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与牡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战略.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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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梅花与牡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战略》“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国家战略下提出的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的重大战略构想,这既是一条通商互信之路、经济合作之路,也是一条文化融合之路、文明对话之路。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战略研究是当前非常重要的课题。
本书由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中国传媒大学文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金巍等发起,各章节作者主要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经济学家、文化学者和政府官员,来自中国人民银行、文化部、中国传媒大学、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北京市社科院等单位。
全书以“一带一路”战略为背景,以“梅花精神、牡丹时代”为理念,从国际政治、经济、文化交流、文化贸易、企业与组织等多元角度,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与文化战略问题进行了解读。全书结构严谨、角度多元、聚焦文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为国际战略、国际经济和文化研究群体和广大读者提供了一个富有价值的参考。

编辑推荐
《梅花与牡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战略》本书在“一带一路”这一宏大的国际经济战略背景下,敏锐地捕捉到了中华文化的角色和国家文化战略这一关键议题。将中国文化、贸易、经济一体化和“一带一路”战略相融合,提出了许多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措施和建议。

作者简介
金巍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梅花与牡丹文化创意基金会理事兼常务副秘书长,中国文化金融50人论坛秘书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媒体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方向为:创新经济理论、文化经济学、文化金融与投融资、文化产业园区规划等。出版专著《创新的力量——美丽中国建设路径探析》(合著),主编《中国文化金融合作与创新》等。主持或参与省部级等研究课题及企业咨询规划项目数十项,多次参与各级政府产业政策及规划项目评审工作。

目录
序 一 梅花与牡丹:走向文化复兴的精神坐标

序 二 “一带一路”呼唤不忘“梅花精神”的“牡丹时代”

第一章 梅花与牡丹:“一带一路”的中国气质与中国文化身份表达

第二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战略的价值基础和文化表述

第三章 中国崛起与人类文明的多级化

第四章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特色海洋文化传播

第五章 地缘国际政治与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的“文化软实力”作用

第六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交流与展望

第七章 文化经济学视角下中国道路的内在动因与文化复兴

第八章 “一带一路”背景下文化贸易的意义与战略维度

第九章 “一带一路”跨文化交流背景下的企业角色与责任

后 记 只为永久绽放

序言
“一带一路”呼唤不忘“梅花精神”的“牡丹时代”
“一带一路”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重要国家战略。在这一战略中,不仅包含中国资本如何“走出去”、中国人民币如何“走出去”的现实问题,还包含中国如何“走出去”、中国应该以怎样的气质“走出去”的思考。“一带一路”为全球提供的不仅仅是流动性,也是一种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过程中,我们始终要明白一个道理:你是什么,你推销的就是什么;你推销什么,你就是什么。否则人家发现你是不一致的,那你的战略就失去了说服力。因此,我们首先需要搞清“我们是什么”这一问题。我们需要一个“符号化”的标志,让世界对中国有个清晰的认知。在“一带一路”战略所要经过的国家和地区,那里的政府、政治家、思想家和普通民众,他们或多或少对中国有所抵触和防备,包括对中国的制度,人民的品质、性格、禀赋等,都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对方很深入地了解我们。世界各国都知道日本人精神气质的象征是“菊与刀”,但却几乎都不太清楚中国人精神气质的象征是什么。在他们的既定印象中,代表中国的似乎只有传统形象。
但传统形象可能不适应我们当下的“一带一路”战略所蕴含的互利共赢的精神内涵。因此,一个合乎中国气质的形象将更有助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广。纵观中国的历史,代表了高洁和华贵的梅花与牡丹形象似乎更符合当下的中国气质。世界人口现有近70亿。据相关报告,2050年世界人口将达到90多亿。如果按宗教划分的话,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28.2亿穆斯林人口;29.4亿基督教徒;中华文明区有16亿人口,算是小众群体。如果考虑到八大文明区,划分还将更为精细。因此,文化符号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尤为重要。一定要对这个事情敏感,不能忽视。这将关系到众多文明的协调和冲突。如何让如此多样的、不同种类的文明保持和谐,互相包容,关键都在这里面。梅花与牡丹作为中华的文化符号既反映了我们对于汉唐那两个伟大时代的继承,也体现出我们对于这两个符号背后中国人文精神的认可。无论是在大禹治水的史前时代,还是被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史之乱所终结的大唐盛世,“梅花与牡丹精神”都没有消弭,它始终贯穿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之中。
梅花与牡丹也成为外界认识中国的另一种途径。当下,我们应该把“梅花与牡丹精神”引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也需要走向一个“牡丹时代”。这既符合中国的新常态,也适应“一带一路”的强大需求。在一个民族的复兴过程中,文化复兴很重要。我们常说的复兴都是欧洲的文艺复兴,它来源于希腊,而我们需要属于我们自己的文艺复兴。我觉得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可能要从盛唐历史去观察盛唐成功在哪儿,为什么成功,为什么今天依然有影响力,这都值得我们思考。当然,也要从盛唐的衰败中吸取教训,居安思危,永保清醒的头脑,争取长期的繁荣昌盛。
在“一带一路”的推进过程中不能忘却文化精神—我觉得不忘“梅花精神”的“牡丹时代”或许将是中国最好的未来。希望可以让更多的国家与地区,更多的人知道和了解我们中国的这种文化精神。
2015年4月于北京

后记
只为永久绽放

我参与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活动并与“梅花与牡丹”结缘源于2014年9月的莫干山会议(2014年中青年改革开放论坛)。当时,我作为嘉宾参加其中一个文化产业主题的子论坛,三天的余下时间喜欢参加一些经济、金融和战略类的活动。我的经济学学业背景减少了很多与经济金融界人士交流的障碍,使我能够和专家学者进行比较顺畅的沟通,收获良多。在莫干山会议上,我认识了不少经济金融界的青年才俊,其中包括时任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的黄剑辉先生(后来调任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他的另一个身份是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副秘书长。
回京后,和黄院长一直保持联系,网络上也有学术上的讨教。后经黄院长引荐,我荣幸地成为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及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一员。在其后的各种活动中,我对新供给经济学这个群体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交了很多朋友,包括后来参与到本书筹备、写作、编辑中的中航国际交流中心董事长柴森、天弘基金副总经理宁辰、阿拉丁控股集团副总裁赵宪刚、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特邀研究员李波、诺亚(中国)控股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官金海年、华夏时报国际评论部主任商灏等。
在所有的朋友中,姚余栋司长是很特别的一位,他不久前由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升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他是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核心成员,与副秘书长黄剑辉以及原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国家发展改革委规划司司长徐林等人同是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创始人。作为一个毕业于剑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他是典型的“海归”经济学家与金融学家,但是,他还是中国人民银行文联副主席,对文化有异乎寻常的敏感和兴趣。当我拿到他的著作《梅花与牡丹—中华文化模式》时,粗略一读,惊讶于其对文化剖析之犀利、逻辑之严谨、视角之广,尤其对他将“梅花与牡丹”作为文化模式分析的切入点非常叹服,后来见面我还笑称要写个书评,他说那你一定要写。但是深读此书之后才发现,其实写这本书的书评对我来说还是比较难以驾驭的,不提此事为好。
和“梅花与牡丹”的缘分当然不会就此终止,因为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标志就是以“梅花与牡丹”为元素设计的,每次活动都会见到它。而且和姚司长接触多了,对“梅花与牡丹”也就有了更多了解,他说那本书让自己四十几岁的人写白了头发。2015年4月底,我们一同受邀参加华夏时报总编辑水皮先生主持的“一带一路”文化研讨会,就“梅花与牡丹”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战略中的定位、内涵、传播等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各家观点也刊登在华夏时报上,这可能是本书孕育之始。
新供给经济学群体一直将经济学角度的文化研究作为其重要内容,主办的大型研究课题项目《中国2049战略》中也有文化类子课题,即《中国2049文化崛起战略研究及中长期发展规划》,这个课题正是由本书作者之一李波先生主持的。2015年,国家在“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实施上加快了脚步,3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当姚司长提出在现有的一些文章基础上由我来整合主编一本“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主题的图书时,我欣然受命。
此时我正在主编《中国文化金融合作与创新》一书,深感编一本好书大概比写一本专著更难。但好在那本书的编选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还积累了自己的想法和经验,时间虽不宽裕,我想总是差不多的事了,所幸一鼓作气也完成了这个工作。信任之下,虽籍籍无名但也有股决然勇气。
我和姚司长讨论后,决定以《梅花与牡丹:“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文化战略》命名这本书。虽然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姚司长就写了很多,而且新供给50人论坛中也有学者有这方面的文章发表,可以拿来就用,但是我对编辑这本书一开始就打定了“思想众筹”的主意。因为我想,现有的文章还不能完全构成文化战略主题的一个基本体系。文化战略至少应从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交流、文化产业、社会、宗教、组织等各个角度建立一个架构,需要组织不同研究领域的专家共同聚焦。这种设计需要磨合,在短时间内完成可能要承担一定风险,一旦参差不齐或风格差异较大成为一种拼凑,这反而徒增烦恼。这个冒险的想法很快就得到了姚司长的大力支持。
在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专家群中,有很多和姚司长、黄院长一样具有士子情怀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未来和文化命运怀有深深的关切。在本书启动之时,大家商议成立编委会对全书进行总体把握,编委会成员由本书作者为主体,并邀请黄剑辉院长、中国民生银行文化产业金融事业部总裁万晓芳博士以及柴森、宁辰鼎力相助。编委会成员对书稿提出了很多建议意见,使内容更加完善,使工作开展极其顺利。此时,“梅花与牡丹”形象识别系统正在设计,“梅花与牡丹”主题众筹咖啡馆正在筹划,相关主题的纪录片正在商讨……包括支持本书的出版,都在即将成立的“梅花与牡丹文化创意基金会”的计划之内。我发现“梅花与牡丹”中的坚韧不拔、坚持不懈的“梅花精神”在这个群体中已经成为常态。这促使我尽快完成了框架设计,并开始着手联系各个部分的作者。
除了姚司长、李波、金海年和我本人等新供给经济学群体内的学者可以提供相应章节的文章外,我又邀请了北京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所长郭万超、文化部外联局西亚北非处处长余建、国家文化产业创新实验区中国传媒大学推进办主任张洪生、中央文化管理干部学院副研究员戴有山等专家朋友参与进来,他们的积极参与,不仅加重了文化界的成分,也一下子使全书的架构丰满起来。
我虽是后学,但也总是深感文化产业若要取得突破性发展则必须植入更多的经济思维和逻辑,必须融入经济与金融的大环境中,而我们很多人还都在小圈子里打转转。真正的创新往往来自系统之外,我积极参与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活动主要就是为了开拓宏观经济与金融视野。事实上,编写这本书也提供了一个经济金融和文化界之间交流融合的机会。后来我邀请文化界的作者朋友们一起参加“新供给2015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分析会”,正是为了大家能够充分交流和共同进步。
本书得到了中信出版社副总编辑乔卫兵先生和策划编辑寇艺明的大力支持,我的同事江帆、赵楠和任香等老师在编辑校对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在此深表谢意。同时要感谢的还有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处长滕连帅、国家信息中心处长盛磊、新元文智集团董事长刘德良等……他们虽未参与具体事务,但给了本书和我极大的鼓励。为“梅花与牡丹”添枝加叶者甚多,在此不一一致谢。
本书共有九章,颇有“九章策论”的味道。各章文字虽在统一设计下撰写,但均为独立文章,之间或有冲突,概因资料来源不同或观点不同,符合百花齐放原则。以此种方式探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化战略问题,大概也是开了一个先河,作为主编,诚惶诚恐之际难免有不足之处,望专家学者和读者指正。
当今中国,新常态下三期叠加,国内外环境纷扰重重,但仍不失一派盛世景象,志士仁人,满怀理想。复兴之路,“梅花与牡丹”之精神与理想永存,我们执着“梅花与牡丹”,只为永久绽放。
是为记。
金巍
2015年8月12日凌晨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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