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译丛014·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pdf

理想国译丛014·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pdf
 

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通过冷战时期匈牙利秘密警察长达20年的档案,所揭开的一部隐藏了几十年的家庭历史和时代侧记。冷战时期,苏联集团中的匈牙利,秘密警察通过庞大的告密网,试图全面渗透控制匈牙利的政治生活。作者的父母原是匈牙利著名记者,他们的报道是西方了解匈牙利的重要信息来源。因此他们被视为“人民的敌人”,长期受秘密警察的监控,终因叛国和间谍罪而先后入狱。一家移居美国后,匈牙利政府却又异想天开地试图招募他们当间谍,而美国也对他们进行了几年的监控。书中不只还原了马顿夫妇被告密者包围的经历和遭遇,他们的抗争、坚守、脆弱和勇气,也展现了他们情感和内心的矛盾——夫妻之间相互的感情背叛与灾难中的支撑,父母子女之间的爱与亲情,人性的坚强与软弱,从而使得《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更为丰富、复杂,具有血肉。

编辑推荐
《布达佩斯往事:冷战时期一个东欧家庭的秘密档案》特点:
1,著名学者徐贲专文导读,“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以及在遍布秘密警察、告密网的国度里,卡在两个世界中间的人们生活与命运的另一个典型样本。
2,一切从一份意外收到的匈牙利秘密警察档案袋开始。这是一个监视、告密、出卖、背叛、审判、囚禁、信仰、坚守、勇气、释放、抗争、逃亡,而后刻意隐藏、遗忘的故事。
3,面对不堪回首的历史,该“让睡着的狗继续躺着”,还是要“打开潘多拉魔盒”?遮蔽几十年的秘密警察幽灵档案一朝揭开,呈现出一个守住的道德底线——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的真实案例。《布达佩斯往事》,是一个重新“发现”自己父母的历史的过程,更是那个阴暗、恐怖国家沉重如山的历史。
4,秘密警察监视、迫害作者的父母,但她既怨恨、谴责,却又真心感谢秘密警察,因为是他们所记录的巨细靡遗的档案让她看见了父母刻意隐藏的历史。有时候,真实的历史,比故事、小说更为诡异、荒诞,也更感人。
5,梁文道、刘瑜、熊培云、许知远联袂主编——理想国译丛(MIRROR)系列之一(014)——保持开放性的思想和非功利的眼睛,看看世界的丰富性与复杂性。

媒体推荐
人们生活在恐惧之中,常常不得不违背自己的良心,出卖朋友,充当秘密警察的走狗和帮凶。但是,《布达佩斯往事》所展现的人性图景并不是悲观绝望、犬儒主义的。它让我们既看到人性中的阴暗部分,也看到人性中善良的一面;既看到极权环境力量对人性的扭曲和摧残,也看到不向它屈服的可能和抵抗它的希望。正因为这种环境力量十分强大,不向它屈服的人和对它进行抵抗的行为才更加难能可贵,也形成了一种与一般意义不同的勇敢。这种勇敢可能与理想化、浪漫化的“无畏无惧”相去甚远,它不是从来不曾软弱,不是从来不曾因迷茫而失去清醒的判断,也不是从来没有逃避的意愿和幻想,而是在几乎所有人都当告密者的时候,守住最后的道德底线,那就是,不出卖,不背叛,不当告密者。这正是卡蒂在阅读她父母档案中在他们身上了解到的那种勇敢。
——徐贲[作家、媒体人]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卡蒂·马顿
这本书很有力量,绝对吸引人……《布达佩斯往事》具有最好的侦探小说所有的磁性和兴奋点。如果它真是小说的话,那么也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故事。
——《纽约时报书评》
马顿的故事,是一个有关勇敢、痛苦、幸存和澄清的故事。她采用一种直接、清晰的散文风格,细致表现了极权国家中人的生存状况的一个真实案例,以及如何从中逃离出来。……这是个凄惨的故事,马顿讲述得非常精彩!
——《华盛顿邮报》

作者简介
作者:(美国)卡蒂·马顿 译者:毛俊杰

目录
导读:见证冷战历史的家庭故事/徐贲
中文版自序: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引言
第一章 从热战到冷战
第二章 幸福的童年
第三章 妈妈和爸爸
第四章 美国人
第五章 罪上加罪
第六章 缓刑
第七章 童年的终止
第八章 囚犯
第九章 我们仨
第十章 可怕的夏天
第十一章 父亲的屈服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新家庭
第十三章 父母的审判
第十四章 大洋彼岸
第十五章 重聚
第十六章 革命
第十七章 美国
第十八章 “花”
第十九章 往返布达佩斯
第二十章 又一惊奇
尾声
致谢
译名对照表

序言
送给我的中国读者
我的回忆录译成中文,在一个引起我独特共鸣的国家中与读者见面,这深深打动了我的心。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在1973年秋天。其时,我刚刚大学毕业,来华拍摄费城交响乐团访华纪录片,那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美中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文化交流。这次历史性的访问,让有幸躬逢其盛的我们大开眼界,认知大为改观。当然,那时的中国是个完全不同的国度,美中人民的相互隔绝已有二十多年。我观察(并拍摄)到,在共通的音乐语言面前,我们之间的差异——语言、文化、政治和地理——几天之内就涣然冰释了。美国的音乐家和三名新闻人,中国东道主,以及每晚来聆听贝多芬、莫扎特和海顿的美妙乐声的数百名中国观众,即使没有言语往来,也已获得了大量沟通。很简单,在被迫的多年隔绝之后,双方都燃起了重新交往的热望。这一次旅行从来没有在我的记忆中消失,也彻底改变了我的职业轨迹。我当即就下定决心,当一名驻外记者:从摄像机的背后,来观看尽可能多的世界;在人类大家庭的遥远成员中,交上尽可能多的朋友。我还承诺有朝一日会回来,对中国作进一步的探索。
我在1999年兑现了这一承诺,陪伴丈夫理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时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对中国作正式访问。理查德在自己外交生涯的初期就有改善美中关系的激情,从1970年代起,又在华盛顿和北京的和解中发挥关键作用。与我丈夫一起走进中国的外交部大楼,是另一次难以忘怀的经历。许多高级官员从办公室里涌出,口中高叫“迪克!”(他的昵称),与他拥抱相贺,像大学同学重聚时一样。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人与我丈夫一起,努力克服历史和政治上的分歧,使美中人民走得更近。这一次,他们又有机会在一起并肩工作,为此而感到兴奋。理查德一直对外交事务情有独钟——在特定时间内与一名对手折冲樽俎——尤其是美中外交,他对中国怀有深深的依恋。
我眼前的一大喜悦是,随着我的回忆录在中国出版,我似乎又重新回到中国。这虽是我自己的故事,但也是经历过冷战特定时期的数十万人的普遍遭遇,前车之鉴,值得铭记。
我的童年结束于六岁,其时,匈牙利秘密警察将我父母从我身边夺走(这是孩子的直观感受)。那是1950年代,冷战冻结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个人和家庭——父母和我——都变得微不足道。我将近两年看不到父亲,整整一年看不到母亲——非常漫长的一年。他们被指控和定罪为美国间谍,关在看守最严密的监狱中,无法看到彼此和他们的女儿。他们的真正“罪行”,其实不是偷窃情报,而是做了尽职的好记者——诚实无畏地报道日常发生的真实事件。当时有太多的坏消息——政治和经济上的肆意迫害——父母被认作危险分子,即国家的敌人。然而,他们是骄傲的匈牙利人,热爱自己的祖国,从来没有想去他国避难。(父亲认为,以匈牙利语来上演莎士比亚戏剧,会更精彩!)他们还坚信,如果害怕人民的不同意见,如果视异议为犯罪行为,如果将不赞同高官的人打入监狱,一个国家就不能自称是伟大的。
《布达佩斯往事》涉及国家发起的残酷。为了征服我父母,匈牙利当局故意封锁他们两名幼女的任何信息(父母被捕前不久,祖父母突然获得去澳大利亚与我叔叔团聚的移民许可,从而确保我们姐妹孤苦伶仃)。甚至在监狱里,父母都无法享有内心深处的思维或情感。父亲的牢房难友/告密者汇报:“[马顿]说他已不抱希望,他对孩子们的处境一无所知……在审判时,他将使用最后的发言机会来保护妻子,希望给她的案件提供转机。对自己的案件,他则不存丁点的奢望。”
当我父母在十年前先后去世时,强加于我们过往经历的禁忌终于解除。我回到自己的故国,直奔那个黑暗时代的心脏——匈牙利秘密警察的档案。所找到的监视记录触目惊心,几近全方位,这促使了这本回忆录的问世。我父母不会喜欢这本书,因为它袒露了他们最为隐私的秘密。但这是一个国家的所作所为,他们是在收集不利于我父母的证据,而我是在寻找真相。在这过程中,我翻译了数千页监视记录:当父母以为自己“自由自在”时,他们的每一通电话和信件,其实都在受严密的监视。我在这个研究过程中,真正认识了父母:不再是我儿时推崇的高大人物,而成了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既有缺点又有失败——犹如我们每一个人。我现在觉得,自己离他们更近了。例如我了解到,超脱、矜持、不动声色的父亲,其实是非常关爱自己女儿的——在开学的第一天,他因为不知道我们能否上学,而在牢房中向隅而泣。事实上,我曾考虑过将此书献给匈牙利秘密警察,以感谢他们巨细无遗的监视,让我真正认识了自己的父母。理查德提出明智的反对,他担心有些读者可能会误读其中的讽刺。
那是一个可怕的年代,我们姐妹与雇来照看我们的陌生人同住,没人提及我们的父母,好像他们从人间蒸发了。小孩子是富有韧性的生物,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找到爱,我就在那两年中转向了宗教。一名天主教修女,当时只能被叫作“阿姨”,不得穿修女袍、戴十字架,却向我传授了教义问答,以及对圣母马利亚的祷告。我一整天咕哝这样的祷告,希望受到不公正囚禁的犯人(如此之多!)能得到佑护。等到父母终于出狱,我反而有点失望,因为他们并没有对我的祷告表示感谢。一旦我们抵达美国,当地人星期日都去教堂,宗教失去禁果的魅力,我也就变得兴趣索然。
尽管有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我家有机会在美国开创新生活——但幼时被迫与父母分离,却在我身上留下了深刻的烙印。我讨厌例行的告别,无法克服自己取悦于他人的难民心态,亟欲证明自己无愧于美国的热情好客。流亡不是自然状态,孩子应在自己的国家长大;周遭的人不但知道如何叫出小孩的名字,而且熟悉小孩的家族轶事。
众多的秘密在读者面前暴露无遗,对此,父母可能不尽满意;但我认为,他们最终还是会准许的。在《布达佩斯往事》中,父母是20世纪人类最糟糕的试验中的英勇幸存者。写出他们的故事,又让中国读者获悉这一切,我希望为确保那些黑暗日子的一去不复返,略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
卡蒂·马顿
美国纽约,2015年8月15日

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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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请你务必帮忙,你有一辆车?”她问。
“是。”
“星期天,”她继续,“你愿意将我送到墓地,再帮我找到他的坟墓吗?”
“当然。”我父亲回答。
所以那个星期天,我父亲陪着那位寡妇去寻找绍特马里的坟墓,而她丈夫的供词却是政府指控我父母的依据。这一小小事实,几乎埋葬于秘密警察成千上万页的文件之中。它令一名小孩感到自豪,胜过其他任何遗产。
纳吉·伊姆雷可能希望迎来一个富有人性的新社会主义,但拉科西的追随者仍在掌管秘密警察。1954年2月5日,秘密警察再一次向内政部长提出要求:“逮捕和审讯美国公使馆最活跃的特务安德烈·马顿……我们之前曾几次申请许可,施以保护性拘留,但都遭拒……马顿继续保持着与美国公使雷芬达尔密切的私人关系。”
克里姆林宫里面,斯大林的继承者之间的权力斗争仍在风雷激荡,其结果将塑造冷战的进程。同时,父亲却向他的敌人提供了弹药。
1954年7月14日,父亲坐在饰满精美壁画的堂皇的国会会议室。他从笔记簿上撕下一张纸,写上“看看你是否能帮我取得一份今年的国家预算”,然后递给“安德拉希”。这名特务多年来一直在等候这样的字条。政府刚刚宣布,那年的预算——经济已变得一团糟——将不再发给媒体,新闻记者只能在国会里阅读,不可带走。“安德拉希”告诉我父亲这一新决定,一贯轻视这位“同事”的父亲回答:“嗯,如果不分发,我就去偷一本。”随后,他闲逛到预算本子叠得高高的桌子边,顺手拿起一本,悠闲地夹在腋下,快步走出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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