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程:布莱尔回忆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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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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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布莱尔等的《旅程(布莱尔回忆录)》从一开始就在尝试呈现这样的一幅画面——我在一些地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另一些地方失败了,因此,它所描绘的是一件半成品。它从我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强大势力都不赞成这样的蓝图,而且竭力去限制它,我却依然相信它是英国未来的唯一希望。

媒体推荐
“我希望能以一种更为开放的方式来书写,是时候有人来告诉大家政治家也是普通人了。”
——布莱尔
“布莱尔笔下的自己,机智、迷人,时而严肃认真、时而激情满怀,但就是不像个政治家。
——《出版人周刊》

作者简介
作者:(英国)托尼•布莱尔 (Tony Blair) 译者:李永学 董宇虹 江凌

1953年生于英国爱丁堡。1983年在塞奇菲尔德选区当选下院议员,1994年成为工党领袖,1997至2007年任英国首相。
离开唐宁街后,作为国际社会维和努力的代表,任四方(美国、联合国、俄罗斯、欧盟)会议中东和平特使,协助巴勒斯坦人为巴勒斯坦立国作准备。
2008年5月发起布莱尔信仰基金会,推动世界各大宗教之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努力使信仰在当代世界成为积极的正面力量。
所创办的非洲治理促进会旨在与各国领袖及政府共同进行政策努力;目前已为罗旺达、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亚带来了持续投资。
在2005年八国集团峰会上,将气候变化提升为国际社会的首要政治议程,成为致力于此的首位政要。后与各国领袖一起,努力在国际气候政策框架方面达成一致。
所发起的体育基金会旨在回报英格兰东北部的支持,为青年人提供更多的机会参与体育运动。
夫人为切丽•布莱尔,两人育有四个子女。

目录
中文版前言
致谢
序言
第一章 高涨的期望
第二章 领袖学徒
第三章 新工党
第四章 蜜月
第五章 黛安娜王妃
第六章 北爱和平
第七章 “执政如散文”
第八章 科索沃
第九章 保守势力
第十章 危机处理
第十一章 对新工党的授权
第十二章 “9.11”: 并肩作战
第十三章 伊拉克:开战在即
第十四章 决定
第十五章 伊拉克:善后
第十六章 国内改革
第十七章 2005:托尼•布莱尔/戈登•布朗
第十八章 凯歌与悲曲
第十九章 咬牙顶住
第二十章 最后阶段
第二十一章 离去
后记

序言
我希望这本书与传统的政治传记有所不同,因为我发现此类传记大多容易被人遗忘。所以,现在呈现在你眼前的,不是一本记录我曾经遇到过谁、做过什么事的流水账。有些事件、时间和政治人物没有被提及,并非因为他们不重要,而是因为,我的目标是从一个领袖而非历史学家的角度来写它。我为相十年,相关的历史记录已经够多——无疑还会继续增加,能写这段历史的人也不少。然而,只有一个人,可以记下身处那段历史核心的人究竟有何感受。那个人,就是我。
所以,这是一本个人记录;它描述某一历史时期里,我在政治上——也许还包括某些个性上——的发展和演变历程。我以一种领袖风格起程,以另一种领袖风格结束。这就是我称之为旅程的原因。至于我经历过的重大事件,我当然会描写,不过,我是从一个身在其中的决策者的眼光去写的。这并不是客观的写法;我也不想假装客观,但我希望写得公正。
还有,我是以主题来组织章节的,并没有严格遵循时间顺序。没错,我的主题基本上都是从1997年开始,到2007年结束;不过,在这个框架里,我谈论不同的主题,例如掌权之路、北爱尔兰、黛安娜王妃、“9•11”事件、伊拉克、公共服务改革、奥运会、2005年7月。如果愿意,你完全可以选择某个主题单独阅读,不过,章节之间当然会有大量的互相参照。有些事情,例如我和戈登•布朗之间的关系、我和美国总统们的关系,贯穿始终。
我曾经看过一些自传或传记开篇热情洋溢,结尾却随着出版期限的临近而不顾一切地草草收场,所以,我在本书中采用了一种异乎寻常的写作方法,把章节次序打乱,先完成最难写的部分,把容易的留到最后。我希望从头至尾保持相同的进度和精力。我写了三年。
然而,最重要的是,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回忆过去。它写的是过去的事件,所以很自然的,它会审视那些事件当时的原貌。不过,我其实并不是个喜爱追忆过往的人。我喜欢往前看。我的人生还有很多想做的事、很多目标。我一如既往地勤奋工作。我依然在学习。
所以,《旅程》除了利用过去来阐明今天仍然存在的议题之外,还常常放眼未来。我不但回顾执政时所见的世界,还试图描绘它现在及未来的样子,尤其是在涉及“9•11”事件之后的外交事务,以及伊拉克问题和阿富汗冲突方面,还有现任政府所致力的医疗、教育、福利、法律和秩序方面。最后一章特别针对2007至2010年而写,其中就金融危机和不断出现的安全挑战提出的大部分观点跟传统智慧相左,所以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参与现今人们对当前议题的争论。
最后,此书还有一点信(长信!)的味道,收信人是我热爱的这个国家。我连续赢得三次大选。在我之前,工党从未连赢两届。之前,工党最长连续执政六年。而这一次,持续了十三年。若不是放弃了新工党理念——正如我在最后一章所写——它本来可以继续赢下去的。
那些胜利的降临,是因为有一群人对英国持有跟我一样的看法。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优秀的英国人民勇敢、坚定、敢作敢为。可是,在尊重过去的同时,对于我们今天以及未来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还需要一张蓝图、一个概念、一种感觉。正因为如此,我从过去到现在,都首先是个改革者,而不是传统的左派或右派政治家。我想改革工党,使它能够——并非断断续续地,而是连续不断地——在保守党统治之外,提供一个进步选项。我想改革英国,使它保留20世纪初身披世界最强大帝国斗篷的骄傲,同时,面对21世纪的到来,不会由于那件斗篷不再合身而自觉失落和衰退。我希望,我们能够为自己的国家而骄傲,因为,今天这块土地已经成为一个包容众多文化和信仰、对抗所有偏见、更关注美德而不是阶级、轻松应对开放的社会和全球化经济的新天地。我希望,我们能够实现新一轮的国内和国际目标。我们将改革公共服务和福利制度,使它们适应2005年而不是1945年的世界。我们将利用欧盟成员的身份以及跟美国的联盟,去影响世界的决定,尽管我们对新兴国家的影响力有所下降。我们将在其他大陆,例如非洲,扮演一个发展伙伴的新角色。我们将打造新的政纲,使得成功的企业和精英能够与一个机会平等、充满温情的社会和谐共存。
本书从一开始就在尝试呈现这样的一幅画面——我在一些地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在另一些地方失败了,因此,它所描绘的是一件半成品。它从我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尽管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强大势力都不赞成这样的蓝图,而且竭力去限制它,我却依然相信它是英国未来的唯一希望。
虽然我的政见有意地超越传统的左派或者右派,却不该据此认为我——过去或现在——轻视政党政治。尤其是,正如我过去常常说的,我对工党,对工党的成员、支持者和活动家们,欠着大笔人情。我把他们折腾得够戗!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凭借出众的高尚品质和忠诚熬了过来。确实,我的想法有时候会十分保守,尤其是在经济和安全方面;不过,我的心永远都敲打着改革的鼓点,我的灵魂现在是而且永远是叛逆之魂。

中文版前言
托尼•布莱尔
1989年,我第一次到中国,而今重来,眼前的变化让人难以置信。我所说的变化无关经济增长,也无关摩天大楼,而是指中国国民的面貌。遥想当年,中国单调沉闷又缺乏信心,而今,这个国家生气勃勃,充满自信。
1997年,作为新任英国首相,我主持了香港回归中国的仪式(正文也提到了)。让我印象最深的,便是东道主中国人对国家的热爱和自豪。东道主告诉我,他们会一直铭记我为香港回归中国所作的努力。事实的确如此。
2008年,我出席了北京奥运会,当时的场面极为壮观。世界上有许多人对中国所知甚少,对于这些人来说,中国似乎忽然间登上了国际舞台。整场盛会完美无瑕。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成千上万的志愿者,他们彬彬有礼,举止谦恭,竭力展示中国最好的一面。
迄今为止,我已经两次到过贵州省的贵阳市。贵州是中国的贫困省份,我去那里是为了探讨中国既可持续又与环境相协调的发展方式。第一次去时,安排了官方会谈,我见到了贵州省的领导。那位领导知道我对宗教感兴趣,于是第一句话就说:“我是这个省的领导,也是个穆斯林。”
记忆中,不同的时期浮现出不同的中国,但有两点始终不变:持续的进步,永远的骄傲。对于每一个外来者,中国都有太多值得了解的地方。
写这篇前言,我的内心怀着深深的谦卑。现在,我会定期前往中国。这是一种享受。这个国家和这里的国民令人赞叹。然而,每次重来,让我感触最深的并非对中国更加熟悉,而是仍然存在的广阔的未知领域。每一次探索都让我想要更加深入。我始终意识到,还有太多东西尚待了解。
于是便有了这篇简短的前言,它是一个外来者对于中国及其未来的观点。至少,它可以告诉中国读者,西方人如何看待他们。
我们先从一个矛盾开始,它以双重方式引起了许多混乱。中国对自己的定位是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也的确是。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敞开国门以来,中国的进步极为显著,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堪称史无前例。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减少了五亿,贫困率由百分之六十五降至百分之四。即使参照国际贫困线,贫困状况(尤其在农村地区)得到如此改善也是非凡的成就。
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国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并且跃升为在世界上遥遥领先的消费品、耐用品生产国:这些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这也意味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角色改变了。随着金融危机席卷西方,八国集团迅速增容为二十国集团,中国的领导地位也得到了明确的承认。
作为一场壮观的盛事,2008年北京奥运会向世界宣告的,正是有识之士早已洞见的:中国已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强国。
然而,中国的力量本身很容易蒙蔽视野,让我们看不见中国人如何看待自身: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我们眼中,中国是新兴的力量,她自信、豪迈,意志坚定。的确,中国人对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无比骄傲。但他们也知道,贫困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消除,贫困人口仍然为数众多;知道北京和上海并不能代表整个中国,正如纽约和华盛顿不能代表美国;知道与进步同样惊人的,是相伴而生的焦虑。
西方人往往认为,这段航程的掌舵者镇定而富有才能,遵循着周密的计划前进。中国领导人却完全知道,他们所施展的,是难度最高,也最危险的平衡技艺。如何让西部农村腹地跟上东部沿海地区的步伐?如何促进商业增长,又兼顾基本的公平原则,维护社会的凝聚力?如何对待五十六种甚至更多的民族与文化?如何让“一个中国”原则得到贯彻,不是作为政治咒语,而是作为国家使命?如何实现可持续增长?如何在全球最好地发挥中国的影响力,负责任地运用这种力量,同时牢记:在中国历史上,帝国主义干涉曾经造成怎样的破坏?如何为了经济增长而追求必要的商品繁荣,同时避免新殖民倾向的嫌疑?
矛盾就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力量,中国人看到的则是中国面临的挑战。领导层的注意力指向了国内,原因当然在于,中国面临的挑战与人类历史上任何谋求发展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同样巨大。
更何况,我们都关心结果。中国如何发展,如何找到自己的道路并且走向远大前程,这会深刻地影响我的孩子们,正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塑造了我这一代人的憧憬与情感。对于我们的世界观来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维度。
我们需要的是稳妥、可靠的渐进,不需要也不想要出现混乱,陷入动荡。中国领导层近期对异见的态度似乎更为严厉。或许,这样的态度是因为明年即将到来的领导层换届,同时也是为了杜绝出现“阿拉伯之春”运动,使国家陷入动荡。强硬的态度背后,是潜在的忧虑。对“失控”的畏惧不仅来自那些有根有据地预见到失控前景的人,它同时也是一种真正的担忧:如果失去坚强领导,一个十三亿人口的国度该何去何从,遵循什么样的原则?
这样的焦虑也反映在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以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上。对于中国的崛起,有些美国人的确心怀畏惧,甚至是怀着憎恶。但就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欧洲人更是如此,他们只想弄清一个问题:中国崛起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中国对美国的态度也并不明确,一方面是怀疑,另一方面又赞赏美国所象征的东西。有趣的是,中国自己所持的各种态度同样不够明朗。中国的外交政策总是小心翼翼,在联合国安理会的争端中宁愿保持谨慎,这引起了广泛议论。我曾听到一位美国高层人士对此颇有微词,于是问他:如果情况相反,中国的外交政策坚决而果断,你觉得如何?设想一下,如果中国认为自己在外事方面与美国扮演着同样的角色,我们真的会安心于此吗?我们自问这个问题,中国也会自问。
正是在这样一个充满着不确定因素的世界上,中国领导层对稳定的强调才应该得到理解。他们知道,中国必须变革。事实上,在短短二十年间,中国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迁。然而,即将到来的转变才是最为剧烈的,这一点他们同样清楚。表象之下是密切的探索与激烈的争论,想弄清怎样才能既实现转变又不至于影响稳定,而维持这种稳定对他们、对我们都有好处。我希望中国政治上进步,继续推进人权保护,同时进一步对外开放。但我知道,实现这一过程的方式和速度必须让中国及其国民受益,我们也会从中受益。
话虽如此,政治中还有一个永恒的托辞:每一种政治体制都是独特的。已经记不清有多少次,这个国家或者那个国家的人对我说:“我所面临的情形不同,这个国家很独特。”这样的话几乎总是错的:在世界上,的确有一些国家实现进步的经验是普遍适用的。中国规模庞大、国情复杂,这些都很独特,但我想,上述经验在一定程度上仍然适用。这些经验将有助于分析我所归纳的中国面临的三个主要挑战:
• 政治改革
• 惠及所有人的经济繁荣
• 和谐的社会发展
如前所述,我提出这些想法时心里满是谦卑。它们是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经验,中国必须作出判断,看看这些经验是否能为己所用。
1.政治改革:更多地还权于民
显而易见,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需要时间。但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已经排除了“文革”的余毒,重整旗鼓,表现出新的气象。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应对继续变革的压力,这种压力随着国家日益繁荣必然会浮现水面。多数中国人都看重稳定,认为稳定是改善生活水平的重要内容。但是随着新的社交媒体、出行方式和互联网的出现,中国的新兴中产阶层必然会要求更多的话语权和其他权力。
“阿拉伯之春”运动具有阿拉伯世界的许多特征,因而是独特的。但我认为,它在某些方面具有广泛的适用性。某些首领之所以倒台,是因为他们根本无意向人民交出权力。利比亚这样的国家本有丰富的潜力,却在开放方面过于迟钝。变革还没有真正开始,革命已经接踵而来。
但在其他地方,比如埃及、突尼斯、叙利亚,已经出现了变革。多数国际经济机构都对此表示赞赏。那么,问题何在?问题就在于,统治力量变成了脱离实际的精英,数量很小,与人民割裂开来。在此情形下,仅有变革是不够的。
不要误会我:在经济方面,中国与上述国家有天壤之别。更何况,中国还有另一个优势可以利用。对于共产党来说,只要在吸纳党员和章程规定方面接受新的思想、新的声音,并且最重要的是与新兴中产阶层互动,它就能不断地与人民保持接触。换句话说,党的发展成了政治改革的核心。如果再与权力下放——包括在地方上对于某些职位实行直接选举——相结合,就能提供渐进的道路,走向更多的政治开放并承担更大的政治责任。
最重要的是,它让人民看到,和平又稳定的进步之路是存在的。我关注的焦点在于强化党的能力,让它成为这个过程的创造者,而不仅仅是调控者。中国的领导层是睿智的,既有聪明才智又有创造能力,足当此任。
如果这样的道路能够出现,在中国及其领导层经历改革之时,西方国家的人民就是他们同一战壕的兄弟。“阿拉伯之春”带来的另一个关键启示是,外部世界对局势的看法会转而影响内部的力量格局。这是我们所处的信息时代生出的一个结果,它不会消失。外部感知就这样清晰而又深入地与内部互动。
2.惠及所有人的经济繁荣:中国的第三条道路
中国面临的经济挑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应对宏观问题,重新调整以促进消费,管理货币,并避免经济过热或投机泡沫。所有这些方面都很棘手,要求格外小心,并且要求具有高度的智慧。但它们属于是非问题,也就是说,它们是必须作出的判断。这样的判断可能很好,也可能很糟,但都不会决定中国的经济模式。我感兴趣的在于后一个问题。
中国面临的挑战,是要提出一种意识形态,它秉承1949年以来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之根,同时又允许自由企业的繁荣发展。尤其是,在市场与对社会平等的要求之间存在着紧张关系——我们对此都不陌生。当前,随着对金融危机的后果深入思考,这种紧张关系正在撕裂西方社会,尤其是欧洲。
欧洲的论战焦点在于金融危机如何发生以及如何走出危机。观点总是趋向于两极:一方为欧洲传统的社会模式辩护,另一方则声称这种模式已经不堪重负。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那些在政治上处于右翼的变革派正在赢得这场论战。高赤字使人们对支撑这种模式的高税收心怀恐惧;另一方面,人们又普遍认为,“市场”已经失败了。不过,左派似乎认为解决之道在于赋予政府更大的权力——这同样不得人心,因此,即便是市场失败也没有将公众推向左派阵营。
我仍然相信第三条道路的政治主张,这是我本人以及克林顿总统在执政期间提出的。它的精髓并不是简单地在国家与市场之间寻找平衡,而是将两者结合起来,利用双方的力量结成同盟。这是让私营经济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私营经济是任何成功的经济体系的必要元素,政府会在其中通过物质支持为穷人提供机会,让他们能够踏上功成名就的阶梯。我想,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状况来说,这样的第三条道路意义尤为重大。
如果人们看到富有的精英志得意满,转回头却看不到改善自身状况的希望,问题就来了。换句话说,不平等本身并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没有同等的机会去寻求成功。
因此,在我身为英国首相的十年期间,我们关注的焦点就在于如何改善机会。答案是:不要阻止人们致富,应该致力于为穷人或弱势群体改善自身状况消除障碍。要这样做,我们就不得不彻底改造革新性的政策,并且对福利和公共服务体系进行改革。此前,这些体系在结构上高度整体化、“一刀切”,既笨重又官僚。在当今世界,面对今天的技术,这样的结构已经无法发挥作用。于是很自然地,那些具有负担能力的人便离开体系,自行购买现代服务。不平等由此产生。
发展中国家的可能性就在于在公共服务与福利体系方面重蹈我们的覆辙。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从世界上所有国家来看,什么体系可行、什么体系不可行是一目不然的。最有效的,往往是公私合作体系。
对于中国来说,这其中有些方面肯定是适用的。社会动荡的最大风险来自经济发展的失衡。然而,其解决之道并不在于叫停蓬勃的商业企业和私营经济,而在于放开体系,向那些由于教育机会或其他原因被拒之门外的人敞开大门。这才是现代的社会政策。放眼世界,凡是遵循此道的国家,运行都很顺畅。在英国,将公私竞争引入医疗卫生领域使医疗轮候名单大大缩短。今天已经很少有人怀疑,在医药领域,社会化体系和私营体系的审慎混合(即使是由国家部分持有或注资)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最佳平衡。
与此类似,不仅是英国,北欧国家和美国的教育改革经验都表明,一种区别于传统的公立中小学制度的体系最为有效。在英国,与一般的公立学校相比,民办学校 项目的成就增长快了三倍。
在养老金方面,政府和公民个人将共同负担,正如在福利方面,重心已经从无条件的费用支付转向了帮助个人提高技能、实现就业。
当然,和其他方面一样,中国所面临的挑战也远为艰巨。但是,发生的事情多数都是地方性的,在地方层面,挑战更为可控。中国许多省份的人口与欧洲中等面积的国家相当,这样就有机会去尝试和检验新的体系,跳过西方国家的问题。
三、和谐的社会发展
社会繁荣不能仅凭物质进步。每个成功的社会都必须努力扩大机会,这是当然的。但是,当核心价值观将人们凝聚在一起,当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被注入对他人的责任感,当齐心协力与互相帮助对家庭的维系极为重要时,这样的社会也最为成功。
没有经济发展,没有整个国家全面繁荣的前景,中国绝无可能发展和谐社会。但是,中国又不能仅仅通过经济进步来保证稳定的未来。社会的凝聚和同心同德,有赖于共同的目标感、共同的价值观,以及一种共同认识:有必要用能够容纳所有人并肩站立的共同空间来平衡多样性。
我们已经忘记,在西方世界,这样的共同空间是历经数个世纪才获得的,并且通常伴随着艰难的斗争。中国没有如此好的条件,能通过如此漫长的征途来实现融合。在高速发展容易引起自身压力之时,能够撕裂整个社会的民族分裂、宗教分裂与政治分裂,都是中国所承受不起的。问题于是再一次变为:中国如何让民间社会自由表达,不断成长,而又不开展威胁社会统一的各种运动?
对于西方世界来说,信仰与宗教往往提供了这种统一的基础;尽管宗教信仰已经有所衰落(欧洲当然也是),犹太教-基督教的价值观还是得到了继承,在今天仍然塑造着我们看待社会责任的方式。社会发展的此种元素并不仅仅存在于神性层面,它也有非常实际的反映。我们有志愿奉献的传统。我们有数量庞大的公民社会组织,它们在地方性社区中发挥着黏合功能;它们不仅有所作为,而且所作所为的方式是政府所无法做到的。广大的慈善捐赠网络由此形成。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挑战,就在于如何创造这样一种文化与机制,来促进非政府的民间责任与服务。公开表明宗教信仰的中国人仍然只是少数,尽管按照官方的数据,中国有比欧盟更多的穆斯林,有比英国更多的新教徒,以及一亿以上的佛教徒。当然,在此之外还存在源自孔子的整套哲学传统。儒教虽不是宗教,但在道德意义和人类同情心方面,它与一般宗教中的许多价值都不谋而合。
繁荣的艺术与文化当然也会促进这样的社会和谐,使人们更加意识到精神性和超越性的事物。如果我是中国思想的引路人,我会重点关注如何获取社会目标和社区目标这些纽带,并且细加分析;我会促使中国的青年更多地理解自己的哲学传统和精神传统,会帮助尚且稚嫩的民间社会团体找到自己的位置,茁壮成长。
这样做之所以重要,还有另一个原因:它有助于回答我之前提出的问题。作为政治人物,我在看待一个国家时,会看它的统计数据、增长记录,看它在世界舞台上对地缘政治的贡献。这不是一般人看待国家的方式,一般人看重的是这个国家的品格、国民的本质,这些是让国家鲜活起来的东西。他们在心中对自己的设想,不是坐在高级别的谈判桌边的模样,而是在街头或餐馆与人偶遇时给人的印象,是自己的举止仪态,以及自己的幽默感。换句话说,他们把自己当成他人来看待。
中国之谜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的相应内容。对中国哲学传统和精神传统的理解有助于回答这个问题。这样,人们眼中的中国就不是六十年历史演变的结果,而是涵盖了四千多年甚至更久的历史积淀。
结束这篇前言之前,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被赋予的角色,我想作个简评。从本质上来说,这种角色会促进国际秩序的稳定。这意味着,短期以内,在以下这些领域:
• 推动世界经济恢复平衡,中国转向更多地以消费为基础的增长,刺激西方国家的经济活动;
• 进一步放开市场,成为开放贸易的坚定拥护者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者;
• 促进地区稳定,尤其是敦促朝鲜遵守承诺;
• 为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提供系统支持,即进一步拓展并进行良好的治理;
• 继续在国内大幅增加清洁能源的使用,在国际上为达成全球协约而努力。
在所有这些领域,与西方合作都很明显能为中国带来利益;同样,西方也有强烈的意愿对这样的合作持欢迎态度并加入其中。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上,我们的共同敌人是混乱,我们的共同任务是稳步推动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要完成这些改革,我们的共同道路在于加深理解。
总之,这样的理解正是我想强调的。对我们来说,理解中国不是件容易的事。中国有那么多有待了解之处,我们还有那么多经年的盲区需要清除。与高层次的政治联系和商务联系相比,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理解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在中国,同样存在着对西方人的诸多误解。
自四年前去职以来,我去过很多地方,得到的好消息是:从加沙人到亚利桑那人,再到蒙古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并不太大。他们讲着不同的语言,长着相异的面孔,身处不同的文化,但都有一个首要的愿望:和平生活,自由劳作,在一个稳定的、可预见的繁荣社会中供养家庭,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都很清楚,最能让人获得成功的是美德与勤劳。这样的愿望并非奢求。过去三十年已经见证了数百万的中国人第一次实现了成功之梦。我怀着乐观的心态,展望着中国历史的下一篇章。

后记
“西方国家”这个词是一个有些老式的旧词,是在这个世界依照对共
产主义的态度划分的时候出现的,但它是“我们”这类国家的简单代名词
:开放,民主,推行市场经济,在军事上充满自信(当然是自从柏林墙倒塌
以来),以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为首。在1989年以后的差不多二十年
里,西方国家设定规矩,其他国家只有回应的份。有些人支持我们,有些
人反对我们,但全球发展的方向——历史似乎就在朝着这个目标挺进——
看来是由我们选定的。
诚然,大厦上开始出现了某些裂缝。甚至附属建筑物上也偶尔被打出
了一些窟窿。新兴力量正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忙着建筑一些不同的东西。
但我们的模式本身仍然有着强大的影响,吸引了大部分的注意力。这就是
2007年6月我离职时的世界图景。
从那时起的三年来见证了一场针对这种貌似无法攻破的秩序的革命。
2008年的经济危机撕碎了我们对于市场经济合理性的信心。阿富汗的战争
陷入了僵局。奥巴马总统就职时也同我们在1997年一样,面临着一次期待
的狂潮;跟任何总统或者首相都没有两样,他必须面对政治中的种种艰难
选择。中国的崛起已经是实实在在的事,人们看得到、感觉得到它的脉动
;这已经是一.个事实,而不再是有趣的智力猜测。权力正在东移。其他
国家,例如巴西和土耳其,变得坚定而自信,它们不再恳求人们准许它们
发挥作用,而是直截了当地发挥作用。欧盟遇到了麻烦,并且这一次,“
危机”二字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如实说明。西方仍旧是民主国家,但我们
从来没有这样对我们选出来的人缺乏尊重。
我们认为,我们的生活方式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但它现在却蒙
上了一层阴霾。我们信心低落,我们的自信动摇了。最重要的是,我们在
几乎数不清的方面感到虚弱。曾经牢牢地掌握在我们手中的未来似乎已经
挣脱我们的双手,寻找新主人去了。看看我们大部分的媒体,我们可以看
到的就是这些:心神不宁、衰退、无力、没有回应的挑战、没有实现的诺
言。
我个人从来没有觉得比现在更有挫败感,或者说更想追逐领导权。我
对新生活的享受远胜于过去,并在其中找到了宏伟的目标。我在为自己的
世界观而奋斗,但是与过去任职时相比,方式完全不同。我已经尝试着对
世界进行更广泛、更深刻的理解。中国已经不再是这样的神秘所在,尽管
这只不过是一种相对的情感。中东的迷人与恐怖都是无穷无尽的。我从一
种更宽阔的、与之前不同的商业视角出发来审视经济。在我的两个主要的
慈善事业领域——非洲和信仰,我找到了政治上和精神上的完全满足感。
现在我完全投入了生活;但我发现往日的世界处于一种绝望的境地,
为此我感到了冲击与极度震惊。或许,正是因为我现在已经不在政治的旋
涡之中了,所以才能做到旁观者清。(我看到的可能是假象。)或许是因为
某些颠覆性事件的方向恰恰是我在职的时候描绘过的:自由经济政策、在
福利与公共服务方面的市场改革,以及对国外事务的参与和干预。不管出
于何种原因,本来要写成后记的这一章,现在看上去更像一套信条。
总结一下:我非常不同意中央集权论者的重要观点,即所谓凯恩斯主
义者对于经济危机的反应;我相信我们应该向国外投入的是力量和决心,
而不是脆弱和优柔寡断;我认为现在是对政府进行更多而不是更少改革的
时刻;如果我们充满自信而不是心怀恐惧地迎接重担,我确信我们有着巨
大的机会与世界上的新兴国家和大国——特别是中国——携手共进。简言
之,我们已经变得过分愧疚、过分虚弱、过分拘谨,满怀着过分的疑虑,
过分缺乏使命感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价值观、那些让我们感觉崇
高的事情,并不是我们作为国家存在的简单证明,而是人类进步的先驱。
它们并不是曾经辉煌的政治的废墟;它们是乐观的人类历史思维方式的活
着的灵魂。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只不过是要弄明白,我们必须把它们应用
于正在改变的形势中,而不是作为无用的东西轻易地放弃。
2008年经济危机影响深远的巨大冲击还没有结束。它或许会作为20世
纪30年代以来意义最重大的经济事件被载入史册。当时发生的事件广为人
知,不需要在此赘述;但对这些事件的解释是,而且应该是,一个极大的
辩论课题。
如同当今所有这类令人吃惊的事件一样,某种常规的智慧解释——它
对挑战极有抵抗力——几乎立刻就出现了。这一解释大致如下:“市场”
出现了灾难性的失败,为了抵御通货紧缩,“政府”的救市和凯恩斯式的
通货再膨胀成为必需。在2008年后期,通过政府的支持银行得以稳定;监
管体系开始彻底革新,使失常的金融业重归正轨;赤字支出成了经济政策

国家突如其来地在政治上又变成了主角。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以市
场为主导的改革似乎错了。经济增长据说只是建立在负债基础上的假象。
最重要的是,政府的权力日益膨胀。当“市场”最后被剥光了衣服示众的
时候,你几乎可以在很大一部分政治与学术观点上触摸到幸灾乐祸的想法

这使得革新派特别是左派革新派政治家断言,政治就要向着更多干预
和中央集权的方向转变。这似乎与美国情绪的变化是一致的(尽管在关键的
经济职位上,奥巴马任命的都是中间派)。这标志着开始于三十多年前的撒
切尔/里根经济与政治哲学的那个时代终结了。
理顺所有这些,并将之归纳成章是极为困难的工作;而由于这是根深
蒂固的常规的智慧解释,因此对其中任何部分提出质疑都会引起相当强烈
的批评,这一事实更大大增加了其难度。但我们确实紧迫地需要把它弄清
楚,这样我们才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经过深思熟虑的观点。
首先,“市场”并没有失败,只是一个领域内的一部分失败了。在对
潜在风险或者价值未加真正评估的情况下,次贷债务证券化、连接、分割
和出售的方法是错误的、不负责任的、极具破坏性的。有些奖励、对炒卖
证券的巨额付出、奖金,这些并不仅仅是表面上骇人听闻;其本身就毫无
道理,并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助长形成了一种无论长期价值如何都可以“进
行交易”的倾向,这在某种意义上显著地促成了经济危机的形成。所有这
些说法都是正确的,应该遵照执行。但是,不能以此定义或代表整个银行
部门,更不用说整个金融部门乃至“市场”了。
第二,政府也失败了。监控失败了。政治家们失败了。货币政策失败
了。债务变得实在太廉价了。但那并不是银行的阴谋;这是宽松的货币政
策和低通货膨胀两者明显的良性结合的结果。危机的责任应该由几方分担
,不应完全归罪于市场,也不应完全归罪于银行。
第三,这是一种理解上的失败。我们没有发现它。你可以争辩说我们
本来应该发现的,但我们没有。此外——这对于我们现在的监管要走到哪
一步是很关键的——这并不是说,即使发现危机来临,我们也没有力量阻
止它;这不是一种在我们缺乏干预力量的意义上来说的监管失败。如果监
管人员对领袖们说,一次庞大的危机即将爆发,我们不会说:对这种事我
们无能为力,除非制定出更多的规定。我们会采取行动的。但他们没有这
样说。
第四,金融革新本质上并不是坏事。实际上,金融革新常常是好事:
它可以增加资产流动性,提高经济活力。危险来自那种我们不明了其后果
,因此无法跟踪其影响的革新。
第五,危机发生时——而且我设想,这可能适应于今天发生的任何一
次重大经济危机——它的后果便通过现代全球经济的高度相关和相互依赖
的性质而得到了过去时代无法比拟的放大。它本身具有冲击力;然后这一
冲击又通过那种被称为“信心”的——难以理解的但却是极为强有力的—
—力量得到倍增。
我并不是说信心是某种与事实毫不相干的空洞情感。信心的基础要素
自然是由数据运算决定的。但信心的波动部分源于处理运算时的心理状态
,而这对政治有着关键的依赖。这一方程式是以运算、人的心理和政治之
间的相互影响为中心的。因此如果运算结果不肯定,政治就不清晰,人的
心理就陷入了麻烦,信心便因此飘忽不定。
当我说我们必须与常规的智慧脱钩,我的意思是:国家在危机开始时
的干预是绝对正确的——如果不这么做,那在观念认识上就是盲目的,在
实际操作上就是愚蠢的;问题——或者我更愿意说是失误——在于作出了
一个一揽子计划:赤字开支、高度监控、把银行定性为造成危机的渎职者
、以抛弃政府改造的机会来换取政府复兴的机会。
相当有趣的是(或许也足以预见到),公众比许多政治家和评论家更懂
得这一点,这就是那次大幅度向左派倾斜未曾成为事实的原因。公众清楚
地认识到,国家被迫干预以稳定市场,与政府重新成为总体经济的主要参
与者,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别。政府的角色是稳定局势,然后在经济条件
许可的情况下尽快撤出。复苏最后不是由政府引导,而是由产业、商业与
人民的创造力、聪明才智和进取心来引导。如果你为了应对危机而采取的
措施削弱了对他们的激励,限制了他们的创业精神,让他们对自己的工作
环境感到茫然,复苏也就变得不确定。
金融领域也同样如此,不管这话听起来多么像异端邪说。当然应该对
监控体系进行大规模修整,但最重要的是应该有全国与全球的监督系统,
它们可以让我们理解这一新的金融世界并对其进行跟踪,这样我们就能够
在产生系统失败的风险时进行必要的干预。我们不应该进行的是试图全面
预测每一次潜在的危机,并提前制定死板的规则防止其出现。这种方法有
可能摧毁我们的金融系统,使之失去革新精神;试图令其回归往日世界,
那既不合情理,在经济上也没有成效。
一种结果是,当银行做的工作减少时,政府就必须多做一些。我们现
阶段从不负责任的借款发展到了另一个极端,结果就连优秀的企业和客户
也无法贷款。不应该也不需要用厌恶风险来代替对风险的无动于衷。例如
,信用违约互换和衍生工具本身并不是坏东西。相反,加以适当的利用与
理解,它们是极为有用的。因此,应该了解它们,在必要的时候监督和管
制它们,但不要把它们视为贪婪的结果。依照它们本身的规律来对待它们
:它们是应该被小心使用的新型金融工具。
我更愿意看到的是,谨慎地使用管制手段,不要在纠正金融领域的错
误时因为它是造成错误的始作俑者而不给它说话的机会;当试图在监督和
管制之间、全球和国家行动之间达到正确的平衡时,要把它当作伙伴对待
,并在允许革新的过程中减少风险。
至于国家本身和政府的角色,我们也应该将之视为改革的合适对象,
作为问题的一部分,而不只是作为答案的一部分。一方面,对于经济的忧
虑已经从银行业务活动转移到了主权债务上,这一事实应该说明了,在已
经发生的事情上忽视政府和国家的责任是何等愚蠢。
欧元区的危机并没有造成主权债务;它只不过暴露了这一问题。
事实上,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发达国家世界一直有意向——但实在过
分犹豫——改革他们的福利、公共服务和政府组织。几十年来,人口老龄
化、出生率下降、更高的期望值和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一直是、而且越来
越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这次的经济危机本应该成为(确实还可以是)
我们的一个契机,让我们不再懒惰地寄希望于用更多的国家支出作为刺激
金融的唯一方法,而是抓住机会加速与深化改革。在医疗保健这类服务事
业中实现物有所值;在教育这一类领域中引进竞争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福
利系统,使其真正成为那些需要它的人的安全网,并对那些能够并应该自
立的人们提供初始帮助,随时随地询问、重新评估、改变帮助,绝不放弃
社会团结,而是使其在一个改变的世界中成为有效率的工具——这才是我
们作为革新派应该倡导、作为国家所应该采取的措施。……

文摘
6月底,我回家,爸爸到车站接我。“你母亲其实病得非常严重。”他说。
“我知道,但她不会死,对吗?”我道出了最糟糕的情况,傻傻地期待着,以为他会向我作出保证。
“会的,恐怕她会。”他回答。我的世界颠覆了。我无法想象。那个把我抚养长大,照顾我,一直在身边帮助我、珍爱我的人;那个从不计较我是否够格,从不评判我的人品,从不期待回报地爱着我的人;那个纯粹地爱着我的人:她要走了。
自那以后,生活再也不像从前一样了。就是从那一刻开始,紧迫感攫住了我,我的抱负更加坚定,此生必须谨记生命有限的领悟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根。我每一天都在想念她。
在这个实现抱负的重要时刻,虽然选举之夜的欢腾和庆贺如同浪潮一般在我的周围翻滚,虽然要考虑的、要做的事情是那么多,我仍然会想起她。我知道,虽然她会骄傲得无以言喻,却丝毫不会而因此改变她对我的爱。那份爱本身已经完整无缺,而且,当然,它比1997年5月1日这些转眼即逝的奉承来得更真实。
此时此刻,我在特里姆登看见爸爸看着我。他明白,自己所有的愿望都可以在我的身上实现。当我们四目相对时,我还知道,我们有着同一个念头:妈妈也应该来看看。
——第一章《高涨的期望》
我挺适应旅行的。可是,一天半的香港之旅却让我筋疲力尽。那也是我第一次真正跟中国领导人打交道。那是一个奇特的场面。我跟香港颇有渊源。自从我的小姨子卡蒂成为中国香港人之后,我自然是常常到访。在归还香港这个问题上,卡蒂对我很有启发。她显然是个亲英派,因为她从小到大都是个天主教徒,在英国住了很长时间。可是,当我问她,会不会对香港回归感到难过,她立刻回答:“不会。我是个中国人,香港从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英国往往无法看清一个事实:虽然在世界上的很多地方,我们都被当地人视为好的殖民者,然而,他们再也不希望有我们这些殖民者了。无论我们多么亲切,他们最终还是宁愿自治自理,责任自负。
不过,在回归典礼上,我还是有点依依不舍,并非遗憾,而是怀念旧日的大英帝国。当晚晚些时候,我冒着倾盆大雨,乘坐轮渡横渡海港去九龙跟中国领导人见面。码头上的灯忽闪忽闪的,照亮酒店码头区的中国灯笼在狂风和起伏的波浪中摇摇晃晃,发出刺耳的声音。我一边上楼,一边感觉自己看起来肯定是三十来岁的模样。(你看到了吧,做了这份工作之后我老得很快。)到了楼上,我跟江泽民以及一众中国高级官员问好。江泽民对莎士比亚的了解比我还透彻,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还喜欢开玩笑,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然后,他对我解释,这是中英关系的一个新开始,从此,过去将留在我们的身后。当时,我对他所说的过去只有相当模糊、粗浅的了解。总之,我以为一切不过是客套话。但实际上,他是认真的。他们都是认真的。从那天开始,英国跟中国的关系的的确确有了实质性的发展。
——第四章《蜜月》
十一点三十分左右,我去睡觉。半夜两点,最奇异的事情发生了。切丽这人一旦睡着是很难醒过来的,而我却惊醒了,发现床边站着一个警察。你可以想象,那是多大的惊吓。当我竭力恢复清醒时,他告诉我,他按过门铃,可我没有听见;他说,黛安娜王妃遭遇车祸,受了重伤;他还说,我应该立刻给身在巴黎的英国大使迈克尔•杰伊打电话。
我彻底清醒了。切丽也醒了过来。我跟她解释了情况,然后冲下楼梯。唐宁街把迈克尔的电话转了过来。情况从一开始就已经很明显,黛安娜生还的机会非常渺茫。迈克尔说了说她的伤势,还告诉我说,她的男朋友多迪•法耶兹和司机当场死亡,保镖还活着,但是昏迷。
我给阿拉斯泰尔打了电话。在那么多信息来源之中,他是通过媒体监控听说此事的。我们都深受震撼。我无法相信。她对人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在我们的国家占据着如此重要的地位,而她本身又是一个如此清晰、确实、无可替代的生命,我无法想象她去世会是什么样子。
然而,到了凌晨四点,我又接到一个电话,说她真的走了。迈克尔对法国人的处理手段大加赞赏:内政部长让-皮埃尔•舍韦内芒、卫生部长贝尔纳•库什内和总统希拉克都十分体贴、合作和恭敬。从那时候开始,电话接连不断,其间我们一直在竭力思考应该如何应对此事。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无情。我悲痛万分。我喜欢她,我为她的两个儿子深感痛心,可是我也明白,这事非同小可,它关乎全国,事实上还会影响全球。不论对国内还是国外,英国如何表现都非常重要。我是首相;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理此事。我必须把悲痛和失落的感情浪潮以一种庄严的、能够传达人们对她的感情和爱戴——用这个词一点也不过分——的方式表述清楚。
——第五章《黛安娜王妃》
站在诺索尔特机场,看着飞机降落,等着灵柩抬出来,跟其他人别扭地闲谈,栏杆后挤着数百媒体,感觉真是怪异。在这种场合,你必须小心翼翼:你站在那儿,会跟旁边的人谈话;气氛很凝重;可是,当有人跟你打招呼时,你的自然反应是微笑。于是,立刻就有人抓拍下这个画面。没等你明白过来,这种貌似失礼的举止已经被记录下来,仿佛你在整个过程中所做的唯一事情就只有微笑。黛安娜对照片的评价是对的。每次切丽和我出席纪念仪式或者其他庄重场合时,下车之前我总会提醒她,也提醒我自己:不要笑得太灿烂或者哈哈大笑,赔不起啊。你要提高警惕。
至于查尔斯王子,他的处境真是让人难受。他和卡米拉显然成了强烈的兴趣和揣测的焦点。他能怎么做?如果做出悲痛欲绝的表情,人们会说他是骗子。如果做出冷静自若的表情,人们会说他冷血。这是一种左右为难的境地,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被加以注释,而且大多数都是错误的,人们随时准备落井下石。
——第五章《黛安娜王妃》
大多数政治人物都是犀牛皮和超软纸巾的混合体。他们需要犀牛皮在白天帮他们抵挡时不时飞来的弹石和箭。另一方面,没有安全感的天性则让他们对别人如何看待自己非常敏感:他们是否被同僚所尊重,谁会抓他们的小辫,谁又支持他们。这一点很容易被忽略。在你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总会有一些关于其他领导人的某些言论被栽到了你头上,于是转眼之间,你跟他的关系就急转直下。我一直都说,除非迫不得已,在政坛你应该避免有意树敌,因为无意之中,你早已树敌无数。
——第八章《科索沃》
我们说服了女王和菲利普亲王来参加穹顶的活动。我不确定菲利普亲王对此有何想法,但我不奢望会是一些好话。我猜女王陛下可能会用不同的措辞,但应该抱着和菲利普亲王同样的情绪吧。然而,我们都必须带着欢快的面具经历这一切,女王最为敬业。我们一起坐下来,观看演出。
午夜之前有一场杂技表演。表演很壮观。演员们在穹顶的顶部展示着非同寻常的技艺,在空中飞来飞去。他们穿着艳丽,表演让人印象深刻。
忽然之间,一个可怕的念头冒了出来,让我从心底直冒凉气。他们就在女王的正上方表演着那些高难度动作。“这很了不起,”菲利普亲王说道,看上去略微提起了些兴趣,“你知道他们在做这些时有没有保护措施?”我发誓我知道接下来一定会发生什么事。我觉得我就像那些第六感电影中的人物那样,可以预见未来:从那六英尺高的地方,会有一个演员在翻筋斗的时候掉下来,冲向女王,将她压扁。一定会是这样,我能看到这一切。“女王于千年穹顶被高空秋千表演者所杀”,“不列颠千禧年庆典受污” ,“布莱尔承认出了岔子”。不列颠的千禧年势必出名;而我也将被永久载入史册。
我不是跟你开玩笑。虽然现在我可以拿这件事来当玩笑讲,但在当时,1999年最后一天的十一点半,我真的非常确信,事情一定会是那样。当表演结束时,我感觉从来没有那么如释重负过。
——第九章《保守势力》
好像雅克(希拉克)的麻烦还不够多似的,据报道,几天前他拿英国的食物开玩笑,对弗拉基米尔•普京和格哈德•施罗德发了一通口无遮拦的评论,其意思相当于声称你不能信任烹调技艺如此低劣的人。作为添头,他把芬兰人也归入了同一档次。我个人并没觉得这有什么了不得,只是感觉很好玩;但是,每个人当然都得做出一副义愤填膺的样子。雅克对这件事进行抵赖,但这无关紧要。形形色色的名厨、不同种类的大厨和仇恨法国的普通人轮番上阵,指责这种丑陋的攻击;而芬兰人,我想确实很易怒。芬兰总理后来严肃地告诉我,这在芬兰是很严重的问题(我想,上帝啊,别胡扯了)。
当我们和女王一起坐下来用餐的时候,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作了一番非常有趣的善意取笑。小泉是我在政治界碰到过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而且他当然与我遇到的其他日本政治家都不同:他是位伟大的领袖,非常活跃,有着不同寻常的个性。在开始痛快吃第一道菜的时候,他用磕磕绊绊的英语大声对桌子对面的雅克说:“嗨,雅克,美味的英国食物哦,你说是吗?”接着就是一片哄笑声。雅克有点酸溜溜地看着他,被迫讪讪地笑了笑,但却对女王抗辩,说他从来没有真的说过加在他身上的那些话。“说的什么话?”女王问,她是唯一没有听说过这个故事的人,于是大家不得不把整件事重新解释一遍,每个人都觉得很好玩——而感到最好玩的莫过于小泉,他意识到自己找到了一个富矿,于是就无情地加以开采,逐一评价每一道菜肴,有时候实际上每吃一口都要哑着嗓子发表有关卓越烹饪的评论,一直到我觉得雅克就要抽出侍从武官的手枪向他开火为止。
——第十八章《凯歌与悲曲》
大选之前,我就已经在酝酿一个计划——在宣言里有点婉转地把它描述为“使首相答问的效率更高”——改两次十五分钟为一次三十分钟。你可能觉得,这不是什么大改动;不过,我要告诉你,那是一次节省时间的革命。幸运的是,自由民主党的主席帕迪•阿什当说过,他喜欢改革,所以,我只需要深吸一口气,宣布它就好了。变动迅速得到落实。如果有任何异议,它很可能永远都不会成功,可我运气不错,因为我们还是个新政府,而保守党还在犯晕。
后来罗宾•库克担任下院议长时,又把那半个小时移到了星期三的中午。准备工作会在前一天的晚上做,星期三早晨被腾空了,这样一来,虽然有一段全神贯注的时间,但其长度受到了限制。到了中午十二点半,噩梦就能结束。除非发生了什么惊人意外,一般到了下午的中间时段,心神将会得到解放,而在星期四我则完全摆脱了忧虑。这看起来也许是个微小的改变,然而,它对首相本人的健康至关重要。
可是这样做也有缺点:十五分钟貌似短暂,可是当你站在那儿面对着一群聚集在公文箱前面嚎叫的“暴徒”时,相信我,十五分钟一点也不短——时间爬得简直比蜗牛还慢——所以,半个小时,很可能会变成一场折磨,尤其是遇到那些可以趁着答问时间质问首相的棘手问题或者“今日头条”时。
在我的首相生涯中,首相答问无疑是最伤脑筋、最泄气、最紧张、最难受、最恐怖、最考验勇气的经历。你知道电影《霹雳钻》里面,劳伦斯•奥利维尔扮演的那个邪恶的纳粹医生钻穿达斯丁•霍夫曼的牙齿那一幕吧?每到星期三早晨十一点四十五分左右,我都宁愿拿三十分钟的首相答问去换受三十分钟的那种罪。
让我们来揭开一些传说的面纱吧。当我跟美国人——他们跟日本人一样,出于某种奇异的原因,很喜欢观看首相答问——描述这种经历时,他们有时候会说:“哦,可你看上去好像一直都是乐在其中的呀。”如果我真的给人这种感觉,那我只能说,我的戏演得太好了。我恨透了它。那时候,还有人会对我说:“你今天在首相答问时显得很放松。”我一分一秒都没有放松过,而且我的肾上腺素从头到尾都在大释放。
还有,认为首相答问是促使首相担当责任的有效手段的说法,恐怕同样是个谬论。这论调假设那些提问题的人是有兴趣知道答案的人。但真相是,首相答问完全就是一场马上枪术大赛、一种现代的非暴力决斗。它所用的武器是言辞,可是,苍天在上,它们能伤人啊,而且其杀伤力可以达到毁灭级别。在那三十分钟里,首相基本上是“挨打”的一方。使它如此可怕的,是它的无法预料性。诚然,如果你自己这方的普通议员忠心,他们会事先让你知道问题;可是对其他人来说,首相答问是一场狩猎游戏,猎物是首相。如果过程顺利,你会觉得十分鼓舞;如果倒霉,你会觉得既可怜又可耻。再没有别的地方能比坐满人的下议院更能让人彻底变成傻瓜的了。
而且,你永远防不胜防。有时候,我会估摸着:今天的话题已经很明显了,答案我已经心中有数,今天中午应该还算好过吧。然而几分钟之后,我就可能失言或者犯下某些战术错误,激起了全场人的愤怒叫嚣,或者更糟糕地,冷嘲热讽打得我摇摇欲倒。在这样的时刻里,被困在绝境中的你会有一种无法遏制的挖地洞钻进去欲望。你的回答会越来越冗长难懂,你的音调会越来越尖厉;你的脸色会随着口中论据的越来越苍白而涨得越来越通红。你偷眼看看两边,恳求你的议员们透露一点点支持的迹象,却在他们的脸上看到尴尬。等你坐下时,少数几个死忠追随者的喝彩声将会淹没在一片道歉的“呢喃”声中;而房间的对面,两把剑长——从议员佩剑的年代留传下来的长度计算法——之外,心满意足的反对者们脸上挂着扭曲的快乐和感激之色。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的首相答问越做越顺手,到最后,多数答问的结果都算是过得去,不会沦为垃圾。然而,那种恐惧从没有过一瞬减缓。即使到了今天,不论我身处世界的哪个角落,每逢星期三中午的十一点五十七分,我都会感到全身发冷,颈后汗毛倒竖、心脏怦怦乱跳。那是以前人们来把我从下议院的首相室里领出去、带往会议室的时刻。我以前称那段路程为“从牢房到刑场”之旅。
我会在唐宁街的办公室里耗费一个早晨,翻阅报纸、决定战术和策略,然后在十一点半左右赶到下议院。在最后的半个小时里,答案会从门缝里塞进来,我需要作出各种最后决定,还会就某些进行中的事件进行最后一分钟的匆忙咨询。最糟糕的情况就是遇到那种在早晨十点、十一点刚刚发生的事件,通常是这个或者那个统计数据太难看,或者某些政府官员说了什么蠢话之类的。对于这种事件,也许我能得知一两句话,也会听说一些情况,却可能无法了解整个来龙去脉。然而,在那个熊坑里,首相犯的错误将不是错误:是故意的欺瞒,熊坑将成为地狱。
到了最后,我对待首相答问的心态已经大大改善。我更加勇敢。我意识到,最终我还是必须面对恶魔。在前一个晚上多多祈祷,穿上幸运鞋子(十年来,我每次出席首相答问都穿着上教堂时穿的那双粗皮鞋)、或者仅仅是希望自己能够过关,这些都是没有用的。我决定分析它,找出能力范围内最佳的答问方法。
我还记得自己读书时上拳击课(是必修课)的情景。我讨厌那门课;我一直无法看出它的好处,也无法理解它的吸引力。第一次对打的时候,我吓坏了。我不想打对手,我也不想被他打。我只想了结它。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决定好好打,守住自己的阵地,战斗。这样做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会害怕,同时也抱着决心。要么就好好打,要么就彻底别打——也没问题,唯独不能做软脚虾。我还是那么讨厌拳击,可是我更尊重自己了。
渐渐地,我发展出一套首相答问的工作模式。一切源自自觉地鼓起勇气、坚守阵地并且战斗的决心。适当的害怕可以成为一种刺激,使你保持警觉。恶化为恐惧的害怕则毫无用处。在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在答问的前一个晚上都会失眠,当天早晨则吃不下饭。我意识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保持身心都在合适状态很重要,于是,我改掉了自己的习惯。我会在前一天晚上吞一片安眠药,保证至少有六个小时的睡眠。我确保自己吃一顿适合的早餐。然后,在折磨开始之前,我吃一根香蕉以补充能量。这听起来有点傻,但我发现,自己的能量水平会在十分钟之后开始下跌,头脑的灵敏度也随之减弱。所以,一根香蕉真的很有用。到了十二点二十八分,我还能活着继续冒险、站着抵挡攻击。
第二件事情,我直面害怕的本质。我所怕的,是被人当成傻瓜或者仅仅是斗智落败。想避免这种情况,与其掌握事实、还不如掌握辩论的技巧。当然,经过仔细调研的正确事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执政走上正轨之后,我已经拥有了一个出色的顾问团队,先是由效率奇高的克莱尔•萨姆率领、后来由超级组织者兼主持人凯特•格罗斯接手。队中的核心特别顾问是凯瑟琳•里默,她是才华横溢的研究组长,尤其擅长抓住细节(在《赫顿报告》调查期间,她的贡献无法估量)。团队的最后一个成员是玩转首相答问文件夹的大师尼古拉斯•霍华德。有了他们,我相信答案的事实基础都是正确的。然而,胜利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并非事实本身,而是如何部署它们。事实如同马匹、盔甲和长枪;技巧在于如何使用它们来发挥出最大功效,也就是说,猜中攻击点,想出躲避方法,然后实施反击。
在倒霉的日子,遇到取胜无望的话题时——这样的日子还真不少——最好的结果就是打成平手;不过,在幸运或者普通的日子里,你必须争取获胜。胜利可以给你方增加信心、提高士气,让大家觉得未来一片光明;你自己的立足也得以稳固。失败不仅丢脸,还会扰乱军心。一次糟糕顶透的首相答问可能会置首相于险境之中。
前一天的晚上,我会先打开答问文件夹,把放在里面的针对所有潜在问题给出的潜在答案都看一遍。由于这时没有星期三早晨的那种忙乱压力,我们可以对纷繁复杂的事实领域进行研究。到了早晨八点,我应该已经把最有可能受到审问的领域摆平了,于是,我会拿个便笺簿坐下来,列出辩论大纲。有时候,最精彩的妙语可能是在答问期间冒出来的,不过,以我的经验,这种情况比较罕见。如果要说的话事先已经在私密的接待室里经过了研磨、修饰、组建、分拆、再组建,那么没有多少人还能在真正说出它们的时候发挥辩才。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通过这种方法,学会了摆脱防御的地位,转守为攻。它还使我得以用事实来分析自己打算提出的论点:它是否得到事实支持、令人信服?它将如何影响对方和我方的普通议员?
我还发现了幽默和对比的力量。约翰•史密斯是我见过的第一个能在下议院里把幽默的力量发挥到极致的人,当时,他利用汇率机制崩溃的机会拆约翰•梅杰的台。早年的戈登也是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在顶替约翰的那段时间里,凭借精彩的诙谐对保守党的经济大臣们大肆攻击。他用来对付奈杰尔•劳森和保守党财政团队的一些句子,赢得我们这方的大声喝彩。我们的论点也许——通常都会——比较软弱;可是,时机恰当的嘲笑和判断准确的幽默对弱点的掩盖能力之强叫人吃惊。我这个人比较认真,给人的感觉更像一个面对诉讼案件的律师,可是,我也有幽默感,我只需要敢于运用它的自信心。
我学会了如何卸掉对手的盔甲,也学会了如何轰炸他们。他们愤怒,你变温和。他们走极端,你则化身安抚人心的理智之声。他们侮辱你,你就用同情而不是愤恨的目光去看他们。受到攻击时,你必须直视他们,细看他们的脸色,你的双眼要紧盯对方的双眼,不可以焦虑地转动。
我领悟的最后一件事是,如果你搞砸了,继续往前走就行了。这点说着容易,要做很难。经历一场糟糕的首相答问之后,从会议室返回首相室的路途几乎就跟去的时候一样难受。之后我们总要花几分钟来善后。对于可怜的老队员们来说,如果我搞砸了,善后总是那么艰难。尽管他们拼命掩饰,他们的脸上还是写着巨大的“失望”二字。乔纳森•鲍威尔通常是唯一一个说真话的人,他会用欢快的语气说:“感谢上帝,这个星期都不用再受这罪了。”其他人则喃喃说着“这是一场平局,真的”,或者其他类似废话。
无论如何,在1997年5月那段初期的日子里,每周两次的首相答问改成了一次。我从来没有为那个决定后悔过,以后的首相们也会为之而感谢我!
——摘自第四章《蜜月》

内容简介
《旅程:布莱尔回忆录》内容简介:作为政治家,布莱尔塑造了时代。1994年,布莱尔成为英国工党领袖,标志着英国政治的重要转折。短短几年,布莱尔再造工党,凝聚民心,1997年以工党历史上最具优势的胜利当选首相,结束了保守党此前十八年的执政期。作为过去二十年中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布莱尔带领工党第一次实现连续三届执政。
本书是布莱尔对其任职期间及任职之外经历的第一手叙述。布莱尔第一次谈到自己如何发挥作用,塑造了英国自戴安娜王妃去世到发起反恐战争数年间的历史。书中披露了工党领导层为再造工党所作出的种种决定,披露了布莱尔与戈登•布朗、彼得•曼德尔森等同僚之间的关系,他为实现北爱尔兰和平所进行的艰难谈判、为教育和医疗问题所进行的斗争、为推行1945以来英国最大规模的公共事业改革所作的努力,以及他与世界政坛领袖,包括曼德拉、克林顿、普京、布什等人的交往。    
这是一本关于政治权力的本质及其运用的书。行文坦率、无畏,并且不乏嘲讽的细节,记录了布莱尔执政生涯的起起落落,让读者不仅得以窥见一位政治家,也能走近一个凡人。布莱尔探究了身为领袖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解释了自己为何宁愿对抗舆论也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书中也有展望,展望逐渐成型的全球力量格局,展望英国未来的角色变化,并对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与复杂局势提出了见解。
英国首相之中,极少有人如布莱尔那般深入塑造着国家的进程。未来数年之中,他的成就与政治遗产都将被不断提及。在关于布莱尔的万千文字中,本书独一无二:这是他自己的旅程,他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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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程:布莱尔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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