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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2015年,美国舆论界刮起了一阵风,声称一个以美日为一方、中俄为另一方的“新的两极世界”正在出现,亚太地区正“酝酿着一场新冷战”。事实果真如此吗?软实力就是要有好点子,亚投行正是其中之一。其所引发的全球大辩论,威力何在?关于亚投行,美国错在哪里?一带一路是影响深远的宏大倡议,习主席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从外交层面可作何解读?
中国正在迅速融入世界,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却远远不够。从旁观者到参与者,再到世界秩序的塑造者,中国的角色转变引发了全球热议。如何消除别国的疑虑,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如何在经济地缘外交上准确定位,承担起一个大国的担当?在《如何做大国》中,吴建民针对世界热点问题和国内外重大事件予以剖析点评,围绕“世界秩序与中国”、“中国外交大战略”、“走向世界的心态与姿态”等几大主题,对世界秩序下的中国角色表达了一个资深外交家的深刻洞见。

编辑推荐
《如何做大国:世界秩序与中国角色》基辛格《世界秩序》引发了全球格局的大讨论,中国作为新世界秩序的塑造者之一,该如何消除别国的疑虑,顺利实现和平崛起?如何在经济地缘外交上准确定位,承担起一个大国的担当?资深外交家吴建民最新力作《如何做大国》,从硬实力到国民素质,每个人都应该一读!

作者简介
吴建民,资深外交家。现任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副会长,外交学院教授,中国外交部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欧洲科学院院士、副院长,国际展览局名誉主席。
195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1959-1971年曾为毛泽东、周恩来、陈毅等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担任过法语翻译。1971年,成为中国驻联合国第一批代表团工作人员。曾任外交新闻司司长和发言人,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驻法国大使,外交学院院长。曾于2003-2007年任国际展览局主席,是担任这一职位的第一位亚洲人。2009年正式从外交部退休。现任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目录
自序
第一章世界秩序与中国
40多年以来,关于世界秩序曾经出现过三次大讨论。21世纪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球大讨论是第一步。如果我们不参与这场讨论,那就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话语权,放弃了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贡献的机会。
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的倡议
围绕亚投行的全球大辩论
亚洲能解决自身的安全问题吗
欧洲在中国外交棋盘上地位上升
习主席成功访美的启示
重视全球大反思
中国坚持不结盟
从战争中吸取教训

第二章中国外交需要大战略
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中国制定一个全球大战略,这是因为:第一,中国同世界的命运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第二,中国已经来到世界舞台的中心;第三,世界对中国的需求在上升,需要中国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中国面临的种种挑战也在上升。
中国外交的基本战略判断
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
推进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思路
一次影响深远的历史性会晤
中美关系:新阶段,挑战多,有希望
“我这次访欧是为和平而来”
中法关系:顺势而为,影响深远
亚洲金融合作面临巨大机遇
构筑中日战略互惠关系
与南亚合作的天时、地利、人和
重视正在崛起的非洲

第三章如何做大国
世界为什么愿意同中国合作?因为我们没有把中国经济的成长成果只留给自己,而是与世界分享,这样我们也实现了互利共赢。今后我们要继续发展,也必须坚持这一条路,而不是靠武力去征服人家。
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冷静客观看待国外对中国的评论
中国梦不是中国要领导世界
世界也需要中国梦
中国梦与软实力
狭隘的民族主义害人害己
讲好中国故事
文明对话是人类进步的动力
偏激不是爱国
不要狭隘地理解中国形象

第四章历史是一面镜子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变化充分说明,谁举起战争的旗帜谁就会走向孤立,谁就会丧失人心。谁举起发展、合作的旗帜,谁的路就会越走越宽广。中国在国际上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显然,是对世界大有好处的。
中国重返联合国四十周年的感悟
中国入世谈判二三事
没有南方谈话,就没有中国的今天
小平同志的外交智慧
邓小平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对苏联解体的思考
伊拉克战争有感
坦赞铁路的意义

第五章走向世界的心态与姿态
过去30多年中国大发展的成就说明,中国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是走对了。我们的大发展是在开放的条件下实现的,没有开放就不可能取得这样的成果。要发展,就必须开放,必须走向世界。
创新驱动发展
民营企业家组团访欧的意义
中国企业全球化之我见
民办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大有可为
城市形象是生产力
城镇化是大课题
绿色的召唤
南极的启示

序言
自序

今天的中国和世界都处在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中。变化的深度和广度在中国历史上,乃至在人类历史上几乎都是前所未有的。在世界大变化中,最大的变量是一批发展中国家崛起,中国的崛起是最引人瞩目的。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大发展,中国大地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8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为1481亿美元,排在世界第九位;2014年达到了10.3万亿美元,排在第二位。我们崛起的势头如此之迅猛,完全出乎世界的预料,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没想到会如此之快。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更加凸显了中国的作用,我们接近了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是第一次。我们曾经在人类历史上领先了1000多年,但当时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很不一样。当时的世界是割裂的,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深度地相互依存。
在上述背景下,如何当好一个大国?如何当好一个大国的国民?这两个问题就尖锐地放在中国和中国人的面前,你想躲也躲不开,必须正视。如何正确地回答这两个问题,世界上和中国国内均众说纷纭,存在着各种不同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今天的世界也好,今天的中国也好,好像正处在一个“百家争鸣”的过程之中。上述两大问题也正是中国正在发生的百家争鸣的重要内容。
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回答好这两个问题绝非易事,需要很长的时间。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新事物,而且我们还在继续崛起。对于中国的崛起,世界有一个适应过程,我们中国人自己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两个过程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
如何当好一个大国?中央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做了明确的回答: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扩张,不称霸。我们主张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追求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国家。
如何当好一个大国的国民?这个问题是向中国国民提出来的。今天中国的国民与世界接触很多,我们每年有上亿人出境,走向世界,每年有几千万外国人来到中国。中国国民在同外国人交往的过程中,你的言谈举止都会给对方留下印象,这种印象对于中国的形象、对于世界如何看中国都会产生影响。我认为有三点至关重要:谦虚、淡定、理性。
谦虚,这是因为我们接近了世界舞台中心。居于世界舞台中心的国家,当然要对世界的走向发挥更大的作用。国家和人一样,一个人来到了舞台的中心,能够对听众产生重要的影响,你不谦虚行吗?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学美国,也不能学前苏联,不能搞霸权主义,不尊重小国、弱国,对其他国家颐指气使,那是注定要倒霉的。
谦虚就是要坚持大小国一律平等,不能有半点大国主义。毛主席早在1956年就告诫我们要谦虚,他说:“不但现在应当这样,四十五年之后也应当这样,永远应当这样。中国人在国际交往方面,应当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大国主义。”
谦虚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真心实意的。过去30多年我们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因为我们实行改革开放,我们虚心学习了世界各国的长处,吸收了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
淡定是自信的表现。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独立和解放。今天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正在富起来。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定能够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还因为世界大势对我们有利,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正在推动着世界的进步,我们中国人就是借了这股东风不断发展和进步的。
对于中国的崛起,世界的反应不一: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有支持的也有怀疑的,有赞扬的也有谩骂的。淡定就是我们知道这些情况是必定会发生的,关键是我们中国人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其他就好办了。
理性有两层含义,一是对于各种责难攻击和诽谤,我们要沉得住气,不要一碰就急,就跳,就大发雷霆,那是无济于事的。有些人骨子里是不喜欢中国的,仇恨共产党,仇恨我们的社会制度,对中国的崛起感到反感。我们沉得住气,因为我们知道这样的人是极少数的。他们种种敌视中国的表现正是因为我们取得了成功。
二是我们要讲道理,要把中国的政策对外讲清楚,要把中国崛起的动力对外讲清楚,要把中国崛起给世界带来的好处对外讲清楚。我们必须坚信人类的多数是好人,多数是讲道理的,我们寄希望于人类的多数。我们讲道理主要是讲给人类多数听的,只要我们讲的道理站得住脚,持之以恒,人类的多数是会理解的。
感谢中信出版社出版了我这本拙著,经管分社主编朱虹和策划人汤曼莉对此付出了很多心血,令我深受感动。我还要感谢我的夫人施燕华对我的理解和帮助。感谢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副理事长陈烨对我工作的大力支持。感谢在我身边工作的赵婷婷、胡佳裕、白岩松,佳裕出力很多。没有他们的支持与帮助,我这本书是不可能问世的。
最后我必须强调,本书是我的一家之言,难免有不当和错误之处,切望读者给予批评和指正。

吴建民
2016年春于北京

文摘
第一章世界秩序与中国
40多年以来,关于世界秩序曾经出现过三次大讨论。21世纪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球大讨论是第一步。如果我们不参与这场讨论,那就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话语权,放弃了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贡献的机会。

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

基辛格博士2014年出版了一本题为《世界秩序》的新著。基辛格是美国政界的元老,全球著名的战略家,2014年他已91岁高龄,曾经为从尼克松开始的七任美国总统服务过。他的《世界秩序》一书问世正在全球引发一场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这场讨论值得我们中国人关注和重视。
在我的外交生涯中,我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先后在美国常驻了10年,认识基辛格时间很久了。不久前,他在纽约请傅莹和我共进午餐,见面时他很高兴,称我是他的老朋友。他还送了我一本亲笔签名的《世界秩序》一书,他说:“建立世界秩序,美中是关键。”
40多年来,关于世界秩序曾经出现过三次大讨论。第一次是1974年关于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第六届特别联大。那次大会是时任不结盟运动主席、阿尔及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布迈丁倡议召开的,得到发展中国家的大力支持,也是联合国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中国政府对那次会议十分重视,毛主席决定由邓小平同志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邓小平在大会上发表演说,阐述了中国政府对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看法和主张。我本人当时正在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参与了特别联大的筹备和会议全过程。
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举行绝非偶然,其背景是:1973年10月6日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10月17日,为了声援埃及和叙利亚,中东的阿拉伯产油国决定减少石油生产,并对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石油禁运,以惩罚西方国家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的行为。阿拉伯产油国采取的行动导致石油价格暴涨,在两个月内,从每桶3.01美元涨到了11.65美元。石油提价和禁运使西方国家经济出现一片混乱,引发了“二战”结束以来西方世界最严重的经济危机。
阿拉伯产油国的行动给了发展中国家极大的启示,使他们认识到,掌握原料和资源能够发挥巨大的威力。70年代的世界经济秩序是由西方主导的,把资源和原料的价格压得很低,保护了西方发达国家的利益,损害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第六届特别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中,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和外交部长慷慨陈词,揭露了西方殖民主义者对发展中国家的掠夺、剥削和压迫,认为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本原因。我当时在现场,感到那是一次对西方殖民主义掠夺、剥削第三世界的控诉会。会议开得很热烈也很成功,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
第六届特别联大是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对世界经济秩序进行的一次冲击。尽管这次特别联大对西方世界有震动,但是必须看到,当时发展中国家占世界经济的总量是有限的。这次冲击对当时的世界经济秩序带来了一些变化,但大的格局没有变。
全球关于世界秩序问题展开第二次讨论,是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走向结束,世界格局发生大变化的时候。邓小平同志敏锐地认识到,这种变化必定会带来世界秩序的变化。1988年12月2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日本贸促会访华团时又明确指出:目前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期。国际政治领域由对抗转为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出现了许多新的情况,因此应该提出一个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理论。他指出,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超级大国应该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来代替霸权政治。1988年12月21日,邓小平同志在会见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时明确指出:
世界上现在有两件事情要做,一个是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一个是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关于国际经济新秩序,早在1974年我在联合国发言时,就用了很长时间讲这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一直在提,今后也还要提。至于国际政治新秩序,我认为中印两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经得住考验的。
1989年11月9日,柏林墙倒塌,德国走向统一,东欧发生剧变,苏联走向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见此形势踌躇满志。1990年9月11日,美国总统老布什在国会参众两院的联席会议上,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目标。1991年,老布什又在国情咨文中明确提出了要由美国来领导建立世界新秩序。
1992年1月31日,安理会应英国的倡议,在纽约举行了首脑会议,讨论如何巩固和加强联合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及作用。我当时担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兼发言人,随同李鹏总理出席了安理会的这次首脑会议。在现场的感觉是,英国倡议召开这次首脑会议实际上是要配合老布什提出的建立世界新秩序的问题。李鹏总理在会上发言,代表中国政府阐述了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立场。
冷战结束后,美国和西方的精英阶层欣喜若狂、得意忘形,认为苏联解体表明西方是冷战的胜利者,“历史终结了”,他们可以把自己的那一套推向全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然而,世界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要把全世界都改造成美国那个样子是不可能的。冷战结束以来,世界没有按照西方所希望的方向变化,而是沿着自身发展的轨迹前进。一批发展中国家在迅速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要变化,国际关系的重心正在从大西洋向太平洋转移。
第三次关于建立世界秩序的讨论,大概可以说是由基辛格新著《世界秩序》引发的。2014年10月中旬,亚洲协会在美国召开了一场题为“亚洲的崛起和我们共同的未来”的研讨会,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傅莹和我应邀出席了会议。基辛格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介绍了他新书的观点。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强调指出:“美国和中国是世界秩序两大不可或缺的支柱。”基辛格还认为,美中两国要坐下来谈如何构建21世纪世界秩序。
你不能不佩服基辛格博士的洞察力。他看到了亚洲的崛起,中国的大发展,认识到美国已不可能单独来主宰世界事务。在新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美中两国作为全球第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当然是关键。
看来全球一场关于世界秩序的讨论方兴未艾,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上,过去从来没有人来找过我们讨论如何建立世界新秩序。过去几百年的世界秩序,是西方主导建立的,他们也从来没和世界其他各国商量过。现在,人家要找我们来讨论建立世界秩序的问题,这是世界大变化、中国大发展带来的结果。对于中国而言,这既是机遇,更是责任。这也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一种承认。1991年,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仅为3794亿美元,美国是6.17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6倍。2013年中国的GDP上升到9.24万亿美元,美国为16.8万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1.8倍。小平同志讲,“发展是硬道理”,这是千真万确的。
21世纪世界秩序的建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全球大讨论是第一步。如果我们不参与这场讨论,那就等于我们自己放弃了话语权,放弃了为建立世界新秩序做贡献的机会。那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无法向世界和子孙后代交代。
今天到了我们中国人应该仔细思考如何建立21世纪世界秩序的时候了。我以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继承毛主席、周总理、小平同志给我们留下的好东西,那就是经过战后历史考验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政治和经济新秩序。这个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
在21世纪建立世界秩序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大力推动各国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发展合作,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利益共同体,使人类的相互依存度不断加深,这是世界走向和平与繁荣的根本保证。同时我们要坚决反对冷战、对抗、冲突、仇恨的潮流。我们这样做,既是考虑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考虑全人类的根本利益。我相信,我们同世界各国一道,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就一定能够在21世纪建立一个有利于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世界秩序。

如何理解“一带一路”的倡议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讲话,提出了构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又在印度尼西亚国会提出了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这两个倡议被概括为“一带一路”开放包容的经济合作倡议。这是在中国外交史上,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涉及65个国家、44亿人口的影响深远的倡议。实现这个倡议需要好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倡议提出后引起了国内、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王毅外长在2015年3月8日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指出,全面推进“一带一路”的建设是2015年中国外交的重点。
“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经过深思熟虑提出的重大倡议,既考虑到全球形势,又考虑到亚洲的需要以及中国国内的情况。
从全球情况看,当今的国际形势呈现出三个中心。
冷战、对抗、局部战争与冲突的中心在中东和北非。2010年的“阿拉伯之春”引发了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大地震,一个个强人倒台,整个地区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之中。叙利亚内战持续了3年多,造成20多万人死亡,几百万难民流离失所。2014年6月29日又冒出了一个“伊斯兰国”,凶狠残暴,遭到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国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反“伊斯兰国”联盟,有54个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参加。北非地区,利比亚战争之后,利比亚陷入了长期动荡的局面,正沦为“伊斯兰国”在北非的基地。中东、北非地区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集中反映的地方:世界大国在这里较量,地区大国在这里角逐,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冲突在这里延续,民族矛盾在这里恶化,教派仇杀愈演愈烈。这个地区的动荡眼下还看不到一个完结的时候,给中东、北非地区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这么一个动荡、冲突、局部战争的中心吸引了国际社会和大国外交上的注意力。
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在欧洲。2008年一场突如其来、破坏力极大的金融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美国成为金融危机的中心。但是后来,随着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恶化,全球金融危机的中心逐渐转移到欧洲。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了7年,但是欧洲人仍然在同金融危机的后果进行苦斗。2014年爆发的乌克兰危机对于欧洲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就使本来在国际关系中非常活跃的欧洲,注意力内向。
全球经济增长的中心在东亚。过去几十年,东亚是全球经济中增长最迅速、最有活力的地区。东亚的经济增长率大约为全球平均增长率的两倍以上。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形势在延续,这就带来以下三个影响深远的结果。
一是东亚国家特别珍视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不会做任何事情来破坏这一地位。
二是世界上的主要大国和国家集团没有一个想要破坏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因为东亚的增长是全世界所需要的。
三是东亚所面临的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依然存在。尽管在东海和南海,我国与邻国围绕领土争端出现了一些摩擦和紧张形势,但是大家都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来解决现存的分歧,没有一个国家主张武力解决。
三个中心的形势告诉我们,东亚作为全球经济增长中心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从亚洲看,东亚发展最快、势头最强劲,南亚正在积极赶上,中亚相对滞后,西亚动荡。东亚有大约22亿人,南亚有16亿人,中亚有1亿人。“一带一路”的倡议从本质上看,是要把东亚、南亚和中亚连接起来。这三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经济上有很强的互补性,“一带一路”的构想将会推动这三个地区之间的合作,为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提供源源不绝的动力。
从中国的情况看,30多年的大发展,我们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举世公认。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使中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2014年我国的GDP总量突破了10万亿美元的大关,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诸如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环境污染严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步履维艰、产能过剩。
30多年改革开放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全球化的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亚洲所面临的问题乃至世界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只有通过国际合作才能解决好。
习近平主席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他还指出:中国梦是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梦。十分明显,闭关锁国是无法实现中国梦的。实现中国梦一定要改革开放,一定要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同世界各国进行合作。因此,“一带一路”也是实现中国梦的一个关键性步骤。
“一带一路”的倡议也适应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期望。随着中国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就是我们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其根本目标是为了实现欧亚大陆的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随着“一带一路”这个宏伟的倡议逐步地实施,东亚、南亚、中亚的合作进一步加强,必定会对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有强劲的推动作用。习近平主席倡导以合作共赢为核心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是我们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所做的具体行动。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带一路”的倡议既是前所未有的机遇,又是前所未有的挑战。2015年3月12日,我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对来自政界、商界、外交界和学术界的200多位听众讲“一带一路”。我讲话后,听众向我提了18个问题。新加坡与中国的关系是很密切的,但从他们的提问中可以看出他们的疑虑和担心。新加坡一位高级外交官私下对我说:“吴大使,中国是大国,世界上的小国居多数,小国对大国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怀疑、担心乃至恐惧。”要实施“一带一路”,我们就必须直面这种现状。化解对方的疑虑、担心乃至恐惧不是件容易的事,但不化解,“一带一路”的倡议就无法推行。
那么,如何消除这种疑虑?如何实现这样一个目标宏伟、内涵丰富、时间跨度长的伟大倡议?习近平主席提出要共商、共建、共享。习近平主席一连用三个“共”字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说中国一家办不了,必须同人家商量才能办成。中国有自己的利益,有自己的需要;“一带一路”上的国家也有自己的利益,自己的需要。共商就是要找到双方利益的汇合点,在利益汇合点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只有使双方的利益得到发展,双方的需要得到满足,才能谈得上共享。
实施“一带一路”必须高举合作共赢的旗帜,一切背离合作共赢的思想和观念都必须坚决摒弃。近若干年来,我们经常听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有人说在对外合作中,“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最大化”。此言听起来非常豪迈,但仔细想一想,这是自作聪明。你对别人说“我的利益要最大化”,对方会怎么想?对方会想:“你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意味着我的利益最小化。”人家会干吗?
还有人说,“一带一路”必须中国掌握主导权。什么是主导权?主导权就是控制权。国家与国家是平等的,你来主导,我就是被主导。请问在今天的世界上谁愿意被主导?如果一方想主导另一方,最后肯定不会有好下场。还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是有生命力的。
实现“一带一路”的倡议必须按规则办事。这个规则必须是国际公认的规则,不是一家定的规则,也不是潜规则。我们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必须坚决按照大家都接受的国际规则办。国内那些不符合国际规则的东西、各种各样的潜规则必须坚决摒弃。
“一带一路”的倡议是开放的、包容的,不仅是中国和“一带一路”上的国家参加,而且欢迎美国、欧洲、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组织参加。发达国家、国际组织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认真吸取他们的成功经验,避免过去所犯的错误。
“一带一路”是一个崭新的事物,我们过去没有做过。我们在做的过程中缺点和错误势必难免。我们要允许试错,关键是要认真听取各方的意见,有错就改,及时纠正。
实现“一带一路”的倡议关键是人才。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培养了不少对外合作的人才。然而,“一带一路”的规模如此之大,时间跨度如此之长,需要好几代人才能建成。在实现“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把自己的人才用起来,包括今天在跨国公司里工作的有成就、有经验的人才,以及国际上的人才也可以用起来。这就是全球化提供的便利。全球化使得资本、商品、技术和人才在全球流动。“一带一路”是造福全人类的事业,当然需要把全球的优秀人才吸引过来才能做好。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确实是一个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倡议。实现这个倡议,需要我们同“一带一路”上的各国以及国际社会一道坚持不懈地努力,共同构建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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