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的智慧:冰与火的中国历史定律.pdf

权力的智慧:冰与火的中国历史定律.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用亦雅亦俗、亦庄亦谐的写作方式,以丰富多样、真实鲜活的取材,深入浅出地为读者梳理了影响中国历史的终极法则,揭示了众多的历史性规律;论述了这些规律的由来、内容及作用方式,进而指出其产生的原因在于现实的趋利避害。
同时探讨了不同朝代权力博弈的利害逻辑、各阶层的角力手段、官家权力结构的制衡策略等主题,连贯起来就拼接为中国历史以及社会的生存智慧。
作者文字犀利,鞭辟入里,体现了对历史与现实的睿智与敏感;力求让读者花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洞穿历史的内核,看清历史的本质与真相!揭开层层迷雾,剖解人性的幽暗与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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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从古代官场出发,曲径通幽进入到历史的灰色地带,为人们解读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搭建了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并形成了一套有别于传统通行规则的新话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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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从古代官场出发,曲径通幽进入到历史的灰色地带,为人们解读中国社会提供了一个新鲜的视角,搭建了一个解释力更强的框架,并形成了一套有别于“官场规则”的新话语模式。
——年度好书榜

作者简介
宗承灏 新一代非虚构历史作品领军人物;著名专栏作家。文笔如刀,抽丝剥茧;行文轻松,说史透彻,力图从历史深处找出被人有意无意埋没的玄机和真相。
已出版《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权力博弈》《武则天帝王笔记:帝国崛起中的血腥权谋》《出轨的盛唐》系列等多部畅销作品。“中国好书榜年度好书”获奖作家。

目录
再 序
序 言
定律一:历史的血统论
1. 李斯的风险系数 /001
2. 刘邦的『穿孔游戏』 / 011
3. 富人的愤怒理由 / 021
4. 王侯将相真有种 / 030
5. 三国的权力流氓化 / 038
6. 『杀熟』是历史转型的死结 / 046
7. 酷吏的伤害边界 / 057
8. 士大夫的理想主义情结 / 076
定律二:历史的差序格局
9. 家天下的『关门游戏』 / 086
10.清者的『稀缺资源假定』 / 101
11.有毒的『清流』 / 127
12.非黑非白的区域 / 137
13.天子脚下的幸福生活 / 153
定律三:历史的非常规路径
14.朱元璋的『旁入公门』 / 175
15.海瑞的遮羞布 / 191
16.大清的生存脐带 / 216
17.沈万三的富贵论 / 225
18.宦官的突围路径 / 236

序言
历史就是这些道道
时间如同上帝,它说,有光,便有了光,而历史就是那一束光。
历史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说,历史不过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朱明变满清。也有人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让她戴花就戴花,让她披彩就披彩。还有人说,历史即当下。这么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好像把该说的都说尽了,可又好像什么也没有说出来,将无尽的话外之言硬生生地给憋了回去。
在诸多文体中,历史是最好写,也是最不好写的。好写是因为你所写的东西,已经没有人可以回到第一现场去找元凶,我怎么写,你就怎么看,看不顺眼就骂两句。不好写是因为你所写的东西,已经找不到呈堂证供,每个人都在暗地里说,一千个人说,就有了一千个版本。历史的两面不是我们耳朵听来的,眼睛看到的,而是用心判断得来的,凭感觉,靠天分,仗野心。有人写历史像是少年时在校运动会上扔铅球、掷铁饼、跑一万米,敢舍一身蛮力也能唬弄看客。可是这种蛮力拼出来的文字,却苦了那些真正想通过读书知兴亡的人。他们希望能够拿到手、读到口的是十行提炼一个天打雷劈的危言警句,百行见出世道人心,千行完爆一个时代的文字,是一种简约而不简单的历史。这也是我为什么在规则丛林里几进几出的主要原因,林子太大,什么鸟都有,放了哪一只,我都觉得亏。套用鲁迅先生那句尽人皆知的话,历史本无规则,说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规则。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历史其实并不复杂,说来道去也就那么几条规则。任何追忆与描述都不可能超越规则单纯地去说现象,不然历史真就成了五味杂陈的一碗浆糊。近年来,我坚持用历史常识推导规律性的东西,然后再交由所谓的逻辑去推演历史现场的方法去解读历史。说起来挺唬人,其实就是在找人和历史及万物之间相联系的那根金线,有联系才会有互动,有互动就会产生相互遵循的规律。内庄外儒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在自身所处的那个时代里喝大酒、趟浑水、为帝王歌,却始终无法摆脱规则裹足缠身的历史现实。很多时候,规则不同于白字黑字的契约,可功效却比契约更契约,撕不破咬不烂,历史滚滚向前,规则如影随形。
在中国历史的递延过程中,台面上的原则和台面下的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可以同生共存的。无论是台面上的针锋相对,还是台面下的暗送秋波,它们所表现的不过是一个体系的两面性。如同我们小时候玩过的一个游戏,手拿一块多棱角的玻璃晶体对着天空折射彩虹。单线性的光像子弹一样穿透晶体的棱角,在地面上形成七色彩虹。一个晶体的两面,就这样使得天地相通共融。抛开空间的两面性,让我们再回到时间概念的历史大背景里,那些不同时期的不同事件,在因时因境的变化里也有了彩虹在天,幻景在地的趣味性。铁打的历史舞台,流水的生旦净末。不管是过往,还是当下,都无一例外地指向未来。以为在把玩历史,却不小心被历史把玩,规则深深深几许。
我又要说格言,人类进化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一部利益纷争史,小到个人,大到国家,进进出出,来来往往,其实这都可以说成是一场激烈的博弈斗争。任何一个利益集团中的个体,其行为都具有多种策略选择,而不同的选择所带来的收益与付出的成本也会有所不同。常识性的东西让人生厌,又需要反复提醒。如同历史反复倒带,悲剧一再轮回。鸟为食来,人为利往,世上很多事情都是利益博弈的结果,这一点不用装清高,也清高不了,因为它是历史的常态。很多时候,不能因为我们读了几本圣贤书,心里揣着几分真善美,让自己处于香气缭绕的氛围之中就羞于提及。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可福利却被利益集团所占有,人们选择遵守规则是为了能够获取自己应得的那部分,甚至不惜手段攫取别人应得的那部分。单个的个体之间往往只重视眼前利益或局部利益,这也是潜规则为什么会成为某些人在生存路径选择时的第一选择。
当历史步入一个新旧秩序交替的十字路口,规则所带来的影响力达到足以使当局者举步维艰的时候,利益这锅汤在被人为地煮沸后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这种反应所带来的直接后果,要么规则随之灭亡,要么彻底清除某一规则。很多时候,规则体系里的个体会形成抱团,以使得集团内部成员在一番博弈后,达到一种利益均衡。作为置身其间的理性个体,他们往往会选择那些使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均衡策略。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博弈双方在大部分时间段里都在玩一种刺刀见红的零和游戏。一方想吃掉另一方,一方的收益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到最后博弈各方的收益和损失相加总和只是一个空荡荡的“零”。对于局中人而言,被欲望之火煮沸的精神与肉体,也成了一副徒有其表的空架子。
历史是人书写的,准确地说是人性书写的。人性是什么?也就是人身上与性情有关的要件,是炼丹炉里的那把火。历史的演进过程,一再昭明,人生来就带着社会的种种俗气与遗传赋予的种种缺陷,在这个世上掀风浪、造孽缘,酿苦果而不知悔改,撞南墙而不知折返。他们将权力视若神明,一声芝麻开门,欲望滚滚而来。有利益就有你死我活的斗争,有斗争就有或明或暗的规则,有规则就有权力寻租。比如说,官家集团的当家人在权力的运行过程中,都会把任人唯贤,以人为本摆在台面上,但是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生来就知道布衣暖、菜根香、故人亲,这就很容易形成谁忠诚,谁跟自己交情深就用谁的潜规则。对于权力者而言,要实现自我的发展壮大,又舍不掉“任人唯贤”这根金线,线上是显规则,线下是潜规则,各遵守到什么程度,这就涉及到谁比谁更适合的问题,或许这一秒是潜,下一秒就是显。如果完全走“潜”字路线,很有可能自己的权力王国有一天会因人才凋敝而走向衰亡。可是作为生命个体,在权力的运作中完全不掺杂一丝感情色彩,也不符合人的本性,有可能成为真正的孤家寡人,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些精明如曾国藩之流,也只有通过明暗两条线的博弈来求取和谐。翻阅中国历史,历史上一些能够强大的帝国,基本上都达到了人性和制度之间的博弈均衡。
在中国人多以为“当下就是现代性,我们就在这里跳舞享受”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够从历史老人那里借来“奥卡姆剃刀”,用我一面之辞的伪深刻发出一串串历史拷问。

文摘
士大夫的权色之恋
过去的官员基本上都是从士大夫堆里选拔出来的。既然是士大夫,那就要怀揣着文人的情怀,除了屈原式的家国大情怀,更多的则是来自于个人的权色小情怀。
对于传统中国士大夫们来说,“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是其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个时刻。或者说,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两件大事就是结婚和做官,两者构成了中国古代士大夫“成家立业”的人生理想。说到做官,那我们就绕不开科举制度。经过隋唐时期的不断发展,宋朝成了封建科举制度最完善的时代。考试取士成为官家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能够在这条路上笑到最后往往名利双收待遇丰厚。这样一来,人们把赶考走仕途作为个人奋斗的终极目标,“不及第不成家”便成了一些文人对着高天厚土放出的一句狠话。就连做了皇帝的赵恒(宋真宗)都在自己写的诗里表达了士大夫们这种人生理想:“富家不用卖良田,书中自有千锺粟;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道破了“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文人处世哲学,告诫那些读书的青年人为了一朝登第,何必急着讨老婆呢!你难道不知道书里既有财富,还有美人。连皇帝都都这么认为的事,那些士大夫们的痴迷也就可想而知了。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当时看一个家族的兴衰表现,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看在这个家族里到底有几人登科或几个女子嫁给士子。这样的话,那些金榜题名的读书人就成为豪富之家择婿的首选。但官家能够提供的岗位毕竟是有限的,经不起天下士子们这般疯抢。官家只有不断抬高门槛,不能让这些读书人蹦一蹦就摘到苹果,只有其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笑到最后。所以大家只有咬紧牙关,头悬梁锥刺股寒窗苦读,期望在书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颜如玉”和“黄金屋”。这种先立业后成家的观念造就了当时社会上出现了大量的剩男剩女,男的苦读功名,女的就苦等金榜题名的凤凰男,就这样等来等去等到花儿也谢了。“女怕嫁错郎”,既然做官的这么吃香,大家闺秀们便挤破头争着去当“官夫人”,在这种大背景下,就催生出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榜下捉婿”,而且是活捉。
“榜下捉婿”,顾名思义就是在发榜的当天各地的富绅们都要上演一场全家总动员,争相挑选那些登第士子做女婿,疯狂的情景简直就是现实版的王老虎抢亲,坊间将这一幕称为“捉婿”。一些富人为了能让自己的家族攀上新科进士为婿,不惜用重金将其买断,堪称中国官场文化的一道奇观。这种类似于权钱交易的“捉婿”现象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富裕起来的平民阶层渴望跨入上流社会的强烈愿望。士子们希望通过金榜题名来实现自己封官晋爵的理想,同时还能当上富绅的乘龙快婿,岂不美哉!
在这样一种社会背景下,“颜如玉”和“黄金屋”成了激励士大夫们前进的动力,权色之恋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倾城之恋。
在这些“捉婿”者中不缺乏当朝的权贵,谁不想为自己的女儿揽个潜力股在怀里抱着,等到潜力股狂飙之日,就是家族荣耀之时。宋真宗时期,河北人范令孙中了进士,宰相王旦二话不说就把他招为女婿。还有一位叫高清的新科进士,品学并不突出,宰相寇准却出面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寇准的侄女死得早,另一位宰相李沆又忙着将自己的女儿送给高清续弦,可见一个人有了官位才会有地位,才会有市场,时人称这些人是“天子门生宰相婿”。但并不是所有的士子都吃这一套,中举的士子中也有拿权势者不当盘菜的。比如,宋高宗时期的奸相蔡京就在“榜下捉婿”时吃了闭门羹:他有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新科进士河南人傅察,却遭到傅察不留情面的拒绝,这让老蔡一张老脸都不知道往哪儿搁。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有多少读书人耗掉了青春熬白了头,机关算尽。有位叫韩南的书生,多年苦读终于考中进士,便有人来跑来“捉婿”,他没有拒绝,却写了一首诗送给对方:“读尽文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余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也就是说这位进士已经是七十三岁的老人了,七十三岁还有买方市场,可见当时的“捉婿”市场是何等的繁荣。书真是不白读,有了颜如玉的痴情等待,黄金屋的物质诱惑,中国封建士大夫怎不个个奋勇,人人争先。
而在这两件人生大事上,司马相如都为之提供了一个神奇而浪漫的经典范例。
中国人称结婚为“完婚”,意思就是一个人只有通过婚姻才能达到人生的完美境界;儒家学者提出的“治国平天下”,也是以“修身齐家”为存在前提的。晚清大儒辜鸿铭说过,没有婚姻家庭的爱国者只能算是“强盗爱国者”。在我们的印象中,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婚姻是反传统模式的,因为它完全抛弃了社会使命和家族责任,是情与情的交融,也就是传说中的才色之恋。

“金榜题名”是古代权力晋升的必由之路,也是打通权力通道的最佳方式。
从隋朝开创科举取士之先河后,一批又一批学子经过十年寒窗的苦心经营后,想要进入官场,实现兼济天下和光宗耀祖的宏愿,参加科举考试成了他们人生的必由之路。客观地说,科举制度在封建国家的人才选拔中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那些厚厚的经史子集为官场输送了多少奸佞小人,多少功臣良将。但是另一方面,它那种日趋规范化、程式化的考试模式,又反过来束缚了人的创造性,限制了人的自由发挥,桎梏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千余年来若干文人学士投身其中,头悬梁,锥刺股,备尝艰辛苦难。但是在其内心深处则有一种强烈的反感与叛逆,特别是个性精神和主体意识比较强烈的文人。要不然就像李白那样的天纵奇才,干脆拒绝去玩这种折腾读书人的高级游戏。
在抗拒官家程式化的科举考试的进程中,另一条权力通道也被开辟出来,这就是所谓的“终南捷径”。如果说科举考试是文人入仕的主渠道,那么“终南捷径”只能算是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入仕通道上的小小补充。千万人挤独木桥的科举考试成功率太低,这时候“终南捷径”就对文人学士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司马相如的成功除去个人的才华,还有一点被人忽视,那就是他的家族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但这个实力只是相对来说,并不是说他的家族属于当地的巨富,他也算不上富二代。他和卓文君婚恋之后,过着穷困潦倒的生活,已经充分证明了他家的余粮也不是很多的。也就是说司马家族以自己家族的资财帮助司马相如进入官场,已经算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他们只希望有朝一日司马相如能够出人头地,为整个家族带来荣耀。
在封建时代,整个家族有时候会将全部力量当作赌注,押宝在一个儿女身上,这在当时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司马相如由此做了訾郎,这个官衔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古代郎字和走廊的廊字是通假的。依据这一点,我们可以推测出司马相如这个郎中,说白了就是站在皇帝办公的宫殿走廊里听使唤的一个小官,随叫随到。在汉景帝时期,司马相如为武骑常侍,作为一个郎官,虽然是侍奉在皇帝身边,但他的职责就是整天训练马匹,供皇帝跃马驰骋,这和他所擅长的文学专业完全不对口;皇帝狩猎的时候,他要奔跑在皇帝的前面,寻找狩猎的目标,以便让皇帝能够百发百中,彰显其天赋的胆识和武功。这样一个整天和牲畜野兽打交道的武骑常侍,对于自以为满腹经纶,希望有朝一日能有所作为的司马相如来说无疑是痛苦的。正是在这种痛苦心理的驱使下,梁孝王来朝的时候,司马相如与梁孝王身边的说客邹阳、枚乘一见如故,随后假托有病,辞去了武骑常侍这个皇帝身边的官职,跑到梁孝王那里做了一名混吃混喝的食客。
在梁孝王那里,司马相如作为食客虽然没有一官半职,但是能够和邹阳、枚乘等文人整天赏花赏月厮混一处,也算是找准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一群文人泡在一起,激扬文字,指点江山,倒也过得逍遥快活。也就在这个时期,司马相如写出了令他受益终生的《子虚赋》。但是这种幸福的生活并没过多久,梁孝王就死在了自己的封地,梁地也随之被瓜分为五个小国,分封给梁孝王的五个儿子。司马相如也就此结束了让他恋恋不舍的“北漂”生活,回到了自己的家乡,继续一个文人的创业之旅。
司马相如回到家乡面对着的是家徒四壁,官场走一遭,又做了几年的食客却还是一无所有。此情此景,可以说是西汉王朝普通文人的真实写照。按照司马相如出生的年代(公元前179年)计算,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是一个三十五岁的中年男人。古人讲究三十而立,三十五岁依然功不成名不就,他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也就是在这时候,司马相如在官场上结交的朋友王吉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王吉,人如其名,为司马相如带来的是大吉大利的人生。他不仅协助司马相如娶到了富家的小姐,而且还动用自己的资源帮助司马相如在仕途上起死回生。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这次婚恋活动的前前后后,王吉是人场和钱场给够足了面子。这些钱都花在哪些地方呢?一方面为司马相如大造舆论声势,以显示其大款气派;另一方面用来买通卓文君身边的人,向卓文君推荐司马相如,制造一些情人邂逅的场面,让卓文君与司马相如能够零距离接触。所有的付出就为了让卓文君能够欣赏司马相如的才华,觉得“那小子真帅”,并最终倾心于这个穷小子。前期的经费投入对王吉来说,也许算不得什么,但是对穷得叮当响的司马相如来说,已经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在卓王孙宴请司马相如的宴会上,王吉故意让司马相如弹琴,而司马相如再三推辞谦虚,最后演奏了那首向卓文君求爱的乐府诗。知音少,弦断有谁听?这种安排十分巧妙。一是以琴传情本就是爱情大戏里常用的桥段;二是弹琴掩盖了司马相如口吃的生理缺陷。一个穷困潦倒的文人,三十多岁还要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爱情与事业,这种感觉很难向外人倾诉。
司马相如在王吉的协助下,不仅如愿娶到了卓文君,抱得美人归,而且还为打造自己的个人品牌进行了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宣传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当地的名门望族都知道,我司马相如是这个时代最贵的人才。在那个报纸、电视、网络要什么没什么的年代,想把自己炒热炒红炒成文化名人,还真不是容易的事。可司马相如做到了,如果没有很好的营销手段,司马相如的文采是很难在短时间内被汉武帝刘彻所知晓的。刘彻登基之后,搜罗了一批出身草根的文人跟随在自己的左右,作为自己的参谋。蜀人杨得意也就是这时候在汉武帝面前推举了司马相如,并拿出了那首流传千古的《子虚赋》。当时的汉武帝刚刚十七岁,需要文人为他摇旗呐喊。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登基的第二年,西汉王朝开立乐府,征及各国及民间乐曲。这个时候的司马相如是协律都尉(宫廷乐师)李延年手下的一名官员,其主要职责就是专门从事诗词歌赋的创作。
司马相如写了很多赋,几乎篇篇都是汉武帝的心头所好。究其原因那就是司马相如专门找皇帝感兴趣,爱听的话写,民间有句俗话:“千穿万穿,马屁不穿”。不知在哪里听过一则《颂屁》的笑话,颇能说明问题:一个秀才病死后,来到阎王面前报到。这个秀才在阳间没有混到一官半职,就想到阴间重新来过。他在阴间也熟悉那些官场的规则,在报到的过程中,阎王刚好放了一个屁。秀才立即吟道:“伏惟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仿佛乎麝兰之气,依稀乎丝竹之声;臣立下风,不胜馨香之至。”阎王非常高兴,盛宴招待,又多许了他十年的阳寿,将他放回人间。十年后秀才来到地府,小鬼上殿禀报:“启禀大王,十年前做马屁文章的秀才又来啦。”
虽然说司马相如在一些文字中对汉武帝进行了劝谏,但是稍加留意就会发现,这些文字都是隔靴挠痒,并没有触及到皇帝的要害。从个人素质来说,司马相如并不具备一个优秀官员最基本的素质,最要命的一条就是司马先生还患有严重的口吃。这也就决定了他不会像其他的官员那样,激烈地参与朝廷事务的辩论。这是司马相如的缺点,同时也是他在汉武帝手下得以生存下来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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