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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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作者简介
吴敬琏,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CEIBS)宝钢经济学教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经济学会(IEA)荣誉主席。主要研究领域为理论经济学、比较经济制度分析、中国社会转型的理论和政策。他倡导并努力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是“市场取向改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对中国改革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有着重要的贡献。他也是经济体制比较研究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引介传播了众多对中国改革有益的现代经济理论和国际经验。
马国川,财经杂志主笔。1971年生,河北威县人,曾供职于中国改革杂志社、经济观察报社。多年来关注中国改革进程,“对时代性的课题有敏锐的触悟与捕捉”(金耀基评语)。已出版《大碰撞》、《风雨兼程》、《我与八十年代》、《没有皇帝的中国》等书。《大碰撞》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

目录
前言
第一讲 中国再度面临“向何处去”的问题
第二讲 苏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什么需要改革?
第三讲 1956年,中国改革问题的提出
第四讲 第一轮经济管理体制改革
第五讲 向国企放权让利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没有奏效
第六讲 农村承包开启“增量改革”新战略
第七讲 民营经济异军突起
第八讲 开放为改革增添动力
第九讲双轨制的作用和它带来的问题
第十讲改革进入“整体推进”新阶段
第十一讲 构筑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
第十二讲重建金融系统
第十三讲 回归公共财政
第十四讲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之路阻且长
第十五讲经济波动与宏观经济政策
第十六讲市场化改革尚未完成
第十七讲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也搞不通”
第十八讲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困境
第十九讲 中国会成为寻租社会吗?
第二十讲重启改革议程

文摘
版权页:

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

吴敬琏: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要使计划体制多少行得通,必要条件是在集中进行经济计算的基础上编制计划,并且中央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来贯彻计划。我曾说过,命令经济需要“秦始皇”,就是这个意思。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秦始皇”还要通过一套严整的行政系统来协调经济、配置资源。也就是说,命令经济天然需要有一个决策中心和发布命令的中心,要严格实行“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的原则,否则就无法运行。
马国川:从中央、省、市到县、公社、大队,为什么中国的体制等级分明?看来,这是计划经济的必然要求。反过来说,等级分明的行政系统也维护和加强了计划经济。
吴敬琏:1958年和1970年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下放后,国民经济出现了混乱的局面。问题出在哪里呢?那几次分权是在命令经济的框架里进行的。企业的微观决策,依然完全听命于上级主管机关,所不同的只是企业的管辖权下放了。除国防工业和一些试验性的企业外,所有企业都下放到了很低的行政层次。而且,把生产计划管理权、固定资产投资管理权、物资分配权、财政和税收管理权及至信贷权,都层层下放了。结果出现了许许多多的“中心”,各地方政府不愿甘居人后,互相攀比计划指标,层层加码,各种“卫星”就是这样放出来的,结果必然导致混乱。要克服混乱,在命令经济的框架里,又只有重新回到中央集权。所以后来进行的调整,主要就是颁布了一系列恢复垂直领导的条例,迅速恢复了中央集权。这是在命令经济框架下进行行政分权的必然结果。
马国川:一些国外学者比较了中国和苏联的体制后认为,如果说苏联有一个斯大林式的经济体系,那么中国就有二十几个。意思是说,中国省和省以下政府的权力相当大。
吴敬琏:中国的传统经济体制同苏联的传统经济体制比较起来,的确存在行政权力比较分散的特点。然而,即使旧体制下行政权力分工比较合理,也不能解决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因为地方行政机关得到权力后,往往不愿意下放给企业,对企业的控制反而更加紧,“走了王熙凤,来了贾探春”。由一个中央行政机关来发号施令,变成了许许多多个地方行政机关来发号施令,使得国民经济统一性发生问题,更容易造成经济上的混乱。
马国川:1957—1976年中国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没有成功,其他实行计划经济的社会主义国家试图在命令经济的框架下进行分权改革,结果也是如此。比如,苏联的赫鲁晓夫1957年进行的改革,目的是把国民经济的中央和部门行政管理改变为地区行政管理。采取的措施力度不可谓不大:撤销了25个联盟共和国部、113个加盟共和国部,它们的职能由新成立的105个经济行政区委员会行使;将本来隶属于联盟和加盟共和国的企业下放给地方,中央管辖的工业产值由45%降至6%;计划物资也由中央平衡改为地区平衡、中央综合。可是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不仅经济体制未发生实质}生改变,不能克服行政直接控制的固有弊端,而且由于打乱了原有的经济联系和格局,加剧了地方主义而使经济出现混乱。所以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经济体制迅速地回到中央和部门行政管理。
以上讲的都是在命令经济框架下实行的地方分权。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虽然已经不再把“体制下放”视为改革的主线,但是也不乏这方面的具体措施。例如,在财税体制方面,1980年全国普遍推行了“分灶吃饭”的体制;在宏观经济管理、货币政策的实施上,长期实行了中央和省“两级宏观调控”;在计划管理体制方面,从20世纪中期起批准了一批城市“计划单列”,使他们具有和省级政府相同的计划权力,如此等等。这些做法对后来改革的进程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那么主张市场取向改革的经济学家怎么评价地方分权改革呢?
吴敬琏:在这个范围内,意见分歧就更大一些。

内容简介
《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讲述中国为什么能够在过去的30年里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从一个贫穷的国家跃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今天面临的问题是怎么造成的?如何应对这些问题与挑战?中国怎样才能实现顺利转型,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国家?这些问题关系到每个公民的福祉,《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将与读者朋友一同思考,共同为重启改革议程、创造中国更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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