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本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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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文明的本质》力图打破西方中心论,为从近代以来的现代中国人的精神的崛起,从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中找到“自强”的来源。它在连续性文明和破裂性文明两大概念的关照下,通过将连续性文明视为中国历史的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以西方断裂性文明作为参照,探索以全责组织和一体化的公共权力为基本原则的中国文明自身的发展道路。在卷三中,作者以“连续性文明”为视点关照从英雄时代(酋邦时代)开始到战国时代结束的先秦封建社会。摒弃西方社会发展的经典理论,从自身历史出发,深入思考中国夏商周三代从封建走向帝国的全责社会的特点和演变。

编辑推荐
《中国文明的本质(卷三》力图探讨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崛起’”背后的文明的本质,为中国为中国文明的崛起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话语体系。它所关注的问题,比如中国现代话语——自强话语——的本质、现代中国的结构特点等等都是目前学界非常关注的话题,也是非常值得探讨的焦点。

媒体推荐
陈宣良这些看法决非临时起意,而是沿着一条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的思路一路走来,而今阅读他的这些文字,仍有振聋发聩之感。据我所了解到的而言,当今中国史学界能够像他这样高屋建瓴地讨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人极少……更何况作者受历史学家黄仁宇和考古学家张光直的影响,对历史文化不是停留于抽象概念和理论,而强调直接的体验和现场感,即使那些需要凭借想象来补充的地方,也力求合乎情理……不显枯燥。
——邓晓芒(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对巴比伦文明的具体演进形态,我们还很陌生;对中国人所理解的财富,以及封建与郡县制的兼并与集权的具体形态,我们还缺乏必要的研究……无论你是否能坚持把这么厚的一本大书读完,或者,你只拣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如何谓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的社会动员能力有什么特点、如何理解中华文明的“早熟”、什么是西方人所理解的“挑战——回应模式”,等等)来看作者是怎么论述的,收获都一定很大。
——陈家琪(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博士生导师)

作者简介
陈宣良,武汉大学哲学博士,萨特名著《存在与虚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6年)最早的翻译者和西方哲学和哲学史研究者,著有《法国本体论哲学的演进》(湖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等。现旅居法国。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的英雄时代
第一节 中国英雄时代发生的背景
中国氏族部落时代文化的分布
迁徙
资源争夺
第二节 中国英雄时代概貌
中国英雄时代出现时期的大迁徙
涿鹿之战
五帝时代
第三节 “ 父系氏族”和“部落联盟”——英雄时代的
基本社会组织
一、英雄时代的社会结构
关于“父系氏族”的概念的问题
关于中国英雄时代的血缘关系方面的革命
部落联盟时代的社会结构
二、关于英雄时代的一些误区
关于财产关系的变化
关于婚姻和性禁忌
第四节 黄帝故事的一种解读
黄帝的故事意味着什么:对王族联姻本质的反省
少典部族与有蟜氏部族通婚事件发生的背景
少典部落的处境
不同文化的部落之间联姻的本质:父系血缘关系的
出现
父系氏族和部落联盟
第五节 英雄时代的动员模式
黄帝的特殊地位和特殊作用
新的动员规模的出现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一):行使权力的方式及
原则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二):权力的传承模式问题
英雄时代的公共权力(三):权力本质的问题
小结:中国英雄时代概貌
第六节 绝地天通及其历史意义
关于话语权力
绝地天通: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宗教改革”

序言
为物理的暴力和话语的暴力两种;间接暴力,即财富权力,是通过对人的生存必须的物质的控制进而控制他人的能力。财富的出现,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根本标志。
人类之成为人类,或者说人类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人类是一种文化的存在,而文化,从最初的意义上说,就是语言或者说话语。原始时代的语言或者话语的基本形态就是禁忌。人类以禁忌作为最基本的规则让自己组织成人类社会。
我对于古代人类生活的还原,旨在指出一个人类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原则,即话语,是人类这种文化的存在的创造,也是人类对于自身的创造,而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断定,语言这种公共权力,是人类社会共同的最基础性的权力。而在各种不同的文明中,语言的这种基础,是通过与政治权力结合发生作用,还是通过与财富权力结合而发生作用,则构成不同文明的不同本质。在我看来,中国进入文明时期所受到的根本性的挑战,是在地球气候突变的情况下,四周文化向着中原的迁徙造成那里的人口急剧膨胀,造成了那里生存资源的紧张,中原部族为应对这种挑战而发明出了井田制和城邑—乡遂制度,从而进入文明。城邑—乡遂制度的根本特点,就是承袭并强化原始文化时代人类社会的全责、全能组织,以直接暴力——直接控制他人的权力——的方式建立文明社会的新秩序。从那个远古的时代开始,中国人在这个原则之下连续性地走过了大约4000年,其中虽然也充满了发展和变化,但是,这个以全责组织作为社会构造的基本形式的本质则始终保持着,一直到鸦片战争西方文明的冲击到来。
当我们说中国文明是一个连续性的文明的时候,实质上是说,中国是在保持着原始文化时代的全责组织社会形态的条件下进入文明的——这是我对于张光直先生的理论的一种延伸——这种全责组织社会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中国文明中公共权力始终以一体化的形态存在。公共权力中的物理暴力,一般说来即政权暴力,是以专制为基本特征的。公共权力中的语言暴力或者说话语暴力,是作为政权暴力的附庸或者同谋存在的,话语的基本价值,是整体性。中国文明中的财富,始终处在政权的支配之下作为政治动员的基础存在,没有自身独立的地位。这里所说的基础,不同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所设定的那种作为终极动力因的基础,而只是一种作为制约性、条件性存在的消极基础。为了服务于专制政权对于社会秩序治理的需要,经济秩序的变化是首先需要防止发生的事情,因此,可以说“简单再生产”就成为中国文明中经济活动的一种本质。
西方人进入文明当然也是为了应对挑战,但是,他们所遭遇到的挑战与中国人是非常不同的。西方文明发育于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当时的苏美尔人所遭遇的挑战,是这个地区资源的单一。如果说中国人进入文明时所遭遇到的挑战主要是人口的膨胀,是一种来自人类自身的人文条件方面的挑战的话,苏美尔人必须应对的挑战则是自然本身。西方文明是因此而走入发展生产力以应对挑战的历史发展道路的。这种文明的根本特点就是以间接暴力或者说间接权力,即以财富权力作为根本原则来构造新的社会秩序,或者更具体地说,在苏美尔人那里,出现了以功能组织社会——在社会生产分工的基础上——最终取代了原始文化时代的全责组织社会。所谓功能组织,是与全责组织、全能组织有着不同本质的社会组织,它们是以特定的目标为原则,为了完成特定的目的、行使特定的功能而建立起来的。说西方以断裂的方式进入文明,就是说西方人是以消解全责组织社会,而通过在社会分工的基础上建立各种功能组织的方式结成社会。这也是我在张光直先生的概念基础上进行的一种逻辑延伸。
西方文明中的公共权力,在功能组织社会的基本结构的条件下呈现出“三权鼎立”的基本态势。或者说,在历史上,公共权力是始终向着这样一种方向发展着的。这里所说的公共权力的三权鼎立,不是指现代代议民主政治中的立法、司法和执法的三权分立,而是指公共权力中的政权暴力、话语暴力和财富暴力的三权鼎立。在西方文明中,财富权力始终处在一种基础性的地位上,决
定着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方向,它也因此而显得是一种自主的存在。而政权暴力,在经济或者和话语干涉的条件下,在历史上出现的基本形态,是共和、封建、民主等分权形态,虽然间或也会出现“帝国”这种专制的形式,但是总之难以长命——与中国连续了2000多年的帝国历史形成非常鲜明的对照——而西方的话语,则往往是以独立的宗教或者神话的方式存在的,其基本的价值,是个体主义的,或者说,是在历史中不断地向着个体主义的方面发展的。在这样一个理论基础上,我对中国历史做了一个冗长的讨论。我主要是要说明,这样一个以全责组织和一体化的公共权力为基本原则的文明是如何在自己的道路上连续性地发展的。由于这种描述与西方中心论方式的、以生产力或者精神的进步作为原则的模式是不同的,这种描述自然也显得有些特别。中华
帝国是中国这个全责组织构成的文明的一般政治形态。全责组织使得中国文明可以称之为一种“政治文明”。这种政治文明的理想形态,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政权组织,如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后建立起来的从朝廷到伍甲村落的秦文明。
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帝国时代,这样一种理想状态由于帝国幅员过分辽阔和农业生产方式的局限,其实很少在历史上真正出现。现实的历史状态是一个抽象的朝廷组织和基层的血缘组织共存的结构,虽然这样两种组织具有同质性,都是全责组织,但是,从逻辑上说,一个全责组织是向着唯一化的目标前进的,因此,在朝廷与基层血缘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生的紧张关系。我们会注意到,在中国历史上,在帝国统一的外表之下,其实始终存在着一种封建性的分裂——我称之为隐性的封建——有时这样的分裂变成显性的政治分裂。但是,帝国统一的大趋势是中国文明的主流。就是说,从原则上说,中国文明的结构是非常稳固的,这是因为,在中国文明的朝廷和基层血缘组织这样上下对峙的全责组织之间,存在着一个将这对峙着的组织黏合起来的阶级——士阶级。士阶级是朝廷组织的基干,同时又是血缘组织的领袖,他们的双重身份使得他们成为中国文明的主干或者说中坚。他们主要以话语权力的具体体现者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并使得中华帝国在经历过无数次的毁灭性打击之后,几乎复制性地重生。
以上,是我以中国的方式来描述中国的历史。当我们如张光直先生所说的那样,将连续性文明视为人类历史的一种“主要的发展模式”的时候,当我们以中国方式的连续性文明为原则来审视西方文明的本质的时候,则不仅中国文明的面貌,连西方文明的面貌也变得与原先我们通过习惯的理论模式描述出来的面貌不同起来。当我们以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模式来描述中国历史的时候,总是会遇到这种理论模式难以顺畅说明的历史现象,于是,中国文明就显得像是一种“特例”。其实,当我们以中国的历史发展模式来审视西方历史的时候,西方的文明也变成了一种“特例”。我对于西方历史的描述,因此而显现出一种特殊的风貌。对于西方文明的描述的核心概念,是功能组织社会的形成以及公共权力三分的格局的历史发展过程。我在这里说明了封建这种社会形态的连续性文明的第一阶段形态的特征和奴隶制文明这种断裂性文明的第一阶段形态的本质,说明了古希腊、罗马的直接民主制形成的原因和它们之间的区别,说明了封建转入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尤其是英国的代议民主制形成的基本原因和条件。
对于中国现代启蒙的看法,就是建立在这个讨论的基础之上的。
这样两个并行地发展着的文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扩张中发生了接触和碰撞,鸦片战争成为这场碰撞的坐标性标志。这个碰撞使得中国这个连续性的文明发生了破裂,中国就在这样一种断裂的阵痛中进入了现代启蒙运动。自强这个概念,作为中国现代启蒙的基本概念,就是在这个文明保卫自己存在的努力中提出来的。在我看来,当自强的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中国的经济已然逐渐地脱离政权暴力的直接控制而展现出自主的风貌的时候,社会结构中的全责组织形态就难以避免地走向了历史的终结点,则自强作为启蒙话语的历史使命,也自然已经到了应该扬弃的时候了。自强是一个以整体性作为本质的概念,它是与全责组织社会共进退的,而在改革开放逐渐造就出来的商业社会中,随着生产方式的根本改变,中国已经不得不走出“政治文明”的传统结构,进入功能组织社会,相应地,中国自然也就进入了张扬一种个体主义精神的时候了。自强其实是一种植根在中国传统观念上的思想,自身与西方的思想没有渊
源,虽然启蒙是在西方人的刺激下发生的,而启蒙思想也往往蒙着一层西方思
想的外衣。
自强的阶级基础是中国的士阶级,自强作为一种启蒙的理想在中国传统基础上的实现,就是固有的公共权力一体化的基本结构在一个新生产力条件下的更新或者重建。启蒙以来中国的社会结构——权力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以及它们的本质——其实并没有真正发生多少改变,虽然从表面上看,可真叫做“试看天地翻覆”[1]。自强精神最具体、最传神的表达,就是“中体西用”的概念,它是贯穿中国整个现代化过程的纲领,也是当今中国的实践。应该说,这个纲领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历史成果,那就是中国现代工业体系的建立。现在,中国已经在自强精神的感召之下进入了世界大国的行列,自强的目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实现或者说接近实现了。
但是,从本质上说,自强的概念,从精神上说并不属于世界意义下的普世价值,与现代文明的基本精神并不一致,而是属于中国传统的全责组织的社会结构、属于公共权力一体化的基本范畴的,它不仅不是一种颠覆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的革命思想,反而是可以非常有力地支撑这样一种传统原则的。在这种情况下,这种精神方面对于“国家”的整体性的忠诚,就会自然地与在自强的物质努力中产生出来的自由市场经济之间发生严重的龃龉,而这对于中国文明的历史进程来说,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
我选择用如此巨大的篇幅来为自强概念做一个“注释”,去认真地发掘其中的“微言大义”,一方面固然因为我觉得,自强精神对中国人的影响已经巨大到如此的地步,它已经深入到人们的思想中一个非常不容易在反省中被触动到的底层,不从根上对它进行一种挖掘,我们已经不太容易发现其危害了;另一方面是因为,我总得为自己设想一个有希望的未来。我需要在传统中为中国真正的改变找到一个契机——因为只有传统的,在中国才是可以实现的。同时,我也希望在这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发现一些的确是来自西方的东西,而且,希望这些东西是的确可以在中国的传统中移植或者扎根的。就是说,我希望着中国的
[1]毛泽东诗词《念奴娇·鸟儿问答》。
传统发生真正的断裂。

现在我来介绍一下本书的结构。
卷一,是方法论问题。作为一种历史哲学的思考,方法论的问题是首要的问题。而由于我的讨论所依据的原则与我现在看到的所有在我看来是西方中心论的理论原则都不相同,将我自己的方法论原则首先提出来就是一件在逻辑上必要的事情。本书卷一将讨论方法论问题,一方面是对历史上的各种关于中国文明本质的理论做一个清理,另一方面则是正面地提出我自己的方法。
卷二,我将讨论人类文化的“共同的基层”[1] 的问题。这里涉及的,是人的本质和人类社会的一般本质的问题。而根据我的方法论原则,这种本质最清楚地体现在人类成为人类的历史过程中。人类最根深的本质,是在人类的原始文化的状态中最清楚地展现着的。张光直先生认为,人类社会在原始文化的时代,在世界上的各个地方,是大体一样的,因此,他将这种氏族部落时代的文化称为人类文化的共同基层。这种共同基层最终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一个,是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连续性的道路,另一个,就是以西方文明为代表的破裂性或者说断裂性的道路。在我看来,这个分歧的过程是在人类的英雄时代比较清晰地开始出现的,虽然在原始文化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区别。
因此,在讨论过人类文化的共同基层之后,我将分别进入关于连续性文明和断裂性文明的本质的讨论。
卷三和卷四,我将讨论中国文明的本质——在连续性概念的观照之下。
同一个问题分为两卷,主要是由于篇幅特别巨大。卷三讨论中国三代封建时期的本质包括向着帝国时代演化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而卷四则在描述中华帝国两千年历史的基础上着重讨论一些关键性的具体本质,如基本的社会结
[1]参见张光直:《连续与破裂:一个文明起源新说的草稿》,《九州学刊》,1986年第1期,第1—8页。
构、价值、思维方式等等的问题。
卷五,我将讨论西方文明的本质——在破裂性的概念的观照之下。由于我是在连续性和破裂性的概念的观照之下来审视西方文明,因此,从西方文明的本质形成的原因这个意义上说,我仍然认为我的看法有些特殊的地方。我将讨论的重点,放在西方世界中各个文明进入文明的历史方面,从这里来展现西方文明的本质。
卷六,也是最后的一卷,我讨论的问题,是从中国现代启蒙的本质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本质等等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是中国这个连续性的文明进入断裂的具体过程,也正是中国现代文明的本质形成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个过程不仅还没有结束,而且可以说是刚刚开始。我希望能够对中国文明的走向提出一种有价值的看法。

文摘
我们现在将要进入的,是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本质的具体讨 论。这一卷应该说是本书的主体之一,因此,从篇幅方面说会比较长,因为中国文明不仅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古代文明,而且是硕果仅存的连续性文明。
中国封建文明,我所指的主要是夏商周三代时期,而不是指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的那两千年,我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的时代称为帝国文明的时 代。
虽然这一卷的标题是中国封建文明,但是,具体的讨论事实上是从“史前”时代,就是说,是从英雄时代(酋邦时代)的历史开始的,而且是到战国时代结束的。而战国时代,中国的封建制度从原则上说应该可以认为已经过去了。中国文明是一个连续进展着的文明,这主要是说,在中国文明的历史发展中,作为文明本质的社会结构形态与史前的文化之间没有出现“断裂”式的飞
跃,就是说,人类原始文化形态的全责组织社会的本质没有被改造,因此,为了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对于中国史前文化本质的探讨就显得非常重要。
我们在讨论方法论问题的时候已经指出过,这里的封建是指一个时代的制度方面的实质而言,而不是按照“社会发展史”那种作为“资本主义时代之前”的时代的那个历史阶段。在西方资本主义产生之前,欧洲的确处在封建社会。但是,如果将这个模式套用到中国历史上,将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华帝国文明称为封建社会,而将三代封建社会称为奴隶制社会,就难免有指鹿为马之诮。我认为,封建制度,是一般而言的连续性进入的文明时代第一个阶段的社会制度,而断裂性地进入文明的第一个阶段,则往往表现为奴隶制。具体的理由,会在讨论中国与西方文明本质中逐步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我们现在的讨论就是在说明,中国的原始文化,是如何在连续性的发展过程中进入封建的。
现在,简单地回顾一下前面的讨论,以便给本卷讨论一个粗略的入门线索。人类之所以走上发展“文化”以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是由于人自身的天然禀赋无法通过个体自身的体能应对严酷的自然挑战,因此,人类这个智慧存在就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应对挑战,不仅在这样的挑战面前生存下来,还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组织起来进行动员,就需要有秩序、
有权威,就是说,在形成应对自然挑战的能力的时候,在结成社会的过程中,人类需要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形成公共权力。这就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生。
人类之所以走上发展“文化”以求生存和发展的道路,是由于人自身的天然禀赋无法通过个体自身的体能应对严酷的自然挑战,因此,人类这个智慧存在就走上了“组织起来”的道路,以集体的力量应对挑战,不仅在这样的挑战面前生存下来,还获得了巨大的发展。而组织起来进行动员,就需要有秩序、有权威,就是说,在形成应对自然挑战的能力的时候,在结成社会的过程中,人类需要调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需要形成公共权力。这就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产生。
人类的文化,从其最初的形态上说,就是禁忌。而我们已经从前面的讨论中清楚地看到,禁忌发生的原因或者说目的,就是人类将自己组织起来所需要的建立秩序的权力或者说暴力。
就是说,从人类成为人类这一天起,人类的社会中就出现了公共权力或者说公共暴力。而从原始文化的具体形态中,我们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最初的公共暴力是一种相当单纯的话语权 力。
人类文化最初形态的禁忌是伴随着神秘活动的,开始一般而言是巫术或者类似的活动,并且渗透到人类社会活动的所有方面,从物质生产的方面,到人类自身的生产方面,从一般消费的方面到精神生活方面。
一般事物的发展,都存在着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历史过程。人类社会也是如此。人类的早期社会规模很小,社会关系也比较简单,这不仅说明了为什么单纯的话语权力就能够维持一般的社会秩序,而且也告诉我们,这种人类最初的社会——游团——是一个“全责组织”或者说“全能组织”。就是说,人类在组织起来应对挑战的时候,最初只是建立起“一个”简单的组织而用以回应
他们所遭遇到的“一切”挑战。这符合事物发展的从简单到复杂的一般法则。
从一般的情况来看,随着人口增多,社会规模扩大,人类文化会自然地向着越来越复杂的方向发展。而社会生活的复杂,就要求人类的社会组织形式变得越来越复杂,为了维护社会秩序所需要的公共权力的力量越来越大,权力组织自身的结构也会随之复杂化。
从人类的社会或者说社会组织、社会结构的历史变化过程来看,这种发展有着两种不同的方向。当我们用“连续性”和“断裂性”这样一些形象的概念来表述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区别时,事实上也正是在说明这样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
在中国这个连续性文化或者文明的发展过程中,这种全责组织的社会形态被大体完整地保留下来,虽然这个组织自身中的法则变得越来越复杂、层级越来越多,其运动方式也越来越多样,但是,整个社会生活以全责、全能组织的方式整合起来的基本原则始终保存下来了。正是这种保留了古代社会组织的基本元素或者本质特征的发展模式,让我们将中国文明称为“连续性”文明。
而在西方历史上,我们却发现了这种全责、全能组织的解体,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功能组织”,即以应对特殊挑战的需要为目的形成的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社会就与史前文化中那种以全责组织将人类整合到社会生活中的法则比较彻底地告别,也就是说,西方的历史发生了“断裂”。
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进行的,我们只能“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在这里,我首先只是讨论中国这个连续性文明的发展道路。这不仅是因为我在这里主要关注的,就是中国历史或者说中国文明的本质,而且因为,在我看来,连续性文明如张光直先生所说,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要形态”,我们只有在弄清了这种基本状态之后,对于作为一种特殊形态的断裂性文明,才会有中肯的
理解。
对于人类历史上的文化来说,社会规模的扩大过程,与地球气候变化的过程息息相关。
自然气候条件的改变带来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一些地方已经变得不再适合人类生存,至少是不再适合以原来的文化方式保持大规模人口的生长了。因此而引起的文化集团迁徙,打破了人类原始社会生活原有的部落式封闭格局。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由于这种迁徙造成中原地区人口膨胀和资源紧张,使得人们不得不以加强原有的社会组织组织化程度的方式来应对挑战。
从理论上说,随着人类社会中矛盾的复杂化程度提高,单纯的话语权力对于维持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已经开始显得不够用了,就开始出现支持这样一种话语暴力或者说话语权力的权威暴力——武力。人类之间的武装暴力冲突,是在英雄时代开始出现的,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武力的出现,正是人类进入英雄时代的根本标志,唯武力论正是英雄时代人类思维的一般特征——中国也
正是如此,中国之进入英雄时代,与大迁徙带来的暴力冲突的发生过程也正是一致的。
从最一般的意义上说,人类之进入文明,就是说,建立起财产所有制关系或者说以财产所有为核心的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解决如何供养军队或者说物理暴力组织(政权组织)的问题。
换言之,财富的出现反映了人类维持社会秩序时对公共权力的需要越来越强。
对于中国来说,进入文明是在中原地区成为周围文化集团共同的迁徙目的地而人口膨胀、自然资源的争夺态势变得非常严峻的条件下发生的。因此,中国人进入文明采用的基本方式,就是以政治暴力直接攫取财富,并以这种暴力为依托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这就形成了中国文明的三种公共权力以一体化的形态存在这样一种基本态势。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这种公共权力一体化
的具体形态,就是中国社会始终保持着原始时代原有的全责组织的状态。公共权力一体化和全责组织社会,不过是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说法而已。
我们关于原始农业文化和游牧文化、畜牧文化的讨论,总的来说,就是描述史前时代这种全责组织或者说这种公共权力一体化的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张光直先生将史前文化称为“人类共同的文化基层”。一般而言的史前时代,按照塞维斯的说法,人类经历了游团、(氏族)部落和酋邦(部落联盟)这样三个时期,从组织的形式方面来说,从这些组织内部的规则或者文化来说,各个地区仍然是有所区别的,尤其是在进入英雄时代(酋邦时代)之后,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中的组织形态,甚至是有着非常巨大的区别,但是,就这种社会组织仍然是一种全责组织,就人类的这种社会组织中所包含的社会公共权力仍
然保持着一体化的特征而言,人类文化的这个“基层”或者说基础,仍然应该
说还是共同 的。
对于一个事物来说,其形成过程对于事物的本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对于
一个连续性发展着的事物来说尤其是如此。而对于我们认识一个事物的本质来
说,由于其历史的形成过程中有着内部矛盾由简单到复杂的清晰过程,对于我
们全面地认识其本质,这种方法也有着其他方法难以取代的方便之 处。
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极大的关注来讨论中国的史前文 化。
英雄时代,从文化形态上说,仍然是属于所谓“史前文化”的范畴。但
是,作为文明出现的前夜,不同文明的本质,在这个时代已经初见端 倪。
在中国,这个英雄时代的历史是什么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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