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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李鸿章大传》共三册。
第一册《书生的事业》从1823年李鸿章出生写起,讲述了李鸿章从曾国藩高足,成长为朝廷封疆大吏的经历,再现了李鸿章的青年时代。
第二册《以一人敌一国》,展示了当“曾国藩的时代过去了,李鸿章的时代开始了”之后,他作为政治家、外交家毁誉参半的仕途……
第三册《大清裱糊匠》讲述了李鸿章建立北洋海军,人生达到顶峰,至甲午海战失败,马关条约的签订,经历惨不忍睹的败局,痛失台湾,最后英雄末路的全过程。
“李鸿章大传”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传记,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现场”。

编辑推荐
近代中国“历史的现场”
在“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惊涛骇浪中,如何做人做事?
李鸿章到底是怎样一个人物?
“李鸿章是一个悲剧人物,就像那个整天要推石头上山的西西弗斯。这是他的宿命,也是中国的宿命。”叶曙明先生说。近代史研究名家叶曙明先生又一力作《李鸿章大传》,从文明史的角度出发,展现了李鸿章在举步维艰之中对近代中国走向世界做出的努力。叶曙明先生从八十年代开始历史研究与写作,每一部都有独特的视角与观点,史料扎实,文笔优美,深受读书界与媒体的好评。他以历史学者的眼光学养、小说家的笔调才情,展现了活生生的李鸿章,更加贴近现代读者。从李鸿章身上,仿佛可以看到近代中国很多知识分子在历史洪流中的境遇,看到近代中国正如西西弗斯一样百折不挠地向着文明推进。

作者简介
叶曙明,著名近代史研究者、作家、出版人。他成就斐然,著有“近代史三部曲”——《大变局:1911》《重返五•四现场:1919,一个国家的青春记忆》《中国1927•谁主沉浮》,另有《大国的迷失》《军阀》《草莽英雄》《共和将军》,以及《百年激荡:20世纪广东实录》《广州旧事》《万花之城:广州的2000年与30年》《广州往事》等关于广东文化的优秀著作。叶曙明以诚实的史料和过人的才气,带读者回到“历史的现场”。

目录
《大清裱糊匠》
和平岁月001
朝鲜甲申政变001
巨文岛事件010
迁移蚕池口教堂018
海上的龙旗025
海军经费建园林034
银行梦难圆040
功业之巅050
铁路大辩论050
艰苦突围061
海军的隐忧071
江湖兴风作浪078
大兴实业087
时机稍纵即逝096
甲午悲歌103
半岛的乱局103
和平已告绝望110
不宣而战120
平壤会战132
惨不忍睹的败局140
马关议和153
回光返照168
痛失宝岛168
闲居贤良寺175
柳暗花明又一村188
落入俄国陷阱196
从柏林到伦敦205
走进美利坚217
英雄末路226
京中孤鸿226
联俄的恶果226
戊戌风云247
风雪下黄河260
东南互保270
最后的谢幕280
盖棺难定论293

文摘
马嘉理事件(节选)
……
到了七月,马嘉理事件似乎还在原地踏步。威妥玛发现,总理衙门的人,没一个是认真办事的,在没完没了的推脱、推卸、推诿、搪塞、虚晃中,时间一天天过去。威妥玛在日记中,生动地描述了总理衙门的大臣是怎样议事的:“凡各国使臣至总理衙门,必具酒果,王大臣以次陪客同坐,一若以饮食为交涉之要务也。又中国虽事权不归一,然大臣仍不敢各抒己见,每使臣发一议论,则各人以目相视,大臣视亲王,新入署之大臣又视旧在署之大臣,若王一发言,则各人轰然响应,亦莫非是言。若亲王不言,诸大臣必不敢先言也。”这种场面,凡官场中人,都不会觉得陌生。

不过,总署的人也有自己的理由,他们觉得洋人脾气恶劣,不可理喻。崇厚就批评威妥玛:“威妥玛的谈话是不能当真的——一会儿这个,一会儿那个——今天说是,明天又说否……暴怒、愤慨、咆哮,任性而发,使我们只好不理。” 双方的思想、文化、语言、习性都格格不入,对起话来,就像隔着一座喜马拉雅山。

威妥玛指责总署:“总署向来办事多是含混敷衍,不独此一件事!无论何事都是往返商量多日尚无定见,似此如何办得事的!”他声称,既然总署没有诚意,他只好离京,前往上海。路经天津时,李鸿章约他七月初三会晤。

当日,威妥玛到衙门拜访李鸿章,按照督抚衙署规定,凡有客至,先由门役通知号房,再由号房通知门房,由门房再通知签押房。威妥玛性急烦躁,等了一会,满头大汗,大叫:“不能杀我,殆将渴死我耶!”大怒而去。第二天,李鸿章亲自到英国驻津领事馆回访,为昨日开门略迟道歉。

威妥玛直接质问李鸿章,究竟有无资格办理此事:“中堂如是奉旨办理此事,或总理衙门有信请中堂办理,此事我自然应与中堂商办;倘或不然,只好谈论,不能商办。”

李鸿章依然保持微笑,肯定地说:“我是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事务,云南钦差又是我的胞兄,商办既可,谈论亦可。”

威妥玛说:“云南之案并非通商事件,今中堂这么说,自然是未奉旨办此事。我们亦可细细谈论。”

李鸿章说,你可以当我是旁人闲论,不妨将心里意思照实告知,不要说虚假话。他的谈判艺术,时而小溪潺潺,时而飞流直下,时而板起面孔,时而又嬉皮笑脸打痞子腔,张弛节奏,把握得非常到位,而且他能扣紧关键,言之有物,不拘小节,肯负责任,折冲调和能力颇佳,洋人都愿意与他打交道。

威妥玛把云南当地缅商和柏郎的信函,交给李鸿章过目,里面对腾越官员如何派兵阻路,如何迎击柏郎,如何杀死马嘉理,有详尽的描述。李鸿章仍坚持说,阻路的是当地团练,不是官兵。威妥玛反驳:“穿号衣的如何不是官兵?”

李鸿章一时语塞,只好劝威妥玛少安毋躁,现已派钦差查办,大概年底总可以办完。威妥玛声色俱厉地呵斥:“自咸丰十一年到今,中国所办之事越办越不是,就像一个小孩子活到十五六岁,倒变成一岁了。”他又说:“总署向来遇事,总云从容商办,究是一件不办。今日骗我,明日敷衍我,以后我断不受骗了。中国办事哪一件是照条约的!如今若没有一个改变的实据,和局就要裂了。令兄到云南也不能定如何办法!”

李鸿章说,两国相交,全靠条约。条约如何可以改变?除条约外如何可作改变凭据?中国历年所办之事,若皆不照条约,你是英国钦差,怎么会答应呢。威妥玛说:“中国有许多事不照条约,非止一端,非止一日,比如商货完税后到处百方抽厘,名曰华商捐厘,无非洋商暗损。”

李鸿章说:你不要尽听洋商之言,怎样抽税捐厘,这是中国自主之权,你岂视中国不当自主之国?威妥玛马上尖刻地说:“丹国是一个极小国,我国还许他自主,何况中国?但中国自周朝以来常说内修外攘,试问至今内修若何?外攘能否?今不改变一切,恐终不能自主,非独我一人意见,各国官民皆如此说。”这番话虽然难听,却一针见血,道出实情。威妥玛说得兴起,愈发口没遮拦:“中国改变一切,要紧尤在用人,非先换总署几个人不可。”

李鸿章变色说:“国政非尔等所能干预!”

威妥玛抱怨:“我在中国办事三十余年,无时不帮中国相商,而今我心已灰透了,物极必反亦不能怪我。”最后他抛下一句狠话:英国与中国“恐一定是绝交样子”。李鸿章事后形容,威妥玛在会谈中“气焰甚张,语意过于激烈,恐难挽回”。

……
夏天的烟台,风和日丽,海风习习,大沽河波光粼粼。外表祥和平静,内里充满危疑震惧。威妥玛邀请李鸿章登上英国军舰观操,人们又纷纷劝李鸿章,千万不能踏足英国轮船,当年两广总督叶名琛,就是一上英船,便从此杳无踪影了。李鸿章呵呵一笑,毫不介怀,坦然上了英国军舰。威妥玛握着他的手说:“吾今服矣。”

朝野和各国都紧盯着这次中英会谈。李鸿章在谈判前,扬言这次谈判,最终结果要与修改《天津条约》结合起来,因为《天津条约》的签署国除英国外,还有美、法、俄等国,他们对英国这次单独向中国索取权益,深感不满,这时各国外交官大都聚集在烟台避暑,李鸿章正要利用他们,对英国施压,令其不敢过分要价。

与威妥玛的谈判,从七月初三开始,历时二十多天。威妥玛的态度,有所改变,虽然放弃了要提岑毓英到京审讯的要求,但其他方面,态度依然强硬。他对李鸿章说:“我在中国当了七年驻京大臣,受尽文(祥)中堂磨折,怄气已多,今文中堂去世,又有沈(桂芬)中堂办事,也是一样路数,无非薄待洋人,欺瞒哄骗,不免有种种爽约之处。外省如闽督,藐视洋官,南洋沈(葆桢)制台于梅正使往晤时,事事不受商量。十八省官员,大约皆一般见识。我想若要改变,除非照咸丰十年办法,英打到京城,那时或可改心。此案若问真正罪人,不是野番,不是李珍国,也不是岑(毓英)抚台,只是中国军机处。”

德国公使出面斡旋,几经谈判,七月二十六日,中英双方签订《烟台条约》。条约内容,概分三部分,一为“昭雪滇案”,二为“优待往来各节”,三为“通商事务”。最重要的条款包括:清廷派员到英国道歉;赔偿英国二十万两银;英国可派员到云南驻寓,察看通商情形,准备开办通商;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租界免收洋货厘金;洋货运入内地,不论中外商人都只纳一次子口税,全免各项内地税;英国可派员观审中国各地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英国可派员由甘肃、青海或四川进入西藏,以抵印度。

这份条约,与李鸿章经手的其他条约一样,照例招来“卖国”的批评。有人认为允许洋货进入内地,是对土货的打击;有人批评让英国人旁听涉及英人生命财产案件,是破坏中国的司法权;也有人宣称开放通商口岸是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这些批评,细细推敲,大都站不住脚,在全球商业时代,关起国门,并不是保护土货的良法,把通商看成洪水猛兽,更是愚不可及。允许观审,亦并不等于破坏司法权,让英人旁听与英人有关的审案,合情合理,总署最初不肯接受,更多是出于面子原因。

但《烟台条约》也绝不是一份平等的条约,它只单方面予以英国权益,而中国没有对等地获得相同权益。但这次谈判,本来就不是在和平、平等的条件下进行的,而是带有对中国的惩罚性质。由于美国、俄国、德国、法国均不满意英国单方面行动,这个条约,直到光绪十一年(1885)才获英国政府批准。

条约签订之后,等了一年多的郭嵩焘,终天在十月十七日由上海起程,登上了前往英国的轮船,出任驻英使节。这是中国第一个派驻国外的外交使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表明中国愿意成为国际大家庭的一员,愿意按照国际惯例行事。从文化上看,也就是不再坚持“用夏变夷”的主张了。当时许钤身已改派为出使日本钦差大臣,郭嵩焘提名刑部员外郎刘锡鸿顶了许钤身的位置,充当赴英副使。这个人,后来为郭嵩焘造成了巨大的麻烦,甚至让李鸿章差点阴沟翻船。

对李鸿章处理这次危机的手法,美国历史学家在1910年完成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给予很高的评价:

在李鸿章身上,中国找到了一个政治家,因为他看出他的国家的实际需要,并且,只要他能够保全一位同僚免于受辱,同时又能够放手谈判的话,他是敢极大胆地放弃一些自尊的小节的;在芝罘(烟台),他做过了没有一个中国大臣以前曾经做过的事,就是以后也很少有这样做的——他负起责任,并且甘冒汉人和满人的不可调和的批评的仇视。

李鸿章对这份条约,大致还算满意。条约签订一个月后,他给丁宝桢的信中,乐观地说:“人第见添开口岸,滇蜀驻员,谓通商之患将无底止。不知中土门户早已洞开,即添数口,利害各半……幸将前请觐见及王公往来、土货准华洋商人领单免厘各节,概行抹去,于国体、饷源尚无甚窒碍。从此妥为驾驭,二十年内或不至生事耳。”

李鸿章希望用条约换来二十年太平日子,让中国有一个和平发展的机会。如果真有这二十年,中国可以做些什么?李鸿章已做出了展望:

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之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抵强,未有不终受其弊者。

但是,历史会给他二十年太平日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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