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pdf

眼前:漫游在《左传》的世界.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唐诺反复出入《左传》的世界,一次次试图走入子产、赵武、申公巫臣乃至孔子、左丘明等历史人物的内心世界,探索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头脑在其时其地究竟看到、想到了什么,他们某一言行究竟有着何种深远的积淀与思考,从而认出藏在历史缝隙里好的人好的事,也让春秋时代呈现出一个更为复杂深邃、立体可感的世界。情欲之事、鬼神之说、弭兵之会、小国家的大灵魂、两千多年前的梦、春秋战国的繁花般思维……由此出发,作者旁征博引,以文学的视角,围绕八个问题进行叩问和延伸,令人惊叹地将实然历史变成哲学思索的场域,陈旧的千年文本开始荡漾进此时此刻,是为《眼前》。

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
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
《左传》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
——唐诺

编辑推荐
谈NBA、谈推理、谈文字、谈文学之后,唐诺回归历史书写。当唐诺看球,他写出的球评让他一炮而红,连不看球的人也读;当唐诺读枯燥的文字学,写出《文字的故事》,浩瀚篇幅天马行空让人无法自拔;当唐诺看推理,他的推理导读风靡海峡两岸,“借由最用脑子、最优秀的小说,把读者诱拐上另一个层次”。这次,台大历史系毕业的唐诺终于回归“本行”,用一年时间漫游在《左传》的世界,这位“专业读者”会看出什么?史书从来就不只是事实的仓库,书写者与被书写者都有其特定的处境、思考乃至不得已,当文字空间只剩下一枚竹简的大小,强调与忽略之间的抉择,本身就意味非常。
以文学眼光读史,认出藏在历史缝隙里最好的人与事。人类的历史是一本疯子的日记,人类所曾拥有最好的东西、人最好的样子都不会在这里,愈认真读史,愈让人满心沮丧荒败。而文学有着“可以说一些稍稍过火的话”的宽待,唐诺以文学的眼光读史,讲出独特的进一步话语,把眼光从历史的主线移开来,离开政治、现实成败的焦点,去发现那些微光闪烁于各个角落的最好的人与事。
一样的唐诺,不一样的历史散文书写。唐诺的文字素有博议体、大散文、信马由缰、旁征博引等等标签,它自有一种力量把人带到远方再拉回来。此次重读《左传》,唐诺用八篇散文,二十万字,探究春秋时代最杰出的头脑,他们的视野和想象,他们的处境、选择以及限制。路途虽然遥远,唐诺的文字依然从远方传递微光至当下,同时击碎当下直抵远方。

名人推荐
我今天已经很少见到有人这么纯粹、这么用心地来经营散文。
——梁文道
唐诺所依恃的,是他近乎无涯岸的杂学知识,出入不同文本的综理能力,一次又一次找来或熟悉或陌生的引文例证,如海浪般彼此推挤涌动,构成一幅幅教人目不暇接的风景。
——杨照

作者简介
唐诺
本名谢材俊,一九五八年生于台湾宜兰,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
曾与朱天文、朱天心等共组著名文学团体“三三集刊”,后任职出版公司数年。
近年专事写作,曾获多种文学奖项,朱天文誉之为“一个谦逊的博学者、聆听者和发想者”。
2013年出版散文力作《尽头》,探索极限和人的现实处境,获评《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与台湾金鼎奖。

目录
(自序)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为什么会是子产?
来想象一个作者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梦
《左传》的情欲乱伦之事
一场盟会、一个国君和一个老人
很荒唐的战争
音乐,或者,乐
船身上的刻痕

文摘
(自序)信它为真,至少先这样
上一本书《尽头》,整整用掉两年半时间,写得很疲惫,也有某种出清之感,好像会的东西全部讲完了(我每写完一本书都有这一感觉,只是这回特别强烈特别真实),所以当时我说,接下来我要很轻快地写出“小书”,看看还能否愉悦地叫唤出不同的什么—像是安排一趟远行,设定的目标是《左传》,想办法在那里生活一整年,不一样的人,不一样的话语,不一样的周遭世界及其经常处境,不一样的忧烦和希望。我预想共八个篇章,八个话题,每个话题用一万字左右讲完。
所以,远游回来,就是这本《眼前》了,我的读《左传》之书——惟一出错的是字数,每一篇章都陡然地膨胀一倍有余,遂成为一本稍厚的小书。丢脸的是,我的一干友人对此好像全不意外,每个人都是那种“早就晓得一定会这样”的有点气人的漠然表情。
这本书有一参照之书,那就是博尔赫斯写《神曲》的《有关但丁的随笔九篇》,他五十岁左右的作品。我仿用的不只是他的书写体例而已,更重要是他的书写和《神曲》这一文本的“关系”,尤其是其中的信任关系。也就是博尔赫斯多次引用的诗人柯勒律治名言:“诗的信念,就是自愿地把不肯轻信的念头高高挂起。”进一步明说便是:“当你下定决心不再怀疑,你就能读到一本好书了。”——《神曲》写出了我们今天或更不愿相信就是那样的地狱、净界(炼狱)和天堂,我们当然可以就此大大争辩一番,但这势必把我们困在这个可能是无止无休的话题里,而这只是《神曲》的设定或说背景而已,也就是我们根本还没出发还没真正开始,也就是诗本身;而且,当我们的心思集中在这样的真假分辨上,我们就很难去听但丁实际上说了什么,这是一定的。所以博尔赫斯说他宁可先相信但丁所讲都是真的,好真的进入,“我认为有这种天真的观念,即我们正在阅读一个真实故事的想法还是合适的,它可以让阅读把我们牵住……至少在开始的时候应该这样,最好能跟上故事的线索。我想谁也不会拒绝这么做。”
这一回再读《左传》,我(已经过了五十五岁,比当时的博尔赫斯再老一些,第一次读《左传》是三十五年前,已经又多知道了不少事情,也完全清楚很多所谓的“事实”其实都是脆弱不堪的,更多时候只是一堆事件随机的、暂时的搭建)也试着信《左传》为真,先努力跟上书写者的想法,以及他看到的、看着的世界变化。
信《左传》为真,极可能比信《神曲》要稍微困难些而且多有顾虑,只因为《左传》毕竟仍是历史,有实人实地实事的更大抓地力及其种种紧张和要求;但我想,这也恰恰好意味着,人们更容易怀疑它从而远离它,错失掉它的大部分内容,更不必说那些必须认真一点、看着它久一点才会注意到、会浮现出来的东西。
怀疑是有益的健康的,当然如此,但怀疑跟所有的东西一样,仍受制于边际效益递减这一无情的法则,时间一久(比方持续一百年两百年),其效益会逐渐穷尽、归零,甚至成为负数,并显露出一种苍老的残暴(如“思想初生时是温柔的,当它苍老时却总是残暴的”);而怀疑另一个通则般的特质是,它一向比较容易,人甚至不必准备什么,只要学会说“不”就行了。容易的东西不见得不对,但总是一下子来得太多需要打扫清理,还往往固着为一种习惯,也仅仅只是个习惯而已。
信《左传》为真,倒不是拒绝日后历史研究(包括人类学考古学的有益加入)对这本书,以及它所讲述那个时代的更正确发见及其必要更正(事实上这已不知不觉成为一个认知基础,我们都站在这一修正过的基础上),只是除此而外不急着怀疑而已——对所有未经证实为误的东西,对那一整块最该要人沉静下来的宽广灰色地带,最有意思的东西都在这里。还有,就是不让无谓的怀疑分神,不让怀疑弄得自己寸步难行,扯毁掉一整个图像、一个时代的可能完整面貌。
真假对错自有其更深沉的意思和更多面向,尤其在纵横交错的历史里,更多时候它只是不足、不完整以及人不那么恰当又难以遏止的想象力而已。理论(基于某种一以贯之的基本要求)往往容纳不下它,甚至文字都还装不住它们,只有人心、够坚韧的人心还勉强可以,因此成为必要,否则,在最终的揭示到来之前(也许永远不会来),我们就再找不到另外的地方完整地存留住它。于此,惠特曼愉快地宣称,也许太轻快了些:“你说我自相矛盾,我当然是矛盾的,因为我心胸宽阔。”但也正因为惠特曼的如此兴高采烈,让我们颇清楚看出来,这里面,有一种很特别的自由,一种不被怀疑倒过来抓住、限制的自由,一种不必动辄舍弃、得以窥见世界较完整形貌的自由,一种人可往四面八方而去、向各种远方各个深处的昂然自由。
把《左传》当一个文本,信任这本书,让书写向着这本书而不直接是那个时代,连同它的选择,连同它的所有限制,这一转折因此也有多出来的可贵东西——如列维-斯特劳斯说的,不只是人们做了什么,还有他们相信什么,或者认为什么是必须做的。“它可以是发生在实证领域中的事物,也可以是一些人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尽管这些人在观察他们自己的感性材料时不免有失偏颇,但他们的意愿在于发现什么是恰当行为的规定性。”
也可以这么说,较完整的人乃至于人的历史,应该包括他所做的和他所想的(“在思想上经验着的东西”,说得真好);还有,在“做”与“想”的反复交错之间出现的种种参差、延迟、落差和背反;还有,对此结果又再发生的进一步感受、反省和思维。
人究竟在想什么?能想什么?
这本书,反反复复想过不少书名(我一直是那种认为书名不是太重要、认为书名总有虚张声势之嫌的人),最终才决定就叫它《眼前》——复数的眼前,眼前加s,眼前们。很多人,包括站不同空间位置乃至于不同时间里的人,子产的、赵武的、叔向的、夏姬和申公巫臣的、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的,以及孔子的云云;还包括《左传》作者的眼前、两千多年后我自己此时此地的眼前。每个人都有他看着的东西,有他想望和担心忧烦的东西,有他对自身处境的种种察知和猜测,不得不做的猜测。
杨照,这位我愈来愈佩服的书写者、不惧也不懈的解说者,和我是高中和大学历史系的前后期,后来还去了哈佛继续史学之路,拥有我缺乏的严谨史学根基。《尽头》写完后,杨照曾在他的广播谈话时问我:“为什么从不考虑写历史方面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杨照应该是已知道我打算以《左传》为下本书的对象,做球给我,是主持人的技巧。我当时鲁钝地不察觉,只模糊地回答他,当然也都是真心话:也许,如今写实然世界的东西太多了,实存变得太理所当然,也占去了几乎所有的可能空间,我趋向于多想一些应然层面的东西;还有,也许年纪大了,读人类历史愈来愈不愉快……
今天,依我自己看,这本《眼前》仍是“文学类”的。
书写规范上,我们给了文学多点宽待,允许它说一些稍稍过火的话,但这并非没代价;我们会追讨其成果,要求文学讲出进一步的话语,提出它独特的、通常是一个个具体而专注的发见——每一种书写体例都有它的“报称性”,这在书写各自进行的漫长如河时间里自自然然地形成,其实仍是公平的。
我设想每个人的视线都是一道道光、一次次的直线,孤独的,能穿透也会被遮挡,能照亮开来某个点、某条路径却也总是迷途于广漠的幽深暗黑空间里时间里——春秋时日那些人的眼前,《左传》作者的眼前,我的眼前,我希望能把它们叠放一起;我想象这些纵横四散的直线能相交驳,这样我们就可望得到一个一个珍罕的定点,知道自己身在何时何处,这也是最基本最简单的“定位”方式。
每写完一本书都不得不缓缓告别自己一些东西,像雷蒙德•钱德勒所说的“漫长的告别”那样。我的这本《左传》,墨绿色布面精装,是完整《十三经注疏》的其中一册,我大学二年级时发狠一次买齐,存了不少时候的钱,在那个比较穷的时代和年纪。我还完全记得它的崭新模样,“崭新得如一个新月,一副新牌”。三十几年后,它已开始解体了,靠着布质纤维不绝如缕才让封面不致脱落。还会像从前那样一而再地读它吗?这样一部破旧沉厚的阖上之书,仍让我感觉蓄着风雷,有我还不知道以及永远不可能知道的某些东西,好像还听得到远方隐隐滚动的雷声。现在它就躺在咖啡馆桌上我的手边,不知道是巧合而已还是有着另外的奇妙原因,我最近几本书总是结束在这样天气转凉的时日,我无来由地想起这一句歌词:“时间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真的,时间的确像开玩笑一样地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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