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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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系索罗斯毕生思想的总结,他最重要的一部思想类著作。
这是一部极具诚意与深意的作品。世人眼中的掠夺财富的金融大鳄索罗斯善意、诚恳的一面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所有爱他恨他的人面前。他在书中谈到了早年生活对他的影响,特别是纳粹德国占领了他的祖国匈牙利后的流亡经历。同时,在伦敦经济学院追随科学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学习生涯,塑造了索罗斯的哲学观,对他的思想和后来的人生起到了重大的影响。
这是一部极具思辨和理性的作品。索罗斯在书中发展了卡尔波普的哲学,重新阐释了真理与谬误、人类的易错性、远离均衡状态等问题,认为我们生活的世界原本就是不完美的、易错的时代,而开放的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进一步的完善。
这是一部极具现实关切和实践意义的作品。索罗斯在书的后半部分深刻剖析了当今美国面临的问题,认为它已经成为一个“感觉良好型社会”,是建立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主要的障碍。他极力反对伊拉克战争,批判布什政府,痛陈欧盟存在的问题和弊端,提出改善能源问题的方法。书中勾勒了索罗斯的全球开放社会的蓝图,让人看到这个时代、以及我们每个人身上潜在的无知与傲慢。

媒体推荐
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人像索罗斯这样为促进开放社会奉献毕生精力。在开放社会中,言论自由以及政治反对是受保护的权利……这本书是索罗斯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著作。
——约翰•格雷《纽约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乔治•索罗斯 译者:欧阳卉

乔治•索罗斯,被认为是“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也被指责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他是一个攫取巨额财富的金融大鳄,也是一个声名卓著的慈善家和社会活动家。自1979年以来,索罗斯成了一名活跃的慈善家,开始帮助黑人学生进入种族隔离下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就读。他成立了一个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的慈善网络组织,致力于倡导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该基金组织网络每年的支出约为4.5亿美元。
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但是和大多数人相比,索罗斯说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他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作为对世界金融市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索罗斯试图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

目录
序言
导言
第一章思维与现实
第二章开放社会的意义
第三章美国出了什么问题?
第四章感觉良好型社会
第五章世界秩序出了什么问题?
第六章探索替代方案
第七章全球能源危机
附录框架原型
致谢

序言
鉴于我最近刚过完我的75岁生日,我想现在是时候反思一下了。我的人生充实饱满、乐趣无穷。我要追忆的事情很多,但我尚未行将就木,所以我还不打算写回忆录。无论如何,我都不善于写这类文章,尤其不擅长回忆往昔时光。我总是开玩笑地说我只知道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我一生经历过许多阶段,每个阶段的生活都非常忙碌。现在我已经进入另一个更从容的阶段,但我发现我很难寻回以前的岁月,而且我也不愿意这么做。我依旧倾向于期待未来而非回顾过去。
我的思维方式比较抽象,除非具体事件能够为我提供人生经验或见解,否则它们对我一无是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经历了这么多风浪,这些事件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我认为我没有必要为了回顾往事,或者为了搜集传记素材而涉猎各种文件。我大约是在1984年时作出的这个决定,当时我在匈牙利成立了一家基金会,帮助公民社会抵抗共产主义政权。基金会内外的工作人员都承担着巨大的风险,我认为他们才是基金会的主人,而我不是。这种态度促成了基金会的成功。我很遗憾我当时没有保留基金会的档案,因为基金会网络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规模和重要性,因而值得妥善记录。但就当时来说,我的选择是正确的。
与其写回忆录,我更愿意解释和讨论作为我人生指路明灯的理念框架。由于抽象的理念不容易传达,因此我将采用自传体的方式进行说明。这样做的主要缺点在于,我将不可避免地自吹自擂,因为在自传的写作过程中,没有人能为我做这件事。
说到解释和发展我的观点,我的脑海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目的。不管对错,我都相信我获得了一些重要的见解,而且我渴望和大家分享。同时,我也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问题,我觉得我有必要更好地理解它们。因此,我不仅有必要研究现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我所运用的理念框架。过去,我一直将其作为行动指南,而现在我已经75岁了,我未来的行动范围将大大受限。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发挥指南的作用,不仅为我,更为其他通过自身努力改善世界的人们提供指引。
如今令我牵肠挂肚的问题包括:反恐战争,如何处置萨达姆•侯赛因之辈,如何发展民主和消除贫困,以及如何解决全球变暖及核扩散问题。我看到,其中一些问题是有可能得到解决的,而另一些则让我困扰不已。
最令我沮丧的当属近年来美国国内盛行的一种误解。误解在我的世界观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我认为它们是塑造历史进程的偶然因素。在我看来,由于开放社会有能力纠正误解,因此它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社会结构。最古老又最成功的开放社会怎么会深受误解的毒害呢?
在《美国的霸权泡沫》(The Bubble of American Supremacy)中,我试图把责任归咎于布什政府。我将反恐战争以及伊拉克战争称为暂时性失常行为,以为这种行为将在下一届选举中得到纠正,但是小布什再次登上了总统的宝座。现在,我必须深入挖掘和探究当今的美国社会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这也是我在这本书中旨在探讨的问题。
我认为,美国已经成为了不愿意面对残酷现实的“感觉良好型”社会。这就是为什么公众会如此痛苦地接受布什政府的误导。除非改变这种“感觉良好”的态度,否则美国注定会失去其世界领导的地位。这不仅会为美国,而且会为世界造成严重的不良后果。
为了充实我的例证,我必须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探究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关系。这将是一个抽象的哲学讨论,但如果我关于误解在历史中发挥了显著作用的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也无法避免误解的产生。我认为,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完善的,所有人类观念都存在各种各样的瑕疵。美国是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人们并不精通哲学,也不能完全理解开放社会的原则,这就是他们会被误导的原因。为了论证这一点,我必须先阐释开放社会的理念。
我已经尽量使第一部分的哲学探讨读起来不那么晦涩难懂了,这部分内容也将使第二部分的论证变得更加有力。例如,我解释道,真理并不像国父们在签署《独立宣言》时想的那样不言而喻。自那时起,我们便发现真理是可以被操纵的。为了坚持追求真理,我们必须认识到错误的隐喻,以及其他误解可能导致的出乎意料的不良后果。对这个论点不感兴趣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跃到本书的第二部分。
在第二部分当中,我会着力解决在我看来最迫在眉睫的问题:作为开放社会的美国所面临的危险,欧洲作为开放社会所遭受的挫败,普及民主所遇到的困难,缺乏一个可以合法履行保护责任的国际社会,全球能源危机,以及核扩散。我不能宣称我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和我的理念框架一样准确。如果我这么做,我提出的理念框架将因此丧失有效性。作为参与者,我免不了会加入自己的偏见。从我对问题的选择上,就可以明显看出我的偏见。
下面是第二部分主要论述的提纲:美国已经落入了以副总统迪克•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极端空想家的手中。他们相信自己可以成功地操纵真理。他们成功地将再次当选的总统以及自我感觉良好的公众玩弄于股掌之间。但是他们不能理解的现实依然证明,他们的政策能够产生相反的作用。动荡的根源在于反恐战争这个错误的隐喻,它不仅对美国的国际形象,还对国内的开放社会带来了毁灭性破坏。然而,人们却普遍认为反恐战争是对“9•11”事件的本能反应。我详细阐述了反恐战争的危害,同时还声称,这些危害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们故意曲解现实而一手酿成的。除非我们摒弃反恐战争这一错误的隐喻,否则我们无法抚平创伤。仅仅回归“9•11”事件之前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世界的主导力量,我们肩负着独一无二的责任。除了保护国家利益,我们还必须带头担负起保护人类普遍利益的责任。我将在后文详细阐述具体的做法。
人类对自然的控制力与日俱增,但是人类自我管理的能力却没有显著提高。在可预见的未来,没有国家能够取代美国的地位。如果美国不能提供正确的领导,那么我们的文化可能会走向自我毁灭。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令人不快的现实。

许多人都梦想使世界变得更美好,而和大多数人相比,我是幸运的,因为我能比他们更好地实现这个梦想。尽管如此,我的影响力还是被严重夸大了。在英国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时,我被称为“打垮英格兰银行的人”。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指责是我一手酿成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认为我应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所谓的颜色革命负责。2004年,我明确表示反对乔治•W•布什再次当选总统,这时有人指控我试图贿赂选举。所有这些言论或是夸大其词,或是无稽之谈。事实上,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几个月,我尚未进行亚洲货币的交易,因此不可能导致了这场危机。我承认在其中一些事件和其他某些事件中,我确实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也是事实。我的基金会在前苏联的部分成员中开展了积极行动,并且为努力将这些国家转变成开放社会的力量提供支持。当东欧的共产主义巨石倒塌之时,它们为文化、教育以及科学提供了一些缓冲。它们在东欧培养了一批有强烈存在感的罗姆(吉卜赛)精英。“接纳罗姆人十年运动”也是由我发起的,在运动的支持下,九国政府、欧盟以及世界银行共同努力致力于改变罗姆人的命运。在20世纪90年代的巴尔干战争中,多亏基金会有胆识的员工,我们为减轻萨拉热窝的恐怖事件作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我还推动了公开支付款项运动和采掘业透明度行动计划(EITI)的发起。不论这些事情是对是错,我都开始思考,我能够对历史事件的进程产生一定的影响,我也可以制定自己的政策。
我是如何获得这种特殊地位的呢?说来话长,我曾经偶尔提到过这个问题。总而言之,我认为我拥有三种资历。其一,我构建了自己的理念框架,这让我对历史,尤其是我所谓的“远离均衡状态”形成了特定的理解;其二,我确立了一套坚定的道德与政治信仰;其三,我挣了很多钱。许多人拥有其中一两种资历,但很少有人能同时拥有这三种资历。另外,我建立的非营利性基金网络为我了解各地区情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对很多问题都拥有发言权。而基金会的管理者也拥有参与本国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我这个外人所没有的权利。
早些年,我是个独行侠。苏联解体的时候,我的基金会可以单独成就很多事情,但当我试图同其他机构或政府合作时,却很少成功。人们往往赶不上事情发展的脚步。很久以来,我的基金会几乎是仅存的独苗,因此它们都颇具影响力;但当我提出各种政策措施时,我的意见通常都遭到了忽视。而从那时起,情况峰回路转。我单独成就事业的能力大大削弱,部分是因为我所从事的事情关系更加重大了,部分是因为我不再是这一领域的唯一参与者。另一方面,我获得了强大的召集力。我可以通过先发制人,或仅仅通过参与,就能够推动事情向前发展。正因为这个原因,与早年相比,我现在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表明自己的立场。
我想澄清一下我的立场。我的目标是让世界更美好,这一点再寻常不过了。很多人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且比我更为无私地为这一目标而奋斗。我之所以和他们不同,原因在于和其他人相比,我能够更大规模地开展行动。布兰科•茨尔文科夫斯基在担任马其顿总理时曾经说,我是无国界政治家。“国家追求利益但却毫无原则,”他说,“你有原则但不追求利益。”我喜欢他的描述,并且努力兑现这一评价。这个世界迫切需要无国界政治家。
我们的社会怀疑那些自称品德高尚的人,这也是有理可循的。许多富人成立基金会是出于其他的想法,而我愿意相信自己和他们不同。有能力做正确的事情是少数人拥有的特权,而行使这一特权是对它的丰厚回报。但我经常对质疑我动机的人说,他们有怀疑我的权利。当我说自己没有私心杂念,证明这一点的重担也就落在了我肩上。
作为一个无国界的政治家,我面临着一系列的阻碍。首先,我不是真的没有私心杂念。我必须承认,我希望自己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参与历史事件可以带给我一种满足感。其次,我的认知并不完善,所以注定会犯错误。正因为认识到了这一点,我才能够在金融市场中积累巨额的财富,并改正自己的错误。在国际事务领域,错误导致的后果更加持久。最后,我知道,没有人投票选举我或者任命我担任公众利益的守护者,我是自觉担任起这一角色的。人们理应怀疑那些有权制定政策却不对公众负责的人,但是我认为必须照顾好人类的共同利益,即使不能完美地满足这种利益,也比压根儿不去尝试要好得多。我心目中的英雄,科沃耶夫曾经对我说:“我一生都在为失败的事业而奋斗。”他是前苏联的异见人士,后来成了俄罗斯国家杜马的调查官,并且在第一次车臣战争的胜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我努力追随着他的脚步。在金融市场上,为了成功,我坚定地站稳自己的立场。在社会领域,我坚定立场的原因在于不管成功与否,我都对它们拥有十足的信任。这就是金融市场和社会领域之间的差别,前者不受道德因素的制约,而后者需要道德发挥作用。
我现年75岁,剩下的光景不长了。因此我必须明确区分我一生中希望完成的使命,以及在我去世后基金会所要完成的使命。我不愿意确定自己的日程,因为我希望能随时变更,但我必须开始确定基金会的日程,因为我往后可能再也无法这么做了。
这本书帮助我理清了自己的日程。有时候我将事情看得很透彻,在这种时候,我可以果断采取行动。在我的金融生涯中,我时刻书写着“果断”二字,最广为人知的例子就是我“打垮英格兰银行”之举。我在从事慈善和公共事业时也是如此。我决定在苏联解体之后建立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并决心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这两个事例就是对我决断力最好的诠释。在坐下来撰写本书时,我并没有把事情看得很透彻;这也是我静下心来认真写书的一个原因。写完之后我又一次感到思路异常清晰。我意识到,即使意味着打败仗,我也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而且我已经作好了准备。我希望,读者们最终读完这本书时,也能有同样的感受。
我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它们在我的人生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尽管这种哲学与金钱无关,但它指导着我应该如何赚钱、如何花钱。我知道,这种哲学观对我个人是多么重要。但我仍然在探索,看看它能否对其他人也起到类似的重要作用。这是我的首要任务,这本书可能就是我在这个方面所作的最后努力。
如果用我的哲学来诠释政治,我的目标即为建立全球性开放社会。对这一目标的追求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首先是世界秩序的层面,其次是关于各国主导秩序的层面。
我发现作为实际议程的世界秩序往往令人感到沮丧。因为它经常只是远大的理念以及连篇的空话,没有太大的作用。但我的基金会习惯于成就任务,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我认为长期议而不决会使一个组织元气大伤。促进开放社会的发展在各国都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情况可能不尽如人意,但机会的大门将不时地敞开,在这种时候,我喜欢立即采取行动。
我必须解释我所谓的“全球性开放社会”的含义。很明显,我指的并不是一个世界政府。政府本身就会对个人自由形成干涉。如果有其他国家可供选择的话,一个人可以移居国外;但是从定义就可以看出来,世界政府是压迫性的政府。我所指的其实是国际法的作用。当前的世界秩序不尽如人意,新保守主义者对这一点的看法是正确的:国际关系的主导力量是武力而非法律。我们必须改变这一现状——必须强制执行国际法,这需要比现有机构更强大的国际组织才能做到。很明显,我们需要国际刑事法院(ICC),但我们也需要一些意图不那么明显的机构。世界贸易组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它拥有有效的执行机制。世贸组织因为对发展中国家不公正而饱受批评,这一缺点可以通过改变规则来解决,但该组织本身是有效执行机制的楷模。
全球性的开放社会必须认识到,所有规则都是不完美的,都需进一步地完善。我们必须按照一定的法则来改变这些规则,但我们没有必要将它们编纂成一套规则体系,因为这样会在字面含义上引发无穷无尽的争论——这种情况从联合国大会身上可见一斑。让实际运用来决定规则——在国际关系中就存在着许多习惯法的例子。
我已经描绘了全球性开放社会的框架,我还需要为它填充具体的内容。我在此拒绝提出一个永久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每个社会、每一代人,都必须自己来阐释开放社会的含义。在我看来,当前的全球化模式并不平衡。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已经变得全球化了,但是一个社会要生存乃至繁荣所需的组织,并没有实现全球化。政治决策以国家主权为基础,但这些决策不足以维护包括和平、安全、环境、社会公平以及金融市场稳定在内的人类的共同利益。
主权的概念已经过时了,它源于国王统治其子民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中,国王被斩首,人民掌握了国家的主权。虽然用其他事物来代替人民的主权听起来是一种空想,但这一原则自身已不能满足今天相互依存程度越来越高的世界的要求。例如,我们现在面临着全球能源危机。在国家内部,统治者经常滥用其权力。如果他们对权力的滥用到了人民求助无门的地步,那么国际社会便有责任介入。这个例子被卡尔•波普尔称为“零敲碎打的社会工程”,我愿意投身于这项事业,无论我个人还是我的基金会都是如此。
我一直致力于多个项目,但项目清单时有变化,而这些项目有成有败。我更倾向于参与能够自主取得进展的项目,而放弃那些需要过多推力的项目。比如说,2000年签署的《华沙宣言》标志着民主国家共同体的成立,自那时起,我就成为该团体的坚定支持者,因为我认同它的原则。但是作为基金会的一个项目,我一直认为它没那么重要。2005年在智利举行的部长级会议是一场一无是处的冗长争论。在这次会议之后,我曾一度想放弃这个项目,但随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成立,这个项目终究还有希望。相比之下,2002年发起的“公开支付款项”运动成功发展成了一场反对滥用自然资源收入的运动,而我也积极参与其中。
撰写本书帮我确立了未来工作的重点,而其中一些工作和我们之前的活动相差甚远。我认识到人类生存正面临着两大危险:全球能源危机以及核扩散。对于前者,我们已经处于应对资源短缺的最前沿,同时我们也一直致力于对抗全球变暖的问题。俄罗斯的天然气政策是,利用天然气合同,一方面贿赂邻国,另一方面将本应收归国家所有的利润转化为个人利益。这一领域尤其应当引起人们的关注。相比之下,我的基金会完全没有参与核扩散的问题。我不知道我们能做些什么,但我们绝不能忽视这一问题。
美国是建立公正稳定的世界秩序的主要障碍。这样说很残酷,实际上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痛苦,但不幸的是,我相信这种说法是正确的。尽管“9•11”事件之后美国的影响力有所衰退,但美国仍继续决定着世界的议程,而布什政府错误地设置了其议程,使它带有明显的民族主义色彩:强调使用武力,忽视需要国际合作才能解决的全球性问题。其他国家和地区随着美国的步调“起舞”,如果这种过程持续的时间过长,那么我们的文明可能会岌岌可危。改变美国的态度和政策仍然是我的首要任务。
自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开始,这项任务就变得愈加复杂了,这也是我坐下来写书时最根本的迷惑所在。问题已经不在于反对布什总统连任,而是要更加深入地思考美国在全球舞台上的角色。回归上一届政府的政策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必须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么做的第一步是承认反恐战争是一个错误的隐喻。现在人们已经意识到侵略伊拉克是一个严重错误,但是反恐战争仍然是人们普遍认可的政策。
只依靠在2006和2008年选举中支持民主党是无法实现观念的转变的,因为民主党人并无深入思考的迹象。另一方面,共和党人抨击民主党人防守软弱,指出民主党决心在反恐战争的问题上一举超越共和党。尽管如此,我认为民主党在2006年的众议院选举中获胜依旧关系重大。在民主党的控制下,众议院能够揭露布什政府目前仍不为人知的行径。
尽管公众舆论调转枪头抨击布什政府的政策,但由于国会选区的划分并不公平,控制众议院绝非易事。另外,共和党有财大气粗的保守主义运动的支持,而且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选举机制远比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优越。所以,为了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民主党在这方面亟待加强,而这个任务却因为《麦凯恩–法因戈尔德法案》规定的选举资金限制而变得更加困难。由于共和党在限制生效之前就已建立了自己的选举机制,因此它将继续保持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优势。
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将共和党从目前控制它的保守和宗教极端分子手中夺回来。美国的民主制度是建立在两党妥协的基础上的。极端分子控制共和党的事实破坏了这一体系。如果我们要重获平衡,就必须打败极端分子。如果民主党在2006年的选举中获胜,那么我们就能够实现这一目标。
我对参与政党政治感到不安,特别是民主党的政策和我倡导的政策出现分歧以来;事实上,如果其政策符合我的预期,那么民主党根本不会当选。我更倾向于抛开政治,但是我认为我有义务支持民主党,直到共和党脱离极端分子控制为止。其实我也希望支持能与保守主义运动相抗衡的智囊团和利益团体,但我又不希望它们成为保守主义运动的翻版。如果保守主义运动对开放社会构成了威胁,那么采用同种方式的进步运动只会加深这一威胁。然而事实证明,保守主义运动效率极高。一个可以与之相抗衡的运动如何才能在保证同等效率的同时又遵守开放社会的原则呢?这个问题深深地困扰着我。
出于个人的考虑,我强调美国扮演了维护世界稳定、保护世界文明的角色,事实上这种说法夸大了美国的作用。我之所以选择移民美国,是因为我试图证明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再者,当我尝试影响美国的政策时,我有必要从美国的视角来看问题,但同时我还是一个欧洲人。美国没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这让我相信欧洲人可以起到更加重要的作用。如果事实真是如此,欧洲可以为美国树立一个榜样。或许现在是时候设立欧洲开放社会基金会了。同时,我也在努力成立一个阿拉伯文化基金。共同的语言能够让因教派冲突而面临分裂的各个国家重新团结在一起,而它们的文化也可以与激进的伊斯兰教派抗衡。毋庸赘言,欧洲和阿拉伯倡议都必须由当地人提供赞助以及负责领导。我的基金会则只负责提供初期的动力以及资金支持。
美国权力和影响的急剧衰退加剧了世界的动荡不安。我也是国际危机组织(ICG)的支持者和赞助者,其使命是预测和分析危机,并提供危机的解决方案。全球局势危机四伏,我尤其对俄罗斯的专制独断倾向感到忧心忡忡。为了避免遭受迫害,我及时中止了俄罗斯基金会的项目,但我仍致力于让自由之火在俄罗斯大地上长明不熄。我也愿意竭尽所能,帮助有能力举行自由选举的“俄罗斯近邻”维持目前的独立状态。
起初,我并不希望基金会在我去世后仍继续存在。我对慈善事业有很大的保留,因为该事业与人性是相悖的。人性原本就是自私的,但外界却认为慈善家应该无私奉献,这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矛盾现象以及虚伪的倾向。我感到,作为创始人,我能够比以机构责任为指导的董事会更好地保护基金会免受这些缺陷的影响。
此后,我又改变了主意。我开始感到,如果让基金会和我一道离开人世,未免太过自私了。毕竟,很多人为基金会倾尽了毕生精力。他们的工作为什么要因为我而终止?但这还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因为我相信基金会成员应该全心全意为基金会的使命服务,而不是让使命为基金会成员服务。我意识到,基金会的确存在着一个使命,即使没有我,他们也会继续努力完成这一使命。这个使命就是通过监督政府绩效,为公民社会提供帮助。在民主国家中,这是公民社会的核心功能,但要从其他慈善家那里获得该支持就比较困难,在不发达国家,情况尤为如此。在执政党占绝对优势的南非,我对此深有感触;然而独立的司法体系和愿意对政府负责的公民社会是构成开放社会的必要条件。除了支持公民社会,基金会还应该帮助政府开展能力建设。将这样的倡议付诸实施是我毕生的希望。
除了这两项活动,我希望基金会将继续开展其他活动。因为我希望基金会能够保持目前的探索精神,所以我会尽量避免事先设定好活动的范围。在着手写这本书之前,我预料不到我会如此关注全球能源危机的问题;那么,在去世后,我该如何预测基金会未来工作的重中之重呢?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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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

既然理性行为是不可企及的,那么它为什么对我们的世界观如此重要?答案是:理性行为是一种理想的情境,当中不存在出乎意料的结果。虽然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认知,但是知道得越多,我们的境况就越好。而追求知识也一直是人类文明最为显著的特征。
大部分人对待现实、知识和真理的看法都根源于启蒙运动。当时人类对自然的力量知之甚少,也不懂得利用这种力量。但科学方法为人们带来了无限的希望,因为科学方法当时正在产生显著的成效。将现实看做等待人们去发掘的事物,这种观点无可厚非。毕竟,那是18世纪,人们对地球的探索都还不完全呢!首先搜集事实,接着再找出它们之间的联系,让人颇有成就感。人们可以从不同途径、不同方面获得丰富多彩的知识,因此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理性扫除了几百年来的封建迷信,取而代之的是进步的胜利感。主流世界观认为,人类的认知功能没有极限。这种观点只意识到了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单向联系,还把现实当成了独立存在的事物;并且认为只要表述和事实是符合的,人们就能理解现实。
这个观点在逻辑实证主义(logicalpositi Vism)中达到了巅峰。20世纪初,逻辑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想渐渐在维也纳发展活跃起来。该主义,符合文法的表述非真即假。倘若表述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范畴,那么它就没有任何意义。逻辑实证主义者把事实和表述当做不同的实体,认为二者之间唯一的联系就在于真实的表述符合事实,错误的表述则不然。
表述也可能是事实的组成部分,但是这种可能性总是被人们忽略。说谎者的悖论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个悖论最早由希腊克里特哲学家埃庇米尼得斯提出。他曾说,所有克里特人都说谎。如果他所言为真,那么克里特人就全是说谎者,身为克里特人的埃庇米尼得斯自然也不例外,于是他所说的这句话应为谎言,但这与之前假设此言为真相矛盾;假设此言为假,那么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克里特人都说谎。因此埃庇米尼得斯的表述是错误的。英国哲学家伯兰特·罗素为说谎者悖论作出了解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正是被罗素从维也纳带到了英国剑桥。罗素将表述划分为两大类:自相关性表述(self—referentstatement)和非自相关性表述(non—self—referentstatement)。由于我们无法明确判断自相关性表述的真值(truthvalue),因此罗素提议把自相关性表述归为没有意义的表述。他的解答或许维护了事实和表述之间的简单分界,但却阻碍了人们思考与其相关的问题,甚至会忘记自己的存在。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指出了这种观点的荒谬性。他在《逻辑哲学论》一书的总结中写道,能够看懂本书的人必须意识到它是无意义的。但不久之后,维特根斯坦放弃了逻辑实证主义,开创了分析哲学的先河。

内容简介
《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内容简介:索罗斯是当代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卡尔波普的学生,他的思想和世界观深受其哲学思想影响。他在《这个时代的无知与傲慢:索罗斯给开放社会的建言》一书中谈到了其对人类行为的易错性,思维与真相等问题的理解,认为“我们身处一个不完美的社会,人类行为具有彻底的易错性”,试图从认识论层面重新激发人们对当今世界的看法。
索罗斯还在书中谈到了自己对911事件、反恐战争、以及美国民主自由世界观的看法,针砭时弊地指出这个时代缺陷———暴政、暴戾、无知以及傲慢;同时,也提出了他对开放世界的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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