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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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编辑推荐:比尔•盖茨、沃伦•巴菲特、巴拉克•奥巴马、世界银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等众多全球思想家案头必备!国内知名专家巴曙松、何帆、叶檀鼎力推荐!通货膨胀、经济萧条、贫富分化、泡沫越吹越大,全球断层线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中国断层线如果不及时修复,中国经济将会面临重大挫折!修补断层线已经迫在眉睫!
全球思想家最信赖的经济学家将会告诉你:保护你的财富,首先要从修补断层线开始!

媒体推荐
在各种危机的反思之中,拉詹的分析,包括这本《断层线》,可以说是独树一帜的。在众多反思金融危机的学者当中,拉詹应当说属于个性鲜明、才华出众的一类,有这些特性的学者注定在大的动荡时期会引人注目。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博士生导师、研究员,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美国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许多著名学者都出版了他们的新作,对金融危机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尽管已经有了这么多出色的作品,拉詹的新书《断层线》仍然显得卓然不群。
——何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
关于这次金融危机所带来的教训,以及未来所要面对的艰难选择,《断层线》提供了一个出色的分析。在对这次经济崩溃进行反思和警醒的书籍中,这就是那本正确的书。
——乔治•阿克洛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
简洁明了,极有说服力,并且具有很高的可读性。这是一本关于全球不平衡的最好的书,而这个不平衡给我们带来了上次金融危机,并可能给我们带来下一次的危机。
——肯尼思•罗格夫著名经济学家、哈佛大学教授

作者简介
拉古拉迈•拉詹,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芝加哥大学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2003年9月出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他是美国艺术和科学学院院士,并在2003年获得了美国金融协会颁发的费雪•布莱克奖,该奖只颁予40岁以下最优秀的金融经济学家。
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首席经济学家,拉詹在2007年就对全球顶级银行家发出严正警告:金融市场即将步入厄运。可惜的是,这个警告导致的唯一结果是,拉詹被命名为“厄运预言博士”。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2010年5月,拉詹把自己的预言写成了一本书,名叫《断层线》,顿时风靡全球。

目录
推荐序一 XVII
推荐序二 XXIII
序言 1
第一章
“放心贷款吧,有人埋单”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30
为什么美国会落后? 33
工资差距拉大不平等 35
如何对待不平等 36
政治应对措施 38
住房信贷的始末 40
房利美和房地美 42
经济适用房计划 43
“居者有其屋”战略 45
所有权社会 46
信贷也疯狂 48
有趣的美国特征 51
沉重的反思 53

第二章
中国的断层线: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对中国
意味着什么
增长的不确定性 61
增加资本有利于发展? 62
组织资本 63
先发国家如何建立组织资本 64
后发国家的战略 67
制高点 67
特权政策 70
外向型增长和管制资本主义 72
错过转型 74
德国和日本为什么富? 75
断层线:日本的案例 77
中国的断层线将会加深还是弥合? 79
出口增长型国家的难题如何解决? 81

第三章
外资的诱惑:全球资本是如何运转的?
储蓄与投资 86
生产导向型经济体中的金融部门 88
1994年墨西哥危机 89
企业投资与管制资本主义 92
1998年东亚危机 93
断层线正在加深 98
危机之后的改革 99
美国成了外资最引人注目的目标 101

第四章
危机之下薄弱的社保体系
经济刺激的意愿 106
薄弱的社保体系 109
失业型复苏 110
社保体系为什么薄弱 112
经济层面的答案 112
救济金的政治学 116
自主刺激的弊端 121

第五章
谁在制造泡沫
美联储的目标 131
利率及其作用 133
网络泡沫的破裂 134
美联储有错吗? 136
上涨的资产价格 137
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 139
格林斯潘的对策 141
货币政策的目标究竟是什么 143
经济学家为什么容易犯错误 145
美国最大的失误之处 147

第六章
当货币成为一切的价值衡量
金钱能够衡量一切:银行家该不该受到指责 157
贷款经纪人出了什么错 161
究竟由谁来承担责任 165
这场危机并没结束 167

第七章
赌徒心理:银行在拿命运开玩笑
尾部风险:增加了风险爆发的可能性 176
为什么银行家选择尾部风险 177
为什么风险管理者发挥不了作用 179
风险成了耳旁风:高层的冒险行为 182
股东:眼睛死死盯在收益上 187
有政府做后台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190
如果银行家闯了红灯…… 194

第八章
金融改革:如何才能让金融灾难不再发生
如何规避风险:当人人都可以贷款的时候 202
金融改革应该遵循的原则 204
我们应该限制竞争吗? 204
政府不应该成为危机的救命稻草 206
终结政府对金融机构的补贴和特权 206
制定适应经济周期的监管规则 207
把尾部风险打压下去 208
改变由薪酬带来的风险动机 210
让高级经理承担投资风险 211
让债券持有者明白,风险投资是要付出代价的 214
政府对市场的介入 215
“大而不能倒”应该扫进垃圾堆了 217
任何一家金融机构都是可以倒的 219
缓冲机制:让风险有一个缓冲区 222
让金融机构更容易清盘 223
应对无法预知的意外事件 225
掌控资源的获得 225
不能把鸡蛋放在一只篮子里 226
逐步淘汰存款保险制度 228
恺撒的妻子 230
这样的救助以后再也不会发生了 231

第九章
任何人都应该公平地获得机会
提升人力资源质量 238
早期的劣势 238
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240
给孩子更公平的教育 241
教学质量影响重大 241
大学入学及大学阶段的教育 244
工作学徒制和培训 245
让差距变小 245
保险和安全网 246
区别对待失业保险 246
全民医疗保险 248
社会救济与劳动者的流动性 251
储蓄 254
政府能力 255
在逆境中重塑自我 256

第十章
说服中国:怎样才算最正确的做法
二十国集团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65
多边组织及其影响 268
获得全球影响力 271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 274
中国和世界 276
币值低估的代价 278
说服中国 280
现在就要行动起来 282
后记 285

序言
2007年的金融崩溃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让许多经济学家不得不采取退守之势。无论是新闻节目、杂志、权威人士,还是英国女王都在追问同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金融危机的到来?经济界人士或撰写文章或召开各种会议,反思他们为何犯下如此大的错误,其他人则拼命维护自己的权威。对于那些一向敌视主流经济学的基本假设的人来说,这次金融危机无疑证明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是对的:皇帝终于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根本就什么都没穿。公众对政府的信心也因此发生了剧烈的动摇。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没有任何人预见了这场危机。一些对冲基金经理人和投资银行的交易商只顾埋头赚钱,却对即将到来的危机闭口不谈。为数不多的几个政府官员和美联储官员对此曾表示过深切的担忧。一些经济学家,如肯尼思•罗格夫(KennethRogoff)、鲁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Roubini)、罗伯特•希勒(RobertShiller)和威廉•怀特(WilliamWhite),曾多次就美国房价水平和家庭债务水平向民众发出过警告。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曾将此次经济繁荣同过去那些带来灾难性后果的经济泡沫相提并论。问题并不是没有人提醒过可能存在的风险,问题是那些从经济过热中尝到甜头的人—这是一个很庞大的群体—根本就没心思听。经济评论家们常被人们戏谑地称为卡姗德拉或“永远的悲观论者”,因为他们总是预言经济下滑,所以不管怎样他们的预测最终都是对的,这就好像一座停了的钟,一天中也总有两次所指的时间是对的。我知道这些,因为我就是这些卡姗德拉中的一员。
每年,世界各国央行的领袖们都要在美国怀俄明州的杰克逊霍尔召开为期三天的会议,就会议主办方堪萨斯联邦储备银行提交的主题论文展开辩论,参加会议的还有私营部门的分析师、经济学家以及金融记者。每天会议结束之后,参会人员都会去游览美丽的大提顿国家公园,在那令人叹为观止的湖光山色中,他们又谈起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潺潺的流水声中激烈地讨论着维克塞尔利率理论。
2005年,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卸任前最后一次参加杰克逊霍尔会议,因此会议的主题被定为格林斯潘时代的遗产。当时我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而此前的20年中,我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教授银行学与金融学课程。主办方要求我提交一份论文,主要论述格林斯潘时代金融领域的发展演进。
当时研究金融部门的论文通常都是关于金融市场在全球的迅猛扩张的。主要集中于证券化的神奇之处,银行通过证券化将住房贷款和信贷打包在金融市场上出售,以此规避风险。同时,金融市场中包括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在内的长期投资者因购买此类债券而承担一小部分风险,由于它们投资期限长且资产组合多样化,因此抗风险能力要高于银行。从理论上来讲,风险得到分散之后,投资者应获得的收益也相应减少,从而使银行能够降低贷款利率,也就扩大了借款者的融资渠道。
在撰写论文的准备过程中,我请助手为我搜集了一些图表和表格。在研究这些图表和表格的过程中,我发现了几个令人好奇的地方。首先是这些图表对美国大型银行风险的衡量不同,其次是这些资料显示,在过去的10年中,银行所承担的风险逐步加大了。这着实令人吃惊,如果银行通过出售债券将高风险贷款从资产负债表中转移出去的话,银行的安全性应该提高才对。最终我才想通,原来我犯了经济学家们最大的一个通病,我假设其他条件不变,也就是说我假设除我所要研究的证券化这一现象以外的其他条件都是不变的。而通常来讲,万事万物都是在不断变化的。更重要的是,放宽管制以及证券化的发展加剧了金融市场的竞争,从而使银行家们(更广泛地说是财务经理们)开始追逐更加复杂的风险形式。
当我认清这一趋势后,论文也就一气呵成。我将标题定为《金融业的发展是否加剧世界的风险》。《华尔街日报》曾在2009年刊登一篇文章对我的这篇论文发表评论:
拉詹先生认为,金融部门的员工在获取利润后得到高额奖励,而造成损失后受到的惩罚却很轻微,这使激励制度严重失衡。这促使金融公司将资金投入能够产生巨大收益的金融产品,这种投资如果失败将会损失惨重。
他提到了为债券风险提供保障的“信用违约互换”。拉詹先生称,承保人或其他人通过出售这种看似风险较小的掉期合约获得巨大收益,可是违约情况一旦出现,损失也是极其惨痛的。
他认为银行同样持有这样的信用证券,如果这些债券出现问题,整个银行系统将出现动荡。他说,那样的话,银行之间将会对彼此失去信心。“银行间市场的冻结也就不可避免,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更是近在咫尺了”。
两年之后,这一切真的都应验了。
在那时,预测未来的经济走势并不要求有多么高超的先见之明:我只是运用了我和同事一起研讨的理论框架,将一些点连接起来而已。然而,我并没有预见到一向彬彬有礼的大会听众将作出何种反应。毫不夸张地说,我就如同一个早期的基督徒,莽撞地闯入了饥肠辘辘的狮群。我的观点自然是遭到了一些大人物的严厉批评(当然也不乏一些例外),从大会讲台走下来的时候,我感到十分不安。这并不是因为我受到了抨击,在各种研讨会上身经百战之后,人们自然会练就一张厚脸皮:如果总是对观众的意见耿耿于怀,今后就甭想发表任何观点了。令我不安的是,批评者们似乎对眼前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首先,我因为跑题而遭到了“炮轰”。会议中的大部分论文紧跟格林斯潘时代这个大主题,探讨格林斯潘是否是有史以来最为杰出的央行行长之一。有些人则给这些赞誉之词浇上了一盆冷水,他们说一切都很糟糕,并呼吁加强监管。众所周知,格林斯潘对监管的有效性是持怀疑态度的,这种论调自然是被嗤之以鼻的。其次,大家的反应都是在竭力为自己辩护,如果金融业发展严重脱轨,监管者们难道不应为自己的疏忽负责吗?而且,听众的反应也显示了监管者的盲目乐观。美联储成功地应对了2000~2001年由互联网泡沫引起的经济衰退,因此自信地认为可以在金融体系再次触礁时力挽狂澜。
尽管我在演讲时担心银行家的动机,但在讲话结束的时候已经开始担心监管者的动机了。虽然越来越多的评论者和监管者开始接受我的观点,但我认识到这些问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罢了。这次金融危机的真正根源不仅更具广泛性,而且更具隐蔽性。我们不应把一些看似说得过去的原因堆砌起来,再把一切问题归咎于它们。那些贪婪的银行家们会受到监管,不称职的政府官员也会下台。这是一个最轻松的解决方案,因为坏人总是很容易被辨认出来,人们可以针对不法行为和渎职采取措施。更进一步说,我们就无须为加剧经济衰退负责了,这也搬走了压在每个人心底的一块石头。但是这种说法未免太草率了。
我们不能对这次危机掉以轻心,认为它和以前的危机没什么两样,也是由房地产市场和外资流动所引起的。尽管每次金融危机的起因都存在着十分广泛的共性,但很多人认为,这场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全世界最为复杂的金融体系出了问题。一贯有效的监管和制衡机制到底怎么了?市场本身的规范机制到底怎么了?个人自我保护的本能又到底怎么了?难道自由企业制度已经从根本上失败了吗?如果这只是发生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一次“平常的”危机,我们也不会有如此多的质疑。可是考虑到此次危机的代价,我们岂能作出轻率的抑或错误的判断。
虽然我仍然相信自由企业制度的基本思想,但加剧这次危机的那些断层线却遍布于整个系统之中。它们不仅来自某一个个人或机构。为这次危机负责的应该是一个更加庞大的群体:其中有国内的政客,有外国政府,还有像我一样的经济学家和像你一样的普通百姓。而且,大家并不是都被一种集体的狂热气氛笼罩着。我们不能说人们的行为缺少理性,因为利益的诱惑实在太大了。尽管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金融市场出了问题,但是所有人还是幻想未来会云开雾散,并紧紧抓住这个希望不松手,因为这和每个人的利益息息相关。然而,我们的行为“齐心协力”地把世界经济逼到了灾难的边缘,如果不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采取措施亡羊补牢的话,悲剧还会再次上演。
在全球经济中存在着很深的断层线,并且还在不断加深,因为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对个人和机构来说最适合的未必适合整个系统。其中一些十分严重的断层并不是由经济原因导致,它们是政治的产物。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机将一切暴露无遗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断层线分布在哪儿。如今政客们宣称要“永远告别危机”。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只会抓几个替罪羊而已,这并不仅仅因为体系难以改变,还因为政客们若是追踪这些断层的所在,就会发现其中一部分牵涉到他们自身。如果经济复苏加快,人们安于现状的想法就会变得更加坚定,作出改变则会变得更加困难。因此,本书旨在吸取本次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从更深的层次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从而提出能够应对本次危机真正原因的政策选择,以避免重蹈覆辙。
大家普遍认为本次危机是由历史性危机的延续造成的,首先,我要说说我对此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末,一些曾经依靠外国借款花钱大手大脚的发展中国家(为简洁起见,我用“发展中国家”这个词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国家,用“工业化国家”来指代那些人均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决定改变消费习惯,以储蓄来替代消费。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当时也处于日益加剧的经济下滑之中,为了防止世界经济进一步下滑,必须有人扩大消费和投资。对于那些愿意花钱的国家,好消息是现在的发展中国家和日本以及紧随其后的德国和石油富国们已经有足够的盈余为它们埋单。
20世纪90年代末,在工业化国家中,一些公司对信息技术和通信行业进行了大规模投资。不幸的是,这股投资热潮最终演变成了我们如今所说的互联网泡沫,2000年初泡沫最终破灭,同时各个公司也在大规模地缩减投资。
随着美国经济的放缓,美联储加大干预力度,大幅削减利率。希望以此激活经济领域中对利率敏感的经济活动。正常地讲,此举本应拉动企业投资的增加,但是这些企业在互联网泡沫时代进行了大量投资,此时已经力不从心。相反,较低的利率刺激了美国消费者购买住房的热情,从而抬高了房价,使房地产投资猛增。这些住房购买者中有相当数量的人信用评级较低或者有不良的信用记录,也就是所谓的次级借款人和Alt-A借款人,这些不符合常规抵押贷款借贷条件的人也获得了贷款途径。持续走高的房价使次级借款人有能力为低息抵押贷款重新融资(从而避免违约)。对于许多借款人来说,还贷似乎是一件遥遥无期的事。
海外投资者通过对美国的出口积累了大量资金,这些资金如洪水般向美国的借款人涌来,从而助长了美国无节制的消费习惯。那么德国斯图加特的一名牙科医生是如何把钱借给美国内华达州拉斯韦加斯的一名次级贷款借款人的呢?这名德国的牙医当然不能直接把钱借给要贷款的人,那样会产生巨额的成本,因为她既要调查该借款人的信用程度,又要使贷款行为符合地方的各项法律法规,还要收回还款,一旦发生违约还要进行干预。而且,每一个次级贷款购房者违约的可能性都很高,远超过一个保守的私人投资者可以接受的范围。
此时,错综复杂的美国金融业就有了用武之地。贷款证券化让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如果将该抵押贷款同来自其他地区的抵押贷款打包出售,那么多样化的投资将有利于风险的降低。风险最高的贷款可以出售给有能力进行风险评估并具有风险偏好的买家。安全性较高的贷款则可以直接卖给这名德国的牙医和她的银行。
以这种方式,美国的金融业填补了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鸿沟。一边是过度消费,需求旺盛,而另一边则是消费不足,市场低迷。但整个大厦是建立在房地产市场的基础之上的。新的住房建设工程以及房地产销售增加了美国建筑业、房地产中介以及金融业的就业岗位,而攀升的房价又可以为贷款和新的消费融资。美国的消费者看起来欲壑难填,其他国家则一边通过对美国出口拉动经济走出低迷,一边又借钱给美国为进口埋单。人们好像活在一个甜蜜的梦中,可梦终究是会醒的。
当美联储宣布要提高利率并抑制房价上扬时,这列飞速运行的“欲望号街车”终于戛然而止,疯狂的借贷行为也因房价的走低而偃旗息鼓。次级抵押贷款证券价格骤降,因为其背后的抵押风险比宣称的风险更大。而这些看上去很精明的银行家们手里却持有大量评级高但质量低的证券,虽然连他们自己都知道这是在玩火。而且,他们竟然通过大量的短期债务为这些证券融资。结果可想而知,短期债务的持有者惊恐万分,当债务到还款期限时,他们拒绝再为银行融资。一些银行以破产告终,其他银行获得了政府的援助,而整个体系却濒临崩溃的边缘。世界经济急速下滑,虽然现在已处于恢复期,但是恢复得十分缓慢。
于是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大量流入美国的资金被用来为次级信贷融资呢?其他经济体,如德国和日本靠出口走出了2001年的经济衰退,为什么美国不能效仿此法呢?为什么像中国这样较为贫困的发展中国家要为美国这样的富国的不可持续性消费融资呢?为什么美联储要在如此长的时间内保持较低的利率呢?为什么金融公司要贷款给那些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三无人员呢—这种做法极为普遍,甚至已经有了自己专有的名称,叫忍者贷款(NINJAloans)。既然银行知道这些次贷证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为什么还要持有那么多呢?
我试图在本书中解答所有这些问题。首先我要说,对于这次金融危机,我并没有一个单一的解释,因此也就谈不上什么预防危机再次发生的灵丹妙药。任何单一的解释都会显得过于简单化。为了更好地解释,我引用了断层线这个比喻。在地质学中,由于地壳构造板块相互挤压和冲撞在地壳表面形成的断裂称为断层线。来自四面八方的巨大压力慢慢积聚,挤压着这些断层线。我将在本书中对全球经济中出现的断层线加以论述,并解释这些断层线是如何影响金融行业的。
第一类断层线产生的根源是国内政治压力,尤其是对美国来说。几乎每一场金融危机都有其政治根源,尽管各不相同,因为强有力的政治力量能够战胜大多数工业国家为抑制金融膨胀而建立的制衡体系。第二类断层线则产生于上述经济增长模式所引发的国家间贸易失衡。最后一类断层线的产生是由于不同类型的金融体系走到一起为不平衡的贸易融资,尤其是当像美国和英国这样建立在合约基础上的透明的公平金融体系为其他国家不透明的金融体系融资或接受后者的资金时。因为不同的金融体系运作的原则不同,政府干预的形式也多种多样,所以当它们相互作用时会阻碍各体系自身功能的发挥。所有这些断层线都会影响到金融领域的行为,对理解此次危机具有核心意义。
不平等的加剧助推了住房信贷的发展
第一种断层线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美国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及其要求放松信贷所造成的政治压力。很显然,美国高收入人群的显性收入持续增加。1976年,收入排在美国前1%的家庭的总收入占当年国民总收入的8.9%,但到2007年,这一比例已上升至23.5%。换句话说,从1976年到2007年,美国实际总收入每增长一美元,就会有58美分流入这些超高收入家庭。2007年,对冲基金经理约翰•保尔森的收入为37亿美元,是美国中等收入家庭的7.4万倍。
尽管精英人群的巨额收入受到了公众的关注,甚至激怒了代表中产阶级的专栏作家,但是这样具有亿万资产的对冲基金经理在美国还是很少见的。人们更关注的是和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关的事情,比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收入工作者(如办公室经理)工资的增速要远高于中等收入工作者—工厂工人和办公室助理是该类人群的典型代表。可以说多方面的原因导致了收入差距的拉大。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尽管美国生产技术的进步要求劳动者掌握更高的技能—对于我们的父母那一代人来说,有高中文凭就够了,但是如今的大学本科毕业生只能当一个办公室文员—我们的教育体系并未能够为广大的劳动力提供足够的、必需的教育。这是因为营养、社会化和学习在人们的孩提时代并未受到重视,加上小学和中学的教育又差强人意,使得很多美国人没有做好进入大学继续深造的准备。
结果,中产阶级工资水平几乎停滞不前,失业的可能性却持续上升。虽然政客们能够体察民怨,但改善教育的质量实属不易,只有通过在某一地区实行切实有效的政策才有可能实现,而该地区的既得利益者往往更希望维持现状。更重要的是,任何改革都不会立竿见影,无法解决选民的燃眉之急。因此政客们就自觉不自觉地选择其他能够快速见效的方法来安抚选民。我们一直都明白一个道理,即消费能力比收入多少更加重要。说穿了就是,如果能够提高中产阶级家庭的消费能力,让他们隔几年就可以买辆新车,偶尔还可以出国度假,那么他们也就不会那么在意收入是否在原地打转了。
因此,面对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政府采取的措施是扩大对家庭的借贷,尤其针对低收入家庭。政府如此应对选民的诉求,不知是有意为之还是顺水推舟。不管怎样,拉动消费和扩大就业的成效立刻显现了出来,而人们距离偿还贷款的期限还远着呢。回顾历史就会发现,当政府无法直接消除中产阶级家庭的深层次焦虑时,就会拿宽松信贷来作为安抚剂。然而,政客们在表述这一目的时并不是直接告诉人们要扩大消费,他们的宣传更令人振奋也更具煽动性。在美国,拥有住房被视为美国梦的重要元素,让中低收入家庭也能购买房屋是扩大信贷和消费的关键。一方面政府积极推动宽松信贷政策,另一方面以利益为驱动的金融行业错综复杂、竞争激烈且道德缺失,当二者发生相互作用时,一条深深的断层线便产生了。
当然,政府通过扩大信贷来缓解一部分人因落后而产生的担忧情绪,这在历史上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实际上,这样的例子在美国俯拾皆是。在20世纪早期,美国的放松管制政策和银行业的迅速扩张从很大程度上来讲是对民粹主义运动的回应,该运动得到了中小型农场主的广泛支持,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落后于队伍日益壮大的产业工人,并要求获得更加宽松的信贷。而过度的农村信贷是美国大萧条时期导致银行业崩溃的重要原因之一。
出口导向型增长及其依赖性
靠借债来维持的消费往往有着各种各样的限制,尤其是对美国这样的大国来说。对消费品和服务的强烈需求使得物价不断攀升,从而引发了通货膨胀。为缓解对通胀的担忧,央行通过加息来抑制家庭的借贷能力和消费欲望。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前10年,在美国日益增长的家庭需求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国外进口得到满足的,过去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现在更多的是从中国进口,这些国家历来都是靠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并且拥有十分充足的产能。但是正如我将在第二章中所讲的那样,如此强大的消费品生产能力也反映出这些国家在增长模式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即过度依赖国外的消费者。这种依赖是形成第二条断层线的根源所在。
全球经济之所以不堪一击,是因为传统的出口国国内需求疲软,从而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扩大开支以维持平衡。因为出口国能够提供充足的商品,像西班牙、美国、英国这样忽视甚至鼓励家庭债务的国家,以及像希腊这样缺少政治意愿去压制政府的民粹主义和工会需求的国家,就开始了长期的负债消费。最终,这些国家的家庭和政府都债台高筑,不仅未来需求的扩张受到了制约,而且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痛苦的全面改革。但是,只要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坚持以出口为导向的经济结构,大量的商品就会像潮水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流动,寻找政策和自制力最为薄弱的国家作为突破口,诱使其消费,直到最后无法负担,继而陷入危机之中无法自拔。
为什么会有如此之多的经济体要依赖其他国家的消费才能发展?这种依赖性产生于它们为摆脱“二战”的毁灭性打击或者摆脱贫困实现飞速发展而选择的发展道路。在这些经济体中,政府(和银行)广泛地进行干预,以牺牲本国家庭消费能力为代价,打造实力雄厚的企业和极具竞争力的出口商。
长久以来,这些国家建立了十分高效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制造行业,如佳能、丰田、三星以及台塑等企业都处于全球领先的地位。为保护其在海外市场上的竞争力,它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尽管全球性的竞争减轻了政府干预出口领域所产生的恶性影响,但是面向国内的生产领域就难逃此劫了。银行、零售、餐饮以及建筑行业通过对政府的政策施加影响限制了各行业内的国内竞争。所以,这些行业的效率很低。比如在日本,没有一家银行能在全球范围内与汇丰银行相抗衡,没有一家零售商在规模和价格优势上超过沃尔玛,没有一家快餐连锁在分店数量上击败麦当劳。
所以,尽管这些经济体能够实现高速增长并跻身富国行列,但低劳动成本优势会渐渐消失,出口也会变得愈加困难,那些效率极低的内向型行业就会成为严重制约国内经济自发性增长的瓶颈。到那时,这些经济体在正常时期发展已经很困难,要是赶上萧条时期,若不通过巨额财政开支的刺激作用,实现国内增长更是难上加难。当政府迫于压力不得不实施援助时,政府会出于本能地眷顾那些具有较大影响力的国内生产商,但是这些企业效率偏低,并且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毫无益处。所以,这些国家不得不依赖国外需求来使自己走出经济低谷。
前景看起来不容乐观。随着这些国家人口结构的老龄化,改革会变得更加困难,其依赖性也会日趋严重。尽管中国可能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中国目前也正走在这样一条危险的道路上,只有作出实质性的政策转变,才能充分发挥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体系的碰撞
过去,在一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尽管工厂生产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国外的需求,但这些国家并不是净出口国。在20世纪80年代及90年代初,包括韩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增长较快,因此要从德国和日本等国大量进口机械设备。这就意味着这些国家要承担贸易逆差,并要从世界资本市场贷款为其融资。
甚至连出口导向型的发展中国家最初也帮助消化了一些出口。但是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遭受了一连串的金融危机,使这些国家认识到从工业化国家大规模贷款来投资无疑是自找麻烦。在第三章中,我将会解释为什么这些国家会从剩余产品的吸收国转变为净出口国,从而导致了问题的出现。从实质上说,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与其融资国的金融体系是建立在不同的基本原则之上的,而且两种体系是互不相容的。这种差异性是断层线产生的另一个根源,也极大地提高了通过借债来为本国投资和增长提供资金支持的风险。
像美国和英国这样具有竞争力的金融体系强调的是透明度及合同在法律体系内的可执行性,因为商业交易并不依靠幕后的私人关系,这被称为“公平交易”制度。因为金融家们有能力搜集各种公开的信息,也了解借款者的运作方式,并且深知自己的债权会得到法律的保护与执行,所以信心十足,他们愿意持有长期债权(如股份)和长期债务,不需要通过银行等中间机构就可以为最终受益者直接融资。每一笔交易都应该公正公平,并且要通过激烈的竞标。上述说法显然有点讽刺的意味—因为在最近的一次金融危机中透明性已经荡然无存—但这种说法反映了该体系的实质。
对于那些政府和银行积极干预经济增长的国家,其金融体系与上述体系是截然不同的。公开的金融信息非常有限,或许是因为政府和银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直接控制资金的流通,不需要也不想要公众监督。如今,虽然在大多数这样的国家中,政府已经放下了手中的指挥棒,但银行仍在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信息被严格地控制在一些内部人士手中。由于公开的信息较少,所以合同条款的执行基本上要依赖于长期的商业关系。借款方要么还款,要么通过诚信的方式同贷款方进行协商,以防关系破裂产生不良后果。在这样的一种体系中,关系就是金钱。这就意味着体系外的金融机构,尤其是外国的金融机构几乎无法融入该体系。事实上,恰恰是这种差异令这一体系能够顺利地运转,因为如果借款人能够像在公平交易体系中那样让贷款人之间相互竞争,干预将失去效力。
因此,如果来自工业化国家公平交易体系中的私人投资者需要为发展中国家的公司融资—正如20世纪90年代初所发生的那样—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外国投资者因为不了解这些剪不断理还乱的内部关系,所以会采取三项保护措施。第一,只提供短期贷款,以确保能随时撤资,达到风险最小化。第二,只接受外币支付,以防该国发生通货膨胀或者货币贬值从而导致其债权缩水。第三,通过当地银行放款,如果出现问题,而当地银行无力还款,政府将出面协助银行以避免大面积的经济损失。因此,投资者得到了政府的隐性担保。由于担心当地经济出现动荡而受到附带性损害,这些来自公平交易体系的投资者愿意将他们的资金委托给这个模糊的体系。
这样一来,东亚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出现了问题,外国投资者由于受到这些措施的保护,几乎没有任何动力去审查获得融资的企业。而国内银行体系的贷款一直都是由政府来掌控和担保,几乎没有能力进行细致的评估,尤其是当借款者处于技术升级阶段并投资于复杂的资本密集型项目时。看到信贷的自由流动,借款者高兴都来不及,哪会去想潜在的问题。但是,当项目出现表现不佳的迹象时,外国投资者就会迅速撤走资金。因此,严重依赖外资的发展中国家就经历了周期性的繁荣和衰退,最后以20世纪90年代末的金融危机而告终。
那些危机不仅极具破坏力,而且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例如,印度尼西亚的国内生产总值从峰值一路狂降25%,堪比美国大萧条时期的经济下滑。但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经济自由落体式的下滑,使得数百万工人失去饭碗,衣食无着,也让印度尼西亚遭遇了种族暴乱和政治动荡。最糟糕的是,印度尼西亚曾经为从殖民者的统治中获得解放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而感到自豪,这时却要可怜兮兮地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请求贷款,为此还不得不接受了大量的附加条件。其中很多条件都是工业化国家为满足自身利益而直接制定的,印度尼西亚虽然怒火中烧,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主权受到侵犯。
从此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都暗下决心以后绝不能再依赖国际金融市场(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怜悯度日。联想到印度尼西亚的遭遇,这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决定不再从国外贷款,彻底抛弃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和以借债来维持的经济扩张。此外,一些国家还决定通过低估货币来扩大出口。它们不仅通过购买外汇来维持较低的汇率,还建立了大规模的外汇储备,未雨绸缪,以防国外债主再次发生恐慌。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展中国家缩减投资,从商品和资本的净进口国转型为净出口国,从而加剧了全球商品的过剩。
不久之后,工业化国家企业的投资项目也在互联网泡沫中迅速崩溃,世界经济在21世纪的头几年间陷入衰退。像德国和日本这样的国家,因其经济模式是出口导向型,所以也自身难保。刺激增长的重任便落在美国的肩上。
失业型复苏和刺激政策
正如我前面所提到的,美国的政治因素决定其必须刺激消费。尽管美国为世界经济走出2001年的衰退提供了必要的刺激,但人们仍然发现,正如1991年的复苏一样,工作岗位并没有随之增加。由于美国的失业救济期限较短,进一步刺激经济活力的政治压力显著升高。正如我在第四章中所说,失业型复苏并不是一个过去时—实际上,目前的复苏情况已经表明美国迄今为止在增加就业岗位方面进展缓慢。失业型复苏极其有害,因为长期刺激政策的目标是迫使私营部门非自愿地增加就业,这样做会削弱该部门的积极性,尤其是对金融行业来说。这也就形成了由政治和金融领域的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另一条断层线,这一次,它随着经济循环发展到不同阶段而不断
变化。
从1960年直到1991年的经济衰退之前,美国的每次经济复苏都很迅速。经济从衰退的低谷回升到衰退前的产量所用的平均时间不到两个季度,恢复就业所用的时间也不到8个月。但是,1991年和2000~2001年之后的经济复苏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尽管恢复产量的时间仍然较短,1991年为三个季度,2001年仅为一个季度,但两次经济衰退之后,恢复就业的时间却分别用了23个月和38个月。确实,尽管经济回暖,但失业仍在继续,所以这类复苏被称为“失业型复苏”。
不幸的是,美国面对失业型复苏简直手足无措。一般来说,美国的失业津贴仅发放6个月。更糟的是,医疗保健福利一直以来都是和工作捆绑在一起的,一个失业的工人很有可能无法承担医疗费用。
只有在经济回升较快且工作岗位充足时,这种短期的福利才会有效。工人们因为担心在找到下一份工作之前就失去失业津贴,所以会更加卖力地寻找适合自己的工作。但是新增工作岗位数量很少,积极的动力又沦为巨大的焦虑和不确定性—不仅对失业者来说是这样,那些拥有工作的人也担心某一天会丢了饭碗,陷入这种落魄境地。
政客们若是无视公众的焦虑,只能自食苦果。尽管老布什在伊拉克打了胜仗,但他第二次竞选仍然失败了,大家普遍认为这是由于他对1991年经济衰退后的失业型复苏所引发的公众担忧缺少关注。政客们充分地吸取了这个教训。从政治上来讲,经济复苏的关键不是产量,而是就业,政客们愿意从财政方面(政府支出和低税收)和货币方面(降低短期利率)加大对经济的刺激,直到就业出现起色为止。
从理论上讲,这种行为反映了民主的优越性。而实际上,公众要求政府采取行动的巨大压力反而让政客们无视美国长久以来由政策制定的制衡体系。在危机的阴影下,政府出台一些长期的政策,那些在经济下滑时期恰巧执政的政党就可以借此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这样在政策制定上就会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这是选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同时还会导致过度支出,不利于政府长期的财政稳定。
在第五章中,我将会探讨这些政治因素是通过什么具体方式影响美国的货币政策的。货币政策当然由美联储掌管,但美联储的独立只不过是表象罢了,若是有哪位美联储主席敢挑战政府的权威,在就业状况没有好转之前就提高利率的话,那他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确实,美联储的职责之一就是保持高就业率。而且,当失业率居高不下时,工资上涨(央行的主要担忧)的可能性也不大,因此,美联储就会认为保持低利率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这会产生不良的后果:一方面,包括国外市场在内的一些其他市场会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作出反应。例如,石油和金属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可能会上扬。另一方面,房屋、股票以及证券等资产价格也会发生膨胀,因为投资者会抛弃较低的短期利率,转向收益更高的投资。
更严重的是,在这些时期,金融行业所面临的风险更大。在2003~2006年间,低利率使得政府原本就鼓励的低收入人群购房行为更加疯狂,助长了房地产泡沫的膨胀,同时也加重了美国的债务。美联储为鼓励企业投资,增加就业岗位,曾承诺会在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低利率,这无疑是火上浇油。这个承诺让资产价格继续走高,并加大了金融行业的风险。致命一击来自艾伦•格林斯潘,这位美联储主席在2002年宣布,美联储不会出手捅破资产价格泡沫,但如果市场崩溃,美联储会通过新的扩张帮美国度过危机。如果金融市场在进入狂热状态之前需要一个许可的话,那么这番话就是那个许可。
美联储仅仅关注就业和通胀—实际上,只有就业受到了关注,这是一种在政治上缺乏深谋远虑的行为。尽管这完全是美联储的职责所在,但这是极其危险的。因为手中的工具有限,美联储以此为借口宣称自己不应承担多项具有潜在竞争性的目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其狭隘的侧重点对经济产生的广泛后果,尤其是美联储倡导的低利率和高流动性对金融行业的行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断层线由于以政治为动机的刺激政策与寻求竞争优势的金融行业的相互作用而产生,就如同鼓励低收入人群购房一样,潜藏着巨大的危险。
美国金融行业的恶果
来自各个断层线的微震是如何集中爆发,差点毁了美国整个金融行业的?我认为有两点值得一提。首先,大量的资金从海外或通过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机构流入了低收入住房市场。这导致了房价暂时的飙升以及按揭贷款质量的不断下降。其次,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承担了大量的风险,包括购买大量为次级抵押贷款融资而发行的低质量证券,同时甚至通过短期贷款的方式为上述高风险交易进行融资。
让我说得更具体一些。在21世纪的头几年中,发展中国家靠出口积累了大量的资金,而美国在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刺激下,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大量增加,尤其是在住房建设行业,于是发展中国家就扮演了美国的融资者的角色。为安全起见,外国投资者购买了由房利美和房地美等政府扶持的抵押贷款机构所发行的证券,进一步推动了美国政府的低收入住房计划。这些投资者很多都是来自发展中国家,他们认为美国政府会为这些机构背书,就好像过去的工业国投资者认为在危机发生时会得到发展中国家政府的支持一样。尽管房利美和房地美承担了巨大的风险,但它们已经不再受市场规则的约束了。
还有一部分来自国外私有部门的资金流入了评级较高的次级按揭证券。此时,缺少警惕性的外国投资者过于天真地相信了美国的公平交易体系。他们充分相信该体系中的评级和市场价格,却没有意识到,流入次贷市场的来自抵押贷款机构和国外投资者的大量资金已经腐蚀了这一体系。因为正如我在第六章中所说,公平交易体系的弱点之一便是它依赖于价格的准确性,但是当流入资金规模过大时,价格可能会变得极其不真实。在这里,不同金融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再一次加重了金融领域的脆弱性。
然而,这次金融恐慌的主要原因并不是银行将低质量的次级抵押贷款证券打包出售,而是银行本身持有了大量的此类证券,并通过短期债务为其融资。说到这里,我们就又回到了我在杰克逊霍尔演讲的主题。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这么多美国的银行愿意承担如此高的风险?
在第七章中我将会讲到,问题出在这些风险的特殊性上。来自投资者的大量资金流入美国次级贷款市场,以及政府在住房市场上的积极参与,似乎暗示着在购房者没有发生违约之前,这种状况还会持续很长时间。与此相似,由于高失业率的影响,美联储愿意在较长时间内保持宽松的环境,因此融资紧缩的风险短期之内不会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现代金融体系吸收了过量的风险。
对于银行来说,通常情况下,承担的风险越大,收益越大,但也有可能损失惨重。从社会的角度看,银行不应当承担这么大的风险,因为一旦遭受损失,代价是十分高昂的。不幸的是,金融体系的激励机制鼓励利用短期的优势,这也使得银行从业者更热衷于追逐风险。
尤其有害的是,为推动政治目标的实现,或避免政治痛苦,来自政府和中央银行的已经或即将进行的干预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促使很多金融实体承担同样的风险。这样一来,风险转化为损失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金融行业当然应该为风险承担主要责任。在这次危机中,金融业的失败表现在以下方面,如扭曲的动机、盲目乐观、贪婪、错误的信念以及从众心理。但是政府也难辞其咎,它让风险看上去更加诱人,妨碍市场遵守规则,甚至还为违规行为叫好。不幸的是,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干预正好符合了金融部门事前的预期。在这次危机之中,政治道德风险与金融业的道德风险一拍即合。令人担忧的是,此类情况很有可能会再次出现。
换句话说,在现代民主制度中,自由企业资本主义的主要问题一直都是如何平衡政府和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尽管很多学者都把重点放在定义两者的合理行为上,但是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在民主制度中,政府不会允许普通百姓遭受来自残酷市场的附带损害。成熟的现代金融业了解这一弱点,通过各种方式利用政府对不平等、失业以及金融稳定的担忧。问题的症结是,从根本上讲,资本主义的宗旨和民主制度的宗旨互不相容,但两者却能够携手并进,因为两种体系可以互相弥补彼此的缺陷。
我并不是要为银行家们辩护,他们在危机发生之后的政府救助阶段仍然享受高额津贴,从道德上说,这是令人愤慨的,从政治上讲,这也是缺乏远见的。但是光有愤怒是没有用的。尽管金融行业罪行累累,但由于它处在多条断层线交汇的中心位置,行为自然会受到影响。包括银行家、政客、穷人、国外投资者、经济学家和中央银行在内的每一位参与者都做了自以为正确的事情。但实际上,像政客和银行家这样的关键参与者极有可能无意识地分别受到了选举模式和市场认可的影响,选择了促发危机的行为。我们无法找到真正的恶人,而且每一个参与者都没能成功地弥合断层线,使我们更难找到解决方案。规范银行高管的津贴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尤其是当他们没有意识到自己承担着多么大的风险时。
面临的挑战
如果此次危机是由参与者的合理行为(至少从他们各自的角度,他们认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造成的,那么我们就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了,而且很多都是金融行业以外的工作。怎样才能让美国的弱势群体真正拥有成功的机会?我们是否应该建立更加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以便在金融危机来袭时保护家庭的利益,还是寻找别的方式增强工人们抵御风险的能力?如何让世界上的一些大国摆脱对出口的依赖?怎样才能使它们完善本国的金融行业,更加有效地分配资源和风险?当然,还包括美国应如何改革金融体系,以避免再次将世界经济推向深渊。
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安全的金融体系既不承担任何风险,也不鼓励创新和增长,更不会帮助穷人脱贫,消费者的选择余地也很小。这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体系。但是从长远来看,尤其是从人类所面临的各项严峻挑战来看—如气候变化、人口老龄化、贫穷等—满足于现状才是最大的风险,因为这会让我们无力应对即将到来的挑战。我们不想再回到过去那些糟糕的日子,不想让银行业再次变得乏味;我们总是忘记在一个严格管制的体系中,消费者和企业的选择是那么的少。我们希望金融业富有创造力和活力,但不想看到过高的风险和令人愤慨的行为。这很难实现,但是值得我们为之努力。
我们也应该认清,好的经济和好的政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经济学曾经被称为政治经济学的原因所在。经济学家错就错在他们相信一个国家只要建立起制度的框架,政治的影响就会被削弱,这个国家就会永远摆脱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我们现在应该看清,只有当政治合理且均衡的时候,制度(如监管者)才能充分发挥其影响力。深层次的不平衡(如不平等)能够在政治上掀起巨浪,也能突破制度的约束。一个国家若是政治失衡,不管其制度多么发达,都会重新退回到发展中国家的状态。
我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改革需要仔细的分析,有时也需要对细节的观察,这是有些乏味的。我将在第八章到第十章探讨可行的改革方案,并主要关注宏观政策。我希望我的建议比那些要求严惩银行家及监管者的呼声更具建设性意义。如果这些建议得以实施,我们的世界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它将摆脱日益加深的危机,走上一条经济更加健康、政治更加稳定、合作更加广泛的道路。我们将会在克服全球挑战方面取得进展。这些改革的成功也需要各个国家改变生活方式、增长方式以及选择方式。任何改革都难免会经历阵痛,但是它能够给我们带来更加广泛并且深远的好处。这种改革因为见效慢,所以很难受到民众的欢迎,因而对政客们的吸引力也很小。但是如果我们无所作为的话,我们要付出的代价会比这次经济动荡更加惨痛。如果不加以补救,断层线就会日趋加深。
世界的前景并非暗淡无光。今天的我们有两个充分的理由来保持乐观:技术进步让几个世纪以来都难以解决的问题迎刃而解,经济改革带领大批的穷人从中世纪的生存条件一跃进入现代经济。只要能够从危机中吸取正确的经验教训,稳定世界经济,未来的我们就会大有作为。同样,如果从中吸取了错误的经验,我们将会失去更多。现在,让我把这些断层线和艰难的抉择一一呈现在你们的面前,此时此刻,我怀揣着一个信念,只要我们同心同德,就一定能够书写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为了我们自己,我们必须这样做。

后记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充裕的年代。作为一名学者,如果我把过去三十几年中经历的所有变化都反思一遍,那会是一件令人头痛的事情。我第一次有机会感受计算机是在大学二年级,我当时正在读电气工程学。之所以称之为“感受”,是因为我们根本没有见到或触摸到计算机本身。计算机被放在一个神秘的装有空调的房间内,只有经过特许的人才能进去。我们普通人要先在穿孔卡上写下程序,然后交给计算机业务柜台。只有在计算机没有紧急任务时,穿孔卡才被输入计算机中。几天后当我们满怀期待却得到非常奇怪的结果时,才懊恼地意识到,当初提交的有些卡片上逗号标错了位置。一个如今只需几分钟就能调试好的简单程序,那时要耗费我们几周的时间。
个人计算机的出现给学术工作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早先的文字处理机使我们脱离了打字机和修正液,但文字处理机很难使用,尤其是在用它形成数学方程式时。攻读博士学位时,我用了几个晚上的时间设法做出了在电脑中看似正确的方程式,但随后的分析却发现这些方程式是错误的。那时候的电脑游戏虽远不及现在复杂,但也随处可见。曾经有位同学因为迷上了俄罗斯方块游戏而延期一年才取得博士学位。我之所以没有上瘾,只是因为我一点都不擅长玩电脑游戏。
在我刚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跨地区的联合研究还极为困难。越洋电话费用高昂,文件也只能通过人工投递的平信来发送,这无疑使得完成整个项目所需的时间大大增加。查找相关文献需要在图书馆中耗费很多时间,而且通常我们只能找到已经公开发行的资料,而不是全部的相关文献。由于论文出版前要经过很长的准备时间,即使最新的期刊上发表的论文也往往是几年前写成的。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就在我即将步入学术就业市场的几周前,突然在《金融杂志》上发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包含了我毕业论文的核心思想,当时我是多么沮丧。(幸运的是,我们的论点有很多不同之处,这能有力地证明我本人作了很多研究,但这样的经历仍让人感到失落。)
如今所有的事情都改变了。现实是,我写作这本书所用的笔记本电脑的处理能力是我刚开始从事学术工作时接触的那种足有一个房间那么大的大型计算机的几千万倍,而成本却只有那种大型计算机的千分之一。对我的孩子们而言,我的整个学生生活是在网络时代之前度过的。他们无法想象竟然有像我这样古老的人!科技戏剧性地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也改变了我的生活。过去30多年中所经历的巨变使我充满希望,我想如今很多看似棘手的问题在将来是能够得到解决的。
这种棘手的问题有很多。赤贫仍然是很多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灾难。尤其是因为大自然似乎往往喜欢捉弄穷人。近期在海地发生的地震夺去了数十万人的生命。世界其他一些地方也发生了同样的强震,但没有这么大的伤亡,可能是因为这些地方的建筑是防震的。贫困的根源以及大自然对于本就脆弱的人群缺乏同情的原因可能是一样的:世界上许多地区都无力为人民建设基本的基础设施,无法为人民提供安全的建筑和体面的生活。
工业国家也有其自身的问题。当危机过后政府债务开始攀升的时候,许多国家的人口也正在快速老龄化,而且政府之前承诺的老年安全和医疗保健计划也可能成为泡影。因为政府也在勒紧裤腰带艰难地维持现状,并为将来作准备。如果再发生什么问题的话,将来的形势可能更严峻。
问题似乎还不只这些,我们正在因过去犯下的错误而受到惩罚。气候变化的迹象及其可能对环境和经济造成的恶劣影响似乎确有其事。尽管我们有可能反应过度,但那些最富裕的国家需要找出减少不必要的能源和原料消耗的方法,发展中国家也需要思索可持续性发展的更多途径。
如果我们仍然对人类的智慧有信心,并且能够为其留出发挥空间,这些问题都能得到解决或在将来得到解决。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改革已经使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一的人群的创造力得到了释放,在那里有成百上千万训练有素的工程师正在发挥他们的智慧应对挑战。目前,中国企业在电动汽车电池研发方面处于领先地位,而印度企业正在生产价格可以接受的电动汽车。同时,工业国家在核能、太阳能和风能利用方面也在不断取得进步,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以较低的成本实现零排放的目标。如果中国和印度能在几十年中逆转几个世纪的衰退,那么海地也可以克服其历史上更大的灾难。
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在其他方面也很有价值,例如,发展中国家的健康管理业务可以给发达国家带来启发,即采用何种方式使民众能够负担得起公共卫生服务。通过“医疗旅游”,富裕国家的病人可以在发展中国家以低得多的成本享受到医疗服务;而通过“退休移民”,老年人可以移民到那些有益于健康同时生活成本较低的国家,这既能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更多收入,也使老年人的退休生活成本降低。相反,从发展中国家移民到工业国家的年轻劳动力会成为工业国家的纳税人,从而有助于工业国家供养其老龄化人口,同时也能平衡全球收入水平。移民们给家乡亲属的汇款能使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印度、墨西哥及菲律宾的很多地区都因移民汇款而得到了改观。如果管理得当,人口的双向流动能够成为解决世界上最棘手问题的一种方式。
活跃的金融市场能为全世界的改革者提供风险资本,同时也为老年人提供储蓄工具,并为移民提供货币汇兑条件。但金融业现在已声名狼藉,各地都能听到限制金融业的呼声。更危险的是,工业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能会对曾经使它们变得强大的金融系统失去信心。而人们对市场和竞争不充分的认识正导致其对政府愈加信任。尽管政府可以做(而且是必须做)一些事情,但不是重要的变革和创新。
有些国家的政府无法满足人们已经提高的期望,于是它们试图通过具有进攻性的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手段来维护其既得利益,这对它们而言是轻而易举的事。工业国家没有接受发展中国家成长的现实,也没有保持自身国内市场的开放性,而是故步自封,这将有损于大家的利益。根据皮尤研究中心民意调查显示,49%的美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应该在国际上做好自己的事情,这比1964年首次对该问题进行调查时得到的结果高出30%。同样,发展中国家也没有随着其经济增长承担起更大的责任,相反,其行为更加强烈地表达了它们的观点,即它们的政策不会对整个世界产生什么影响。我们很有可能把希望变成冲突,再变成绝望,就像此前世界上已经发生过的许多次一样。
经济停滞是产生冲突的温床。要阻止历史重演,我们必须理解近代危机发生的原因,并且在理解的基础上提出对策。金融市场和民主政府是相互矛盾的。金融市场的作用是将资源配置给最擅长利用这些资源的群体,并将风险分散给那些最能够承受风险的群体。而民主政府的作用是为金融市场的运转创造一个合法、规范并受到监管的体系。然而,民主政府还拥有其他的角色,包括通过税收、补贴及安全网络来限制市场经济中存在的不公平。当民主政府不合理地使用其他手段时,当其试图利用现代金融市场来实现政治目标时,当其变成市场参与者而不是管理者时,就会出现我们已经经历过的种种灾难。
有人辩称,是放任主义的意识形态将我们引向困难的处境:管理者醉心于能够自我调节的理想市场模型,而当市场自我毁灭时他们站在场外袖手旁观。管理者们仅仅做对了一部分。尽管克服过度乐观主义(有时是悲观主义)采取应对措施是管理者的本分,但美国的管理受到了认为市场将会自我调节这种错误观念的驱使,这种观念一次又一次地使左派思潮落入右派思潮的圈套。美国政府受政治欲望的驱动,而老练的金融部门设法寻求美国政府乐于提供的优势地位,大部分损失都是在这时候造成的。
美国的革新主义者在责备银行家,而保守主义者在责备政府和美联储。令人担忧的现实是尽管二者都应该受到责备,但没有哪一方能够充分认识到彼此间存在的断层影响着它们的行动。改变参与者,或尝试直接改变他们的动机,都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我们需要缩小他们之间更深层次的断层。如果我们不能重建政府及金融部门的正确角色,并且修复国与国之间的不平衡,那么以前发生的灾难也许还会再次发生。
金融部门需要知道,其行为所造成的所有后果都将由其自身而不是纳税人承担,当然其中一定包括由其造成的损失。美国政府必须为其人民重新创造有关的权利和机会,这些历来都被视为美国经济水平的标志,同时,政府还需要帮助那些落后的群体。这样可以减轻政府面临的压力,从而干预金融市场或对经济进行过度刺激。
其他国家也必须实施改革,改革应有助于恢复世界经济平衡,并能减轻这些国家对全球增长的依赖程度。在这个过程中,正如世界面临的其他挑战一样,我们需要国际合作。世界大国,不论是形成已久的还是新兴的大国,都必须认识到它们的政策合起来并不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大国已建成了强大的全球机构,而这些机构可能强行限制大国的某些政策,这是它们不情愿看到的。为消除它们的不情愿,我们需要将政策论战扩展到全世界,说服各个国家的民间团体去推动其政府制定能够促进全球形势好转的政策。
我在参加一个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后乘坐汉莎航空公司的班机返回美国,在飞机上完成了本书最后的文字。此时已是黄昏,飞机朝着落日的方向前进,柔和的夕阳在飞机巨大的引擎上闪耀着光芒。会议举办的地点让我想到我们已经走了多远。其实,30多年前莫斯科离西方的学者也很近。昨天我抵达莫斯科机场后发现,从机场到市区的道路非常拥堵,好像莫斯科人把所有的小汽车都开到了公路上。这就是进步,尽管这种进步已经明显地带来了新的问题。
这样的场景使我们想到,世界各国在过去30多年中都有了巨大进步,因为各国在获得经济自由的同时也很好地利用了全球市场和资金的力量。但不幸的是,我们也纵容了国家之间政治及经济不平衡的发展。在很多富裕国家,不安全和绝望的感觉已经取代了希望。我们不应该让已经做错的事情妨碍还可以做对的事,也不应该推翻已经取得的进步。要想维护并重建对市场体制的信任,我们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改变。政府必须更有作为,帮助公民提高自身能力,过上富裕的生活。同时,政府在某些方面必须往后退一步,容许市场有效运行。这次危机正是由于政府和市场的角色混乱而导致的。我们需要再次找到正确的平衡点,我相信我们能够做到。

文摘
第一章“放心贷款吧,有人埋单”
简在一家非营利性的研究组织担任助理,她在这家机构工作已经32年了。她在学校的时候曾是一名出色的打字员,而且还修了一些商务方面的课程。上完大学第一学期的课程之后,她觉得对她来说大学教育的成本要高于收益。市场对打字员的需求很大,而且薪水也比较有吸引力。她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这家非营利组织,一开始她要为两位上司工作。她的主要职责是打印报告和研究论文,整理堆积如山的文件并接听电话。
很多年之后,许多最初和简做同样工作的人都失去了工作。计算机的出现—先是大型机,然后是个人计算机—缩减了助理们的日常工作量。中层主管和经理们都学会了自己打印文件,报告和基础分析都外包给了其他公司,那些公司的工作人员能够很快地完成任务。大多数过去存放在柜子里的文件现在都以电子的形式存储在硬盘里。而且,简的老板越来越习惯通过电子邮件交流,电话也就不常用了:他们的业务并不需要时刻同客户保持口头交流。结果,简的秘书工作也受到了威胁,最后,她失业了。
然而,简通过重新给自己定位,顶住了来自机器的侵袭。她很快又在这个组织中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她成了新上司们的“维修工”,协助处理他们没有时间和精力处理的事务,比如,挑选餐厅、为办公室订餐、邀请演讲人并负责安排日程、安抚愤怒的客户并确保他们的问题得到解决,或是跟一个固执的会计打交道,处理她的上司提交的账单。因为简现在所处理的事务都是非常规的,是无法通过机器解决的,所以她需要向更多的上司汇报工作—最多的一次是9位上司。由于有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工作是很辛苦的,但是她很庆幸自己至少还有一份工作。现在,这份工作变得越来越有趣了。
简的上司们是计算机和通信技术革命的极大受益者。他们发表的研究报告和文章得到了更加广泛的传播。过去,他们要把这些文章影印出来通过邮递的方式寄送给一小部分真正感兴趣的人,但是现在,他们把文章上传到一个网站上,很快就会被广泛地阅读。他们的报告更加丰富,论坛也办得更加有趣,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他们经常会回答一些来自陌生人的提问,这些人在网站上读到了他们的文章,希望同他们交流或征求专家的意见。
科技突飞猛进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广泛的影响。秘书和文职人员的日常工作已经逐步被自动化所替代,他们像简一样,大多数人拥有高中教育甚至大学教育的背景。那些高学历人员需要处理的非常规性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则得到了技术的辅助。由于运用了先进的技术,首席执行官们在键盘上敲打几下就能看到公司的库存状况,分析师和咨询师的报告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读到,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都有所提高。尽管技术的发展抢了一些人的饭碗,但是它确实提高了人们的生产力。
然而,一般来说,技术的进步从长远来看对每一个人都是有益的。它能够缩减单调乏味的工作,让劳动者有时间和精力充分发掘自己的才能。现在我们可以把文章直接发到网站上供人浏览,不再需要让秘书贴上数千张邮票,再把这些最终都会被丢进垃圾箱的信件邮寄出去,这样一来,还可以保护大量的树木。但是从短期来看,技术进步也可能极具破坏性,而且如果人们缺乏应对措施的话,这种破坏性可能会一直持续下去。
美国在历史上曾经针对技术的变革作出了适应性的调整。19世纪中期,随着农业的主导地位被制造业取代,美国掀起了一场普及小学教育的热潮,使美国人成为当时世界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口。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工厂的劳动日益复杂化,一些新兴的大公司也划分出多个部门,对能够处理大量工作的办公室工作人员的需求不断提升,拥有高中学历的工人也越来越受到欢迎。20世纪初,高中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为美国的工厂和办公室培养了一批灵活且训练有素的工人。在1910年,只有不到十分之一的美国工人拥有高中学历,到了20世纪70年代,也就是简开始工作的时候,四分之三以上的美国人都接受过高中教育。
尽管美国早期对技术变革的适应是成功的,但是正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Goldin)和劳伦斯•卡茨(LawrenceKatz)所言,在下一个阶段中,美国在教育方面的进展远远不能令人满意。近来的技术进步要求工作人员拥有大学本科学历才能够胜任。但是,大学毕业生的数量却无法满足需求—确实,各个年龄段人口中高中毕业生的比例都停止了增长,甚至和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相比还略有下降。随着就业市场出现大学毕业生供不应求的状况,那些有学士学位或者更高学历的幸运儿们发现自己的收入直线上升。但是那些没这么幸运的人—据2008年的统计,占美国人口的70%—收入水平则没有变动,甚至还有所下降。
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堪一击,下一波技术革命和外包热潮很可能吞噬掉大量的工作岗位,令人愈加担忧。面对这一切,许多美国人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虽然大部分美国人在寻找工作方面比较灵活,他们愿意背井离乡,漂洋过海到另一个国度去开始一份新的工作—但是时代对他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很多人不得不回到高中去“充电”,然后才能获得继续教育所带来的好处,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得到遥远的、不确定的工作机会。有些人缺少接受继续教育的毅力和动力,而另一些人则压根儿就没有资源。例如,一个有两个孩子的单身母亲,她每月要做两份报酬很低的工作,总是入不敷出,对她来说,继续教育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由于美国的教育在质量和数量上都存在不足,因此在对技术人员的需求和供给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这只是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的原因之一,或许是最重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不平等,这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左派和右派各执一词。不可否认的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比如,近几十年大范围的放松管制以及由此引发的对资源(如人才)日益激烈的竞争,税率的变革,工会力量的削弱,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数量的增加,这些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管这种现象是如何产生的,它已经让很多人深感不安。
美国曾被誉为一片充满机遇的土地,这种说法曾经得到了广泛的支持,也让美国成为自由经济的大本营,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对这一说法失去了信心。政客们总是对选民的声音非常敏感,他们试图寻找一剂灵丹妙药来应对这一发展难题:为那些在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过程中落在后面的人提供宽松的信贷资金。于是,美国在教育事业上的失败以及公民因缺乏机会而产生的焦虑情绪被间接地转化成沉重的家庭债务,并最终成为这次金融海啸的震源。大部分观察家都忽视了这些因素之间的关联,而这恰恰说明了这些断层线隐藏之深,危险之大。
收入不平等的加剧
美国收入水平的不均衡状况日益加剧。工资是收入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工资水平排在美国总人口前10%的人(即比美国总人口中90%的人工资要高的人),在1975年到2005年间,其工资的增长额要比排在后10%的人高出65%。(这一差异被称为90/10工资鸿沟。)在1975年,前者的平均工资比后者多3倍,到2005年,则多出5倍。这种增长主要体现在超高收入人群中,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之间的分化并没有同高收入者之间的分化那么严重。
很多来自学术界和大众媒体的评论人士比较关注前1%甚至0.1%的精英人士的薪水,这或许是因为人们总是喜欢往上看。我认为美国目前最令人担忧的趋势是90/10和90/50工资鸿沟,这些差异真实地反映了普通美国人的生存状态。
90/10工资鸿沟产生的原因基本可以归结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大学升水效应”。拥有本科学历者的工资同只拥有高中学历者的工资之间的比值自1980年以来稳步上升。美国人口普查局2008年进行的人口调查结果显示,高中毕业生的工资中值为27963美元,而本科毕业生为48097美元—比前者高出将近72%。拥有专业学历的人(如医学博士或工商管理硕士)的薪水则更高—工资中值为87775美元。“大学升水效应”同样也能解释为什么50/10工资鸿沟并未迅速扩大,因为中等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没有进过大学或没有完成大学学业。实际上,中等收入者的队伍主要由像简和她的同事一样的白领阶层构成,他们受到技术变革的冲击是最大的。
为什么“大学升水效应”会日益显著?有一种观点认为技术的发展要求工人拥有更高水平的技能,反映了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偏重于技能的技术变革”。但是戈尔丁和卡茨指出,科技的进步会对技能提出更高的要求,但是二者之间的相对发展速度是稳定的:在20世纪初,车辆和飞机的出现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影响不亚于出现在20世纪末的互联网和组织结构变革。真正发生改变的是受教育者的数量。在1930年到1980年之间,30岁或30岁以上美国人的平均受教育时间每隔10年增长一年。到1980年,美国人受教育的平均时间比1930年多4.7年。但是,在1980年到2005年间,这种增长十分缓慢—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中仅增加了0.8年。
人才输出减速的部分原因是高中毕业率的停滞不前。尽管回顾历史,美国高中毕业生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但这一比重自1980年以来一直岿然不动,其他国家却已经赶上并超越了美国。而且,尽管现在有越来越多处于20~24岁这个年龄段的美国人正在接受大学教育(这些人占该年龄段总人口的比率从1980年的44%上升到2003年的61%),但是大学毕业率的提高却跟不上这个速度。尽管“大学升水效应”日渐显现,但是很多像简一样的学生还是选择了从大学退学。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年轻人的大学毕业率比40年代的高不了多少—当我们联想到现如今大学毕业生的需求量与日俱增这个事实时,不能不感到震惊。
教育发展停滞不前的一个合理解释是一国国民所能接受的教育总量或许存在着内在限制。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写出一篇博士论文的潜质。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似乎只有美国受到了限制,其他国家并未受制于此。尽管美国历史上曾领先全球,如今却在四年制大学毕业率上落后于其他12个发达国家。如果我们注意到美国的高中毕业率在发达国家排名中位列倒数第三,那么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美国不仅输给了自己的历史,也输给了竞争对手。
话说回来,工资并不是收入的唯一组成部分。总收入应该包括来自股票和债券的收益,并从中扣除应缴纳的税金。有趣的是,在20世纪末,占美国总人口0.01%的最富有人士的收入中有80%来自工资和自营产业,只有20%来自金融投资。这一比例同20世纪初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那时富人的收入多数来源于资产。现在的富人都是勤劳致富—不管是像比尔•盖茨这样的企业家还是像高盛集团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这样的银行家—而不是坐享其成。这是一个有了好工作就能致富的时代,但是对于很多美国人来说,这可能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缺乏良好的教育背景,只能眼睁睁地被那些能带来财富的好工作拒之门外。
尽管我一直都在用“教育”这个词,但是有时我所指的也包括就业的能力,其实一个更好的说法是人力资本,即广义上的能力,包括健康、知识、智力、态度、社交能力和责任感,正是这些素质让人成为对社会有益的一分子。传统教育或许在培养个人人力资本的过程中最为关键,但是家庭、社区和雇主所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在后面的内容中,我将继续关注教育的话题,但是其中也包含上述其他因素。
教育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增加收入、拓宽就业前景,它的意义要远胜于此:教育通过其内在的价值让人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潜质。此外,研究表明受教育者通常更关注保健,参与犯罪活动的可能性更小,更愿意参加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而且,他们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从而让子孙后代从中受益。因此,随着美国教育的衰退,社会整体的质量也每况愈下。
为什么美国会落后?
为什么美国的教育体系令人失望?美国的大学教育体系仍可称得上世界一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莘莘学子,所以问题显然不是出在大学体系上。其实,我在前面的论述中已经提到了三个很明显的问题。首先,很多学生在学校的学习经历极其糟糕,没等高中毕业就退学了。其次,即使在那些能够从高中毕业的人中,仍有很多人没有准备好接受严格的大学教育。最终,随着“大学升水效应”的增加,高等教育的学费也在不断攀升:这是一项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提供的服务,但近年来这项服务并没有多大改进(通信技术的极大提高并没有让芝加哥大学的班级规模显著扩大,尽管学生的学习体验或许有所改善)。尽管美国有意扩大对学校的经济支持,但是把子女送到私立大学接受高质量的教育甚至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事。随着各州预算吃紧,连州立大学也在大幅度地提高学费。
当然,在学校学习并不是接受教育的唯一方式。在营养摄取、学习环境和行为期待值方面的差异使得每个孩子在童年时代就显现出不同的学习能力。家庭至关重要,同时,孩子们渴望效仿的对象以及朋友们的看法也会产生关键性影响。我女儿所在的大学附属中学里,班级里一个最聪明的孩子总是出类拔萃,尽管她并不受欢迎,但却是其他孩子秘密崇拜的对象。拔尖的学生在高中时期就已经开始学习大学的课程,甚至和教授签约参与研究项目。然而,在美国很多学校中,聪明极有可能意味着危险,因为孩子们总是对那些充满自信的孩子充满怨恨。同样的道理,强者总是越来越强。富人们住在体面的街区,为孩子提供充分的健康护理和营养,使他们能够健康地成长,功课若是掉队了,家长也能出钱给他们请家庭教师和学习助手。如果父母有钱的话,即使是残疾,对于孩子来说痛苦也会少一些。正如政治分析家罗斯•多赛特(RossDouthat)和雷汉•萨拉姆(ReihanSalam)所说:“康涅狄格州预科学校的孩子抽着大麻却仍能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去读大学,印第安纳州农村的孩子吸食冰毒并且辍学,纽约南布朗克斯的孩子吸食可卡因,最终死于流氓斗殴。”
家庭不稳定对贫困孩子的伤害也更大。贫困且受教育程度低的夫妻关系破裂的可能性更大,一旦离婚,经济负担要比富人沉重得多,因为他们需要同时维系两个家庭,轮流照看孩子,这些就要花去他们收入中的一大部分,使得其他基本需求都很难得到满足,更不用说给孩子请辅导教师帮助孩子渡过难关了。因此,在贫困家庭中,离婚对孩子的健康和教育所产生的影响要远大于富裕家庭。在这种社会环境中,不平等往往会愈演愈烈。
我们并不需要触及那些极端不平等的例子中所引发的道德问题,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现象。大批的人因无法接触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而不能实现自身的发展,这显示出社会效率极其低下。对头脑的浪费是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美国已经浪费了太多。
工资差距拉大不平等
在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对劳动者技能提出更高要求的大背景下,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只是造成不平等日渐严重的原因之一。还有其他原因也助推了这一问题的加剧。在过去30年中,日趋严重的不平等问题恰逢美国放宽管制的时期。激烈的竞争确实加大了对人才的需求,与此同时也拉大了美国人口的工资差距。竞争提高了歧视有才能的穷人所要付出的代价,这本应该有助于缓解不平等现象,但是总体来说,不平等仍然加剧了。放宽管制也增加了企业经营的灵活性,扩大了员工工资的涨落幅度:一个企业家在经过若干年的颗粒无收之后突然赚了上百万,这会增加收入分布曲线最顶部和最底部的分布范围。(对于一个后来成为收入颇丰的教授的穷学生来说也是如此!)这些影响要为不平等现象的加剧负三分之一的责任。
更大规模的移民和贸易也在这个问题上难辞其咎,因为移民直接参与非技术性工作的竞争,而远在其他国家的非技术性工人也通过贸易间接地参与到竞争之中,两者共同压低了美国非技术性工人的工资。大部分研究认为这一因素的影响比较小。然而,非技术性移民只是通过一种不同的方式助长了不平等。他们基本上位于收入分布的底部,从而使收入差距拉大的现象更加严重。矛盾的是,尽管他们在美国的收入要高于在自己本国的收入,但是他们仍然是美国贫困人口的一员。
战后对高收入的惩罚性边际税率的削减(在20世纪50~60年代期间,最高税率曾高达91%,后来经过起起伏伏,到我撰写本书时,已经降到了35%)刺激了人们去追求更高的收入,同时也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发展并加剧了不平等。放宽管制以及进口带来的间接性竞争是造成很多工会成员失去高薪工作的主要原因,与此同时工会的软弱也削弱了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工人讨价还价的能力。尽管只有一小部分美国工人领取最低法定工资,但是在通货膨胀的情况下,最低工资标准保持不变就意味着实际最低工资下降(这样一来也确保那些可能失去工作的人能够找到工作),最后,妇女也加入到劳动力的大军中来,这也会对不平等程度产生影响。因为具有良好社会关系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更愿意相互结合,这种“门当户对”的婚姻也是导致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原因之一。
毫无疑问,造成不平等现象日益加剧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热议的话题。在我看来,一些最具说服力的证据表明,最令人担忧的不平等,即90/10工资鸿沟,主要是由市场对高学历人士的供求关系失衡所致。自罗纳德•里根总统开始执行反劳工政策以来,在他之后的共和党政府都延续了该政策,其中,革新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而保守派则通过倡导压制工资的方式来支持罗斯福提出的反竞争政策。然而,这两派都不否认教育的不平等是导致不平等问题的重要原因。
如何对待不平等
美国人历来不太在意经济上的不平等,除非这一现象走向极端—像19世纪末所发生的那样。通过采用包括反托拉斯法和征收遗产税在内的多种方式,人们确信由公司所有权所创造的财富并没有高度集中到能够左右政治力量分配的程度。为限制银行的权利,政府曾进行了多次干预—如安德鲁•杰克逊为关闭美国第二银行而作出的斗争(在此之前,他指责该银行干涉政治领域),1913年美联储成立,取代摩根大通成为各个银行的最后贷款人,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将最具实力的银行拆分,实行分业经营的模式。同样,通过反托拉斯调查,政府扼制了商业大鳄的实力,其中最有名的两项调查是针对洛克菲勒的美孚石油公司和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但是,除一些特殊时期外—如大萧条时期—政府和公众并没有强烈的意愿要向富人征税,以实现收入分配的均衡。
向富人征收重税的政策并没有受到穷人的欢迎,这并不一定是因为他们同情富人,而是因为穷人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变富: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Alger)所写的关于普通人在这片充满机遇的土地上获得成功的故事具有十分广泛的吸引力。尽管这种乐观主义精神一直以来都不切实际,但是在过去,可能性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并不十分大,以至于美国人可以把这个梦继续做下去。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高达71%的美国人认为穷人很有可能摆脱贫困,而只有40%的欧洲人持有这样的观点。这一差异令人感到十分惊讶,因为根据跨国研究的结果,美国人的收入流动性并不比欧洲人高,实际上在美国,收入水平位于后20%的人的收入流动性极低。尽管如此,收入流动性这一概念还是根深蒂固的。美国伟大的社会学家托克维尔曾说,在美国,“财富流动的速度是令人震惊的,实践表明很少有上下两代人都受到财富眷顾的例子”。
在过去的25年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得不面对一个痛苦的现实,即他们已成为教育质量不达标的受害者。《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Samuelson)评论说:“大体上,美国人并不十分担心不平等,即贫富差距,他们更在意的是能否获得机会与成就。难道这说明人类进步了吗?”但是教育不平等的危害是极其隐秘的,因为它能够造成机会的不平等。一个人若是只接受过一般的高中教育,就很难在新兴的产业中谋求一份工作。很多美国人“将政治自由定义为完全的平等,却将经济自由定义为拥有平等的机会去实现不平等的成就”,在高质量教育面前并非人人平等这一状况恰恰动摇了美国人心目中实现经济自由的根基,因为机会已不再平等。
如果美国人没有机会让收入水平提高到更高的层次,他们就很难对未来保持乐观并对其他人的收入流动性保持容忍—因为眼睁睁看着别人往高处走的滋味并不好受。当其他人变得富有时,所有东西的价格都会上涨,而那些原地不动的人的实际收入—即通过购买力来衡量的收入—实际上就降低了。若是这些人通过自己的资产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情况就更糟了,当我邻居的车从本田换成玛莎拉蒂的时候,我的雪佛兰就显得十分寒酸了。美国人历来不喜欢嫉妒别人,因为他们都很自信。但是当自信心即将离我们远去的时候,嫉妒和仇恨这对手足兄弟离我们还会远吗?
随着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自己为参与竞争所做的准备并不充分,他们也就开始接受对自身期待值降低这一事实,“经济自由”这个词也不再能为他们勾画出一个充满机遇的美好愿景,反而成了一个可怕的梦魇,充斥着持续增加的不稳定性和嫉妒情绪,因为穷人越来越难翻身了。如果不加以遏止,任其发展的话,毁灭性的阶级冲突将不可避免。
政治应对措施
政客们已经意识到不平等现象所导致的问题。因为和其他群体相比,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美国人受到教育质量低下的影响更大,所以,他们的发展缓慢经常同种族歧视联系起来。然而,政客们深知,改善教育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美国历史上有多位总统都曾推动过教育改革,但成效不大。而且,即使他们的改革真的奏效,变化也会姗姗来迟,来不及改变人们眼前的生活。
税收和再分配应该是可选的解决方案,但是政治学家诺兰•麦卡蒂(NolanMcCarthy)、基思•普尔(KeithPoole)和霍华德•罗斯塔尔(HowardRosenthal)指出,日益加重的收入不均问题让国会更加分化,从而更难在税收和再分配问题上达成一致。就在我写作本书的时候,议会中两党对医疗改革的政策和态度大相径庭,民主党一致支持,而共和党则一致反对。政客们正在学着接受亚里士多德的智慧,他说: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争吵是自然会发生的,费力地去纠正不平等的现象反而可能加剧公民所不愿看到的冲突。
因此,政客们开始寻求方法提高选民们的生活质量。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宽松信贷一直都是一个最具吸引力的解决方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条障碍最少的道路。由政府提供的信贷并不会像收入再分配那样引起右派的关注—尽管通过自身的经历,我们认识到它最后可能会成为成本最高的再分配方式,不仅危害接受者,同时也牺牲纳税人的利益。
政客们热衷于让银行扩大住房信贷,因为信贷能够同时实现多个目标。它能抬高房价,让房屋所有者觉得自己变得更富有了,还能推动他们消费。信贷还能够增加金融行业、房地产中介行业和房屋建筑行业的利润和就业岗位。而且这一切都是安全的—像房屋一样牢固—至少目前是这样。
宽松信贷真是好处多多,它收益大,见效快,受益面广,而且成本到未来才需支付。它的收益结构正中政客们的下怀,让许多国家都屈从于宽松信贷的诱惑。随着时间的推移,富裕国家建立了一些金融行业的监管机构,它们可能对抗政客们,批判这种目光短浅的行为。然而,这次美国的问题是,政客想办法绕过了这些监管机构,而且住房信贷享有广泛的民众支持,以至于没有人敢提出反对。
住房信贷的始末
美国大萧条爆发之前一段时期内同样出现了大规模的信贷扩张和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或许这并非巧合。那时的按揭贷款和现在的并不一样。住宅按揭由银行和储蓄公司提供(也称储蓄与贷款协会)。按揭的期限较短,大约为五年,到期时需全额还本付息—除非借款者能够重新融资。而且,大部分贷款的利率都是浮动利率,所以借款人要承担利率变动的风险。一般情况下,贷款人只提供不超过按揭价值50%的贷款,因此,房屋所有者要承担因房产价格波动而带来的大量风险。
到了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日益恶化,融资干涸,房产估价骤降,房屋拥有者无力偿还到期的贷款,大批借款者开始拖欠贷款。全国10%的房产被取消了赎回权,政府不得不介入,挽救即将跌入深渊的住房市场。房主贷款公司和联邦住房管理局是政府最初建立的两个机构。
房主贷款公司的作用是从银行和公司手中购买违约的抵押贷款,把它们重组为固定利率的20年完全分期偿还抵押贷款(在贷款期限内偿还本金)。较长的还款期限和完全分期的还款方式意味着房屋所有者不必再去面对灾难性的融资难题。政府愿意在一定时期内持有这些抵押贷款,但并不打算长期参与贷款业务,所以政府必须寻找一种方式让私有部门的贷款者对这些抵押贷款产生兴趣。那些历来都排斥长期贷款的私人贷款者是不会轻而易举地信任借款者的。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是,联邦住房管理局通过提供抵押保险来承担违约风险—主要是为了让贷款者吃一颗定心丸,一旦发生违约,联邦住房管理局会偿还贷款。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联邦住房管理局收取保险费,并严格设定它所担保的最高贷款上限(最初为房产价值的80%)以及贷款金额。这些限制性条件也促成了一个政府不愿担保的私人抵押贷款市场的出现。
因此,那些购买由联邦住房管理局提供担保的抵押贷款的银行和储蓄公司只需承担利率风险—利率风险的产生是由于它们用短期的浮动利率存款来为长期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融资。只要短期利率不走高,这笔生意还是有利可图的。
1936年,房主贷款公司停止运作。为了向银行提供融资渠道,政府建立了联邦国民抵押贷款协会,即房利美,以再次吸引长期私人贷款者进入抵押贷款市场。事实上,房利美还购买了由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的抵押贷款并且发行长期债券,出售给像保险公司和养老基金这样的投资者,以此方式来为购买抵押贷款融资。和银行以及储蓄公司不同的是,房利美拥有更长期的固定利率的融资渠道,所以即使长期持有抵押贷款,也不用承担利率风险。
该体系一直运转良好,直到20世纪60年代,短期利率上扬,导致存款从银行和储蓄公司流出—因为在大萧条时期,政府为防止过度竞争而制定了调控性存款利率上限,使银行和储蓄公司无法与更高的市场利率进行竞争。抵押贷款的融资渠道又干涸了。为了补救,1968年,政府试图通过将房利美一分为二来加强市场的直接融资能力—新建了政府全国抵押贷款协会(即吉利美),继续从事抵押贷款的担保、打包和证券化,房利美经过改制成为私人持股公司,通过向公众发行债券和证券化债权为抵押贷款融资。那时,林登•约翰逊总统正需要资金为越南战争提供支持,私有化巧妙地将房利美的债务从政府的账单中抹去,让政府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更健康了。不久之后,房地美(全称美国联邦住宅抵押贷款公司)成立,负责将储蓄公司的抵押贷款证券化。最终房地美也被私有化了。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通货膨胀愈演愈烈,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为扼制通胀将短期利率上调到迄今都难以想象的水平。储蓄和贷款行业的投资组合中大部分都是利率较低时购入的固定利率长期抵押贷款,而在融资的过程中却要支付高得离谱的短期利率,这些机构最终都破产了。政府并没有让储蓄公司关门大吉:房地产市场太重要了,而信贷又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行业,让纳税人去填补这个巨大的窟窿实在是难以提出。
为此,政治体系作出了回应,通过了1980年的《存款机构解除管制与货币控制法案》(DepositoryInstitutionsDeregulationandMonetaryControlAct)和1982年的《高恩–圣杰曼储蓄机构法》(Garn-St.GermainDepositoryInstitutionsAct)。两部法律拓宽了储蓄公司的贷款范围以及借款方式,帮助该行业重新获得了稳定。后面的故事就十分令人遗憾了,尤其让人愤懑的是这些储蓄公司拿着纳税人的钱在商业房地产市场上进行了一场血本无归的豪赌,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对于储蓄公司来说这是一次巨大的损失,对纳税人来说这简直是一次不可估量的损失,而政府在这场悲剧中却扮演了帮凶的角色。不用说大家也知道结果,房利美和房地美取代了储蓄公司,并在抵押融资领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房利美和房地美
众所周知,房利美和房地美是美国政府赞助企业,它们是两个奇特的怪兽。尽管它们都是由私人持股且全部利润归股东所有,但它们并不完全私有。它们当然也并非公有,因为它们不归政府所有,但是它们在享受政府优待的同时还肩负着公共责任。它们享有很多优惠待遇,包括免缴联邦和地方收入税,董事会中有政府指定的董事,以及拥有美国财政部批准的信用额度。对于那些投资的民众来说,和政府之间的这些千丝万缕的联系意味着这些机构拥有美国政府十足信用的担保。所以房利美和房地美可以以只比国债利率略高一点的利率筹集资金。这些优惠待遇也为“两房”带来了公共责任—支持住房融资。
房利美和房地美做了两件事来完成自己的使命。它们按照自己既定的规模限制和信用标准从银行购入抵押贷款,从而使银行获得资金发放更多抵押贷款。接着,这两个机构将大量贷款打包,并在为抵押贷款提供违约担保之后发行资产担保证券。它们还直接从市场贷款,购买由其他银行承销的资产担保证券。因为这些抵押贷款的信用较好,所以投资的安全性高且回报极其丰厚。但是大部分收益都来自在政府的隐性担保下实现的低成本融资。这样做是有重大政治风险的。
经济适用房计划
在20世纪90年代初,大量的证据表明越来越多美国人的工资水平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因此政治集团便开始寻找速效的解决办法—当然要比教育改革见效更快才行,教育改革要等上几十年才能看到成果。最显而易见的答案就是为低收入群体提供经济适用房,而房利美和房地美显然是最佳渠道。国会知道可以将房利美和房地美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因为它们从政府那里拿走了大量的好处,如果政府停止通过政府预算秘密地为“两房”拨款,那么它们的经理人一定会承受巨大的压力。
1992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住宅企业财务安全与稳健法》,推行此法的目的之一是改革对这些机构的监管,另一个目的是以一种直接的方式帮助低收入者和少数族群实现他们的买房梦。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在该法案的指引下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订了经济适用房目标计划,并跟踪计划的实施。每当国会在某个法案中用了“安全和稳健”这样的字眼,结果往往会和他们的初衷背道而驰,这部法律也不例外。
尽管“两房”不能阻止法律的出台,却能够影响法律的制定,使其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们确保了法律允许其持有的资本数额低于其他受到监管的金融机构,并确保新的监管机构—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下设的一个在金融服务监管领域毫无经验的部门—要依靠国会的拨款才能维持运转。这就意味着,监管方若是想束缚住“两房”的手脚,它们在国会中的“朋友”就会削减监管方的预算。国会积极地参与,由政府撑腰的私人企业对利益穷追不舍,监管者软弱且自主性差,所有这些因素放在一起,便昭示着灾难的来临。
最初,房利美和房地美并不愿意把这些有利可图的业务暴露在风险之下。但是当看到政府出台的政策时,它们屈从了。20世纪90年代,《纽约时报》记者史蒂文•霍姆斯曾警告说:“房利美进入了这个新的贷款领域,甚至可以说这是有意而为之,该行为导致其所承受的风险大量增加,若是在经济向好的时期,这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一旦经济出现衰退,这个政府资助机构就会陷入泥潭之中,政府救助也会随之而来,就像20世纪80年代政府挽救储蓄与贷款行业那样。”随着住房市场的繁荣,“两房”发现对低收入者贷款的高利率十分具有吸引力,良好的市场环境再加上缺乏对低收入者贷款的经验,所有这些都蒙蔽了它们的双眼,让它们看不到其中的附加风险。
在克林顿执政的时期,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逐步提高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低收入者住房贷款业务指标。“两房”欣然接受,它们还巴不得这样呢。它们有时似乎是在怂恿政府去委任给它们更多的权力,这样才能说服股东去冒更大的风险(除此之外,还要说服他们给管理层发放更加高额的津贴)。1995年,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制定的低收入者住房贷款业务指标占总业务的比例为42%,到2000年(克林顿执政的最后一年),这一比例上升至50%。
一些批评家曾担心房利美和房地美对针对无还款能力者的掠夺性贷款视而不见。但是,在回顾与“两房”之间的关系时,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在2000年公布的一份报告中承认,“两房”拒绝透露“它们所购买的高价抵押贷款”,所以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决定不再对“两房”施加“不必要的额外压力”。
“居者有其屋”战略
美国国会的努力得到了克林顿政府的支持。1995年,在一份旨在扩大房屋自有率的战略性文件的序言中,克林顿总统写道:“去年,我指示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部长亨利•G•希斯内罗斯……制定一个长远规划,实现住房自有率在本世纪末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提高住房自有率不仅有利于家庭和社区,还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壮大中产阶级队伍。重新点燃每一个家庭的购房梦会让美国为迎接新世纪的机遇作好充分的准备。”这番话有何实践性意义?这份战略性文件接着说:“对于潜在购房者来说,无力支付高额的首付款和交易费用是限制购房的主要障碍。而另一些家庭则没有充足的固定收入,无法每月根据标准借款条件所规定的市场利率还款付息。由公私领域充分发挥其创造力和才智而制定的融资战略应当解决购房者的这两大金融障碍。”
简单地说,克林顿政府的意思就是金融领域应该找到创新型解决方案帮助那些无力购房者实现买房梦,政府也会不遗余力地给予支持。尽管该战略有别于在危机中十分显著的忍者贷款和“骗子”贷款(指不要求借款者提交资料,借款者可谎报收入的贷款),但是却给即将出现的危机定下了基调。
克林顿政府还通过其他方式对金融领域施加压力。1977年通过的《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银行在本地市场中经营贷款业务,尤其是针对低收入群体和少数族群。但是该法案并没有明确规定贷款的指标,其执行由监管者负责。克林顿政府向监管机构施压,要求其通过对银行进行调查和罚款威胁来执行《社区再投资法案》。仔细研究银行的抵押贷款业务之后就会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该法案执行的力度逐步加强,贷款也在逐步增加,尤其是在那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大城市里,因为在那里银行最容易受到监督。
这也使我回想起联邦住房管理局曾为这些抵押贷款提供担保。主要是针对其他金融机构敬而远之的高风险抵押贷款。该部门直接受到政府的管控。2000年,克林顿政府将借款人可申请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的最低首付标准大幅削减至3%,并增加了该部门可担保的抵押贷款的规模上限,同时还将借款人应付的保费金额削减了一半。所有这些举措都为低收入者住房建设和贷款市场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所有权社会
到了乔治•W•布什执政的时期,美国房产市场异常繁荣。布什同样也认识到,如果有相当一部分人无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后果将会是危险的。正如他所说:“如果你有一些资产,这个国家的未来就会与你息息相关。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拥有资产,那么美国就会更加朝气蓬勃,而且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与这个国家的未来息息相关。”在布什2002年对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发表的讲话中,他说:
但是我相信,仅仅拥有一些资产只是美国梦的一部分。我相信,只有当居者有其屋的时候,他们才算真正地实现了美国梦……昨天在亚特兰大,当我走进一个房屋拥有者的新家时,我对这一点有了更真切的感受。这家的男主人对我说,欢迎来到我家。眼中洋溢着自豪感。他没有说,欢迎来到政府的家,也没有说,欢迎来到我邻居的家。他说的是,欢迎来到我家……他为此感到自豪……我希望这种自豪有朝一日会传遍整个美国。
后来,在解释他的政府如何实现这些目标时,他说:“我要十分自豪地告诉大家,房利美已经响应了这个号召,据我所知,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他们向借款人提供了4400亿美元的资金。他们通过影响力为我们前面所说的购房人群筹集了充足的资本。为住房市场融资是房利美的使命,现在他们必须将其付诸实施。房地美也有兴趣帮忙。我本人很感谢房利美和房地美强大的资金支持。”
2004年,尽管美联储已开始加息并表达了对房市过热的担忧,布什政府还是将房利美和房地美对低收入者的贷款业务提高至总业务的56%。美国企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彼得•沃利森(PeterWallison)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查尔斯•卡罗米尔斯(CharlesCalomiris)认为房利美和房地美在这段时期内加大马力的原因并不是出于无私奉献的精神,而是因为2004年曝光的会计丑闻让它们对国会关于低收入者贷款的要求更加唯命是从。
到底有多少贷款从这些机构中流出,它们是什么时候流出的?我们很难得知房利美、房地美和联邦住房管理局的账本上到底有多少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正如房利美前首席信贷官爱德华•平托(EdwardPinto)所说的那样,这是因为在这些机构的账本上,很多贷款实质上都是次级贷款,但并未被归入次级贷款的名下。比如,只有当原始权益人将一项贷款归为次级贷款时,房利美才会跟着这样做。所以,很多对低信用借款人的贷款都没有被归入次级贷款或Alt-A贷款。平托发现,当贷款被正确归类后,对于两大抵押贷款巨头和联邦住房管理局来说,仅次级贷款这一项(包括通过购买资产担保证券进行的融资)就从1997年的850亿美元飙升到2003年的
4460亿美元,此后,一直徘徊在每年3000亿~4000亿美元之间,直到2007年,平托的研究结束。在这段时期,这些机构占市场的平均份额为54%,而2007年则高达70%。据他计算,到2008年6月,两大抵押贷款巨头、联邦住房管理局及其他政府扶持项目的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总金额达到2.7万亿美元,约占此类贷款总金额的59%。我们只能说,这是一个主要由政府投资,或由受政府影响的机构投资做大的市场,除此之外,我们真的很难再得出其他结论了。
信贷也疯狂
随着越来越多的资金从政府赞助机构涌入低收入者住房融资领域,私人部门也不甘寂寞地来凑热闹。毕竟,它们都很会算账,知道政府行为背后的政治压力不会转瞬即逝。只要有政府的支持,次级贷款就会继续保持其流动性,低成本住房的价格也会上扬。低风险高回报—还有比这更诱人的吗?不幸的是,在政府资金的支持和教唆下,私人部门将经济适用房指令以及建立居者有其屋的社会的良好初衷演变成了一场金融灾难。
克林顿和布什对经济增长导致大量人口相对贫困的担忧是正确的,而且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扩大房屋自有率—也是一个合理的权宜之计。问题并不在于政府的初衷,而在于初衷和结局总是相去甚远,更在于政府在实现其目标的过程中所动用的组织和个人并不分享政府的目标。从近期的历史中(包括储蓄与贷款危机)得到的教训对政客们来说再清楚不过了:政府若是强迫善变的金融领域以某些特定的方式行事,结果往往会事与愿违且代价高昂。然而,为了满足那些相信政府无所不能的人的需求,政府必须做出行动,通常情况下,连那些最理智的政客都不会拒绝这样做。
而且,怀疑政府的动机很容易,但明确政治意图却很难,尤其是当参与方都不愿承认该意图时—在金融危机这个例子中,政客们把宽松信贷当成权宜之计。我在本书中多次说到,很多主要参与者很可能根据民众的喜好行事,而不是通过深思熟虑来作决定。即使没有一个政客想出这个马基雅维利式的计划,即通过宽松信贷减轻选举人的焦虑—有大量证据表明政客们确实努力地推动了宽松信贷—他们的行为也会被他们所关心的选民所左右。换句话讲,政客们会试图传递不同的信息,直到有一条和选民产生共鸣。那条信息—例如,承诺让选民买得起房子—就成了他们的政纲的一部分。事实上,很可能是选民主导了政治行为(就如同市场主导企业行为一样),而非政治行为主导选民。至于政治行为到底是出于清晰的意图还是受到无意识的引导,对于它所产生的广泛后果来说,这一点已经无关紧要了。
阿蒂夫•米安(AtifMian)和阿米尔•苏菲(AmirSufi)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的两位同事,他们进行了一项很有趣的研究,将危机爆发之前的一些结果进行了微观数据分析。他们用邮政编码来表示那些潜在次级借款人(低收入和信用评级较低的借款人)过多的地区,发现在2002~2005年期间,这些地区的信贷增长是优级贷款地区的两倍多。更有趣的是,在那段时期,次级贷款地区的贷款数量和家庭收入增长呈负相关的关系。也就是说,在2002~2005年间,收入增长缓慢的地区反而得到更多的贷款。回想起我在前面所讲的内容,这一发现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这完全是由政府精心安排的,政府的目的就是要把钱借给穷人。
在这些次级贷款地区,随着信贷规模的扩张,房地产价格也在不断上涨。事实上,在2002~2005年期间,收入增长较低的地区房价的涨幅比其他地区更高(因为收入增长较低的地区是贷款的重点地区)。不幸的是,信贷推动了房价继续走高,使得家庭的基本收入无法满足还款的要求,结果造成违约率上升。2006年以后,次级贷款地区的违约率是优级贷款地区违约率的3倍,与其本身的历史违约率相比也高出很多。
难道低收入家庭贷款的增加是受到了需求的驱动?毕竟,我曾提到过,他们的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有所下降,很难想象这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会主动去借钱买房子。并不是需求的增加推动了借款行为,实际上是政府出台的一些重要政策推动一些金融机构主动向低收入家庭提供贷款。
此次危机发生之前的所有狂热贷款行为并非都和低收入者住房有关,还有很多贷款发放给了大型公司用于收购。然而,次级贷款和次级资产担保证券是引发这场危机的元凶。尽管那些经纪人、发放不良贷款的银行和虚报收入的借款人都难辞其咎,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不管政府的初衷是多么的良好,有证据表明政府的行为极大地推动了这次经济危机的爆发。一些金融机构也难以逃脱由危机带来的恶性影响。随着这些金融机构的抵押贷款投资组合损失日益加重,购买资产担保证券的投资者的担忧也不断加深。2008年9月7日,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发布的消息印证了市场上的猜测,他宣布,政府将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并承担两家公司的债务。据保守估计,为救助两大金融机构,纳税人要付出数千亿美元的代价。而且,政府接管“两房”之后,就完全包揽了房地产市场所出现的问题。在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这两个由政府控制的机构正在扩大房地产市场的风险敞口,试图将房价维持在一个不切实际的水平,这意味着纳税人要为此付出更加高昂的代价。
在政府关联机构中,出现问题的并不是只有房利美和房地美。2007~2008年间,虽然危机不断加深,但联邦住房管理局仍在继续为低收入借款人的贷款提供担保。如今这些贷款的违约率超过20%。这或许还情有可原(虽然并不怎么明智),政府部门需要在经济艰难时期通过支持贷款发挥一个反周期的作用。但是,美国企业研究所的彼得•沃利森指出,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联邦住房管理局在2005年和2006年两年间还要为已经失控的次级贷款推波助澜,让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直到最后破灭。在这两年间,抵押贷款的违约率也超过了20%。联邦住房管理局或许也需要纳税人的援助。政府扩大对低收入者贷款的行为给纳税人造成的损失还会持续增加,或许还会达到无法估量的水平。
有趣的美国特征
在1999~2007年间,随着房价的上涨,美国很多家庭办理了房屋抵押贷款。这种贷款的范围很广,因此尽管房价呈两位数增长,但美国现有按揭贷款的贷款与价值比率在这段时期内几乎没有降低。房价的上涨让低收入家庭有能力获得其他形式的非抵押贷款。例如,美联储的消费者财务状况调查结果显示,在1989~2004年间,未偿付抵押贷款的低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后四分之一的家庭)的比例翻了一倍,而拖欠信用卡债务的低收入家庭的比例提高了75%。相比之下,那些高收入家庭(收入位于前四分之一的家庭)拖欠抵押贷款或信用卡债务的比例在这段时期内则略有下降,这表明,家庭负债的迅速蔓延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中。
确实,尽管世界各地都受到低利率的影响而出现了房地产热潮,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主要集中在那些以前难以申请到贷款、次级贷款和Alt-A贷款的借款人中。详细的研究表明,美国此次房地产热潮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低收入群体房屋价格的涨落幅度要高于高收入群体。
相反,在美国历史上的房地产热中,高收入人群的房屋价格往往比低收入群体住房价格的波动更大。包括爱尔兰、西班牙和英国在内的其他工业国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房产价格泡沫,不同的是,美国的整体房屋价格并不像上述国家那样与基本面紧密相连。房地产泡沫发生在那些对市场崩盘抵御能力最弱的人群中。至少从一些细节上来看,美国的房地产热是与众不同的。
一些激进的经济学家认为这次危机完全是由政府对低收入者住房信贷的干预所导致的。政府干预当然不是唯一起作用的因素,如果把责任完全归咎于政府,这是具有误导性的。但是,如果说政府完全没有责任也同样具有误导性。私营金融部门在21世纪初迅速吸收了大量的低收入者住房贷款,它们这样做并不是出于善心,也不是得益于金融领域的创新—毕竟,资产证券化在那时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了。忽视政客、政府和准政府机构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对房间里的大象视而不见。
我已经提到过,政府对不平等现象的一个重要回应就是推动信贷扩张,让那些收入水平停滞不前的人也能够消费得起。显然,是美国当时的特殊环境让这种政治回应成为可能—政府对住房融资拥有强有力的控制,而且考虑到当时美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日益加深,实行直接的收入再分配是很困难的。另外,为实现扩大住房自有率的目标,政客们还试图把人们带回具有象征意味的过去,在过去那些美好的旧时光中,美国的小企业家和农场主都拥有自己的房产,并且和社会的进步息息相关。这些特殊的社会环境并不一定会出现在其他工业化国家。
美国的过去和一些新兴市场现在的经历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两者都把信贷当做安抚民众的工具。美国上一次收入高度不平等的状况出现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当中小型农场主发现自己已经被产业工人甩在后面时,他们借平民党之口表达了他们缺少融资途径以及希望银行业改革的意愿。由于来自这方面的压力,在20世纪初,银行业的管制放松了,银行业的规模也壮大了起来。一位平民党候选人在农场主的支持下赢得了1916年的北达科他州州长竞选之后,平民党创立了美国第一家州立银行—北达科他银行。此后,农村银行信贷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繁荣,然而,在20世纪20年代,农产品价格逐步下跌,农民的失望情绪加重,大量小型农村银行倒闭。这和最近的这次危机一样,说明迎合民众需求的信贷扩张有些过头了。
利用政府关联金融机构向那些信用评级不高但却具有重要政治价值的选民提供贷款的传统在新兴市场中也是根深蒂固的。比如,哈佛商学院教授肖恩•科尔(ShawnCole)发现,印度的州立银行会在大选年期间增加对农民的贷款,增加幅度约为5%~10%,这些农民相对贫困,但却具有重要的政治价值。在选举势均力敌的地区,这种现象尤为突出。这种贷款导致违约率大幅增加,而农产品产量却没有明显提高。由此可以看出,这的确是一种高成本的收入再分配形式。印度联合进步联盟政府在2009年大选之前,将中小型农户所拖欠的债务一笔勾销,评论者认为此举帮助了该政府再度当选。看来在全世界,平民主义和信贷都是一对亲密无间的伙伴。
沉重的反思
在美国,由于人们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不均等,导致社会收入分配不均,从而加大了扩大住房信贷的政治压力。由此产生的断层线严重扭曲了美国金融领域的信贷业务。扩大住房贷款途径,提高住房自有率是解决不平等问题最方便、最受欢迎,也是最快捷的途径。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借助它们在大萧条时期为解决房屋贷款危机而创办的金融机构和组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组织如今反而成了此次房地产灾难的助推器。
我并不是要指责政治家们的动机。克林顿政府想让穷人也能买得起房,布什政府想提高住房自有率,这些动机都是值得称颂的。它们在集中精力为贫困者排忧解难的同时,也在为根本性措施的奏效争取时间。但是政府的意图和最终的结果可能会背道而驰,尤其是当私人部门在其中扮演中间人的角色时。对那些耐不住性子的政客来说,越多似乎总是越好。任何政府政策工具都有其局限,在小范围内奏效的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在短时间内大面积推广,就可能演变成一场噩梦。对低收入者住房贷款给予一定的扶持,不仅能使各方受益,而且也不会引起私人部门过于激烈的反应。但是大规模的扶持政策却可能扭曲房价和私人部门的动机。更进一步说,私人部门的目标和政府的目标并不一致,通常政策的制定都没有将这个差异考虑在内。于是就出现了人们不愿意看到的严重后果。
历届政府都接连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施压,迫使它们支持低收入者贷款。由于“两房”过去的业务主要是针对优级贷款的,它们没有发放和购买次级贷款的直接渠道,也就无法达到政府规定的指标。所以在资金最充足的几年中,它们购买了次级资产担保证券,但并没有根据风险的上升对自身进行调整以适应这种风险。而且,承担这些风险所带来的早期回报颇为丰厚。初期较低的违约率让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胆子更大,而它们软弱且易受政治影响的监管者几乎没有限制这种冒险行为。同时,银行的经纪人获悉有人愿意购买这些次级资产担保证券,而且什么都不问,出手相当痛快,于是他们就开始迅速地发放贷款,根本不审核借款人的信用,信贷的质量自然会跟着下降。但是在刚开始的一段时期,问题被上涨的房价和较低的违约率掩盖了起来—宽松的信贷自己蒙住了自己的眼睛—直到房价停止上涨,违约便如山洪暴发。
通过本次金融危机这个典型的例子,我们不难发现宽松信贷是一个成本极高的再分配方式。太多本来没有购房欲望的贫困家庭赔掉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积蓄,而且落得无家可归;太多的房子建好之后就永远闲置在那里;太多的金融机构损失惨重,不得不让纳税人花上几年的时间慢慢吸收这些损失。尽管住房自有率的确提高了—从1994年的64.2%提高到2004年的69.2%—太多本来无力偿还贷款的家庭也没有抵制住诱惑,自从2004年开始,住房自有率开始下滑(到2009年第四季度已降至67.2%),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被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这一比率可能还会继续下降。
这场教训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没有什么“解决方式”能像打开贷款的水龙头一样,在开始时给人支持与信念,结束时却只剩下相互指责和埋怨。贫困国家现在依然热切地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现在我们知道,援助只会带给人们依赖性、债务和治理不善,却很少带来增长。一个解决问题的新方式是小额信贷—通过团体贷款的形式将钱借给穷人,在这个系统中,来自团体内其他人的压力会增加个人还款的动力。尽管这种方式在小范围内适用,但是历史告诉我们,任何做法一旦大面积推广,尤其是被当做政府的政策工具时,就可能会出现严重的问题。
看着美国梦日渐衰微,看着美国民众的机遇正在渐行渐远,美国应该做些什么?对问题视而不见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如果不加以纠正,不平等现象只会变本加厉,甚至会激起民众强烈的反应。在民主社会中,当人们看到经济前景暗淡无光时,他们会寻求政治上的解决途径,如果政治不能对此作出反应,他们就会想其他的办法。在政治上充当替罪羊的第一受害者往往是那些最显而易见、最易被妖魔化,同时最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人。非法移民和国外工人并不参加选举,但是他们对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因为非法移民所做的工作是正常情况下别人不愿意去做的,而国外工人为我们生产了廉价的进口商品,提高了美国人,尤其是那些低收入者的生活质量。总会有一个比寻找替罪羊更好的解决途径,我将在接下来的几章中探讨可行的解决方法。
现在,我想转入一个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日益突出的问题。正当美国在政治压力的作用下开始走上刺激消费的道路时,像德国和日本这样靠出口拉动增长的国家已经占据了全球经济的更大比重。为什么这些国家以及越来越多的新兴市场国家对这种方式产生了依赖,这种依赖又会对美国这样的国家产生何种影响,这便是我下面将要探讨的问题。

内容简介
如果你想登临世界上最聪明人的“思想海拔”,首先应该从阅读《断层线》开始!在《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中,“厄运预言博士”拉古拉迈•拉詹挑明了一点——金融危机的始作俑者不是贪婪的银行家、沉睡的监管者、不负责任的借款人,而是“全球收入的不平衡”!“金融崩溃的始作俑者是停滞的收入和不断攀升的物价之间的不平衡。”
拉詹还警告世人:我们的经济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如果这些缺陷不能得到修补,那么一场潜在的更具毁灭性的危机正在等着我们!
拉古拉迈•拉詹给中国经济开出的药方虽然简单,却直击“要害”:中国的总体储蓄率近几年来之所以上升,是因为中国公司的收益和储蓄在增加。中国家庭消费之所以低,是因为中国家庭的收入在GDP中占据的比例远低于其他国家。如果中国要重新平衡增长,政府就必须开始善待家庭!

海报:

断层线:全球经济潜在的危机

延伸阅读:
《中国经济大萧条还有多远(最震撼的经济预言:2011年底中国将遭遇一场经济大萧条!)》
《被绑架的中国经济:多角世界金融战》
《断裂线:全球化时代的大国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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