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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传》编辑推荐:国外经典曾国藩传记版本。大量珍贵史料首次披露,曾国藩诞辰200周年隆重出版。体用兼得的为人之道,稳到极致的官场楷模。
清代三百年第一名臣,生动讲述出将入相的非凡人生,深入剖析内圣外王的罕见人格。
为什么毛泽东说在近代人中,他唯独佩服曾国藩?
为什么蒋介石以曾氏家书教子,终生奉其为楷模?
为什么曾国藩有护国之功、问鼎之力,却四拒称帝?
为什么世人将曾国藩视为千古完人、官场楷模?
为什么美国人将曾国藩比作“远东的华盛顿”?

名人推荐
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曾国藩
——威廉•詹姆斯•黑尔《曾国藩传》述评
《曾国藩传》是20世纪20 年代出版的一部专著。作者威廉•詹姆斯•黑尔(William James Hail) ,美国耶鲁大学博士,本书就是他的博士论文。1926年,为本书撰写导言的时候黑尔还是长沙雅礼学院的历史学教授和导师。他在耶鲁大学教授F.W.威廉斯的指导下,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据威廉斯给本书写的前言,“黑尔在中国居住学习20年,对中国及其历史富于同情和兴趣,这应该是他对曾国藩与太平天国这项专题研究取得的成功的一项重要备件”[1] 。
作者黑尔对曾国藩的历史地位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在“导言”中说:“在我之前,一个日本传记作家不是把他(曾国藩)比作拿破仑,因为他们之间一点不像,是把他比作乔治•华盛顿。他的确是远东的华盛顿,通过他的个人价值以及对人性与良知方式的坚守,经过多年与强大势力的斗争,维护了中国,使之免于分裂与崩溃”[2] 。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一方面他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维护了清王朝的统治,被许多历史学家看做反动人物,是刽子手,甚至因镇压农民起义的铁腕与冷酷而被称做“曾剃头”。另一方面,他身上体现了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面对外国势力侵略的忧患,他大力推动洋务运动,力图民族自强,这一点又体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得到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肯定,毛泽东早年就曾经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3] 。
作者黑尔的研究观点与我们国内历史学界的观点完全不同,从前面那段话可以看出,他极为推崇曾国藩,完全肯定他对清王朝的维护与忠诚,并且把他与领导独立战争、建立美利坚合众国的开国总统华盛顿相提并论。但作者黑尔的研究也有客观的一面,就是对曾国藩的活动与太平天国起义不加褒贬的描述,正如他自己说的:“如果在某种程度上,这次研究在西方人面前展现对这次伟大起义的公正客观的理解,同时也展现一个在镇压这次起义中奉献忠诚的人,就是对作者最丰厚的报酬。然而,这只是个开端,当在中国历史上外国关系始终更显重要的情况下,需要更细致地从这段时期尘封的中文资料中进行研究。我们过于以西方的眼光来看待这段历史,这样也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段历史”。[2]这段话是表达作者的研究方法的,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作者对太平天国起义与曾国藩同等看待,追求他自己认为的“客观公正”;二是作者注意从中文资料来理解这段历史,认为以前的研究“过于以西方的眼光”,实际上对中国史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有所反思。
一、对太平天国宗教的研究
黑尔的研究有两个方面的内容,既全过程地研究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发展与失败,也研究了曾国藩的一生。这两方面内容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曾国藩的功名就建立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上,而曾国藩及其湘军的出现改变了太平天国起义的命运。与国内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研究相比较,作者黑尔对太平天国宗教信仰、太平天国与外国军队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体现出西方学者的眼光。太平天国起义是从“拜上帝会”开始的,其领袖与徒众都宣称信奉上帝。对于西方来说,这应该是极好的消息,是耶稣王国的又一次伟大胜利。西方不遗余力地在中国开展传教,不就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扩张基督王国的版图吗?如今有一群中国人号称上帝信徒,并且建立了一个基督教政权,对西方来说,无疑是其文化精神胜利的又一明证。正如作者所说:“一个基督教政权正在建立,太平天国的人们接受了来自海外的教义,甚至接受教会使团的指令,并邀请他们去南京,西方各国都被这个好消息所吸引。在攻占南京之后不久,三大列强的代表们从上海去南京,研究他们的政治和宗教的观点。代表们发现了他们政治上的无能,认识到他们的信仰表面上基于《圣经》,实质上是以儒家和佛教的思想诠释基督教文献。”[4]
作者在第五章“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中,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作者在这章开头说:太平天国最显著的特征是,其领袖洪秀全明确地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读一读韩山文(Hamberg)以干王洪仁玕提供的资料为基础撰写的著作,我们会受他引导,认为整个运动是纯粹宗教性的和基督教的,只是朝廷的迫害才使得它转变成反抗朝廷的起义。起义末期,英国人呤唎(A.F.Lindley)在忠王麾下服务,谴责西方国家疯狂背叛自己的信仰,最终站到朝廷一边反对这些基督徒。他不否认他们的宗教信仰与活动有不完美的地方,但这些活动不是错误,而只是太平天国领袖的无知。[4]
与列强代表对南京考察得出的结论不同,也有一些西方人士对太平天国的基督教信仰抱有同情和期待。即使教会认为洪秀全他们只不过是“以儒家和佛教思想来诠释基督教文献”,但这些西方人士仍然把这看做宗教信仰活动中“不完美的地方”,而且只不过出于“领袖们的无知”。作者对这一点是否定的,他在随后的分析中,更为直接地指出洪秀全的思想与基督教信仰格格不入。作者指出:“洪秀全把握了上帝在创造和维持世界中的至高无上的伟大思想,但他是否懂得至高无上的上帝是唯一的,这还不十分明确”。有份宣传品中是这么说的:“上帝、天父和全能的主是唯一真正的神,再没有别的神,唯有上帝、天父和全能的主。天父是完全智慧的,是全能的,也是无所不在的。至高无上的他存在于一切事物中,每个人都是他创造和滋养的,只有他是全能的。”只看这段话,可以断定洪秀全等人是唯一神论者,但再看看另外一些宣传品,就会怀疑洪秀全他们究竟是否懂得基督教意义上的唯一神论。下面一段话描写洪秀全升到天国后的景象:
他们到了天上,
伟大的上帝给予他极大的权力。
天后母亲十分慈祥,
仪态大方,美丽高贵,无与伦比。
天兄的妻子,
贤德周祥。
不断规劝兄长,
做事妥当[4] 。
在这首诗里,上帝有了配偶,上帝的儿子耶稣也有了夫人,这不过是在幻象中把人间的一个殷实祥和的家庭搬到了天上。在正统教会眼里,这完全是对基督教文的亵渎。
由此可见,列强代表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及活动的判断是准确的。当时朝廷中的一些人对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也有认识,觉得洪秀全等人不过是“借西方宗教之名,把自己确定成像耶稣那样”。太平天国起义初,西方列强在起义军与朝廷之间还保持所谓中立。后来明白太平天国起义的宗教性质后,就毫不留情,戈登的洋枪队就开始配合朝廷镇压农民起义。
二、关于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研究
太平天国起义于1850年在广西金田村爆发,到1865年天京陷落,前后经历了十几年。正当太平军进攻长沙时曾国藩回籍守孝,于1853年奉旨举办团练,随后十余年,他就是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作战,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血腥中成就他自己的功业。在本书中,作者黑尔引用大量原始资料对曾国藩办团练、出湘与太平军作战、最后攻陷天京等历史进行描述,这些与国内作者对曾国藩当时面临的处境及其成功的原因所作的分析有些不同。作者认为,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当中,曾国藩所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解决军队的给养,即如何筹措军饷的问题。因为“朝廷没有来自各省捐供的固定收入,而各省的财力也不足以支撑国家军队,督抚们也不情愿为朝廷去充分供给维持一支强大军队的花费。这些障碍使曾国藩根本无法支撑军队的供养,因为除了品级很高的官衔之外他没有任何东西, 而这官衔也不能支配所需的经费”[4] 。
作者的分析很准确,曾国藩编练湘军的确说得上是“白手起家”,朝廷除了给他一纸诏书外什么也没给。曾国藩解决湘军军饷的办法最后是奏准朝廷设卡收厘,同时也得到同僚好友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这方面的支持。除了筹措军饷这个最大难题之外,作者认为曾国藩还面临其他诸多危难:
1)他自己缺乏军事训练。他是个文官,只是一个有成就的学者,从来就不是军队的一个将校。
2)缺乏支持与鼓励,有时实际上受到所在省份官绅的反对,因为他平生大多不按正统的管理办法办事。
3)派系斗争,有些时候正规的官兵妒忌这支不正规的军队。
4)没有资金来源,直到他任了总督才不用从正式的官员们那里获取粮饷。
5)太平军的胜利和清王朝军队的失败引起朝廷的惶恐,使得朝廷命令他去追捕逃亡的叛军统领,而放弃战略要地,这也需要他出来抵制。
6)太平军的指挥官比他更狡诈,诱使他和他的部众脱离正确的目标。
7)有时他本人也遇到生死危险,在别人看来是“丢尽了面子”。
在所有这些事情面前,他都表现出耐心、坚忍和勇敢。[4]
在清朝的军队当中,曾国藩在许多方面是开了先例的,正如作者所说,曾国藩是个学者,从来不是武将,非行伍出身,他开了“书生带兵”的新格局,湘军中的将领许多都是有功名的书生。他有能力把胡林翼、罗正南、彭毓麟等一大批忠诚有为的士子团结在周围,给清廷带出了一批前所未有的新型官员。这才是曾氏的成功之处,作者对此是有感受和认识的。
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者还探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清政权值不值得挽救?”这在很深层次上是对曾国藩的人生功业有没有历史意义的讨论。我们国内许多史学家对此是否定的,认为曾国藩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由于他和左宗棠等人的努力,清王朝的“同治中兴”也不过是延续了短短的一段时间,曾国藩去世后不到半个世纪,清王朝就在一片风雨中倒塌了。
的确,曾国藩的功业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但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坚定地为曾国藩辩解的:今天,曾国藩不再具有他曾经有过的称道。在长沙,纪念他的宏大庙宇在1911年共和军占领这座城市后毁损很多,其一部分按他家族的要求给了一所女子学校,曾国藩的一个曾孙女就是该校的校长。在一些人心中,他的名字与清王朝在一起,现在这个清王朝已经是被人们唾弃的东西。不过,对中国爱国人士的纪念是短暂的。他们忽视了这么一个令人不愉快但是真实的事实,即维新与革命是19世纪末出现的声音,而曾国藩及其湘军代表着国家抵御太平天国叛乱的真实意愿,这次叛乱是要摧毁人们生活中的许多社会和道德的根基。
再看进一步的事实,如果叛乱成功了,这个国家可能分裂成两个国家,或许带来更多的战争,因为北方从来没有像南方那样有太平天国的号召。就是1911年的革命成功了,今天国家仍然丝毫无望地大致按照地理分界出现分裂。这种分裂将是一种灾难,保持一个亚洲帝国版图的完整哪怕在口头上也难以达成一致。即使是在清廷之下维持国家的统一,曾国藩使之得以延续,直到朝廷不思改进而声誉扫地的那一天。当一个较为幸福的中国实现了其所考虑的某些事情,她就会赞同曾国藩是一个战士,一个已经得到了认可的政治家,对那些他服务过的人来说他是一个忠实的服务者,是儒家理想式的“大人”。[4]
在本书最后作者提出的这个问题的确引人深思,甚至可以上升到历史哲学层面。对于历史,尤其是对于重大转折时期的历史进行反思,进行各种历史可能性推断,是令人神往的。但是,这种反思和可能性推断并不是历史,人们常常会忘记历史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
三、关于曾国藩晚年的研究
1868年9月,曾国藩接到朝廷命令调任直隶总督。他于该年底起程北上,于次年初到任。不久,天津爆发震惊中外的教案。曾国藩对教案作了调查,而对西方列强的胁迫,他决定采取“息事宁人”的处理办法。因为他觉得中国没有力量跟列强对抗。当时主张与列强开战的呼声很高,朝廷也给了很大的压力。曾国藩认为“中国有必要平息所有活跃的战争议论,因为她太弱而不足以抵抗。战场上个人的生死他从不担心惧怕,但事实上中国没有能力发动一场成功的战争,除了讲和别无他法”[4] 。后来得到朝廷认可,他也是采取了妥协的办法,处死了几个为首的人犯,归还教会资产。就这样使天津教案慢慢平息下来,但曾国藩对天津教案的处理并不讨好,他也因此被写为“卖国贼”。天津教案平息以后,曾国藩在1870年8月接朝廷钦命,任两江总督。再次去南京赴任期间,他与李鸿章劝皇帝派遣人员出国留学,到美国或者其他国家去学习机械工艺,“两个总督已经特派了两个草拟文书的官员起草关于学生的条例,并请总理衙门支持他们,费用当从海关税收中出”。曾国藩与李鸿章是希望通过派遣留学生,培养本民族自己的人才,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从而达到自强的目的,这也是他们“洋务新政”的一部分。对于曾国藩的这种认识,作者也极为肯定: “这种观念以及直言推荐——提出这种观念的人年轻时就反映出一种强烈的愿望,即外国人应该永远离开中国——说明关于曾国藩是无可救药的反动派的指控多么不真实。在当时,他明显地处于一般官员民众的前列。他很清楚地持有这种思想,即中国在政府管理和工业技术两方面都不如西方国家,除非在前进中克服自己的不足,否则会处于严重的不利局面。”[4]
1872年3月,曾国藩猝然去世。作者将曾国藩与李鸿章的生平作了比较,作为对曾国藩的人生总结:曾国藩的职务由李鸿章接任,此后李鸿章的生涯就是处理各方面的外交关系,在西方人记忆里几乎没有了他那年迈的前任,而在中国人眼里二者没有可比性。曾国藩死后,许多事是由李鸿章与左宗棠完成的,但在中国人眼中,他们拿不走曾国藩花圈上的一片叶子。曾国藩是诚实的,死于清贫;李鸿章早有从高官厚爵中获利的名声,死时很有财富。此外,李鸿章从来没聚集过像曾国藩身边的那种人才团队。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李鸿章过于世俗,所以宁愿选用庸才而不会与自己形成对照。无论是什么原因,国内事务在19世纪80年代末大多由曾国藩在太平天国时代的将领们担任,但很快地在成长起来的一代中衰微,直到1911年的革命整个地推翻了清王朝。
参考文献:
[1] William James Hail, Tseng Kuo -fan and Taiping Rebellian, Para2
gon Book Rep rint Corp. 1964.“Forword”.
[2] William James Hail, Tseng Kuo - fan and Taiping Rebellian, Para2
gon Book Reprint Corp. 1964. “Introduction”.
[3] 《毛泽东早期文稿》,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2。
[4] William Jam es Hail, Tseng Kuo - fan and Taiping Rebellian, Para2
gon Book Rep rint Corp. 1964.
尹飞舟
湖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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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之完满乎? ——毛泽东
至于中文读书写字之法,在曾公家训与家书中言之甚详。你们如能详看其家训与家书,不特于国学有心得,必于精神道德皆可成为中国之政治家,不可以其时代已过而忽之也。——蒋介石
曾文正者,岂唯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岂唯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梁启超
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功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左宗棠给曾国藩的挽联
我不是曾国藩,曾国藩做的我做不到。——朱镕基

作者简介
黑尔(Hail,W.J.),中文名为解维廉,1877年出生,美国耶鲁大学双博士,教育家和历史学家,曾为耶鲁大学海外教育事业传教士。1906年来华,任长沙雅礼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于1927年离华回到美国,在俄亥俄州的伍斯特大学任历史学教授。
译者简介:
王纪卿,著名文史作家、翻译家。湖南长沙人,1953年生,潜心研究湘军及湖湘文化二十余年。主要著作有:《湘军为什么这么牛1:乱世豪杰多书生》《湘军为什么这么牛2:一朝天子一朝臣》《湘军》(上,下)《清末有个左宗棠》《血肉长城:血战十四年》《我是湖南人》,译著有《左宗棠传》等。

目录
导言 曾国藩是远东的华盛顿_001
第一章 满人治下的中国政府_001
1.军事_001
2.民政_010
第二章 拜上帝会的组织_020
第三章 已被抹杀的领袖_034
第四章 从广西到北方_050
第五章 太平天国的宗教_060
第六章 太平天国的军事、政治和社会部署_076
1.太平军_076
2.政治机构与社会设施_080
第七章 曾国藩出山及新军的组建_090
第八章 湘军出征_102
第九章 太平天国内讧与清廷的失望_118
第十章 进军安徽_130
第十一章 攻克安庆及战争的重组_147
第十二章 外国人与太平军_157
第十三章 金陵争夺战及太平军的崩溃_175
第十四章 两江总督任上与剿捻_191
第十五章 直隶总督任上和曾国藩的晚年_198
第十六章 曾国藩的人生哲学_213
第十七章 结语_234
参考书目_239
跋 一个美国学者眼中的曾国藩_265

序言
译者的话
在我完成黑尔博士所著《曾国藩传》的翻译时,恰逢该书传主曾公国藩诞辰200周年(1811—2011)。虽然我并未刻意将翻译进程的终结安排到与这个年份相重合,但此巧遇却给了我很大的方便,因为我得知曾公的故乡双峰县及曾公早年就学的湘乡市,正在筹备比较盛大的纪念活动,我想这个译本的出版,也许正适合作为对这个伟大人物诞辰的一份献礼。
读者诸君正在开卷阅读的这部著作,是国外曾国藩论著中最具权威的一部。在我看来,有3个事实可以支持这条结论。其一,其作者威廉•詹姆斯•黑尔博士在中国生活了20年,在这里娶妻生子,四个儿女都出生在华夏大地。他本人在湘军大本营长沙从事了多年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对中国人民有深挚的感情,对中国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他居住在湘江之畔,能够近水楼台先得月,从湘军的家乡人那里听取许多记忆和议论,作为第一手的研究资料。其二,诚如本书卷末“参考书目”所示,黑尔博士在写作本书时参考了近200种中外著作,视角非常广泛,取材极为精当,立论不偏不倚,为本书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其三,我从近现代的许多外国学者的相关论著中,都看到了对于黑尔及他这部著作的高度评价。例如1937年出版《左宗棠传》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尉贝尔斯,就声称他的著作大大得益于黑尔博士的这部名著。
黑尔博士这部著作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在我翻译的贝尔斯著作《左宗棠传》出版之后,左公的第五世外孙、著名的文史专家,我尊以为师的梁小进先生对我说:外国撰写有关清末人物的论著都有一个特点,即取材比我国学者都要广泛,他们不仅不辞艰难地使用中文史料,而且采纳了大量的外文史料,因此其视野较为开阔,论述颇为新异。我深以为然。我们不会忘记,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后不久,外国人就开始积极地收集相关的信息,如1853年去天京拜访过天国王爷的密迪乐,后来就根据他的第一手资料从事撰述,其内容经常被外国学者引用。从1860年之后,美、英、法三国都有军人直接介入了这场战争,如英国人呤唎成为天国忠王李秀成的高级顾问,美国人华尔、法尔思德、白齐文,法国人勒伯勒东、德克碑,英国人戈登,则率领所谓的“常胜军”、“常捷军”替清廷效力,他们或曾与江苏巡抚李鸿章谈判条件,或曾在闽浙总督左宗棠的帐下听过训示。而上海洋场上的外国商人们,与交战双方都有生意往来。此外还有外国的传教士、记者、旅行家与海关官员,都能接触到有关中国这场大规模内战的各种信息。所有这些外国人的见闻和记述,自然也是第一手的宝贵史料,但往往以外文出版,因语言的隔阂、版本的佚失和资料的禁锢,是许多中国学者未能掌握到的。中国的研究者必须广泛阅读这方面的外文著作,才能分享原本由外国学者所独占的优势。
此书的第2个优点是将东西方历史人物所作的比较性研究。只要看完本书的导言就会知道,黑尔博士对曾国藩其人评价颇高。他没有拿这位湘军首脑与中国历代的伟人作比较,而是步日本学者川崎三郎之后尘,将之比作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也许这会令中国的读者颇为诧异。细想之下,其实二者之间不乏共同点,如他们都曾作为军事统帅立下赫赫战功,都是功成身退,自愿放弃军权;就对国家的贡献而言,华盛顿创立了一个国家,曾国藩则避免了祖国在规模空前的内战中四分五裂;他们的个人品质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都富有开拓精神,都能吃苦耐劳,而且都得到了待人谦和、心地善良的佳评。
我想再一次提请读者不要忽略本书另一个重要的优点,即卷末的“参考书目”,其中所开列的书籍和报刊,为我们搜索和了解美、英、法、德、俄、日等国学者有关曾国藩及太平天国运动的论著提供了极大的帮助,黑尔博士不但罗列了所有文献的著作者与版本信息,更重要的是,还针对一些文献作了简明扼要的评介。
应该说明的是,对于本书英文原版中所引用的曾国藩奏牍与书信、太平天国的有关文件以及其他中文材料,我在译文中一律按照现已正式出版的中文出版物,将对应部分照录,完全忠实于引文作者的原著。曾国藩的著作录自岳麓书社1985年出版的《曾国藩全集》,太平天国的文件主要录自《近代中国史料丛刊》,其余文件的出处不再一一标注。
我要感谢博集天卷公司的领导人、编辑与策划师,他们独到的眼光与睿智的努力,使黑尔博士此书的中译本在英文原版问世85年之后终于能够付梓,走入阅读市场,于是我得以与读者分享这位美国学者的佳作,并为研究清末湘军与太平天国的国内学者们提供借鉴国外学术成果的方便。
译者水平所限,错讹之处在所难免,恳望读者不吝赐教,以俾重印或再版时改正,在此先致谢忱。
王纪卿
2011年4月
于长沙听雨轩

前 言
要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因为西方人至今还只是满足于主要是从中国的年鉴中获取不完整的信息。但是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大量的资料,足以使人们正确地理解中国的历史,并且适合于这个领域的学者从事研究。中国的绘画也是一样,美术专业的学生最近已经看到了中国画的美及其意义。这项任务的意义是对下一代人学术精神的挑战。黑尔博士对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研究只是一个开始,到目前为止,这项研究本身就是一个榜样,说明运用完全由西方世界开发出来的历史学的方法,去研究只有地道中国素材的课题,是可以取得成功的。如果不是得益于他的双重装备——对事物的把握和对语言的理解,谁也无望取得他在这本书中获得的成就。它对中国学术界的意义,与对西方人的理解所作的贡献同样重大。在寻找论据和冷静地展示论据时,他向中国人展现了他们自己历史中的一个篇章,但强调的重点不同于中国人已经习惯的记载。何况,我们必须强调,他在中国居住和研习了20个年头,这段经历既给了他同情心,也赋予了他健全的判断力。年轻的中华民国所作的评论在这里解除了武装,作者的公允使读者明白了两个问题:其一,他令人们立即对现存的那些不利于清朝的偏见产生了怀疑,这种偏见对赞扬清政府官员的好话充耳不闻;其二,他使读者不会相信“外国人最终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的无稽之谈。
19世纪中叶这场造反运动的意义,无论就其重要性还是就其遭到的镇压而言,都没有得到恰当的评价。亚洲也曾有一些叛乱如它一样影响广泛,一样具有破坏性,但若要找到一场遭到一位天才组织者彻底镇压的同样规模的叛乱,那就必须回溯到大流士或哈夏。太平天国运动的挫败,有力地表明了将中国人置于高层次文明国家的种族特性。多年以来,无能的官员造成了灾难性的社会管理失控,在这种形势下,一些读书人唤起民众,让他们支持自己组建一支志愿军的艰难事业,忍受绝望之敌的折磨,直到将之消灭。曾国藩是这个计划的动议者,在现代历史中很难找到他这样的类型。黑尔博士将他比作华盛顿,二者在性格上颇为相似。然而,那位美国的英雄人物得到了对他伟大服务的报偿,当上了他引上独立之路的那个国家的首脑。对于曾国藩而言,却不存在获得最高职位作为对他的忠诚服务给予报偿的问题。他仍然忠于大清帝国,尽管他拯救的那个王朝最终表明是不值得他去拯救的,但他以无怨无悔无条件忠诚的形象活在人们心中。本书向对此人一无所知的海外世界展示这么一个具有献身精神的完人,给我们带来了对于中国文化潜力的新认识。
F. W.威廉斯 于耶鲁大学

导 言
曾国藩是远东的华盛顿
世界性事件的许多细心的观察家认为,19世纪的任何灾难性事件,就整体的悲惨性和破坏性而言,都比不上太平天国运动。数百个县城被反复攻取,交战双方都有抢掠和屠杀。大城市成了废墟,果实累累的原野成了荒原。伤亡惨重的战斗和更为血腥的屠杀是其进程的标志。它要摧毁大清帝国,把皇帝赶下台。迟至1882年,S.W.威廉斯在其《中央王国》一书中如此评述这批造反派:
他们的存在整个就是一场灾难,自始至终只有不幸伴随他们左右,他们未曾付出丝毫的努力来重建已遭破坏的事物,保护残存的世界,或者偿还他们所偷盗的东西。在他们离去之后的土地上,野兽自由地徜徉,在废弃的城镇筑起它们的窝巢。居民忙碌的喧闹声已经止息,取而代之的是野雉飞腾的嗖嗖声。人们一度勤劳耕耘的土地,已被野草或树丛覆盖。银子一千万两一千万两无可挽回地丢失了、毁灭了,幸存者忍受着穷困、疾病与饥馑,除此之外,据居住在上海的外国人估计,从1851年到1865年的整个时期内,足有二千万人的被害与太平天国运动有关。
这场运动之所以蔓延得如此广泛,是因为中国的权力分散和官员无能,而狂热的造反者之所以未能取胜,是因为他们在1853年至1858年间缺乏领导力量,同时也是因为曾国藩的出现。中国的现代历史把这个人应得的荣耀还给了他,但是外国的观察家们却被一支优秀的小部队所享有的名声迷惑了。这支部队是由弗雷德里克•汤森•华尔组建的,后来由“中国人”戈登指挥,官兵接受过外国式的训练。他们让这支3000人的常胜军名垂千古,几乎将戈登封为圣徒,却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真正主角淹没于遗忘之中。
窃走曾国藩亲手赚来的名声,却将戈登与李鸿章供奉于历史的祠堂,世上很少见到如此大的不公。曾国藩克服了由于几百年来中国的行政实践而搅得纷乱如麻的困难,很少得到别人的合作,缺乏资金来维护军队,在十多年中的总开销仅有2100万两稍多一点的银子,而且不懂任何兵法,但他却最终实现了镇压这场巨大运动的奇迹。他以清晰的思维、永不丧失的耐心、审慎和常识办成了这件事。他从不担心别人遮蔽他的光辉,他不惜将自己扎扎实实赚来的桂冠送给别人,他把能人吸引到自己身边,用他们的才干来弥补自己在兵法上的不足。曾国藩认真地实践儒学,努力将孔圣人的品质注入自己的言行,绝不愿意因为偏离忠孝之道而有损颜面或“丢脸”。他直言无隐,诚实无欺,在一个缺乏诚信的时代以诚信为本。
据我所知,一位日本的传记作家比我先行了一步,已将曾国藩比作乔治•华盛顿,而不是比作拿破仑,因为他与后者毫无相似之处。曾国藩的确是远东的华盛顿,他以自己的个人价值,以他对于理性与良心之道的执著追求,通过多年变化莫测、以弱胜强的奋斗,使中国免于分裂与毁灭。当代中国的政论家梁启超声称,曾国藩不仅是在中国的整个漫长历史中十分罕见的那一类人,而且在全世界也是屈指可数的人物。如果说这个评价过高了,我们至少可以将他放在19世纪最伟大的人物之列,而不会委屈了其他人。
年轻的中华民国有一股甚嚣尘上的声浪,指责曾国藩拥戴异族人的清王朝,支持绝对专制的君主政体。曾国藩的确如此。君主政治和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如今在中国和在欧洲一样不受欢迎。然而,曾国藩作古以后,经过了整整一代人,他的同胞们才有了共和理想,如果用这种理想来裁判一个早已逝去的大英雄,是不是有失公允?我们是否应该设身处地,把自己放在曾国藩曾经生活和工作过的环境之中,听一听他代表全国人的普遍信念而发出的声音?这些年轻的批评家除了将对专制政治的厌恶提前了许久,还没有考虑到,如果当时没有一个强大而忠诚的人物捍卫帝国的完整,这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在内战中分裂成多块碎片,最终落入外国人手中,因为当时列强们正在打造各自的帝国。中国一直保持着统一和独立,直到对西方国家采取了另一种态度,这是太平天国运动和其他造反运动被成功镇压下去的结果,而这种结果是曾国藩及其能干的合作者们带来的。
本书原本是为了获取耶鲁大学博士学位而部分完成的学位论文,在时间上只涉及太平天国运动的时期。为了使之更臻完整,我添加了有关曾国藩最后7年生活的概述,主要包括两点:其一是他为镇压捻军所作的准备,使得李鸿章得以迅速地征服这支游击大军;其二是他作为总督在金陵和直隶的事迹。我从其信函中留存的海量资料当中,搜集了指导其生活的重大原则。添加一章来介绍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政府,似乎也很有必要,有助于说明像太平天国这样浩大的运动,是如何星火燎原的。为了完成这些增补和修订,我略去了有关各次战役的许多细节。
中国的人名和地名是很难用罗马字来注音的。如今已有几个现存的注音系统。就地名而言,我尽量按照邮局的名单来注音;对于其他名称,则采用威妥玛氏拼音法;但人名和地名都有若干例外。有些名称已经普遍地采用某种拼法,改变其成例未免有纯粹炫耀学问之嫌。
如果本书能有助于西方人公正地理解太平天国运动,以及为了镇压这场运动而献身效力的那个人,作者便会得偿所愿。不过,这还只是一个开头。在本书涉及的这个历史时期,外交关系在中国历史上变得日益重要,对于这个时期的中文资料,还需要进行更加细致的研究。我们长期以来仅仅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时期,这样做是无法充分了解历史的。
我要对耶鲁大学的F.W.威廉斯教授表示深切的谢忱,本书是在他的指导下完成的,修订时也采纳了他的建议,而他借给我的那些难得的典册与书籍,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我还要感谢F.浅川教授,他在若干翻译工作中为我提供了建议和帮助;以及长沙的G.G.沃伦牧师,他在若干章节的修改中给了我有益的忠告;还有耶鲁中国分院的左福(音译。——译注)与其他成员,他们帮助我处理了汉语文本。
黑尔(Hail, W. J.)
1926年11月于
中国,长沙

后记
结语
在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运动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这场运动几乎摧毁了中国的中部各省。如此巨大的一场灾祸,竟然起源于从一个人脑子里冒出来的想法,此人坐在金陵的宫殿里,表现出能力不足,明显地处于东王和他自己那些无能亲属的操控之中,简直令人不可思议。综合考虑了所有的因素,研究了手头上所有的资料,我认为这场运动真正的发起人是朱九涛,清政府一方的资料声称他是洪秀全与冯云山的老师,他在运动的早期被人们称为天德王,一开始就被拥戴为恢复明朝的皇帝。最近出版的《太平天国野史》也说冯云山与洪秀全追随过这位朱九涛,并声称在他死后洪秀全才继任这场运动的领袖。[1]我认为,到太平军从永安突围、天德王被清军俘获为止,朱九涛尚未去世。他化名洪大全,并亲口承认这是一个假姓名。他的口供跟计划完全一致,完全揭示了这次起义的有效动机,使我很难怀疑他与冯云山以洪秀全所谓的上帝启示为基础同心协力组织和计划了这次革命,只是由于他的被捕以及不久之后冯云山的去世,使这场运动为狂热分子所掌控,而那些人在统治方面的无能,以及对其狂热宗教观点的强调,最终导致了运动的失败。于是,原本是一场国民性的运动,成了一场宗派暴动,与社会的中坚分子格格不入,促使他们去支持大清王朝,而不愿加入太平天国分裂者这样怪异的集团。这也解释了三合会为什么会背离太平天国运动,他们起初支持太平军,但在太平军从广西的群山间突围而出一路杀向金陵的时刻,他们撤出了这场运动。这种阵线的变化,只能用我们在这里提出的推理才能解释。
西方国家受到了吸引,他们听说一个基督教国家建立起来了,太平军接受了跨海而来的教义,甚至接受了传教士们的指导,并邀请他们前往金陵。在太平军攻占金陵不久,3个强国的代表从上海前去研究他们的政策和宗教观念。他们发现,太平天国人士在政治上无能,得知他们的宗教表面上以《圣经》为基础,实际上是用儒学和佛教的观念来阐释基督教的经文。何况他们用一种几乎是反叛性的人神同形同性论,称洪秀全为神,说他是上帝的次子,而东王杨秀清则自称为圣灵与赎病主。他们具有破除偶像的强烈精神,非常重视十诫的教义与信仰的外形,却不限制抢掠的机会,以保持军队的充实。然而,领导层不断衰败,内部的争吵使他们最优秀的首领们离开了太平天国事业。1858年涌现出一些具有真才实学的新将领,其中忠王与英王最为著名,太平天国运动在他们领导下获得了新生。
如果清政府强大而统一,太平军一方在政治、宗教与智力方面的欠缺早就将他们引向了穷途末路。然而清朝的早期统治者们将民政与军事权力分割为若干板块,以阻挠康熙竭力镇压的著名的吴三桂那种反对朝廷的武装叛乱,这样就使清政府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指挥权。地方自治得到了促进,行政体制大大扩大了地方主义,使政府无法动员大批的军队。此外,中央政府除各省的进贡以外并无稳定的财政收入,而各省也未提供足够的军饷来支撑官军。所以,巡抚们不愿为朝廷提供装备与维持强大军队所需的开支。这些障碍差一点使曾国藩根本就无法组建军队,因为他除了高调的官衔以外一无所有,而他的官衔无法调动所需的资金。湖南巡抚、稍后的湖北巡抚与总督,给了他一定程度的支持,但是直到太平天国运动的晚期,他当上了两江总督以后,有李鸿章与左宗棠两个门生作为他手下的巡抚,他才有了银子去招募足以将太平军消灭的兵员。当曾国荃推进到金陵开始围攻该城时,他只有两万兵力,但是到了1864年年中,当湘军攻占了金陵时,他的旗下已经有了5万人。曾国藩从各省得到的协饷,以及他从总督辖地所得的财政收入,当然还有出售荣衔与官衔所得的银子,他在直到攻占金陵为止的11年里所用的全部开销,只有将近2130万两银子!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为什么彻底镇压这场运动,需要花费如此长的时间!
如果我们认为曾国藩的工作太拖拉,例如他在需要冲撞与活力时表现得十分谨慎小心,那么我们不应该忽略上述的窘迫。我们也不能无视一个明显的事实:正规军在这次战争中表现出完全的无能,如果没有民兵,清廷根本无法将太平军镇压下去。如果曾国藩只能率领每股几千人的民兵投入战斗,那是因为他没有资金去招收几万人。此外,我们不会忘记,太平军轻易就能招收几十万热衷于抢掠的乌合之众,所以我们无权将清军的缺陷算在曾国藩头上。这是清政府的缺陷,是陷入这种体制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弥补的。曾国藩担负着费力不讨好的任务,既要为军队寻找资金,又要赢取胜利,而这些资金的获得,往往违背了官员们的意志,他们认为同一笔资金有更好的用处;他要对付的困难,除了嫉妒他的同僚,还有官场习气和官僚阶层的既得利益,直到他最终达到目的。
曾国藩必须面对、克服的其他困难还有:第一,他自己缺乏军事训练。他是一名文官,一位有成就的学者,从未当过军队首领;第二,缺乏鼓励,更有甚者,有时候实际上是遭到各省官绅们的反对,因为他的大部分生涯都越过了正统行政的界线;第三,摩擦,有时发生在他与正规军官兵之间,他们天生妒忌这支非正规的武装。第四,他除了向官员们乞讨,无法获得资金,直到他出任总督为止。第五,必须忍受北京政府由于太平军的胜利或清军的失败而发生的恐慌,这种恐慌会促使朝廷命令他放弃战略要点,去追逐某个神出鬼没的太平天国王爷。第六,太平军指挥员胜他一筹的谋略,目的在于将他和他的部队调离合适的目标。第七,他有时遇到大险,有时“丢脸”(这几乎跟遇险一样重要)。他在面对所有这些困难时表现得耐心、坚忍而勇敢。
我们必须注意,不要对他要求太高。他坚定不移执行的计划,有时候是起源于别人,特别是天才的江忠源和无能的赛尚阿,前者坚决主张建立水师,后者提出了“新式”军队的观念。但是,他在自己身边团结了一大批忠诚而能干的官员,则要归功于他自己的本领。这些官员中有许多人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及以后升居高位,他们有胡林翼、鲍超、杨载福、彭玉麟、李鸿章、左宗棠、李瀚章,还有他的弟弟曾国荃,当然还有大批官阶较低的人,以及几个若非葬身于这场战争也会同样出名的人物。在这些可靠人物的支持下,曾国藩不仅彻底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即便没有外国的援助肯定也能办到),还给中国提供了一批更高级的新型政府官员,如果没有他的努力,清政府就无法得到这些人才。
战争结束时,他成了中国最有势力的官员。他开创了一个先例,在他手下服务的若干人升到了省级最高官位而未曾实任低级的官职。这大大地脱离了常轨,致使李翁兵在其史书中大发感慨。曾国藩本人在镇压捻军时一度大权在握,不仅指挥汉人军队,还能指挥北方的满人旗营。他把在先前那场战争中支持过他的同一批人召回身边,取得了镇压捻军的胜利,不过李鸿章收获了由曾国藩铺好道路的荣光。曾国藩直接的贡献,以及通过支持者们所取得的胜利,都足以驳斥莫尔斯[2]在谈到李鸿章与曾国藩时发出的嘲笑。他说:“在这两人当中,曾国藩很少与外国人接触,如果他缺乏幽默感,他会为自己在没有外国人援助的情况下镇压了那场大造反运动而感到自豪。”这也为我们评判罗伯特•哈特爵士的看法提供了依据,他针对曾国藩对1870年天津教案的处理评论道:“他总体上的无作为,他对人民的恐惧,以及他的优柔寡断,致使人们非常想不通他是如何赢得了从前的那些桂冠,认为对他的评价过高了,其实他才具平平(对此我完全赞同)。”[3]根据曾国藩在1853年至1864年那些可怕岁月中的作为来看,如果综合考虑所有的情况,这样一种评价是没有道理的。罗伯特•哈特爵士可能没有充分了解曾国藩必须克服的障碍,而且在我看来,在处理天津教案时产生的文献也没有支持他的非难。
至于对外关系,曾国藩确实与欧洲人接触不多。不过,他早年敌视欧洲人的态度随着时间流逝而有所改变。他反对在中国军队中雇用洋人,并不是因为他排外,而是因为他不想让中国由于雇用洋人而陷入危险的困境。他有时的确反对外国贸易与交通手段的过分扩张,但他注重建造汽船,而在他的晚年,他主张向海外派送留学生。他的一些书信与奏章表明他比绝大多数中国官员都更近地接触了外国的政治。
这里还要补充谈一下本书正文中没有讨论的问题。大清王朝是否值得拯救?在今天,曾国藩没有得到社会曾经给予他的关注。在长沙为他修建的富丽堂皇的祠堂,遭到了民国军队的破坏,他们从1911年起就占据了这座城市。不过,花园的一部分交给了曾氏家族开办一家高等女子学校,由曾国藩的重孙女担任校长。在有些人看来,他的名字和大清王朝联系在一起,而后者是遭到诅咒的。但是汉人爱国者的记忆和全世界同类人的记忆一样短视。他们忘记了一个令人不快却又无法否认的事实:只是在19世纪末,改革者与革命者的声音才在中国有了影响,而曾国藩及其湘军代表了国民奋起反抗太平军的真实愿望,后者摧毁了百姓生活中的许多社会习俗与道德习惯。
还要指出一个事实:如果太平天国运动成功了,也许中国就会分裂为两个国家,或者带来更多的战争,因为北方绝不会像南方一样集合在太平天国的旗帜之下。尽管1911年的革命胜利了,这个国家如今似乎还是毫无希望地四分五裂,主要是由地理的界线来划分。这种分裂是一个灾难,当时要守住一个亚洲帝国领土完整的想法甚至不容许夸夸其谈。曾国藩保卫了国家的完整,哪怕是在大清统治之下,曾国藩给了它苟延残喘的力量,直到帝国的建造者们失去了民心,甚至垮台。当一个较为幸福的中国意识到了这些因素,也许她会再次把荣誉给予军人曾国藩和政治家曾国藩,并承认他是忠诚于服务对象的仆人曾国藩,实践孔子理想的巨人曾国藩。
注释
[1]《太平天国野史》,卷十二,第13页。
[2]莫尔斯:《中华帝国的国际关系》,第2卷,第207页。
[3]1870年9月28日致E.B.德鲁的信,摘录于上书第2卷第208页。

文摘
第七章
曾国藩出山及新军的组建
曾氏家族是中国的六大家族之一,镇压太平军的主角就是从这个家族中产生的。曾家的源头是哲学家曾子,他是孔夫子最伟大的弟子之一。在曾国藩与其著名的祖先之间所隔的70个世代中,他自己的直系先人成为湖南湘乡县的农民。他的家乡距离长沙约200里。他的家境非常贫寒,但他们以骄傲的血统跻身于家乡士绅阶层,他们希望通过学习经典来继承先人的学术传统,以确保文字贵族的地位。曾国藩的祖父是注重实际的实干家,对这个孩子性格的形成施加了有力的影响。他的父亲专心学习,但早年未能获得功名,直到长子获得学士学位的那一天,他才得到同样的学位。这也许并非什么非常事件,只表明中国人获得学位的愿望是多么强烈。
曾国藩于1811年11月26日出生于这个贫穷的乡村家庭,其诞生伴随着美梦与吉兆。4岁时他便开始了学业。在第8个生日之前,他已在学习五经,并开始作文。5年以后,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他与一位名叫欧阳的女孩订了婚,当他到了足够大的年龄便将之娶回家里。[1]
1826年,他首次应试,名列第7。[2]但是直到1832年,他才开始竞争学士学位,第一次未能如愿,但上了荣誉榜。[3]1833年他考中了秀才,他父亲在经历了17次失败以后,这一次与他同时通过了考试。第2年他前往长沙参加乡试,考中了第36名举人,即获得了硕士学位。同一年他进京参加会试,试试运气,去考进士,即博士学位,但两次考试落第。1836年他设法弄到了盘缠,漫游江南与浙江。虽然他的举人身份给了他一些社会声望,但他仍然未能满足。据说他在旅途中发现了一套有价值的书籍,便借来100两银子将之买下。他带着这些书回到家乡,苦读1年,准备第3次参加会试。
1838年年初,他准备再次进京,现在他又增加了1年的应考准备。他没有路费,但他借到了32串钱做盘缠,这点钱在路上几乎花完了,进京时只剩下3串。[4]在那个时代,这是一段漫长的旅程,需要1个月乘船坐轿缓慢前进。一般认为,路上必需的花费约为40两银子。曾国藩终于通过了会试,[5]不久之后又通过了中国学者的最高考试,于6月23日进了翰林院。[6]

内容简介
《曾国藩传》是国内首次原版引进的由西方学者撰写的曾国藩传记。
面对横扫大清的太平天国运动,曾国藩白手起家创建湘军,于重重危难中摸索出治军之策、战阵之法,以其韬略智慧历时11年终获胜利。之后,在直隶总督任上他主持处理了影响深远的天津教案,并且力主整肃朝政,选拔新型官员,倡导洋务运动。
黑尔博士采用近200种亲历者资料,着眼晚清民政、军事的颓败大局,生动讲述了曾国藩出将入相的非凡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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