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雅文化经典:瓶花谱·瓶史.pdf

中华雅文化经典:瓶花谱·瓶史.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江南园林中,追求清雅生活的文人雅士,常于厅堂、书斋插一瓶花,以求野趣诗意。《瓶花谱》与《瓶史》既是对明代之前插花艺术的总结,更是中国式文人插花的正宗。
《瓶花谱》为明代张谦德所作,是明代实枝插花的经典著作。全书分品瓶、品花、折枝、插贮、滋养、事宜、花忌、护瓶八个方面,详尽阐述自由式插花自然性灵、崇尚天然的韵味,以及追求原生天成之趣。
《瓶史》为明代袁宏道所作,是我国瓶花史上的奇葩之书。全书共十二篇,从鉴赏角度论述了花器选择、花材选用以及花艺插法等,是我国古代最具文人气质的一部插花专著。
插花为案头之物,无扦剔浇顿花木的繁杂劳苦,仅享赏咏之乐,取者不贪、遇者不争,可谓生活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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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雅文化经典,遴选衣食住行、琴棋书画等最能代表古人雅致生活的图书十部,是古人生活品位和生命追求的“美”之显现,是生活趣味和生活热情背后的诗意与优雅的表达。婉约深情,温暖美丽。既能提高生活品位,又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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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瓶花谱 瓶史》明代朴素清雅的四时瓶插圣经。
《瓶花谱 瓶史》数百幅经典插图,全彩装帧,打造迄今最精美版本。
《瓶花谱 瓶史》详细讲解了品瓶评花 、折枝插贮 、滋养护瓶、花忌事宜、花目品第、选器择水等赏咏插花乐事,完美呈现文人雅士的幽栖逸事,是雅致生活、品鉴收藏必读之书。
《瓶花谱 瓶史》为今人评鉴花木、选择花器花材以及花艺插法提供了理论框架以及可供模仿的范本,是中产阶级雅致生活的美学指南。

作者简介
张谦德(1577—1643),明书画收藏家、藏书家、文学家。善鉴藏,知书画,著有《清河书画舫》《名山藏广记》等书。《瓶花谱》是明代实枝插花的经典著作。
袁宏道(1568—1610),明代文学家,“公安派”主帅。文学主张“不拘格套”“独抒性灵”,流传至今的作品有《潇碧堂集》《潇碧堂续集》《瓶花斋集》等。《瓶史》是中国瓶花史上的奇葩之书。

目录
一 花目 / 161
插花花材,以选取时令花卉为佳。春之梅花、海棠,夏之牡丹、芍药、石榴,秋之桂花、莲花和菊花,冬之蜡梅,芳香馥郁、清雅妍丽,堪为清赏。如一时缺乏鲜花,宁愿插几枝翠竹、柏枝来代替,切勿乱插。
二 品第 / 171
品鉴花木,并非粗俗浅薄地将其区分优劣、罗列名次,而应视如花国选美,堪比后宫佳丽争奇斗艳。珍异的花木品种,好比绝色佳人,应当受到礼遇,不可与寻常姿色花木混同。
三 器具 / 183
宠爱花木,应为其挑选精巧别致的花瓶器皿,谓之“花之金屋”。花瓶用作案头清供,应选矮小精巧者;用作插贮较大花枝,可用大瓶;古旧珍贵瓶器,有保持花色明艳之功效。
四 择水 / 195
养花需先养水。插花用水,颇有讲究。优质清冽的泉水养花上佳,水质污浊者不堪用;瓶中之水经风吹日晒方可使用,园水井水不宜养花;插花忌用苦水,可贮存雨水备用。
五 宜称 / 203
插花不宜过于繁杂,亦不宜太过单薄。选取花卉品种两三,插贮枝蔓长短错落、疏密有致,情态意象天然,切忌拘泥呆板,如同画中场景一般精心布置,才是精妙,此为花艺之正道。
六 屏俗 / 211
插花房间,只需简单摆放雅致家具,天然几一具、藤床一张足矣。室内陈设应清雅脱俗,有风神气韵、高雅情致,切忌布置得富丽堂皇、俗气不堪。
七 花祟 / 219
花有其本香,焚香会夺去花之韵味,损伤花之香氛,此举实属俗人过错;况且香料气味燥热浓烈,瓶中花枝一旦被侵袭,随即枯萎。故瓶花之下,不宜焚香。
八 洗沐 / 227
花卉亦有欣喜与愤怒、苏醒与沉睡、拂晓与暗夜之分,为花沐浴正得其时,则如同雨露滋润。此外,养花之人与花卉风范相称,则花之神采自然焕发,花期亦可延长。
九 使令 / 239
插花有“使令”之分,花卉有主仆之别,此乃花材搭配使用之道。中式插花的典型布局重主枝,主枝周围添插辅助枝条充盈空间,使得插花造型丰满、层次分明。
十 好事 / 251
真正爱花之人享受赏花之事:观赏千株万株花卉,彻底探索花之千变万化;欣赏一枝或寥寥数朵花便觉乐趣无穷;嗅叶片便知花朵大小,看根茎则晓花色红白。
十一 清赏 / 259
赏花之高雅意趣,赏花之审美特色,既重视天时与良辰,亦讲究环境与配置,且突出花品与人品,更追求雅趣与脱俗。品茶赏花最为风雅,赏花时清谈则次之,边饮酒边赏花最差。
十二 监戒 / 267
赏花者须有高雅脱俗趣味,才可不辜负花的姿韵与品格。铭记瓶花快意之事十四条,避讳折辱花卉之事二十三条,仔细体会花卉传递的精神品格,赏花才可谓真正的风雅之事。

文摘
插图:










【原文】
梦蝶斋徒〔1〕曰:幽栖〔2〕逸事,瓶花特难解〔3〕,解之者亿不得一。厥昔〔4〕金润〔5〕龆年述谱〔6〕,余亦稚龄〔7〕,作是数语。其间孰是孰非,何去何从〔8〕,解者自有定评,不赘〔9〕焉。乙未〔10〕中秋前二日书。
【注释】
〔1〕梦蝶斋徒:张谦德为自己取的别号。他原名谦德,十岁时改名为丑,故又称张丑,字广德,常署的别号有青父、青甫、清河牛郎,晚年号“米庵”,斋名有真晋斋、宝米轩等。“梦蝶斋徒”出自“庄生梦蝶”的典故,是张氏推崇老庄之道的表现。
〔2〕幽栖:幽僻的栖止之处,指避世隐居。苏轼《自笑》诗:“多谢中书君,伴我此幽栖。”
晚明时,政局动荡,科举之路亦不畅,江南文人多隐居不仕,以山人、幽客自诩,如陈继儒隐居小昆山,著有《岩栖幽事》。张谦德的父亲张应文也是终身未履仕途,平素以古器书画自娱。张谦德著此文时年纪尚轻,或许是受父亲影响,已然有隐居之志,故以隐士自喻。
〔3〕难解:指难以领悟。王逸《楚辞章句》中有“肝胆系结,难解释也”一句,指心结难以化解。“解”字亦多用于佛经中,指对于佛法真意的理解和证悟,佛经的开经偈中有“我今奉行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之句。
〔4〕厥昔:昔日、当初。“厥”在此处为代词,相当于“其”,为句首发语词,无实义。如《诗经•大雅•生民》中的开篇之句:“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这里的“厥初”,通常译为“其初”“当初”。
〔5〕金润:明代书画家,字伯玉,又字静虚,江苏上元(今南京)人。幼即嗜学,年十二能赋诗,正统年间乡贡,授兵部司务,为于谦所重,每与之咨议兵事,后擢升为南安知府。精通音律,工书画,书法类赵孟,山水法方从义,所画山水天真横溢,工整简淡,构图严谨,疏密有致。有《溪山真赏图》存世,现藏于天津艺术博物馆。
〔6〕龆年述谱:指金润在年幼时就能著述书籍。古时女孩七岁称髫年,男孩八岁称龆年,故以“龆年稚齿”泛指幼童时期,《南齐书•武十七王传论》:“龆年稚齿,养器深宫,习趋拜之仪,受文句之学。”据说金润早年也曾编著《瓶花谱》,但此书已失传。
〔7〕稚龄:指稚齿年少时。唐王绩《游北山赋》:“忆昔过庭,童颜稚龄,何赏不极,何游不经。”张谦德作《瓶花谱》时年方十八岁,故自称稚龄,有自我嘉许之意。
〔8〕何去何从:去,去除;从,跟随。该去除什么,跟随什么?《楚辞•卜居》:“此孰吉孰凶,何去何从?”原是形容心中惶惑、无所适从,现多指在重大问题上选择什么方向。
〔9〕不赘:不累赘、不多余。北宋胡安国《春秋传•隐公四年》:“《春秋》立义至精,词极简严而不赘也。”后用为书信结尾的套语,意谓不再多言。
〔10〕乙未:乙未年,明神宗万历二十三年(1595)。
【译文】
梦蝶斋徒说:避世隐居时的闲雅逸事,以瓶花之道的精髓最难领悟,谙熟此道的人寥寥无几。追溯往昔,金润在幼年时就能著述《瓶花谱》,我也是在稚齿年少时,写成这些文章。这其中谁对谁错,如何取舍,能领悟此道的人自然有公正评判,我不再多言了。写于乙未中秋节前两天。
【延伸阅读】
陈继儒的《小窗幽记》云:“瓶中插花,盆中养石,虽是寻常供具,实关幽人性情,若非得趣,个中布置,何能生致。”晚明时,江南文化繁盛,雅士云集,形成了底蕴深厚的文人群体。幽人雅士常在精心营建的私家园林中雅集,宴饮游乐、诗词唱和。园林既美轮美奂、如诗如画,其居室布置、玩赏器物,自是非比寻常,须得品味不凡,清雅有致。这种刻意雕琢,是文人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塑造的理想情境。于是,诸如《长物志》《遵生八笺》《考槃馀事》《瓶花谱》《瓶史》等种种书籍应运而生,为此种雅致生活提供相对权威的参考范例。正如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认为头戴礼帽、手拎一把雨伞代表绅士形象一样,处在江南繁华锦绣之地的文人,亦认为谙熟瓶花之道乃文士阶层的必备修养。
【名家杂论】
瓶花艺术,或许是源于东汉、魏晋时期的佛前供花,唐宋时以瓶插花已经颇为流行,而在晚明的江南园林中,追求博雅生活的文士阶层对于瓶花的推崇……。张谦德说“幽栖逸事,瓶花特难解”,可知瓶花对于幽人雅士的意义。幽栖林泉之间,岂能无花相伴?高士的案几之上,若不折几枝鲜花以供清赏,这样的日子实在过不下去。故而晚明画家陈洪绶的人物图,但凡幽居高士,必然与瓶花为伴,或持莲,或赏菊,或折梅,乃至在硕大的花瓶中插一根遒劲的枯枝,亦是神来之笔。
故明代瓶花艺术的最大特点,即受到文人雅士的推崇、钟爱。如果说瓶花魏晋时乃是佛前的供品,唐宋时是宫闱殿堂里的装饰,到了晚明,则是文士的雅尚,是幽居之伴、隐逸之侣。这一时期,文人对于脱俗生活的向往,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他们多半隐居于幽静的私家园林中,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理想世界里。据《林下盟》记载,当时文人“读义理书,学法帖子,澄心静坐,益友清谈,小酌半醺,浇花种竹,听琴玩鹤,焚香煎茶,登城观山,寓意弈棋”,生活悠闲而精致,浑然不理俗务。
这里有一个大背景:明代中晚期,朝政日益腐败,国事日非,且边患严重,内外交困,官场中人饱受煎熬,故而江南的文化精英大都不以仕途为重,转而追寻一种寄情于艺的闲适生活。江南一带远离京城,并非政治中心,且风物美好,经济富足而生活闲雅,于是一众士人都能想得开,与其冒着风险追逐官场功名,不如清高自适,偃息林泉,追逐云月,过自己舒适安逸的小日子。
王世贞的故事或许能说明江南文人不热衷仕途的原因。太仓王氏家族,世代清贵,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官至兵部左侍郎,才干超群,却因得罪了当权的严嵩父子,在滦河战事失利后被打入大牢。王世贞与弟弟世懋至严府求情,“日蒲伏嵩门,涕泣求贷”,严嵩假意宽慰,背地里却下狠手。1560年,一代儒将、“白首筹边,赤心报国”的王忬竟被斩首于西市,其状惨烈之极。王世贞兄弟二人相泣号恸,持丧而归,王世贞从此看淡仕途,在家乡构筑弇山园,占地七十余亩,亭台轩榭,极尽园亭林木之盛。作为江南文坛领袖,王世贞一生几经宦海沉浮,但精神却始终归于林泉之间。
有的人,即便未遭打击,亦不愿为官,如无锡人安绍芳。他的祖父安国建了一座园子,园中有水池,惜乎面积不大,有一年正逢无锡大旱,受灾的百姓很多,安国便开仓赈灾,附加条件是替他挖池子。于是灾民蜂拥而至,每天有近千人来吃饭,吃完饭就替安家干活,挖池子,人多力量大,不久便挖出了一片数百亩的大水域,烟波浩渺,景致盛极一时。安绍芳继承了家族造园的传统,他原本是进士出身,有前途,却毫不犹豫地辞官回乡,经营家族的园林。后来他姐夫秦耀官场失意,安绍芳心中窃喜,连忙怂恿秦耀回乡建园,秦耀于是也建了一座园子,就是如今的无锡寄畅园。可见幽栖隐居者中,奇葩众多,逸事亦不少。
传统文人要“文以言志”“文以载道”,晚明时代的文人却选择了远离官场,不受此旧观念束缚,而是以适志、自娱的方式,过一种寄情于物、闲适高雅的生活,自由地抒发个性和情感,风流自喜,洒脱自如。故而居室陈设、案头清供、文房器皿、园林建筑,皆成为文人关注的兴趣点。瓶花之受重视,亦在于此。
若论晚明江南的隐逸文士,张谦德无疑是一位重量级的人物。他是当时最重要的书画鉴藏家和著录家,其家族为昆山望族,书香浓郁,且有收藏之雅习,尤其精于书画收藏,张谦德在《清河书画表》自序中说,“一时家藏珍图法墨甲于中吴”。张氏家族所收藏的书画,有诸多传世珍品,如陆机的《平复帖》、王羲之的《二谢帖》、王献之的《中秋帖》、颜真卿的《刘中使帖》、赵孟的《三山秋爽图》、宋徽宗的《梅花鹃鹤图》⋯⋯这样一份收藏目录,足可以媲美博物馆。可见张家的家藏之丰硕,财力之雄厚,在文化圈中的人脉之广阔。
张家为官宦世家,张谦德的祖父张情,是嘉靖年间的进士,曾在南京兵部任职,叔祖张意也是科举出身,曾任工部主事,父亲张应文为监生,才华出众,然而屡试不第,遂弃科举,以古器书画自娱。张家与吴中一带的旧家世族关系密切,与文征明家族是姻亲,张应文则与王世贞是莫逆之交。故而张家不仅家学渊源,亦处在文化精英社交圈的辐射之中。
张谦德生于1577年,卒于1643年,是为崇祯十六年,第二年李自成便打进紫禁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因而张氏很幸运,未经历明朝覆亡的腥风血雨,在隐居中悠然度过了一生,平安终老。张谦德喜欢著书,这是继承了他父亲的专长。张应文博学闲雅,著作颇丰,著有《清秘藏》《罗钟斋兰谱》《彝斋艺菊谱》《罗钟斋集》《巢居稿》等。这对张谦德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诗书之泽,衣冠之望,非积之不可”,江南望族文化底蕴的积累,非一时之功,乃是数代人潜心治学的结果。正是基于书香望族的深厚积淀,张谦德才能在十八岁时作《瓶花谱》,将瓶花的妙处为读者一一道来。所谓“家学相传,前辉后光”,江南的人文渊薮,便是这样传承下来的。
【原文】
凡插贮〔1〕花,先须择瓶。春冬用铜,秋夏用磁〔2〕,因乎时也。堂厦〔3〕宜大,书室宜小,因乎地也。贵磁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忌有环,忌成对,像神祠〔4〕也。口欲小而足欲厚,取其安稳而不泄气也。
【注释】
〔1〕插贮:指鲜花的插制、存放。
〔2〕磁:通“瓷”,此处指瓷器。
〔3〕堂厦:指房屋的正厅、堂屋,古人常作“华堂广厦”之语,形容建筑的华美轩敞。苏轼所作的《灵壁张氏园亭记》,其中有“华堂厦屋,有吴蜀之巧”之句。
〔4〕神祠:祭神的祠堂。古代的神祠文化较为繁盛,各地都建有祭祀的庙宇、祠堂,世家大族也大都设有祭祀的家庙。
【译文】
但凡插制鲜花,首先需要选择花瓶。春、冬两季用铜器,秋、夏两季用瓷器,这是依据时节变化而选择。厅堂广厦适宜用大尺寸的花瓶,书房适宜用小一些的花瓶,这是依据场所的不同而选择。花瓶的材质上,崇尚瓷器、铜器而鄙薄金器、银器,因为前者更显清雅。忌讳花瓶上有环耳,忌讳将花瓶成对摆放,因为那样让人联想到祭祀的神庙。瓶器的开口要小而底座要厚重,因为这样方能放置安稳,聚气不泄。

【延伸阅读】
“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因堂供之花和日常居室插花大为不同。“堂供”是一种特殊的插花形式,通常是在春节、端午、中秋等重要节庆时,于华堂广厦之处所放置的瓶花,因具有象征性和礼仪功能,故而插花风格典雅隆重、富丽堂皇,花器自然也要用贵重大气的瓶器,方为相衬。
堂供的风俗在宋代已盛行,如现存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宋代《华春富贵图》,高大的瓷器花瓶中插着数枝硕大的牡丹,整体花形昂然向上,生机勃勃。元代的《丰登报喜图》和另一幅端午节庆插花,则为节庆时插花的经典之作。明、清两代,堂供更为流行,且花材使用繁多,构图丰富,呈现出富贵繁盛的景象。
【名家杂论】
明代中晚期,花艺繁盛,江南世家大族的宅院内,凡起居之所、宴客之堂、读书之处,莫不盛行以鲜花插瓶装饰,故而桃柳迎春、风荷并举、芙蓉金菊斗馨香,皆可为室内之景。而插花之要务,首先在于选择花器。古人将花器称为花之金屋或精舍,花器要与所插鲜花精当匹配,完美相融,方有花艺的独到之美。明代人对花器的选择极讲究,花器的材质、形态、尺寸、摆放方式,皆有细致要求。
花器以质地而论,有铜、陶、瓷、金、银、竹、木等材质。明代士大夫阶层崇尚清雅之美,江南一带尤其如此,故而花瓶以瓷器、铜器为时尚,而忌讳用金器、银器。试想一枝粲然绽放的红梅,或一束暗香涌动的白菊,若插在铜瓶中,便有古雅厚重之内蕴;插在瓷瓶中,亦见轻灵高洁之意趣。若插在黄灿灿的金瓶里,便庸俗不堪,插在银瓶、锡瓶里,更是不伦不类,花与瓶两不相称。
瓷器一贯是插花的首选。单以瓷瓶的造型而言,有梅瓶、如意瓶、长颈瓶、葫芦瓶、双耳瓶等,但插花而论,适合插花的,应当是口小足厚、放置安稳的瓶器。这种择瓶的偏好,也影响到了当时的瓷业中心景德镇,晚明时流行的青花筒瓶,便是适合插花的瓶器。筒瓶开口小,重心低,插花后放置安稳。“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在华堂之中,以大瓶来插花,多是插牡丹,显得华丽大气。居室中的插花,则以小巧灵动为旨意,如折取一束淡雅栀子花,或几枝馨香的桂花,插入瓶中,满室清芬,令人见之忘俗,居室的整体格调便显出高洁素雅。
以铜瓶插花,在崇尚“博古”的明代,极为常见,为文人所钟爱。晚明的画家陈洪绶喜画瓶花,尤其善画铜瓶插花的图景。铜瓶是陈洪绶很喜欢的绘画题材之一,他流下的传世名作包括《品茶图》《诗酒待琴图》《铜瓶白菊图》等。他喜用硕大的古铜瓶插荷花,如《品茶图》中,两位幽居高士,相对而坐,似为一主一客。蕉叶铺地,主人坐于其上,旁置茶炉壶具。客人坐一怪石上,以一方奇石为琴台,身旁还放置一硕大的古铜瓶,铜瓶中两株荷花开得正艳。此时,琴弦歇,茶正熟,两人手持茶盏,四目相视,正闻香品啜,耳边琴声犹在,身后瓶花菡萏清香。陈洪绶用富有韵味的古铜锈,将铜瓶的古铜质地表现得淋漓尽致,画中的铜瓶色泽厚重,线条坚实有力,一派古朴韵味,与幽居高士的气质融合为一体。
瓶花的摆放忌呆板、对称,因明代的瓶花艺术讲究天然性灵之美,如袁宏道所说:“夫花之所谓整齐者,正以参差不伦,意态天然,如子瞻之文,随意断续。”文人雅士尤其推崇此种自由式插花,在他们看来,瓶花或舒展灵动、或轻盈妩媚、或古雅厚重,都以天然意态为特色,不必追求齐整、对称的仪式感。若成对整齐摆放,那便不是幽居的高士所为,而更像是在家庙祠堂拜祭的迂腐老儒了。实际上,确实也只有祠堂才将花瓶成对摆放,显出庄严肃穆之状。对于秩序感的厌恶,几乎是隐逸者性格中的共性,他们若喜欢程式化、仪式感强的东西,便不会栖身林泉间,过逃避世俗的隐居生活。瓶花既然是幽居逸事之一,更需独抒性灵,不落俗套。
【原文】
大都〔1〕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极高者不可过一尺〔2〕,得六七寸,四五寸瓶插贮,佳。若太小,则养花又不能久。
【注释】
〔1〕大都:多数、多半。柳宗元《永州八记》:“其大都如此,余无以穷其状。”
〔2〕一尺:明清时,木工一尺合今31.1厘米。
【译文】
多数情况,选择花瓶的器型,宁可细瘦而不要过于丰满壮硕,宁可小一些而不要太大。花瓶最高不要超过一尺,用六七寸或四五寸的瓶器来插花最好。如果花瓶太小,则供养的鲜花存活时间不长。
【延伸阅读】
花器尺寸,以瘦、小为佳,这依然是自由式插花的风格。
自由式插花讲究性灵,崇尚天然韵味,并不追求富丽堂皇,故以细小瓶插数枝花已然颇有乐趣,所谓“翠叶金花小胆瓶,轻拈微嗅不胜情”,便是此种光景。
以瓷器来看,出自宋代名窑的花瓶,大都尺寸较小,如哥窑、定窑的胆瓶、弦纹瓶,都属此类,瓶器细小而瘦,如纤弱的美人,只能插得数枝小花。这一类花器,可参考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宋代哥窑青釉弦纹瓶,高20.1厘米,口径6.4厘米,足径9.7厘米,细长颈,扁圆腹,腹部虽鼓而不显臃肿,整体具有纯朴、典雅的艺术效果,这正是张谦德理想中的花器。
而明清两代的花器,以瓷器而论,尺寸逐渐变大,器型也趋于丰满壮硕,如故宫博物院藏的明嘉靖青花花鸟纹梅瓶,高44厘米,另一款明嘉靖时的白地素三彩缠枝莲纹瓶,高63.4厘米,显然大大超过了张谦德设想的最高尺寸。

【名家杂论】
张谦德对于花器尺寸的评论,可视为明代文人插花的典型言论。虽然“堂厦宜大,书室宜小”,堂供之花固然富丽堂皇,但文人研究插花,往往更重视后者,即居室、书斋中的小型插花。就书斋而言,张谦德认为“瓶宁瘦毋过壮,宁小毋过大”,持同样观点的,还有高濂、屠隆等人,如屠隆说花瓶“其式以胆瓶、小方瓶为最”。但屠隆还补充了一句:“若养兰、蕙须用觚,牡丹则用蒲槌瓶方称。”选择花器的形制、尺寸,需要结合花材来考虑,比如牡丹就不适合插在细瘦的小胆瓶里。
也有人喜用高且壮的花瓶。比如自诩清高的陈洪绶,他画中的瓶花,其花器也不乏壮硕者,如《诗酒待琴图》,图中老仆抱着的花器,虽只露出上部,看起来却极为壮硕。而另一幅图中,侍者所抱的瓶花,花器亦有雄奇之美,绝非细瘦。
实际上张谦德所列的瓶器尺寸,大抵只适用于出自宋代名窑的花器,且梅瓶还不能包含在内。梅瓶虽然自宋代开始流行,但器型丰满肥硕,且颇为高大,并不符合细、瘦的审美标准。可知张氏家族平常取来插花的,大都是出自宋代哥窑、定窑之类的窑器珍品,他看着习惯了,便以为这是花器的标准尺寸。其实明代花器的尺寸,已然不同于宋代,以细、瘦为美的固然有之,以壮硕为美的,也大有人在。比如梅瓶,在明嘉靖、万历时期,就已较前期明显增高,形体渐大,乃至一款嘉靖时的白地素三彩缠枝莲纹瓶,高有63.4厘米。而清代的花瓶,高大肥硕者比比皆是,如乾隆时的釉彩大瓶,有高达86厘米的。
张谦德对于花器尺寸的讲究,可知他在此事上的细致用心。最近这些年,常见网友揶揄某富二代公子“为娱乐圈操碎了心”,其实家族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后代确实不需为衣食发愁,闲来无事,兼又精力过剩,只能为闲事操心。晚明时的许多文人也属于“为××操碎了心”的类型,只不过他们的文化底蕴好,情趣高雅,就算操心,也都是雅事。如高濂说:“故余自闲日,遍考钟鼎卣彝、书画法帖、窑玉古玩、文房器具,纤细究心。”高濂闲来无事,一颗心都用在考证青铜古器、书画、古玩上,对这些闲事,用心之极,纤毫毕至。这显然也道出了张谦德的心声。
明朝国祚有二百七十六年,到明中期,江南一带已是极为富庶繁华,世家大族云集,故而富贵闲人极多。闲来无事,便好操心——若不为俗事操心,便为雅事操心;不为谋生操心,便为赏玩操心。张谦德父子,以及著《遵生八笺》的高濂、著《长物志》的文震亨,都属于这一类。他们并非富二代,乃是富了许多代,如此这般,才成就了高山仰止的名士风范。
【原文】
铜器〔1〕之可用插花者曰尊〔2〕、曰罍〔3〕,曰觚〔4〕、曰壶〔5〕。古人原用贮酒,今取以插花,极似合宜。
【注释】
〔1〕铜器:指青铜器,原为商周时期的古器,明代用来插花的,多为宋以后的仿制品。
〔2〕尊:今作“樽”。商周时代的青铜器,在当时被作为礼器和盛酒器,其形制为圈足,圆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大。尊盛行于殷商至西周时,春秋后期已较为少见。
〔3〕罍:先秦时期的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诗经•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维以不永怀。”宋代以后,有仿古青铜罍传世。
〔4〕觚:青铜器,用于饮酒,也用作礼器,喇叭形口,细腰,高圈足。觚盛行于商代和西周初期,明代曾有大量仿制青铜觚。
〔5〕壶:指青铜壶,商周时期青铜器,西周时多为盛酒器。
【译文】
可以用来插花的铜器,有尊、罍、觚、壶。古人原本用来盛酒,如今取来插花,好像很合适。
【延伸阅读】
上古的青铜器为珍贵器物,历来为皇宫内府的秘藏。如罍,早在西汉时,就已成为王公贵胄们竞相争夺的藏品。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孝王刘武是当时有名的古物收藏家,他的藏品中有一件罍,被视为至宝。刘武死前立下遗嘱:“善保罍樽,无得以与人”,意思是千万不要把罍给外人。后来刘武的孙子刘襄继位,史称梁平王,他的王后得知府库中有一件罍,便向刘襄索要。刘襄宠溺任王后,便不顾祖母的反对,强行将罍取出,送给王后。后有人将梁王与祖母争罍之事告于朝廷,汉武帝认为梁王极不孝,下令将梁国削去八座城池,并将其王后斩首于市。这件因罍而起的祸事,史称“梁王争罍”。
既然早在西汉时,罍、尊一类的青铜器就已经如此稀有,那么,明代人能随手拿来贮水插花的,多半是仿品。当然,用真的古器珍品来插花的,也不乏其人。晚明是一个奇葩迭出的时代,一切皆有可能,文人幽客的种种逸事,往往超乎后人的想象。

【名家杂论】
青铜器在商周时代,为传国重器,其尊贵而崇高的地位,是其他器物所无法比拟的。而张谦德觉得青铜器可用来插花,插上花后,看来看去,还觉得颇为合适⋯⋯可知晚明时代,传统礼制的一些观念,对于江南文人的约束,已经非常薄弱了。当然,其中还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因:明代大量仿制先秦的青铜器,仿制品的流行使昔日尊贵的器物“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文士也受用得起,乃至随手就取来插花。
仿制先秦青铜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宋代。北宋时,金石学兴起,名士皆以收藏商周青铜器为乐事,宫廷于是以内府所藏的青铜礼乐器加以仿照,以作为郊庙之用。宋徽宗尤好此道,常命良工巧匠仿制他新得到的古器。宣和年间,王黼奉徽宗之命编纂了《宣和博古图》,著录了宋代皇室所藏的青铜器之精华,后世的仿制者也因此有了参考的范本。明代延续了宋代的仿古之风,乃至仿制的规模更大。如宣德年间,明宣宗朱瞻基见当时郊坛宗庙和内府所陈设的铜器,造型太粗糙,非古代形制,于是很不满意,下诏要工部依照宋人《考工图》《博古图》等书所记载的商周器型来仿制。宣宗有如此雅兴,也因当时铜原料储备丰富,宣德三年(1428),暹罗国进供风磨铜数万斤,于是宫廷有足够的铜料来做铜器。这样第一批就做三千三百余件,质地优良,造型十分古朴雅致。后来宣宗又命追加,铸造的铜器总数达到一万多件,辗转流传至各地。由此,明代用铜器的风气日甚。宣德年间的礼部尚书吕震等人奉旨编撰了《宣德鼎彝谱》,记载了当时的铜器器型,嘉靖年间,此书得以在民间流传,清代被收录进《四库全书总目》。
宣德时的铜器铸造精湛,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最具代表性的是铜香炉,后世称“宣德炉”。《沈氏宣炉小志》中说:“明宣庙铜器甚精,制度亦雅,铸炉不规,规三代,鼎鬲多取宋瓷炉式仿之,其制以百折、彝炉、乳足、戟耳、鱼鳅蜒蚰诸耳、熏冠、象鼻、兽面、桔囊、香奁、花素、方圆鼎为上品。”
若以仿制古器而言,明代的仿品,在形制与气韵上,与原器有颇大的差异。明代宫廷仿制品,多以宋人的书为摹本,而宋人所绘的图,本来就不严谨,故明代仿制品更为走形,有些仿品,外形虽相似,局部有创新,且纹饰变形十分严重,与商周时代迥异其趣。不过明代铜器亦有独特气韵,其价值亦值得肯定。
无论如何,作为插花的花器而言,即便是一件纹饰变形、走样的仿古铜器,也显得十分古雅厚重,韵味悠长。从如今存世的宋、明时期青铜器来看,大都做工精湛,造型典雅,沉稳大气,且能贮水,确实是插花之“神器”。故而张谦德几乎是颇为自得地说,古人用来盛酒的器物,如今我用来插花,看起来也非常合适嘛。
【原文】
古铜瓶、钵〔1〕,入土年久,受土气深,以之养花,花色鲜明如枝头,开速而谢迟,或谢则就瓶结实〔2〕。若水锈〔3〕、传世古〔4〕则尔〔5〕。陶器入土千年亦然。
【注释】
〔1〕钵:指一种洗涤或盛物的器具,形状像盆而较小,用来盛饭、菜、茶水等,常指僧人所用的食器。辛弃疾《水调歌头•题永丰杨少游提点一枝堂》:“一葛一裘经岁,一钵一瓶终日,老子旧家风。”
〔2〕结实:花谢后结出果实。杜甫《述古三首》:“竹花不结实,念子忍朝饥。”白居易《三月三十日作》中,有“黄鸟渐无声,朱樱新结实”之句。
〔3〕水锈:青铜器长期沉在水中,表面结出的锈,称为水锈。
〔4〕传世古:青铜器出炉后没有沉入水底或埋入土中,因长期氧化致使表面结膜,谓之“传世古”。赵希鹄《洞天清禄集》:“传世古则不曾入水,惟流传人间,色紫褐而有朱砂班。”
〔5〕则尔:像这样、如此这般。《新唐书•隐逸列传》:“帝曰:‘治身则尔,治国若何?’”
【译文】
古铜瓶、铜钵埋进地下的年月久远,深深浸入土气,用来养花,花朵色泽鲜艳明媚,如同在枝头绽放,花开早而凋谢晚,有的花凋谢后,就顺势在瓶中结出果实。像水锈、传世古这类古铜器,是这般状况。埋进土中长达千年的陶器,也是如此。
【延伸阅读】
张谦德提及“水锈”“传世古”这样的专业术语,可知他在辨别古青铜器上颇有心得,这里有家学渊源。明代有一本专论古玩鉴赏的书《清秘藏》,是他父亲张应文所作,后经由他润色。此书体例仿效宋代的《洞天清禄集》,内容多沿用前人的旧论,但器玩的辨别和收藏记叙甚详。《清秘藏》一开篇,即论玉和古铜器的鉴赏,在书中,张应文评论古铜器的锈色,说:“特其论褐色以为非人间流传之色,乃出自高阜古冢,砖宫石室,燥地秘藏,无水土侵剥,尸气染惹,惟地气蒸润所成,亦不无一得之见。”这是极专业的鉴赏家之语,若非长期积累的收藏经验,实难以成文。可知张氏家族的藏品中,除了书画珍品之外,青铜器也该有不少。
【名家杂论】
明代文士有鉴赏古器的风气,如杜堇所绘的《玩古图》,长桌上摆满了上古时的青铜器,两位文士正在专注地鉴赏。杜堇认为,若发挥“博古”精神,透过详究古物的形制名称,理解寻索古代礼乐制度,便可将看似逸乐的耳目之玩,提升成如同孔子所言“好古敏求”的积极作为。
用古董来插花的雅好,并非始于明代,宋代便如此。宋代君王爱花,宫廷中有簪花、贡花、插花的习俗,且十分讲究,规矩很多,非同小可。如周密在《武林旧事》中记载的南宋淳熙年间花朝节前后的赏花之事:“禁中赏花非一。先期后苑及修内司分任排办,凡诸苑亭榭花木,妆点一新,锦帘绡幕,飞梭绣球,以至裀褥设放,器玩盆窠,珍禽异物,各务奇丽。” 南宋虽然偏安一隅,但宫廷中赏花的排场依然是气象万千的。而赏花时所陈设的器物,莫不是奇珍异宝,寻常物事是断然拿不出手的。赏牡丹时,“堂内左右各列三层,雕花彩栏,护以彩色牡丹画衣,间列碾玉、水晶、金壶及大食玻璃、官窑等瓶,各簪奇品,如姚、魏、御衣黄、照殿红之类几千朵”。南宋宫廷中,春末赏牡丹、插牡丹的花器,以玉器、水晶、金器、官窑瓷器以及从西域来的稀有玻璃器皿为主,可谓金玉满堂、琳琅满目。端午时赏花,排场比赏牡丹稍减,然而花器依然十分贵重,如周密所言:“以大金瓶数十,遍插葵、榴、栀子花,环绕殿阁。”这些贵重器物、珍宝古玩,平日由内府妥善收存,到赏花时节,却悉数取出,以作花器之用。
张谦德所在的张氏家族,收藏的古董颇多,从地下出土的古铜瓶、铜钵,水锈坑的铜器,还有传世古等,种种藏品,皆能用来插花。他对此颇有心得,认为深埋土中的古铜器,浸润土气,用来养花,则花色鲜艳明媚,如同活在枝头一般。以千年古董来插花,只因其能令鲜花明艳滋润,此种雅好,乃真正的奢侈。他自己却不以为意,大概家中自来如此,他从小就见惯了。
此种雅好,一定是出身世家大族中的清贵之士,方能为之。普通的小家薄户,若有一二件古董,往往做家传之宝,妥善珍存;又或是商贾之人,贪爱财宝,要么以古董来攀比炫耀,要么极吝惜而秘不示人。望族中人对古董,则有一番平常心,闲暇时还能取出来作为赏花之清供,可谓既能占有,又善利用。可知高门巨族,经历数代的积淀,家族中人的闲雅生活,实非骤然暴富者所能匹及。
【原文】
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1〕,厥后〔2〕有柴〔3〕、汝〔4〕、官〔5〕、哥〔6〕、定〔7〕、龙泉〔8〕、均州〔9〕、章生〔10〕、乌泥〔11〕、宣〔12〕、成〔13〕等窑,而品类多矣。尚古莫如铜器,窑则柴、汝最贵,而世绝无之。官、哥、宣、定,为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均州、章生、乌泥、成化等瓶,亦以次见重〔14〕矣。
【注释】
〔1〕窑器:指名窑出产的瓷器,多为传世珍品。南宋《百宝总珍集》称瓷器为窑,自南宋始,某类瓷器多称作某窑、某窑器。张应文的《清秘藏》中,有《论窑器》一节。
〔2〕厥后:其后,此后。唐玄宗李隆基《端午》诗:“忠贞如不替,贻厥后昆芳。”
〔3〕柴:柴窑,五代后周皇帝柴荣自创的瓷窑,制精色异,其釉色集古代青瓷釉色之大成,被列为诸窑之冠。
〔4〕汝:汝窑,宋代名窑,始于北宋晚期,因窑址在汝州境内(今河南省汝州市、宝丰县一带),故名为汝窑,以烧制青瓷闻名,有天青、豆青、粉青诸品。汝窑与官窑、哥窑、钧窑、定窑并称“宋代五大名窑”,且位列五大名窑之首,陶瓷史上有“汝窑为魁”之说。
〔5〕官:官窑。在宋代瓷器中,官窑是专称,指北宋、南宋时,在京城汴京(今开封)和临安(今杭州)由宫廷设窑烧造的青瓷,故又有“旧官”和“新官”之分,前者为北宋官窑,后者为南宋官窑。
〔6〕哥:哥窑,宋代名窑,该窑瓷器存世极少,且窑址不明,为中国陶瓷史上的悬案。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七修类稿续稿》称“哥窑与龙泉窑皆出处州龙泉县”,此记载只作为哥窑窑址的假说之一。
〔7〕定:定窑,宋代名窑,窑址在今保定市曲阳县涧滋村及东西燕村一带,宋代属定州,故名。定窑原为民窑,北宋中后期开始烧造宫廷用瓷。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及金,终结于元代,以产白瓷著称,兼烧黑釉、酱釉和釉瓷,文献中分别称其为“黑定”“紫定”和“绿定”。
〔8〕龙泉:龙泉窑,因其主要产区在浙江龙泉市而得名。龙泉窑开创于三国时,结束于清代,产瓷器的历史长达一千六百多年,是中国制瓷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瓷窑系。龙泉窑以烧制青瓷而闻名,釉色苍翠,北宋时多粉青色,南宋时呈葱青色。
〔9〕均州:古代地名,金世宗时期,因阳翟(今禹州市)有钧台,所以后改称钧州。文中均州指钧州窑,简称钧窑。北宋官窑钧瓷规整对称,高雅大气,是北宋瓷艺最高工艺水平的体现。张应文撰的《清秘藏》中说:“钧州窑,红若臙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之釉无论深浅浓淡皆混然一律,元瓷之釉浓处有时或起条文,浅处有时仍见水浪。”
〔10〕章生:指章窑。宋代龙泉有章姓兄弟制窑烧瓷,兄窑曰哥窑,弟窑曰章龙泉窑,简称章窑。明代陆深《春风堂随笔》:“宋时有章生一、生二兄弟,皆处州人,主龙泉之琉田窑,生二所陶青器纯粹如美玉,为世所贵,即官窑之类,生一所陶者色淡,故名哥窑。”
〔11〕乌泥:乌泥窑,亦称“建安窑”,宋代名窑,窑址在今福建建阳县水吉镇,以烧黑釉瓷闻名于世。
〔12〕宣:指宣德窑,明宣德年间景德镇官窑,是明代官窑最盛时期,以青花最有名。
〔13〕成:指成化窑,明宪宗成化年间的景德镇官窑,以青花与斗彩最负盛名。
〔14〕以次见重:依次被珍重,相当于“按珍贵程度排序”。以次,依次,按顺序排列;见重,看重。
【译文】
古时没有瓷瓶,都用铜瓶。到唐代才开始崇尚窑器,自唐之后又出现了柴窑、汝窑、官窑、哥窑、定窑、龙泉窑、钧窑、章生窑、乌泥窑、宣德窑、成化窑等名窑,窑器的品种类别也有很多。崇尚古雅,莫过于用铜器;以窑器而论,则柴窑、汝窑最珍贵,然而世间已然绝迹。官窑、哥窑、宣德窑、定窑的窑器,可谓当今第一珍品,而龙泉窑、钧窑、章生窑、乌泥窑、成化窑等瓶器,其珍贵程度则如排列次序一样。
【延伸阅读】
五代时柴窑之所以珍贵,在于“制精色异”,柴窑瓷发色由浅至深,从灰白淡蓝至浓郁的翠色,再至其色正碧,流光四溢,且富于变化,“雨过天青云破处,者(这)般颜色做将来”,成为令后世称奇的千古奇珍。
柴窑瓷器现已失传,今人只能从古人的文字中感受其魅力。北宋欧阳修在《归田集》中写道:“柴氏窑色如天,声如磬,世所希有,得其碎片者,以金饰为器。北宋汝窑颇仿佛之,当时设窑汝州,民间不敢私造,今亦不可多得。‘谁见柴窑色,天青雨过时。汝窑磁较似,官局造无私。粉翠胎金洁,华胰光暗滋。旨弹声戛玉,须插好花枝。’” 可见在北宋时,柴窑瓷器在民间就已十分罕见。
古文中说:“柴窑最贵,世不一见。”明宣德年间,吕震编写的《宣德鼎彝谱》记载:“内府收藏柴、汝、官、哥、钧、定名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其柴、汝、官、哥、钧、定中并选二十九种。”据传,晚明时,严嵩父子曾假借皇帝之名,举全国之力,才搜罗数件柴窑瓷器。清代宫廷内府曾有收藏柴窑的记载,《清高宗御制咏瓷诗》中,有四首咏柴窑器的诗:《咏柴窑碗》两首,《咏柴窑枕》《咏柴窑如意枕》各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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