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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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由牛津大学发行于1991年,已经是第三版。所涉时代始自希腊化时代,迄于文艺复兴末期,两位作者可以说面面俱到,也提供了自古代至现代之前的扼要学术史。
《抄工与学者》勾勒了希腊拉丁文献传播的历史过程,揭示了古昔先贤在文献保存与传播方面的工作和影响,并从文本传承的角度展现了教育史、学术史以及文化史的一些侧面。

编辑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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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工与学者:希腊、拉丁文献传播史》的作者L. D. 雷诺兹和N. G. 威尔逊(Nigel Guy Wilson),都是古典学耆宿,先后任牛津大学古典学教授。苏杰教授精心翻译,反复披览四遍,译文典雅,并且增加数百个译注方便中国读者阅读。所有对西方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文化感兴趣的读者,都可以从中获得教益和启发。

作者简介
L. D. 雷诺兹(Leighton Durham Reynolds ,1930-1999), N. G. 威尔逊(Nigel Guy Wilson),牛津大学古典学教授。
译者:苏杰,复旦大学古籍所教授,著有《三国志异文研究》《中西古典语文论衡》,译有《西方校勘学论著选》等。

目录
目录

西方古典学研究总序
序言
第一章 古代
第二章 东方希腊文化
第三章 西方拉丁文化
第四章 文艺复兴
第五章 文艺复兴以来学术研究的几个方面
第六章 校勘学
书刊名称缩写对照表
注文
抄本索引
综合索引
图版说明
译后记

序言
序言
正如我们在第一版序言中所说,本书的初衷是给古典学领域的初学者提供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一领域尽管重要而且有其内在的趣味,但是就整体而言,人们仍旧所知甚少。中小学生和大学生阅读希腊、拉丁作家的文本,读的是附有校勘记的整理本,但是他们太过经常地对这些校勘记之所从来的历史事实缺乏了解,对其所给出的信息也茫然无法评断。在英语世界里他们可以参考的东西很少,亟需一个简短的指导,尤其是要适合那些语言学和历史学知识都很有限的读者。
我们试图勾勒希腊、拉丁文献保存至今的历史过程,描写在写本书时代文本曾经面临的危险,同时展示在何种程度上古代和中世纪的读者或学者与古典文本的保存和传播相关。文本史不能从教育史和学术史中割裂出来,故而这两者在相关部分也占有比较大的篇幅。而另一方面,纯粹的古文书学只有当它们与文本传播直接相关时,我们才予以关注。
本书的目标读者首先是希腊和拉丁古典的学习者,但是所讨论的主题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历史文化都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我们认为我们的论述对所有关注这些时期的人也许都有用处。我们希望圣经研究者也能够从中找到感兴趣的东西。
第一版的历史回顾止于文艺复兴,也没有注文,第二版在这两个方面都有所扩充。为了不让繁琐的注文妨碍阅读,我们把它们放在书末并且内容主要是参考文献。限于篇幅,新增一章比起其他各章益发简略,不过从使历史回顾完整的角度看,还是值得这样做的。
古典学发展得很快(尽管有许多人并不这么认为),时隔十五年后,我们的第二版在很多点上已经不能够反映研究现状。我们努力做一些必要的改动和小的增补,但本书的特点和宗旨没有任何变化。
这些年来我们从朋友、评论者以及将我们的著作译为意大利语、希腊语、法语和西班牙语的各位翻译者的惠顾中获益良多。对于他们的贡献,我们想再次表达我们的感谢。
L.D.雷诺兹
N.G.威尔逊
1990年1月

从最后一版出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二十多年了,是时候对关于这一主题的新近讨论再次加以综述。正文部分我予以保持,基本没有改动。注文部分则需要相当数量的调整。多承迈克尔·里夫(Michael Reeve)之助,谨此表示我最诚挚的感谢。
N.G.威尔逊
2012年7月

文摘
第一章 古代
第一节 古代的书
【1】描写古典文献从古代到现代的传播过程,可以从对图书业发生、发展的简要勾勒开始。在上古希腊,早在有文字之前,文学就已经存在。荷马史诗的核心篇章已传承了几百年之久,其间几乎完全看不到文字使用的迹象;公元前8世纪后叶,当腓尼基字母被加以变通用来记录希腊语时,口头文学撰作的传统仍然很强大,以致于当时人们会认为没有必要立即用文字来记录荷马史诗。根据古代屡见载籍的一个说法,荷马史诗第一个形诸文字的文本,是公元前6世纪中叶庇西特拉图主政雅典时下令做出来的 。这种说法并非绝无可疑;而且即便事实的确如此,也不能证明当时荷马史诗开始有若干抄写副本流布世间,因为庇西特拉图的目的大概只是要保证这些诗有一个官方的本子,可以在泛雅典娜节上进行背诵而已。从习惯于听人背诵史诗到习惯于阅读,这个变化不可能在一夕之间完成,一直到公元前5世纪时,图书都还是稀罕之物。另一方面,随着不需仰赖于口头撰作传统的新的文学形式的发展,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作者需要将他的作品用文字记录下来,即便是只有一个本子以备查阅;故而据说赫拉克利特将他的名作藏在一座神庙里,也许正是因为这样,这本书才得以幸存下来,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亚里士多德才有机会读到它(Diog. Laert. 9.6) 。图书的复制和传播【2】大概极为有限,可以悬揣,最先通过传抄而为少量公众所知晓的,要么是爱奥尼亚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要么是诡辩家们的著作。另外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材料,一定也需要诗歌文本的若干抄本。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甚至更晚一些,希腊才可以说有图书业:我们发现有资料显示,在雅典市场的某一处,可以买到书(Eupolis fr. 327 K.–A.) ;而柏拉图说,苏格拉底在其《申辩篇》(26D)中曾说过,任何人都可以在剧院花一个德拉克马买到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的作品。不过这个行业的详细情况却仍然无从知晓。
希腊古典时期图书的形制亦难以考实。幸存下来的公元前4世纪的图书或者残卷的数量太少,不能看成是具有代表意义的样本。因而下面的概述,主要依据的是希腊化时期的材料;不过据之以论古典时期的图书,虽不中,亦不远。关于古代图书与现代图书在形制上的区别如何影响到古代读者与文学文本之间的关系,下面也将试作讨论。
当时的图书形式是卷轴,文本分栏写在一面上。读者慢慢展卷阅读,同时用一只手将已经读过的部分收拢;这个过程的结果就是将整个卷轴的内外层次倒转过来了,所以在下一个读者展读之前要重新卷一遍。这种图书形式的不便之处显而易见,尤其别忘了当时有些书卷长逾十米。另一个缺点是图书所用的材料不结实,容易损坏。不难想象,当一个古代的读者需要查证一处引文时,不到万不得已,都会尽量依靠记忆而不愿费事去展卷查检,况且这个过程还会增加书的磨损。古代作家【3】引用他人著作,常常会出现大的不同,原因就在于此。
书写所用的材料一般是纸草(图版I),是用尼罗河三角洲到处生长的一种芦苇的纤维质的木髓所剖成的薄片长条制成的;公元1世纪时在叙利亚以及巴比伦附近也有小规模的纸草生产中心。将这些长条上下铺两层,一层纵排,一层横排,压为一体,制成纸张(普林尼《博物志》13.68ff.)。多张纸依次粘接,形成卷轴。纸张的尺寸有多种,一般可容纳栏高约8到10英寸,可以写25至45行。由于只有一个大规模的生产地,图书贸易就有可能会随着战争或者生产者追求垄断利润的想法而发生起伏波动。希罗多德曾经提到过这类问题,他说当书写材料匮乏时,爱奥尼亚人曾用绵羊皮或者山羊皮作为替代品(5.58)。他们采用这种应急措施似乎是效仿他们东方的邻邦。但是皮革作为书写材料相比起来不如纸草,而且无疑只能用于应急。如果瓦罗所言不谬的话(参看普林尼《博物志》13.70),在希腊化时期,埃及官方曾经限制纸草的出口,这刺激了对可以用的替代材料的寻找。在帕加马,发明了一种处理动物生皮(skin)的工艺,使其表面比一般的皮革(leather)更便于书写,其结果就是今天所说的皮纸(parchment羊皮纸,或称vellum犊皮纸);这个词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地名帕伽马(Pergamum),这从意大利语“皮纸”作pergamena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不过,即使传说不谬,这个实验一开始也非常短命;我们必须推定埃及对出口纸草的限制很快就取消了,因为直到公元后几世纪,皮纸才经常性地用于图书;早期的例子如欧里庇得斯的《克里特人》(Cretans)残卷(P. Berol. 13217) 。
供应和价格的波动妨碍或者促进希腊使用纸草究竟到了何种程度,这个已不得而知。但当用于图书生产时,却几乎总是【4】只写一面。图书的形制决定了这一点,因为写在卷轴背面的字迹很容易被擦掉;同时也许莎草纸表面的特性也促使了这一惯例的形成,因为书写者总是先选横向纤维这一面来写字。我们也曾听说过有的卷子两面书写(玉外纳 1.6,普林尼,Epist. 3.5.17),但极为罕见,属于例外。不过,由于书写材料的匮乏,有时候文学作品也会在纸的背面错着纤维的方向书写:欧里庇得斯的《许普西皮勒》(Hypsipyle,P. Oxy. 852)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例子。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一卷古书所能承载的文本的量是很小的:其最大容量相当于柏拉图对话录的一篇,或者修昔底德的一卷,而后来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西库卢斯(Diodorus Siculus)的第一篇和第十七篇,现代印本分别有167页和177页之多,就必须进行再分卷。
最后应当强调的一点是,当时纸草上文本的书写排列比任何现代图书都要难读得多。标点常常充其量只是最初级的。文本的书写也没有进行词的切分,直到中世纪,希腊或拉丁文本中的这种做法才有所改变(古典时期有些拉丁文本中每一个词的后面加一个点)。可能让希腊文略为易读一些的重音标示系统,直到希腊化时期才发明出来,而且发明出来后很长一段时间还没有得到普遍使用;也是直到中世纪早期,重音的标识才成为规范。整个上古时期,戏剧作品中说话者的转换并没有像今天所认为的那样必须清楚加以标识;只要在一行的开头处划上一横或者两点(像现代英文中的冒号),表示其他地方的转换就可以了;角色的名字常常省掉。这种方法的不精确,以及它给整个文本所带来的混淆,可以从米南德(Menander)的《愤世者》(Dyscolus,P. Bodmer 4) 和《西科扬人》(Sicyonius,P. Sorbonne 72,2272,2273) 纸草写本的状况看出来。在前希腊化时期,图书的另外一个更为奇怪的特点是,【5】韵文的书写与散文无别,公元前4世纪的提摩泰乌斯(P. Berol. 9875)纸草写本即是其例 ;即便没有这个宝贵的例子,也可以从以下的记述中得到印证:拜占庭的阿里斯托芬奈斯(Aristorphanes of Byzantium,约前257—前180)曾发明所谓“节律标”(colometry)以清楚表示诗的韵脚单位(Dion. Hal., de comp. verb. 156,221) 。需要注意的是,今天古书读者所面临的困难,当年想要抄录一卷的人也同样得面对。早期期误读的危险以及随之而来的文本讹变不容小觑。毫无疑问,古典文献最严重的讹误,有相当大一部分可以上溯到这一时期,而且在那些最终被亚历山大城图书馆所收藏的本子中,这些讹误也已经大量地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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