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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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编辑推荐:“关于宋美龄的第一传记”,宋美龄生前唯一认可的传记,作者历时8年采访宋美龄本人及其亲友,参阅美国中情局与外交部最新解密档案。首度披露鲜为人知的宋美龄秘密:宋美龄曾两次私定终身;蒋介石曾向宋庆龄求婚?宋美龄在美国募得的善款进了自家腰包;美国曾策划暗杀蒋介石;宋美龄和蒋经国的权力之争;宋美龄曾有过婚外情?

媒体推荐
宋美龄娇小、优雅、强势;骄傲、浮华、感性,她敢激怒丘吉尔,也可以让罗斯福心神不宁。李台珊用最新解密的资料和敏锐的洞察力,创作了这一史上最具争议和矛盾的政治人物的第一传记。
——《书目》
这本传记引人入胜,文笔优美,讲述了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李台珊为读者呈现了一个介于圣女贞德和玛丽艳后之间的女性形象。这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本站在美国人的角度看宋美龄的传记。
—— 《明星纪事报》
宋美龄和罗斯福夫人、贝隆夫人并列为20世纪三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宋美龄》这本传记站在历史和政治的高度剖析了蒋介石失败的原因,揭示了宋美龄如何在20世纪改变了美国对中国的态度,是了解上世纪的中国及中国政治的必读书。
——《今日美国》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李台珊 译者:齐仲里 郭骅

劳拉•泰森•李(Laura Tyson Li),中文名李台珊,20世纪80年代在北京师范大学学习中文,先后在港台和大陆从事新闻工作超过10年,曾担任《南华早报》和英国《金融时报》驻台湾记者,现为英国《经济学人》和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

目录
第一部分
第一章小灯笼 3
第二章进化启示录 9
第三章“美国的月亮更圆” 22
第四章大学时光 31
第五章上海美女 38
第六章穿军装的男人 59
第二部分
第七章统帅夫人 79
第八章新生活 91
第九章营救蒋介石 101
第十章不宣而战 115
第十一章重庆 130
第十二章轻易的征服 144
第三部分
第十三章回到美国的家 165
第十四章倒戈相向 186
第十五章“金字塔”的倒影 203
第十六章风暴的中心 224
第十七章台湾之殇 238
第十八章女将军 251
第四部分
第十九章复兴大业 265
第二十章冷战时期,白色恐怖 288
第二十一章重返大陆 310
第二十二章蒋介石之死 329
第二十三章我将再起 349
第二十四章迟暮的名伶 360
后记 377

序言
她的父亲宋嘉树(Charles Soong)资助了中国革命,她的母亲出身于中国名门世家。人们说,在宋家三姐妹中,大姐宋霭龄(Eling)爱钱,二姐宋庆龄(Ching Ling)爱国,而她,这个最小的妹妹,爱权。哥哥宋子文(T. V.)曾经是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是民国时期的金融家和外交家;她的两个弟弟则在商业领域颇有建树。
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夫人,她的一生充满着外在形象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尽管出生于富庶之家,但人生经历却非同一般;尽管生于19世纪,却到21世纪才谢世——如此高寿本身也是一件很不平常的事。宋美龄的生命中处处充满历史的机遇,和大多数驻足政界的成功女性一样,宋美龄之所以能闪耀在世界的舞台上,并不仅仅是靠她个人的勤奋和自身的优势,家庭、婚姻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尽管宋美龄和其他中国广大女性一样,在事业上给予丈夫尊敬;同时宋美龄也积极投身到社会活动中,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有时,美龄能摆脱传统道德要求对于她所在时代、所处环境、所属阶层的女性的束缚,但美龄身上与生俱来的保守思想却让她难以完全摆脱既定习俗的要求。
美龄特有的潜质于美国被发掘,并在上海得以进一步开发。在不同的时代,我们可以用“南方美女”、“新英格兰学者”、“中国太太”来描绘美龄其人。美龄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既务实又天真,既聪慧又冲动,既强大又很弱势,既浪漫又富有悲剧色彩,这些种种都汇集在她娇小的身体里面。美龄有理想却又愤世嫉俗,独立却又依赖他人,骄傲却又平易近人。遇到事情,她可以选择容忍,也可以很有正义感、不屈不挠;她可能非常热情,但也可能对人冷若冰霜;她很天真但又很冷淡,很真诚但又对人遮遮掩掩。虽然她很果敢,但又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人。美龄从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但对于自己所爱的人犯下的错误,美龄总是非常宽容。她是一个很有感染力的人,她的个人魅力令人赞叹不已;她也是一个有着无穷干劲而又非常自信的人,甚至可以赶走人们的焦虑和绝望。
现代社会里,很少有人被过度赞美或被过度非难,更少有人会同时经历这两种极端。在宋美龄进入晚年后,国人开始以一种更积极的角度去审视这位曾经的第一夫人;但是在西方,在美龄风靡一时的地方,她以一种非常低调的方式离开了这个世界,她对历史的功绩也仅限于书页注脚的几行文字。宋美龄的一生有过痛苦,也有闪光的亮点,有着未尽的梦想、辉煌和悲剧的结尾。她最大的悲剧——正如宋美龄女士本人在晚年时候说到的那样——难道是活得太久,见证了太多历史?姑且除掉缺点不谈,宋美龄是一个从不屈服的人,是一个勇敢的人,是一个很有决心的人;她也曾致力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中华民族兴盛,是一个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帮助中国建立与西方世界联系的人。

后记
我是万王之王,奥兹曼斯迪亚斯。功业盖物,强者折服!
——珀西•比西•雪莱
雪莱诗中的君王留下的只有沙漠中的废墟,蒋夫人留下的遗产要复杂得多。现在对她下权威的判断可能还为时过早,部分原因是在世界范围内,中国人对她的声誉评价还处于两极分化状态,并且还在变化。但这个非同寻常的女人在中国与西方,尤其是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动荡的联系中担负着神话般的角色。这种意义是我们很难理解的,在她逝世后,我们只能从她错综复杂的人生历程中去慢慢搜寻了。
当然,对寓言的理解取决于旁观者。
台湾一些忠实的追随者称宋美龄为“永远的中国‘第一夫人’”,这个可敬的别称表明这一遗产不仅仅是不朽的,更是神圣的。不难想象,不久的一天她将会被美化成中国万神殿的神明与英雄,与观音菩萨和花木兰齐名。
宋美龄在其长寿的一生中有许多称号,但基本上都来源于她作为蒋介石的妻子所获得的权力和威望。讽刺的是,中国“第一夫人”的称号在技术上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在他们结婚之后的20年间,蒋介石不是国家元首,而是军事独裁者。在1948年春,虽然国民党根本没有统治整个国家,但国民议会依然选举蒋介石为中国国民党政府“总统”,宋美龄正式成为“第一夫人”。之后不到一年,即1949年的1月,蒋介石辞职,逃亡到台湾之后,他于1950年3月1日重任台湾“总统”,但不论如何矢口否认,他的统治仅局限于岛内,这也是他的“第一夫人”的领域。
宋美龄地位的细微差别是现实与她作为中国代言人的神话之间紧张关系的象征。这个来自19世纪殖民地上海,栖息于东西方边缘的混合社会的中国基督徒,如何能自称代表中国呢?宋美龄成为国际人物像流星一样短暂,但她的魅力消退得如此之快却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一个年轻的女人,宋美龄的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维系与其在一起的丈夫。她发现了蒋介石,在这方面,她跟随了她的姐姐宋庆龄的脚步,宋庆龄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嫁给了孙中山。原因在于姐妹之争,也在于她不论做什么都要做到最好的个人性格,宋美龄想要与她的姐姐竞争并超越她。嫁给蒋介石,她与他的很多价值观、信仰和态度都相同,以至于很难弄清楚她和蒋介石的区别。宋美龄自诩为中国“救世主”的配偶。虽然蒋介石不像她的父亲一样是个牧师,但她将他视为命中注定的中国的“救世主”。这是一个自以为是的信仰,她一直为之辩护。
一个特别令中国研究者迷惑的问题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是否政治联姻。这个问题常常被强加于婚姻中,抱负和爱情是互相排斥的,但在他们的婚姻中,二者不是相斥的。他们的婚姻是盛大的政治合作伙伴关系,在这场婚姻中,他们相互利用并进一步提升自己的雄心抱负。虽然爱情并未缺席,但爱情是次要的。
但是,这场婚姻是建立在一个错觉上的,那就是蒋介石是中国的“救世主”。当然,他以自己的方式爱她。她对他的爱,至少起初是掺有英雄崇拜主义的,并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增加或减少。不管她对于丈夫的爱有没有减少,她对作为领导人的他仍然忠心不二。她猛烈抨击中国人好面子的观念,却十分在意保护自己的面子,并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两者之间的矛盾。私底下,她有时候与丈夫发生摩擦,在公众面前,她却费尽心力维持婚姻表面的忠实,因为根据中国传统“夫唱妇随”的观念,她不这样将是一件羞耻和丢脸的事情。她与蒋介石不会产生原则性的不同观点,只会因为个性产生差异。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宋美龄逐渐成为西方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在那里,她被视为西方化的亚洲女性,是中国步入现代社会的正面形象。在美国,她被视为美国文化影响世界的化身、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女性的光辉榜样、中美之间的大使。在男权社会中,她以女人的身份获得尊重,当时,甚至在一些表面先进的西方国家,大多数女人还被视为下等阶层。
而在中国,宋美龄却受到了同胞的敬仰。她被一些同胞尊为为中国人地位和权益而战斗的勇士。确实,蒋介石统治下的大陆,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统一了军阀混战的中国。由于中国是抗日的主要战场,虽然国民政府并不强大,但它作为二战中的盟国四巨头之一,还是赢得国际谈判桌上的一席之位。总之,与之前相比,蒋介石夫妇使得中国更被西方社会尊重。治外法权被废除,中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之一,并在联合国安理会有一席之位。除了香港和澳门还分别是英国和葡萄牙的殖民地外,在中国公然的殖民主义结束了。确实,看起来中国同胞最终收获了这些成就的果实,宋美龄的贡献不是微不足道的。
但宋美龄在中国大陆的努力不幸被“权力腐败”所侵蚀。这种腐败不仅仅是狭义的贪污,而是更广泛和隐匿的形式,是弥漫在中国统治集团和国民政府内部的人格和精神上的腐败。
在宋美龄的努力下,美国与中国结为友好关系。赛珍珠在1943年5月10日发表的《生活》杂志上写道:
“美国人能够理解宋美龄,她不是遥远的、难懂的、守旧的谜一样的人物,而是现代国家的现代女性。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中国通过她霎时成为一个现代国家。”
她以不同的方式吸引着美国的男性和女性。可以说,男性被她苗条的身材、线条优美的打扮以及异国情调的外表所吸引。但更重要的是,她激发了他们的骑士精神和男子汉气概,还有美国人“英雄救美”的国家使命感,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拟人化为宋美龄。对美国女性来说,她的吸引力更复杂。直到1943年,许多美国女性才第一次成为军工厂的工人、农场工人、武装部队以及作战区护士等,进入许多传统上是男性领域的劳动岗位。宋美龄实现了美国女性未能达到的愿望,即女性的价值不仅是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发现战争使她们有机会进入男人的领域,以此来改变自己作为女人的社会地位和自身形象。
蒋夫人是一个温柔、漂亮、忠实的妻子,虽然她没有自己的孩子,但她是十几个中国战争孤儿的养母。她聪明坦率,与世界上最强大的男人们同台竞技,不论在国内还是世界上都相当有影响力。不论是爱还是恨,她都是一个难对付的女人,不仅是因为她的地位,更是她的人格魅力。不像大多数政治家的妻子,她不满足于站在丈夫的背后,或者像与她最相近的历史人物罗斯福总统夫人那样局限于国内和社会问题。她勇敢地处理当时最大、最复杂的问题,如盟军战争策略、殖民政策、种族主义以及战后地缘政治。
然而,她在西方取得的成就越大,就越疏远自己国家的人们。蒋夫人和她的家人的生活方式受到了万众瞩目,尽管这对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的大多数美国人来说可能不算什么,但是在当时普通中国人的眼里,那是令人震惊的豪华奢侈,甚至是颓废。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她没有国际性的教养、有魅力的外表,她不可能吸引那么多美国人的关注、钦佩和对中国的同情。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她认为自己已经不能只是遵照美国的标准,而是要超过他们,甚至要与美国的第一夫人们竞争。宋美龄在这一点上很成功,一个受过教育的、西化的、迷人的中国“第一夫人”的形象也大大颠覆了美国人心中对当时中国落后和愚昧的固定形象,更不要说对在美国的华人洗衣工的刻板印象了。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她在美国的受欢迎程度令人担忧,甚至恶心,仿佛她是在迎合美国人,象征性地出卖自己从而推广中国,以获得别国对一个女性化的、柔弱的中国的援助。这种民族自尊的受伤感有助于解释她被一些中国人强烈鄙视的原因。她深思熟虑的“炫耀”战略在美国也很快事与愿违。许多美国人一旦褪去最初对她的迷恋,开始认识到美龄的魅力是一种表演后,就不悦地注意到她“第一夫人”的排场和爱慕虚荣的行为与中国绝大多数贫苦人民的生活有着明显的差距。这种看法使她在某种程度上被丑化。
但蒋夫人似乎永远难以意识到这个鸿沟——和她一起存在的还有她4.5亿的同胞——不管心理上还是物质上。这种冷漠的态度是她的家人所共有的,除了宋庆龄。
我们有一种去观察别人的倾向,尤其是对公众人物,我们习惯于把他们的性格、动机和态度固定下来,认为他们不会改变。然而,或许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流逝,蒋夫人与现实情况的隔离状态日益增长,随着她一些性格缺陷的加剧,她也发生了转变。她相信民主能使中国强大、独立、繁荣,但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是无论如何也行不通的。
但是,在某些时候,她似乎从理想主义者转变为脆弱、死板、自以为是和武断的人了。这种变化很难说是何时发生的。这种变化可能是在她1943年访问美国期间,或者在1945年之后的内战时期形成的。在1948年她前往美国寻求援助的时候,她已经明显变得非常愤世嫉俗。
她无法从国民党败在共产党手里的创伤中完全恢复。她个人深深的挫败感可能也来自于往日与她姐姐宋庆龄的斗争,而如今她姐姐却站在胜利的共产党那边。在她回到台湾经过一段短暂的反省后,她似乎被痛苦和受伤的自尊击垮了。她的思想和看法变得越来越僵化,她年轻时闪烁的机智和幽默被夸夸其谈和对基督教的虔诚所取代。随着岁月的流逝,她自我反省的能力似乎逐渐减少直至消失。她的公众形象变成了一个肤浅、凶悍的老太婆。
国民党内战失败后,人们把怒火都冲着宋美龄发泄。她曾经被吹捧成超人,如今却被诋毁。她曾是一尊受人尊敬的圣像,转眼又被砸得粉碎,她从来都不被看做是一个普通人。但是蒋夫人在美国人中依然很有影响,尽管她已经不再优雅,美国人仍然在投票开始后,以不少于1948年后十七倍的投票选她为盖洛普组织的世界十大最有影响力的女性之一。
为什么蒋介石夫人的名字能够继续激发这样的情感,甚至是在她死亡的时候也不例外?不可忽视的是,妇女们要是跨出了社会规范的有限空间,就会被视作威胁,甚至是危险的。在这点上,其他地方与中国一样。领导人妻子在政治上积极、自以为是通常对自己的丈夫能起到避雷针的作用,但又不像她们的丈夫,她们往往会受到攻击或崇拜。因此,蒋夫人也是如此。
她是上个世纪中国苦难历史的象征,在那段历史里中国人民两极分化,留下的伤痛至今尚未愈合。在艺术作品中,蒋夫人不可避免的总是以令人不快的形象出现,与她圣洁的姐姐宋庆龄形成鲜明对比。近半个世纪以来,两姐妹从20世纪分裂出的两种伟大的意识形态堡垒中各自大力宣传自己的政治信仰。对于一些美国人来说,她是盟军精神的象征,因为她和丈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领导中国反抗法西斯的侵略。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她总是被看作她丈夫的国民党政权的弊病和她的腐败家庭的象征。
她很漂亮、爱慕虚荣、机智、活泼、任性、诡计多端、自私、有积极性。她才华横溢,还像小孩子一样天真,对于她来说,为了结果可以不择手段。她非常戏剧化和浮夸,并具有巨大的权力意识。她对于使用诡计得到她想要的东西没有丝毫的内疚。她伪装成善良和忠诚的妻子、仁慈慷慨的主妇、虔诚的基督徒和民主价值观的洗礼池。在她的成功之中,伴随着很多隐秘的痛苦。
有一点是肯定的,她是一个政治天才,但具有明显的个人缺陷,她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己领导或者代表着中国,而是和丈夫一起把自己看成中国。不管他们做什么,他们都确信是为了中国的利益。因此,她经常提到“我的人民”和“我们的人民”,对她来说,她拥有所有权——她是上帝而不是公仆,是家长而不是朋友。
她堂而皇之地称自己为中国工作,但事实是,她努力保持她丈夫的独裁政权和她自己的地位。尽管她经常用高超的华丽语言修饰民主原则和民主理想,但是她试图通过斥责和羞辱来改造中国人的尝试失败了,这点从新生活运动以及她在20世纪30年代写的《我将再起》系列文章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她没有做任何改变他丈夫统治性质的事,无论是在大陆或台湾——都是名义上一党专政,实际上一人独裁。相反,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她为了加强他的地位不知疲倦地工作。她是他最忠实的心腹和他的政权最明显、最直言不讳的对外宣传者。
蒋夫人从来没有看到国民党统治的高压政策是有问题的,因此,她显然也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人民放弃了她的丈夫而选择了共产主义。由于她在美国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她似乎无法或不愿意充分理解民主政治制度的精神。我们很难知道她对美国所鼓吹的民主的虚伪、腐败和不公正认识到何种程度,使她能够替自己辩解,替国民党的政治镇压行为辩解。人们很容易遗忘,1943年,在蒋夫人著名的访美之行中,作为有色人种之一,她被禁止进入餐馆、酒店和这个国家其他大部分公共管辖区。然而,她无疑是十分清楚这个事实的。当时和现在一样,美国的民主制度有着明显的缺陷。无法解释她为什么故意地、深刻地扭曲民主的含义并将它运用到她丈夫的政府中去。
她尝试贿赂当选的美国议员,不仅是为了给她丈夫的政府提供援助,而且还为了公开抨击那些反对国民党政权、支持共产党的美国人。目前还不清楚她在美国近代史上那段最可耻的时期与美国当局串通一气到何种程度,但是毫无疑问,她为麦卡锡政治迫害奠定了基础,因为在她离开美国一个月后这场迫害就开始了。
有人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的冷战时代,当时世界分化成了两个阵营,与工业化的西方国家联盟才是民主的,宋美龄利用这一点来为自己辩护,因为她已经受到了挑战。然而,在战时的紧急情况下,蒋氏夫妇也会利用这个理论为一个远离民主的政权进行辩护,美国也就可以利用这个理论支持独裁的蒋氏政权。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虽然中国人都认为蒋夫人已经完全“西化”,并经常因此批评或排斥她,但她骨子里完完全全是中国人。事实上,心直口快、关注环境等所谓的“西方性格”只是她的表面,她的价值观、动力及行为准则很大程度上依然源自于她对中华文明的忠诚。
对宗族的绝对忠诚和坚持人情大于原则的观点体现了她的“中国价值观”。在中国传统的世界观中,任何对抽象的原则、意识形态或者目标的承诺都永远不及对个人的忠诚。在中国文化里,人情永远是最值得珍惜的。这种价值观的实际表现是,每一个中国人都有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大家相互合作、互惠互利。如果为了宗族或团体的利益,即便是犯罪也是值得的。生存取决于私人关系——这样的观念在政治动荡、压迫、战争、自然灾害、饥荒以及缺乏可靠的法律制度规范的中国历史中一直都是至理名言。在现代社会中,蒋氏家族表面上是在努力改造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然而,正是人情凌驾于法律和原则之上的这种不良机制,扭曲和妨碍了其建立现代国家机构的进程。当原则和宗族之间出现冲突的时候,她总是站在家人的一边。这样做不仅严重破坏了自己和她丈夫的公众形象,也削弱了国民党的执政根基。这不仅仅是个人的失败,因为它还带来了蒋氏政权乃至整个国民政府的困局。
虽然在表面上,蒋夫人似乎是一个强大和独立的女人,但事实并非如此。在她还是一个少女的时候,她回国后一直依赖于一个庞大的侍女、秘书和奴仆群体的全方位服务。在她敢说敢做的背后是她对家人和丈夫权威的极度依赖,甚至顺从。从美国回来几年后,她已经完全放弃她的美国身份,并重新融入中国高度注重身份、等级森严的社会。
由于缺乏自立的条件,她只能依赖她所依靠的社会阶层来确立她的社会地位。她缺乏动力、远见、勇气或意愿来独立面对来自于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去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更不用说完全藐视它们了。
宋美龄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她自称是基督徒,却又不得不为他丈夫暴虐的政权服务。很多学者不屑于研究宋美龄以及她丈夫的信仰,认为没有深入探究的价值。但是很显然,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暴君还是民主党派,宗教信仰一直生动地体现着领导人的政治信仰,并在关键时刻左右着他们的决定。蒋夫人曾说,如果人人都是基督徒,世界将是一个更加美好的地方。这句话听起来难以让人信服,尤其在蒋氏政权的统治下。
毫无疑问,相比基督教,蒋夫人真正的信仰带来了更多实际的效果。这种信仰使她和她丈夫坚信他们是受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就是被上天指派来统治中国的。正是这种观念使蒋氏夫妇坚信他们是真命天子,高高在上。蒋氏夫妇的宗教信仰也有助于欺骗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他们相信蒋氏夫妇拥有相同的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正带领中国走西方式民主的道路。蒋氏夫妇信仰基督教还可以和共产主义者的“无神论”区别开来,从而使信仰基督教的美国难以放弃国民政府。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法西斯主义与基督教有相似的地方,因为它们都信仰救世主,相信因果轮回。从某种意义上说,法西斯政权往往试图用宗教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们向政治意识形态里注入宗教信仰,而这种所谓的宗教信仰被用来诱导信徒崇拜一个凡人,而不是神。“上帝送来了拯救德国的人。”这是希特勒的副手赫尔曼的原话。“我们深信,希特勒就是上帝指派来拯救德国的。”蒋介石也向他的国民灌输同样的思想,但收效甚微。他和他的妻子用基督教来激励、辩护,并延续他们的救世主情结。他企图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将自己粉饰为像耶稣基督或伟大的精神领袖甘地一样的中国圣人,却没有像4世纪罗马帝国的康斯坦丁大帝那样将基督教作为国教。蒋介石最终确实建立了个人崇拜,而作为他首席助手的宋美龄也沾了光。
我们始终无法确定蒋氏夫妇的真实信仰,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很多行为都严重违反了基督教教义。腐败、警察镇压、“再教育”集中营与大范围的逮捕、失踪、酷刑以及以保卫国家为名枪杀共产党人,这些行为很难与蒋介石所谓的宗教信仰联系在一起。
蒋夫人越来越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可能是为了掩盖、转移或弥补其日益严重的心理疾病。然而,过度强调她的宗教信仰也会使人产生更多的疑问。到底是矛盾的个性导致了反复发作的健康问题,还是健康问题造成其矛盾的个性?我们不得而知。蒋夫人过分担忧她的健康问题,而由此引起了长期的、各种各样的疾病和症状。为此,她咨询了无数的医生,尝试了很多治疗方法和药物。强迫症可能是一个比较客观的诊断,但可能也不准确。她的健康问题看起来已是不争的事实,是否有心理疾病也值得我们去讨论。
显然,蒋夫人几乎是一本活生生的自恋教材,有很多自恋特征,诸如:孤傲、浮夸、喜欢被溜须拍马、渴望获得各种头衔、得到各种破格优待、强势,即便受到很轻微的批评也会极力反击。蒋夫人和其他自恋狂一样,会巧妙利用自恋吸引别人,表现出的往往是超凡的能力和迷人的魅力,并且往往会取得很高的成就。
在她的丈夫失去对大陆的控制以后,她似乎暂时学乖了,但她的狂妄自大和沽名钓誉的个性却有增无减。她始终以画家自居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中年学画,得到了一个业余画家的名头,然后就开始大肆宣扬。台湾有很多才华横溢的画家,但是没有一个人的作品像宋美龄一样用作邮票发行,就因为她是蒋夫人。
我们不能确定蒋夫人的自恋与哪些情况有联系,也不知道原因。自恋往往与为躁狂抑郁症(躁郁症)之类的心理障碍疾病有关,她的症状也证明这个事实,并且可能是由长期滥用药物所引起的。很多症状也有很强的药物依赖性。事实上,在一些场合,蒋夫人私下对朋友说,她没有安眠药就无法睡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有很多这样的病例都是因为过度服用安眠药而引起了失眠症。在1942年12月到1943年5月在纽约接受治疗的时候,医生规定她每天的必服药物之一就是如今最好的安眠药水合氯醛。这种药物本身具有高度的成瘾性,可以缓解戒除海洛因和其他毒瘾时带来的痛苦。即使用正常剂量,水合氯醛也会导致肠胃不适,而肠胃病正是蒋夫人另外一个长期的症状。在19世纪,有许多水合氯醛成瘾者,其中包括但丁、加百列、罗塞蒂和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
没有医疗记录,很难知道蒋夫人健康问题的确切性质。即使有医疗记录,她的病情也可能不明朗,因为她咨询过许多著名的医生,他们都不能完全解决她多方面的健康问题。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对心理疾病和成瘾性的认知、诊断还处于初级阶段。治疗主要是实验性的,而且往往会使问题变得更糟。至少,从她的寿命和坚强的性格来看,蒋夫人都不会是一个身体、心理和情感脆弱的女人。
她一直在与疾病做身心的斗争,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这方面,她是值得同情的,她的韧性和毅力值得所有人赞赏,她可以给那些身患心理疾病的人以鼓舞。
蒋夫人的生活是中国人的活教材,也是美国人的。那时美国人和现在一样,欣赏个性,喜欢用美国式的“友谊”和肤浅的美国黑话以及“美国价值观”之类的词汇。美国人喜欢制造英雄,当他们最终被证明是人类后又非常失望。宋美龄就是如此。
蒋夫人历史遗产的主要部分是她用她对美国人的了解,来确保台湾在中美关系中的定位。但她可能永远都不会完全认识到,20世纪下半叶台湾在跟美国的关系中定位模糊。尽管美国政府几乎就是蒋介石的专制政权的同谋,但是蒋氏政权在台湾的前几十年里,华盛顿也在默默地推动台湾的政治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其和平过渡到真正的民主制度。自1950年以来,台湾已由单纯接受美国的援助,发展到在其帮助下进行建设,最后终于达到了美国式的民主。
对于女性来说,蒋夫人的遗产是模糊、令人敬佩且困惑的。她是历史上第二个——也是第一个有色人种——在美国国会演讲的女性。1937年,她和丈夫一起被时代杂志评选为“年度风云夫妇”,她是自1927开始推选“年度风云人物”以来仅有的四位女性之一,其他三位是沃利斯•辛普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和科拉松•阿基诺。
无论是她的缺点、个性或政治,女人们都不可避免地把蒋介石夫人当做模范——尽管不无保留意见——只是因为她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领导人的美德。历史上任何女性克服困难赢得国际声誉都将成为先驱。这个群体几乎所有的成员都是通过出生或者结婚得到她们的地位,蒋夫人也不例外。但不同于其他人的是,她努力呈现了跨越国界的形象。这或许是在向世人宣告:中国需要一个女大使到西方国家。而她在这方面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
毫无疑问,蒋夫人是一个有严重缺陷的女英雄,然而,尽管她是矛盾的,但她的勇气、不屈不挠的精神、热爱生活和完全不受变化影响的精神受人钦佩。
蒋夫人的故事最终是一个悲剧,不是因为她从崇高的中国第一夫人的位置上下台,也不是因为她大部分的公众形象都是伪装的,而是因为没有把握住转变国家命运的宝贵机会。她的政党一开始被看做解决中国问题的政党,但不幸的是,最后政党本身成了问题之源。
当美国人看到她,他们既没有看到真实的中国,也没有看到真实的蒋夫人,所以,他们不可避免地对中国产生错误的看法。因此,她的一生预示了中美两国长达一个世纪的误解,这种不安的矛盾情绪一直持续存到现在的两国关系中。

文摘
版权页:

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

孙中山与宋庆龄联姻
身处美国的美龄对中国日益关注,祖国的动荡和来自家庭的混乱更是让美龄把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中国。尽管自己在韦尔斯利大学求学,但宋耀如夫妇却因为支持孙中山革命而流亡日本。1913年,孙中山为了反对袁世凯复辟而发动起义。无奈的是由于起义失败,孙中山和宋耀如夫妇全都离开了上海。二姐宋庆龄也在1913年毕业后来到了日本东京加入了父亲的行列,帮助孙中山等人谋划新一轮的革命运动。当时宋耀如负责解决孙中山革命所需的资金问题,大姐宋霭龄则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当时孙中山已经结婚,三个孩子都已成年。尽管如此,他还是向霭龄求婚,据说还给霭龄买了一件裘皮外衣,上面的装饰物还是革命支持者送的。宋耀如夫妇听到孙中山向大女儿求婚的消息后感到非常震惊,他们坚持让霭龄嫁给孔祥熙。后者是孔子后裔,当时出任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驻日本办事处的秘书。
1913年,霭龄婚后便辞掉了孙中山秘书一职,秘书工作由妹妹庆龄接任。不久之后,还未满20岁的宋庆龄就与孙中山陷入热恋,革命失败的孙中山比庆龄足足年长一倍!1913年11月,庆龄写下了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文字:“我能帮助中国,我同样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庆龄还给美龄写了一封信,因为她相信在这个家里,只有妹妹才会支持自己的爱情。此后,庆龄和父母一起重返上海,孙中山则留在了东京,但两人一直秘密保持着联系。
1915年初,宋耀如的身体状况不断恶化,为此他不得不取消了赴美看望小女儿宋美龄和长子宋子文的计划。随后他被日本帝京大学一位非常有名的专家确诊为肾病。身体越来越虚弱导致宋耀如经常头痛,右眼也几近失明。
为了与宋庆龄结婚,孙中山在1915年3月与原配妻子卢慕贞离婚。当年6月,宋耀如夫妇才获知二女儿庆龄即将与孙中山结婚的消息,两人非常气愤,表示要阻止这一切。而庆龄自己则态度坚决地表示非孙博士不嫁。愤怒的宋耀如夫妇不得不把二女儿锁在家中,但庆龄还是逃了出来,并在10月份回到日本。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宋庆龄两人举办了结婚仪式。
此后关于孙、宋两家联姻的消息传回国内。宋耀如夫妇亲赴日本,劝说庆龄放弃这段婚姻。宋耀如更是上书日本政府,表示庆龄尚未成年,结婚完全是被强迫的,他希望日方政府能宣布婚姻无效。庆龄私奔的消息引发了轩然大波,尽管如此,美龄并没有太多顾忌父母的感受,而是坚定地站在二姐这一边。最终,庆龄的婚姻得到了宋耀如夫妇的认可,宋家也按照传统给庆龄添置了嫁妆,但宋耀如在后来写给传教士朋友威廉•伯克的信中这样表达了自己的心情:“比尔,我从来没有遭遇过如此深刻的伤害,我被我的女儿和最好的朋友伤害得千疮百孔。”

宋美龄的追求者
中国女性进行的女权运动同样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一直以来,中国都是一个男权社会国家,但挪威小说家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的作品《玩偶之家》却在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些年轻男女被书中女主人公娜拉反抗无爱婚姻、反抗男权社会、追求独立和真爱的行为所激励,还有一些人拒绝接受包办婚姻,抑或与包办婚姻的配偶离婚,与自己的真爱组建家庭。对很多人来说,“娜拉”是女性自由的代名词,但对中国广大受压迫的女性,特别是那些久居乡里、几乎处于文盲状态的女性来说,争取女性自由的过程是非常缓慢的。就拿缠足来说,虽然1902年政府就已经宣布禁止缠足,但依然有很多支持者,不过“娜拉”的出现已经给女性平等埋下了火种。
婚姻一直是美龄回国后关注的重心,美龄也对此投入了很大的热情,但她对于婚姻的态度是既期待又担心的。在与米尔斯通信的过程中,美龄向好友坦白了这种心理状态。当时,宋家已经集名誉、财富于一身,二姐庆龄又成为民国总统孙中山的夫人,这让美龄的追求者趋之若鹜。这其中有江南制造局督办(即江南制造局最高负责人)的公子,他是在美国与美龄相识的;有一位杨先生;还有一位法国人,是美龄在从美国返回上海的客轮上认识的,两个人交谈时全部使用的是法语,美龄还拿这个向好友米尔斯吹嘘;还有一个瑞士人。“我喜欢他们,仅此而已。”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说道,她还向对方坦言自己见到那个人时“头都昏了”,对方是一个荷兰建筑师,名叫范•埃维尔(Van Eiveigh),两人是在美龄回国时乘坐的客轮甲板上认识的。“他已经向我求婚了,家里人知道这件事后简直气疯了。他们还骂他,说他是个外国人,我应该把他当做野蛮人。”尽管看起来宋家是一个非常现代的家庭,但骨子里,宋耀如夫妇却是非常传统的。
1917年夏天,尽管美龄的姐姐希望能为美龄举行一场派对,但美龄自己却不感兴趣。她说自己已经找到了“真命天子”,就是那个荷兰人,而整个过程中父母对美龄的选择一直都持反对意见。于是美龄在给米尔斯的信中这样写道:“既然我不能嫁给我真正喜欢的人,那我只能嫁给有钱的人或者有名望的人。”言语中美龄流露出一种少见的早熟。“我知道你会认为我唯利是图,但现在所有男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
很快,美龄对于弟弟的管教工作和社交活动越来越少,求婚者的数量也变少了,美龄开始处于家里人严厉的管控之下。作为上海知名的宋家的唯一一个还没有婚配的女儿,这样的生活让美龄十分狂躁。如果没有姐姐或母亲的陪同,美龄根本不能走出家门。从小时候到现在,美龄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种严格的看管,她开始怀念自己在韦尔斯利大学时的同学和朋友,还有自己经常与米尔斯进行的“半知识分子会议”。“我开始感觉自己的大脑越来越干涸。”美龄对米尔斯抱怨道,“我必须做点什么让自己重新聪明起来,让自己保持兴趣,而且我不能再因为看到壁炉上挂了一层灰尘就焦虑不已。”信件发出后,美龄又开始急切等待对方的回信。此外她还订阅了不少美国杂志,这其中就包括《大西洋周刊》和《星期六晚邮报》等。
尽管美龄希望能有一份真正属于自己的工作,但在当时,女性除了教书和在工厂上班外,根本没有任何“体面的”工作。对于一个像美龄这样出生在一个拥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的年轻女性来说,与家庭和自己熟悉的阶层决裂,成为中国的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英国小说家,终生未嫁,但与人同居,译者注)或者柯里夫人的希望是很渺茫的。仅仅是经济上的拮据,就已经让美龄望而却步了。不过美龄还是偶尔会表达出自己的迷茫,“我现在的生活最终只能走向婚姻。”美龄在给米尔斯的信中抱怨道。事实上,她非常担心如果自己不结婚,有朝一日会成为哥哥的负担;但如果结婚的话,她又担心自己的“思维能力会退化”。两个已婚的姐姐经常“结盟”般聚在一起,她们在争论如果美龄不结婚的话,日后她该去做什么。一次,痛苦的美龄终于生气了,她把自己锁在房间里,还威胁家里人说如果有人再提起结婚的事情,她就回美国去。一直以来,美龄都希望自己能和大家“像成年人一样”交谈,“而不是像小女孩那样”。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表示:“在学校里我们当然还只是孩子,虽然现在我还不是一个成年人,不过我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迈进了,我已经到了‘不顾家里反对’的阶段。”
两个姐姐努力扮演红娘的角色虽然令美龄很不满,但这种不满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1917年11月,二姐庆龄访问上海期间,将一位叫做陈友仁的男性介绍给美龄。陈友仁出生在特立尼达岛,曾创办英语报纸《北京公报》并担任主编,他也是孙中山的好朋友。由于报馆被封,他避难上海,之后又创办了《上海公报》。见到美龄后,陈友仁便向其求婚。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这样评价对方:“他很聪明,非常聪明,但他太自大了,这周他还要给我打电话,希望我到时不会表现得太粗鲁。”
1917年秋,宋美龄被邀请加入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而最令她高兴的是每周都能看到百代公司和维多利亚公司的影片。不过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美龄也提到“别人都喜欢看爱情片或者情节起伏的片子”。后来,美龄遇到了一位非常讨厌电影的女传教士,她在看过一部电影后深感在精神上受到了伤害,因此决定不再看任何电影。美龄向对方表示电影本身“没有问题”,但这位女传教士却反驳了美龄的观点:“你愿意看到基督出现在电影银幕上吗?”美龄压抑住自己真实的想法,转而说道:“当然不会啊,除非那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形象。”等到这位传教士的背影消失后,美龄做了一个鬼脸,一脸放松的表情。
1918年初,困扰宋耀如多年的肾病越来越严重。二月份,当年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资助过他的卡尔将军因公来东亚地区出差。在此期间,宋耀如花了很多心思招待自己当年的恩人,但卡尔将军一走,宋耀如就卧床不起了,他的视力也因病退化。美龄不得不花大量时间照顾自己的父亲,她要大声给他读报纸。宋耀如的脾气很坏,美龄费了很大力气才让他遵照医生的嘱咐饮食。每天晚上,美龄都会用橄榄油为父亲按摩。随着年龄的增长,宋耀如现在的皮肤就像羊皮纸那样皱巴巴的。就在三月份,宋耀如住院了。
父亲生病,美龄再次陷入了情绪失控的状态。“我的脾气很大,我需要花很大的劲才能克制住我的脾气。”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美龄这样说道。到了1918年4月,美龄的体重从在韦尔斯利大学就读时的130磅骤降为107磅,家里人提议“让美龄出去放松、缓解一下”。的确,美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生病并不是她体重下降的唯一原因,她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美龄表示金钱永远不会让自己高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着,一躺在床上我就想我究竟要去哪里。”此外,与荷兰建筑师范•埃维尔无果的爱情也让美龄很痛心。埃维尔希望能到中国拜访美龄,但在埃维尔的问题上,美龄和家人很难达成共识,家人拒绝埃维尔登门拜访。“家人担心,如果他来的话,我就会嫁给他。但谁知道他们的想法对不对呢?”美龄依然在给米尔斯的信里大吐苦水,“我现在就想躺在你的长沙发上,用枕头蒙着头,大哭一场!”
社会的标准、家人的要求让美龄深感沮丧失望,但她并没有做出任何叛逆的行为,相反,她选择去接受、适应这一切。美龄认为在如今的中国自己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遵守中国传统的道德标准继续生活下去,要么奋起反抗,成为人们眼中的“新女性”。事实上,美龄很不喜欢“新女性”这个名词,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她提到:“我认为‘留学生’阶层和‘新女性’阶层之间不应该划上等号,所谓的新女性根本无法把许可和自由分开,这一点令人非常吃惊。”而她“注定要仔细观察中国的传统标准,并尊重这一切,虽然这些标准非常讨厌,但至少这些标准不会让女性有出格的举动,这不仅是指她们的所作所为,还有她们所带来的影响。”
宋耀如住院后不久,倪桂珍就把丈夫从医院里接了出来,说只有上帝才能救得了他。医生让宋耀如按时服药,但这在倪桂珍这里却行不通,她还说不能让丈夫“命丧药手”。倪桂珍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基督教要求人们生病了不能依赖药物,只能待在家里。倪桂珍也是这样做的,她在家里天天为丈夫祈祷。“我相信祈祷,但同时我也相信药物。”对于母亲的做法,美龄并没有完全接受,“家里的气氛紧张,母亲坚持不听医生的忠告,这让我几乎都快疯了。”美龄还要没日没夜地照顾卧病在床的宋耀如,倪桂珍拒绝为宋耀如请一位私人看护,说那是违背上帝意愿的做法。
1918年5月3日,宋耀如病逝,临终时,全家人都聚集在他身边。遵照宋耀如的遗愿,葬礼非常朴素,宋家人甚至没有在报纸上发表讣告。宋耀如葬在上海新建的国际公墓里,宋家人很喜欢国际公墓,以至于全家人都在这里买了墓地。美龄和母亲倪桂珍经常身着黑衣前去吊唁。不久之后,宋家就搬到了位于上海公共租界西摩路的一处别墅里,这里比宋家以前的别墅要小很多。新家用柚木装饰,还有一个很大的壁炉和一个带屋顶的花园。这里还配有花房,美龄希望园艺工人能培育出可以参加花展的玫瑰花来。在新房装修的过程中,倪桂珍给予美龄完全的自主权,她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间安静的小房间作为祈祷之用。
家里人拒绝了美龄与埃维尔的婚事,但不久美龄又恋爱了。男方也是留美归国人士,认识美龄时他已经结婚,妻子是其父母为其包办的。不过和自己同龄人不同的是,美龄并没有选择让对方离婚,因为那样的话会把自己逼入困境。至于原因,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中说道:“你知道我家里对离婚的态度有多么强烈,而且这件事情和他的太太也没有任何关系,当然除了他对她毫不关心外。我和你都不会做那种不光彩的事,我们都不会只考虑任何表面的内容,天啊,我们要考虑的事情太多了!”对于婚姻,美龄对米尔斯郑重承诺:“如果我结婚,我肯定不是为了爱情选择婚姻!”
和这个誓言相悖的是,美龄并没有放弃追逐婚姻生活中浪漫爱情的希望,但在宋家生活一年后,美龄对于婚姻的想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在她的眼里,婚姻绝不仅仅是救赎自己未来的工具,更是帮助自己实现梦想的手段,这从美龄考虑接受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实业家的求婚中就可见一斑。“他知道我并不爱他,也知道无论如何我也不会爱上他。”美龄在1918年6月写给米尔斯的信中坦言相告,“我喜欢他、尊重他,他是一个很有执行力的人,很安静,也很谦逊,还很富有。他还对我说,如果我们结合的话,我将帮他处理工厂数以百计的员工的劳工事务,我们将一起改善教育,一起为社会做贡献。想想吧,学校、健身房、为工人开放的娱乐中心,还有对工人们进行培训,告诉他们有关高雅、民主、仁慈的东西,这一切都将有我的参与!”不过美龄并没有给这位实业家任何回应,她对米尔斯说自己只能成为那位实业家先生“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显然,美龄拒绝了对方的求婚,从听到求婚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拒绝了他。
1919年7月,上海流传起了美龄已经订婚的谣言。被谣言吓坏了的倪桂珍决定把美龄锁在家里一个月,在此期间不让她与任何人见面。美龄“报复”性地决定与人订婚。事实上,她告诉米尔斯:“我非常无聊,非常非常无聊,好几次我都是一个人喝茶……我感到我处于极度的压迫状态中。有意思的是,我并不在乎任何对我示好的男性的一切,我认为既然我不爱了,那接下来最好的就是被爱,难道不是这样吗?”
1919年8月,已经回到上海居住的大姐霭龄生下了第三个孩子,美龄给这个孩子取的英文名是珍妮特•美(Jeanette May),其中“美”取自美龄英文名中的第一个音节。当年秋天,美龄被选为美国大学女子俱乐部上海分部的副主席,霭龄则担任当时上海最大的女性联盟——马克谛耶妇女联谊会(McTyeire Sorority)——的主席。在照看两个外甥和一个外甥女的间隙,美龄还是会奔波在各种茶会、晚宴之间,并去电影院看电影。美龄对米尔斯说:“我在上海的朋友圈子太大了,我几乎都要忙得联系不过来了。有意思的是,即便挤出一点时间忙我自己的事,我也会非常焦躁不安,根本不能安静地坐下来。”1920年5月12日刊登在《上海公报》上的一张图片道出了美龄在上海受欢迎的程度。照片上的美龄头戴韦尔斯利式女帽,身着礼服,照片还配了标题——“中国‘归国学生’的迷人风采”。
1919年初秋,美龄恳求母亲倪桂珍让自己离开家门,出去找一份真正的、令人满意的工作。早些时候,家里人曾反对让美龄出去从事一份医疗救助工作,这让美龄非常失望。志愿者工作对美龄来说不过是权宜之计,她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实现任何理想和愿望。尽管有一份报纸邀请美龄任职,但她又担心如果自己同意的话,家人会非常生气。“传统的天朝大国并没有将触手伸出来,如果一个女孩儿与男性共事的话,她的道德不应该被认为是有问题的。”美龄甚至愤怒地对米尔斯说道:“该死!我想如果我有方法的话,我就能有所成就了。但生活在一个饱受尊重的家庭里,所有人都知道我们家里发生的一切,我根本不可能在没人陪同的情况下和男性出去。”络绎不绝的求婚者让美龄非常生气,她说自己最终会被这些“无聊的人”折磨死。
1920年,美龄开始考虑重返美国学医,但遭到了母亲倪桂珍的反对——如果学习,小女儿将离开六年,这只是倪桂珍反对的原因之一;她还认为美龄的健康情况根本无法应付医生的工作,还说美龄可以从事其他行业,这同样也能为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倪桂珍对美龄很好,对她也很依赖,所以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表示很“讨厌”想象离开母亲的生活。回国之后,美龄享受到了家庭的温暖,这是她从小在美国读书时一直缺失的。“我想我开始丢掉了一些个人主义的想法,我开始比任何时候都能理解‘家庭的意义’。”但这依然不能阻止美龄想成为医生的想法。“和婚姻相比,我更想要一份工作……医生的生活很充实,也能接触到不同的人,这很有意思。但现在,除了婚姻和教书外,中国女性没有别的出路,在不违背家庭传统的前提下,我根本无路可选。”美龄不可能从商,那样的话会引起轩然大波,会带来很多“烦恼”;社会服务工作“理论性太强”,而且“都是门外汉的工作”,只是“空谈”,没有任何实际的结果。倪桂珍则说美龄是在“寻找幸福的蓝鸟”。
美龄通过回家之后的经历,还给米尔斯上了一课:“有朋友很好……但朋友有时很难相处,而家人则是一直站在你身边的人。”这是因为不久前美龄刚刚切除了扁桃体,据美龄自己说,由于自己“极易过敏的体质”,手术使她一度“滑向了崩溃的边缘”。现在,美龄兼有多重身份:美国大学联盟的执行主席、基督教女青年会的董事会成员,之前她还接受邀请,加入马格丽特•威廉森医院(Margaret Williamson Hospital)的董事会;此外她还兼任另外两个活动组织的秘书,还是多家委员会的主席。这样的生活让美龄感到非常疲惫,但“我喜欢积极的生活,喜欢忙得团团转”。美龄写道:“对于悲春伤秋的生活方式我可没有耐心。天啊,我现在还没结婚呢!”
1921年2月,美龄前往广州拜访二姐庆龄和姐夫孙中山。宋庆龄和孙中山于1915年结合,之后几年,两人一直致力于将中国带上共和的道路,但一直都没有取得成功。令孙中山失望的是,自1912年孙中山将总统职位让出后,到1917年近六年的时间里,他和宋庆龄一直过着流亡海外的生活。1917年夫妻二人才重新回国,之后两人也是在上海、广州两地奔波。之后,孙中山被排挤出了广州国民政府,他和庆龄只能住在位于上海法租界莫里哀路29号一处朋友赠送的公寓里面。正是在这里,孙中山决定振兴中华革命党(其前身是同盟会,译者注),并在1919年将其更名为国民党。1920年孙中山当选为中国大总统,他和宋庆龄重返广州。不过最开始,孙中山政府的统治范围并没有超出广东省,之后也只是把广西纳入到管辖之下。
来到广州后,美龄住在庆龄位于观音山上的家里,观音山因为山上的观音庙而得名,屋外有大批带枪的警卫守护着。山下驻扎着属于广东国民政府的军队,共有五千人。美龄每天都能听到军队吹号的声音,看到士兵们操练的身影。庆龄还带美龄去广州最著名的景点参观,两个人要顶着太阳坐车穿梭在观音山崎岖的山路上。最开始,环境的改变很符合美龄的心境,但后来她逐渐陷入一种自省的情绪中。她觉得自己毕业后四年里什么成就都没有,如果当时留在美国学医,自己现在早已经是一名医生了。在十分失望的心情下,美龄给米尔斯写了一封信:“如果我性格真的很坚强,就可以克服所有困难,就可以离开这个安逸的家,深入社会,‘凭借我个人的力量’做些什么。”
就像美龄自己说的那样,那种“饱满的喜悦心情”已经从她的生命里消失了。美龄也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怎么了,她常想去做修女,或者选择“随波逐流,能让我不去想问题”的婚姻。但自从回到中国后,美龄几乎可以说对男人很了解了,“即便他们现在没有情妇,以后也会有,”美龄写信给米尔斯抱怨道,“我看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那些我曾认为绝对可以信赖的人啊……这种对于普通已婚女性来说经常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却是难以容忍的,即便让我想一想都觉得无法忍受。特别是在中国,这里的道德标准和美国差别极大。”美龄希望换个环境能改变自己糟糕的心态,但“我还是不能把自己从中解脱出来”。她这样写道。她在广州住了三个月,其间也收到多份母亲倪桂珍催促她回家的“加急”电报。
最终,在1921年5月,哥哥宋子文“取道”香港把美龄带回了家。就在从广州搭船回上海的前一晚,美龄在朋友家与一位叫伯尼(Mr.Birnie)的男子相识。从广州到上海三天的航程让两人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以至于数月没有与亲人见面的美龄回到上海的第一天就与伯尼共度。“我们在一起非常愉快,有生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率性而为,这让我非常高兴。”美龄在写给米尔斯的信里这样说道。不过家里人对此并不看好,他们认为这使家里受到了侮辱,指责美龄在航行途中“把他捡了回来”。美龄自己是这样写的:“也许自己比爱其他任何人更爱伯尼先生,但一切只限于友情的范围而已;我的家庭非常保守,非常在意家族声誉,也非常在意家族血统的纯粹性,他们宁愿看着我去死,也不愿意看到我嫁给一个外国人。”
1922年,美龄曾半开玩笑地表示,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她宁愿住在“间接获得的荣耀里面”。但在个人问题上,和自己同龄人不同的是,美龄回国已经十年了,在此期间,她一直是孑然一身。不过在众多的求婚者面前,美龄也有一个认真考虑的对象,对方名叫刘纪文,广东人,小伙非常帅气。1915年至1917年,他在日本志成学校及法政大学求学,回国后追随孙中山并在国民政府任职。1924年,刘纪文来到英国,在伦敦大学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剑桥大学学习,并于1926年回国。人们对于刘纪文和宋美龄的爱情故事所知不多,但普遍认为两人曾订过婚。数年后,当被问及订婚一事是否属实时,刘纪文表情尴尬,他并没有直接答复,只是说当年是宋美龄介绍他和妻子相识的。
为了争取到更多省份承认自己的国民政府,孙中山发起了北伐运动。但由于资金和军备力量的匮乏,北伐运动最终宣告失败。1922年6月16日,反叛势力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宋庆龄被迫离粤。庆龄回到了上海,孙中山则登上了一艘炮艇,在广州附近等待外国势力的救援,或其他义军的支援。逗留了两个月后,孙中山彻底放弃了希望,随庆龄退居上海。在这场严峻的考验中,孙中山身旁一直有一位忠诚的军官,他的名字叫做蒋介石。

内容简介
《宋美龄:一个世纪女人的梦想、辉煌和悲剧》内容简介:宋美龄的人生跨越三个世纪,长时间位居政治权力的中心,见证了中国历史百年风云。她的家世、她的婚姻、她的政治生涯、她和蒋、孔、宋三大家族的关系,一直是世人争论的焦点。她挣脱了那个时代对女性的束缚,在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她改变了外国人对中国的印象,甚至在美国刮起了“宋美龄旋风”;她反对国家分裂,期盼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兴盛……
这是一本毫不矫饰的传记,既书写了宋美龄辉煌的梦想,也记述了她悲凉的晚年;既赞扬了她杰出的外交才能,也不讳言她的浮夸、奢华,客观、真实地再现了这位传奇女性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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