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禁毒法治论.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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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本书内容主要包括以下部分:第 一章“导论”,第二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渊源”,第三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体系及其转型”,第四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的完善和基本原则”,第五章“中国现行戒毒制度及其问题”,第六章“惩罚吸毒的理由”,第七章“限制吸毒者人身自由的法律问题”,第八章“限制吸毒者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的法律问题”,第九章“吸毒者权利相关法律问题”,第十章“西北禁毒实践的历史片断”,第十一章“陕西社区戒毒(康复)实证研究”。
全书综合运用法哲学、法教义学、法社会学方法,分别从价值、法律、现实三个纬度切入禁毒问题,突破过去对禁毒问题主要从刑法(犯罪学)角度研究的思维定势,站在法理高度,从宪法学、人权法学角度深入研究禁毒问题,具有很强的学术及现实意义。

编辑推荐
作者在十五年禁毒研究基础上,从法哲学、法教义学、法社会学三个维度对禁毒法治的价值、规范、事实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本书立足中国禁毒法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分析当代中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渊源、立法体系、转型和定型,剖析吸毒非犯罪化、吸毒者权利保障两大核心原则,解构吸毒犯罪化论,梳理中国现行戒毒制度存在的问题。从宪法学角度,分析限制吸毒者人身自由、限制劳动与社会保障权以及“毒驾”、艾滋病等其他相关法律问题。

作者认为,应以现有禁毒法规范为中心,重视并化解法律规范中存在的毒品管制与人权保障之间的紧张关系,不仅要有法可依,而且要良法之治,关注立法和相关制度的合宪性与正当性。

作者简介
褚宸舸,1977年生,法学博士,现为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宪法教研室副教授、硕士生导师,西北政法大学禁毒法律与政策研究所所长,法治陕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人员。兼任全国青联委员、陕西省青联常委、西安市法学会禁毒法学研究会会长、陕西省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会副秘书长、西南政法大学人权教育与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等。学术研究方向为禁毒法学、中国宪法学、法理学。

目录
第一章导论
一、禁毒研究的多元化格局
二、当代中国禁毒法学研究的轨迹
三、禁毒法学研究新的“增长点”
第二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渊源
一、当代禁毒立法的直接渊源和间接渊源
二、当代禁毒立法的初创(1949—1978年)
第三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体系及其转型
一、当代禁毒立法体系的建立(1979—1998年)
二、当代禁毒政策和立法的转型(1999—2008年)
第四章当代中国禁毒立法的完善和基本原则
一、当代禁毒政策和立法的完善(2009年至今)
二、吸毒非犯罪化原则
三、吸毒者权利保障原则
第五章中国现行戒毒制度及其问题
一、戒毒的主要法律规范
二、强制隔离戒毒制度
三、社区戒毒、社区康复制度
四、自愿戒毒制度
五、药物维持治疗制度
第六章惩罚吸毒的理由
一、惩罚吸毒的法理之争
二、损害和危险不能成为惩罚吸毒的理由
三、从“权力”角度看禁毒
第七章限制吸毒者人身自由的法律问题
一、退出历史舞台的劳教戒毒和劳教制度
二、强制隔离戒毒制度的正当性、合宪性争论
三、吸毒者网络动态管控的法律问题
第八章限制吸毒者劳动与社会保障权的法律问题
一、国家广电总局对吸毒艺人劳动权的限制
二、各地对吸毒者申请低保资格的剥夺或限制
第九章吸毒者权利相关法律问题
一、禁止“毒驾”的法律问题
二、歧视艾滋病患者的法律问题
第十章西北禁毒实践的历史片断
一、晚清地方政府的禁毒政策和实践
二、民国地方政府的禁毒政策和实践
三、陕西的毒情发展与禁毒实践(1983—2000年)
第十一章陕西社区戒毒(康复)实证研究
一、加强与落实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重要意义
二、陕西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现状和问题
三、影响与制约工作开展的认识和体制因素
四、加强与落实社区戒毒(康复)工作的建议
五、社区戒毒(康复)中的社会工作
附录一我国关于禁毒的立法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目录汇编
附录二1995—214年我国被曝光的吸毒艺人统计
附录三《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和《戒毒条例》
附录四《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审议过程立法文件
附录五作者主要研究成果目录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后记
后 记
文/ 褚宸舸

本书是我十五年禁毒研究的集腋成裘、书边馀墨,反映了我从法哲学、法教义学、法社会学三个维度对禁毒法治的价值、规范、事实问题的探索与思考。


我能走上禁毒研究的道路,有赖于恩师西北政法学院王宝来教授的引导。1997年年初,为了查找一篇学年论文中古文献的出处,我冒昧地叩响了王老师的家门。他翻箱倒柜找了几十分钟,虽然没寻到我要的答案,但有此机缘,师生便彼此认识了。我旁听过他的一节选修课。那天上课前,他站在教室门口,面带笑容向每位进来的学生颔首致意。那个场景至今记忆犹新。
作为学生,我更多的是去他家里请教。他总是热情接待、诚挚交谈。时间长了,聊得投机,彼此就成了忘年交。
他是“老三届”,“文革”期间在陕甘修铁路十年,之后“只争朝夕”抢时间做学问,操劳过度,不到五十岁就两鬓斑白。但是,他的心态是蓬勃的,乐于向学生学习新知识,倾听学生颇幼稚甚至离经叛道的新观点。他经常说:“即使你在某个专业领域中作出了很大的成绩,但在专业之外永远是无知者。因为你掌握的知识比起你未掌握的或根本不知道的只是九牛一毛。”
他待学生宽厚,总是热心地“雪中送炭”。他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硬气”和对事业认真、执着的优秀品质。
他是中国法学界较早研究青少年淫秽犯罪问题的专家。从1988年开始他就不间断地发表和性法律问题有关的论文,涉及性权利、卖淫嫖娼、防治艾滋病等前沿问题。1993年,他在为同名选修课编订的《中国古代刑法史专论》讲义中,就专章讲授中国古代的同性恋和对性的法律规制。他的阅读和关注早已超出法律。在1990年代中后期,性社会学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福柯、霭理士、潘光旦、李银河、刘达临、潘绥铭的书他都读了,并在聊天时向我介绍推荐。1997年左右,他开始反思“性犯罪”这个提法本身给“性”带来的污名化问题,主张用“淫秽犯罪”这个语词取代“性犯罪”。他强调不能将“性”描述成丑恶的东西,性违法犯罪的可宥性可作为刑事立法和司法中考量的因素之一。这个观点切中肯綮,很有创见。此后,他开始构思一部名为《淫秽犯罪论》的专著,并申请到了校级科研立项的资助。
但是,当毒情肆虐,毒品犯罪成为中国最严重问题时,出于社会责任感,他暂缓了淫秽犯罪的写作,开始研究中国毒品犯罪及其对策问题,并于1997年申请到司法部课题的立项。他认为“黄赌毒”应该整体研究,但吸毒违法和性违法又有不同,性违法犯罪有较多的生理因素,初始吸毒却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生理需求。因此,两者在刑事政策设计上应有所区别。他订阅了不少期刊、报纸,每隔十天半月还会把教研室过期报纸上的案例、信息做成剪报。那时,因为互联网尚未兴起,我国犯罪信息也不公开,公安系统以外的犯罪学研究者大都采用这种近乎考古的方式艰难地做研究。
1999年10月,他报评正教授。我住在他家里,协助他夜以继日地做专著出版前的校订工作。这个过程,我亲见他做学问的严谨和辛劳,他也看到我的勤奋和认真。师生之谊更深了。职评刚结束,他就开始着手司法部课题的结项,计划是写本三十余万字的专著。他邀我参与课题,石破天惊地提出让我担纲这本专著的副主编。那时课题组成员大都是老师和高年级硕士生。而我只是刚出校门的本科生。此举对我无疑是一种厚爱和提携,但也引起一些非议。对此,王老师当众肯定我所提出的将犯罪学实证方法和刑法学教义学方法融合,反映“西北地区”特点的写作思路,要求大家以我的提纲为基础来讨论。他还给我打气,赞扬我的能力已经超过大多数本校研究生。
这种信任,对于我这个初出茅庐的学生来讲,无异于加上了飞机发动机,成为我从事科研工作的不懈动力。在他的指导下,我很快将2000年以前发表、出版的毒品犯罪论著浏览完毕,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西北地区禁毒史》(5万多字)。他还带我去陕西省公安厅、西安市公安局、户县公安局、雁塔戒毒所等地调研,并请求一些在公检法司工作的校友、学生代为收集资料,由我对这些实证性资料进行整理,从而使我对陕西毒品犯罪和禁毒工作有了感性的认识。
2000年8月,王老师调任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教授。他取得山大的硕导资格后,马上给我打电话,鼓励我考他的研究生,并相约在威海见面。但是,当年11月24日,他在海泳中遭遇不幸,永远离开了学生和刚起步的禁毒研究事业。他逝世后,师母将他犯罪学领域的许多书籍赠予我。在我早年研究中国禁毒问题时,就是怀着这种传承衣钵的使命感踏步前行的。王老师的风范浸润着我,不知不觉,十五年来我就是循着他的样子做人做事的。
2000至2002年,我陆续发表5篇禁毒论文。少作固然是青涩的,但因为用史料说话,虽历经岁月洗礼,至今看来还站得住。
为了铭记王老师扶我“上马”的恩情,我对旧文进行删节修改,精炼出至今仍有学术或实践价值的内容近3万字。本书第十章《西北禁毒实践的历史片断》就反映了这些早期的“足迹”。

文字背后是人生。本书第六章《惩罚吸毒的理由》记载了我在西南政法大学的求学岁月。该章是在我刑法学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为什么惩罚吸毒》的基础上经文字性修改而成的。
我在2003年考取了西南政法大学首届高校教师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班(刑法学方向),2004年3月入学,2006年12月答辩并取得硕士学位(单证)。后又考取该校法学理论专业,2004年9月入学,2007年6月答辩并取得硕士学位(双证)。如果没有学校制度的“漏洞”(听说后来很快补上了)和主管研究生工作的付子堂教授的宽容和关心,我很难用三年半时间修两个专业、做两篇论文并拿到两个学位。
刑法专业的硕士论文写于2006年暑期,9月初提交学校。因为这个题目我思考时间较长,待资料处理完毕,不到两周就拿出7万字的初稿。导师梅传强教授对论文予以肯定,文字修改后就允许定稿。他评价我是他指导的硕士生中最省力的。两位校外评阅人西南大学张步文教授和四川大学高跃先教授均给了该文两个优秀,校内评阅人朱建华教授给了两个良好。2006年12月16日早上,由朱建华教授任主席,张步文、王利荣、高维俭、张武举等教授做成员的答辩委员会给予该文全票通过和优秀等级。
2007年上半年,在梅老师的关心下,该文的导论部分得以发表,但主体部分至今尚未发表,其主要原因是我希望以论文为基础完成一本专著。2007年元旦前后勉强凑出一部名为《禁毒中的法理》的书稿。因为体系不完整,自己很不满意,故未出版只打印了几册送老师,成了“烂尾楼”。加之后面调动工作、考博、读博,一耽搁几年过去,也就疏懒于发表了。
后来发现文中部分图表、注释、观点被晚我半年毕业(即2007年6月)的2004级刑法专业某Y姓师弟的硕士学位论文所剽窃。该师弟算是我在校期间的“朋友”,我论文写出来曾拿给他听取意见,因此在论文后记中还感谢了他。但半年以后,他硕士论文却径自“拿来主义”。这种“兔子专吃窝边草”的行为不仅使得彼此朋友没法再做了,而且对我拆分发表硕士学位论文也产生诸多不利。因为校方并未把在职硕士学位论文给知网出版,我的论文只在校图书馆、档案室及毒品犯罪与对策研究中心资料室有存,但该师弟属于统招硕士,他的论文毕业半年后就被挂上知网。所以,现今学界同仁只见“李鬼”而不见“李逵”。被“朋友”背后捅刀子之事,这并非首次也非最后一次。一点花絮故事可见“江湖”之险恶,痛心疾首之余不得不多说两句,以正视听。

2006年我曾发表过一篇禁毒研究综述。十年后,我重新写了综述,重点放在近十年的相关研究,并简要概述本书主要内容,以此作为《导论》。
本书第二、三章,是对中国禁毒立法史的梳理,原本是一篇长文,因为篇幅原因,发表时拆成两篇,这次成书做了部分修改。
2008年9月我进浙大读博之初,曾就博士论文选题和导师林来梵教授有过多次讨论。我听从导师意见,以中国近代宪政思想与实践(国民大会制度)作为博士论文主攻领域。但导师也鼓励我继续进行吸毒管制的研究。2010年7月,我以“吸毒管制的正当性与吸毒者人权保障法律问题研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资助。这不仅解决了我研究中急需的经费支持,而且凝练了研究方向。吸毒管制的正当性是我硕士论文的深化和延伸,吸毒者人权保障法律问题则和我2008年3月调回母校西北政法大学工作以后所从事的宪法学、人权法学研究和教学有很大关联。本书第四、五、七、八、九、十一章都是近五年陆续写成的,集中探讨禁毒法治这个核心问题。部分内容先期曾以论文形式发表。2015年上半年,我集中三个月时间对之前发表或写作的文字做了较大的修改甚至重写。
读书生涯的磨练,使我下笔时没有洋洋洒洒的自如,更多是一种独登高楼的忐忑。学者以学术为志业,学术以作品为载体,作品遂成为学者的标识与证明。学术虽然薪火相传,生生不息,是一项集体的事业,但是一部作品中所彰显的学问、观点以及文风则是个体的。在共性基础上表达出个性,就是在传承基础上而有所创新。但要创新何其难也!耗尽心力,苦思冥想,有时自信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的理论观点,未料只是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注脚。
这些年我虽然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但是也未必能够思考周全,更何况禁毒事业本身就是一个“进行式”,而非“完成式”。本书仅仅是一个开端,希望专家和读者能提出批评和建议,帮助我继续进步和提高。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凝聚了很多师友、领导、学生的关心、支持和帮助。
西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院长、宪法与行政法学学科带头人王周户教授从省级重点学科建设经费中拨付三万元,副校长郭捷教授和哲社院副院长陈京春教授从法治陕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经费中拨付一万元,共同资助本书出版。这是本书得以出版的经费保障。还有校科研处处长冯卫国教授长期以来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在我学术生涯的关键时刻,总有恩师伸手相助,令我没齿难忘:我本科时的老师贾宇教授、汪世荣教授、陈涛教授、王政勋教授经常的鼓励和提醒;博士期间的导师林来梵教授和硕士期间的导师张永和教授、梅传强教授多年来给予我父亲般的教导、提携;卓泽渊教授对我求学、事业关键几步给予的大力帮助;我进修、硕士、博士学习期间,郭建教授、王志强教授、俞荣根教授、付子堂教授、赵明教授、孙笑侠教授、夏立安教授等师长给予的关照。
在校本科生李德旺,研究生刘治学、冯典、唐雨、韩贝贝、郭军营、王龙等同学参与了本书部分校订工作。刘治学不仅通读书稿的大部分内容,而且还协助我做了部分图表。本书第四、五、七、八、九章内容使用了我近三年发表的“吸毒成瘾者权利保障年度报告”中的部分案例和数据,范文伯、刘治学分别对其中两年的报告做了大量资料工作。第九章第二节的主体部分是在我和范文伯合作发表的一篇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撰写第八章一(一)、二(一)以及第九章一(三)诸节时,我委托孙发财、尚菲、冯典分别做了前期资料收集整理工作。这些同学大都是我带的研究生,通过这些手把手的学术训练,他们逐渐摸索到了读书写作的门径,很多人也对禁毒中的宪法和行政法问题产生了兴趣,从而找到了自己硕士论文的选题。这个过程中,真正实现了教学相长,因此要对他们表示感谢。
本书第十一章是我近年来主持完成的两个研究报告。报告的委托单位分别是陕西省综治办、法学会和西安市法学会,成果分别报给省政法委和西安市委领导参考,在一定区域和程度推动了相关工作的开展。这两个报告虽然是我执笔完成的,但这类实证研究,没有委托单位领导的信任,特别是相关单位领导的支持,没有课题组冯雪教授、王跃成社工和冯典、刘治学、尚菲、赵志豪等研究生,以及赵国栋、陈瑞、李鹏等政法干警的参与调研、收集资料,是很难短时间内顺利完成的。
近年来,我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召开过两次小型学术会议,一些专家、领导的建言献策,本书也予以借鉴或吸收。
庞从容副编审、唐仲江先生是我的老朋友,两位编辑的敬业精神和专业素养令我敬佩。这也是我将第一本个人专著托付给他们的原因。

感谢我的家人对我事业的支持。我的父母都是工薪阶层,用微薄的收入供我读完本科和研究生,支持我走上并站稳大学的讲台。长期以来,父母一直把我的研究工作作为家中最重要的事情予以保障。近年来,则经常提醒我要休息和锻炼。我的岳父岳母不顾年老体衰,辛劳地帮我带女儿。老人们不求回报的付出和关爱,令我十分感激和不安。
完成这篇后记时,恰逢我和妻子结婚五周年纪念日。客观地讲,五年来我陪她的时间并不多。结婚以来,她从未督促我出去赚钱。家人的大包大揽给了我一个宁静的书桌。没有他们的理解和爱,我不仅写不出本书,而且也肯定一事无成。
所以,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

文摘
版权页:



第八章“限制吸毒者劳动与社会保障权法律问题”,从国家广电总局对吸毒艺人劳动权的限制,以及地方规范性文件对吸毒者申请低保资格的剥夺或限制两个具体事例切入,论证了公共利益内容的确立需要利益衡量,不应是一种大而化之的概括规定,需要用法律保留、比例原则、正当程序等技术性要件来检阅。同时,不能对艺人赋予过高道德义务。“封杀令”不但形式上不符合法律保留原则,而且内容上超出了行政权的范围,其还严重违反了我国《禁毒法》《戒毒条例》的禁止性规范。从我国对吸毒者的职业准入或禁止的法律规范,可以发现让涉毒艺人彻底退出该行业这种限制措施不够合理并过于严厉,且“封杀令”本身规定极不周延,所以不符合比例原则。这种方式违反了正当程序,以间接的、非法治的方式对艺人进行“封杀”,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原则,缺少必要的法律救济。
我国21个省、市、自治区存在剥夺或限制吸毒者低保资格的地方规范性文件。这些规范性文件违反《宪法》和《禁毒法》,侵犯吸毒者的社会保障权。很多立法者认为基于公共利益,应当剥夺或限制吸毒者的社会保障权(包括低保在内)。因为吸毒者经济状况的恶化属于自害行为,其不能从违法行为中获益,浪费社会经济资源,政府也没有救助的义务和责任。这种认识从社会大众的道德情感出发,为剥夺或限制吸毒者社会保障权找到伦理理由。一个人有违法行为,是否就不能享受基本权利,特别是由国家和社会提供的利益,这既是一个伦理学问题,也是一个法哲学、宪法学问题。从预付人权立场看,一个人必须履行做人的义务才能一直保有预先支付的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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