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内166号记忆.pdf

朝内166号记忆.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朝内166号记忆(插图本)》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的搬迁。它是在“即将告别”的怅惘情绪下,由一群与这座大楼有关的人,为某一天必将消失的它,留下的见证和念想。
六十六篇回忆录,三百多幅珍贵老照片、老书影,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编辑推荐
一座楼,一群人,一些书,一种文化。
在回忆与感念中,
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名人推荐
当一个人用工作去迎接光明,光明很快就会来照耀着他。
—— 冯雪峰

我对文学青年的期望:不崇拜权威,不走捷径,不怕寂寞,不急于成名。有了稿费要领取,但不能把作品当商品。
——严文井

编辑要当出版家,不当出版商。
——韦君宜

人文社是藏龙卧虎之地,“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多少友情、亲情、同志情、同事情、同道情、同好情,都是朝内 166 号大楼给我的恩赐!
——屠岸

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李国文

不管新旧,它始终都代表着中国出版界的高质量、高素养,它始终都是我们心中的庄严而崇高的文学殿堂。
——谢冕

每想起人文大楼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温暖、智慧、从容。相信文坛不会忘记这幢大楼,它将永远矗立在当代文学史上。
—— 蒋子龙

目录
目录
写在前面  陈彦瑾 / 1
忆大楼
朝内大街320号的老景儿、旧事儿  罗君策 / 3
喜 丧  屠 岸 / 15
楼与人的记忆  李国文 / 21
人文社招待所的房客  朱 正 / 24
它是一座文学殿堂  谢 冕 / 27
人文大楼的故事  蒋子龙 / 34
那年我的朝内大街166号  丁 帆 / 41
我与文学出版社的几间房子  刘文忠 / 50
享受生活  刘会军 / 57
在朝内166号与前辈魂灵相遇  王培元 / 64
棋逢对手  管士光 / 68
四楼与三楼  李丹妮 / 73
时光深处的记忆碎片  孙顺临 / 84
中国文化的地标——朝内166  杨新岚 / 89
后楼小记  郭 娟 / 99
幽灵·眼睛  叶显林 / 104
忆人事
阅读冯雪峰  许觉民 / 109
我与王任叔同志做邻居  张柏年 / 123
于细微处见精神  周达宝 / 127
聂绀弩的六个字  文洁若 / 134
漫忆楼适夷同志  绿 原 / 140
记忆严文井  孟伟哉 / 149
记韦君宜  冯骥才 / 157
你不可改变她  张 洁 / 164
蒋路:编辑行的圣徒  王培元 / 171
忆绿原  艾 珉 / 181
青春期的人文社现编室  岳洪治 / 187
他曾困于牢笼,他曾苦苦跋涉  郭 娟 / 197
追忆张守义先生  谢施基 / 204
记写出版社两位老人  王 晓 / 212
怀念两位亡友  聂震宁 / 219
亦师亦友忆老刘  管士光 / 224
朝内166四人祭之一——冯海粟  刘国辉 / 230
忆出版
“文革”中人文社第一部长篇小说
 《激战无名川》出版记  陈早春 / 239
记忆中的几件事(1971—1975)  任吉生 / 246
编书的故事  弥松颐 / 253
“五四”文学著作编辑杂谈  白崇义 / 258
《当代》,一个美好的记忆  孟伟哉 / 267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鲁彦周 / 275
这是我的幸运  王 蒙 / 278
编辑日记摘抄  朱盛昌 / 280
《文学故事报》创刊之初的故事  张福生 / 292
何谓益友  陈忠实 / 302
说说《白鹿原》在《当代》发表时的那些事  常振家 / 313
朋友与书与出版社  张 炜 / 318
邀请路易·艾黎出席冯雪峰纪念座谈会始末  张小鼎 / 321
能不忆“选刊”  刘 茵 / 328
我在外国文学出版工作委员会的一段时光  胡真才 / 337
《牵手》——进入市场经济的一次大练兵  龚 玉 / 344
朝内166号的《长征》  脚 印 / 349
我与“名著名译插图本”  何 婷 / 354
忆岁月
零零碎碎的记忆  楼适夷 / 359
大寿薄礼  舒 芜 / 379
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说起  杜维沫 / 390
为整理工作正名  刘岚山 / 395
锦衣为有金针度  陈 新 / 401
春风秋雨五十年  何启治 / 407
文学进修班的故事  张福生 / 430
朝内大街166号往事  王瑞琴 / 441
回顾美术编辑室五十年  李吉庆 / 447
回到:文学  胡德培 / 461
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  宋 红 / 470
在精神家园经受历练  魏新民 / 478
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牌、分社的历史沿革  宋 强 / 494
致敬,一六六!  廉 萍 / 505

序言
写在前面
陈彦瑾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大概三年前,就时有“要搬了”的消息传出,两年前的2013年3月,则听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样,生起了一种浓浓的“即将告别”的怅惘。那时就想,如果大楼消失,所有与楼有关的记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将何处安放?当推土机的巨铲将大楼铲成一片废墟,所有曾在这楼里工作、生活乃至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慰藉?当若干年后新楼崛起,人们熟知的“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门牌会安放在哪里?我们这些曾在老楼待过的人,又该如何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讲述出版社的过去?……作为编辑,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书,想请同事们来写写这座被称为“文化地标”的大楼,写写楼里的人,楼里的事,楼里的工作与生活,为即将消失的它留个见证和念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社领导和许多离退休及在职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过社办和老干部处在社内发布了《征稿启事》,并到一些部门向一些同事郑重约稿。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截稿时间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两年半后的今天,书稿才初步成型,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这座大楼的上空。也许是搬而未搬的次数多了,当初那种急迫的心也渐渐松懈了,这本书便在一种不紧不慢的心境下,走到了它命定要诞生的日子。虽然楼依旧在,当年脑海里映现的推土机将大楼推成废墟的画面也并没有发生,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而将在人文社建社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出版,或许正是这本书的命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不同于社史、纪念集如本社所编《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也不同于个人专著如本社编辑王培元著《永远的朝内166号》、作家冯骥才著《凌汛》。它既有史又有怀念也有回忆,而且图文并茂,乍一看,可能和人们想象中的它不一样。因此,管士光社长看完书稿后,特别嘱咐我写一篇类似“前言”的东西,以作必要的交代和说明。
如前所说,编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不是为了对历史作研究、筛选和评判,而仅仅是想定格一些回忆,留住一些记忆,为即将消失的大楼留个见证和念想。所以,《征稿启事》为任何一个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书写自由:

一座楼,一群人,一种文化;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回忆;一桌一椅一墙一角,一种感悟心得体会,皆可入题。只要是自己认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记忆,都可以写。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叙事;可以写公共史,也可以写个人史。文体不限,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理性,也可以感性;可以庄重,也可以活泼。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点滴碎片。欢迎随文提供相关图片,书影、书信、发稿单、退稿信、签名、墨宝、合影、办公室工作现场照等,皆可……

如此不设限的原因,是想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记忆,也尽可能让记忆丰满、自然,甚至芜杂都不怕,因为一座楼的生动和人一样,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标准化的评判,而是来自毛茸茸的细节。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细节聚拢在一起,才构成一座楼和一家社的鲜活和生动。
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决定了这本书不是经严格过滤和剪裁后的整齐划一、盖棺论定,而是以“尽可能保留记忆”为原则,将征集到的稿件悉数收入,并按内容大致归为四类:写楼与生活的归为“忆大楼”,写人与事的归为“忆人事”,写编辑出版的归为“忆出版”,写社史和个人史的归为“忆岁月”。排序方面,没有按作者级别、职务高低或姓氏笔画对全书统一排序,而是基本上一个大类一个标准:“忆大楼”按写作者的年龄,“忆人事”按所回忆的人的生辰,“忆出版”按所回忆出版工作时间的先后,“忆岁月”按所回忆出版社历史阶段的先后。图文之间结合也不是特别紧密,而是在征集到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以保留资料和丰富版面为原则,大体照应,笼统编排……总之,这本书将大楼里的人和事平等视之,将所有人的记忆平等视之,文章分类、排序和图文编排都是勉强为之,不可能百分百精确,难免有模糊和疏漏的地方,望读者体谅。另外,征稿以“自愿”为原则,所以,有些或许人们认为不能没有的作者、不能没有的人、不能不提的书和事,却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而有些则收了两篇……也请读者理解。对于稿件内容,除过长文章不得不删节和除明显错漏外,都尽量保持了原貌。同时,为了丰富视角、弥补征稿的不足,又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和一些报刊中选取了一些文章;并从人文社四十、五十、六十周年社庆纪念册及《永远的朝内166号》中选取了一些图片,以补图片征集的不足。征稿过程中,种种因缘也促成了一些社外作家、评论家的友情支援,如蒋子龙、谢冕、丁帆诸先生特别为本书赐稿,至为感谢!
感谢这本书的所有作者,以及所有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负责老干部工作的谢施基,主动帮我向离退休同事约稿、收稿,征集照片;外文部的张福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大量资料和照片全部拿来供本书选用;何启治、刘会军、王培元、岳洪治、魏新民、李丹妮、王晓、宋强、廉萍等同事,也都不但写稿还提供资料和照片;王毅、刘静、张玉娥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照片;张福生、王瑞琴从始至终给我很多鼓励;于敏去年调入编辑部后也成了本书编辑,她给了我很多建议,又专门向一些同事约了稿;而本书的书名,则是刘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很想求完美,想尽可能消灭所有错漏,让这本书令所有人都满意,但最终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因自己的执着导致的拖延,却让太多的人等了太久!更让我歉疚的是,为本书写了《能不忆“选刊”》的刘茵,去年已离世,这也让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仅仅在打捞记忆,打捞记忆的同时也是在打捞留住记忆的人。所以,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它也必须借六十五周年社庆之机而匆匆面世了。
两年半的时光里,这座老楼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换岗位了,一些人编了很多好书……这座大楼的生活还在建构,关于大楼的记忆还在不断生成。而这本书所打捞的记忆,定格在了2015年以前。
那么,就让这本不那么完美的书,在2016年3月28日,为走过六十五个春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献上一份大寿薄礼吧!

2015年11月18日
写在前面
陈彦瑾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文社大楼的搬迁。大概三年前,就时有“要搬了”的消息传出,两年前的2013年3月,则听到了妥妥的“要搬了”的消息。于是,和很多同事一样,生起了一种浓浓的“即将告别”的怅惘。那时就想,如果大楼消失,所有与楼有关的记忆——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将何处安放?当推土机的巨铲将大楼铲成一片废墟,所有曾在这楼里工作、生活乃至度过大半生的人们,将从何处寻找慰藉?当若干年后新楼崛起,人们熟知的“朝阳门内大街166号”的门牌会安放在哪里?我们这些曾在老楼待过的人,又该如何向刚到出版社工作的年轻人讲述出版社的过去?……作为编辑,很自然地,我想到了出书,想请同事们来写写这座被称为“文化地标”的大楼,写写楼里的人,楼里的事,楼里的工作与生活,为即将消失的它留个见证和念想。这一想法得到了社领导和许多离退休及在职同事的支持,于是,2013年4月11日,我通过社办和老干部处在社内发布了《征稿启事》,并到一些部门向一些同事郑重约稿。当时觉得时间紧迫,截稿时间定于2013年5月15日,未想直到两年半后的今天,书稿才初步成型,而“要搬了”的消息,依然像达摩克利斯剑一样,悬在这座大楼的上空。也许是搬而未搬的次数多了,当初那种急迫的心也渐渐松懈了,这本书便在一种不紧不慢的心境下,走到了它命定要诞生的日子。虽然楼依旧在,当年脑海里映现的推土机将大楼推成废墟的画面也并没有发生,但每一本书都有它的命,而将在人文社建社六十五周年纪念日出版,或许正是这本书的命吧。
需要说明的是,这本书不同于社史、纪念集如本社所编《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也不同于个人专著如本社编辑王培元著《永远的朝内166号》、作家冯骥才著《凌汛》。它既有史又有怀念也有回忆,而且图文并茂,乍一看,可能和人们想象中的它不一样。因此,管士光社长看完书稿后,特别嘱咐我写一篇类似“前言”的东西,以作必要的交代和说明。
如前所说,编这本书最初的想法就不是为了对历史作研究、筛选和评判,而仅仅是想定格一些回忆,留住一些记忆,为即将消失的大楼留个见证和念想。所以,《征稿启事》为任何一个想留下念想的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书写自由:

一座楼,一群人,一种文化;一本书,一件事,一个回忆;一桌一椅一墙一角,一种感悟心得体会,皆可入题。只要是自己认为最有必要或最值得留住的记忆,都可以写。可以写自己,也可以写他人;可以是宏大叙事,也可以是个人叙事;可以写公共史,也可以写个人史。文体不限,形式不拘一格。可以理性,也可以感性;可以庄重,也可以活泼。字数不限,可长可短。可以长篇大论,也可以点滴碎片。欢迎随文提供相关图片,书影、书信、发稿单、退稿信、签名、墨宝、合影、办公室工作现场照等,皆可……

如此不设限的原因,是想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尽可能多留住一些记忆,也尽可能让记忆丰满、自然,甚至芜杂都不怕,因为一座楼的生动和人一样,不是来自抽象的概念、标准化的评判,而是来自毛茸茸的细节。正是方方面面不同角度甚至看似矛盾的细节聚拢在一起,才构成一座楼和一家社的鲜活和生动。
正因为这样一个出发点,决定了这本书不是经严格过滤和剪裁后的整齐划一、盖棺论定,而是以“尽可能保留记忆”为原则,将征集到的稿件悉数收入,并按内容大致归为四类:写楼与生活的归为“忆大楼”,写人与事的归为“忆人事”,写编辑出版的归为“忆出版”,写社史和个人史的归为“忆岁月”。排序方面,没有按作者级别、职务高低或姓氏笔画对全书统一排序,而是基本上一个大类一个标准:“忆大楼”按写作者的年龄,“忆人事”按所回忆的人的生辰,“忆出版”按所回忆出版工作时间的先后,“忆岁月”按所回忆出版社历史阶段的先后。图文之间结合也不是特别紧密,而是在征集到的图片资料的基础上,以保留资料和丰富版面为原则,大体照应,笼统编排……总之,这本书将大楼里的人和事平等视之,将所有人的记忆平等视之,文章分类、排序和图文编排都是勉强为之,不可能百分百精确,难免有模糊和疏漏的地方,望读者体谅。另外,征稿以“自愿”为原则,所以,有些或许人们认为不能没有的作者、不能没有的人、不能不提的书和事,却没有出现在这本书中,而有些则收了两篇……也请读者理解。对于稿件内容,除过长文章不得不删节和除明显错漏外,都尽量保持了原貌。同时,为了丰富视角、弥补征稿的不足,又从《我与人民文学出版社50年》《怀念集》和一些报刊中选取了一些文章;并从人文社四十、五十、六十周年社庆纪念册及《永远的朝内166号》中选取了一些图片,以补图片征集的不足。征稿过程中,种种因缘也促成了一些社外作家、评论家的友情支援,如蒋子龙、谢冕、丁帆诸先生特别为本书赐稿,至为感谢!
感谢这本书的所有作者,以及所有给予我支持和鼓励的人。负责老干部工作的谢施基,主动帮我向离退休同事约稿、收稿,征集照片;外文部的张福生,将自己珍藏多年的大量资料和照片全部拿来供本书选用;何启治、刘会军、王培元、岳洪治、魏新民、李丹妮、王晓、宋强、廉萍等同事,也都不但写稿还提供资料和照片;王毅、刘静、张玉娥也为本书提供了许多照片;张福生、王瑞琴从始至终给我很多鼓励;于敏去年调入编辑部后也成了本书编辑,她给了我很多建议,又专门向一些同事约了稿;而本书的书名,则是刘稚脱口而出的一句话……两年半的时间里,我很想求完美,想尽可能消灭所有错漏,让这本书令所有人都满意,但最终发现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因自己的执着导致的拖延,却让太多的人等了太久!更让我歉疚的是,为本书写了《能不忆“选刊”》的刘茵,去年已离世,这也让我意识到:这本书不仅仅在打捞记忆,打捞记忆的同时也是在打捞留住记忆的人。所以,尽管还存在许多不足,它也必须借六十五周年社庆之机而匆匆面世了。
两年半的时光里,这座老楼又发生了很多事,一些人离开了,一些人退休了,一些人换岗位了,一些人编了很多好书……这座大楼的生活还在建构,关于大楼的记忆还在不断生成。而这本书所打捞的记忆,定格在了2015年以前。
那么,就让这本不那么完美的书,在2016年3月28日,为走过六十五个春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献上一份大寿薄礼吧!

2015年11月18日

文摘
楼与人的记忆
李国文
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站在这幢建筑物前,手里拎着一个包,包里装着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手稿,很冒昧地送到人民文学出版社,想请他们过目一下,是否有采用的可能。当时,这幢五层楼给我留下蛮高大、蛮气派的印象,而且,作为全国首屈一指的文学书籍出版大社,那门面也相当匹配,显得挺庄重,挺堂皇的。然而,三十年后,自从那座四脚八岔,形象丑陋的过街天桥建成以后,就把心目中的这座文学殿堂团团包围住了。每次我到朝内大街166号,经过这座设计得不伦不类的过街天桥,就有一种缺氧的窒息之感。如今的这幢楼,蜇居于天桥之下,一副局局促促、窝窝囊囊、可怜兮兮、没精打采的样子。
我有时也诧异,人到老年,会比他年轻时,要矮上一截,难道建筑物与人相似,有了年头以后,也会缩水吗?后来,我明白了,不是这幢楼矮了,而是它的左邻右舍都长高了。整个一条朝内大街,连当年的菜市场,也玻璃幕墙地洋气起来,发出灼眼的亮,显得人民文学出版社灰秃秃的,矮趴趴的。按说是新中国首家文学书籍出版的老字号,却益发地暗淡,益发地寒酸。
那时,我将一大堆足有数公斤重的手稿,送到这家出版社,因为它是全国范围内出版文学书籍单位之中的佼佼者。现在,如同朝内大街上出现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一样,它已不是在文学出版领域独领风骚的先行者了。也许,这就是时代的发展,历史的进步。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它马路对面的九爷府一样,数百年如一日地纹丝不变,恐怕不仅仅意味着文学完了……
为进步高兴,为发展高兴,也应该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这栋楼,早早晚晚即将拆迁的明天高兴。大家都说建筑物是要讲究风水的,我虽不大相信,然而又不得不信,自从那座水母章鱼式的过街天桥落成以后,就意味着这幢楼即将画上句号,果然,拆迁和重建的话题开始甚嚣尘上。
虽然,这幢五层楼的建筑物,基本上就是一部固体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有当代中国作家,在我以前的前辈,在我以后的后辈,都与这幢建筑物,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论理,要比那些二三流的名人故居,更具有保留的价值。然而,依我之见,这幢楼的将要拆和最终拆的必然结果,也许并不是坏事。第一,无论如何,活着的人要比死去的人更重要,未来要比现实更值得关注;第二,将来更高层更亮堂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或许更能代表中国文学大发展的形势。
不过,我对这幢怀着深深敬意的建筑物,还是有着难舍的眷恋之情,我还记得1980年的春天,有点冷,有点风,有点沙尘暴的一个傍晚,我从社里的发行部拿到刚从印刷厂拉回的样书,这是我平生的第一部铅字印刷,而且是人文社出版的,是我自己写出来的书,那份难以言表的激动之情,可以想象得知。管书库的一位大姐,看我愣在那里发呆,关心地问,你没有什么不舒服吧?接下来,我来到出版社拐弯的南小街一家小饭馆,时值下午,客人尚未上座,我选了一个避人的角落,要了一小壶酒,一小碟花生米,捧着那本带有油墨气味的新书,尽管我努力压制住自己,但眼泪还是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无论如何,那是我被流放二十二年以后,在蜗居里一字一笔写出来六十万字的大部头,终于成为上下两卷的印刷物,这点挂在脸上的泪水,也就不怕人见笑,随它而去了。想到二十二年前,为在《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改选》,而罹无妄之灾,被扼杀的文学生命,又从手里拿着的这本长篇小说《冬天里的春天》复活,能不思绪万千,泪水难忍么?所以,我对这幢楼,有着特殊的感情。曾经写过一篇短文,人民文学出版社对于我这样第一次出书的作者来说,确实使我生出一种母校的归属感。正是三十年前从我走进这幢建筑物开始,所跨出的第一步,也就决定了我一生要走的路。
如果,有人对那堆手写稿说不;如果,怎么拎去怎么拎回来,那么,现在的我,又是一个什么样子呢?那也只有天知道了。
二十多年,长期流放于深山老岭,劳动改造于铁路三线,不但远离社会,远离城市,同时还远离文学,远离文人。所以,当年走进这幢建筑物时,心存忐忑的我,既不认识任何人,同样,任何人也不可能认识我。然而,隔了不多久,我终于获知冬天里会有春天,而且在春天里更有润物无声的春雨。两位文学前辈对于我,对于我这部作品的特别关注,使我终生难忘。
一位是韦君宜,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一位是秦兆阳,当时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这两位先生离开这个世界已经很久了,但他们的音容笑貌,仍在我的心中。那时正是他们意气风发的年代,也正是新时期文学发轫的年代,提携新生力量,扶持新鲜作品,这两位先生可谓不遗余力。韦君宜说:这个李国文,我50年代就注意到,你们一定要认真地,当回事地对待他的这部新作。秦兆阳说:我把我的办公室腾出来,让这个李国文就住在我们社里,来改他的这部作品。
于是,我与这幢建筑物,有了一段缘分,有了一点感情。
大多数建筑物,终究是有其寿命的限制,拆迁是肯定的。文学也是同样,绝大部分作品,总有销声匿迹的一天。然而,记忆这东西,对于当事人来讲,却是轻易不会淡忘的,这也许就是人们为什么特别看重历史的原因。

2012年11月30日

人文大楼的故事
蒋子龙
从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坐落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就是我心目中的文学圣殿。像我这样的业余作者们,私下里都把人文社称作“中国的皇家出版社”。可想而知,当我突然收到人文社的信,要我去修改一部稿子,该是如何地意外和感动!具体时间记不得了,但肯定是1976至1978年间,我已经不再被“监督劳动”了,并开始参与车间的管理工作,否则就不可能获准离开工厂。
我在车间被“监督劳动”了近十年,很想出去透透气,舍不得放弃这次机会,就拿着那封信直接找厂党委书记请假。书记是个刚被落实政策的老干部,把人文社的改稿信当成是中央文艺部门给我这个写过“大毒草”的人落实政策,也认为是好事,应该去一趟。但嘱咐我到北京后看看情况再说,刚不挨批了,别轻易再写什么新书;再说当时车间的事情也太多了。书记最后只批给我三天假。但只要厂部的领导能放行就好办,我还存着一些倒休的班没有歇,跟车间商量好可以离开一星期。
其实是人文社的一位编辑读了我以前写的一篇表现工厂题材的小说,觉得我“很有生活”,便约我在那篇小说的基础上发展成一部工业题材的长篇,或另起炉灶也行。那个时候出版社也刚恢复秩序,像撒大网似的约稿,有鱼没鱼的先撒一网再说。但我接触的是位大编辑,有水平,没架子,热情很高,似乎对我也很有信心,却又不是摁着鸡抠蛋,给我过多的压力。他有一种从容的大气,真让我这个曾摔过钢笔、声言再也不写小说的人动心了,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每天都能见到编辑,有问题可以随时请教。这是什么地方?别说我还写过小说,即便是一头牛,在这个楼里待上一年半载的也能写出一部长篇。我先利用这一周的时间拉出提纲,或者把大架子支起来,回去慢慢写,有点眉目了再想办法回到人文大楼里修改。
谈妥后他领我到招待所住下,买了饭票。当时天快凉了,住在招待所改稿的作家不多,一个房间有两张床却只住一个人。住我隔壁的是一位呼和浩特的小说家,晚饭后我们结伴去大街上散步,他跟我讲了不少人文大楼里的故事。他说我住的那间屋子出作品,时乐濛就在里边住过,有时他进入创作状态后像梦游一样,手里拎着痰桶盖就出了大楼,在朝内大街上晃悠,路人还以为他精神上有什么问题。当时的机关和楼堂馆所的楼道走廊里都有公用痰盂,上面有个木盖,木盖的中央直立着一根半米多高的木把,人们在使用痰盂时可不必弯腰。我想象着这位大作曲家手里甩搭着这种一头带着圆木盖的指挥棒,在大街上晃荡,倘若口中再哼哼着什么旋律,那的确是够招摇的了。小说家还说,招待所的楼道里有部公用电话,正好离时乐濛的房间比较近,他有时接到找自己的电话,也会在楼道里喊两嗓子:“时乐濛电话!时乐濛电话!”若没有人应声,便说句“他不在”,就把电话挂了。有时挂了电话,才想起自己就是时乐濛。
我奇怪,时乐濛不是作曲家吗?怎么住到人文社来?小说家解释说,可能也是在写一部什么书。另外,人文大楼有灵气,凡是搞创作的都愿意住到这儿来……可能也就是我辜负了这幢有灵气的圣殿,当时虽然在编辑的帮助下拉出了一个长篇提纲,也自觉有点开窍,知道该怎样写长篇了。但回到工厂后却未能写出那部书。主要原因是那段时间工厂里思想混乱,我工作上的压力很大,没有情绪写作。大概有三年多的时间一个字都没写,至今想起来还觉得那恐怕是我写作生涯中一个很大的遗憾。
几年后到文学讲习所学习,有一位同学曾托我给《天津文学》带过三个短篇小说,都没有被选中。连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没法向这个同学交代,便仔细读了他的小说,觉得实在是很一般,退稿也在情理之中。可是,在讲习所的学习结束后,他住进人文社的招待所,一两年之后他先是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然后是获长篇茅盾文学奖,像换了一个人,令讲习所的同学们都大吃一惊。所以,不能不相信人文社确实能点石成金,人文大楼就是凤凰窝。
但无论是什么鸟,即或是一只鸡,要变成凤凰总要有个较长的能脱胎换骨的时间。而我第一次进社只待了五六天,太短了。就这短短的几天工夫,对我以后的写作也有着重要影响,实实在在地接触了一些名头响亮的作家,知道了人家是怎么写作的,没事的时候听他们讲了许多文坛上的故事,让我长了见识,开阔了视野,也认识了在文学界堪称泰山北斗式的人物,如人文社的秦兆阳先生。
后来讲习所请秦先生担任导师并带两个学生,秦先生挑选了广东的陈国凯和我,一南一北两个写工业题材的作者,并多次为我们讲课、改稿子。1981年老先生约我为《当代》杂志写部中篇小说,我受宠若惊,想着几年前就欠了人文社一部长篇的债,这次不能再说话不算数。那时我负责车间的生产管理,极少有按时下班的时候,如果情绪好,到家后吃点东西然后铺开稿纸就干,写到凌晨三点睡觉。如果没有情绪,回家吃完饭就睡觉,三点起床干到七点,然后去上班。到了该交稿的日子,正好是星期二,工厂歇班的日子,想到交稿后可以大睡,前一天干了个通宵,但没想到还是未能刹住。早晨七点多种,老婆上班远已经走了,我负责送两个孩子,一下楼就看见人文社的编辑贺嘉正在楼前转悠,他是奉秦先生之命,乘从北京到天津的头班火车来取稿。
我只好让儿子先把妹妹送到幼儿园再去上学,我陪贺嘉回屋。那时我住工厂分配的一个“独厨”,即一间卧室外加一个自己使用的厨房,两户共一个单元。贺嘉跟着我胡乱吃了点早饭,我告诉他小说还差个尾巴,估计再有三五千字就差不多了。我拿出已经写好的六七万字,请他在卧室的小写字台上审阅,我将切菜板搭在厨房的水池子上写结尾。直干到傍晚,我写完了,他也看完了,提了几处小意见,我当时就处理了。他说大主意等秦老看过稿子之后再说。没过多久,我接到秦先生一封七页的长信,告诉我稿子已经发排,并详细分析了这部小说的得失……这就是《赤橙黄绿青蓝紫》的创作过程,也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中篇小说奖。但我却一直把这个奖看作是人文社送给我的。
后来我还到人文社的招待所住过两次。一次是看校样,根据编辑意见做些修改。其实还有一件附带的事,我有一天津第一机械工业局的朋友,是北京人,读书很多,有点书呆子气,他的父母就住在人文大楼附近的一个老院子里,房子许多年没有刷浆了,北京又没有人可帮忙就求到了我,我借那次去人文社的机会就帮他把房子刷了。另一次是为《人民文学》杂志改稿,李季、吴芝兰先生跟我谈稿子都是在我住的房间里。可见人文大楼确是整个文学界的风水宝地,好像只要是跟文学有关,谁都可以到人文招待所订房。这两次进人文大楼时间也都不长,一是任务简单,二是囊中羞涩,虽然招待所的饭菜很好,对北京人来说也很便宜,但天津的工资比北京低两三级,对我来说比在家里的花费可就高了,有时就干脆错过吃饭时间,等饿了到人文大楼的西边那个很大的朝内菜市场,买点面食、榨菜,回到房间就着茶水慢慢享用。其他作家也有这么干的。那时我的身体之所以禁得住折腾,跟这种生活状态有关,特别符合现代养生观念,经常处于一种“不饥不饱”的最佳火候,既饿不着,也撑不着。有天下午又去菜市场,发现里边正在卖咸带鱼,这可是好东西,而北京人竟然没有排队疯抢,我赶紧买了一点,用废报纸包好,拿回来搁在窗台外边。不敢放在屋里,怕臭气烘烘的弄得全楼都是腥味。然后匆匆交了稿,当天就跑回了天津。说来惭愧,就这么点出息,怎么可能当个好作家!
但咸带鱼带回天津,除去送人,自家还吃了很长时间,这也算是进过人文大楼的另类收获。但我真正对这幢大楼动了感情,一种说不清是为它惋惜还是庆幸的复杂感情,那是在2000年前后。某天接到福建《中篇小说选刊》创始人章世添先生电话,邀我赶紧进京,面商一件大事,北京的梁晓声等人已经在他下榻的宾馆等着了,张贤亮、李存葆等也从各自的所在地动身正往北京赶……我怎么也得问个明白,是文坛地震,还是战争爆发?他告诉我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楼太旧太破,已成危楼,他要给建一栋新的人文大楼。呀?这种事怎么会轮上他来做?电话里不便细说,欲知详情速速来京。
因我和上面提到的那几位都挂着《中篇小说选刊》顾问的虚名,根据多年交往的经验,凡章世添呼叫就赶紧过去,你不去他就会带着人马过来,或者就在你家里开会了,谁好意思端这个臭架子?等我赶到北京,他的房间里已经高朋满座,大家都脸放红光、异常兴奋,显然都受章世添的鼓舞,正处于激动之中。章世添的计划确实不一般,他在海外找到了一家投资商,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修建一幢四十二层的豪华办公大楼。豪华到什么程度?建成后将成为北京市的“标志性建筑”,也会成为世界上著名的文学景观。
这话若听别人忽悠可不必太认真,但从章世添嘴里说出来,却不能不信。他可能是当代文坛最早见过大钱、干过大工程的编辑,上世纪的80年代初,中国的房地产业还在襁褓之中,他就看出苗头在武夷山风景最优美的地段买了一片地,准备修建别墅群、文学院,既为《中篇小说选刊》赚大钱,又可为文学造福。而且很快就举办了大型奠基仪式,请全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作家到场助兴,我也曾站在里边凑数。我问他,这家外国投资商不会是为了热爱人文社才来盖大楼的吧?他若是为了赚钱,你给他什么回报?章世添说,他在陕北买了十五口油井,有一半井出油建这栋人文大楼就有富余。我听着有点悬,他的口气越来越大,不像个文学期刊的主编,倒像是国务院副总理。我又问了一句:石油是国家资源,油井还能买卖?不等章世添说话,在座作家就嘲讽我太老实,实际他们想说的是我太傻,现在还有什么是不能合资的啊!
我忍不住又说了句傻话:我知道过去的人文社大概有多少编辑室,再加上招待所、后勤供应,也用不了那么大一栋楼呀?作家们七言八语,好像大楼已经建好,正等着他们给分房子:人文社都是大编辑,要每人一间大办公室,里面有跟作者谈话、喝茶的地方;人文大楼里要有资料馆、报告厅、展览馆……我觉得自己说什么都有点不合时宜,便不再吭声。其实我还想说,人文大楼如果真要拆掉的话,应该到人文社招待所再住一晚,那儿的饭菜也不错,自己年近花甲,有些怀旧。但章世添已经在酒店订好饭菜,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正等着好好喝两杯,为人文大楼的更新庆祝哪。
自那天之后就再无消息了,几次向人文社的编辑打听大楼翻新的事,也没人能说得清楚。偶尔和章世添通电话,他一向都是信心满满,但言语间也流露出陕北的油井有点问题。后来就得到他病倒的消息,他是一个执着而活力充沛的人,朋友们都没有多想,谁料他竟丢下这么多未了事宜撒手西去。他对人文大楼的这份热情和善意,至今还令人感念。
许多作家都跟人文社有联系,那儿更是我的福地。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蛇神》就是在人文社的《当代》杂志上发表的,书里有诸多关于“文革”的描写,若不是由《当代》杂志首发,这部书在那个时候很可能就出不来。
我自己最看重也是下功夫最大的一部长篇《农民帝国》,也是由人文社出版的。这也是我获民间奖最多的一部书,有网络评的,有读者评的,有报纸杂志评的……我比较珍惜的是美国华文协会给的“东方文豪奖”。此奖公布时有记者问我,这个奖名头很大,谁得奖谁就是“东方文豪”了!我说你犯了个常识性的错误,获得鲁迅文学奖的绝对不会是鲁迅,诺贝尔奖也不是发给诺贝尔的,这个奖不过是“东方文豪”选中了《农民帝国》。这部长篇小说能够以现在这样的面目问世,应该说得益于人文社,写作过程中我曾“走火入魔”,总想用一种自己影影绰绰能感觉得到却还没有抓住的形式,写出一种自己大半生所追求的精神品格。但进展缓慢而艰难,越写越没有信心,写到二十多万字的时候交给人文社的编辑包兰英看,她否定了我那个云里雾里、枝蔓横生的结构,她有几句话点醒了我:形式的变化不该妨碍内容,小说就该用最自然流畅的方式写出自己最想说出的话。这部书断断续续耗费了我十一年的时间,其实真正成书就是在后两年。
或许是由于视野和所处的高度不同,人文社的编辑个个都很厉害。有一年人文社出我的小说集,无意间听到责编说,我的短篇小说里写得最好的是《阴阳交接》。只这一句话就让我心服了,我自己也喜欢这篇小说,但发表后没有人注意它,没有收获一个字的评论。到底还是人文社的编辑,看得准,能看到作者的心里去。
世界上各式各样的大楼见过无数,有更高的,更豪华的,年代更久远的,但每想起人文社大楼总有种特别的感觉:温暖、智慧、从容。相信文坛不会忘记这幢大楼,它将永远矗立在当代文学史上。

2013年9月5日于天津

购买书籍

当当网购书 京东购书 卓越购书

PDF电子书下载地址

相关书籍

搜索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