动员起来。假设一群孩子里面有个小女孩,她先是坐在游泳池边,然后跳下水去。如果别的孩子不跟着跳下去,这个小女孩就算不上是领导者。个体承担风险先行,其他人跟进,不管个体的行为多勇敢、多有创造性,都算不上真正的领导。人类团体的领导问题远不只这么简单,而是一种引导和动员跟随者的复杂关系。在1955年的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罗莎•帕克斯拒绝在公交车上起身给白人让座,她其实并不是第一个反抗种族隔离政策的非洲裔美国妇女。此前在10月,玛丽•路易斯•史密斯就因相同的行为遭到监禁,但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当地分会认为史密斯的家庭背景使其不适合作为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最佳案例。罗莎•帕克斯在1955年12月1日没有去上班,准备好了大干一场。她曾在NAACP当地分会工作过,完全了解其行为对他人可能带来的广泛影响。她勇敢地拒绝实质性不公,加上她在当地社区的身份,因而颇具移情效果,这一有原则的非暴力抗争行为激发了大量跟随者。
我对领导者的定义是帮助团体创建并实现共同目标的人。共同目标非常重要。在13世纪的传说中,花衣魔笛手报复哈梅林镇上的人,吹着笛子把全镇的小孩都带走了。但在这个故事中,魔笛手没有建立并实现团体的共同目标,算不上是真正的孩子王。数百万人都密切关注电视上富豪小姐希尔顿的种种怪异行为,有人甚至购买以她名字命名的产品,但她只是个名人,这种自我炒作算不上领导。摇滚明星波诺等名人利用自己的声望制定团体目标并推进这些目标的实现,比如援助非洲等,因此他们既是名人,也是领导者。有的名人基本可以和领导沾边。比如乐坛标志性人物麦当娜清晰表达了女权主义的理念,实现了“某种形式的情绪动员,激发了年轻的女权主义者的热情,但并未实现广泛的动员”。
领导者不见得是一个人,目标可能来自整个团体,领导力量就是要指引并动员他人实现团体的目标。有些领导者拥有某个职务上的正式权威,比如总统或主席;有些领导者没有正式权威,比如罗莎•帕克斯。在争取印度独立的斗争中,尼赫鲁以国大党首领的权威身份开展领导工作,但甘地的领导基本没有正式权威。有时,掌握正式权威职务的人又不是团体中的真正领袖:英国王室的权力小于首相;许多委员会的主席尽管主持会议,但并不能真的决定团体变革。我刚接受政治任命到政府部门工作时就发现,手下许多公务员都以自己的方式行事,然后再把既成事实汇报给我。拥有正式的领导职务就像拥有渔业许可一样,并不意味着肯定能捕到鱼。
领导问题不仅涉及领导者是谁,更涉及做什么的问题。领导者在人类团体中发挥的作用就是明确意义和目标,巩固团体认同,加强凝聚力,维持秩序,并动员团体协同工作。理查德•哈克曼对工作团队进行认真研究后发现,领导者的作用就是制定强制性的发展方向,对团队的结构进行微调,并提供资源支持和专家式的指导:“团队领导可以是一种共同参与的行动,这也是团队领导的最佳体现。不管是明确团队发展的方向,还是改善团队结构,抑或是提供有助于改进团队业绩表现的组织支持或指导,这些行动都是团队领导作用的体现。”
领导者的参与能否提高团体在定义和实现目标方面的效率,这是对领导者业绩表现的考验。现代军队要在所有各级指挥层次上灌输领导理念。交响乐团不仅有指挥,还要有第一小提琴手兼助理指挥。有些室内交响乐团没有指挥,有些爵士乐队担负领导职务的人不断轮换。在企业中,惠普公司早期阶段那种真正平等的领导方式相对少见,不过共享式领导的情况比较多,比如微软公司的比尔•盖茨和史蒂夫•鲍尔默就是左膀右臂的分工合作关系。共享领导模式通常会在公司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随着工作任务的变化,谁来承担领导责任也会改变。”一方面,小团体中领导者和跟随者的角色经常互换;另一方面,在大型团体和组织中,大多数人会发挥中层领导作用,既是领导者也是跟随者,既是主体也是客体。这种跟随者角色既能帮助上级更好地开展领导工作,又能使自身发挥领导作用去指导下级。团体中的领导工作会广泛分布,不同情况下会出现不同的领导。有些激进组织(比如环境保护组织“地球优先”)甚至以“没有领导”为骄傲,不过它们实际上是犯了将领导等同于正式权威的错误。
领导问题包含领导者、跟随者和环境这三大要素。环境既包括外部环境,又包括团体在特定情况下所追求的不断变化的目标。如前所述,哪些个人特性有助于高效开展领导工作取决于环境,而具体环境又决定着跟随者追寻何种领导者的需求。假设一群工人想开个周末派对,那么他们就会找个比较活跃的人来负责;但当他们要和管理层就福利待遇进行谈判时,估计就会另找其他合适人选来负责。
我们不应把领导者视为某种英雄式的人物,而应综合考虑构成领导问题的领导者、跟随者和环境这三大要素。领导者和跟随者根据他们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展开学习,还会互换角色。他们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了解如何丰富和调整针对不同环境的应对措施。他们应当学会不断开阔视野,从而在多样化的环境中提高领导效率。人是会学习的,因此领导研究尽管不是一门精确的科学,却是一项可行、有益的研究。
领导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
社会心理学家理查德•哈克曼和鲁思•瓦吉曼指出,尽管关于领导问题的书籍和文章成千上万,但“奇怪的是,领导问题的研究领域仍然没有定型……到底什么是领导?至今还没有普遍接受的定义,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对怎样才能最好地开展领导工作更是没有统一意见”。《哈佛商业评论》的一篇文章指出:“过去50年间,领导问题专家进行了1000多项研究,力图明确好的领导者应具备哪些具体风格、特点或个性,但这些研究都不能给出理想领导者的清晰画像。其实这倒不失为一件幸事。要是学者们真能找到领导风格的模式,那人们恐怕就要一直模仿下去了。”当然,尽管找不到明确的领导模式,但这并不妨碍众多作者抛出各种关于成功领导的所谓秘籍和窍门,这种现象在企业类书籍中尤其普遍。他们提出的有些方法确实有用,但大部分都难有裨益。
关于领导问题的严肃科学研究经历了几个不同阶段。以个人特性为重点的研究方法在20世纪40年代末以前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但学者们发现,很难找到所有情况下都适用的领导特性。由于个人特性研究难有作为,学者们又开始转向领导风格研究,通过调查问卷形式来了解领导者面向群众的行为方式。这种研究方法在五六十年代占据主导地位,但随后学者们发现,这种方法在测量上问题太多,而且在预测有效性上结果不一致。从6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新的权变式研究方法开始盛行,这种方法将领导者分为人际导向型和任务导向型,将领导者的表现与情境控制相挂钩,但这种方法也受制于测量问题太多、结果不一致。研究人员发现:“到底什么是‘情境’,具体情境下什么才是‘适当的’领导方式,这些问题会有不同的解释,也会带来争议,很难通过客观标准加以确定。”自80年代初以来,以魅力和转型领导风格为主的新型研究方法开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范式。这种方法催生了大量有益的研究,但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会指出,该方法在定义和实践观察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还有其他一些有用的研究方法,主要关注分散式领导、团队以及领导和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就研究方法而言,量化研究一直占据主导地位。这种研究能反映领导行为的某些重要方面和细节情况,但往往在概括性和结论的普遍推广方面存在局限。有些研究以实验室实验的形式进行,通常以可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还有些研究采用问卷调查形式,在已经建立起机制化正式领导体系的某些组织内开展,这种机制化组织体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心理和组织行为的纪律管理。但是,考虑到组织类型的多样性,其中既包括街头黑社会、社会运动,又包括企业和国家政府,上述研究很难解释政治和社会领导行为到底有多大用处。正如牛津大学研究领导问题的专家基思•格林特所说的那样:“研究结果能提供新的信息,但却不具备权威性。主要问题似乎在于研究的课题确实太复杂了。要想明确什么因素有助于成功地开展领导工作,潜在有意义的变量实在太多了,几乎不可能通过有效的实验就这一问题得出最终结论性的实证。”
在开放式社会环境下,必须控制数量巨大的变量才有可能预测结果,而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科学研究可以有效解释领导问题的某些方面,但肯定不会有一种预测性的领导科学出现。理查德•哈克曼在对团队领导进行研究后总结说,人际互动是在开放性而非确定性的系统中进行的,开放性系统的运作符合“等效”规律,即不同的行为方式可实现相同的结果。互联网上自发组织起来的社会运动有自己的领导方式,研究发现了这种领导方式与其他社会运动的种种不同,但并没有发现“实现领导的多样化道路”。条条大路通罗马,但我们很难预测到底哪条道路才是实现目标的捷径。
这种不确定性和偶然性使许多研究人员认为,领导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正确的领导取决于具体环境。能否有效动员团体成员显然是一门艺术,而不是预测性科学。动员的效果在具体情况下会有所不同,我们根本无法有效地对结果加以预测。不过,正如格林特所指出的那样:“唯独领导这种人类技能无法通过了解和实践加以改善吗?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音乐和绘画在一定程度上固然依靠天赋,但艺术家不仅要通过实践练习掌握艺术技巧,还要通过艺术欣赏课来了解前辈大师们的艺术成就,两者结合,从中受益。
学习领导技巧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通过实践学习是最常见、最有效的方法,危急情况下最重要的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往往就是通过实践习得的。此外,分析可作为实践和直觉的有益补充,而这正是本书的目的所在。马克•吐温曾说,坐在热炉子边上的猫不但不会再往热炉子边上坐了,就连凉炉子都不再去碰了。学会分析环境是重要的领导技巧。美国陆军把领导技能培训要点总结为三个词:“Be”(是)、“Know”(知道)、“Do”(做)。“Be”就是指个体价值观的形成,部分来自于训练,部分来自于实践。“Know”就是指通过培训获得分析技能。而“Do”就是指行动,既有培训的因素,也包含实践的因素。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实践,要强调从错误中学习、持续不断地习得,军方把这种训练方法称为“事后总结”。
学习也可在课堂上进行,通过采取案例研究、历史分析或实验教学等不同形式,把课堂打造为学生培训的良好环境,提高他们的自觉性,使他们学会区分自我和个体责任,并能设身处地地去了解较大的团体。同样,对领导问题感兴趣的人一方面可通过个人实践去学习,另一方面也可通过了解科学研究结果(尽管研究成果还比较有限)而从中受益,并通过分析历史案例和不同环境来了解各种不同行为。我们说某个课题是艺术而不是科学,并不是说该课题就没有研究的价值了。领导反映的是一种权力关系,这将是我们在下一章要讨论的问题。

内容简介
《巧实力:权力,个人、企业和国家》内容简介:作为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约瑟夫•奈是一位能够引领美国“领导潮流”的学界、政界巨擎。他在这本《巧实力》一书中结合历史典故、商业案例、心理学研究等多种不同角度,深入全面地探讨了当今世界领导问题的本质。约瑟夫•奈在《巧实力:权力,个人、企业和国家》中指出,最有效的领导者实际上是那些根据不同环境以适当比例综合使用软硬权力的人,他将这种风格称作“巧实力”。奈在广泛引用甘地、富兰克林•罗斯福、李•艾科卡和小布什等人事例的基础上,以“巧实力”这个概念来探讨领导的类型和技巧、群众的需求,并从道德和效率角度来分析好领导和坏领导。
《巧实力:权力,个人、企业和国家》既有坚实的实践研究为基础,又提供了丰富的分析和例证,不愧为一部简单明了的现代经典,不管是小企业老板,还是世界各国的领袖人物,都可从书中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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