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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剩女”是一个被虚构出来的群体吗?
北上广深的单身职业女性,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嫁人?
中国丈母娘推高房价是伪命题?
为何对女性而言,房产远比工资收入更重要?
“剩女”们积极向往婚姻,却在买房与财产分配上做出消极妥协。
历时五年的研究,283例访谈,揭穿“剩女” “大叔控”以及结婚买房、家庭暴力背后的隐秘真相。

编辑推荐
在中国,年满27岁的未婚女子被冠上“剩女”之名,并根据年纪依次区分为“剩斗士”“必剩客”“斗战剩佛”和“齐天大剩”。她们面临来自社会、家庭的巨大压力,不得不“积极”结婚,因而在买房与财产分配上做出“消极”的妥协:情愿或不情愿地将房产单独登记在丈夫名下,即便自己出资购房也是如此。经济上的不平等更容易造成夫妻关系各个层面的不对等,在婚姻因家暴与外遇而解体时,她们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
她们该如何在女性维权步履维艰的环境下安身立命?面对不公,她们如何反击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作者洪理达对中国女性的建议:
1. 如果你决定结婚买房,确保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千万别主动放弃你一生中最贵重的财产的所有权。
2. 千万别为结婚而结婚。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往幸福的人生,如果你维持单身状态,又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支持你,你也能够很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名人推荐
“洪理达以生动浅白的笔调,直书城市职业女性在中国飙升的经济发展中所遭遇的不平等对待。”
──柯瑞佳(Rebecca E. Karl),纽约大学学者

“研究深入、引人入胜。来自中国『剩女』的亲身剖白扣人心弦。对中国或女性问题有兴趣者不容错过。”
──鲁可蒂(Kristie Lu Stout),美国有线电视(CNN)新闻国际网络主播及记者

“文笔吸引人、富启发性。这是个时常被忽略的重要议题,必读。”
──华志坚,《中国一把抓:你未必深知的108个问题》(China in the 21st Century:What Everyone Needs to Know)作者

“出色、吸引人、创新的当代中国研究,是从社会学角度对性别政治经济提出质疑的重要著作之一。”
──刘禾,《中国女性主义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编者之一

媒体推荐
“中国在国际间营造女性教育水平提升、财产增加的形象,背后实隐藏了严峻的性别不平等──中国女性在教育和财产方面的改善,反而为她们招来攻击。洪理达以平实的文笔陈述这些不公平现象,既易读且引人入胜。”
──女性主义及妇女研究协会(Feminist and Women’s Studies Association)书评

作者简介
洪理达,出生于香港,自小随外交官父亲与语言学家母亲常驻国外。于哈佛大学修读东亚研究,在斯坦福大学取得亚洲研究学学士学位,后在清华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
1996年担任香港亚洲电视台记者,1998年担任美国CNBC驻上海记者,之后以“美国之音”记者身份长期派驻北京。2002年荣获专业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优秀记者奖。作品散见于《纽约时报》等媒体。

李雪顺,1969年出生于重庆市武隆县,1992年大学毕业并从事英语教学工作,2010年晋升教授职称,并成为非虚构译坛新人。首部译著《寻路中国》获第七届文津图书奖、2011年新浪中国好书榜第一名和2011年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第一名,译著《江城》获第八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2012年新浪中国好书榜第二名和深圳读书月年度好书第七名,译著《奇石》获第十届文津图书奖推荐图书奖、新京报2014年度畅销类好书第一名、腾讯•商报2014年度“华文好书”文化类第二名,译著《中国十亿城民》获新浪中国好书榜2014年9月榜第六名等荣誉。其译风独具、译语地道、可读性强,深受读者喜爱和原作者好评。近期译著有《愿你永远幸福》《犹太食规中国行》等。可通过邮箱与之交流阅读和翻译心得。

目录
中文版序
序言
第一章
中国“剩女”
污蔑年近三十的单身知识女性
婚姻、社会稳定与提高“人口素质”
消解女性的已有成就
第二章
房地产盛宴中女性缺席
房地产价值30万亿美元,大多登记在男性名下
“他是房东,我付他房租。”
“我被法律晾在了一边。”
第三章
男女之间的财富悬殊
户籍制度
为什么父母会帮儿子而非女儿买房
国家鼓励买房,房市持续升温
为什么对中国女性而言,房产财富远比收入更重要
第四章
回到明朝
女性财产权利的黄金时期:一千年前?
辛亥革命和共产主义革命时期的女性“解放”
后毛泽东时代的婚姻以及受损的女性财产权
第五章
在家暴中泥足深陷的妻子们
“家丑不外扬”
“制度的设计就是要让你放弃。”
“我为什么要同意她离婚?我们是一家人。”
第六章
性别平等的反击
女性对专制的反抗
性别与多元性别群体的行动
中国女权的未来
致谢

序言
中文版序

谨以本书中文版献给中国的女性,无论你是单身、已婚,或离异,祝愿你摆脱传统和文化的束缚,做真实的自己。
32岁的尚文(化名)有个三岁的儿子,她是一个单亲妈妈,这在中国并不多见,主要是因为她的父母在2004年帮她买了一套属于她自己的房子。尚文说:“当时的房价还不算太贵,我父母也不知道房价会涨得这么快。”她没有想到,这笔投资会在若干年后发挥重要作用,给了她一定程度的人身自由。大多数年轻的中国女性很难享受这种自由,在近期的经济腾飞中她们被落得越来越远了。
尚文承认,她和对方见面几个月后便结了婚,因为她当时刚过了28岁生日。“三十岁就成‘剩女’了,所以我结婚的压力很大。”在英国获得学士学位的尚文说,“我年龄越来越大,所以就感到了那种压力。这有点蠢,可也是现实。”自2007年以来,先是全国妇联将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称之为“剩女”,很多女性,包括像尚文那样在跨国企业工作、收入较高的女性,都深受影响。看上去,能够从房地产价格飙升中获益的女性寥002 剩女时代
寥无几,在中国,每十五名单身女性中仅有一人拥有房产,而每五名男性中就有一人拥有房产。
中国的父母倾向于给儿子而非女儿购房,不过尚文很走运,她的父母属于中产阶级,思想更为开明。两人确定关系没多久,男方就搬进了尚文的房子。然而夫妻感情迅速降温,尚文生下儿子之后,两人关系进一步恶化。“我丈夫一点儿家务也不做,最后的导火索,是他竟然对孩子不闻不问。”尚文说。2012年年底,他们离了婚。离婚前,丈夫已经变得十分暴躁,曾经把她父亲打得鼻青脸肿。
尚文的房子单独登记在自己名下,这对她有所帮助,她可以让前夫搬走,而法庭也支持这样的诉求。
全国妇联和国家统计局于2010年开展的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已婚中国女性种仅有13.2%拥有以自己名字登记的住房,而已婚男性的这个比例是51.7%。另外,零点调查于2012年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一线城市购房行为开展的一项调查表明,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房,但只有30%的婚房登记了女方姓名。
自1998年住房私有化改革之后,上述现象尤其对女性的财产和总体福利状况产生了深远影响。继之而来的房地产爆发式增长给家庭财产带来指数级的回报。住房因为房产热潮而获得巨额回报。以尚文在北京的房子为例,她2004年以95万元购入的房屋,升值超过500%,目前市值远高于500万元。
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住性房地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据汇丰银行估计,截至2014年年底,居住性房产价值超过209万亿元人民币,是当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63.6万亿元)的3.3倍。即便如此,女性往往将其全部资产转至丈夫或男友名下用于购房,而购买的房屋通常仅登记男方姓名。个中原因十分复杂,包括各种根深蒂固的习俗和偏见,比如房屋所有权人必须是男方,男人必须拥有住房才能娶到老婆,以及父母和家族长辈重男轻女,觉得女儿无需拥有财产,而只给儿子或侄子购买住房。
女性面临的巨大的结婚压力已经造成了破坏性的经济后果,很多女性因为害怕结不成婚而被迫接受了与男友或丈夫之间并不平等的财务安排。
在市场改革时代,这样的态势导致了男女之间新型的财富差距。2011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中对已婚女性财产权利设置的阻碍,男女之间骤然拉大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多的关于家庭暴力的报道,以及媒体将年近三十、受过教育的单身女性斥之为“剩女”的大合唱,证据历历在目。004 剩女时代 不过,尽管女权活动人士面临种种困难,年轻女性正在越 来越意识到保护财产权利的重要性。例如,2013 年 1 月,一名 女性提起据认为是国内第一例的性别歧视诉讼,她起诉一家培 训公司以身为女性为由拒绝其求职申请。培训公司告诉她,公 司需要的是男性,因为“工作内容包括更换饮水机水桶等体力 活儿”。更重要的是,中国在 2014 年起草第一个《反家庭暴力 法(草案)》,并有望在次年获得通过。
尚文离婚后,父母帮她照顾儿子。她的工作相当不错,所 居住的房子比当初更为值钱,从经济上来说,她事业顺利,经 济有保障,住的房子有显著升值。她是幸运儿。
对那些仍旧单身,并正在考虑结婚的中国女性,我有两条建议:
1.如果你决定结婚买房,确保在房产证上写上自己的名字。千万别主动放弃你一生中最贵重的财产的所有权。
2.千万别为结婚而结婚。很多条道路都可以通往幸福的人生,如果你维持单身状态,又有志趣相投的朋友支持你,你也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自我价值。


序 言
李芳终于嫁出去了,这让她长舒一口气。她大学毕业,曾在北京做过人力资源经理。她的父母一直担心,独生女儿年龄越来越大,会不会嫁不出去了。李芳也担心自己会过了“最佳生育年龄”,有可能一辈子生不了孩子。她26岁。
刚一结婚,李芳就丢了工作,因为她所在的公司不愿意批准两星期的带薪婚假。她和丈夫没有银行联名账户,她也不知道他的账户上有多少钱。不过,即便待业在家,李芳也没打算与自己的新婚丈夫谈论经济问题,因为她担心这个话题会“伤害他的感情”。因此,她的做法是宁愿取出自己的积蓄用于吃穿住行,也不会开口让丈夫更多地共担用度。她还觉得,自己无权对婚房的所有权提出异议,即使房产证上只写着她丈夫一个人的名字。
“我没有权利剥夺别人的家产。”李芳说。因此,婚姻没有给李芳带来任何资产、财物或收入的共有权,尽管她纯粹因为结婚而丢了工作。那么,李芳何以觉得自己堪称幸运呢?好吧,因为她免遭了这样的下场——她的好朋友31岁,是一家跨国公司的总经理,拿着高薪,不过至今单身,因而被人贴上“剩女”的标签。
“好几位男士追求过她,但她都看不上,因为她把标准定得太高。如果再这样下去,她一辈子也找不到老公。”李芳说。
这样的情形肯定不对劲。
在中国,“剩女”这个带有歧视性的用语被广泛用于描述年近三十甚至更大、但仍旧单身的城市职业女性。诸多城市女性如果年近三十还没有结婚,都会像李芳那样表现出对于成为“剩女”的担忧之情。于是,很多人匆忙结婚——通常在初次见面几个月之内,就是为了避免被人称作“剩女”。结婚的压力来自父母、亲戚、朋友和同事。不过,放大这一压力的却是中国的媒体和政府举办的各种相亲活动。
全国性的妇女组织“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甚至助长了“剩女”这个词语的流行。成立全国妇联的目的在于“捍卫妇女权益”。最终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主义革命,和1911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都把妇女解放当作首要目标。然而,在向二十八九岁的城市知识女性施压,要她们放下事业心、尽快结婚生子的宣传运动中,全国妇联一直冲锋在前。
据新华社2007年报道,全国妇联将“剩女”定义为27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同年,教育部将此列为词条。此后,各媒体便通过文章报道、调查研究、卡通漫画和社论述评等形式犹如推波助澜一般对单身女性大加贬斥,声称“嫁不出去”的知识女性数量日增,俨然成了一种“危机”。
某些新闻标题颇具煽动意味,如《克服四大情感障碍——“剩女”也能脱单》《简单八招逃脱“剩女”陷阱》,以及全国妇联网站在201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之后发布的专栏文章《有多少“剩女”真的值得我们同情?》,文中写道:
长相靓丽的女孩子不需要太高的学历照样可以嫁入豪门,但相貌平平的女孩子则很难,所以,这样的女孩子就希望能够通过提高学历来增强自己的竞争力。悲哀的是,她们不知道女人是越老越不值钱,等拿到硕士、博士毕业证的时候,不料自己已经人老珠黄。
如此赤裸的羞辱性言论,其传达的性别歧视信息对其他地区与中国妇女面临同样问题的诸多女性而言并不陌生。
本书认为,在后社会主义时代,尤其是改革方兴未艾的近十几年,媒体主导的“剩女”宣传运动正是性别不平等现象大规模重现的一部分。我将聚焦于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城市知识女性。不过,我的推特账号时常收到来自印度、巴基斯坦、俄罗斯、土耳其、新加坡、尼日利亚、肯尼亚和菲律宾的女性的信息,她们说自己同样会面临巨大的结婚压力和单身的恶名。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如美国和英国的女性在财产方面遭遇的性别不平等现象,正在当今中国女性的身上发生。我希望本书是写给普天下读者的。
中国作为全世界头号人口大国,推进的“社会工程”却日渐不利于女性,因而加剧了性别歧视现象。
中文里的“剩”主要指应当扔掉的剩菜剩饭。用于指称女性时,该词语增强了中国大众传媒所掀起的这场宣传运动的情感共鸣。这场诋毁单身女性的宣传浪潮极具讽刺意味,独生子女政策下的重男轻女,和大行其道的女胎引产已经造成严重的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男性大量过剩,连国务院都称之为“威胁到社会稳定”。据《人民日报》报道,数百万无法娶妻成家的男性更可能参与“暴力、偷盗和聚众斗殴”。本书写作过程中,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在30岁以下的人口中,男性比女性多出两千万人。
有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女性人口偏少理应使她们在婚恋市场中占据上风。然而,中国社会的男权法则依然根深蒂固。受过教育的城市女性一旦对此类歧视性法则表现出排斥,立马就会受到媒体连篇累牍的猛烈炮轰,规劝她们最好不要过多专注事业,免得终身嫁不出去。
尽管有女性会为了金钱而结婚嫁人,但我很少找到证据证明城市女性整体利用女少男多的状况谋利。相反,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历史上可能算是最大规模的居民不动产财富积累过程中,中国女性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外。而根据汇丰银行公布的数据,这一轮财产积累的总值约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3倍,在2013年年底超过了30万亿美元。很多女性被排除在爆炸性的房地产增值之外,因为价值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城镇房屋往往只登记在男人的名下。父母往往给儿子,而非女儿购买房屋。为了购房,女性更是将自己的资财悉数交给丈夫或男友,而所购房产仅写着男人的名字。
很多学者将收入视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首要指标,但我认为,在分析中国存在的经济不平等现象时,更应该着眼于作为财产形式的居民住房。中国的消费者鲜有投资渠道,大多数人只好投资于房产,它因此成为最具价值的家庭财产,远比工资收入高。实际上,我对房产和性别产生兴趣,正是肇始于想要弄清楚中国城市消费者何以如此醉心于买房,尽管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城市,安家的费用已经位居世界最昂贵之列。
然而,采访越多,我越感到迷惑,究竟有多少年轻聪慧、受过大学教育的城市职业女性心甘情愿地放弃价值不菲的财产,将用自己前半生的积蓄共同购买的房屋财产拱手交给丈夫或者男朋友。为什么有那么多受过教育、年近三十的女性做出有违自身经济利益的举动?我迷惑了好一阵子,直到我向自己的受访对象明确提出“剩女”这个问题。随即我才发现,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很多年轻女性却由衷地相信由政府和媒体推波助澜的这一毁灭性神话。这些女性因为担心嫁不出去,在个人和经济方面做出了大幅让步。
在某种意义上,“剩女”并不存在。这是政府为实现人口统计目的,即为促进结婚率、计划生育率并维持社会稳定而虚构出来的一个群体。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只是近年间的信号之一,不同于主流新闻机构的各种宣示,中国女性一直感受到的,是在权利财产方面相较于男性的大幅退步。正是在这一更广大的层面上,广大女性才成为“剩女”,才让步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跨越发展的目标。
情况并不一贯如此。尽管遭遇诸多挫折,新中国在成立初期就把破除传统的男女不平等观念确定为重要的革命目标。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宣布“妇女能顶半边天”。革命成功的数年内,社会上公开宣布实现性别平等,并广泛采取通过计划经济体制向城市女性分配工作等措施,致力于促进女性就业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然而,女性在过往历史阶段所获得的种种利益,在后社会主义改革时代已经遭到破坏。
飙升的房价、传统性别规范的卷土重来、在已婚女性财产权利方面的法制倒退、女性就业率的日益降低,以及媒体为“剩女”宣传造势等一系列因素,共同导致中国女性在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方面相较于男性呈下降趋势。这样的女性多达六亿五千万,相当于世界女性人口的五分之一。
本书是我在清华大学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期间进行的为期两年半的调查研究项目。2010年11月,我针对北京的几家房产机构进行民族志研究,并首次关注买房成家过程中传统的性别规范。2011年8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婚姻法》的最新司法解释。1950年颁布的《婚姻法》赋予女性包括财产、离婚和自由选择婚姻在内的诸项权利。此后针对该法律的历次修改也一直强调婚姻共同财产这一概念。然而,最高法院在2011年做出的最新司法解释专门规定,除非提出诉讼,婚内房产原则上属于房屋产权所有人。在当今中国,这个人通常是男性。根据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和凤凰网在2012年开展的一项针对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的中国顶级房产市场买卖行为的调查,尽管超过70%的女性出资购买婚内房产,但仅有30%的婚内房产证书写有女方的名字。以上数据已经能够揭示男性和女性在房屋所有权上的惊人悬殊,不过我本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将仅为男性所有的房产一并考虑进去,这种性别不平等的状况则更显严峻。2011年版《婚姻法》司法解释的力挺者认为,女性有权为婚内购房所支付的份额获得补偿,但女性大多未能保留自己出资购房的收据。一旦遭遇离婚,全职妈妈们将更难获得经济保障。
婚姻法最新解释给城市男女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我对此深感好奇。我在解释公布后就申请了新浪微博账号,并发动大家参与我的研究项目,探索性别规范如何影响房产购买。我就参与者的身份、购房愿望和购房款出资方式等问题草拟好调查问卷,并发送给每一个感兴趣的人。我承诺不透露网络调查参与者的姓名。注册账号几天之内,全国超过950名男女公开关注我的账号,我还收到150条左右的私信。我向100个人提出后续问题,他们均表示愿意进一步参与网络调查。我的最终调查一共有283个样本(151名女性,132名男性),来自北京、上海、西安、广州、深圳、厦门、成都、重庆、大连、福州、杭州、苏州、昆明、南京、沈阳、天津、武汉、温州、呼和浩特等全国各地。
除了通过微博开展调查,我还针对60人(36名女性,24名男性)进行了正式而深入的访谈,其中北京39人、上海18人、西安3人,有些人访谈数次。我之所以选择北京和上海,是因为它们作为一线城市,拥有最贵的房价。我在西安访谈过三个人,则是为了了解在房价相对较低的二线城市,性别对购房的影响会不会有所不同。接受我正式访谈的受访者大都有大学及以上教育程度,收入状况普遍在平均收入水平之上(因而可被视作“中产阶级”),年龄介于二十五六至三十出头——这是谈婚论嫁和城市首次购房的黄金年龄。
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城市化过程,随着人们从农村涌进城市,全国人口的构成已出现由农业人口占多数到城镇人口占多数的历史性转变。我的正式访谈对象一半来自独生子女家庭,仍有一半有兄弟姐妹,他们由计划生育政策较宽松的地方来到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我同时访问来自多子女家庭和独生子女家庭的人,意在掌握父母对于儿子和女儿的区别对待情况。人口统计学家汪锋及其同事的研究表明,中国有接近三分之二的人口不受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而城镇家庭也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如缴纳罚款)规避这样的限制。我对媒体在网络上发布的有关购买房屋和“剩女”现象的新闻报道、社论述评和各类图表进行过分析。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我还在北京对数百位男性和女性就性别和购房这一话题开展过随机交谈。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的微博账号仍在不停地收到来自数千网民对于“剩女”、购房和性别不平等这一话题所发表的看法。
我的父亲傅因彻(John Fincher)和母亲洪越碧(Beverly Hong-Fincher)都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学者,作为女儿,我经常随他们到访中国,想要研究中国的想法多少受此启发。1971年,三岁的我随母亲第一次来到北京。此前不久,亨利•基辛格与周恩来总理举行秘密会晤,并为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在1972年的历史性访问铺平道路——此举使断交多年的中美关系最终得以重建。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我时常在暑假造访北京。从20世纪90年代至2003年,我先后供职于多家美国新闻机构,担任驻华记者。
在东亚其他更为富裕的地区,如日本、新加坡、韩国和台湾、香港地区,女性越来越晚婚。我写作本书时,已有研究表明中国大陆的结婚年龄几乎不超过35岁。不过,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尤其在北京和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可能正在发生变化。
以26岁的张玉为例,她毕业于长沙一所大学,2013年为逃避家人来到上海开创自己的事业。被父母催婚多年之后,张玉终于忍无可忍。“我干脆决定,既不结婚也不生孩子。”她对我说。
在这个知识女性常被家人、朋友和媒体唠叨,不赶快结婚就会遭人唾弃的国度,张玉不结婚的誓言显得特立独行。然而,如果女性的权利不能得到改善,可能会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像张玉那样拒绝婚姻。
大学毕业之后,张玉为了省钱,一直与父母同住,一度对父母关于自己可能成为“剩女”的担忧摇摆不定。可在阅读到女权主义网站刊登的文章之后,她逐渐认识到,目前流行的这个词语不过是想把女性拽回到家庭。于是她大胆辞职,舍弃温暖的家庭来到上海,与另外九个人同住一室。目前,她很喜欢自己新交到的朋友,以及那种自由的感觉。“男人还在用旧思路考虑问题,但女人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现在感觉很轻松。”张玉刚刚找到一份销售工作,面对我的采访她如此说道。
北京的一个年轻女孩得到跟张玉一样的结论。“婚姻制度基本上有利于男性,女人受到伤害的时候,这样的制度根本无法保证我们的权利,”她对我说,“单身才是最理智的选择。”
女性的日子总体正过得越来越好吗?《剩女时代》将会揭穿这个广为流传的神话。一本小书当然不可能讲述中国性别不平等的方方面面,我也不会着眼于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农村女性和进城务工女性。本书主要聚焦于媒体在2007年大力宣传“剩女”问题所产生的后果,以及由房产市场火爆而形成的、堪称前无古人的男女财富不平等现象。与单身职业女性可悲而孤独的定式思维不同,我将向大家展示迥然不同的现实状况:正是由于年轻女孩过早步入婚姻殿堂,最终导致麻烦不断。
第一章探究在广泛的社会矛盾中,中国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与政府维护社会稳定的意图有关。本章指出,媒体大力鼓吹“剩女”问题,是为了配合国家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而向受过教育的“高素质”女性施压,督促她们尽快结婚生子。
第二章讨论年轻女性为躲避“剩女”压力而结婚,这使她们在婚姻生活中做出过多让步,因为她们担心自己离了婚便不能再嫁人。这样的担心导致一种现象:中国女性被排除在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房产财富积累过程之外。
第三章分析大家庭之内的性别不平等现象,并厘清众多父母何以歧视自己的女儿,仅给儿子购买昂贵的住房。本章还探寻正在崛起的新兴中产阶级消费者热衷于购买住房的各种动机,以及购房狂潮与政府的置业限制共同作用,从而形成前所未有的男女财富的巨大差异。
第四章梳理后社会主义时代女性财产权利遭到破坏的历史脉络。本章将当今时代女性微弱的财产权利,与一千多年前的北宋精英女性进行对照。历史学家柏清韵(Bettine Birge)的研究成果表明,宋朝女性享有的财产权利超过任何历史时期。本章评述了民国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并对比了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妇女的实际生活状况。
第五章描述妇女财产权缺失与家暴肆虐的关联。中国不是唯一存在家暴问题的国家,但法律保障的缺失及警察维护社会稳定的角色,意味着受虐妇女在向他人求助的同时往往会面临更大的危险和进一步的报复。
第六章描述女权运动举步维艰的状况。本章同时揭示,尽管面临种种压制,女性总会寻找各种途径,与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展开斗争。
因自身权利遭受破坏和践踏而引发长期的政治运动,中国女性会走到这一天吗?也许现在还难见分晓。革命女志士秋瑾在1907年写道:“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数年以后,为争取更多自由而奋斗的中华儿女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如果以史为鉴,我们若是对日益加剧的性别不平等现象视而不见,实属把自己置于险地。

文摘
婚姻、社会稳定与提高“人口素质”
尽管媒体已经大力鼓吹“剩女”问题,让大家觉得她们就会一辈子单身,但实际上中国面临的问题是适婚年龄的女性不足。性别比例失衡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危机,即数千万男性将成为“剩男”,无法找到结婚对象。通常而言,出生人口男女性别比应该维持在105比100左右。然而,据新华社报道,诸多因素——比如独生子女政策、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运用科技判断胎儿性别,以及随之而来的选择性流产——导致全国的性别比例失衡日渐严重,2008年男女出生比例已达到121比100左右的顶峰水平,到2012年略降至117.7比100,但截至本书写作时,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现象仍然高居全世界参与研究国家的前列。(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统计数据显示,其他国家也因为性别选择而导致男女出生比例失衡,如印度是110比100、巴基斯坦是109比100、阿塞拜疆是116比100、亚美尼亚是114比100、阿尔巴尼亚是111比100、越南是111比100。)
数百万男性找不到结婚对象不仅是将来要面对的问题,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表明,适婚年龄人群已经开始面临这一首要难题。2012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了这一巨大的潜在人口风险:
男女比例失衡影响我国人口发展。作为直接的生育者,女性“赤字”必然导致出生率水平下降,进一步减少人口总量和适龄劳动人口规模,并加速人口老龄化进程……长远看,“盈余”男性没有配偶和子嗣,给未来自身养老及其父母养老带来问题……当婚而不能婚的男性数量的不断积累,大大增加了社会不稳定和不安定的风险。报告显示,部分被调查村落的大龄未婚男性,在过去三年中参与了破坏社会治安的活动,发生比例从高到低依次为聚众赌博、聚众闹事、合伙偷窃和聚众斗殴。
聚焦于数百万“剩男”的报道和研究大量涌现。这类人被称为“光棍”,大多生活贫困、读书不多,且家居农村。马语琴(Mara Hvistendahl)在《非自然选择》一书中对全球性别比失衡现象进行了描述,中国的一些偏远村庄几乎清一色男性,男女比例高达3比2。不过,媒体并没有责怪这些男性的单身状态。婚恋网站世纪佳缘在2013年针对29岁至39岁的男性集中进行了一次有关“剩男”的调查。该调查一方面发现,“剩男”普遍比“剩女”的教育程度更低、生活状态更贫困,但与单身知识女性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知识男性普遍不急于成婚:“尽管狼多肉少……但大多数30岁以上单身男性仍然觉得自己处于黄金时期,丝毫体会不到(结婚的)压力。”此处的“狼”喻指男性,而“肉”指的是女性。
有一句俗语“男人三十一朵花,女人三十黄泥巴”,把单身男性和单身女性的双重标准表现得淋漓尽致。尽管存在性别比失衡现象,但中国的男性依然占据着优势地位。因此,媒体掀起一场宣传运动,抓住单身女性天然导致社会不安定这一点向其施压,以求其与现存的数百万“剩男”进行婚配,其中的逻辑显而易见。
不安分的单身男性被视作对社会稳定的一种威胁。而单身女性也威胁到伦理结构,因为她们作为自由的个体,既没能担当起延续子嗣的责任,也没能驯服一个不安分的男人,这总显得有些不合自然规律。在政府看来,已婚夫妇更不易惹是生非。翻开任何一本出版物你都会知道,婚姻和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而“和谐家庭是和谐社会的基础”。“和谐社会”一词引申出对理想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阐释,其中首推社会稳定和社会秩序。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的夸张事例,发生在2008年四川那场摧枯拉朽的地震之后。这次地震导致87 000人死亡或失踪,另有约40万人受伤。布鲁克•拉默尔(Brook Larmer)在《纽约时报》报道了政府工作人员在几被夷为平地的北川动员鳏夫和寡妇相互结合的事情:“社会如何重建?在中国有一种办法,那就是撮合悲痛中的男女组建临时家庭,以维持社会和经济稳定。”据《纽约时报》报道,正是由于结婚动员,地震之后不到八个月,就有614名幸存者登记再婚,而很多人正是出于“爱国责任”结婚。典型的一起鼓励结婚的事例发生在2013年6月,武汉提出一项议案,拟对单身妈妈进行罚款处理。对未婚生子的女性的罚款额度约为82 000元,相当于武汉年平均工资的四倍,不过此议案据说在武汉遭到反对之后即搁置。
中国媒体掀起的“剩女”宣传运动,是为维护社会稳定而做出全方位努力的措施之一。已有的新闻报道在将“剩女”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同时,配以大量的漫画和图片,这些图像的内容大多千差万别,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教育程度高、事业有成、高高在上(影射中国男性数量过剩)的女性盲目追求事业目标,而将男人拒之门外。有些配图还出现了父母的形象,这些老人带着失望的神情看着自己嫁不出去的女儿。媒体无一例外将“剩女”形象描绘成“高学历”,这说明了过去十多年中城市女性在受教育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据国家统计局和全国妇联第三次妇女社会地位调查表明,2010年,中国城市女性受过大学及以上教育的比例约为26%,比十年前增加13个百分点。该调查显示,很多女性在大学时的学业表现超过男性,62%有大学学历女性表示自己“学业优异”,而此类男性只占53%。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目前的女性本科生和硕士生人数已经超过男性。为进入全球各商学院而参加管理科学研究生入学考试(即GMAT)的中国女性也已创下历史记录(尽管有女性向我表示,她们急于离开中国,恰是因为自己在国内面临较为严重的性别歧视)。
然而,媒体对“剩女”的描述,将城市女性取得的巨大成就视为笑柄。受过教育的女性被一次次描绘成过于聪明和咄咄逼人,因而找不着丈夫的漫画形象。有一幅广为人知的漫画,画着一位女性,生日蛋糕上插着数字“27”的蜡烛,蜡烛正在燃烧融化。那位女性——戴着的宽边眼镜显示她受过良好的教育——面部扭曲地站在“27”这个数字后边,她的身上结着蜘蛛网,四周是凌乱飞舞的钢笔和笔记本。窗外的屋顶上积着厚厚的白雪,烟囱里冒出的烟雾形成一个“囧”字,同样形似一张苦瓜脸。这位女性活像是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远大前程》里那位著名的老处女哈维辛小姐的年轻版,她头顶上方的文字是:“我甚至觉得自己还没长大,可一不小心就成了‘剩女’。”
一幅主题略有变化的漫画描绘了一名女性,她穿着学士服、戴着学士帽,手里攥着大学毕业证书,战战兢兢地站在覆盖着白雪的塔顶,四周的雪花漫天飞舞。惊恐或寒冷使她瞪着眼,塔上的说明文字是“都市‘剩女’寻找婚姻伴侣”。这位抵御着严寒的女性运气不佳,因为塔下的两位男士对她不理不睬。与那位女性周围的冰天雪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两位男性站立的地方根本没有风雪,他们穿着棉衣、围着围巾、戴着帽子和手套,显得暖和而惬意。“学历太高。”一个人说道。“事业太成功。”另一个人说道。
另一幅漫画也广为流传,一位年轻女性带着宽边眼镜(显示她受过高等教育),从城堡的护墙往外窥视。她的头顶飘着一行字:“为什么我的白马王子还不到来?如果这样等下去,我这个白雪公主都要变成老巫婆了!”她脚下的塔身蚀刻着三个词:“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画面底部是攒动的模糊人头,代表着中国数以百万计的“剩男”。另一幅漫画的主题与之类似,三名女性站在高台上,对聚集在脚下的男人视而不见。两位女性手执望远镜看着远方,第三位女性手搭额头,凝视着头顶的天空,显然是在寻找如意郎君,却对脚下的人群视若无睹。几位女性站立的平台上搭着三块木板,依然写着“高学历、高职位、高收入”。
一幅主题迥异的漫画里画着一位女性,她穿着婚纱,头上的学士帽显示她受过大学教育,上方的红双喜象征着婚姻。然而,她身边站着的不是新郎官,她挽着的是衣架上挂着的一件空空如也的男士西服,地上搁着一双鞋子:她想结婚,却找不到新郎。另一幅漫画稍加改动,穿着婚纱、戴着学士帽和宽边眼镜的女性正汗流满面地一路狂奔,婚纱下面是松垮的牛仔裤和拖鞋——她正在追逐披翅挽弓的爱神丘比特。整幅画面环绕着心形玫瑰花瓣。在一幅同一主题的照片式漫画中,女主人公的边上是一位男性的背影,她正挽着背影直视镜头。背影的头和身体幻化成一个大大的问号,照片上方的文字写着:“‘剩女’——坚持还是让步?”也就是说,已到“剩女”年龄的女性要么坚持不懈地等待着完美男性,要么做出明智的让步,跟一个虽不完美却真实的男性结婚成家。
有些漫画拿“剩女”和“圣女”这两个同音词大玩文字游戏。一幅广为流行的漫画上,女性戴着一顶写着“圣女”的皇冠,意即该女性还是处女之身,未曾有过男人。除了皇冠,她还披着绶带,上面写着“齐天大圣”——35岁及以上级别的“剩女”,在官方分类中位列最末。这位女性旁边的地上插着她用过的刀剑——鲜血淋漓、刃口翻卷。鲜血从一把宝剑上滴落三级台阶,直至她座位底下的平台。平台上堆着血淋淋的男性尸体、一朵玫瑰花和一块丢弃的标牌——上面写着“爱情”。每一级台阶都刻着“剩女”的级别:31岁至35岁的“斗战剩佛”、28岁至30岁的“必剩客”,和最底下那一级25岁至27岁的“剩斗士”。它预示着这位女性经历了血腥的斗争才到达成功的巅峰,却要在无性的状态下孤独一生。另一幅画更简单,一架穿着女士服装的骷髅正坐在公园的长凳上,身上结满了蜘蛛网,其上的文字写着“还在等待如意郎君”。
为维护社会稳定而鼓励结婚只是媒体大力宣传“剩女”的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与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有关。200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以解决“空前人口压力”,全国妇联网站紧随其后贴出了有关“剩女”的第一篇文章,我认为这绝非巧合。国务院将性别比失衡列为人口压力之一,因为它“影响社会稳定”。该《决定》同时认为,“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难以适应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的要求”。国务院把“提高人口素质”作为主要目标之一,指定全国妇联作为主要实施单位,与其他部门如宣传、公安和民政一道推行计划生育政策。将培养高素质公民作为发展目标的理念,在中国并不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具有争议性。诸多学者分析过人口素质在中国国策中的重要性。人类学家朱爱岚(Ellen Judd)在其著作《处于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中国妇女运动》中,描述了“素质”一词在全国妇联以及政府所倡导的旨在提升妇女受教育程度和发展水平的其他活动中所具有的特殊意义。同时,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目的不只是控制人口数量,还包括提高人口素质。文化研究专家艾华(Harriet Evans)教授指出,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之前称作《中华人民共和国优生保健法(草案)》。艾华写道,“只在‘精神疾病或传染性疾病’等例外情况下,妇女‘暂缓结婚’和终止妊娠的行为才被视为合法——实际上,《优生保健法(草案)》对此持完全支持态度。”
人口学家葛苏珊和埃德温•温克勒(Edwin W. Winckler)指出,中国近年已改变强行引产(尽管至今仍时有发生)等冒犯性和强制性计生手段,转而通过宣传教育影响公众意识,其目的在于造就“新自由主体”,即以国家利益优先为前提实现自我控制。葛苏珊则在其著作《培养全球公民:中国崛起中的人口》里如此描述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
优生优育融入了基因工程,但又远不止如此。它反映了这样一种观点,即人的素质受基因、环境和教育等一系列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大多可以实现后天控制,因此能够根据国家的需要对人的潜能加以塑造。
要提高人口素质,还有什么方法比规劝受过良好教育的“高素质”女性为国家利益而结婚生子更好呢?城市高学历女性正是政府希望其结婚生育的人群,因为她们可以生下具有“优良”基因的孩子,还能够尽力给这些孩子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
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女性不光在事业上取得成就,还自然而然地希望推迟结婚年龄。近年间,中国大陆女性和男性首婚平均年龄均有小幅提高:2010年人口普查结果表明,女性首婚年龄约为25岁,男性约为27岁,而2000年时分别为23岁和25岁。但在周边国家如日本、新加坡、韩国,结婚年龄均比中国高得多,完全不结婚的知识女性数量日渐增加。如果中国女性步其后尘拒绝结婚,将会给中国政府的计划生育目标带来致命打击。
2008年以来,南京、宁波等地方的计划生育委员会已经采取措施,对维持单身状态的女性人数日渐上升这一现象带来的“危机”加以“干预”。《金陵晚报》刊登过一篇题为《南京“城市剩女”现象日渐加剧——人口计生委计划实施干预》的文章。一些地方妇联组织,如浙江省平湖市妇联在2012年3月为高学历、高素质女性安排相亲活动,以使广大“‘剩女’尽快找到美满姻缘”。2011年以来,上海市各有关单位,如上海市妇联、上海市民政局,以及政府下属的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已多次为具有一定教育水平的单身男女举办婚介活动。据新华社报道,2012年和2013年有近四万名青年男女报名参加活动,其中80%以上参加者具有本科或以上学历。
新华社的报道标题《今年万人相亲会三成女生是90后——报名截止本周末》颇有广告意味。新华社报道,2013年参加上海相亲会最年轻的女性刚21岁。多家媒体转发了她的话:“明年我就要达到‘晚婚’年限,所以为了不像上一代人那样成为‘剩女’,我最好提前参加这一次相亲会。”新闻报道中均未提及这位21岁女性相亲者的姓名,她的这番话完全有可能是出于宣传目的而人为杜撰。上述相亲会非常受欢迎,所以上海决定自2013年下半年起,每年举行两次大规模相亲会。上海婚姻介绍机构管理协会也开始制定计划,每个月为城市居民举办一次深度交友性质的小型相亲会,每次人数局限在300人。同时,政府举办的大规模相亲会也正扩展至其他大城市如杭州等。据新华社报道,杭州市在2013年11月举办的一场相亲会吸引了五万人参加(包括单身青年男女的父母在内)。政府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另一个举措,则是媒体经常刊登有关婴儿出生缺陷的报道,并大多将责任归咎为“高龄头胎产妇”。人民日报网站在2013年9月刊登过一则报道,题为《数据显示:北京每年有四千余名缺陷儿童降生,近年数量有所上升》。文章开篇即是一句警示:“随着高龄产妇比例逐年上升以及其他种种社会因素,数据显示,北京的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近年来有所上升。”
2012年9月,新华社援引卫生部数据刊发过一条相关报道,说中国每年的新生儿出生缺陷超过90万例。这则报道引述多位不具名专家的言论,认为新生儿出生缺陷发生率上升与2003年取消强制性婚前检查,和越来越多的高龄头胎产妇存在关联。科学研究表明,尤其在严重依赖煤炭进行火力发电的地区,新生儿出生缺陷与严重环境污染紧密相关,但媒体的报道很少或几乎从不提及此事。任爱国、邱兴华、靳蕾等几位科学家及其同事于2011年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过一份研究报告,公布中国的煤炭业中心地区山西省的新生儿神经管缺陷已达警示性高危比例。该研究表明,缺陷儿胎盘中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如多环芳香烃的含量高得异乎寻常,而这些都是煤炭和其他石化类燃料在燃烧时进入大气的物质。
然而,媒体报道对环境的异常恶化只字不提,却将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原因有效归结为女性延迟婚育年龄,或未能执行婚前医学检查。葛苏珊在《培养全球公民》中对有关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官方报道进行了分析:
据媒体报道,出生缺陷的增加不仅给家庭和社会带来巨大负担,而且阻碍了优生优育和进一步提升人力资本这一计划。正如一位高级官员所说,这种趋势“直接影响中国的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以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一战略远景的实现”。通过“基因工程”的各种措施提前预防出生缺陷,如改善针对妇女的健康服务,全面推行产前基因筛查、咨询和诊疗服务,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然而,媒体对环境污染的负面影响轻描淡写,却大肆宣扬趁年轻赶紧结婚生育,并倡导婚前健康检查以预防新生儿出生缺陷的发生,使得二十几岁并希望生育的中国女性大为恐慌。
多位中国女性给我的微博账号发来信息,表达自己年方二十就要面临生育压力的忐忑心情。来自浙江省绍兴市的一名女性告诉我:“政府和媒体一个劲地散布一种观念,三十岁以上女人生的孩子就是不行……孕妇因此忧心忡忡、焦虑不安。”来自武汉的一名女性则这样写道:“爸爸说,我三十岁以后就别想再生孩子了。”她的文字后边,是一连串愤怒的大红脸表情。
我在北京和上海访谈过的多名女性表示,她们在接受例行体检时都听过医生的告诫(也有人是听医学教授说过),如果等到28岁或者30岁再生孩子,她们就可能面临新生儿出生缺陷的风险。她们不仅害怕“剩女”这个标签,还要担心自己因为年近三十没有结婚而错过“最佳生育年龄”。
性别平等日渐式微,媒体大力宣传“剩女”问题看上去正是针对女性在过去数年所取得进步的抵制方式之一。20世纪80年代晚期以来所进行的后社会主义改革,使女性大规模地获得教育机会,中国年轻的城市女性进入受教育程度最高的历史时期。过去十年,很多专家将城市女性不断增加的受教育机会归因于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城市女性普遍获权”,这意味着城市女性普遍无需再与同胞兄弟争夺父母的教育投资。不过在我看来,后社会主义时代女性普遍获权的观点已经证明过于乐观。
如果说结婚的巨大压力不足以让妇女在追求高等教育面前望而却步,教育部在高考某些专业的录取过程中采取的则是倾向于男性的性别配额制。以2012年为例,据《纽约时报》记者狄雨霏(Didi Kirsten Tatlow)报道,中国政法大学要求女性达到632分才能修读科学类课程,而男性只需588分。该校一位官员告诉《纽约时报》记者,犯罪学课程对女性提出更高要求合情合理:“犯罪学专业的女生录取率不能超过15%,这是出于职业性质的考虑。”有数据显示女生录取人数和考试成绩优于男生后,教育部采取了针对女生提高门槛的做法。《21世纪经济报道》曾经报道,2004年,女生占攻读硕士学位总人数的44.1%,到2010年已上升至50.3%。女性进入大学,并具备足够智力闯过男女有别的录取配额关,取得硕士学位,毕业时大概25岁。按照新华社的分类,25岁至27岁的女性被划分到第一级即“剩斗士”,“还有勇气为寻找伴侣而继续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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