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懂世界格局的第一本书2:大国之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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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从地缘政治、金融经济、军事战略等角度出发,分别讲述了俄罗斯、土耳其、澳大利亚、日本、朝鲜、蒙古等国错综复杂的历史矛盾、领土争端、政治博弈等。全书用事实和数字说话,以全球金融、时政热点为背景,包括了叙利亚内战中的俄土争端、美国发起的“货币战争”、朝鲜半岛核危机、克里米亚脱乌入俄等焦点新闻背后的大国博弈,也涉及了中国自建航母的战略意义。详尽的资料,鲜明的观点,将大国博弈的阴谋和真相赤裸裸地展现给读者,让我们在深入浅出的说理中明白了影响世界格局变迁的历史规律。

编辑推荐
大国博弈,正如邱吉尔所言:“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中国目前的处境,内有经济衰落、金融危机的困局,外有领土争端、军事战备的烦恼,如何在内忧外患中成功博弈并突围,将事关未来中国的兴衰与荣辱。本书以中国与周边邻国政治博弈为核心,详尽地分析了东亚乃至世界格局的未来走势,也便于读者掌握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国家行政、金融经济、民生领域的政策调整。

名人推荐
世界格局是个很俗的词,大学里的国政专业的人老是讲,但却讲不过出租车司机。出租车司机会讲,但讲不出道理。首次听人讲格局,讲得这么通俗、这么有趣,用经济学的原理,把世界的变迁,讲得津津有味。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作者没有如时下所流行的那样去故弄玄虚,而是用最浅显易懂的语言把看似复杂的东西简单化,给读者呈现了一个更为真实的世界。

——石述思 《工人日报》要闻部主任

这本书的作者让我看到的,不是一种简单的对西方战略思维的模仿,这里面的思维是中国式的,就像中医一样,对比以往让我们感觉很新鲜,但必须承认它的确很有效。

——加藤嘉一 《中国的逻辑》作者

把简单的东西弄复杂了意味着愚钝或是欺骗,把复杂的东西弄简单了意味着智慧以及坦诚,很高兴,本书属于后者。

——戴旭《C型包围》作者

作者简介
王伟,鬼谷工作室主笔。工科出身,自由撰稿人、时评人,曾做过金融公司的投资顾问。机缘巧合,站在了几个领域的交叉点上,故善以历史、地缘和经济等多个视角,对国内外战略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曾出版有系列畅销书,累积销量突破50万册。在《世界军事》杂志刊有系列连载《秦汉帝国》,此外在《中国国防报》等媒体亦常有时评刊载。

目录
第一章地缘政治之俄罗斯
话说俄罗斯(一)
2.5个卫国战争
叶利钦的选择
从溃败到后撤
统合有道
力自地起——强力部门对普京新政的推动
话说俄罗斯(二)
从“7500亿强军计划”看新普京时代
尚未消除的潜在威胁
第二章地缘政治之土耳其
由来已久的结构性问题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微妙转变
埃尔多安的困局
第三章地缘政治之澳大利亚
边缘之地
美澳同盟
刻舟求剑
第四章地缘政治之日本
日本的“代理人”国策
近代日本为什么能免于被殖民
当不成“猎物”就当“代理”
“蝙蝠”效应
既是“拐杖”也是“枷锁”的美日同盟
三分外交,七分内政——简评日本成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体制问题”
“是,首相”
“再也不能这样过”
从“基本盘”看未来中国海军的定位——兼论中日危机
从地缘角度说说中国“需要什么”
“基本面”与海陆并重
“辽宁”号航母对中国的意义
第五章地缘政治之朝鲜半岛
地缘视角下的朝鲜半岛——兼论中国的形胜之地
以地缘看中国
朝鲜半岛背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历史上中国对朝战略的两次失误
话说朝核危机
缘起
目的
损益
应对
开城工业园
第六章地缘政治之蒙古
大国的背面之阴
体量巨大的“小国”
远东地缘政治的应力点
面团战术
第七章地缘政治之欧洲
欧洲的“战国棋局”(一)
“国”与“天下”
螃蟹效应
依“格”说“势”
欧洲“战国棋局”(二)
疆界、国家、民族
“福祸相依”
第八章货币战争
“土八路”的货币战争
首战不利——中央苏区时代的失败
土气没了,战斗力也没了
美元游戏其实并不新鲜
货币战争,“正”字为本
从“黄金大溃败”说起
搅扰天下的“79号”
暴雨梨花针遇到擂鼓瓮金锤
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对外战略
商道求安——以“大安全观”说海外投资安全
“撤侨”背后的无奈——海外投资面临多重威胁
何为“大安全”观
不可或缺的非官方机构
法规先行
第九章军事战略
从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说大国之战的三种模式
“大国对抗”与“局部战争”
“狡兔三窟”与“孤注一掷”
从“影子”到“真身“的战争
克里米亚、乌克兰与俄罗斯
女皇的“嫁妆”
刀尖上的哲学
“山姆”的阳谋
说说“弹道导弹打航母”
现代战争中的“弩”
弹道导弹打航母“靠谱”吗?
带刃的外交——漫说“伐交”
“长刀”与“短剑”
金帛收买,匕首随之
美式伐交
从出兵叙利亚看俄罗斯的军事文化
“恶劣”的地缘环境
必攻不守
有仇必报

文摘
地缘政治之土耳其
由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所引发的政治危机,不出意外的话将占据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各个媒体的重要版面。而在人们把关注点放在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军事、经济领域的数据对比的同时,另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却往往为人们所忽略——任何一国的对外政策,本质上都是其国内政治的延生产物。
可以说,国际事务其实都是:三分外交,七分内政。而要看清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最好的方式则是回顾总结其历史,从“基本盘”入手。

由来已久的结构性问题
凡事欲知其所往,必先知其所来,对于土耳其来说自然也不例外。
一切还要推回到奥斯曼帝国时期:1453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帝国就此诞生了。她跨越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则踏在欧洲,这便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此之后帝国的版图日愈扩大,最终在16世纪步入巅峰,横跨欧、亚、非三大洲。奥斯曼帝国在当时完全占据了“世界岛”的中心地带,这最终迫使西欧放弃了与东方的陆上商路,从而歪打正着的开启了大航海时代……
而在自苏莱曼一世去世后的200多年时间里,奥斯曼帝国开始逐步走上了下坡路。1517年,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勒班多战役中被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联合舰队打败,从此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十七至十八世纪,奥斯曼帝国在与奥地利帝国、俄罗斯帝国交战中迭遭失败,势力进一步转衰——九次俄土战争几无胜绩,失地千里。随着国运的衰败,至十九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境内民族解放运动开始兴起,巴尔干半岛诸国先后独立,英、法、俄、奥也相继开始争夺其领土,阿拉伯半岛上各行省的离心力也开始增强……
在衰落的表征之下,隐患的则是奥斯曼帝国一直以来的“结构性”问题。某种程度上说,奥斯曼帝国与中国的明、清两代帝国存在着类似的困局。奥斯曼帝国自立国之初,就奉行政教合一的机制,苏丹也是帝国的哈里发(宗教领袖),伊斯兰教成为把帝国治下不同民族的民众统一起来的纽带。
这种体制,在保持帝国统一的同时,也赋予了教士阶层以极大的权力。日久天长,便形成了居于自身利益的宗教保守派。这个阶层将君主与民众彻底的割裂开来,使得国家治权分散、中央财政弱化,在面对新兴崛起的西方国家时,自然会落了下风,这种情形类似明末的东林党对皇权的架空。随着与西方国家接触的增多,奥斯曼帝国内部也出现了新兴的精英阶层,他们主张参照西方进行改革,这一点与同一时期东方的清帝国以及日本非常类似,而宗教保守势力也同样对此进行了空气严苛的打压。
而所不同的是,在奥斯曼帝国,宗教保守阶层其实更接近底层社会,新兴精英则主要集中于西化的知识分子和新军中的军官阶层。这样一来,主张世俗化和现代化的新兴改革派就始终存在一个问题——不接地气。

从凯末尔到埃尔多安的微妙转变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中东地区是普遍存在的。因此,不止土耳其,后来走上相对世俗化改革道路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利比亚等国家,他们的变革过程其实都大同小异,都是由军官团主导革命,之后由军方主政,通过比较强硬的手段来压制宗教保守派,从而实现国家世俗化。
凯末尔正是这一“经典”模式的开创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面提到的奥斯曼帝国的结构性问题,在宗教保守势力的掣肘下始终无法得到解决,在英法两国的联合进攻之下,帝国最终分崩离析。而对土耳其民族来说,这种过程也可以称之为“否极泰来”。伴随着帝国的崩溃,苏丹和宗教保守势力都遭遇到了重创,由凯末尔领导的新军军官团得以崛起,于是有了凯末尔革命与土耳其共和国的诞生。
1931年4月,由土耳其国父凯末尔正式提出“六大原则”——共和主义、民族主义、大众主义(平民主义)、世俗主义、国家主义以及改革主义。此后“六大原”于1937年被写入土耳其宪法,其实质即在于通过世俗化,最终实现土耳其的现代化。
前面说到:相对于军官团,事实上宗教力量与底层民众的联系更为密切,因此凯末尔在土耳其推进世俗化的过程其实是相当酷烈的,正是这种对宗教集团的强力打压,为后来土耳其的变局埋下了伏笔。
在完成国内整肃的同时,土耳其在军方的领导下开始迅速向西方靠拢。土耳其地跨欧亚,掌握着连接黑海与地中海的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成了土耳其“脱亚入欧”战略最大的本钱——1948年土耳其加入经合组织;1949年加入欧洲委员会;1950年为了表示自己向西方靠拢的决心,土耳其参加“联合国军”出兵朝鲜;1952年正式加入北约,后来的古巴导弹危机(1962年),起因真是美国在土耳其部署针对苏联的中程导弹;1963年欧共体与土耳其签署了接受土为“欧共体联系成员国”的《安卡拉条约》,条约规定在经过17年的过渡期后,可以考虑土耳其正式入盟。
而让土耳其新兴精英没有料想到的是,正是他们所最求的“脱亚入欧”导致了自己最终被边缘化,进而导致土耳其国内出现“逆世俗化”。凯末尔为土耳其设计的政治体制比较特殊,他并没有建立传统意义上的军政府【凯末尔以法律的形式严禁现役军人参政】,而是建立了西方式的民主政府,而其特殊之处在于,土耳其军方一直在“监督民主”。更直白点说,为了脱亚入欧,土耳其必须要搞一套与西方社会匹配的政治体制,但自奥斯曼时代所带来的结构性问题,导致了军方必须时不时施加一些“外力”,才能保证土耳其不至于脱离世俗化的轨道,而最激烈的方式,就是政变。自共和国建立至今,土耳其军方先后发动过四次政变,最近的一次是在1997年。
当然,站在第三方角度来说,对此你也说不出个对错,只能说存在即有他的道理。1950年曼德列斯领导下的民主党上台,之后立刻对议会进行大清洗,军人出身的议员比例从1/2直降到1/25,随后宗教保守主义开始重新得势,新政府对上街抗议的青年学生采取严厉镇压,最终导致5人死亡,正是这次事件导致1960年土军方第一次政变。
真正让土耳其军方感觉到压力的,是西欧国家的指责。出于迫切希望加入欧共体(欧盟)的诉求,土军方对西欧国家的态度一直非常看重。而在欧洲左翼政治力量影响力日益加大的背景下,出于“政治正确”的考虑,西欧国家才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对土耳其军方屡屡施压。1982年,欧洲议会甚至通过决议,暂停执行欧盟与土耳其的联系协定,以“惩罚”土军方在1980年发动的政变。
外部的压力导致土耳其军方对土国内的政局控制力开始下降,由此导致了颇为讽刺的一幕:西欧施压→土军方退让→世俗化力量式微→宗教力量做大→欧洲新移民宗教色彩越来越浓→欧洲族群矛盾加剧
而从土耳其内部来说,新兴精英阶层“不接地气”的问题始终存在,这直接影响到了最终国民的经济利益分配。在靠近地中海沿岸的城市与内陆的农村乡镇,你会看到两个“土耳其”,一个充满了现代化气息,一个则贫困保守,而后一个在人看上则占了多数。伴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以及西方对土耳其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弱,这一矛盾开始逐步显现出来。而正是这一外一内两层因素,构成了埃尔多安为首的正发党上台。
与之前的套路差不多,正发党上台之后,随即以铁腕手段对土军方、情报及司法系统进行了一次严苛的清洗。而这一次,土军方或者说是世俗派在内外压力之下,已无法像上一次那样重新翻盘。

埃尔多安的困局
清楚了土耳其的这段历史,也就很容易看出来这样一个问题,如今最令埃尔多安头疼的恐怕不是普京,也不是库尔德工人党,而是土耳其自身。
正发党上台,带有明显的双重色彩,其一是强调宗教地位的“泛伊斯兰主义”,其二则是民族主义。
凯末尔建立共和国之后,亟需在意识形态方面找到一个宗教的“替代品”,于是民族主义亦或说是“泛突厥主义”被祭了出来。从遗传性角度说,现代土耳其人的祖先都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与中亚、东亚的民族并无血缘关系。但是政治需要依然使得大量的“历史”被“制造”了出来,需要说的是,这一举动使得相关国家至今依旧深受其害。在共和国进入稳定运行之后,土军方对于民族主义的态度开始逐渐冷淡,甚至予以过打压。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泛突厥主义者最终也成了正发党的支持者。
这两层色彩,使得埃尔多安的执政风格异常鲜明:内对趋于保守主义,强调宗教传统;对外则极富攻击性,不仅是针对俄罗斯,确切的说,对几个主要大国而言,埃尔多安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领导人。一直以来,土耳其与希腊的各种摩擦就没有断过,在美军占领伊拉克期间,由于美国会重提亚美尼亚大屠杀问题,埃尔多安一怒之下关闭了美国途径土耳其的后勤补给通道,一度将驻伊美军置于险境。
然而土耳其此前的强硬表现是有前提的:无论是对希腊还是对美国,无论土耳其如何强硬,最终的冲突烈度始终都只会维系在斗而不破的范畴,因为他们都是在一个体系之下。因为埃尔多安可以非常安全得获得来自底层的支持。
但这一次不同,土耳其和俄罗斯可能的冲突存在着大量的不确定性,这就使得埃尔多安处于一种两难的困局之下:如果对俄罗斯态度软化,那么此前被一次次“胜利”激发起了的高涨民意,就可能直接吞噬掉这个“服软”的总统,即便后来者依然从正发党内产生,也还得继续面对这个问题;如果继续保持强硬,那么就必须做认真准备,那么就必须倚重于军方,而既然有求于人,那么自然就要把之前政治斗争的“成果”至少重新吐出来一部分。
而相对应的,对普京来说,俄罗斯显然没有和土耳其大打的必要和理由。那么最明智的选择,就是维持一种长时间低烈度的对抗局面——既让土耳其能感觉到压力,又不至于让这种压力转化为埃尔多安可以利用的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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