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pdf

大迁徙: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描写了发生在清代前期“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它是一场以平民百姓为主体的移民,包罗万象,几乎涵盖了社会的方方面面,牵扯了四川政治、经济、文化、人口、家庭和宗族等。本书从社会生活史的角度,用详细生动的笔墨描写了将迁徙过程中移民的生活状态故事,用若干生动、微小的细节加以表现,如广大下层百姓是如何“填”四川?填川过程中移民究竟是怎样生活的?遇到了一些什么困难?经历何种艰辛与磨难?全书是第 一次深入移民原乡,对移民在原乡的生存环境及迁徙原因,迁移路线、路上遭遇等做细致解剖和叙述的著作,完整地再现了清初“填四川”的生动场景。

媒体推荐
一部“过程”的移民史
曹树基
作为一部历史学专著,本书语言朴实流畅,一气呵成,即使是外行读来,也无窒碍,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是在阅读一部小说。作者努力将他的理论追求融汇于无形,眼光向下,写一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史,写一部油盐柴米的家庭史,读《大迁徙》,像在听作者摆龙门阵,感觉好极了。
在过去的20年时间里,我所发表的移民史论著,大多数都是以人口为单位,以迁移结果为标矢的研究。陈世松的《大迁徙》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思路,以家族为单位,以移民过程为线索,展开清代四川移民史的大叙事。
乾隆十七年(1752年),福建省漳平县一个名叫陈时安的青年人,与他的哥哥迁入四川。248年过去了,200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时安的后代,本书作者陈世松凭借一份修于同治年间的族谱,居然找到了原乡——福建省漳平县永福里蓝田乡岭下村,并将四川的《陈氏族谱》与原乡的《陈氏族谱》进行了准确的对接。这个过程本身所具有的戏剧性色彩,让人对《大迁徙》一书,充满了期待。
的确,光从本书的目录来看,书中的内容就是相当吸引人的。本书共分三篇十六章,第 一篇为《原乡篇》,第二篇为《迁移篇》,第三篇为《创业篇》,完全按照移民过程的时间顺序和空间结构来展开。第 一篇分四章,分别讲述族谱的内容及根据族谱寻找原乡祖籍的过程,说明先祖从哪里迁出,并为何迁出。第二篇分六章,分别叙述长途迁移的准备、旅途中的吃穿行用、启程、行走方式、迁川路线等,最 后还以一章的篇幅,讨论移民后人的相关记述。第三篇分五章,讲述移民垦荒的环境背景、政策背景、垦殖与定居、创业的艰辛。最 后一章为尾声,讨论移民社会、土客冲突与融合等。其中最 吸引我的,是第二篇的内容。
或许有人会说,这一结构并无奇特之处。在小说家看来,任何一个移民的故事都可以这样写。然而,历史学家的困难在于,所有的细节都必须有充分且可靠的资料作为依据,他们没有天马行空、胡编乱造的权力。
例如,第二篇中关于“长途迁移的准备”一章,就分心理准备、摸底准备、精神准备、路票准备、盘费准备五个部分。以“摸底准备”一节为例,作者从多种族谱中摘取了十个案例,说明在移民之前,移民们如何获得关于四川的信息,并如何决定迁徙的。最 有意思的资料,莫过于作者引用的移民信函。原籍湖广的李氏兄弟,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迁入四川开江县,过了八年,留在原籍的堂弟来信说:“弟在湖广兄在川,提笔未写泪涟涟,若要兄弟同相会,花再重开月再圆。”在川的李氏兄弟知道家乡的堂弟在催促自己履行诺言,于是返乡将两个堂弟一同接来四川。另一封信是乾隆二十一年(1682年)“广东长乐温氏致四川宜宾张氏大嫂”的家书,全信长约420字,不便转引,除了问候的话语外,长乐的温氏希望知道四川的真实情况,以便家乡亲人决定是否“一同搬家进川”,另外,信中也告诉四川的亲人,家乡遭灾,“谷价腾高,人人困苦”,“目下谷价每石价钱八百余”。这是一封18世纪中叶的民间书信,居然会在族谱中完整地留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另外,本章对于移民路牌的考证以及实物证据,对于移民盘缠(路费)的考证,实在是精彩之至。在我看来,这些极富创意的篇章,犹如一碟碟精美的川菜,值得读者细细品尝。
关于移民在旅途中的吃穿行用诸问题,作者下的工夫令人叹为观止。说起移民史,今天的人们希望知道,在长达3000~5000里的长途跋涉中,移民们怎样制作干粮,怎样烧水煮饭,怎样准备菜肴,怎样住宿,怎样选择道路,晚上行路怎样准备照明,孩子们怎样旅行,壮年男子肩上的挑担到底有多重。关于这一切,书中都有证据确凿、细致入微的描述。掩卷沉思,16~17世纪由东徂西大移民的历史场景,似乎就在我们的眼前舒展开来。
读到这里,我才开始明白,为什么作者会放弃他预定的写一个家族,即他自己的陈氏家族的计划,而改写一批家族的迁移史。面对如此鲜活生动的资料,谁能不动心。资料的搜集如同花粉的采撷,辛苦且艰难,不过,有时候,也会有出乎意外的收获。在简阳县的踏水桥,有一个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来自广东长乐的钟姓家族,分别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和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由钟氏移民的第 一代、第二代和第三代口述迁移的经历,整理成文后题名为《入川履历》记录在族谱上。全文长达4000多字,分别讲述迁川前的家庭状况、迁川的动机、迁川前是如何商议抉择、迁川上路的情况、在浏阳如何找到舅父、在浏阳回广东、在四川安家的经过、创业与发迹、以后再回广东、返川后家业的经营以及再次返广东探亲等。这是一份18~19世纪形成的移民口述史,详实、生动、准确、可靠。拥有如此高质量的乡土资料,四川的移民史研究者,真的是太幸运了。
所以,在《后记》中,作者会说:“在我撰写的多本历史著作中,本书算是写得最 努力、最 辛苦,也是最 快乐的一本了。”作者写作时的快乐可以从读者阅读的快乐中得到印证,作者写作时的辛苦却不一定为人所知,因为,作为一部历史学专著,本书语言朴实流畅,一气呵成,即使是外行读来,也无窒碍,有时甚至让人觉得是在阅读一部小说。
不过,尽管作者真的是非常努力了,但是仍留下几个疑点待释。作者用力甚深的家族人口统计,其指标的设定就相当怪异,是其一。作者努力解释陈氏先祖的中原血统,却又不能解释大约在明代前期开始先祖为什么以“郎”和数字命名,是其二。第 一个疑点可能源于作者对于前人相关研究的搜寻不力,其实,对于家族人口的统计,台湾学者已发展出较为成熟的方法,可以参照。第二个疑点可能源于某种意识形态的制约,在客家人几乎一致地宣称自己的先祖来自中原的文化背景下,如果公开说陈氏先祖其实就是闽西的畲民,明代前期开始汉化,并攀上一个汉族名人当做自己的祖先,可能有伤其他客家人的感情。要知道,作者虽以解读“湖广填四川”这句民谚为题,讲述的对象却主要是从福建、广东入川的“客家人”。
原文载《中华读书报》2006年4月12日第15版

作者简介:曹树基,历史学博士,现为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读书报》书评人,主要代表作:《中国移民史》第5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中国人口史》第4卷、第5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等。
重新解读清代四川移民史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评介
刘正刚
“湖广填四川”是形容清代外省人口大规模迁徙四川、开发四川的一句民谚,这一说法在清代已经朝野皆知。四川移民来源地之广泛、移民规模之庞大、持续时间之长久等,都是清代移民史上无与伦比的。四川移民的痕迹至今还是四川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一环。尽管民间对清代四川移民的记忆,经过时间的不断冲刷,已经与四川乃至全国的许多历史事件发生了时空乃至史实的嫁接与位移,比如张献忠屠蜀、解手、孝感乡情结等。类似这些与“湖广填四川”民谣和口碑传说相关的话语,至今仍在四川社会流传。
四川民间对移民史的记忆,通过口碑以及民间文献私家记录,代代相传。学术界对四川移民史的关注至少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谭其骧、顾颉刚、罗尔纲、窦季良、钟禄元、董同龢等学者对清代四川移民问题已经发表了不少高见。但这些研究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和其他区域移民史研究相比较,四川移民史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尽管近年来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四川移民史的著作,但这些学术成果仍然是笼统的粗线条描述为主。四川移民史研究的路向到底如何进行,研究方法和手段到底应如何突破,一直是学术界同人所关注的。不久前,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世松先生的大作《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一书,深深地吸引了笔者。笔者几乎一口气读完这部长达40多万字的巨著,为作者流畅的笔调、鲜明的观点、入木三分的分析以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手段所折服。说实话,这是截至目前,在我阅读过的有关四川移民史乃至中国移民史研究方面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最 有分量的一部。
作者陈世松先生生于四川、成长于四川,也一直工作于四川。作为清代福建移民的后裔,他在花甲之年,在自己长期从事蒙元史和四川地方史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一直醉心于四川移民史尤其是四川客家人的研究,发起成立了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创办了《四川客家通讯》,动员了社会各种资源积极投身于四川(客家)移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公开出版了“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三巨册,分别为《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客家民俗文化》和《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正是以这些夯实的基础性工作作为奠基,作者终于完成了这部巨制。综观全书,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颖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者把“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完整的移民迁徙运动过程来研究,构建了原乡—迁徙—定居创业的一个观察框架。这一研究方法不再将学术目光仅仅局限于四川社会,而是将视野放宽到移民的原乡,关注移民迁徙的过程等。作者本人就是福建移民后裔,为此意味深长地选择福建作为清代移民原乡进行考察。对于清代福建移民,我们一般的常识都认为,清代台湾是福建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其实,四川在清代也吸纳了大量的福建移民。可是,为什么福建移民会舍近求远而远赴四川呢?作者采用了文化寻根的方式,在福建移民四川的主要区域闽西地区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探索,以期望能够复原清代移民入川的奥秘所在。作者以四川三台县发掘的一部陈氏族谱为索引,按谱索骥,对福建原乡的人口来源及其迁徙状况进行了深度挖掘。
二是贴近大众的写作风格,将高深的学术研究成果逐渐向普通大众转移,使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和众多的普通民众分享。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学术成果,一般都限于象牙塔内的学人之间进行交流切磋,但陈先生这部著作的写作风格,不论对专业学者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都是理解清代“湖广填四川”的史实的一个主要窗口。作者这一呕心沥血之作,与其说是作者对学术写作风格的大胆尝试,不如说是作者试图把自己的专业研究通过通俗的语言向大众进行传播,从而纠正民间社会对四川移民史长期以来存在的许多误解。我甚至这样理解,作者运用这一写作风格的目的可能还在于通过学者的研究,从而影响民众,进而激发普通民众重新加入对四川移民史的解读,并通过此来调动民间发掘更多乡土文献。事实上,作者创立的四川客家研究中心,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作者的这一尝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移民史研究的深入,而且也带来了四川各地民间人士对移民史的关切。
三是作者充分吸纳了近年来最 新的移民史研究成果,从而将立论建立在一个崭新的平台上,而不是去进行重复性的劳动。换句话说,作者正是对移民史尤其是四川移民史研究有了较为充分的把握,认识到其优劣所在,才在研究构架、研究手段乃至写作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突破,这一突破无疑非常成功。作者对移民从原乡到迁入地过程的详细描述,是以往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无法比拟的。而作者之所以能重现清代的移民迁移过程,又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这些史料绝大部分来自民间收藏的私家文献,非常珍贵。作者竭尽全力搜集了不少民间罕见的移民家族族谱,通过这些族谱记载,详细地勾勒了移民入川的心理、摸底、精神、路票和盘费等前期准备工作,甚至对移民在路途备用的干粮等也有详细的分析,对移民在离开祖籍地时举行的各种辞别祖先的仪式也有所考证。而移民的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也凸显了笔者曾经在《闽粤客家人在四川》一书中所强调的四川移民是趋利性的经济移民之观点。作者对移民从原乡到迁入地过程的描述,客观地讲,在以往任何一部移民史学术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一般的移民史研究著作要么仅注意移民原乡的“推力”分析,要么强调迁入地的“拉力”作用,更多的则是侧重于移民在迁入地的开发、发展之过程,恰恰忽略了对移民迁徙路途的分析。作者的分析无疑是完整地再现了移民从原乡到迁入地的全过程,我个人认为这是全书最 精彩的篇章,通过阅读这些章节,我们的眼前彷佛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移民从各地迁川的动态过程,展示了移民跋山涉水、扶老携幼行进在迁川路途上的欢乐与苦痛、憧憬与迷茫。
四是全书对清代以来的一些民间传说,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分析,拨开重重迷雾,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对四川地区200多年来一直在民间社会流传,且至今仍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捆绑入川”与“解手”的传说的分析。这一传说的背景是认为清初政府对四川的移民是实行强制性的移民政策。作者首先肯定了“民间传说是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之一”,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移民族谱记载的迁川动机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这一传说的新见解,认为清初政府完全没有必要推行强制的移民政策,强制移民在清初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恰恰相反,清初是极力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殖的。而四川民间社会长期对这一传说的坚信不疑,其实是将明代初期政府强制推行的移民政策嫁接在一起,造成历史时间的错位转移。而明初的强制移民政策几乎是在全国的许多省份推行的,有关“解手”的传说也绝不是四川一省的民间传说,四川民间传说的“解手”其实是将明初的历史现象附会到了清初的历史上。这一附会之所以会在四川代代相传,是由于四川在明初强制移民的基础上,在清初又出现了一次由政府组织的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而这一点几乎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因此,在民间难免就发生混淆,将“解手”这一本来差不多是明初全国性的移民现象,来了一个重新加工,从而炮制了一个“四川版本”的另类说法。又比如“孝感乡之谜”,这一传说几乎成为四川移民的一种思维定式,成为四川绝大多数移民及其后裔的一句口头禅。其实,类似于“孝感乡之谜”的情结在我国历次的人口迁移中还有许多,以笔者生活的广东来说,广东南雄市的珠玑巷也几乎成为广东珠江三角洲乃至海外广东籍移民及其后裔的口头禅,甚至连原本是广东土著的冼氏家族也不断修改族谱,将冼氏家族描绘成中原大族,然后也是经过珠玑巷的迁移而遍布广东各地。这一说法当然是有违于历史事实的。然而,透过这些由移民代代口碑称颂的孝感乡、珠玑巷等情结,反映了移民以客民身份在迁入地与土著居民之间的利益纷争,这一齐心协力的内涵又逐渐塑造了移民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的表达可能是移民制造一个共同“原乡”的动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由移民共同制造的“原乡”就成了移民心目中的“朝宗圣地”。书中类似于这些原创性的观点,还有不少,比如“白骨堆·万人坟”与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等,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条分缕析,使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了清初四川移民的真实历史状况。
五是通顺流畅的叙述方式,尽量避免使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将高深的学术研究通过朴实的语言加以表达,再次显示了作者史学功力的深厚,也凸显了作者试图开辟史学著作研究的新路径。不仅如此,为了增强可读性,作者在书中还随文配用了大量的插图及表格,据不完全统计,全书共有插图155幅,表格近50张。这种图文并茂式的学术著作写作方式,除了近年来流行的老照片著作外,尚不多见。本书一改以往学术著作以单纯文字出版的僵化刻板方式,使学术著作显得清新活泼,这一方式既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可以增加学术话语的真实性。
但是,毋庸置疑,我对陈先生的这部大作也有不满意之处,除了书中存在个别注释不一致外,最 遗憾的就是,作者并没有沿着开篇的思路去完成整部著作。而本书最 吸引读者兴趣的无疑是《原乡篇》和《迁移篇》,这两部分是该书的重点所在,也是以往学术界关注不多的地方。作者在以福建陈氏家族为主线完成《原乡篇》后,紧接着似乎并没有按照这个思路去完成《迁移篇》,而随后的《创业篇》似乎与《原乡篇》又有距离。如果作者在整部著作中,能始终以福建迁川陈氏为主线,展开《原乡篇》、《迁移篇》和《创业篇》的研究,或许更能深刻剖析移民与清代四川社会的开发状况。不过,我相信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毕竟要完整地搜集一个家族移民四川的全部资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一点来说,这部大作已经是目前有关四川移民史研究的上乘之作。我自己因为曾经关注并从事过四川移民史的研究,对出版的各种四川移民史著作,总是兴趣很浓,所以在阅读完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迅速草就了这篇读后感,以与同人分享这部四川移民史的最 新成果。我们也恳请陈先生能在这个基础上,挖掘更多的史料,真正完成一部以一个移民家族为个案的四川移民史著作,我们期待着。

(原文摘要刊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正刚,历史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

重新解读清代四川移民史
——《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评介
刘正刚
“湖广填四川”是形容清代外省人口大规模迁徙四川、开发四川的一句民谚,这一说法在清代已经朝野皆知。四川移民来源地之广泛、移民规模之庞大、持续时间之长久等,都是清代移民史上无与伦比的。四川移民的痕迹至今还是四川民众集体记忆的重要一环。尽管民间对清代四川移民的记忆,经过时间的不断冲刷,已经与四川乃至全国的许多历史事件发生了时空乃至史实的嫁接与位移,比如张献忠屠蜀、解手、孝感乡情结等。类似这些与“湖广填四川”民谣和口碑传说相关的话语,至今仍在四川社会流传。
四川民间对移民史的记忆,通过口碑以及民间文献私家记录,代代相传。学术界对四川移民史的关注至少在20世纪初已经开始,谭其骧、顾颉刚、罗尔纲、窦季良、钟禄元、董同龢等学者对清代四川移民问题已经发表了不少高见。但这些研究在1949年以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和其他区域移民史研究相比较,四川移民史研究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尽管近年来也出版了不少有关四川移民史的著作,但这些学术成果仍然是笼统的粗线条描述为主。四川移民史研究的路向到底如何进行,研究方法和手段到底应如何突破,一直是学术界同人所关注的。不久前,由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陈世松先生的大作《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一书,深深地吸引了笔者。笔者几乎一口气读完这部长达40多万字的巨著,为作者流畅的笔调、鲜明的观点、入木三分的分析以及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和手段所折服。说实话,这是截至目前,在我阅读过的有关四川移民史乃至中国移民史研究方面已经出版的学术著作中最 有分量的一部。
作者陈世松先生生于四川、成长于四川,也一直工作于四川。作为清代福建移民的后裔,他在花甲之年,在自己长期从事蒙元史和四川地方史研究的基础上,近年来一直醉心于四川移民史尤其是四川客家人的研究,发起成立了四川客家研究中心,创办了《四川客家通讯》,动员了社会各种资源积极投身于四川(客家)移民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公开出版了“四川客家文化研究丛书”三巨册,分别为《成都东山客家氏族志》、《四川客家民俗文化》和《四川客家历史与现状调查》。正是以这些夯实的基础性工作作为奠基,作者终于完成了这部巨制。综观全书,值得我们关注的新颖之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作者把“湖广填四川”作为一个完整的移民迁徙运动过程来研究,构建了原乡—迁徙—定居创业的一个观察框架。这一研究方法不再将学术目光仅仅局限于四川社会,而是将视野放宽到移民的原乡,关注移民迁徙的过程等。作者本人就是福建移民后裔,为此意味深长地选择福建作为清代移民原乡进行考察。对于清代福建移民,我们一般的常识都认为,清代台湾是福建移民的主要迁入地,其实,四川在清代也吸纳了大量的福建移民。可是,为什么福建移民会舍近求远而远赴四川呢?作者采用了文化寻根的方式,在福建移民四川的主要区域闽西地区进行了深入的发掘、探索,以期望能够复原清代移民入川的奥秘所在。作者以四川三台县发掘的一部陈氏族谱为索引,按谱索骥,对福建原乡的人口来源及其迁徙状况进行了深度挖掘。
二是贴近大众的写作风格,将高深的学术研究成果逐渐向普通大众转移,使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和众多的普通民众分享。长期以来,学术界流行的学术成果,一般都限于象牙塔内的学人之间进行交流切磋,但陈先生这部著作的写作风格,不论对专业学者还是对普通民众来说,都是理解清代“湖广填四川”的史实的一个主要窗口。作者这一呕心沥血之作,与其说是作者对学术写作风格的大胆尝试,不如说是作者试图把自己的专业研究通过通俗的语言向大众进行传播,从而纠正民间社会对四川移民史长期以来存在的许多误解。我甚至这样理解,作者运用这一写作风格的目的可能还在于通过学者的研究,从而影响民众,进而激发普通民众重新加入对四川移民史的解读,并通过此来调动民间发掘更多乡土文献。事实上,作者创立的四川客家研究中心,这些年来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作者的这一尝试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四川移民史研究的深入,而且也带来了四川各地民间人士对移民史的关切。
三是作者充分吸纳了近年来最 新的移民史研究成果,从而将立论建立在一个崭新的平台上,而不是去进行重复性的劳动。换句话说,作者正是对移民史尤其是四川移民史研究有了较为充分的把握,认识到其优劣所在,才在研究构架、研究手段乃至写作风格等方面进行了大胆的突破,这一突破无疑非常成功。作者对移民从原乡到迁入地过程的详细描述,是以往任何一部学术著作都无法比拟的。而作者之所以能重现清代的移民迁移过程,又是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的,这些史料绝大部分来自民间收藏的私家文献,非常珍贵。作者竭尽全力搜集了不少民间罕见的移民家族族谱,通过这些族谱记载,详细地勾勒了移民入川的心理、摸底、精神、路票和盘费等前期准备工作,甚至对移民在路途备用的干粮等也有详细的分析,对移民在离开祖籍地时举行的各种辞别祖先的仪式也有所考证。而移民的这些前期准备工作也凸显了笔者曾经在《闽粤客家人在四川》一书中所强调的四川移民是趋利性的经济移民之观点。作者对移民从原乡到迁入地过程的描述,客观地讲,在以往任何一部移民史学术著作中都没有出现过。一般的移民史研究著作要么仅注意移民原乡的“推力”分析,要么强调迁入地的“拉力”作用,更多的则是侧重于移民在迁入地的开发、发展之过程,恰恰忽略了对移民迁徙路途的分析。作者的分析无疑是完整地再现了移民从原乡到迁入地的全过程,我个人认为这是全书最 精彩的篇章,通过阅读这些章节,我们的眼前彷佛出现了成群结队的移民从各地迁川的动态过程,展示了移民跋山涉水、扶老携幼行进在迁川路途上的欢乐与苦痛、憧憬与迷茫。
四是全书对清代以来的一些民间传说,通过对历史事实的客观分析,拨开重重迷雾,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对四川地区200多年来一直在民间社会流传,且至今仍几乎是妇孺皆知的“捆绑入川”与“解手”的传说的分析。这一传说的背景是认为清初政府对四川的移民是实行强制性的移民政策。作者首先肯定了“民间传说是历史研究的史料来源之一”,在此基础上,作者通过对移民族谱记载的迁川动机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自己对这一传说的新见解,认为清初政府完全没有必要推行强制的移民政策,强制移民在清初也是根本行不通的,恰恰相反,清初是极力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殖的。而四川民间社会长期对这一传说的坚信不疑,其实是将明代初期政府强制推行的移民政策嫁接在一起,造成历史时间的错位转移。而明初的强制移民政策几乎是在全国的许多省份推行的,有关“解手”的传说也绝不是四川一省的民间传说,四川民间传说的“解手”其实是将明初的历史现象附会到了清初的历史上。这一附会之所以会在四川代代相传,是由于四川在明初强制移民的基础上,在清初又出现了一次由政府组织的更大规模的移民运动,而这一点几乎是其他省份所没有的。因此,在民间难免就发生混淆,将“解手”这一本来差不多是明初全国性的移民现象,来了一个重新加工,从而炮制了一个“四川版本”的另类说法。又比如“孝感乡之谜”,这一传说几乎成为四川移民的一种思维定式,成为四川绝大多数移民及其后裔的一句口头禅。其实,类似于“孝感乡之谜”的情结在我国历次的人口迁移中还有许多,以笔者生活的广东来说,广东南雄市的珠玑巷也几乎成为广东珠江三角洲乃至海外广东籍移民及其后裔的口头禅,甚至连原本是广东土著的冼氏家族也不断修改族谱,将冼氏家族描绘成中原大族,然后也是经过珠玑巷的迁移而遍布广东各地。这一说法当然是有违于历史事实的。然而,透过这些由移民代代口碑称颂的孝感乡、珠玑巷等情结,反映了移民以客民身份在迁入地与土著居民之间的利益纷争,这一齐心协力的内涵又逐渐塑造了移民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的表达可能是移民制造一个共同“原乡”的动力,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由移民共同制造的“原乡”就成了移民心目中的“朝宗圣地”。书中类似于这些原创性的观点,还有不少,比如“白骨堆·万人坟”与明末清初张献忠屠蜀等,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条分缕析,使读者从一个全新的视角了解了清初四川移民的真实历史状况。
五是通顺流畅的叙述方式,尽量避免使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将高深的学术研究通过朴实的语言加以表达,再次显示了作者史学功力的深厚,也凸显了作者试图开辟史学著作研究的新路径。不仅如此,为了增强可读性,作者在书中还随文配用了大量的插图及表格,据不完全统计,全书共有插图155幅,表格近50张。这种图文并茂式的学术著作写作方式,除了近年来流行的老照片著作外,尚不多见。本书一改以往学术著作以单纯文字出版的僵化刻板方式,使学术著作显得清新活泼,这一方式既可以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又可以增加学术话语的真实性。
但是,毋庸置疑,我对陈先生的这部大作也有不满意之处,除了书中存在个别注释不一致外,最 遗憾的就是,作者并没有沿着开篇的思路去完成整部著作。而本书最 吸引读者兴趣的无疑是《原乡篇》和《迁移篇》,这两部分是该书的重点所在,也是以往学术界关注不多的地方。作者在以福建陈氏家族为主线完成《原乡篇》后,紧接着似乎并没有按照这个思路去完成《迁移篇》,而随后的《创业篇》似乎与《原乡篇》又有距离。如果作者在整部著作中,能始终以福建迁川陈氏为主线,展开《原乡篇》、《迁移篇》和《创业篇》的研究,或许更能深刻剖析移民与清代四川社会的开发状况。不过,我相信这并不是作者的本意,毕竟要完整地搜集一个家族移民四川的全部资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从这一点来说,这部大作已经是目前有关四川移民史研究的上乘之作。我自己因为曾经关注并从事过四川移民史的研究,对出版的各种四川移民史著作,总是兴趣很浓,所以在阅读完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迅速草就了这篇读后感,以与同人分享这部四川移民史的最 新成果。我们也恳请陈先生能在这个基础上,挖掘更多的史料,真正完成一部以一个移民家族为个案的四川移民史著作,我们期待着。

(原文摘要刊载于《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1期)

作者简介:刘正刚,历史学博士,现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代表作:《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等。

作者简介
陈世松, 1940年生,四川三台人。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二级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四川省有特殊贡献优秀专家。美国Haverford college 访问学者、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访问学人。1966年四川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1968年~1978年在成都市龙泉驿区工作。1978年10月进入四川省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四川省社科院副院长,现任四川省社科院移民与客家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客家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学术代表作有:《余玠传》《蒙古定蜀史稿》《宋元之际的泸州》《宋元战争史》《宋哲元传》《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元朝卷)、《四川通史》《成都通史》《天下四川人》《四川客家》《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大变迁:“湖广填四川”影响解读》《大移民:“湖广填四川”故乡解读》等。荣获国家图书一等奖一项,省政府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一、二、三等奖十项。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四项。

目录
绪论
第一篇原乡篇

第一章访族谱观来潮
一、族谱背后的故事
二、族谱里面的学问

第二章敢问乡关何处
一、西蜀望岭南
二、孝感乡之谜
三、寻找原乡坐标

第三章走原乡探踪迹
一、实地证谱牒
二、寻访近世祖
三、追溯远世祖

第四章送亲人出闽西
一、大岭下的山村
二、生活重压
三、走出岭下
四、先行者·同路人
五、内因剖析
第二篇迁移篇

第一章长途迁移准备
一、心理准备
二、摸底准备
三、精神准备
四、路票准备
五、盘费准备

第二章吃住行用难题
一、干粮、盐蛋与岩洞
二、族谱、祖骸与画像
三、土地老爷与狮子龙灯

第三章择吉辞行上路
一、择吉启程有讲究
二、禀告祖先有规矩

第四章迁川方式剖析
一、结伴而行
二、“捆绑入川”质疑
三、历史附会

第五章迁川路线考察
一、上川之路
二、迁徙路线
三、程途实例

第六章沧桑岁月留痕
一、旷世磨难
二、卓然超群
三、空谷绝响
四、薪火相传
第三篇创业篇

第一章敞开蜀门迎客
一、白骨堆·万人坟
二、蓬蒿世界
三、虎患酷烈
四、鼠疫流行
五、“飞人”与白毛女

第二章城头高悬招民旗
一、“川民实川”
二、“移民填川”
三、“奉诏填川”

第三章蜀中掀起垦荒热
一、“插占”荒地风潮
二、贱价转让田地
三、一锄挖个“金娃娃”

第四章适应客居环境
一、择地而居
二、“住山”与“住坝”
三、河滨人家

第五章备尝创业艰辛
一、佣工谋生
二、佃耕度日
三、成功之道
尾声:移民社会
一、五方杂处
二、土客冲突
三、融合趋势
后记

附录
一部“过程”的移民史曹树基
重新解读清代四川移民史刘正刚

改版后语

序言
绪论
公元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5月的一天,刚刚于上个月过完60岁生日的清圣祖康熙大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之上,开始临朝理事。他首先把主管田粮户册的户部尚书、四川遂宁人张鹏翮(hé,音“和”)宣进殿来,询问有关四川大移民的事情。
原来,上个月康熙大帝在接见各省老人祝寿团时,已同一位来自四川的87岁长者——张鹏翮的父亲张烺有过接触。他从这次接触中了解到,当时各省移民响应朝廷的诏谕,源源不断地涌进四川,大事垦荒种地,使得“四川之荒田,已尽开垦”。由此,他决定就四川大移民起因背景等问题,诏问张鹏翮。于是,一段关乎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君臣诏对就这样开场了。康熙帝首先问:“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康熙接着说:“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
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这段对话,虽然一问一答,只有寥寥数
语,但却富于史料价值,故被收录在《清朝实录》里面。这次宠遇,使张氏家族满门生辉,同时此事也被保存在遂宁《张氏族谱》之中。
不久,张鹏翮遵旨,根据其父张烺的口述,由他缮疏上闻,总算向康熙帝交了一份答卷。
至于是否令皇上满意,不得而知。不过,他的父亲张烺却从这次入京觐见和诏对中受到了启
发,是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这段大移民起因的背景,以填补这段历史空白的时候了
。后来,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果然写出了一本名叫《烬余录》的书。该书以他的生平见
闻为依据,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记述了明末清
初80余年自己在四川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康熙皇帝所特别关心的张献忠据蜀时期的情况,
记载得尤为详尽。
根据《烬余录》可以知道,张氏家族从明朝起,即由湖北麻城迁居遂宁,300年间,族姓繁盛,计十三房,人口凡万余人。但是经过明末四川大乱之后,该族仅存“三世一宅,童仆百余人”。及至清初,四川又遭浩劫,居民死伤无数,于是,“蜀民至是殆尽矣”。《烬余
录》还对清初四川人口殆尽的原因作了如实的分析:“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
戮者三,其死于摇黄(指活跃于川东的农民军)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
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在他看来,真正死于张献忠之手的,仅占四川人口的30%,加上死于摇黄十三家农民军之手的,也仅占四川人口的一半。其余一半人口的死亡,则与张献忠和摇黄十三家无关,他们是被随之而来的战乱、天灾、饥荒和病魔夺去生命的。
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占领四川,对全川人口再作统计时,在册的人口总数仅仅50万~60万。鉴于人少地多,田土大量荒芜,社会亟待恢复的实际,朝廷不得不决定从外省招募人民,自愿入川屯垦。于是,继元末明初之后,四川又一次掀起了移民运动的高潮,
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运动的来历。
“湖广”是省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起源于元,固定于明。清沿元明旧制,设湖广行省,辖境为今湖南、湖北二省范围。“湖广填四川 ”一词正式见诸文字,最早出自清道光进士
、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1794~1857年)的笔下。他在《湖广水利论》一文中写道:“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湖广填四川”原本是流行于明代民间的一句民谣,它生动记录了明初以来湖广人民大量移居四川的社会现象。魏源借用它来描写清代前期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潮流,居然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同。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经他记下的这句民谣,竟然会在日后的四川、重庆,乃至于在全国学术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研究清初四川大移民的热潮。
学习和借鉴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本书在研究思路和表述方法上,作了这样的探索:
(1)根据移民史的发展线索,首先将“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分解为若干阶段,每个阶
段划分为若干片段,然后逐一展开,逐个将它们提出来加以讨论,进行必要的探索、阐释与
解读。所谓的解读,主要是对地方志、族谱上以及民间口碑传闻等地方文献所提供的相关史
料,进行必要的鉴别、考证,然后把它放在移民运动特定的发展过程阶段中去进行观察,并
结合一定自然、历史与社会背景给予合理的解释。
文献上有关“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史料也不算少,但由于过于零碎分散,后世许多著述在利用这些史料时,流于就事论事,见子打子,缺乏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少有把这些史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中,结合当时、当地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环境给以合理的解释,因此,很难使之成为可以理解、识别的历史记忆。
为此,本书注重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解读:一是从个别到一般。即尽量把相关个案资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解剖,使之成为历史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不是孤立事件和个别现象。二是从一般到个别。即根据移民运动的发展历程,对一定阶段上可能出现的趋势,以若干生动的个案实例来加以补充、印证,从而使历史过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血有肉。
(2)强调从家族角度入手,深入开展对“湖广填四川”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中国
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组织是社会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族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家族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家族发展与社会变迁
的关系,是当今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家族角度切入“湖广填四川”运动,可以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改变过去重上层轻下层的研究倾向,从而把研究引向深入。
清代四川移民社会就是建立在一个个移民家庭的基础之上的。清朝官方虽然留下了丰富的人口数字资料,但其质量、统计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对于这些人口数字,研究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目前在对四川移民人口数量的统计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果我们能在大的范围内,从更多的氏族、家庭中发掘出更多更有用的人口数据样本资料,相信就可以使学者们对于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的推测得到更加符合实际的检验与修正,从而能使现有的推测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由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有数以万计的家庭从外省迁至四川,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所有家庭的迁徙状况和移民过程弄清楚,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而选择适当的对象作为典型代表,则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有鉴于此,本书选定了一个由福建迁川的普通移民家庭——陈时安兄弟一家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3)按照一般移民家族和移民社会发展的轨迹,本书将“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的解读
框架划分为三个阶段,由此演绎为本书的三个篇的写作结构:
第一篇《原乡篇》,主要是以个案研究的家族对象为线索,深入探讨移民在福建原乡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第二篇《迁移篇》,主要追溯和复原外省移民迁川的历史过程;第三篇《创业篇》,主要讲述移民抵达四川后的环境、遭遇与艰苦创业经历。
为了深入解剖“湖广填四川”中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在第一篇中,作者采用文化寻根的方式,深入到个案研究对象家族生活的原乡——福建闽西地区,通过对移民祖先在迁川前原乡生活状况的发掘、探索与复原,进一步揭示了闽西地区何以会成为清初迁川人口的一个输出地的奥秘。鉴于四川移民史料的零星分散,复原再现难度较大,在本书各篇中,作者针对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将众多的移民家族迁川实例中的精彩片段——“历
史碎片”,加以集锦式的组合拼凑,以便为再现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传奇经
历和动人场景,提供一个可以触摸的蓝本。
至于移民迁川后,在定居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家庭人口的繁衍、宗族的重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及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融合,逐步土著化(在地化)的演变趋势等等,本应是“湖广填四川”专题研究的对象,毫无疑问应该包括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目前研究不够,有待深入,因此,本书只在结尾部分提出问题,阐明自己观察这一问题的思路,具体内容的展开,则只好留待我目前正在主持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编号:04XZS004)来解决。
最后,关于叙述方式的问题。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人们感兴趣的家族迁徙问题,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这就决定了本书行文应该尽可能通俗,贴近大众。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所考察的问题,涉及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不可避免地要对有关史料进行梳理和引证,这就不得不增加大众的阅读难度。加之,这种“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其行文必然要讲究一定的学术规范,因此,少不了要对参考文献的出处作必要的注释。这些都决定了本书在行文风格上,必然与我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书——《天
下四川人》不同。
1999年,我在《天下四川人》一书中,围绕四川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选取了性格情貌、外在表现、内心世界、处事之道、为人之道、价值追求、精神气度、人生哲学等几个侧面,对古往今来的四川人进行了解剖和论述。未曾料到的是,该书印数2万册,正式发行两周后,即发现盗版无数。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竟然引起省内外许多读者的关注,连续几周登上省市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以至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热点。
《天下四川人》在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我内心的深刻反思。以前不是有一种议论,说历史研究离现实太远,没有多大用处,因而不受大众欢迎吗?但从《天下四川人》的出版发行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广大读者对于历史还是很有兴趣的,他们不是不需要历史研究,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能否拿得出内容与形式都为读者所关注、所喜好的著作来。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就此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深刻地指出,正因为人类对历
史的关心,通常都出于对今人及现实的关怀,因此,“历史研究有用没用,用处大用处小”
,自然与历史研究的题材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以及成果的表现形式能否易于为今
人和现实所接受密切相关。他并从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总结
出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的经验,指出黄仁宇的书之所以在大陆、台湾拥有
大量读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两点:“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相当的现实关怀,能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读了会有一定的启示;二是他的著作的表述形式比较通俗直白,容易为有知识的普通读者所接受。”
如果说,几年前我是在不自觉中找到一点与历史对话的感觉,对现实寄托人文关怀的情愫,那么,在今天,当《天下四川人》作为一段经历已经成为过去,并着手撰写新著时,自当进一步坚持这个方向,而不能从现有的起点倒退。尽管本书在许多方面与前者有所区别,
但是,作为作者,必须努力解决好个人兴趣与历史责任感相结合,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
达形式相结合的问题,则是共通的。只有做到这两个“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
会功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思想、有创见地叙说历史,总结经验,给普通大众以启迪,为
今世和未来提供借鉴。
为此,本书行文试图在学术与大众读者需要的结合点上,兼顾知识性与通俗性,具体做法是:在基本保持学术体例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行文尽量照顾一般读者的需要,但在正文的陈述分析中,不作过分的夸张性的文学描写,以保证基本忠于历史;仅在篇、章导语中则适当放开,加入一些联想和比喻,以加强章节之间的衔接,同时活跃一下阅读气氛。这样做是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有待进一步检验,尚请读者方家指正。
绪论
公元1713年(清康熙五十二年)5月的一天,刚刚于上个月过完60岁生日的清圣祖康熙大帝,端坐在金銮宝殿之上,开始临朝理事。他首先把主管田粮户册的户部尚书、四川遂宁人张鹏翮(hé,音“和”)宣进殿来,询问有关四川大移民的事情。
原来,上个月康熙大帝在接见各省老人祝寿团时,已同一位来自四川的87岁长者——张鹏翮的父亲张烺有过接触。他从这次接触中了解到,当时各省移民响应朝廷的诏谕,源源不断地涌进四川,大事垦荒种地,使得“四川之荒田,已尽开垦”。由此,他决定就四川大移民起因背景等问题,诏问张鹏翮。于是,一段关乎本课题研究内容的君臣诏对就这样开场了。康熙帝首先问:“明末时张献忠兵到四川,杀戮甚惨,四川人曾有记其事之书籍否?”张鹏翮奏:“无有记其事者。”康熙接着说:“尔父今年八十有七,以张献忠入川时计,约已
十七八岁,必有确然见闻之处,尔问明缮折进呈。”这段对话,虽然一问一答,只有寥寥数
语,但却富于史料价值,故被收录在《清朝实录》里面。这次宠遇,使张氏家族满门生辉,同时此事也被保存在遂宁《张氏族谱》之中。
不久,张鹏翮遵旨,根据其父张烺的口述,由他缮疏上闻,总算向康熙帝交了一份答卷。
至于是否令皇上满意,不得而知。不过,他的父亲张烺却从这次入京觐见和诏对中受到了启
发,是该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记录下这段大移民起因的背景,以填补这段历史空白的时候了
。后来,他殚精竭虑,不遗余力,果然写出了一本名叫《烬余录》的书。该书以他的生平见
闻为依据,从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年)一直到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记述了明末清
初80余年自己在四川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康熙皇帝所特别关心的张献忠据蜀时期的情况,
记载得尤为详尽。
根据《烬余录》可以知道,张氏家族从明朝起,即由湖北麻城迁居遂宁,300年间,族姓繁盛,计十三房,人口凡万余人。但是经过明末四川大乱之后,该族仅存“三世一宅,童仆百余人”。及至清初,四川又遭浩劫,居民死伤无数,于是,“蜀民至是殆尽矣”。《烬余
录》还对清初四川人口殆尽的原因作了如实的分析:“今统以十分而计之:其死于献贼之屠
戮者三,其死于摇黄(指活跃于川东的农民军)之掳掠者二,因乱而相残杀者又二,饥而死
者又二,其一则死于病也。”在他看来,真正死于张献忠之手的,仅占四川人口的30%,加上死于摇黄十三家农民军之手的,也仅占四川人口的一半。其余一半人口的死亡,则与张献忠和摇黄十三家无关,他们是被随之而来的战乱、天灾、饥荒和病魔夺去生命的。
到顺治十八年(1661年),清朝占领四川,对全川人口再作统计时,在册的人口总数仅仅50万~60万。鉴于人少地多,田土大量荒芜,社会亟待恢复的实际,朝廷不得不决定从外省招募人民,自愿入川屯垦。于是,继元末明初之后,四川又一次掀起了移民运动的高潮,
这就是“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迁徙运动的来历。
“湖广”是省级行政区划的名称,起源于元,固定于明。清沿元明旧制,设湖广行省,辖境为今湖南、湖北二省范围。“湖广填四川 ”一词正式见诸文字,最早出自清道光进士
、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魏源(1794~1857年)的笔下。他在《湖广水利论》一文中写道:“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湖广填四川”原本是流行于明代民间的一句民谣,它生动记录了明初以来湖广人民大量移居四川的社会现象。魏源借用它来描写清代前期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潮流,居然得到当时社会的认同。他可能做梦也没想到,经他记下的这句民谣,竟然会在日后的四川、重庆,乃至于在全国学术界掀起一场不大不小的研究清初四川大移民的热潮。
学习和借鉴这些新的史学理论和史学研究方法,本书在研究思路和表述方法上,作了这样的探索:
(1)根据移民史的发展线索,首先将“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分解为若干阶段,每个阶
段划分为若干片段,然后逐一展开,逐个将它们提出来加以讨论,进行必要的探索、阐释与
解读。所谓的解读,主要是对地方志、族谱上以及民间口碑传闻等地方文献所提供的相关史
料,进行必要的鉴别、考证,然后把它放在移民运动特定的发展过程阶段中去进行观察,并
结合一定自然、历史与社会背景给予合理的解释。
文献上有关“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史料也不算少,但由于过于零碎分散,后世许多著述在利用这些史料时,流于就事论事,见子打子,缺乏从总体上加以把握,少有把这些史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之中,结合当时、当地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环境给以合理的解释,因此,很难使之成为可以理解、识别的历史记忆。
为此,本书注重从两个层面上来展开解读:一是从个别到一般。即尽量把相关个案资料放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解剖,使之成为历史链条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而不是孤立事件和个别现象。二是从一般到个别。即根据移民运动的发展历程,对一定阶段上可能出现的趋势,以若干生动的个案实例来加以补充、印证,从而使历史过程变得更加丰富多彩、有血有肉。
(2)强调从家族角度入手,深入开展对“湖广填四川”的研究。从一般意义上讲,在中国
传统社会中,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族组织是社会的基础。在数千年的历史变迁中,家族以
血缘关系为纽带,并通过与地缘关系、利益关系的结合,演化出种种再生形态,渗透到社会
生活的方方面面。家族的发展演变对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
响。研究家族组织的内部结构、社会功能、发展模式和演变趋势,探讨家族发展与社会变迁
的关系,是当今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家族角度切入“湖广填四川”运动,可以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助于改变过去重上层轻下层的研究倾向,从而把研究引向深入。
清代四川移民社会就是建立在一个个移民家庭的基础之上的。清朝官方虽然留下了丰富的人口数字资料,但其质量、统计口径存在一定的差异。而对于这些人口数字,研究者又有各自不同的理解,因此目前在对四川移民人口数量的统计上存在着较大的分歧。如果我们能在大的范围内,从更多的氏族、家庭中发掘出更多更有用的人口数据样本资料,相信就可以使学者们对于清代四川人口数据的推测得到更加符合实际的检验与修正,从而能使现有的推测建立在更加科学的基础之上。
由于“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有数以万计的家庭从外省迁至四川,我们根本不可能把所有家庭的迁徙状况和移民过程弄清楚,而且也没有这个必要。而选择适当的对象作为典型代表,则是必要的和可行的。有鉴于此,本书选定了一个由福建迁川的普通移民家庭——陈时安兄弟一家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
(3)按照一般移民家族和移民社会发展的轨迹,本书将“湖广填四川”这段历史的解读
框架划分为三个阶段,由此演绎为本书的三个篇的写作结构:
第一篇《原乡篇》,主要是以个案研究的家族对象为线索,深入探讨移民在福建原乡的生存环境与生活状况;第二篇《迁移篇》,主要追溯和复原外省移民迁川的历史过程;第三篇《创业篇》,主要讲述移民抵达四川后的环境、遭遇与艰苦创业经历。
为了深入解剖“湖广填四川”中大量外省移民迁川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在第一篇中,作者采用文化寻根的方式,深入到个案研究对象家族生活的原乡——福建闽西地区,通过对移民祖先在迁川前原乡生活状况的发掘、探索与复原,进一步揭示了闽西地区何以会成为清初迁川人口的一个输出地的奥秘。鉴于四川移民史料的零星分散,复原再现难度较大,在本书各篇中,作者针对研究对象和具体问题,将众多的移民家族迁川实例中的精彩片段——“历
史碎片”,加以集锦式的组合拼凑,以便为再现历史上“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中的传奇经
历和动人场景,提供一个可以触摸的蓝本。
至于移民迁川后,在定居社会的历史条件下所发生的家庭人口的繁衍、宗族的重建与区域社会的整合,以及移民社会向定居社会融合,逐步土著化(在地化)的演变趋势等等,本应是“湖广填四川”专题研究的对象,毫无疑问应该包括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之内。但是,由于目前研究不够,有待深入,因此,本书只在结尾部分提出问题,阐明自己观察这一问题的思路,具体内容的展开,则只好留待我目前正在主持进行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湖广填四川”与西部生态环境及社会变迁研究》(编号:04XZS004)来解决。
最后,关于叙述方式的问题。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人们感兴趣的家族迁徙问题,具有广泛的读者群体,这就决定了本书行文应该尽可能通俗,贴近大众。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本书所考察的问题,涉及许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不可避免地要对有关史料进行梳理和引证,这就不得不增加大众的阅读难度。加之,这种“历史人类学的考察”,本身就是一种严肃的学术研究,其行文必然要讲究一定的学术规范,因此,少不了要对参考文献的出处作必要的注释。这些都决定了本书在行文风格上,必然与我几年前出版的另一本书——《天
下四川人》不同。
1999年,我在《天下四川人》一书中,围绕四川人的思维与行为方式,选取了性格情貌、外在表现、内心世界、处事之道、为人之道、价值追求、精神气度、人生哲学等几个侧面,对古往今来的四川人进行了解剖和论述。未曾料到的是,该书印数2万册,正式发行两周后,即发现盗版无数。一本普通的历史著作,竟然引起省内外许多读者的关注,连续几周登上省市书店的畅销书排行榜,以至成为当时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热点。
《天下四川人》在激起强烈社会反响的同时,也引起了我内心的深刻反思。以前不是有一种议论,说历史研究离现实太远,没有多大用处,因而不受大众欢迎吗?但从《天下四川人》的出版发行中,我深深地感受到,广大读者对于历史还是很有兴趣的,他们不是不需要历史研究,关键在于历史学家能否拿得出内容与形式都为读者所关注、所喜好的著作来。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就此发表了许多精辟的见解。他深刻地指出,正因为人类对历
史的关心,通常都出于对今人及现实的关怀,因此,“历史研究有用没用,用处大用处小”
,自然与历史研究的题材内容作用于今人和现实的程度,以及成果的表现形式能否易于为今
人和现实所接受密切相关。他并从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总结
出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现形式相统一的经验,指出黄仁宇的书之所以在大陆、台湾拥有
大量读者,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两点:“一是他的研究具有鲜明的时代感,表现出相当的现实关怀,能够引起很多读者的共鸣,读了会有一定的启示;二是他的著作的表述形式比较通俗直白,容易为有知识的普通读者所接受。”
如果说,几年前我是在不自觉中找到一点与历史对话的感觉,对现实寄托人文关怀的情愫,那么,在今天,当《天下四川人》作为一段经历已经成为过去,并着手撰写新著时,自当进一步坚持这个方向,而不能从现有的起点倒退。尽管本书在许多方面与前者有所区别,
但是,作为作者,必须努力解决好个人兴趣与历史责任感相结合,学术研究内容与生动的表
达形式相结合的问题,则是共通的。只有做到这两个“结合”,才能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
会功能,使自己的研究成果有思想、有创见地叙说历史,总结经验,给普通大众以启迪,为
今世和未来提供借鉴。
为此,本书行文试图在学术与大众读者需要的结合点上,兼顾知识性与通俗性,具体做法是:在基本保持学术体例和学术规范的前提下,行文尽量照顾一般读者的需要,但在正文的陈述分析中,不作过分的夸张性的文学描写,以保证基本忠于历史;仅在篇、章导语中则适当放开,加入一些联想和比喻,以加强章节之间的衔接,同时活跃一下阅读气氛。这样做是否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有待进一步检验,尚请读者方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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