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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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编辑推荐:一位哲学大师,一部狂人日记。冷眼写尽爱与耻,人性与罪责。

名人推荐
阿尔都塞丰富的一生充满了冒险:一场融合了私人生活之跌宕,历史,哲学及政治学研究的人生冒险。他那炫目而极具煽动力的精神力量,影响甚至决定了无数的学科理论、实践行为与现实存在——纵然世间围绕他的论述卷轶浩繁,它们也都无法论及其智识的全部。
——雅克•德里达
疯狂似乎是哲学不可避免的代价——比如说尼采、维特根斯坦,甚至是青年福柯……阿尔都塞在《来日方长》中追寻的即是这种疯狂的根源。
——迪加德•埃里邦,《米歇尔•福柯》的作者
《来日方长》既是阿尔都塞晚年的“一个批判的忏悔”,也是一部重要的理论著作。忽略了它,我们便无法对他的思想获得完整的理解。
——俞吾金

媒体推荐
惊世骇俗!……《来日方长》充溢着阿尔都塞的哲学智识,还体现出他精湛的故事叙述才能。追随阿尔都塞的思维线索就像一场神秘的感官盛宴。这是不可思议的幻魇之旅,让人随着作者一起,心灵震颤而欲罢不能。
——《洛杉矶时报书评》

作者简介
作者:(法国)路易•阿尔都塞 译者:蔡鸿滨

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1918—1990),著名哲学家,“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常年执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出生于阿尔及利亚,1924—1930年在阿尔及尔上小学。1930—1936年在法国马塞上中学。因德国法西斯入侵而应征入伍,1940年被德军俘虏,关押在集中营,直到战争结束才获释。1945年重返高等师范学校,在哲学家巴歇拉尔指导下研究哲学。194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留校从教,并于同年加入法国共产党。1962年升为教授。60年代,阿尔都塞达到了其理论生涯的巅峰,然而相随的却是精神状态的恶化。他长时间依赖于精神分析师的治疗,却还是无法抵挡病痛的加剧。1980年,他因扼死妻子埃莱娜而进入精神病院治疗,却“不予起诉”。治疗期间,阿尔都塞仍笔耕不辍,撰写了《来日方长》与《事实》两部自传。1990年,因心脏病突发辞世。著有《孟德斯鸠、卢棱、马克思:政治和历史》、《保卫马克思》、《阅读〈资本论〉》、《列宁与哲学》、《自我批评》等多部经典专著。

目录
中文版序言
法文版序言
来日方长
事实
年表
索引
译后记

序言
需要学会“忏悔”
——《来日方长》中译本序言(陈乐民)
有一天几个相熟的朋友在一起闲谈,议论西方有哪些学者算是“后现代主义者”,其中提到法国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路易•阿尔杜塞。我在二十年前曾见过此公,就在他“杀妻”的头两年。阿尔杜塞是否属于“后现代”,我说不清,至少沾上点边儿吧;他是近若干年来被我们这里的“后学”专家们奉为“大师”的福柯的老师。
刚巧我从一位久居北京的法国朋友那里借到一本阿尔杜塞生前写就的、出版不久的自传体“忏悔录”,书名《来日方长》。
我对这本书之所以有些兴趣,只是因为我同作者有过那次的一面之缘,而且这本书重在叙事,没有那么多深奥的新哲学概念,是我能看得懂的。那是1977年或1978年我去巴黎开会,有朋友说阿尔杜塞提出很想见一位从中国来的中国人(意指不是久居巴黎的中国人)。我于是“奉命”在中国驻巴黎大使馆的接待室里跟他交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的来意很明确,就是想听听从本土访欧的中国人说说刚结束的“文化大革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很崇拜毛泽东,很喜欢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但是他怎么也搞不明白,这样伟大的哲学怎么会弄出个“文化大革命”那种荒唐的事来。分手时他送给我一本他的书,可惜我已记不起那长长的书题,而且连书也被我放到不知什么地方了;真有点对不起他。最后他很诚恳地说希望有机会去中国看看,不过现在还不行,因为法共与中国的关系还没有正常化,而他是法共党员。他说,他是最早看穿了“斯大林主义”的法共党员,因此不为当时的法共领导所容,被视为“异端”;后来法共也公开批判斯大林了,但是他的“异端”帽子却没有因此被摘掉。
就在这次见面的两三年后,也就是1980年的某一天,忽然听说他把年长八岁的妻子埃莱娜硬是用双手掐死了!这消息不免使我愕然,哲学家与“杀人犯”怎么连得起来!后来查出他当时是精神病发作时干出来的,所以法院宣布“不予起诉”,阿尔杜塞随即被送进医院。
1991年我去巴黎,住在十四区的PLM旅馆,那条街虽然比不上繁华的街衢,倒也车水马龙,不料在旅馆背后竟有一条非常宁静而整洁的小街;那里有一片别墅般的园子,透过紧闭着的镂花铁门可以看得见园内的两排高高的杨树和一条长可二百米的小路,笔直地通向一座古朴的小楼。时值初冬,落叶散落在地上,略嫌几分凄清。这就是圣安娜精神病院,阿尔杜塞生前不止一次住进这里。据说,福柯等人也住过。(怪事!为什么这些个“思想家”心理上都有点毛病。)
阿尔杜塞对于“不予起诉”并没有觉得丝毫宽慰,因为这反而剥夺了他辩白的机会。他对妻子的感情十分复杂,既有爱恋,又有敬畏。二人性格相左,谁也容不得谁,相互折磨。阿尔杜塞曾移情别恋,但都不成功;曾一度分居,又彼此想着对方。他事后自述,那天清晨,埃莱娜还在熟睡,他照常去抚慰她,不知怎地,他那双手在妻子的颈部由抚摸转为渐渐勒紧,他猛然清醒过来,发现妻子已经咽了气。他惊恐万状,大叫:“我勒死了埃莱娜!”
阿尔杜塞从1985年在精神极度疲惫和痛苦中着手写这部把自己的一生和盘托出的自传体“忏悔录”。他在“卷头语”中说,假如要受审,这本书就是他在法庭上的陈述词;由于“不予起诉”,他又不愿意把自己包藏起来,所以决意把自己展示在世人面前。我想埋在心底的痛楚是最难受的,这大概就是写这本书的用意。我匆匆看过,决定推荐给一家出版社,并邀请我的老友、北京大学教授蔡鸿滨先生做这本书的译者。
常说,人活一辈子真不容易;而了解一个人,特别是他为什么做出有悖常情常理的事来,则更不容易。阿尔杜塞是哲学家,照理脑子该当比常人更清醒而健壮,然而他却“清醒”到了违反理性、精神不正常的程度。他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极为扭曲的家庭环境中度过的。父亲像个暴君,性情暴躁而乖戾,对待妻子和儿子十分粗鲁。母亲是个慈爱贤惠的传统女子,心里一直想念着死去的前夫——阿尔杜塞的叔父——所以便用前夫的名字“路易”作了儿子的名字,母亲爱他,实是交叠着对两个人的爱。因此,阿尔杜塞自幼养成了“俄狄浦情结”,性格十分内向而又怪癖。
这种根源蒂固的心理病态影响了他的一生。步入社会后脑子里又充进了太多的相互冲突的思想和信仰,绞在一起,不能自拔。
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是哲学家的“摇篮”,本世纪不少稀奇古怪的新思想多出于此。阿尔杜塞在这里接受了系统的古典哲学教育,结识了从尼采到胡塞尔的哲学,结交了拉康、康吉兰、巴特、福柯等与他差不多同期的“新思潮”学者。他的家庭是传统的天主教家庭,在青年时期本来对教义笃信不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初应征入伍,立马被德军俘获,在德国关了四年。战后,认识了参加“抵抗运动”的埃莱娜,被“爱情之箭”射中。正是在这时,在阿尔杜塞的“天主教脑壳”里随着爱情渗进了“马克思主义”。那时的法国知识分子普遍“左倾”,对于青年阿尔杜塞,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有如鱼与熊掌。后来舍一取一,索性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然而他很快地便发觉有些事不大对味儿。他是最早对于法共领导惟斯大林马首是瞻持怀疑和反对意见的人。例如,他发现当时相当于“共产国际”的“欧洲共产党工人党九国情报局”派来的代表、一个捷克籍小青年居然颐指气使地对法共领导发号施令,连多列士总书记等人也不得不敬让他三分。
他因对许多事不解而苦恼:哲学说到底是政治,可是哲学和政治在现实中偏偏总是“两张皮”。于是他下决心要钻进马克思的“内心世界”里去观察马克思在观察外部世界时的“内心体验”;由此他成了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以《保卫马克思》、《读<资本论>》等书名于世。阿尔杜塞时而清醒,时而精神恍惚;清醒时钻哲学,迷糊时住精神病院。我跟他见面的时候,自然是他神智清醒的时候。
看完这本《来日方长》,我的一个很突出的感想就是,人是需要学会“忏悔”的。“忏悔”就是勇于如实地剖析自己。同时对于别人真诚的自责,也不要苛责;因为谁都难免有自己的一段不是人人都能理解的“非常时期”。阿尔杜塞写完这本书之后,肯定心情轻松了许多,平静了许多。他写道:
生活,尽管坎坷,仍然能够是美好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虽然青春不再,但是在感觉上,我还是我……不管烦心的事是否即将过去,我自觉永远年轻。
他好像完成了一件令人心衰力竭的工程,释然地长出一口气:“是的,毕竟来日方长!”
果然,他获得解脱后立即又投入紧张的哲学工作。不过他的身体已坏到了极点,还动了一次食道切除手术。以病废之身写了几篇关于《待完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基雅维利》等文字。生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是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谈话录。他于1990年以心脏病突发撒手人间,时年七十二岁。自从他勒死埃莱娜后,报刊评论一直包围着他。其中一家报纸用《疯癫、共产主义、爱情》的大字标题评述他的一生;意思是哲学家的脑子乱了套,以致用爱抚的手杀害了最亲近的人。
他死后,他的外甥弗朗索瓦•鲍达埃尔把他的全部私人档案,连同大量未定稿,悉数捐赠给“当代回忆录编订研究所”。1992年4月,《来日方长》首版问世了;同年秋季,“阿尔杜塞之友协会”成立。
阿尔杜塞生命的最后五年可能是他一生中“心理障碍”最少的时期;但是,他解脱了,死神却逼近了。
1999年5月于京中芳古园陋室

后记
译后记
庚辰溽暑,鏖战三月,终于愉快、欣喜地译完这本小书。
先说为什么会感到愉快。几年来,陆续译过些托多罗夫、戈德曼、福柯、米歇尔•塞尔、利奥塔尔的理论著作,深为这些人的书里内容晦涩难懂、语言佶屈聱牙所苦;译时绞尽脑汁,伤透脑筋,译后却茫然若无所得。老友乐民嘱我译阿尔都塞的这本自传,起初我因心有余悸,仍有些迟疑,等粗略读过一遍原书之后,正如他所说,觉得“这本书重在叙事,是我能看懂的”(见《一个哲学家的“忏悔”》),这才应承下来,翻译时也确实感到轻松愉快得多。当然书中有些章节译时也颇费斟酌,因为作者在叙事中既有“事实”和“幻觉”错综复杂的混合,也有“疯狂”和“理智”的摇摆不定,另外还有些关于心理学、精神分析学、哲学的联想阐释也极为费解,所以一边译,一边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作者在写这本自传时是否抑郁症和谵妄症已彻底痊愈。不过仔细想想,这倒也在意料之中,否则阿尔都塞就不成其为阿尔都塞,阿尔都塞也就不成其为哲学家了。
更主要的还是欣喜的心情。要说欣喜,这话就长了,要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四十年代后期,我和老友乐民还在中学读书。那时国民党统治已日薄西山,摇摇欲坠,政治腐败,民不聊生。像我们这样的小知识分子,虽然也有些正义感,忧国忧民,胸中充满悲愤,但终归是“少年不识愁滋味”,不知怎么突发奇想,说将来我们一起写书,让另一位李姓同学开书店,出书售书。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搭钩”起誓,也没有“歃血”为盟,随着时间推移,加上世事变迁,这个愿望也渐渐被淡忘了。五十年代,我们先后大学毕业,他被分配到外事部门,从事民间外交工作,跑遍世界五大洲,他自嘲说是“跑码头的”。我毕业后留在最高学府当了教书匠,在阶级斗争的风口浪尖上磨爬滚打,经受考验和锻炼。我们各自干的“行当”不同,不过都涉及一个“外”字,所以不论在国内、国外都有见面的机会,还有通信来往,可是“一起写书”的事早都丢在九霄云外去了。
其实,那时候年轻人要想写书又谈何容易。我的老友在纪念李一氓同志的短文《潇洒氓公》中,曾回忆起五十年代初随一氓同志在一个国际组织工作,常驻国外,做些翻译、秘书之类的事,看到这位领导同志在工作之余,专注地根据宋、明底本校笺《花间集》,留下深刻印象。可是就他自己来说,虽然喜欢读书,兴趣广泛,可是那时年轻人要“分配干什么就该只干什么,心不旁骛,才是忘我,一心扑在工作上”。至于自己的种种爱好、兴趣,“赞之者宽厚地许以‘兴趣广泛’,责之者至少是斥之为‘不务正业”’。(见《学海岸边》)我在学校里该可以读书习文了吧?其实不然,一来自己悟性不高,二来环境、气氛也不许可。那时没少学《实践论》,也深知“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要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的道理,可是学归学,真要实践一下,尝尝梨子的滋味到底是甜的还是酸的,那就有“业务第一”、“白专道路”、“名利思想”之嫌。那时候,一扣上这几顶帽子,比文革中的“臭老九”分量并不轻。那么在学校里所司何事呢?据说这所大学是“阶级斗争的晴雨表”,于是阶级斗争便成了主课。“大批判”此起彼伏,接连不断,于是在阶级斗争的大舞台上,人人出场亮相,全武行,大开打,个个搞得灰头土脸,“洪洞县里没好人”,到这时人的自信心都没了,要想写书恐怕也难以搦管了。就这样,我虽然在外语系科工作,身边有许多知名的导师,图书馆有丰富的中外文藏书,却贻误良机,从没想过写什么,也不敢译什么,就“一心一意扑在工作上”。再往后,老友乐民在“大好形势”下,下放到农村去三餐吃白薯,到外省干校去劳动锻炼;我则在“开门办学”的名义下,随外语系师生到离京城百里之遥的山村分校去种大田、修果树、整河滩,教课成了“捎带手儿”的事。这时我们在彼此通信中,谁也想不起再提“一起写书”的事了。
改革开放,拨云见日。我的老友开始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成就斐然,屡有专著问世,而且将读书治学的心得汇集成集,以飨读者,曰《学海岸边》、《文心文事》、《书巢漫笔》;我每见到他的新作总有一番惊喜,愿先睹为快。我自己也在联合国机构搞了几年文字工作,然后又回到学校一心一意地教课;“老牛自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业余时间也读点书,译、写约二三百万字,虽然做的都是三四十年前该做的事,但总算追回一点虚掷的宝贵时光,为文化事业作点绵薄贡献。就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友嘱我译《来日方长》,并表示要为译本作序,我们终于“一起写书”了。世事沧桑,人莫能测,半个世纪的夙愿,两人均到古稀之年才得实现,为此快事,不是值得令人欣喜的吗?
最后.还要感谢辽宁教育出版社本书的责任编辑,是出版社和责编帮助我们实现了多年的愿望,起了我们那位早已失散的老同学的作用。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我和乐民老友站在天安门西侧西三座门南边“自由观礼”,我们见到这位老同学在群众游行队伍里,从那以后就渺无音讯了。但愿他能见到五十多年前的同窗旧友搞成的这本小书。
蔡鸿滨
二○○○年农历九月初一于北大中关园

文摘
(一、 一个极具阿尔都塞特色的片段)
正午时,所有的人都停止干活了,蓦然间一片出奇的寂静罩住了那全部的响声。人的气味和汗水的气味这时又拥满了农庄的大屋,笑容满面的女主人端上来丰盛的饭菜。在出力干活和休憩的时候,他们是多么亲如手足啊!在背上用力的拍打,彼此招呼,从屋子的这头向那头召唤,欢笑,咒骂,说些污言秽语。
我在这群陶醉于劳动和叫喊、筋疲力尽的人们的世界里自由地往来。没有人跟我搭话,也没有人对我有任何特别的留意,仿佛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我自己也确信,将来有一天我会成为一个和他们一样的人。
紧接着,有酒助兴——酒汹涌地倒满大杯子,流进敞开的喉咙——,开始出现笨拙嘈杂的歌声,唱得结结巴巴,彼此寻找,彼此错过,结果都走了调,最后终于凑在一起,迸发出令人激奋的嗓音:这是一首古老的农民起义斗争的歌曲(雅克雷起义的歌曲——令人联想起我想要叫的雅克这个名字),在这首歌里伯爵和僧侣们受到严厉的抨击。这时我骤然感觉,是的,自己已跻身于这些散发着汗水,酒肉和性欲气味的真正的男人们之列。于是有人争抢着递给我斟得满满的一杯酒,并且开些下流的玩笑向我挑战:小伙子敢喝吗?你是不是个男人啊?而我活了那么大,从来没喝过酒(我母亲说:对你这年纪来说,喝酒尤其有危害——我都十二岁了啊!),于是我便喝了一点,大家一致喝彩。接着歌声又高亢起来。而我外祖父坐在大桌子的一头,冲着我微笑。
面对现实,请允许我做一番令人痛苦的坦白。这乱糟糟唱歌的场面(当然我是从外面听到的,如同1936年的一天,镇政府的屋子里挤满了人,迪克勒先生击败伯爵,当选为镇长),喝酒的场面,我不是在大屋里边亲身经历的。因此我是在梦想,就是说只是有强烈的欲望,要经历这样的场面。当然这样的场面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老实说,我应该把这样的场面看作并表述为经由我的回忆而产生的东西:包含着我的强烈欲望的一种幻觉。
的确,我在回忆的联想过程中,自始至终都注意严格遵循事实:当然幻觉也是事实。
(二、关于这本书的内容)
我知道人们指望我在这里谈谈哲学、政治、我在党内的立场,还有我的书、它们的读者、它们的朋友和死敌。我不打算系统地涉及这个领域,它完全是客观的,因为它自有其结果;而任何人,如果他还不知道,可以设法去了解,即使读我的书也可以(在各国都有大量书目),不过请放心,它们不过是没完没了地反复谈论那屈指可数的少数几个主题罢了。
反之,我对读者应该做的——因为这是我应该为自己做的——就是要解释清楚,我之所以特别依恋高师的哲学教师职业,依恋哲学、政治和党,依恋我的书以及它们引起的轰动,这方面的主观根源何在,从而了解我是怎样(这在当时并不是经过清醒思考的事情,而是晦暗不明的、大半是无意识的事实)最终得以把我的主观幻想投注并铭刻在我的客观的、公共的活动之中。
当然,这远不是什么逸闻趣事或者“流水账”之类的东西,或者像如今在任何自传中都必不可少的虚妄不实之词(这是文学上空前的堕落),我只讲实质的东西。
(三,关于爱的箴言)
什么是能够去爱呢?就是拥有自我的完整性,拥有其“力量”,不是为了取乐,或者出于过分的自恋,而正好相反,是为了有能力做出馈赠,没有匮乏和保留,也没有懈怠,甚至缺陷。同样,什么又是被爱呢?不就是有能力被接受、被承认其馈赠本身是自由的,双方找到并“通过”他们作为馈赠的道路和途径,由以交换并接受心灵深处渴望的另一种馈赠:被爱,不正是交换可以自由馈赠的爱吗?但是,要成为这种交换的自由的“主体”和“客体”,就必须,怎么说呢,能够诱发,必须先以无条件的馈赠开始——如果你想要通过交换(这种交换与功利的锱铢必较完全相反)接受同样的馈赠,或者,比你所给出的还要更多。为此,理所当然而且显而易见的是,必须自身存在的自由方面不受限制,必须在自己身体和心灵的完整性方面不被损害,必须,可以这么说,不被“阉割”,而是拥有存在的力量(请想想斯宾诺莎) ,不要有任何一部分被切除,不要指望在错觉或虚空中去补偿它。
(四,阿尔都塞悲剧的根源自述)
我现在有理由认为一切都是密切相关的:对象性对象的丧失在无数真实的客观对象的丧失中被铸成钱币,它就像我全身出现的疑病症一样,同时表现为失去一切、毁灭一切的愿望,埃莱娜、我的书、我活着的理由、高师、我的精神分析师和我自己。在这一点上最近向我提出过警告并且实际上促使我写这本小书的,是我非常喜欢的那个女友说的话。她对我从无半点指责,甚至没有承认过她对我的实际想法,但最近她仿佛出自本能地向我表明:“我不喜欢你的地方,就是你想自我毁灭的愿望。”这句话使我睁开了双眼,重新勾起我对艰难岁月的回忆。实际上,我是想毁灭一切,我的书,我杀死了的埃莱娜,我的精神分析师,但这都是为了确保能够毁灭我自己,就像我在自杀计划中幻想的那样。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强烈的自我毁灭的愿望呢?除非是因为在我内心深处,在无意识中(而这种无意识在没完没了的推论中被铸成钱币),我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地毁灭自己,因为我从来就不存在。在毁灭了所有最亲近的人、我的所有支持者、我的所有依靠之后,再从中得出自我毁灭的结论,还有比这更好的关于不存在的证据吗?
但我毕竟在此期间还是有办法作为教师、哲学家和政治人而存在的,所以这时我才终于想到,借助于抑郁症的可怕的原始焦虑,在我从中经历的惊人的退化中,那年深日久的初始强制行为又在我身上重新出现了;它反反复复(参见卡宾枪的插曲),形式多变,以至于我成了一个十足的靠手法和欺骗行径存在的人,实际上就是毫无真诚可言,因此也就是毫无真实和实在可言。我还想到死亡从一开始便铭刻在我心中:路易的死,他在我的身后死去,我母亲的目光总是透过我注视着他,迫使我接受他在凡尔登上空经历的死亡;她在灵魂深处,通过对我不断实现的那种欲望的排斥,不断地、强制性地重复着这样的死亡。
这时我才理解了(我是从那位女友一针见血的话语里才有所理解的)我对埃莱娜的哀悼,并不是从我在她身上经历并造成的死亡(埃莱娜的毁灭)开始的,而是向来如此。实际上,我一直都在为我自己、为由母亲和其他作为中介的女人造成的我自己的死亡而哀悼。为了给不存在提供确凿的证据,我曾拼命地想要毁灭自己存在的一切证据,不仅是埃莱娜这个最主要的证据,而且包括那些次要的证据,我的著作,我的精神分析师,最终还有我自己。不过我没有注意到,我在消灭一切的时候也留下了一个例外:这就是那位女友,是她最近对我说,她不喜欢我的地方就是我想自我毁灭的愿望,这使我睁开了双眼。这大概不是偶然的:因为我曾力图用与我过去对待女人不同的方式来爱她,在我一生中,她是惟一的例外。
是的,我向来都在不停地为自己哀悼,我在那种奇特的退化式的抑郁症中所做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哀悼;那种抑郁症并不是忧郁症的真正发作,而是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求一死的矛盾方式,在我的轻躁症阶段,同样是这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在控制着我。完全的衰萎无力与对一切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是一回事。始终存在着这样可怕的矛盾情感,而我们还可以在中世纪基督教神秘主义那里找到相应的说法:totum = nihil。
我可以把后面的事一笔带过吗?这些事没有人感兴趣。但我现在理解了发生在我身上的种种变化的意义:它们都旨在(重新)掌握我自己的存在。这首先是从我采取主动、请来我的“律师”开始的,为的是从我认为属于政治监禁的状态(共产党)中解救一位工会干部。对于这一举动,我的医生始终毫无所知。接着是我要求我的医生给我开了一种新药茚达品,这药对我确有好处。1983年7月,我离开苏瓦西去了东部,在非常亲近的朋友家的乡间住宅里度过了艰难的休养期,但我并没有怎么健壮起来。我获得了成功,使得我的医生冒了(相当大的)风险,在我于1983年9月回去时,不让我再住院了。我的朋友们组织起来,在我的公寓里充当日夜陪伴的看护。多亏他们,我终于习惯了我的新住所,这地方不再让我感到害怕了。从那以后,我便毫不犹豫地让我的精神分析师只限于充当精神分析师的角色,绝不再要求他提供精神病科医生甚或全科医生的服务。从那以后,我又渐渐地重新掌握了我的所有事务、我的友谊和情感生活。从那以后,我认为学会了什么是爱:爱不是采取主动以便对自己不断加码、做出“夸张”,而是关心他人,是有能力尊重他的欲望和他的节奏,不要求什么,只学会接受,把每一项馈赠当作生命中的惊喜来接受,并且有能力给别人同样的馈赠和同样的惊喜,不抱任何奢望,不做丝毫强迫。总之就是自由而已。为什么塞尚随时都在画圣维克图瓦山呢?这是因为每时每刻的生活,尽管有悲剧,但毕竟还可以是美好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青春不再,但我终于感觉自己——因为我不是为了自己而被爱——我感觉自己从未这样年轻,即便一切都快结束了。
是的,毕竟来日方长。
(五、阿尔都塞的童年回忆)
我父亲时而会有暴力行为,这使我很害怕。有一天晚上,同一层楼的邻居唱歌,他便拿起锅和长把大汤勺,跑到阳台上去,发出一阵可怕的喧闹,把我们大家都给吓坏了,但也让歌声停了下来。夜里,我父亲也常做噩梦,并以长时间惨痛的嚎叫结束。他自己却意识不到,醒来时竟说什么也不记得了。我母亲摇晃他,想让他别叫了。他们彼此间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能让人想到他们彼此相爱。但是,我记得有一天夜里,听到我父亲在他们的房间里,大概在床上把我母亲搂在怀里,低声对她说:“这是我的……”,这让我内心很受打击。我还记得另外两段插曲,同样感到惊讶。有一天,我们从法国回来,下了船回到阿尔及尔的公寓,在阳台上,我父亲感到不舒服。他坐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倒了下去。我母亲很害怕,就跟他说话。平时她是不这么和他说话的。我还记得有一天夜里在火车上,那是我们去莫尔旺的路上,这一次是我母亲感到不舒服。我父亲叫我们深更半夜在夏隆车站下车,我们想尽办法叫开一家旅馆的门,旅馆答应接待我们。我母亲病得厉害。我父亲就跟她说话,显得很焦急。平时他也是不这么和她说话的。在这两段记忆里,仿佛都有一种死亡的气味。他们也许彼此相爱,但却不怎么说话,就像人们在死亡边上和大海边上都会沉默不语那样。不过在他们之间,为了证实对方还在那里,偶尔也会试探性地说上几句话。这是他们的事情。但我和妹妹却为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是我在很久以后才弄明白的。
既然说到我妹妹,我还想起发生在阿尔及尔山上的一件事,当时我们在那里的灌木丛下边搜寻着,发现了一些很小的仙客来。我们正在一条土路上安静地走着,突然过来一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我不知道他怎么骑的,就把我妹妹撞倒了。我父亲朝他冲过去,我以为他要掐死这个年轻人呢。我母亲直拦着。我妹妹受了伤,我们赶紧回家,我手上还捏着几朵仙客来,但早已心不在焉了。对我父亲这样的暴力行为,我母亲全无所谓,至少表面上是这样,可另一方面呢,她却把精力都花在了抱怨上,抱怨自己在生活中受苦受难,抱怨自己做出了牺牲,因为由于我父亲的强迫,她不得不同意他的决定,放弃了使她感到幸福的小学教师职业。可是在我看来,我父亲的暴力行为却很奇怪:他对自己的言行那么有把握,却会突然发起火来,以至于不能控制自己的暴力行为,但我不得不说,似乎发生的一切又都在他控制之内,因为暴力行为总是让他如愿以偿。他有“好运气”,每次发生的事件都转而对他有利。必要的时候,他也懂得克制,在1940年到1942年间,当他在里昂的时候,他是那里惟一没有参加贝当军团的银行经理。当朱安将军打算让摩洛哥人“去吃干草”时,他没有表示拥护;当戴高乐做出让阿尔及利亚独立的重大抉择时,即使因为自己的“黑脚丫子”感情而痛苦不已,他也没有表示反对,他一有机会就牢骚抱怨,不过也仅此而已。
(六、战俘经历)
当我们通过德国边境时,雨提醒了我们这一点。德国是个多雨的国家。正像歌德对他的君主说的:天气不好比根本没有天气好。他说的没错。但雨把什么都淋湿了。我们看见车站上的德国人脸色灰白,身上都湿透了。他们没有给我们吃的东西。他们好像正沉浸在胜利中,刚一起床,在喝黑咖啡之前,突然传来胜利的喜讯,他们还没有回过神来呢。他们显然不知道什么集中营的事,但我们更不知道,不管怎么说,他们当时的处境要比我们好。
我们终于到了一个无名的车站,这里是一片饱受风吹雨打的荒野。他们让我们下车并开始步行,我们在皮鞭和步枪的威胁下走了四十公里的路。许多同伴在半路就留下了,但一般说来,德国人并不是一下子结果他们,而是派些马来拖着这些人。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再说也知道歌德的那句话,我就偷了一件类似英国胶布雨衣的衣服,并且穿在衬衫里面,免得德国人给我没收了。我穿着这件紧贴皮肉的东西走了四十公里,也就是说有点儿出汗,而且一住进帐篷,我就开始害怕自己无论如何会得感冒,但是没有,况且第二天德国人就没收了我这件假衬衫,说这东西对他们有用。我完全同意。从此我就习惯了下雨,也懂得了人可以让雨淋湿而不得感冒的道理。
在帐篷里过夜的滋味难以想像。我们又渴又饿,尤其是累得要命,大伙都沉睡过去,第二天,得拽着我们的脚才能把我们弄醒,以便接受在德国当战俘的各种审查。但是我已经懂得,人尤其在痛苦疲惫的时候,要保持身体暖和,这样相互抵消,最后事情就好办了。
但并不是对所有人都好办了。我们的战俘营跟另一个战俘营紧挨着,我们看见那里有些饿得瘦骨嶙峋的人在游荡,大概都是从东方的波兰来的,因为他们说俄语,他们不敢靠近通电的铁丝网,于是我们就扔给他们一点面包、几件衣服,说上几句话,我们当然知道他们听不懂,不过没关系,这是给他们一点好处,也是给我们自己,让大家少一点独自置身苦难的感觉。

内容简介
《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内容简介:一九八〇年十一月十六日,早上八九点,一个身穿睡衣的男子冲出房间,跑进巴黎高师的庭院,发狂地叫喊着:“我扼死了埃莱娜,我扼死了我的妻子。”
这出荒诞悲剧的主角即是名满天下的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他是法国最具原初思想也最受争议的知识分子之一,亦是“二战”后法国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旗手,被誉为“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奠基人。
然而,所有的名誉与成就在这一天崩坍了——“阿尔都塞主义随着阿尔都塞一起死了”!而法院“不予起诉”的判决更引起了舆论的愤怒与声讨……
从悲剧发生到辞世的十年,阿尔都塞的晚年罕为人知。这部自传不仅深刻反映了他晚年的思想,更是凝结了哲学家整个人生的精粹:他从精神分析的角度回顾了自己的一生,并试图从内部记录、反思自己的疯狂,既详析了自己的成长、学习与研究经历,亦描述了当时的巴黎高师与整个时代的精神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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