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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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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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浓缩了索罗斯一生经验的书,是他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讲座讲稿集结而成的。原名很朴素地被称为THE SOROS LECTURE。索罗斯的书向来不是什么“散户投资宝典”,尽管我们无比希望这些金融狂人能提供一些类似“炼金术”的神奇魔法,让我们实现尽快致富的小小心愿,但是很遗憾,至少到今天为止,索罗斯从来没有做过这类尝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或许也是为什么在20年前就将重心转移到公益和慈善事业之后,索罗斯依然能准确地判断金融危机爆发并提出大胆分析的原因。
至少在2008年以前,即使是因为课程原因必须阅读《金融炼金术》的专业学生,也对索罗斯的种种想法和观点颇有微词。相比于在实际的金融投资生涯中的成就,索罗斯的哲学观点在过去大部分时间里,被认为是一个成功金融家的“自我感觉良好”。这并不奇怪,大多数心怀宽广的人,都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个世界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而世俗的人类社会却远比我们自以为是的要狭隘的多。比如关于索罗斯,我们大多数人并没有近距离观察过这个人,但是我们却天真地以为自己真的了解他。事实上,他的第一本著作《金融炼金术》在中国不过销售了不到20万册,我怀疑其中数万册的读者甚至从来没有阅读超过10页。那本书并不生动直观,语言晦涩的让你觉得翻译水平有问题。但是,这不足以吓退那些真正希望从中获得些什么的人。
事情正在起变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让人们对索罗斯产生了新的想法,这个颇具争议的老头,仿佛是全世界的乌鸦嘴,尽管没有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被千夫所指一般,但这次他真的有一次预警了灾难的来临。这让我们等待的《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有了别具一格的意味,让我们从这位耄耋老人的脑子里翻腾翻腾,看看究竟是什么让他如此精确地看到了被我们大多数人忽视的危险——崩溃性的危机。
所以,《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读过之后,我们每个人都还能写下些什么,想到些什么。
联袂推荐:常振明,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王烁,《新世纪》周刊主编,原《财经》杂志执行主编。

媒体推荐
我很遗憾地告诉大家,复苏的势头可能会停止,甚至随之出现“再次衰退”,而我不能确定的是这将发生在2010年还是2011年。
       ——乔治•索罗斯
索罗斯这样的投资家、慈善家,总有一些独特的理念指导自己的实践。这本书恰好是他对自己理念的总结和梳理,希望我们的读者,能从中看出一些对自己有益的东西。
       ——常振明,中信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
没有必然王国,没有或然王国,我们生活在必错性和自反性相互作用的世界中。证实不可能,证伪也困难。在经济生活中“非均衡”是常态,而“均衡”的实现只是偶然。从人类不确定性原则出发,索罗斯对主流经济学的哲学基础提出了有力挑战,发人深省。
       ——余永定,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
自信人生,博浪世界经济。从与索罗斯先生的交流和阅读中,我深刻的理解到理想与现实的大气结合。
       ——马云,阿里巴巴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虽然几年前曾经宣布退休,索罗斯从未离开舞台。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造就了无数失败者,但索罗斯是少数从中获利巨亿的投资者之一。索罗斯创造了对冲基金这个概念,他从未停止过寻找下一个大机会,而下一个大机会时而垂青于他。索罗斯开口,人们应该倾听。
       ——王烁,《新世纪》周刊主编,《中国改革》主编,《财新网》总编辑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乔治•索罗斯 译者:宋嘉

乔治•索罗斯,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他1930年生于布达佩斯,在纳粹占领时期幸存下来。1947年,他离开匈牙利到了英国,毕业于伦敦经济学院。然后,他移居美国,成立并管理了一家国际投资基金,积累了大笔财富。自1979年以来,索罗斯成了一名活跃的慈善家,开始帮助黑人学生进入种族隔离下南非的开普敦大学就读。他成立了一个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的慈善网络组织,致力于倡导民主和开放社会的价值观。该基金组织网络每年的支出约为4.5亿美元。索罗斯写有10本专著,包括最新的The Crash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他的文章涉及政治、社会和经济题材,定期刊登在全球主要期刊上。

目录
前言
第一讲人的不确定性原则1
第二讲金融市场19
第三讲开放社会35
第四讲资本主义与开放社会51
第五讲未来的路67

Authors Note85
Lecture OneThe Human Uncertainty Principle87
Lecture TwoFinancial Markets109
Lecture ThreeOpen Society131
Lecture FourCapitalism Versus Open Society153
Lecture FiveThe Way Ahead173

文摘
第一讲 人的不确定性原则(1)
我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conceptual framework),它既帮助了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以政策研究慈善家的身份去用钱。但是这个理念架构的本身不是关于钱,而是有关一个哲学家们早已深入研究过的主题,即思维与现实之间的关系。我对这一哲学命题的研究,是从50年代末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时开始的。我提前一年完成了结业考试,所以在拿到学位之前有一年的自由时间。我可以自己选导师,于是选了在维也纳出生的哲学家卡尔.波普。他的著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对我影响甚深。
波普在书中论述,经验性的真知不可能是绝对确定的。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完全没有一丝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了的检验就足以证伪(falsify),而再多的确认性的例证也不能够完全证实(verify)。科学原理的特征是假定性,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拥有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谬误的宣称,所以只能用强制手段强加于社会。所有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迫。而波普提出了一个更有吸引力的社会组织形式:开放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有自由持有不同的见解,并且依法治理,可使有不同观点和利益的人们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因为我在德国和俄国占领下的匈牙利这块土地上生活过,所以开放社会的理念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
我在读波普的著作时也在研究经济学理论。波普强调人的认知的不完美,而经济学中完美竞争理论假定完美的认知(perfect knowledge)。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触动了我,使我开始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有所质疑。这是激发我进行哲学思考的两个主要的理论根据,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次要的方面。
我的哲学理念的形成也深受我个人经历的影响。我个性成长时期是在1944年德国占领匈牙利时。那时我十四岁,来自经济状况尚可的中产阶级家庭,突然只因为我是犹太人而要面对被驱逐和杀害的可能。幸亏我父亲对这一“远非均衡”的情况早有准备。他经过了俄国革命,那是他的成长经历。在俄国革命之前他是一个雄心勃勃的年轻人。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自愿参加了奥匈联军,结果被俄国人俘虏,作为战俘被送到西伯利亚。因为有抱负,他成了战俘们自办报纸的编辑。报纸是手抄的,贴在一块木板上,叫《木板报》。这使他很有威信,被选为战俘的代表。后来附近一个集中营的一些战俘逃跑,他们的代表被枪毙作为惩戒。我父亲没有坐等同样的事在他的集中营发生,而是组织领导了一个越狱出逃小组。他们计划做一个木筏,顺着河道漂往大海。但是他的地理知识不够,不知道在西伯利亚地区所有的河都流向北冰洋。他们漂泊了几个星期才发现是在朝着北极漂流;后来又用了几个月才穿过针叶林带回到文明世界。这时发生了俄国革命,他们又被卷入。经过一系列艰难险阻,我父亲最后终于回到匈牙利。如果当初他留在集中营可能早就回家了。
父亲回家后完全变了一个人,在俄国革命中的经历深深影响了他。他失去了雄心抱负,只希望享受人生别无他求。他传给孩子们的价值观非常不同于我们生活的那个年代。他没有愿望积累财富或在社会上成名。相反,他只工作到够养家过日子即可。我还记得被父亲派去到他的大客户那里借钱,好去滑雪度假。回来后他会牢骚满腹好几个星期,因为得多工作还债。所以尽管我们家境不错,但不是典型的中等资产阶级家庭,而且我们以与众不同为荣。

第二讲
金 融 市 场
我先讲一下将我的理念架构运用于金融市场的两个基本原则。第一,市场价格总是扭曲其背后的基本面。扭曲的程度可能微不足道,也可能十分严重。这与有效市场假说针锋相对,有效市场假说认为市场价格准确地反映所有存在的信息。
第二,金融市场不会单纯消极地反映内在现实,它也有积极的作用:能够影响其所应该反映的所谓基本面。行为经济学忽略了这一点。它只注重反射过程的一半,即金融资产的错误定价,而没有论及错误定价对基本面的影响。
我的分析为必要的监管改革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思路。第一,也是最重要的,鉴于市场有产生泡沫的倾向,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起防止泡沫变得过大的责任。艾伦•格林斯潘等人已明确地拒绝承担这一责任。格林斯潘说,如果市场不能识别泡沫,监管者也不能,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无论如何,金融监管机构必须承担此项职责,而且明确知道他们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不犯错误。但是他们可以从错误的反馈中受益,知道是做得太过还是不够,然后对错误进行纠正。
第二,为了控制资产泡沫,仅控制货币供给是不够的,还必须控制信贷的可得性。这不是仅靠货币途径可以做到的,还必须采用信贷控制。目前所知的最佳控制办法是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现在这些要求是不考虑市场情绪而制定的,因为市场不应该有情绪,但市场确实有。为了控制资产泡沫,金融当局需要采用不同的保证金要求和最低资本要求。
监管者也许还需要发明新的办法,或者重新起用已废弃的一些办法。比如,很多年以前,我在金融界工作的早期,中央银行会指令商业银行限制对某个经济板块的借贷,如房地产或消费者贷款,因为他们感到那个板块发展过热。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认为,这是对市场机制的粗暴干涉,但他们错了。当我们的中央银行曾经这样做时,没有危机可谈。中国的监管机构现在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对银行业的控制要好得多。在繁荣时期,中国的商业银行在其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必须保持的存款额增加了17倍,而监管部门扭转方向时,他们也欣然服从。
再看一看互联网的繁荣。格林斯潘在1996年谈论“非理性繁荣”时较早地看到了这一点。但除了著名的演说外,他没有做任何事情阻止其发生。他感到使用减少货币供应的手段太生硬,他是对的。但是他可以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冻结新股票的发行,因为互联网的繁荣是被资产杠杆刺激起来的。而他没有做,因为那会违反他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这是错误的。
第三,鉴于市场的潜在不稳定性,除了影响市场个体参与者的风险之外,还有系统性的风险。参与者可能会忽视这些风险,认为他们总是可以将头寸转手给别人,但是监管者不能忽视,因为如果太多的参与者这样做,会出现斩仓引起的间歇波动,在更坏的情况下甚至会引起崩溃。监管者必须关注参与者的仓位,以发现潜在的不平衡。这意味着,所有主要市场参与者,包括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都需要被监控。某些衍生品,如信贷违约互换和触碰失效期权等,尤其易于制造隐蔽的不平衡,因此必须被监管,而且适当时应被限制或禁止。合成证券的发行,就像普通证券的发行一样,需要得到监管部门批准。
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金融市场的运转是单向的,不可逆的。监管机构在履行防止系统崩溃的职责时,实际上是对所有“太大而不能失败”的机构作出了默许的担保。只要这些机构仍是太大而不能失败,就不可能放心地撤除这种担保。因此他们必须实施监管,以确保不需要进行此担保。“太大而不能失败”的银行必须降低杠杆率,并且接受对储蓄者的存款如何使用的限制。存款不应被用来做自营交易。监管者还需要走得更远,必须监管这些自营交易者的补偿方案,以确保风险与回报相匹配。这也许会将自营交易者推出银行而进入对冲基金,但那是他们本来应去的地方。
正像油轮分成不同的仓以保持平稳一样,不同的市场之间也应设有防火墙。也许像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那样把投资银行与商业银行分开不太实际,但必须有内在的机制,将各种市场中的自营交易彼此分开。一些已经形成准垄断地位的银行,也许必须拆散。
第五,《巴塞尔协议》的起草者们犯了一个错误:他们把银行持有的证券风险等级定得比一般贷款低得多,忽略了证券集中持仓所具有的系统性风险。这是加剧这场危机的一个重要因素。要纠正这一问题,必须提高银行持有证券的风险评级,这也许会降低贷款的证券化。
所有这些措施都将降低银行的利润率和杠杆率,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时机问题。现在不是进行永久性改革的时机。金融体系和经济都远非均衡,而且不可能用一个直截了当的纠偏措施使其达到接近均衡的状况。就像汽车打滑时,必须先把方向盘转向打滑的方向,然后才能再正过来一样,近期内要做的,与长远的需要几乎完全相反。首先,失去的信誉,必须先用剩下的唯一可信的东西补回来,这就是国家。这意味着增加国债和扩大货币基数。随着经济的稳定,必须以与恢复信誉同样快的速度缩小货币基数,否则通货紧缩将被通货膨胀的幽灵所取代。
我们现在仍处于这一谨慎驾驭的第一阶段。银行尚在摆脱困境的自救过程中,现在降低他们的利润率只能起反作用。监管改革需要等到第二阶段,即当需要控制货币供给时进行,而且需要谨慎地过渡到这一阶段,以避免干扰经济的恢复。但是无论如何不能忘记,监管制度需要进行改革。
……

内容简介
《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收录乔治•索罗斯在布达佩斯中欧大学的演讲。《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是一本集纳索罗斯思维方式的书,而不仅仅像市面上大部分作品那样只告诉你索罗斯过去的所作所为。《超越金融:索罗斯的哲学》中你将听到索罗斯亲自讲述,他的哲学和他对未来的种种分析——“我在人生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理念架构,它既帮助了我经营对冲基金去赚钱,又使我以政策研究慈善家的身份去用钱。”(两种图片随机发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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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oros Lectures: At the Central European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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