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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东行纪》:1.大中东:世界并非静悄悄,寻路大中东,游走于文明之间,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追踪大中东地区动荡不息的根源!2.大中东:历史并没有终结,一部极简要的大中东文明史,在这里读懂大中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3.大中东:最后的天空之后,观察伊斯兰世界的一册精彩图文书,大中东不是一片沙子的世界!4.大中东:从历史解读硝烟,用脚步探讨文明,非同寻常的阿拉伯世界巡礼,华人精英杜维明、梁文道等联袂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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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世俗化国家,没有宗教战争,更没有君权和教权之争。有人说,中国社会的上层什么都不信,下层什么都信。
佛教早期在中国流传时,佛教高僧们很清楚地认识到“不依国法,佛法难立”。世俗政权绝对高于宗教组织,但是传统上中国的世俗力量并不迫害宗教力量。“文化革命”是在中国历史中短暂的例外。
目前,把宗教视为人民的鸦片的观点已经从人们的脑中消失。可能由于社会上层什么都不信,于是他们之中的大部分就热衷于追求金钱和权位;因为一般老百姓什么都信,所以佛教、道教、基督教以及五花八门的信仰十分盛行。这固然是“兼容性”的表现,也是大众心灵空虚的反映。
——《国王与僧侣》
斯大林,这个鞋匠的儿子、神学院学生出身的职业革命者,是格鲁吉亚民族历史上最出名也最有权势的人。他领导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近三十年。二次大战时斯大林领导苏联进行卫国战争,至今仍然被许多俄罗斯人怀念;他拒绝希特勒的建议,不肯用被苏联红军俘虏的德国元帅交换他那被德军俘虏的儿子,也令很多人感佩。他用极残暴的手段整肃异己,则被历史所唾弃。
此外他所做的一些不太为世人所熟知的决定,至今还影响着千万人的生活。
斯大林是苏联的第一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生长于民族关系复杂的高加索地区,他对苏联境内的民族问题十分了解。他同意列宁关于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应由本地区的民族实行自治的基本政策。不过为了“分而治之”,却又尽量使这些地区的疆界内包括另外一些民族。如今中亚几国的民族冲突都可以溯源到斯大林的政策。
二次大战时,斯大林以高加索原住民车臣人和印古什人同情纳粹为理由,将他们迁移到西伯利亚。最后由于赫鲁晓夫的公开批评,这些人才逐渐返回他们世世代代已经居住了几千年的北高加索。今天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起因也与斯大林不无关系。
斯大林1911 年后从未再返故里。然而在不少格鲁吉亚人的心中,斯大林依然是格鲁吉亚的骄傲。也许这就是他的塑像一直要到2010 年才从基座上被搬下来的缘故。
——《格鲁吉亚:斯大林的故乡》
叙利亚旅游资源丰厚,出于政治原因,旅游业一直不发达。即使如此,从这个司机的话里,我觉得叙利亚对旅游业还是颇为严肃,至少对导游的要求比东亚的不少地方都要严格。
司机一路和我谈到许多问题。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他对宗教的看法。他已订婚两年,但是没钱结婚。他们两人决心尊重伊斯兰传统,未婚前不“越轨”,但是他未婚妻的家人仍然防范他,令他不悦。他说他亲眼见到一些海湾国家的游客到叙利亚和黎巴嫩之后就饮酒作乐,胡作非为,认为这是伪善,不是穆斯林的行为。至于什叶派教法允许暂时而有期限的婚姻,他就更为不齿。他还说,在穆斯林国家的电视上经常报道什叶派游客到外国娶一星期甚至一天的妻子,他认为这根本是性交易。他还说,伊朗女游客也经常一落地就换装打扮,招蜂引蝶。
——《叙利亚:作家•教师•司机•总统》
通过朋友介绍,我在一对伊朗教授家里吃了一顿典型的伊朗晚餐。我已经记不得那些菜的名字,但是很清楚地记得我们谈到了伊朗知识分子的处境。当时,我非常想知道主人夫妇认为伊朗未来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没有追问。毕竟,我不应该滥用他们对我的善意。
带着这个疑惑,我登上了返程的飞机。当飞机差不多离开伊朗领空时,我注意到飞机上的妇女们纷纷摘下了她们的头巾,有些人涂上了唇膏,还有人到洗手间里换上了时髦的衣裳。顷刻之间,我明白了,伊朗的未来就在这些有机会出国的人们的心中。
到达德黑兰那天,朦胧的天气使我无法从机窗看清楚德黑兰的面貌。而离开这天,我在机舱内见到了它未来的轮廓。
——《伊朗:波斯文明巡礼》
2006年10月,我曾经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科学之城大学(Bilkent University)做过一个月的学术访问。当时恰逢伊斯兰斋月,但我的生活和交流活动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当然,一定有不少人是按规定从日出到日落既不进食也不饮水。但秘书为我和不少教授约定的会面都在大家都有空的中午,他们一般请我在完全正常营业的教员餐厅吃午饭。出于好奇,我也曾特地到学生食堂看过,中午时也是熙熙攘攘,感觉不出来这是伊斯兰的斋月。
伊斯兰传统与西方人的现代生活方式和节奏的确存在互相适应的问题。土耳其人既然无法改变《古兰经》有关斋月的规定,又想依照西方现代人的方式发展自己的社会,就只能在两者之间作一个并不容易的选择。
据我观察,大学高层和大部分学生都不守斋;但一部分学生和比较多的低层校工还是守斋的。
——《土耳其:正在上演的“文化革命”》
19世纪欧洲列强瓜分非洲的时候,经常在谈判桌上划定边界,丝毫不照顾边界两边居民的部落、语言和生活方式,更不会询问他们的意愿;也很少考虑到山脉、河流、沙漠等自然的地理边界。20世纪独立的非洲国家因此产生了大量边界纠纷以及部族或部落冲突。今天苏丹和好几个邻国都有这类矛盾;达尔富尔问题就和它与利比亚、乍得、中非共和国边界附近的跨界民族有关。
——《苏丹:分裂边缘的非洲第一大国》
两个秃头抢梳子——
1963 年我初次访埃塞俄比亚时,它刚取消了厄立特里亚的宪法而将之改为一个行省,当地人民不满的情绪是可以预料的。以后长达三十年的战争给埃、厄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也使双方都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时机。埃、厄两国的自然环境恶劣,经常发生饥荒;人民生活穷困,又多半不识字。有人说,埃、厄两国的战争,就像两个秃头为了抢一把梳子而打架!近年来两国各派军队驻守边界,但是双方逃荒的饥民却经常为求生而进入对方的国境,这对当政者真是一大讽刺。
——《厄立特里亚:红海西南的孤立古国》
第二,19 世纪末到20 世纪初,法、俄等欧洲国家先后掀起反犹太风潮,许多欧洲犹太人因而发动犹太复国主义运动(Zionist Movement),逐渐移居巴勒斯坦。1917 年,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英国犹太人领袖罗斯柴尔德勋爵(Lord Rothschild)的协助下,得到英国外相贝尔福(Balfour)的承诺,即著名的“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英国政府会在战后尽力协助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民族的家园(A national home)。
英国在一次大战期间既应允让阿拉伯人在战后独立,又支持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建立自己的国家,这可以说是后来以、巴冲突和中东问题的根源。
——《约旦:谁说命运可以自己掌握》
犹太人自公元70年神庙遭罗马人捣毁、人口被驱赶四散之后,历经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十字军时代、马木留克王朝,一直到近代以来奥斯曼帝国的统治,都没有多少人住在耶路撒冷。但如果说因为以前没有大量人口居住某地,便缺乏提出领土主张的合法性,那么世界上的政治版图永远都不可能有大变动。阿拉伯军队在公元638年进入耶路撒冷进行统治之前也很少有阿拉伯人住在那里,而阿拉伯人进入耶路撒冷是对以往政治版图的否定,与以色列人目前的做法属于同一性质。
今天,犹太人以他们的古老历史和被毁的神庙地基(Temple Mount)为主权的理由。阿拉伯人则以在同一地点的两座清真寺和《古兰经》里记载穆罕默德被真主在夜间由耶路撒冷召上天(“登霄”)为理据,声称耶路撒冷是穆斯林的圣地。以此类推,基督教徒一样可以用耶稣的被钉十字架与复活,以及现在被维修得很好的耶稣圣墓(Holy Sepulchre)都在耶路撒冷为依据,主张对耶路撒冷有控制权。事实上,在伊斯兰世界恶名昭彰的十字军正是以此为借口发动战争,并且以耶路撒冷为首都建立了持续一个世纪的拉丁王国。
有意思的是,由于基督教几个宗派在耶路撒冷古城的基督教管区里都占有一席之地,彼此又互不相让,多个世纪以来,耶稣圣墓大教堂的钥匙一直是由一个世代住在附近的穆斯林家族保管。
——《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归属》
9世纪末,保加利亚的国王曾在君士坦丁堡留学,并受洗为东正教徒,被称为“半个希腊人”。但是他就任国王后,企图以保加利亚人为核心建立一个神圣同盟,并对拜占庭发动进攻。他虽没有成功,但是此后一百年间保加利亚人仍然持续有取拜占庭而代之的野心。
公元1014 年,拜占庭皇帝在马其顿亲自应战保加利亚军队,大获全胜。他把俘虏的保加利亚士兵分为一百五十队,每队一百名,下令将每队中的九十九人的双眼挖掉,将剩下一人的一只眼挖掉。然后命令这个独眼人带领其余九十九个俘虏回家。保加利亚国王见到这个惨状,第二天就一命呜呼!
自此以后,保加利亚就没有再威胁过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说希腊语的罗马帝国》
张信刚在文化中国的知识人中是最受尊重的公众人物之一。他突破了专业化日趋严重的学术界:科学—人文,行政—教研,专家—通才,乃至古今中西之争的藩篱。他是一位有人文气质和博雅见识的教育领袖。他以横跨东西的视野向我们展现了客观认识和同情了解异质文化的学养和洞见。本书所收集的是他近年来“体知”伊斯兰世界和东方正教社会的感受,为我们集累了丰富的精神资源。
——杜维明(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哈佛大学研究教授、美国文理学院院士)
这不是一般的阿拉伯世界巡礼,更非寻常中东游记。因为张信刚教授尊崇布罗代尔的名言,从地理切入历史。他发明了“大中东”的地理概念,恰足以涵盖和处理这片广大土地上各自分立却又彼此相联的政局与文明、过去及现在。
这几年“通识教育”很流行;但说了半天,到底什么叫做“通识教育”呢?曾任大学校长的张信刚教授,身为国际知名的生物医学工程专家,却能出入中西文史,纵横政经社科,谈出一整幅人类文明进程的壮阔图景。这就是“通识教育”的最好示范了,每一个大学生都该以张校长为目标,把自己教养成一个博雅的通识人。
——梁文道(文艺评论家、著名主持人)
这是深具科学知识的人文主义者对世界文明的观察,也是深具人文关怀的科学家对全球未来的思考。他(张信刚)走遍世界,用眼看,用脚量,用耳听,更用心想……他看到的是各种文化的激荡与全球文明的传播,在他的讲演中,过去成了现在的背景,未来成了现在的方向。
——葛兆光(著名文史学者、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
张信刚教授是用脚步探讨、解答文化问题的。听张信刚教授的讲座,每次都有很大的收获,所以我愿意推荐给更多的读者。这是读者从一个科学家出身的人文学者的角度学习知识的机会,非常难得。
——张维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教授)
拿到张信刚教授的书稿,我开始莫名地紧张,就像当年坐在物理考场上一样。他是科学家,而我几乎是科盲,他的书,我怕看不懂。还好……原来真正的大家食人间烟火有赤子情怀,举重若轻间将科学文化等重大命题变得可亲,就像教授宽厚的笑容。
——陈鲁豫(凤凰卫视评论员、著名主持人)

作者简介
张信刚,世界著名生物医学工程专家。曾在美国、加拿大著名大学任教20多年。1990年任香港科技大学工学院创院院长,1994年任美国匹兹堡大学工学院院长,1996年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2007年退休。之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及土耳其海峡大学讲授人文通识课程,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校的名誉教授,也是北京大学叶氏鲁迅讲座教授。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中、英文著作12部,近年作品有《尼罗河畔随想》、《大学之修养:张信刚人文随想》、《茶与咖啡:张信刚文化与经济讲座》等。
张信刚教授于2000年获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外籍院士,2008年当选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0年获法国政府颁授“国家荣誉军团骑士勋章”,2009年又被授予“法国国家学术棕榈司令勋章”;2002年获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颁授的“金紫荆星章”。曾任香港文化委员会主席、香港科技创新顾问委员会委员等公职。

目录
[绪言] 这里并非静悄悄
从地理与历史看大中东局势
发展的困局和民主之双刃剑
三条道路•两个选择•一点看法
[上辑] 大中东外缘:舛错的命运
埃塞俄比亚:人类的起点
埃塞俄比亚:非洲之角的雄狮
厄立特里亚:红海西南的孤立古国
亚丁湾风云:也门
亚丁湾风云:索马里与吉布提
苏丹:分裂边缘的非洲第一大国
北非:貌相似而实不同的四国
北非:马格里布文化速写
摩洛哥:真正日落的地方
希腊:金融危机中故地重游
希腊:古典希腊文化与西学东渐
拜占庭:说希腊语的罗马帝国
塞浦路斯:大国博弈下的岛国
从罗得岛到马耳他:医院骑士团的故事
高加索:欧亚交界线上的东西对峙
亚美尼亚:历史的伤痕
格鲁吉亚:斯大林的故乡
阿塞拜疆:诗人与石油之国
[下辑] 传统中东:历史的足迹
埃及:尼罗河畔与金字塔下
埃及:从“蒙昧时期”到“埃及学”
埃及:阿拉伯世界的中心
伊斯坦布尔:永远的郁金香之都
土耳其:正在上演的“文化革命”
土耳其:清真寺的召唤声
土耳其:从“脱亚入欧”到“在欧不脱亚”
伊朗:革命之后
伊朗:波斯文明巡礼
伊朗:要东方还是要西方
美索不达米亚:人类文明的摇篮
伊拉克:城市文明的源头
阿拉伯半岛:伊斯兰文明的诞生地
波斯湾诸国:购买现代化
叙利亚和黎巴嫩:游走的文明
叙利亚:作家•教师•司机•总统
黎巴嫩:再度近距离观察
约旦:谁说命运可以自己掌握
以色列:犹太人的国家
巴勒斯坦:耶路撒冷的归属
以巴之间:一块土地,两个民族,三种宗教
[别辑] 通史而知今
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
游牧民族与亚欧大陆历史
国王与僧侣
伊斯兰源起略谈
突厥语民族与伊斯兰教
蒙古帝国与现代世界
[附录] 
大中东地区大事年表
索引

序言
这里并非静悄悄
【从地理与历史看大中东局势】
2010年12月,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改变了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历史进程。
突尼斯群众持续大规模示威,当权二十三年的本o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逼出走。接着,埃及群众推翻了掌权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两人都被起诉,两国都在修改宪法,准备选举新政府,结果很难预料。
波斯湾岛国巴林的什叶派(Shiah)群众冲击逊尼派(Sunni)王室,政府以武力镇压,又有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前景尚不明朗。
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和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政府由一方示威和一方镇压演变成全面内战;西方国家以武力积极支持反对派,在位四十二年的卡扎菲大势已去。利比亚行将分裂,前途堪虑。
也门两派冲突不断升级,首都萨那(Sanaa)战火纷飞。在位三十三年的萨利赫(Ali Abdullah Saleh)以拖待变,在去留之间徘徊了数月之后,终因受伤而出走。也门的局势很难预料。
叙利亚先静后乱,反对派的示威浪潮逐步升高,巴沙尔o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内似乎有镇压和怀柔两派,近月来软硬兼施,似乎还有相当的支持者,但已很难扭转乾坤,重建威权统治。
摩洛哥、约旦、黎巴嫩和伊朗等多国的反政府力量也在寻找机会,随时可能造成风潮。
美国于此时刺杀了”基地“组织头目本o拉登(Osama Bin Laden),将反恐战争带入一个新阶段,也使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得以制订它的新中东政策。
将来无论谁下台谁上台,不论美国和它的盟友采取何种政策,阿拉伯各国的人民已经觉醒,中东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必将出现深刻变化。
众多伊斯兰国家的动乱似乎会使它们更难共同对付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十分清醒,这些伊斯兰国家的变化极可能会给它带来比过去更为严峻的挑战。
此外,格鲁吉亚最近有反政府示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领土之争也有激化的倾向。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使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情势呈现很大的内部和外部张力。
这一切都说明,这个我称为”大中东“的地区确实是危机丛生,很值得关心时局的人们密切注视和进一步了解。
2010年3月至12月我在香港《信报》上连续发表了三十九篇”游走于文明之间“的系列文章,记述我个人在”大中东“地区旅游和居住的经历,介绍各地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概况,并对这个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了一些综述。2011年以来,中东和北非形势骤变。这一方面令我自己多年来的兴趣更为增强,另一方面证明我2010年在报上发表的文字,特别是对时局和社会现象的观察,都颇能经得起考验。
所以我将已发表的文字加以修订补充,又增写了六篇文字,共为四十五篇,以《大中东行纪》为名结集出版。本篇为本书的《绪言》;另附”大中东地图“、”大中东地区大事年表“和”索引“,以便读者查对。
“中东”与“大中东”
“中东”是近百年来由欧洲人开始使用的名词,一般指亚、非、欧三大洲相交的地区,定义并不准确。传统上中东包括埃及、以色列、(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伊朗、土耳其,共十六个国家。除了以色列,其余十五个都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伊斯兰国家。
与上述的十六个中东国家相毗连的还有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五个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这二十一国合起来可称为“文化中东”。
此外,有十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与“文化中东”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的命运难以与这二十一国切割。这十个国家是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在这十个国家中,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七国的主要人口是基督教徒;阿塞拜疆、吉布提、索马里三国的主要人口是穆斯林。
以上三十一个国家(再加上伊朗之东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区,是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冲突与交融最为显著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集中表现的地区,可以合称为“大中东(The Greater Middle East)”。
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无法与中亚和南亚分割,而这个“游走于文明之间”系列的第二册将会介绍中亚和南亚,本书的范围就限于这三十一个国家。
在本书论及的“大中东”三十一国中,二十三个是伊斯兰国家;除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外,其余二十个是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共有二十二个成员)的成员国。
历史沿革
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4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的塞琉古(Seleucid)王国,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Sassanian Empire),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以及蒙古帝国先后在大中东地区建立霸权,控制主要贸易通道。
对今日大中东影响最深的是领土跨越亚、欧、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四百年统治(1520-1920)和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的两百年统治(1520-1720)。19世纪,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先后控制大中东地区的不同部分;一次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英、法两国的势力达到高峰。今日大中东各国的版图大致是根据这四个欧洲殖民国家的管辖区而划定。
二次大战后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美国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囊括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四个大国;苏联则在埃及、叙利亚、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取得优势。1979年,美国将埃及纳入自己的轨道,可谓一大斩获,却又因为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而痛失一局。这一年是大中东的一个转折点。
1990年,苏联解体。美国因为伊拉克进攻科威特而发动海湾战争,突显了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实力。从此美国在大中东的力量骤增;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相比也更为强势。这一年是全世界以及大中东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中东不等于伊斯兰地区
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定会同意,大中东是农牧和畜牧业的起始点,城市文明的发源地,象形和拼音两类文字的首创区,世界三大“一神教”的诞生地。
战略专家、能源专家和军事专家都会同意,大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战略地位最重要,能源储量最丰富,武器装备购买额最高和国际冲突热点最多的区域。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会同意,大中东大部分国家宗教气氛浓厚,专制统治盛行,经济发展滞后。
虽然在大中东地区的三十一个国家中有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却不能将这个广大地区定位为伊斯兰地区。同理,不能因为这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二十个是阿拉伯联盟成员而把它们都视为阿拉伯文化区。然而,由于阿拉伯联盟的二十二个成员国中有二十个在“大中东”,我们可以认为“阿拉伯世界”涵盖在“大中东”之内。
大中东的八个非伊斯兰国家具有显明的特色,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突显了大中东地区复杂纷纭的本质。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大中东地区的忠实盟友,也是这个地区军事与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其他的七个基督教国家分属五种不同的基督教会,但它们都亲西方而远邻国。
这八个非伊斯兰国家都缺乏石油资源。除以色列外,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它们的伊斯兰邻国大致相当。除希腊和亚美尼亚外,其他六国境内都有很高比例的穆斯林人口,处于所谓“文明冲突”的风口浪尖上。
既然大中东地区的三十一个国家中有二十三个是伊斯兰国家,而伊斯兰复兴又是近三十年来的世界趋势,要了解大中东就必须要对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有所认识。
伊斯兰传统
伊斯兰(Islam)于公元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西部,创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被尊为先知,是穆斯林(Muslim)社群的宗教、政治和军事领袖。他的几任继承人(哈里发[Khalifa])东征西讨,扩张迅速。公元8世纪初,以大马士革(Damascus)为首都的倭马亚(Umayyad)王朝的领土西至西班牙,东达巴基斯坦。继之而起的阿拔斯(Abbasid)王朝在巴格达建立新都,继承并发展了希腊与波斯文明,于10世纪时创造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在这个文明里,宗教涵盖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没有“政教分离”的概念;法律源自《古兰经》(Quran,真主的启示)与《圣训》(Hadith,穆罕默德言行的汇编);数学、天文学、医学领先于中世纪的任何其他文明;文学以诗歌为主要形式;哲学大体源自古典希腊,颇多创新,但有些学派曾被判为异端而遭到禁止。
自9世纪起,出现了实质独立的地方政权。由于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全体穆斯林的领袖,地方统治者一般不敢僭越,只自称都督(Emir);也有的自称国王(Malik)或苏丹(Sultan),自行铸造银币,并规定臣民在周五聚礼的祷文中加念自己的名字。伊斯兰统治者在自己的辖区内统揽军事、外交、司法、贸易、教育等,拥有绝对权力。统治者依靠军队,通过地方士绅和部族首领维持政权,又经常把收税的工作分包给各地富豪。
伊斯兰统治者原则上依照《古兰经》和《圣训》施政,以宗教区分臣民:穆斯林是一等公民;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是二等公民,称为“有经者”(Ahl Al-Kitab),享有宗教自由和一定的自治权,但要交纳人丁税(jizyah);其他人称为“不信者”(kufr,英译“infidel”),在社会上被蔑视。
伊斯兰社会早期是由城市工商阶级构成。虽然阿拉伯帝国后来并入许多游牧部落和大量农民,但伊斯兰统治者向来重视商业活动。在哈里发盛世,帝国的货币统一,道路通畅。后来的地方统治者尽管经常互相征伐,但对工商业依旧重视;他们会派出市场巡察员,维护商业道德与秩序,兴建商旅客栈以促进贸易。
统治者定期直接倾听子民的申诉和要求,因此一些宫殿里有接见百姓的厅房。诗人在伊斯兰社会地位崇高,统治者会经常宴请诗人,而赴宴的诗人则会绞尽脑汁用华丽的辞藻颂扬真主和阿谀君王。统治者也会笼络宗教学者(ulema),使他们在周五聚礼讲经(khutbah,汉译“呼图白”)时拥护自己,并在必要时由宗教法官(mufti)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教法裁决(fatwa)。
苏非主义(Sufism)是伊斯兰教中的一种神秘主义,它的出现反映了许多穆斯林无法从刻板的正统教义与仪式中得到心灵满足。苏非们用祈祷、冥思、舞蹈等方法寻求与真主合一的直接体验。由于大批本来信奉萨满教(Shamanism)的中亚游牧民族在10-12世纪转奉伊斯兰,之后的苏非仪式因而带有若干萨满教的痕迹。自12世纪起,正统伊斯兰与苏非主义开始相互渗透,各地的伊斯兰社会出现了许多苏非教团(Tariqa,又译“道门”)。苏非教团一般在世袭教主(shaykh,又译“谢赫”)的领导下,有固定的礼拜和修行的场所,也形成社会上的互助组织,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相当影响力。
由于中东地区与欧洲接近,伊斯兰社会接触欧洲近代文明较印度和中国为早。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末期就聘请法国军官开办新式军官学校,并在19世纪中叶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埃及在19世纪初开始引进欧洲的军事和邮政制度。
一百多年来,大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愿意向西方学习、接受国家世俗化概念、倾向民族主义的“西化派”,主要是军人和专业人员。第二类是希望通过伊斯兰复兴而振兴社会的“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s)”,包括许多在伊斯兰社会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学者;其中的温和派鼓吹建立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现代社会,激烈派则敌视西方,主张清除一切违反伊斯兰教义和礼仪的外来习俗。第三类是教育程度不高、居大多数的中下阶层,他们有朴素的宗教认同和民族感情,看法较易受伊斯兰宗教学者的影响。
经过百余年的演变,这三类穆斯林目前在不同国家的比例各不相同。他们之间力量的消长将会决定大中东地区的未来。
【发展的困局和民主之双刃剑】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世界进入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兴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
这两大趋势使所有伊斯兰国家都面对外界和内部的双重挑战。虽然不同国家的应对有异,但大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整体表现是政治民主化迟缓,经济全球化滞后。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要面对国内纷扰和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双重危机。
政治制度落后
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三种政体。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当政者大权独揽的现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浓厚,家族、部族联盟往往是支持政权的主要力量。当拉丁美洲和亚洲各国纷纷摆脱权威政治、逐渐进行民主化之时,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当权者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只以“我国情况特殊”来推诿,或者“口头上附和,行动上拖延”。伊斯兰国家都没有民主传统,移植西方的制度也未必有效。但故步自封绝非长久之计。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隔波斯湾相望的产油大国,一个自认是逊尼派伊斯兰的正统,另一个是什叶派伊斯兰的当然中心;一个亲西方,另一个则反西方,但它们却一致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Sharia)。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是20世纪中叶时,由军人通过革命建立的世俗化政权。这批军人当政后,在政治上压制伊斯兰主义者,在经济政策上初期照顾社会的中下阶层,因此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戴。当政若干年后,他们的家人和亲信者都已成为权贵,在政策上逐渐偏向上层,令社会贫富悬殊,引起一般百姓的不满。最后,这批统治者逐一变成称作“总统”的国王。
也门和索马里隔亚丁湾相望,两国都相当贫穷落后,虽然借用“议会”等现代名词,实际上没有脱离部族政治的传统。也门经过多年内战后,1990年由南、北也门合并而成;双方之间既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也有历史宿怨。现任总统萨利赫去职后,也门很可能陷入混乱或内战。
索马里19世纪时分别属于英国和意大利,近二十年来不同部族的军阀混战,加上美国、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军事干预,现在实际上有三个政权。在西部和北部的政权还能实行有效统治;面对印度洋的主要部分,名义上由占领着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统治, 实际上是不同派系军阀各自为政、海盗猖獗的“失败国家”。
在这二十三个国家中,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最为坚实稳定。自1923年成为共和国后,经过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又称凯末尔)积极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土耳其奠定了现代世俗化国家的基础。1938年阿塔图克去世后,土耳其又经过半个世纪由军人监督文人政府的“训政”时期,最近十年来实现了步入常规的民主选举制度。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激进世俗派(Radical secularists)”执政之后,最近十年来民选的政府是曾遭查禁的温和伊斯兰政党。这说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必须用“长时段”来观察:伊斯兰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确很坚韧,正如儒家传统在中国不可能轻易地被“打倒孔家店”或是“破四旧,立四新”的短期运动所消灭。
经济缺乏竞争力
经济上,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可以分为产油国和非产油国。
产油国的国民收入虽然较高,但石油价格受局势影响,收入不稳定。这些国家人力资源缺乏,总人数偏低,海湾国家的“外劳”人口往往多于本地总人口。这些产油国大都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仍属于“单一经济”。然而,迪拜和卡塔尔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成绩颇为可观。
非产油国的一般情况很不理想。近年来人口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上贪污腐败随处可见,人心极为涣散。在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明显落后于亚洲与拉丁美洲。
土耳其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经济发展也比较理想。它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逐渐趋于合理化;私有的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活力。作为一个非产油国,有七千多万人口的土耳其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PPP)人均GDP为一万二千四百美元,是埃及的两倍,沙特阿拉伯的一半,与伊朗以及业已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大致相若。
文化传统受挑战
当今世界上,除了经济和文化领域明显占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面对一个挑战:如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具有竞争力?
这个挑战对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来说格外严峻,因为这些国家内部都有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及受到西方同情和支持的西化派。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时,它们必须要找到国内两种力量都能认同的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内耗。
举例来说,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较男性低许多,西化派精英主张提高女权,但是传统派(包括许多女性)的思维还很难改变。一个社会如果忽视它一半人口的智能开发,又想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竞争力,的确极为困难。看似文化冲突的“女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和经济发展路向的选择。
近半年来,多个大中东国家的人民已经对专权腐败而不能领导社会前进的统治者发出了怒吼。希望当前的动乱是生育婴儿前的阵痛,而不是宿疾引发的痉挛。
动荡的国际环境
现代人想到“大中东”,脑中的关键词必然是:能源争夺、以色列、伊斯兰复兴、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美国影响,等等。
正是因为大中东地区拥有全球最多的能源储量,又有博斯普鲁斯海峡(The Bosphorus)、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等交通孔道,才会有一百年多来欧美列强对大中东各国的觊觎与侵占。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侵凌迫使许多穆斯林力图自新自强,因而产生了20世纪初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
英国在一次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遂使犹太人在几乎遭到纳粹种族灭绝后,得以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由于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就和力量,美国政府一向全力支持以色列;同时以色列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坚强的基地。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许多欧洲人对穆斯林的轻蔑,使得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自1980年之后持续增强。以色列与西方的作为扭曲了大中东地区许多穆斯林的心态,也使本地区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得到了一个借口。这确实是大中东人民的不幸。
阿拉伯联军跟以色列四战四败,造成阿拉伯人长期的压抑感,导致少数人非理性的思维和行动。海湾战争之后,美军进驻一向被沙特阿拉伯王室宣称为“伊斯兰圣地”的阿拉伯半岛,引起伊斯兰极端分子极度不满,恐怖主义因而得以快速发展。“9o11事件”中的十九个恐怖分子中有十五人是沙特阿拉伯籍,就颇能说明恐怖主义猖獗的心理背景。
近日美国射杀本o拉登,重创“基地”组织。恐怖主义今后虽不会消失,但是从阿拉伯各国最近的变局中可以看出,大多数阿拉伯人不认同“基地”组织对西方进行“圣战”以及建立一个包括全世界穆斯林的“伊斯兰酋长国”的主张。
一百年前由列强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土地上划定的国界,已经在阿拉伯人的意识中固化;阿拉伯世界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复是当初泛阿拉伯主义者所盼望见到的政治实体。
民主之双刃剑
经过近半年的迟疑与反复,美国总统奥巴马终于在2011年5月宣示了美国的新中东政策:一如他的前任小布什总统,他要在大中东推行民主,并对实行民主者给以金钱援助。为了散播民主的种子,美军(连同北约几国)早已强行去除了反美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伊拉克萨达姆(Saddam Hussein)政权这两株“毒草”,把这两个国家作为美国的“民主试验田”。
然而,美国和西方无法掌控全局的发展。打垮逊尼派的萨达姆后扶植以什叶派为主的伊拉克政权,表面看来是扩大了民主,但是库尔德人(Kurds)和逊尼派加起来又足以杯葛什叶派;伊拉克2010年举行选举后,经过大半年的谈判才勉强组成的政府竟然与伊朗保持良好关系,甚至可能受到伊朗的影响。另一方面,失去政权保护的逊尼派极端分子不停地发动恐怖袭击,给现任伊拉克政府带来极大的困扰。阿富汗的民主化也不尽如人意,如果没有美国和北约军队的介入,很难想象阿富汗目前的民选政府能够稳定局面,有效施政。
奥巴马屡次对伊斯兰世界释放善意,准备集中精力对付伊朗。国务卿希拉里o克林顿提倡要学会使用“巧实力”(Smart Power)。“巧实力”的手段之一,就是充分发挥电视和互联网的作用,以“社交媒体”进行动员。不论最近突尼斯、埃及、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等地的群众运动是否有“巧实力”的幕后运作,美国确实有一部分人想要比小布什更“巧”地推行“大中东民主计划”; 而另一部分人却又担心民主的到来会波及亲美政权(如巴林、卡塔尔和沙特阿拉伯),从而损及美国的现实利益。
若说到民主,伊朗多年来已经实行有竞争的选举。2009年大选后,反对派大规模示威,受到政府压制。2011年初,正当伊朗政府声称穆巴拉克下台是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时,德黑兰也出现了反政府示威,令伊朗统治集团很难堪。
加沙地区(Gaza Strip)的哈马斯(Hamas)在2006年的民主选举中击败了较温和的法塔赫(Fatah),但一向宣称支持民主的美国和以色列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而得到了多数选民支持的哈马斯近几年来在加沙地区主政的成绩可谓乏善可陈,并不比“西岸”地区的法塔赫高明。
浩浩荡荡的民主洪流不可阻挡,但民主之剑有双刃。民主化之后的大中东究竟会挫败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还是损伤西方国家的利益,目前还难以预测。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以色列不会因为阿拉伯世界的逐渐民主化而变得更为安全。
此外,南高加索地区和非洲之角的国家虽然大都已经采取了议会民主的形式,但在实质上还难以发挥通过议会化解社会矛盾的功能。因此这两个地区的国家都潜存着极有可能一触即发的不稳定因素。这是鼓吹民主者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三条道路o两个选择o一点看法】
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和社会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然,政权变动的国家一定会经过一段调整期,贫穷、落后、贪污等现象也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
然而,改变的时机毕竟出现了。最近的政治动荡既反映各国的内部矛盾,也有大国博弈的因素,更表现出各地单纯的百姓冀求通过变革获得美好生活的愿望。许多人已在自觉或不自觉的行动中做出了抉择。大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在未来几年里选择何种政治及社会的发展道路,将是影响本世纪全球政治格局的重要因素。
两个困难的选择
对所有大中东国家来说,它们的领土和人口组成是由一百多年前的大国角力所决定的,本地区的人民没有机会参与。
今天,不少国家的人民正在用游行、呐喊和石块表达自己的意志。摆在他们面前的两个现实问题是:政治如何民主化?国家应否世俗化?对不同国家来说,可供选择的空间很不相同。
先说政治民主化。民主的真谛是人民有权利选择并监督政府,目的是寻求幸福生活。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大量受过教育并且具有公民意识的人民,即使有选举的程序,也不会达至平等而有效的参与,因此选民也难以通过投票得到幸福生活。此外,截然相左的国家认同和严重的民族、宗教冲突,很难以投票解决。否则,英国何至于长期遭受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袭击?不幸的是,大中东地区的国家多数都有民族和宗教冲突,因而,它们民主化的选择空间就颇受限制。
譬如说,库尔德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传统,也有固定的居住区域。20世纪初的地缘政治使库尔德人的居住区域分别属于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多数的库尔德人想要有自己的国家,但他们无法靠投票达成这个目的。而土耳其和伊朗等国也不可能以推行民主来解决它们的“库尔德”问题。
在波斯湾西部的岛国巴林素有“中东香港”之称。巴林的王室是18世纪从阿拉伯半岛迁移到岛上的逊尼派穆斯林。他们赶走了属于什叶派的波斯卡加(Qajar)王朝,垄断了收入丰厚的珍珠业。19世纪,巴林成为英国的保护国。1932年,巴林打出阿拉伯世界的第一口油井,改变了整个阿拉伯半岛的战略地位。巴林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什叶派,十年前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度,但一切大权仍然在国王家庭手中。最近巴林政府出动军队镇压示威,死伤不少;示威平定后,政府解雇了许多人,进行“秋后算账”,然而这不但没有受到西方国家的谴责,反而得到沙特阿拉伯的强力支持。就现实力量的对比来看,只要西方不把对付卡扎菲的办法用来对付巴林王室,巴林人民的实际选择就非常有限。
再说国家世俗化。这是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的概念,即公民可以有信仰自由,但国家不可遵奉任何宗教。在伊斯兰国家,政教分离是一个极难解决的课题。由于先知穆罕默德的教导,不少伊斯兰学者认为,国家世俗化等于是背弃伊斯兰传统。
奥斯曼帝国末期,帝国内部以基督教徒为主的地区(如希腊)纷纷在列强支持下独立。在帝国大厦将倾之际,奥斯曼上层借苏丹兼任哈里发的理由,鼓吹“泛伊斯兰主义(Pan-Islamism)”,企图以宗教来维系帝国境内的穆斯林人口,尤其是在英、法鼓动下日益离心的阿拉伯人。奥斯曼帝国崩溃后,土耳其共和国废除苏丹制度,解散苏非教团,由政府管理宗教寺院和财产,以世俗法律替代伊斯兰教法。八十多年来,世俗主义在很大比例的土耳其人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烙印;他们虽然与伊斯兰主义者经常宣辩,但几乎没有共同语言。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埃及都是世俗化政权,其中一个原因是它们国内都有大量基督教徒;而它们早期的领导人也都提倡包括基督教徒在内的阿拉伯民族主义(Arab Nationalism)。
同样是世俗化,埃及与土耳其在程度上就很不同。土耳其的宪法明文规定国家实行世俗主义,而埃及现行的宪法规定国家法律不可与伊斯兰教法相抵触,隐含地承认伊斯兰是埃及的国教。在2011年初埃及的动乱中,副总统苏莱曼和最高军事会议发言人在电视讲话中,都依照穆斯林的惯例,发言的第一句是赞颂至仁至慈的真主。这个情况在土耳其绝不可能发生。
在今日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强人倒下后,军人集团势必会在新政权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如果新政权选择国家世俗化,必将令参与推倒强人的伊斯兰主义者强烈不满,造成社会进一步分化;如果新政权强调伊斯兰教法,它就很难与一向遭军人集团压制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划清界限,不仅会遭到西方国家的疑忌,也会令国内许多受到西方价值观影响的专业人士不满,从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又是一个艰难的选择。
三条发展道路
自从突尼斯和埃及政局剧变之后,全世界许多媒体都在猜测将来中东各国会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在大中东三十一个国家中,实际上只有伊朗、埃及和土耳其这三个国家有可能成为他国模仿的对象。恰巧,这三个国家各有不同的语言与文化传统,也各有其吸引力和影响范围。
伊朗是由什叶派教士控制的伊斯兰共和国。伊朗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相信他们早期的领袖第十二位伊玛目并未死去,只是选择隐遁,日后将会重返人间。在此之前,他的职位由为数极少的阿亚图拉(Ayatollah)暂代,因此阿亚图拉在宗教上的宣示一定正确。这个信仰很类似于天主教认为教宗是耶稣在世上的代表,因此不会犯错的信条。虽然目前伊朗实行的是神权政治,但什叶派的教义比逊尼派更容易接受新事物,更加重视“公众议决(Ijma)”的法学原则,因此与现代民主概念没有本质的冲突。
埃及是阿拉伯世界无可争议的地理和文化中心,因此阿拉伯联盟总部设在开罗。后穆巴拉克时代的军人几乎不可能真正远离政治,回归营房。毕竟,埃及历史上的马木留克王朝(13-16世纪)是由非世袭的军事将领出任苏丹。近六十年来的埃及政府实际上就是军事集团推选代表担任总统。今后埃及的军事集团如何在与美国保持良好关系的同时,支持民选政府疗治社会创伤,团结基督教徒,促成世俗派与伊斯兰主义者的合作,将是本世纪内阿拉伯世界的大事。
土耳其在民主化进程和经济发展两方面的成绩都很可观。但是它的内部矛盾也不容低估。库尔德人占全国将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短期内很难与突厥族裔同心同德。在世俗化的原则下,伊斯兰政党已经依法当政近十年,2011年6月又赢得了国民议会大选,引起一些世俗派的惶恐,认为社会安宁不会持久。但是,一股既要伊斯兰也要现代化的新力量已经在土耳其出现;在专业人士和工商业者之中,用“天助自助”的信念取代传统上许多穆斯林所倾向的宿命论的新价值观正在悄然兴起。这可能是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摸索之后,对大中东其他伊斯兰国家的魅力之所在。
一点个人看法
2004、2006和2009年,我三次在土耳其两所大学做学术访问,几次听当地人说起西方一些战略家认为:既然伊斯兰力量无法消灭,一个“浅绿”的穆斯林国家的“身教”要比西方政府和传媒的“言传”更有影响力。根据这个说法,西方战略专家情愿土耳其由温和伊斯兰政党执政。
不论这个说法是否属实,它背后的逻辑的确代表一种思维的突破,而它的预见已经被近几年的事实所证明。土耳其政府的作为越来越受到大中东地区穆斯林的支持,土耳其电视剧也得到整个大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追捧。
伊朗的革命领袖霍梅尼(Ruhollah Khomeini)非常反对当代西方文明,曾称美国、英国为“撒旦”(Satan,即“魔鬼”)。在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教义里,撒旦是上帝的敌人、地狱的主人,邪恶无比。但是上帝(真主)也承认撒旦的本领是能诱惑人。在这一点上,霍梅尼的比喻可能比他的原意更加恰当。
西方现代文明的确有诱人之处:生活富裕、选择自由、公民权利等,都具有强烈的普适性。假如大多数人民想要与魔鬼共舞,当权者大加挞伐也未必能够奏效。那些由于意识形态而拒斥和扬弃西方近代文明的政府,不论是在外交上亲美的沙特阿拉伯,还是反美的伊朗,都有可能在大中东的新格局中被自己的人民摒弃。
埃及19世纪末的伊斯兰学者穆罕默德o阿布杜(Muhammad Abduh)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早期鼓吹者。他反对西方的侵略和封建君主制;认为宗教可以和科学合作,信仰可以与理性互补。他主张逊尼派法学家应该改变12世纪以来认为“创制之门”已闭的保守传统,使用早期伊斯兰教法学者所拥有的“独立判断”之权,重启“关闭”了的“教法大门”。
依我看,“大中东”地区哪个伊斯兰国家能够涌现大批“独立判断”的学者,在大众接受的教法范围内找到一条可行的现代化途径,哪个国家就会成为“大中东”伊斯兰国家未来发展的模式。而这一途径最简单的表述方式与中国“五四”时期所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很接近,那就是:“伊斯兰+民主+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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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东行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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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东行纪

大中东行纪

【从地理与历史看大中东局势】
2010年12月,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改变了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历史进程。
突尼斯群众持续大规模示威,当权二十三年的本·阿里(Zine El Abidine Ben Ali)被逼出走。接着,埃及群众推翻了掌权三十年的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两人都被起诉,两国都在修改宪法,准备选举新政府,结果很难预料。
波斯湾岛国巴林的什叶派(Shiah)群众冲击逊尼派(Sunni)王室,政府以武力镇压,又有沙特阿拉伯的支持,前景尚不明朗。
利比亚反对派武装和卡扎菲(Muammar Al-Qaddafi)政府由一方示威和一方镇压演变成全面内战;西方国家以武力积极支持反对派,在位四十二年的卡扎菲大势已去。利比亚行将分裂,前途堪虑。
也门两派冲突不断升级,首都萨那(Sanaa)战火纷飞。在位三十三年的萨利赫(Ali Abdul
ah Saleh)以拖待变,在去留之间徘徊了数月之后,终因受伤而出走。也门的局势很难预料。
叙利亚先静后乱,反对派的示威浪潮逐步升高,巴沙尔o阿萨德(Bashar Al-Assad)的政府内似乎有镇压和怀柔两派,近月来软硬兼施,似乎还有相当的支持者,但已很难扭转乾坤,重建威权统治。
摩洛哥、约旦、黎巴嫩和伊朗等多国的反政府力量也在寻找机会,随时可能造成风潮。
美国于此时刺杀了“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Osama Bin Laden),将反恐战争带入一个新阶段,也使奥巴马(Barack Obama)政府得以制订它的新中东政策。
将来无论谁下台谁上台,不论美国和它的盟友采取何种政策,阿拉伯各国的人民已经觉醒,中东地区的社会发展和政治生态必将出现深刻变化。
众多伊斯兰国家的动乱似乎会使它们更难共同对付以色列。但是以色列十分清醒,这些伊斯兰国家的变化极可能会给它带来比过去更为严峻的挑战。
此外,格鲁吉亚最近有反政府示威。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之间的领土之争也有激化的倾向。北高加索地区的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威胁,使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情势呈现很大的内部和外部张力。
这一切都说明,这个我称为“大中东”的地区确实是危机丛生,很值得关心时局的人们密切注视和进一步了解。
2010年3月至12月我在香港《信报》上连续发表了三十九篇“游走于文明之间”的系列文章,记述我个人在“大中东”地区旅游和居住的经历,介绍各地的历史、文化、政治、社会和经济概况,并对这个地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了一些综述。2011年以来,中东和北非形势骤变。这一方面令我自己多年来的兴趣更为增强,另一方面证明我2010年在报上发表的文字,特别是对时局和社会现象的观察,都颇能经得起考验。
所以我将已发表的文字加以修订补充,又增写了六篇文字,共为四十五篇,以《大中东行纪》为名结集出版。本篇为本书的《绪言》;另附“大中东地图”、“大中东地区大事年表”和“索引”,以便读者查对。
“中东”与“大中东”
“中东”是近百年来由欧洲人开始使用的名词,一般指亚、非、欧三大洲相交的地区,定义并不准确。传统上中东包括埃及、以色列、(被占领下的)巴勒斯坦、约旦、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也门、阿曼、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伊朗、土耳其,共十六个国家。除了以色列,其余十五个都是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伊斯兰国家。
与上述的十六个中东国家相毗连的还有苏丹、利比亚、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这五个位于非洲的阿拉伯国家。这二十一国合起来可称为“文化中东”。
此外,有十个国家的地理和历史与“文化中东”的关系十分密切;它们的命运难以与这二十一国切割。这十个国家是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南高加索的亚美尼亚、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以及非洲东部的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吉布提和索马里。在这十个国家中,希腊、塞浦路斯、马耳他、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七国的主要人口是基督教徒;阿塞拜疆、吉布提、索马里三国的主要人口是穆斯林。
以上三十一个国家(再加上伊朗之东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是人类文明最早出现的地区,是世界历史上不同文明冲突与交融最为显著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集中表现的地区,可以合称为“大中东(The Greater Middle East)”。
由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无法与中亚和南亚分割,而这个“游走于文明之间”系列的第二册将会介绍中亚和南亚,本书的范围就限于这三十一个国家。
在本书论及的“大中东”三十一国中,二十三个是伊斯兰国家;除土耳其、阿塞拜疆、伊朗外,其余二十个是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共有二十二个成员)的成员国。
历史沿革
从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4世纪,波斯阿契美尼德帝国(Achaemenid Empire),亚历山大帝国及其后的塞琉古(Seleucid)王国,罗马帝国与帕提亚帝国(Parthian Empire),拜占庭帝国与波斯萨珊帝国(Sassanian Empire),阿拉伯帝国,塞尔柱帝国(Seljuk Empire),以及蒙古帝国先后在大中东地区建立霸权,控制主要贸易通道。
对今日大中东影响最深的是领土跨越亚、欧、非三洲的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的四百年统治(1520-1920)和波斯萨法维王朝(Safavid Dynasty)的两百年统治(1520-1720)。19世纪,英国、法国、俄罗斯和意大利先后控制大中东地区的不同部分;一次大战后奥斯曼帝国崩溃,英、法两国的势力达到高峰。今日大中东各国的版图大致是根据这四个欧洲殖民国家的管辖区而划定。
二次大战后美国与苏联进行冷战。美国建立巴格达条约组织,囊括巴基斯坦、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四个大国;苏联则在埃及、叙利亚、南也门、埃塞俄比亚取得优势。1979年,美国将埃及纳入自己的轨道,可谓一大斩获,却又因为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而痛失一局。这一年是大中东的一个转折点。
1990年,苏联解体。美国因为伊拉克进攻科威特而发动海湾战争,突显了世界唯一超级强国的实力。从此美国在大中东的力量骤增;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相比也更为强势。这一年是全世界以及大中东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
大中东不等于伊斯兰地区
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一定会同意,大中东是农牧和畜牧业的起始点,城市文明的发源地,象形和拼音两类文字的首创区,世界三大“一神教”的诞生地。
战略专家、能源专家和军事专家都会同意,大中东地区是世界上战略地位最重要,能源储量最丰富,武器装备购买额最高和国际冲突热点最多的区域。
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会同意,大中东大部分国家宗教气氛浓厚,专制统治盛行,经济发展滞后。
虽然在大中东地区的三十一个国家中有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却不能将这个广大地区定位为伊斯兰地区。同理,不能因为这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二十个是阿拉伯联盟成员而把它们都视为阿拉伯文化区。然而,由于阿拉伯联盟的二十二个成员国中有二十个在“大中东”,我们可以认为“阿拉伯世界”涵盖在“大中东”之内。
大中东的八个非伊斯兰国家具有显明的特色,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突显了大中东地区复杂纷纭的本质。
以色列是世界上唯一的犹太国家,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大中东地区的忠实盟友,也是这个地区军事与经济力量最强的国家。其他的七个基督教国家分属五种不同的基督教会,但它们都亲西方而远邻国。
这八个非伊斯兰国家都缺乏石油资源。除以色列外,经济与社会发展和它们的伊斯兰邻国大致相当。除希腊和亚美尼亚外,其他六国境内都有很高比例的穆斯林人口,处于所谓“文明冲突”的风口浪尖上。
既然大中东地区的三十一个国家中有二十三个是伊斯兰国家,而伊斯兰复兴又是近三十年来的世界趋势,要了解大中东就必须要对伊斯兰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传统有所认识。
伊斯兰传统
伊斯兰(Islam)于公元7世纪兴起于阿拉伯半岛西部,创始人穆罕默德(Muhammad)被尊为先知,是穆斯林(Muslim)社群的宗教、政治和军事领袖。他的几任继承人(哈里发[Khalifa])东征西讨,扩张迅速。公元8世纪初,以大马士革(Damascus)为首都的倭马亚(Umayyad)王朝的领土西至西班牙,东达巴基斯坦。继之而起的阿拔斯(Abbasid)王朝在巴格达建立新都,继承并发展了希腊与波斯文明,于10世纪时创造了辉煌的伊斯兰文明。在这个文明里,宗教涵盖个人和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没有“政教分离”的概念;法律源自《古兰经》(Quran,真主的启示)与《圣训》(Hadith,穆罕默德言行的汇编);数学、天文学、医学领先于中世纪的任何其他文明;文学以诗歌为主要形式;哲学大体源自古典希腊,颇多创新,但有些学派曾被判为异端而遭到禁止。
自9世纪起,出现了实质独立的地方政权。由于哈里发名义上仍是全体穆斯林的领袖,地方统治者一般不敢僭越,只自称都督(Emir);也有的自称国王(Malik)或苏丹(Sultan),自行铸造银币,并规定臣民在周五聚礼的祷文中加念自己的名字。伊斯兰统治者在自己的辖区内统揽军事、外交、司法、贸易、教育等,拥有绝对权力。统治者依靠军队,通过地方士绅和部族首领维持政权,又经常把收税的工作分包给各地富豪。
伊斯兰统治者原则上依照《古兰经》和《圣训》施政,以宗教区分臣民:穆斯林是一等公民;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是二等公民,称为“有经者”(Ah
Al-Kitab),享有宗教自由和一定的自治权,但要交纳人丁税(jizyah);其他人称为“不信者”(kufr,英译“infidel”),在社会上被蔑视。
伊斯兰社会早期是由城市工商阶级构成。虽然阿拉伯帝国后来并入许多游牧部落和大量农民,但伊斯兰统治者向来重视商业活动。在哈里发盛世,帝国的货币统一,道路通畅。后来的地方统治者尽管经常互相征伐,但对工商业依旧重视;他们会派出市场巡察员,维护商业道德与秩序,兴建商旅客栈以促进贸易。
统治者定期直接倾听子民的申诉和要求,因此一些宫殿里有接见百姓的厅房。诗人在伊斯兰社会地位崇高,统治者会经常宴请诗人,而赴宴的诗人则会绞尽脑汁用华丽的辞藻颂扬真主和阿谀君王。统治者也会笼络宗教学者(ulema),使他们在周五聚礼讲经(khutbah,汉译“呼图白”)时拥护自己,并在必要时由宗教法官(mufti)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教法裁决(fatwa)。
苏非主义(Sufism)是伊斯兰教中的一种神秘主义,它的出现反映了许多穆斯林无法从刻板的正统教义与仪式中得到心灵满足。苏非们用祈祷、冥思、舞蹈等方法寻求与真主合一的直接体验。由于大批本来信奉萨满教(Shamanism)的中亚游牧民族在10-12世纪转奉伊斯兰,之后的苏非仪式因而带有若干萨满教的痕迹。自12世纪起,正统伊斯兰与苏非主义开始相互渗透,各地的伊斯兰社会出现了许多苏非教团(Tariqa,又译“道门”)。苏非教团一般在世袭教主(shaykh,又译“谢赫”)的领导下,有固定的礼拜和修行的场所,也形成社会上的互助组织,因此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相当影响力。
由于中东地区与欧洲接近,伊斯兰社会接触欧洲近代文明较印度和中国为早。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末期就聘请法国军官开办新式军官学校,并在19世纪中叶开始自上而下的改革运动;埃及在19世纪初开始引进欧洲的军事和邮政制度。
一百多年来,大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可分为三个类型。第一类是愿意向西方学习、接受国家世俗化概念、倾向民族主义的“西化派”,主要是军人和专业人员。第二类是希望通过伊斯兰复兴而振兴社会的“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s)”,包括许多在伊斯兰社会具有崇高地位的宗教学者;其中的温和派鼓吹建立符合伊斯兰教义的现代社会,激烈派则敌视西方,主张清除一切违反伊斯兰教义和礼仪的外来习俗。第三类是教育程度不高、居大多数的中下阶层,他们有朴素的宗教认同和民族感情,看法较易受伊斯兰宗教学者的影响。
经过百余年的演变,这三类穆斯林目前在不同国家的比例各不相同。他们之间力量的消长将会决定大中东地区的未来。
【发展的困局和民主之双刃剑】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世界进入了全球化与信息化时代。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也兴起了伊斯兰复兴运动。
这两大趋势使所有伊斯兰国家都面对外界和内部的双重挑战。虽然不同国家的应对有异,但大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整体表现是政治民主化迟缓,经济全球化滞后。这就意味着它们可能要面对国内纷扰和在国际竞争中被边缘化的双重危机。
政治制度落后
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有君主制、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三种政体。不论实行哪种制度,当政者大权独揽的现象非常普遍,“家天下”的色彩浓厚,家族、部族联盟往往是支持政权的主要力量。当拉丁美洲和亚洲各国纷纷摆脱权威政治、逐渐进行民主化之时,多数伊斯兰国家的当权者在西方国家的压力下,只以“我国情况特殊”来推诿,或者“口头上附和,行动上拖延”。伊斯兰国家都没有民主传统,移植西方的制度也未必有效。但故步自封绝非长久之计。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这两个隔波斯湾相望的产油大国,一个自认是逊尼派伊斯兰的正统,另一个是什叶派伊斯兰的当然中心;一个亲西方,另一个则反西方,但它们却一致地实行政教合一制度,严格执行伊斯兰教法(Sharia)。
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都是20世纪中叶时,由军人通过革命建立的世俗化政权。这批军人当政后,在政治上压制伊斯兰主义者,在经济政策上初期照顾社会的中下阶层,因此得到普通百姓的拥戴。当政若干年后,他们的家人和亲信者都已成为权贵,在政策上逐渐偏向上层,令社会贫富悬殊,引起一般百姓的不满。最后,这批统治者逐一变成称作“总统”的国王。
也门和索马里隔亚丁湾相望,两国都相当贫穷落后,虽然借用“议会”等现代名词,实际上没有脱离部族政治的传统。也门经过多年内战后,1990年由南、北也门合并而成;双方之间既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也有历史宿怨。现任总统萨利赫去职后,也门很可能陷入混乱或内战。
索马里19世纪时分别属于英国和意大利,近二十年来不同部族的军阀混战,加上美国、埃塞俄比亚等国的军事干预,现在实际上有三个政权。在西部和北部的政权还能实行有效统治;面对印度洋的主要部分,名义上由占领着首都摩加迪沙(Mogadishu)的激进伊斯兰主义者统治, 实际上是不同派系军阀各自为政、海盗猖獗的“失败国家”。
在这二十三个国家中,土耳其的政治制度最为坚实稳定。自1923年成为共和国后,经过阿塔图克(Mustafa Kemal Ataturk,又称凯末尔)积极推行世俗化和西方化,土耳其奠定了现代世俗化国家的基础。1938年阿塔图克去世后,土耳其又经过半个世纪由军人监督文人政府的“训政”时期,最近十年来实现了步入常规的民主选举制度。土耳其经过八十年的“激进世俗派(Radical secularists)”执政之后,最近十年来民选的政府是曾遭查禁的温和伊斯兰政党。这说明历史发展的趋势必须用“长时段”来观察:伊斯兰的文化和社会传统的确很坚韧,正如儒家传统在中国不可能轻易地被“打倒孔家店”或是“破四旧,立四新”的短期运动所消灭。
经济缺乏竞争力
经济上,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可以分为产油国和非产油国。
产油国的国民收入虽然较高,但石油价格受局势影响,收入不稳定。这些国家人力资源缺乏,总人数偏低,海湾国家的“外劳”人口往往多于本地总人口。这些产油国大都未能实现经济多元化,仍属于“单一经济”。然而,迪拜和卡塔尔已在这方面做出了努力,成绩颇为可观。
非产油国的一般情况很不理想。近年来人口压力加大,经济增长缓慢,失业率居高不下,社会上贪污腐败随处可见,人心极为涣散。在最近三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这些国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明显落后于亚洲与拉丁美洲。
土耳其在大中东的二十三个伊斯兰国家中,经济发展也比较理想。它的农业、工业和服务业的产值逐渐趋于合理化;私有的中小企业为经济发展带来很大的活力。作为一个非产油国,有七千多万人口的土耳其2010年的购买力平价(PPP)人均GDP为一万二千四百美元,是埃及的两倍,沙特阿拉伯的一半,与伊朗以及业已加入欧盟的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大致相若。
文化传统受挑战
当今世界上,除了经济和文化领域明显占优势的西方发达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面对一个挑战:如何一方面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在日益缩小的地球上具有竞争力?
这个挑战对大中东的伊斯兰国家来说格外严峻,因为这些国家内部都有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及受到西方同情和支持的西化派。在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时,它们必须要找到国内两种力量都能认同的发展模式,才能避免内耗。
举例来说,在许多伊斯兰国家,女性的教育程度和社会参与度较男性低许多,西化派精英主张提高女权,但是传统派(包括许多女性)的思维还很难改变。一个社会如果忽视它一半人口的智能开发,又想要在知识经济时代具有竞争力,的确极为困难。看似文化冲突的“女权”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和经济发展路向的选择。
近半年来,多个大中东国家的人民已经对专权腐败而不能领导社会前进的统治者发出了怒吼。希望当前的动乱是生育婴儿前的阵痛,而不是宿疾引发的痉挛。
动荡的国际环境
现代人想到“大中东”,脑中的关键词必然是:能源争夺、以色列、伊斯兰复兴、恐怖主义、反恐战争、美国影响,等等。
正是因为大中东地区拥有全球最多的能源储量,又有博斯普鲁斯海峡(The Bosphorus)、苏伊士运河、亚丁湾、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等交通孔道,才会有一百年多来欧美列强对大中东各国的觊觎与侵占。欧洲殖民主义者的侵凌迫使许多穆斯林力图自新自强,因而产生了20世纪初的现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埃及穆斯林兄弟会的成立。
英国在一次大战之后控制巴勒斯坦,遂使犹太人在几乎遭到纳粹种族灭绝后,得以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建立犹太人的国家以色列。由于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就和力量,美国政府一向全力支持以色列;同时以色列也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坚强的基地。
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以及许多欧洲人对穆斯林的轻蔑,使得激进伊斯兰主义的号召力自1980年之后持续增强。以色列与西方的作为扭曲了大中东地区许多穆斯林的心态,也使本地区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腐败与无能得到了一个借口。这确实是大中东人民的不幸。
阿拉伯联军跟以色列四战四败,造成阿拉伯人长期的压抑感,导致少数人非理性的思维和行动。海湾战争之后,美军进驻一向被沙特阿拉伯王室宣称为“伊斯兰圣地”的阿拉伯半岛,引起伊斯兰极端分子极度不满,恐怖主义因而得以快速发展。“9·11事件”中的十九个恐怖分子中有十五人是沙特阿拉伯籍,就颇能说明恐怖主义猖獗的心理背景。
近日美国射杀本·拉登,重创“基地”组织。恐怖主义今后虽不会消失,但是从阿拉伯各国最近的变局中可以看出,大多数阿拉伯人不认同“基地”组织对西方进行“圣战”以及建立一个包括全世界穆斯林的“伊斯兰酋长国”的主张。
一百年前由列强在阿拉伯人居住的土地上划定的国界,已经在阿拉伯人的意识中固化;阿拉伯世界只是一个文化概念,而不复是当初泛阿拉伯主义者所盼望见到的政治实体。

内容简介
《大中东行纪》内容简介:恐怖主义为何主要在大中东猖獗?突尼斯小贩自焚何以点燃北非局势的燎原之火?巴勒斯坦、黎巴嫩、苏丹、索马里、埃及、利比亚、也门、叙利亚等纷乱不断的前因后果?大中东有怎样的历史和文明?伊斯兰世界的现状和前景何在?寻路大中东,从历史解读硝烟,用脚步探讨文明。
《大中东行纪》由作者逐一游历大中东各国的经历,追述大中东各国的历史与文化,并以人类历史的纵深和国际政治的视野,探究中东、北非、高加索等地区硝烟不息的历史缘由和现实原因,汇聚作者对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横向交流与纵向演变的观察和体会。
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之间的碰撞与消长,罗马、波斯、拜占庭、阿拉伯、蒙古、奥斯曼等帝国的冲突与兴替,英、法、意、俄(苏)、美等强国百余年来在大中东的掠夺和影响,以及大中东各国谋求独立、发展的抗争与曲折——作者将在大中东31国的经历、见闻和思索,连缀起来,拼接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大中东文明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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