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桑文丛:我想变成一本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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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与“采桑文丛”的已出诸种一样,内容定位仍为“既关注读书,又关注生活”。无论写香港报人周石、梁小中(《红梅谷》)、写诗人辛笛(《声音自草中来》),还是写姑外公欧阳予倩(《铁狮子胡同三号》)、写自己的父亲(《开拉气》),均令人读来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在传神的细节中,透着一股痛彻心灵、感人肺腑的力量。

编辑推荐
极具才情的女作家王璞是这样的说的:“我想变成一本书,我想把我的精华都集结在一本书里,薄薄的一本,没有一页多余的篇章,没有一句废话,谁读了都不会有上了当浪费了时间之叹,给孤独者以友情,给怯懦者以勇气,给悲伤者以快乐,给失望者以希望,给落败者以信心,一言以蔽之,它是所有爱书人的朋友,那种必要时就出现、不需要任何回报的朋友。”

作者简介
王璞,生于香港,长于内地。华东师范大学文学博士。1989年定居香港,先后做过报社编辑和大学教师。2005年辞去教职,回内地读书写作。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女人的故事》《嘉年华会》,散文集《呢喃细语》《整理抽屉》《图书馆怪兽》《小屋大梦》,长篇传记《项美丽在上海》,文学评论《一个孤独的讲故事人——徐小说研究》《散文十二讲》《小说写作十二讲》,长篇小说《家事》《我爸爸是好人》《猫部落》,长篇系列散文《红房子灰房子》等。

目录
第一辑红梅谷
红梅谷
铁狮子胡同三号
声音自草中来
——忆辛笛
开拉气
第二辑 我想变成一本书
我想变成一本书
小木船
——也谈怎样写小说
图书馆借书记录
伴着六十六号公路走
莎士比亚书店
一个人和一家书店
这就叫作伟大
——关于鲁迅的断想
巴金一生的三坚持
潦倒和萧条
说真话的代价
——读徐念人忆事遗稿第三辑单行街上的游荡者
单行街上的游荡者
——读本雅明《莫斯科日记》
奇特的友谊
——读《哈里与特德》
两个聂鲁达
子承父业
——读奈保尔《父与子》
愤怒老人
——读冯尼格特《没有国家的人》
作家写的写作书
——读斯蒂芬?金《写作》
旗鼓相当的一对
——读休斯《生日信札》有感
沉默的诉说
——读凯尔泰斯《非关命运》
读史诗的心境
——再读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
舒芜之谜
——读《舒芜口述自传》有感
心灵的故事
——我读辛笛诗
零散的意象,有机的联系
——读痖弦诗《深渊》
《盐》的情感节奏
到底是大家闺秀
——读《盛佩玉的回忆》

文摘
铁狮子胡同三号
铁狮子胡同三号如今已不存在了,它已改为张自忠路五号。百度百科上的相关介绍如下:
张自忠路5号,旧时的门牌是铁狮子胡同3号,后曾改为地安门东大街5号,在张自忠路东段路北,坐北朝南,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宅院。解放前,为一所私人医院,名“时子和医院”,现为中央戏剧学院宿舍。
院内主体建筑是一组建在基座上的砖石结构的正方形西式平房,顶为四坡,前有一间由四根西式圆柱支撑的门廊,门廊前有五步台阶。主体建筑东侧有两排北房,南边的北房三间,前廊后厦;北边的五间北房,只带前廊。主体建筑北面是五间带廊的北房,西北部有前廊后厦北房三间,带一间东耳房和两间西耳房。欧阳予倩于1949年11月入住此院,直至1962年辞世。当年,他住在院子的北部,“房子十三间,为中式建筑”。
1986年,东城区人民政府将其作为“欧阳予倩故居”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
1960年母亲带我们从大兴安岭奔长沙,途经北京,住过的那间房子是在东耳房还是西耳房呢?
北京是大兴安岭去长沙的必经之地,我们得在这儿转车;此外,大概母亲仍抱着返回北京的一线希望,想去找人想想办法吧?她决定在北京停留几天。
叔叔家是住不得了。叔叔被打成右派,一家人已被流放宁夏,他家那座小院已被卖掉。姑妈家也住不得,姑爹也被打成右派,本来住着的四间房变成了两间,挤住了三代五口人。母亲只好给她二嫂的姑爹姑妈欧阳予倩和刘润秋二老写了封信,探问能否让我们在他家借住几天。很快就得到他们的回信,说欢迎我们去。
姑外公欧阳予倩与我家虽然只是远亲,但1948至1949年他在香港大光明电影公司拍电影时期,父亲兼职那间电影公司宣传部主任,与他来往较多。父亲崇敬姑外公的才学人品,姑外公也喜欢父亲的敬业乐业忠厚老实。1949年大陆一建立新政权,一向思想左倾的姑外公立即回了北京。父亲1950年接到时任人民日报社长的范长江邀请回国工作的信之后,写信给姑外公征求他的意见,姑外公回信力劝他接受邀请。不料父亲回国后不到一年便遇上“镇反”运动,一夜之间他人间蒸发。母亲四处寻人未果之后,想到姑外公在新政权里大小是个官,便跑到他家求助。
母亲后来不止一次对我们讲起她去姑外公家求助的经过。她说,姑外公听她说明了情况之后,起先不相信竟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人去上班突然不见了?你到处都找过了?机关里也去过了?领导怎么说?”他反复问母亲这些问题。
“他们都说不知道。”母亲道。
后来他终于半信半疑地拿起电话,打过几通电话之后,他的脸色从疑惑渐渐转为凝重,告诉母亲:人现在在公安部。是特嫌问题。
母亲大惊,立即道:“不可能!他总是说搞新闻要不群不党,绝对不会去做国民党的特务。”
“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姑外公说。
1954年,父亲在公安部关了三年给放了回来,回到原单位工作。
原单位名叫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简称全国和大。单位被通知来公安部接人。和大倒是派了辆小车把他接了回来,但他消失后领导曾开全机关大会宣布他是特务,现在回来了却没有也开个大会宣布他不是特务,只让他回原办公室上班。也绝口不提补发那三年的工资的事。
好在亲戚朋友都相信他不是特务,从邻居到亲人,大家都祝贺他归来,大家见了面都是一句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就连此事的受害者母亲也半是开解、半是自我安慰地对父亲道:“算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家中客人开始多了起来,一些失去联系的亲友又跟我们恢复往来,那年过年,我们惊喜地看见一辆小轿车停在了我们的大门口,接着,一位白发皤然的老者,在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的搀扶下走进了院子。啊!是姑外公亲自上门来看我们了!
我不知道姑外公跟我父母谈了些什么,父母是否向他感谢了他在父亲失踪时给予的帮助,他是否跟他们谈到了他对父亲这一事件的看法。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母亲肯定没有当面跟姑外公提到他当年的那句话:共产党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
“可你爸爸不是冤枉被关了三年吗?”母亲后来私下里对我们说,“还不告诉我们人去哪里了,把我们一家人置于死地。要不是朋友祁丽云救助,我们这家人只怕早没了。姑爹真太书生气了。”
“反右”时,父亲因在大鸣大放中被领导诱导发了十五分钟言,说出我家在那三年中的遭遇,被打成极“右”分子。母亲的抱怨变成了:
“冤枉了人家还设陷阱打人家‘右派’,你姑外公要是知道了,更加不会相信了。”
我父母一直对姑外公隐瞒了父亲被打成右派这件事。我想,不管是出于对老人的敬重,还是出于对时局的恐惧,他们都不会对姑外公提到他当年说过的那句话的。
不过,从姑外公那方面来讲,他却以他的行动表明了他的态度。从父亲1954年回来的那年开始,到1958年我们一家被流放大兴安岭,每年的年初二,姑外公都会上我家来走一遭。他那样一个大人物,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亲戚朋友不计其数,过年会有多少应酬呀!但他居然每年亲自上门给一个远房晚辈亲戚拜年。那时他早已不良于行。一辆小车把他送到我们宿舍大院门口,他总是在大门外下车,然后由姑外婆和司机一边一个地搀扶着,穿过大院,一步一挪走到位于大院深处的我家。
两位老人在众目睽睽之下,顶着寒风霜冻缓缓向着我家走来的情景,刻在了我的记忆深处,至今历历如在眼前。
那年头坐小轿车的人物是凤毛麟角,而那时的姑外公,更是跟如今的影视明星似的,是家喻户晓的人物,跟梅兰芳一起号称“南欧北梅”。小车在大院门口一停,邻居们都跑出来一睹他的风采,父亲和母亲之激动自不必说,我们孩子更是雀跃,因为姑外婆一进门就会给我们每人派个红包,里面装着整整一元钱。当年对我们来说,那可是一笔巨款。
我们离开北京去大兴安岭时,父亲去跟姑外公告别。回来后母亲问他:“姑爹说了什么?怀疑你是右派了吗?”
“没有。他只说:好自为之。”
1962年,父亲第一次获准从大兴安岭回长沙探亲,经过北京时,他去看望了姑外公。那时姑外公已经住在医院里。父亲说,他进去时屋子里有个人,看样子好像是安保人员。那人在时,姑外公几乎一言不发,直到那人出去办点什么事了,他才拿出两本书来,签了名题了字送给父亲,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我这辈子的经历都写在这里了,你拿回去看吧。那两本书是《自我演戏以来》和《回忆春柳剧社》,一直保存到“文革”后,成了我少年时代读得最熟的书。
“姑爹的身体看上去倒还可以,”父亲道,“但话很少,最奇怪的是,他一句也不问我的境况,好像什么都知道了似的。”
“那你干脆把你的事告诉他,看他是个什么看法。”
“那不行,那不是让他为难吗?你叫他怎么说?同情我?那岂不是害他?太庆(我叔叔王太庆)不就是因为同情右派自己也变成了右派?骂我?那就不是他了。我猜他心里其实什么都知道了,他那么智慧的一个人,猜都猜得出。不过我去看他他是很高兴的,虽然话少,却一直留我多坐一会儿。最后还一定要起身送我。”
父亲向来有报喜不报忧的毛病,他的话可信度常常要打折扣,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记忆也有可能出现偏差。但是1960年春天,我们回长沙路过北京,借住在姑外公家的情景,却是我亲身经历,至今记忆犹新。因为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住进那么高级的宅院,受到那么热情周到的招待。
一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那个大红门,姑外婆亲自站在大门口迎着我们,一见我们她就忙让站她身边的一位保姆帮我们提行李,自己兴冲冲领着我们进屋,那副喜笑颜开的神气,好像来者不是上门求助的落难亲戚,而是贵客。
姑外婆领着我们一直走到正屋,走进姑外公书房。那是位于大屋左偏厢的一间屋子,有着中式木雕窗棂和红木门槛,我们进屋时,姑外公正拄着手杖,站在屋子中间迎着我们。三年过去了,我惊觉他一点儿也没变,仍是圣诞老人般的一派慈祥,脸上仍是那副平和宁静的笑容,仍是弯下腰郑重其事地握握我们每个孩子的手。我惊讶于那只手的柔软,惊讶于眼前这位老人的儒雅,他似乎有一种将四周的空气都变得儒雅的本领,甚至他那根手杖,也好像成了这儒雅的一部分,以至好多年里,我对拄手杖的人物都肃然起敬。
姑外婆亲自照料我们的起居。那年她已经七十多岁了吧,家里有保姆、司机和晚辈,但她事必躬亲。早上起床我看到的第一个人是她,夜里躺到床上我最后一个看到的人也是她。
至今我还记得姑外婆牵着我的手把我领进那间温馨小房间的情景。两张小床已经铺好了被褥。她安排我们躺下来。给我们盖好被子。我问她:“我妈呢?”“你妈太累了,”姑外婆掖掖我的被子道,“我让她睡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好好休息。你是好孩子,你会自己睡,对吧?”我点点头。这是我第一次看不见母亲就睡了。但我没哭,我安静地看着姑外婆轻轻关上房门。烛光渐渐远去,像是这些年包围着我们的冰雪风霜也随之远去了,许多天来我第一次安心地闭上眼睛,进入梦乡。
我也记得那个热闹的大院,一群孩子正在那里游戏,姑外婆牵着我们的手走到其中一个女孩面前,叫着她的乳名对她说:“这是来咱们家做客的表姐妹,你介绍她们跟大家认识,领她们跟你们一起玩。好不好?”
即便是对孩子,她说话也是这种商量的口气,脸上也是这副温暖的微笑。她跟女孩依次介绍我们的名字,学名和乳名,一个也没有叫错,好像我们早就是她的家人。
女孩认真地点着头,她长得很像她外婆,清秀,端庄,一脸福相,年纪比我小,个子却比我高,她友好地招呼我们:“会跳猴皮筋吗?来,一起跳!”
我还记得堂屋前高高的台阶,台阶下面的青砖小径,以及小径两旁的草地,大家在草地上笑呀跳呀。突然,有个漂亮得像精灵的女孩在院门口出现,神态却是公主般倨傲,她下巴颏朝我们一点问小表妹:“这都谁呀?”
小表妹把我姐姐的手一拉道:“别理她,她就这样。”
小表妹跟我姐姐一般高,她们很快交上了朋友。在这阳光女孩的带领下,我们在这座大房子里穿来跑去。“为什么你们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她问,“你们就在这里住下来好不好?”
她好天真!我心里想。那时我已经知道了父亲是“右派”。
我也记得那只硕大无朋的蓝色搪瓷缸,里面装满了馒头、花卷和发糕。都是用真正的面粉做的。在一年才能吃上一次细粮的我们眼里,太高级了,太珍贵了。临行前,姑外婆将它慎重交给姐姐,叮嘱:“这个最重要。归你负责。”母亲则在一旁一迭声道:“太多了太多了,现在粮食这么紧张,这下把你们的细粮都吃光了。”
“莫客气。”姑外婆说,“我们总归还可以想想办法,你们还要坐一天一晚的火车,一定要吃饱。”
那些干粮到了长沙还剩下一半,赶过来看我们的二舅也得以分享,他感叹道:“姑妈还是这样克己待人,这一大缸东西足有五六斤吧!”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姑外公何许人也。即便是后来,我一遍又一遍地读过了父亲拿回来的那两本书,也还只大略了解了他的经历和事业。我敬佩他才气横溢,意志坚强,以至于功成名就,但并没有从做人的品格方面去理解他。只是到了今天,我自己也走向生命的暮年,我自己也写作,出书,在俗世里摸爬滚打了这么多年,回想起铁狮子胡同的往事,才意识到,我曾接受过那两位老人何等的恩泽。在那些点点滴滴的琐事里,有一些何等贵重的东西渗入我的血液和心灵,使我得以历经大时代的劫难,经历过文化的浩劫,信仰的崩溃,仍能保持着反思精神和独立人格。
时至今日,姑外公那样的人物已成绝响。他们是风雨飘摇的中国传统道德文明的一缕余音。在姑外公的祖父欧阳中鹄的时代,那一传统已是日薄西山。母亲后来常常感叹,姑外公他到底祖上积的有德,保佑他1962年就走了。可惜姑外婆比他晚走几年,是在“文革”中去世的。不过我们听说,除了被抄了几次家,她老人家倒也没受什么罪,她是病死在自家床上的。比起其他死于非命的艺术家,已是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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