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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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安妮•C. 海勒所著是一部关于安•兰德的开创性传记。安•兰德在俄国革命的动荡时代度过童年,21岁时孤身赴美,来到好莱坞学习编剧。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她凭借韧性和勇气创作了表达自己哲学思想的小说,这些小说很有震撼力,广受欢迎。虽然当时多数知名作家都嘲笑她,但年轻人对她的书和理论趋之若鹜,并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形成一股崇拜热潮。海勒生动地勾勒出安•兰德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作品中隐藏着的影响和借鉴,还有兰德纠结的爱情生活,以及“兰德崇拜热”的兴衰。总而言之,海勒以全新的视角、翔实的资料和敏锐的洞察力透视出安•兰德戏剧性的生活和职业生涯。

编辑推荐
在格林斯潘时代末期的灾难中,还有什么比安妮·C.海勒的这部重量级安·兰德传记更及时、更受欢迎呢?《安·兰德和她创造的世界》的作者海勒通过大量最新发掘的具有新视角的研究材料,用可读性强的优美文笔再次将鲜活的安·兰德带给读者,使我们了解到,兰德何以成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畅销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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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斯潘时代末期的灾难中,还有什么比安妮•C. 海勒的这部重量级安•兰德传记更及时、更受欢迎呢?海勒通过大量最新发掘的具有新视角的研究材料,用可读性强的优美文笔再次将鲜活的安•兰德带给读者,使我们了解到,兰德何以成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畅销作家。
——威廉•D. 科恩,著有畅销书《纸牌屋》

安妮•C. 海勒为自居“资本主义狂热拥护者”的安•兰德写了一部抓人的、引证资料丰富的传记,讲述《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如何成为客观主义哲学粉丝的圣经,以及兰德饱受争议的哲学理论,生动而戏剧性地展现了引发“兰德崇拜热”的激战,对这位拥有魅力而独断专行的女人进行了透彻深入的剖析。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海勒做得很好。
——帕特丽夏•博斯沃斯,著有《黛安•阿勃丝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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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格林斯潘时代末期的灾难中,还有什么比安妮·C.海勒的这部重量级安·兰德传记更及时、更受欢迎呢?海勒通过大量最新发掘的具有新视角的研究材料,用可读性强的优美文笔再次将鲜活的安·兰德带给读者,使我们了解到,兰德何以成为具有跨时代影响力的畅销作家。
——威廉·D.科恩,著有畅销书《纸牌屋》
安妮·C.海勒为自居“资本主义狂热拥护者”的安·兰德写了一部抓人的、引证资料丰富的传记,讲述《源泉》和《阿特拉斯耸耸肩》如何成为客观主义哲学粉丝的圣经,以及兰德饱受争议的哲学理论,生动而戏剧性地展现了引发“兰德崇拜热”的激战,对这位拥有魅力而独断专行的女人进行了透彻深入的剖析。这是一部重要的作品,海勒做得很好。
——帕特丽夏·博斯沃斯,著有《黛安·阿勃丝传》

作者简介
安妮•C. 海勒,杂志编辑、记者,着重于货币金融领域,曾是《安条克评论》的总编辑,《君子》和《红皮书》杂志的小说编辑,《利尔》杂志的特刊编辑和康泰纳仕出版集团杂志发展小组的执行主编。曾为很多国家级杂志撰稿。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十月革命前的岁月(1905—1917)
第二章 抢劫者(1917—1925)
第三章 思考的自由(1926—1934)
第四章 我们与我们的兄弟不一样(1934—1938)
第五章 《源泉》(1936—1941)
第六章 一个个人主义者的灵魂(1939—1942)
第七章 金钱(1943)
第八章 声望(1943—1946)
第九章 高峰与低谷(1946—1949)
第十章 手段与目标(1950—1953)
第十一章 不动的行动者(1953—1957)
第十二章 《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
第十三章 公共哲学家(1958—1963)
第十四章 透支(1962—1967)
第十五章 非此即彼(决裂)(1967—1968)
第十六章 以我们最崇高的名义(1969—1982)

后记
致谢
缩略词
精选文献
索引

序言
1982年,安·兰德在她位于纽约玛瑞山(Murray Hill)的公寓中去世,享年七十七岁。她在我生活的城市讲学、著述,度过了她最后三十年的岁月。对我而言,她是一种耳熟能详的存在,但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她创作的小说我当时只知道两部,一部是《源泉》,另一部是《阿特拉斯耸耸肩》。在缺乏可靠根据的情况下,我想当然地认为这两本小说属于粗制滥造之作或宣传材料。这两本小说对我的一些熟人产生了一种令人困惑不解的影响,他们开始谈论“赚到的东西和没有赚到的东西”、“自由市场与自由思想”以及一个名叫约翰·高尔特的个人主义主人公。此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当移居纽约的时候,我一直在埋头阅读E.L.达科特罗(E.L.Doctorow)、J.M.凯恩斯(J.M.Keynes)和利脱·马格仁斯(Little Magazines)的著作。
就这样,与安·兰德的大多数读者不同,我邂逅她的著作时并非一个黄毛丫头,而是已经年届不惑。当时,我在一家金融杂志社任编辑。苏兹·奥尔曼是一个投稿者,他给我看了一个两千字的段落。这个段落就是弗兰西斯科·德安克尼亚著名的“金钱演说”,出自《阿特拉斯耸耸肩》。“那么你们认为金钱是万恶之源?”作为资本家的主人公弗兰西斯科向一群“新政”类型的说客及官僚发问道:“你们曾经追问过什么是金钱之源吗?”在某种程度上,兰德的回答是这样的:金钱是一个社会的“工具和符号”;这个社会建立在相互自愿的贸易之上,而非强制劳动、政府职责或战争之上。“但金钱只是一种工具,”她写道,“它可以把你带到任何一个你想去的地方,但它不会取代你成为驾驭者。它会赋予你满足自己欲望的手段,但它不会赋予你欲望。”奥尔曼作了如下注释:这就是她在我正在编辑的随笔中试图加以表达的东西。
这个段落以一种让我吃惊的方式为无限的财富辩护。这种辩护方式合乎逻辑,具有独创性和复杂性,虽然略显傲慢,但写得很美。我了解到,兰德经常用这一长段来测试潜在的新信徒的智力与文学敏感性。接受过测试的人中有艾伦·格林斯潘,他是她最著名的信徒。接下来,我狼吞虎咽地阅读了她的小说。再后来,我又阅读了她的演说、随笔、信件、日记、电影剧本和剧院剧本(第439页有一个收录了她所有已出版著作的清单)。虽然有很多疑问和保留意见,但我还是成了她的一个热烈崇拜者。
尽管兰德几乎没在大学里教过书,但那些多为十几岁、二十几岁的新读者总是能搞到她的书。《源泉》(1943年出版)与《阿特拉斯耸耸肩》(1957年出版)一年能售出三十多万本,堪与畅销书匹敌。大萧条近乎是《阿特拉斯耸耸肩》的背景。最近,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场金融危机中,她最后且最雄心勃勃的一本书的销量几乎翻了三倍。在美国,这两本书共售出了一千三百多万本。 由于兰德的大多数读者是在其成长期和她的著作邂逅的,因而深受她影响的美国人多达三代。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她著作中引发争论的主题和生动、浪漫的场景令她声名鹊起。在五六十年代,她吸引了一个年轻的右派崇拜者群体。在七八十年代,她不仅成了自由主义的指导者,也成了白宫经济政策的指导者。1991年,在国会图书馆与每月一书俱乐部(Book of the一Month club)共同发起的一次调查中,美国人称《阿特拉斯耸耸肩》是对他们生活影响最大的书之一(仅次于《圣经》)。1998年,现代图书馆(Modem Library)请读者列举二十世纪一百部最伟大的著作。在排行榜上,《阿特拉斯耸耸肩》位列第一,《源泉》位列第二,《颂歌》位列第七,《我们活着的人》位列第八,排在了《了不起的盖茨比》、《愤怒的葡萄》和《尤利西斯》之前。她为极端个人主义和作为资本家的一种德性的自私进行了辩护,这为她赢得了当代许多公开的拥护者。这些拥护者不仅包括证券交易管理委员会前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参加了2008年总统竞选的众议员罗恩·保罗,自由党创建人约翰·哈斯普斯,《华尔街日报》主笔斯蒂芬·摩尔,艾伦·格林斯潘,甚至还包括了克里斯·马修斯。克里斯·马修斯是微软全国广播公司(MSNBc)新闻评论员、开明的众议员泰普·奥尼尔(Tip O'Neill)的前行政助理。《福布斯》与《财富》曾正式将兰德称为硅谷年轻的创业者、游戏理论家、国际象棋大师们的女英雄。然而,她并不处于美国受人尊敬的自由实践者和社会批评家之列。不仅如此,在她去世二十五年后,她小说的大部分读者已经对她知之甚少。
兰德不仅出生在俄国,就连她的气质也是俄国式的。她出生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统治期间的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当布尔什维克革命颠覆她的家乡圣彼得堡时,她才十二岁。不仅如此,布尔什维克革命还导致她的家庭南逃,使她重新陷入贫困,忍饥挨饿。虽然在读者的印象中,她的性格和主题无疑是美国式的,但构成了她最好、最出名著作基础的,却是她对俄国专制的仇恨。她的信徒曾经常声称,她在精神上生而为一个美国人,只是在其成长岁月里,才陷入一块黑暗、异己的斯拉夫土地。我曾试图论证俄国、犹太的文化与历史是如何为她的性格和著作赋予最有趣的特征的。
1926年,兰德从苏俄移居美国。当时,她的英语水平并不高,却要从事写作事业。她早期在美国虽然颇为艰难,但并没有后来声称的那么不堪。在《阿特拉斯耸耸肩》的一篇后记里,她写道:“没有人帮我,并且我也不认为有人有责任帮我。”实际上,很多人帮过她。我不仅调查出她与很多合作者有联系,也调查出她与其所处时代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和作家有联系。
回望美国工业巨子镀金时代,兰德想成为那样一种美国乌托邦的设计师,但就像很多俄国前辈那样,她是一个非常敏锐的社会批评家,而非一个空想家。作为自由美国经济、政治假说的解构者,她凭借二十世纪俄国历史的背景而受到重视,显示出惊人的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无论人们如何看待她关于合理的自私、利己主义和不加管制的资本主义的自信计划,她发现并戳穿怯懦、不公、伪善的能力与其意识形态对手查尔斯·狄更斯一样犀利,一样强烈。
和狄更斯一样,兰德的艺术也属于情节剧的艺术。事实上,她是一位阐释二十世纪社会冲突的十九世纪小说家。在富有和贫穷、政府权力与自治权、安全与自由问题仍然困扰着我们的今天,她的小说和她最好的随笔,都很值得一读。
由于我并不拥护安·兰德的思想,加利福尼亚州欧文的安·兰德学会拒绝让我查阅那里保存的兰德资料,其中包括她未发表的信件和日记、大事年表、照片及其他文件。尽管如此,我仍然能够给她的生平记录增添许多新内容。一个俄罗斯的研究组在俄罗斯政府档案馆进行过详尽的研究,提供了很有料的新信息,记述她的犹太人双亲和祖先在排犹主义的俄罗斯帝国生活,自由受到限制;她早年在圣彼得堡和克里米亚接受教育,以及她在俄国革命期间的经历。这些年我听了安·兰德研究所档案员提供的演说、采访和讲座的六份未公开发表过的磁带录音,还前所未有地取得了长达四十小时的磁带录音,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早期芭芭拉·布兰登关于兰德生平的访谈记录,它们都详细地描述了这位作家的童年和麻烦不断的青年时代。《信息自由法》文件清楚说明了她来到美国最初几年的情况等等,并有助于解释她为何在1929年这个时间与丈夫弗兰克.奥康纳结婚。记者杰夫·沃克和收藏家马克·施瓦布让我听了兰德的朋友的私人访谈录音,时间跨度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许多人现在已去世,他们的评论暗示了兰德性格的一些新侧面。我对兰德目前在世的美国亲属、密友、雇员和论敌进行了五十多次访谈,他们多数年长,其中包括与她以前的门徒兼情人纳撒尼尔·布兰登的三次长时间访谈。我阅读了写给兰德的信件原稿和有关其追随者的信件原稿,以及存放于国会图书馆的兰德的四部小说的草稿和长条校样,更深入地了解了她。这些信件存放在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收藏室:好莱坞、旧金山、纽约、华盛顿特区、阿拉巴马州的奥本、亚利桑那州的斯科茨代尔、犹他州的普罗沃、印第安纳州的布卢明顿和爱荷华州的西布兰奇。
兰德精力充沛、努力奋斗、才华横溢、恃才傲物而冷酷无情,如她笔下的主人公们一般有精深的造诣,最终却自我毁灭。我们在相信她的思想之前,必须先理解她。
安妮·C.海勒
2009年2月

后记
芭芭拉·布兰登住在离纳撒尼尔只有几英里远的西好莱坞。她和前夫同时参加了很多客观主义者和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会议和派对。芭芭拉给兰德授意的“新客观主义者”网站作思想和实践指导,意图调和兰德哲学,让大家合理意识到人类的局限及人类对善意的需求。1986年,她出版了首部兰德传记《兰德的激情》;书中,她首次将兰德和自己前夫的性关系公之于众,由此在剩余五千到一万名虔诚的兰德教徒中,引发了另一场道德激愤大爆炸和唇枪舌剑的辩论。伦纳德·佩科夫及其效忠者不相信此事。八十年代,佩科夫的第二任妻子辛西娅偶然在一只装有兰德资料的盒子里发现了她的私人日记,其中记录了1967年和1968年这关键两年发生的事。直到这时,佩科夫才相信兰德和布兰登的关系。佩科夫声称永远不会看自己的表亲芭芭拉写的书,而且,从1968年秋开始,两人就没见过面了,也没再说过话。
芭芭拉八十岁时,纳撒尼尔七十九岁。多年来,两人一直是第二和第三代狂热的兰德主义分子激烈谩骂的对象。这些年轻男女大多不知道兰德,他们采纳了兰德那句著名的指令:“批评别人,并做好被批评的准备。”难以置信的是,兰德去世二十五年后,他们似乎也在争得她的认可和赞同。
帕翠茜娅·布兰登 (娘家姓格里森)1969年在拉斯维加斯和纳撒尼尔结婚并举办了民俗婚礼仪式。1977年,她死于一起溺水事故。
伦纳德·佩科夫兰德唯一的合法继承人,七十五岁高龄的他依旧是兰德最虔诚的信徒。在1982年出版的《不祥的相似处》(The Ominous Parallels)一书中,他将大屠杀的原因追溯到自己导师痛恨的集体主义和利他主义。1985年他和费城鹰队(橄榄球队)的所有者艾德·施耐德共同创立了安.兰德学会(ARI)。学会旨在推广兰德的作品和思想,支持世界各地对兰德的研究。学会收录了兰德的资料,而根据六七十年代兰德所述之愿,她希望死后由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图书馆收藏那些资料。1991年,佩科夫心脏病发作住进医院,在病床上,他捐赠了兰德四部小说的原始手稿和长条校样。康复后,他因为捐赠被免去一百万美元的税款,但后续的捐赠却耽搁下来。1998年,佩科夫接受《洛杉矶时报》的采访,透露自己保留了《源泉》最初手写稿的前几页和最后几页,因此国会图书馆在司法部门的支持下,威胁要起诉他。争议持续了好几年,佩科夫最终同意交出保留的手稿。2002年,图书馆派了一位管理员去洛杉矶佩科夫的家里,从墙上取走了放在镜框里的那几页纸。第二天,图书馆工作人员的邮箱被几百封来自客观主义者愤怒声讨的电邮爆满,这些工作人员还包括监管图书馆运营的国会委员会雇员。佩科夫的支持者认为政府偷窃了私人财产,他们十分狂怒,在电邮里声称,图书馆员都是“持枪的暴徒”——这是兰德对政府官员爱用的一种称呼。这是我听说的许多特殊事件之一,这表明安·兰德崇拜已延续至二十一世纪。
佩科夫最近刚和第三任妻子艾米·佩科夫离婚,目前住在加州的里弗塞德。他的个人网站是Peikofi.eom。佩科夫的女儿基拉·佩科夫在纽约大学学习新闻,2007年毕业。从大学网站上得知,写小说是她梦寐以求的目标。

文摘
第十六章 以我们最崇高的名义(19691982)


一个人回首他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时,能够触动心灵记忆的不是他有过怎样的生活,而是那时的生活中有过怎样的希望。渴望某种未知的辉煌,渴望意外的刺激,渴望出类拔萃,这些都是年轻人的特点,而衰老的过程就是梦想和渴望逐渐逝去的过程。
这样的情况并不是一定会发生的。但是生活中太多的失望扑灭了人们心中热情的火焰。
——雨果《九三年》序言,1962年


1970年代,安•兰德的思想悄声无息、几近不为人知地滑向并融入包括《国民评论》和两个共和党机构在内的保守派主流。(比如,杰拉尔德•福特在一个小企业主会议上说,华盛顿是“慈善集体主义的工具”。)不过,她的思想同一个新的青年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团体遥相呼应,十分合拍,这些自由意志论者对共和党的经济政策嗤之以鼻,他们决定成立自己的党派,名字叫“自由党”(Libertarian Party)。他们在“原则声明”中拒绝“全能国家崇拜”,呼吁恢复个人权利,让每个人“完全掌控自己的生活”,提倡速速回归金本位。1972年,“自由党”将兰德从前的朋友约翰•哈斯普斯物色为首位总统候选人。此党很多元老和党员都自称“客观主义者”,他们普遍将兰德尊为“指路明灯”,称她是有限政府和自由市场“最勇敢的倡导者”。
兰德拒绝了这些人的殷勤,她宣称此党创办者剽窃了她的思想,同时无法驾驭她完整的哲学理论。穆瑞•罗斯巴德和约翰•哈斯普斯是运动领袖,他们没有改进兰德的观点。事实上,布兰登离开后,对于理想主义青年的赞扬,兰德再无多大兴趣。她的世界是小而私密的。
在《阿特拉斯耸耸肩》随后的版本里,她将布兰登的名字从献辞页上全部拿掉。她还立了新遗嘱,最初宣布要把自己的财产遗赠给伦纳德•佩科夫和艾伦•布卢门撒尔。为了修正自己和以前的朋友及盟友的关系史,她淡化了布兰登夫妇的重要地位,否认纳撒尼尔工作的独创性。不过,在《自私的美德》或《资本主义: 未知的理想》随后的版本中,她并没有删掉布兰登的文章。两年漫长的时光里,兰德总是沮丧地琢磨着布兰登人品性格和行为动机中的疑团。他一直都在腐败,还是逐渐变成这样的?他灵魂中的恶是何时开始占上风的?他是个骗子吗?还是只是普通的无赖?他爱过她吗?虽然她知道他没有贪污她的钱,但嘴上却不承认。兰德及其剩下的追随者坚持布兰登剽窃并利用了她的思想,他们企图抹杀他早先将自己名下的NBI公开课录音推向市场的努力,但没成功。只有奥康纳和布卢门撒尔夫妇意识到兰德和布兰登有性关系,他们知道,在对布兰登性心理的各种解释面前,兰德苦恼至极。一方面,她需要理解布兰登的背叛,以恢复自己生命中的理性法则。然而,对于布兰登的品行,她缺乏自我审视以及真诚面对自己的能力和意愿,因此她找不到充分的解释。她渐渐不去谈论他,甚至不再向任何人提起他,除了自己的家人: 弗兰克,管家,私人秘书芭芭拉•维斯,也许还有伦纳德•佩科夫。当时正值1970年代,连续几年的政治灰暗始于尼克松的工资和物价管制以及彻底废除金本位政策,结束于长达十四个月的伊朗人质危机——在这段时期,兰德基本退出了公众视野。
如果把布兰登和兰德的关系比为母子,那么佩科夫就像兰德的小儿子,他要走出哥哥的阴影,负责照管母亲的身心健康。佩科夫三十多岁,看上去比实际年轻,嗓音高亢,戴着厚厚的眼镜片,很容易激动。他对兰德崇敬有加;他坚信并常常告诉别人,兰德拥有世界上最伟大的头脑。有人请他对自己从兰德那儿学到的东西和从学校学到的作个比较,他的答复是:“这怎么能比……去大都会(歌剧院)看芭蕾舞和在奥斯维辛集中营苟延残喘如何能比?”他又解释道:“如果你查看我全部的思想,那么我所有理性认识的百分之九十八均来自于她,剩下百分之一二仅仅是我在十四年大学生涯中收获的史料而已。”兰德用俄罗斯宠物的名字将佩科夫唤作“伦纳希”(Leonush),不过她有时仍因他的过错或疏忽大发雷霆。她对他口出恶言,而这似乎只会让他更加爱她。兰德1970年代小圈子里的一位成员说:“有时她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你会认为他威胁过要杀了她。我忍不住问: ‘你怎么能让她这样做?’他回答: ‘只要她想,她可以把我的脸踩在脚下。’”
如果听到有关兰德和布兰登之间性事的谣言,他肯定会把散布谣言者以“恶意中伤兰德”的名义清除出局。他视她为精神母亲,他无法想象恶毒的布兰登会打破普遍禁忌的约束——更别说自己的偶像还自愿参与其中。他尽其所能取代张扬的天才布兰登,成为她的阐释者、中介人、宣传员和保镖。1969年1月,他举办了自己的私人讲座系列,以“逻辑入门”作为开场课。在逻辑课的第一讲中,他回答了关于布兰登即将出版的新书《自尊心理学》的提问,并严厉警告大家不要购买或阅读此书。“要么就和他一起,要么就站在安•兰德和我这边,”他如此说道,“非此即彼。如果你们和他有什么瓜葛,那就不要上我的课了。”一名学生走出礼堂,退出了这门课。她拿到了退还的学费,但她的名字从《客观主义者》订户名单上被划去,她本人被禁止参加以后所有的课程和活动。关于要求学员站队一事,询问和抗议的信件纷至沓来,据说有好几百名学生被列入了黑名单。可是让兰德他们措手不及的是,有些叛变者采用假名订阅杂志、登记上课。面对邮寄名单中使用假名的情况,忠诚的粉丝们随后声称,要使用核准名单来确保兰德的新敌手们无法与订户沟通。一次课后,有人问兰德是否和布兰登有性关系——这位大胆的提问者认为布兰登那篇《对安•兰德的回答》部分地暗示了这一点。“如果你能问出这种问题,那么你就不会相信我的答案。”兰德诡辩道。支持者们对这个回答十分赞赏。据推测,这位提问者被请出课堂,成为第五个被踢出局的专栏作家。
兰德把佩科夫看得很紧,她手里攥着他自1960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一本学术著作,名叫《不祥的相似处: 美国自由的终结》(The Ominous Parallels: The End of Freedom in America)。兰德曾在《法西斯的新边疆》一文中说美国正在向法西斯主义挺进,而佩科夫写作此书,就是为了通过比较战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和促使第三帝国兴起的德国哲学思想,从而对兰德备受争议的说法进行详细论述。他拼命钻研纳粹对思想家和犹太人施加的暴行,并将此追溯至康德和黑格尔。此书计划在1969年出版,由兰德在NAL的朋友维克多•韦布赖特创立的韦布赖特塔利出版公司筹备。然而,兰德要求进一步修订,出版后也继续修订。接下来的十三年里,佩科夫在不尽人意的手稿上改来改去。“她要他不断改写这本书,”兰德的一名雇员回忆说。菲利普•史密斯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重组后的圈子里的一名成员,他说:“佩科夫试图证明自己多么虔诚。我们总是听说伦纳德写完了一章,拿去请教安,然后回来说: ‘全部要重写。’”最终,兰德为佩科夫的书作了序,这是布兰登一直等待却没有得到的。不过,这篇颂辞写得比较低调。她称赞此书是“除我之外的客观主义哲学家所著的第一本书”,如今在世界范围内,集体主义思想仍在破坏人们的生活,而此书就是抵御这种坏思想的哲学堡垒。序言中,她复述了《阿特拉斯耸耸肩》里罗伯特•斯塔德勒博士的讲话,然后以这样的语句作结:“能亲见这样一个不属于我的伟大而重要的新成果,真是很棒的事。”这段话显示出洋洋自得之态,但又包含着微妙的沮丧之情。书中的斯塔德勒博士检验完高尔特重新组装的电机后,对达格妮说:“能亲见这样一个不属于我的伟大而重要的新念头,真是很棒的事!”兰德是在表示,《不祥的相似处》中的思想并非新鲜,那些思想根本都是她的而非佩科夫的。1982年,兰德去世三个月后,这本她代为作序的书终于出版。
兰德赠予佩科夫“头号人物”的头衔,但并不将他定为正式哲学接班人或“精神继承人”,这让佩科夫不知所措。布兰登之后,兰德似乎不再会给予某位追随者如此多的信任和权力。不过,佩科夫肯定想得到“精神继承人”的身份,因为兰德去世后,他在自己的网站上宣称并暗示大家,兰德在遗嘱中已将这个身份赠予了他(其实根本没有这一说)。六十年代中期,兰德为佩科夫犯的某些错误而惩罚他,因此他在她死前尽力避免重复犯这类错误;也许是过度迁就吧,反正佩科夫为了兰德,义无反顾地改换自己的社会和学术背景。他付出了代价。1951年见到兰德时,这位开明、机智的男孩还感到一种“完全的敬畏”,而如今,他逐渐变得严肃、顺从。大家都知道他有教学天赋。他在亨特大学、纽约大学和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担任助理哲学讲师,然而他不顾警告,执意要把自己的学生“转变”成兰德思想的信徒。结果是,他丢了教职,毁了前程。七十年代中期,佩科夫在高校的职业生涯告一段落,整个八十年代,他一直在找工作。1987年,佩科夫五十四岁,在加利福尼亚定居,他的第二任妻子辛西娅•帕斯特给丈夫在纽约大学时的学业导师西德尼•胡克写了一封措辞辛酸的信,求他帮忙为丈夫谋个职位,以施展“他的教学才能和热情”。她写道,佩科夫申请过三百所大学和学院,参加了三次面试,均“由于他的观点而被明确拒绝”。胡克并无恶意地回复道,在给这位以前的学生推荐另外的教职前,他必须得确信,佩科夫不会在不当的地点将兰德式的教条引入课堂教学。“很多年前在纽约大学,我给他立了规矩,然后让他给两个班讲课,”胡克写道,“他没有遵守规矩……我仍希望他表现得成熟一些,希望他尽量沿用我在自己的课堂上给他展示的那种教学模式……想到他讲的东西,我就不相信他对作为人类个体的学生感兴趣,也不相信他乐于帮助他们培养独立人格。”这位著名教授还在信里提到长久以来的传闻,据说佩科夫“恶毒狂暴”地对待和自己意见相左的同僚,对抵制同事写的书,卷入诉讼纷争,比兰德有过之无不及。
兰德还让佩科夫做《客观主义者》及其规模不大的后续出版物《安•兰德通信》的编辑——直到1974年末《通信》停刊。“我已经厌烦说‘我警告过你’这句话了,”她写道。她在几乎每期杂志上都发表文章,这些文章并非六十年代的政策声明,更多是一种对时事的消极评判,有时还颇具启发性。她撰写意见书,反对向贫穷宣战,反对“无私”的嬉皮士,反对平权运动、政府资助文艺、国际救助、水门事件委员会——就像当年反越战和反对七十年代立法扫黄一样。针对B.F.斯金纳1971年的行为主义者宣言《超越自由和尊严》,她精心撰写了一篇才华横溢、富有远见的批评,其中巧妙地引用了维克多•雨果:“他(《悲惨世界》中的青年学生马利尤斯)感谢上帝赐予自己两样财富,这是很多富人都没有的: 工作——带给他自由,思想——带给他尊严。”更多时候,兰德会引用自己的作品攻击这十年当中流行的利他主义思潮和那些浅薄的思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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