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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编辑推荐:当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74年的锤镰星红旗黯然降下,作为20世纪象征的社会主义事业,在占全世界1/6的这片广袤土地上经过74年实践后,终于告一段落。当中国人从“以俄为师”到“以俄为鉴”的世纪行同时,俄国人的中国观却出现了从“以华为鉴”到“以华为师”的演变。
中俄两国的命运为什么会有如此奇特的纠葛?俄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与社会主义模式的实践,无论是好是坏,又给我们带来了哪些启示?列宁曾把老托尔斯泰比喻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同样,我们也可将俄国的改革、革命比喻为现代中国的一面镜子,因为“走俄国的路”,几乎成为现代中国的一种“宿命”。由于这种历史的相近性,所以无论作者是有心还是无意,我们在阅读《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时,不能不时时“以俄为鉴”来观照中国现代化的历史与现状。或许,这便是这部研究俄国现代化之路的著作的意义所在,也是其在大陆学界广受重视的原因所在。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初版至今已经16年,但是关注者仍然不少。也正如当年俄国人谈论“普鲁士道路和美国式道路”实际上是在讨论俄国问题,秦晖金雁夫妇对俄国问题的的研究无疑也有着明显的中国问题情结。

作者简介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联-俄罗斯、东欧问题研究专家。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研究院苏联东欧处处长、俄罗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教授,现任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所特邀研究员。
秦晖,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是当代中国有影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是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客座研究员,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中国农民史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

目录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再版序/1
绪论 “农民模式”还是“反农民模式”?/1
一、作为“发展中社会”的俄罗斯/1
二、俄国道路的“农民背景”/3
三、“反农民”还是“农民化”?/7
四、“农民”与“农民社会”的定义问题/12
五、俄国的“农民”与俄国的“知识分子”/19
第一章农村公社与“俄罗斯精神”的起源/31
一、“诸种文明会聚”的大平原/31
二、维尔夫公社与基辅罗斯/34
三、“黑乡”、“黑土”与“黑农”/42
四、从自由米尔到农奴制米尔:“土地公有制”的出现/50
五、“公社”的起源与土地重分制的起源——关于“公社论战”的新评价/54
第二章“公社世界”的鸟瞰(上)/69
一、土地“公有”,定期重分/69
二、连环保与“大锅税”/74
三、劳动组合与“共耕地”/76
四、强制聚居与强制耕作/83
第三章“公社世界”的乌瞰(下)/90
一、“村社民主”与“畜群式管理”/90
二、“集体表象”与村社思维方式/103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108
四、农奴制、专制主义与农村公社/114
第四章从“要否分家”之争到“如何分家”之争/127
一、躁动的乡村:离土离乡不离“农”的困境/127
二、农奴制改革:第一次“父”夺“子”利/139
三、“父不父,子不子”:两次改革之间的村社与时局/149
四、1905年革命:“如何分家”之争/159
第五章从“如何分家”之争到村社复兴运动:由改革走向革命的村社俄国/175
一、斯托雷平改革:第二次“父”夺“子”利/175
二、“斯托雷平奇迹”:甜头与酸果/185
三、走向村社复兴之路/195
第六章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上)/210
一、村社的困境与政治——思想界的尴尬/210
二、“路标”改变:自由主义的没落/215
三、从革命民粹主义到“警察民粹主义”/227
第七章灰色的、青色的与红色的:村社的变迁与俄国思想界(下)/250
一、社会革命主义:村社危机与民粹主义复兴/250
二、民粹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的双向异化/266
三、“雪崩”在宁静中酝酿/284
结语与余论从奇吉林到卢多尔瓦伊:公社传统与俄国历史的怪圈/303
一、奇吉林事件:向束缚者企求保护的农民/307
二、卢多尔瓦伊事件:更强大的“保护”与更严酷的束缚/309
三、卢多尔瓦伊之后:极端的“保护”与极端的束缚/311
附录历史的启迪:再谈俄国的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并答杨震、吕新雨/315
征引文献目录/361
(一)中文/361
(二)俄文/364
(三)西文/375
(四)日文/378

文摘
版权页: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插图: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

三、村社“平均”与等级壁垒
农村公社的内部的“分化”程度如何,是一个经历了世纪之争的老问题。传统上,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价值判断’’上较接近,而自由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包括官方斯拉夫派)在“事实判断”上较接近。自由派与民粹派都倾向于强调村社有较强的平均机制,能较明显地阻碍农民的分化进程,不同之处在于民粹派对此津津乐道,认为这是一种独特的俄罗斯传统美德,并且包含着理想的或“社会主义的”种子,而自由派则对此摇头不已,认为这是一种“懒汉”拖死勤奋者,“醉鬼”连累明白人的大锅饭弊症,严重地影响了俄国的发展与近代化。马克思主义者(尤指1906年以前的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两派社会民主党人)在不以村社为然这点上与自由派有共同语言(因此才一度有过“同路人”联盟),但在事实判断上却否定上述两派都认同的村社平均职能说,倾向于强调村社根本不能阻止分化,农村阶级斗争很尖锐——当然以上的概括也不那么绝对,例如列宁在其早期也是讲过“懒汉”拖死勤奋者这类话的。
苏联时期的学术界遵循其意识形态传统,基本上言必称“阶级分化”,十分强调村社中的贫富差别。极而言之,似乎从基辅罗斯时代起农民就分化得差不多了。但到了70年代后,苏联学界对这一问题有所放开,如B•A•亚历山德罗夫在1976年就说:“应该承认,在我们研究的这个时期——17~19世纪——绝大部分具有劳动能力的公社社员没有赤贫现象。”苏联解体之后,学界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更为歧异,有的学者回归到自由派观点,从强调村社的“大锅饭”弊端走向肯定斯托雷平改革;有的则回归到民粹派主张,从强调村社内在和谐的生命力走向肯定“特殊道路”(如泽利亚诺夫),但如前所述,两者在承认村社平均机制这点上是相似的。
那么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各派用以论证自己观点的统计依据。一般地说,由于村社份地的分配是公认比较平均的,而其他一些指标(如实际收入之类)又较难收集到可信数据,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方面以列宁的名著《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尤为典型)多倾向于以农户拥有的马匹和份地以外的土地(租佃地、购人地等)为指标来研究分化问题。而民粹派统计学则以1884~1903年间任职于沃罗涅什省自治局统计部门的著名学者•A•舍尔比纳创立的“预算研究”学派为代表,该学派上承F.勒普莱的西欧预算统计学,强调抽样调查与静态分析,抽样的范围自然不如普查式统计,但好处是指标详尽,对被抽样的经济单位实际情况了解比较透彻。民粹派否认村社中分化现象的“平均需求规律”论就是以这种统计模式为依据的。而自由派统计学偏重于城市统计,在乡村统计方面方法比较多元化,以H•H•切尔年科夫开创的“动态研究”学派为主流。该学派也强调抽样调查,但对抽样指标不求详尽,而求能对关键指标进行长时段跟踪调查,以便进行动态分析。

内容简介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主要谈的是俄罗斯近代改革与革命中的农民问题,基本分为篇幅相若的三部分。首先,以分析村社的起源与特征,相当有力地说明村社是与帝俄国家体制共同发展,并且因而不断强化的一种宗法共同体,对农民起了束缚与保护的双重作用。其次,它讨论了世纪中叶的农奴改革运动与世纪初的斯托雷平村社改革,以中国人所熟悉的“分家”观念来阐明为什么在这两次改革运动中,广大农民都感到愤懑的根本原因。第一次改革中最大得益者只是“家长”,即地主在第二次改革中得益的却是“长子”,即少数单干富户。《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最后两章才论及村社问题与大革命的吊诡关系。斯托雷平改革基本上是废除村社制度在经济上成功,在社会上则产生强烈不满,从而引致日益高涨的复兴村社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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