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忆:师友回忆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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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悼念忆:师友回忆录》(精装珍藏版)是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是作者晚年在医院疗养期间亲自编选的作品集。文集收录了作者在各个人生阶段的代表作品,涵盖散文、随笔、游记、回忆录、日记、学术著述等多种体裁,集中体现了季老的治学之志、文章之风和人格之美。
胡适、陈寅恪、沈从文、周作人、老舍、冯友兰……生命轨迹几乎与20世纪同步的季羡林,与众多标志性人物有着非同一般的交集,而他也在以文会友、师友辅仁的道路上成长为一代大师。本书收录作者怀念一生重要师友的文章,勾绘出一幅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群像,而贯穿其间的则是时代变迁和个人命运的轨迹。

编辑推荐
一代大师季羡林唯一亲定自选集,浓缩季羡林一生著作精华。季羡林亲切回忆与他有过交集的20世纪大师,家国情怀、个人与时代的命运贯穿期间。精装珍藏版,单册、套装同步上市!

作者简介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山东临清人,语言学家、东方文化研究专家、散文家,被称为“学界泰斗”。1934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翌年作为交换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归国,任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开拓中国东方学学术园地。曾任北大副校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亚研究所所长等职。

目录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1
第一辑我的先生们
纪念一位德国学者西克灵教授/5
西谛先生/9
他实现了生命的价值—悼念朱光潜先生/18
为胡适说几句话/24
回忆吴宓先生/30
忆念胡也频先生/33
晚节善终大节不亏—悼念冯芝生(友兰)先生/38
回忆陈寅恪先生/45
扫傅斯年先生墓/58
站在胡适之先生墓前/63
对陈寅恪先生的一点新认识/76
忆恩师董秋芳先生/80
寅恪先生二三事/83
追忆哈隆教授/92
第二辑同学少年
忆章用/101
怀念衍梁/113
怀念乔木/117
悼组缃/125
追忆李长之/131
悼念周一良/142
忆念张天麟/147
第三辑老友飘零
悼念曹老/157
悼念姜椿芳同志/161
悼许国璋先生/164
悼念邓广铭先生/172
悼念赵朴老/177
忆老友于道泉/181
痛悼钟敬文先生/183
痛悼克家/187
第四辑回首士林
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193
回忆梁实秋先生/199
悼念沈从文先生/203
诗人兼学者的冯至(君培)先生/209
寿作人/216
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223
郎静山先生/228
我眼中的张中行/232
回忆汤用彤先生/239
赵元任先生/249
跋/263

序言
做真实的自己(代序)
在人的一生中,思想感情的变化总是难免的。连寿命比较短的人都无不如此,何况像我这样寿登耄耋的老人!
我们舞笔弄墨的所谓“文人”,这种变化必然表现在文章中。到了老年,如果想出文集的话,怎样来处理这样一些思想感情前后有矛盾,甚至有天翻地覆的矛盾的文章呢?这里就有两种办法。在过去,有一些文人,悔其少作,竭力掩盖自己幼年挂屁股帘的形象,尽量删削年轻时的文章,使自己成为一个一生一贯正确,思想感情总是前后一致的人。
我个人不赞成这种做法,认为这有点作伪的嫌疑。我主张,一个人一生是什么样子,年轻时怎样,中年怎样,老年又怎样,都应该如实地表达出来。在某一阶段上,自己的思想感情有了偏颇,甚至错误,绝不应加以掩饰,而应该堂堂正正地承认。这样的文章绝不应任意删削或者干脆抽掉,而应该完整地加以保留,以存真相。
在我的散文和杂文中,我的思想感情前后矛盾的现象,是颇能找出一些来的。比如对中国社会某一个阶段的歌颂,对某一个人的崇拜与歌颂,在写作的当时,我是真诚的;后来感到一点失望,我也是真诚的。这些文章,我都毫不加以删改,统统保留下来。不管现在看起来是多么幼稚,甚至多么荒谬,我都不加掩饰,目的仍然是存真。
像我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我是颇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离一个社会活动家,是有相当大的距离的。我本来希望像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那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不求闻达,毕生从事学术研究,又绝不是不关心国家大事,绝不是不爱国,那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然而阴差阳错,我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人。应景文章不能不写,写序也推托不掉,“春花秋月何时了,开会知多少”,会也不得不开。事与愿违,尘根难断,自己已垂垂老矣,改弦更张,只有俟诸来生了。

后记

季羡林先生是我尊敬的国学大师,但他的贡献和意义又远在其学问之上。我尝问先生:“你所治之学,如吐火罗文,如大印度佛教,于今天何用?”他肃然答道:“学问不问有用无用,只问精不精。”严谨的治学态度发人深省。此其一令人尊敬。先生学问虽专、虽深,然文风晓畅朴实,散文尤美。就是有关佛学、中外文化交流,甚至如《糖史》这些很专的学术论著也深入浅出,条分缕析。虽学富五车,却水深愈静,绝无一丝卖弄。此其二令人尊敬。先生以教授身份居校园凡六十年,然放眼天下,心忧国事。常忆季荷池畔红砖小楼,拜访时,品评人事,说到动人处,竟眼含热泪。我曾问之,最佩服者何人。答曰:“梁漱溟。”又问再有何人。答曰:“彭德怀。”问其因,只为他们有骨气。联系“文革”中,先生身陷牛棚,宁折不屈,士身不可辱,公心忧天下。此其三令人尊敬。
先生学问之衣钵,自有专业人士接而传之。然治学之志、文章之风、人格之美则应为学术界、全社会,尤其是青少年所学、所重。而这一切又都体现在先生的文章著作中。于是遂建议于先生全部著作中,选易普及之篇,面对一般读者,编一季文普及读本。适有磨铁图书领导多方促成,于是有此选本问世,庶可体现初衷。
——梁衡

文摘
西谛先生
西谛先生不幸逝世,到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听到飞机失事的消息时,我正在莫斯科。我仿佛当头挨了一棒,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我是震惊多于哀悼,惋惜胜过忆念,而且还有点儿惴惴不安。当我登上飞机回国时,同一架飞机中就放着西谛先生等六人的骨灰盒。我百感交集。当时我的心情之错综复杂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在这样漫长的时间内,我不时想到西谛先生。每一想到,都不禁悲从中来。到了今天,震惊、惋惜之情已逝,而哀悼之意弥增。这哀悼,像烈酒,像火焰,燃烧着我的灵魂。
倘若论资排辈的话,西谛先生是我的老师。30年代初期,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系。但是从小学起,我对中国文学就有浓厚的兴趣。西谛先生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的教授,在清华兼课。我曾旁听过他的课。在课堂上,西谛先生是一个渊博的学者,掌握大量的资料,讲起课来,口若悬河泻水,滔滔不绝。他那透过高度的近视眼镜从讲台上向下看挤满了教室的学生的神态,至今仍宛然如在目前。
当时的教授一般都有一点儿所谓“教授架子”。在中国话里,“架子”这个词儿同“面子”一样,是难以捉摸、难以形容描绘的,好像非常虚无缥缈,但它又确实存在。有极少数教授自命清高,但精神和物质待遇却非常优厚。在他们心里,在别人眼中,他们好像是高人一等,不食人间烟火,而实则饱餍粱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其中有人确实也是官运亨通,青云直上,成了令人羡慕的对象。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就产生了架子。
这些教授的对立面就是我们学生。我们的经济情况有好有坏,但是不富裕的占大多数,然而也不至于挨饿。我当时就是这样一个学生。处境相同,容易引起类似同病相怜的感情;爱好相同,又容易同声相求。因此,我就有了几个都是爱好文学的伙伴,经常在一起,其中有吴组缃、林庚、李长之等等。虽然我们所在的系不同,但却常常会面,有时在工字厅大厅中,有时在大礼堂里,有时又在荷花池旁“水木清华”的匾下。我们当时差不多都才20岁左右,阅世未深,尚无世故,正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时候。我们经常高谈阔论,臧否天下人物,特别是古今文学家,直抒胸臆,全无顾忌。幼稚恐怕是难免的,但是没有一点儿框框,却也有可爱之处。我们好像是《世说新语》中的人物,任性纵情,毫不矫饰。我们谈论《红楼梦》,我们谈论《水浒》,我们谈论《儒林外史》,每个人都努力发一些怪论,“语不惊人死不休”。记得茅盾的《子夜》出版时,我们间曾掀起一场颇为热烈的大辩论,我们辩论的声音在工字厅大厅中回荡。但事过之后,谁也不再介意。我们有时候也把自己写的东西,什么诗歌之类,拿给大家看,而且自己夸耀哪句是神来之笔,一点儿也不脸红。现在想来,好像是别人干的事,然而确实是自己干的事,这样的率真只在那时候能有,以后只能追忆珍惜了。
在当时的社会上,封建思想弥漫,论资排辈好像是天经地义。一个青年要想出头,那是非常困难的。如果没有奥援,不走门子,除了极个别的奇才异能之士外,谁也别想往上爬。那些少数出身于名门贵阀的子弟,他们丝毫也不担心,毕业后爷老子有的是钱,可以送他出洋镀金,回国后优缺美差在等待着他们。而绝大多数的青年经常为所谓“饭碗问题”担忧,我们也曾为“毕业即失业”这一句话吓得发抖。我们的一线希望就寄托在教授身上。在我们眼中,教授简直如神仙中人,高不可攀。教授们自然也是感觉到这一点的,他们之所以有架子,同这种情况是分不开的。我们对这种架子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
我就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认识西谛先生的。
最初我当然对他并不完全了解。但是同他一接触,我就感到他同别的教授不同,简直不像是一个教授。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儿教授架子;他也没有一点儿论资排辈的恶习。他自己好像并不觉得比我们长一辈,他完全是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有时就像一个大孩子,不失其赤子之心。他说话非常坦率,有什么想法就说了出来,既不装腔作势,也不以势吓人。他从来不想教训人,任何时候都是亲切和蔼的。当是流行在社会上的那种帮派习气,在他身上也找不到。只要他认为有一技之长的,不管是老年、中年还是青年,他都一视同仁。因此,我们在背后就常常说他是一个宋江式的人物。他当时正同巴金、靳以主编一个大型的文学刊物《文学季刊》,按照惯例是要找些名人来当主编或编委的,这样可以给刊物镀上一层金,增加号召力量。他确实也找了一些名人,但是像我们这样一些无名又年轻之辈,他也决不嫌弃。我们当中有的人当上了主编,有的人当上特别撰稿人。自己的名字都煌煌然印在杂志的封面上,我们难免有些沾沾自喜。西谛先生对青年人的爱护,除了鲁迅先生外,恐怕并世无二。说老实话,我们有时候简直感到难以理解,有点儿受宠若惊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既景仰他学问之渊博,又热爱他为人之亲切平易,于是就很愿意同他接触。只要有机会,我们总去旁听他的课。有时也到他家去拜访他。记得在一个秋天的夜晚,我们几个人步行,从清华园走到燕园。他的家好像就在今天北大东门里面大烟筒下面。现在时过境迁,房子已经拆掉,沧海桑田,面目全非了。但是在当时给我的印象却是异常美好、至今难忘的。房子是旧式平房,外面有走廊,屋子里有地板,我的印象是非常高级的住宅。屋子里排满了书架,都是珍贵的红木做成的,整整齐齐地摆着珍贵的古代典籍,都是人间瑰宝,其中明清小说、戏剧的收藏更在全国首屈一指。屋子的气氛是优雅典丽的,书香飘拂在画栋雕梁之间。我们都狠狠地羡慕了一番。
总之,我们对西谛先生是尊敬的,是喜爱的。我们在背后常常谈到他,特别是他那些同别人不同的地方,我们更是津津乐道。背后议论人当然并不能算是美德,但是我们一点儿恶意都没有,只是觉得好玩而已。比如他的工作方式,我们当时就觉得非常奇怪。他兼职很多,常常奔走于城内城外。当时交通还不像现在这样方便。清华、燕京,宛如一个村镇,进城要长途跋涉。校车是有的,但非常少,有时候要骑驴,有时候坐人力车。西谛先生挟着一个大皮包,总是装满了稿子,鼓鼓囊囊的。他戴着深度的眼镜,跨着大步,风尘仆仆,来往于清华、燕京和北京城之间。我们在背后说笑话,说郑先生走路就像一只大骆驼。可是他一坐上校车,就打开大皮包拿出稿子,写起文章来。
据说他买书的方式也很特别。他爱书如命,认识许多书贾,一向不同书贾讲价钱,只要有好书,他就留下,手边也不一定就有钱偿付书价,他留下以后,什么时候有了钱就还账,没有钱就用别的书来对换。他自己也印了一些珍贵的古籍,比如《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玄览堂丛书》之类。他有时候也用这些书去还书债。书贾愿意拿什么书,就拿什么书。他什么东西都喜欢大,喜欢多,出书也有独特的气派,与众不同。所有这一切我们也都觉得很好玩,很可爱。这更增加我们对他的敬爱。在我们眼中,西谛先生简直像长江大河,汪洋浩瀚;泰山华岳,庄严敦厚。当时的某一些名人同他一比,简直如小水洼、小土丘一般,有点儿微末不足道了。
但是时间只是不停地逝去,转瞬过了四年,大学要毕业了。清华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故乡去,教了一年高中。我学的是西洋文学,教的却是国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结合业务”,因此心情并不很愉快。在这期间,我还同西谛先生通过信。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我寄过一篇散文给他,他立即刊登了。他还写信给我,说他编了一个什么丛书,要给我出一本散文集。我没有去搞,所以也没有出成。过了一年,我得到一份奖学金,到很远的一个国家里去住了十年。从全世界范围来看,这正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在国内,有外敌入侵,大半个祖国变了颜色;在国外,正在进行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我在国外,挨饿先不必说,光是每天躲警报,就真够戗。杜甫的诗:“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我的处境是“烽火连十年,家书无从得”。同西谛先生当然失去了联系。
一直到了1946年的夏天,我才从国外回到上海。去国十年,飘洋万里,到了那繁华的上海,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曾在克家的榻榻米上睡过许多夜。这时候,西谛先生也正在上海。我同克家和辛笛去看过他几次,他还曾请我们吃过饭。他的老母亲亲自下厨房做福建菜,我们都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当时上海反动势力极为猖獗。郑先生是他们的对立面。他主编一个争取民主的刊物,推动民主运动,反动派把他也看做眼中钉,据说是列入了黑名单。有一次,我同他谈到这个问题。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的面孔一下子红了起来,怒气冲冲,声震屋瓦,流露出极大的义愤与轻蔑。几十年来他给我的印象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光风霁月,菩萨慈眉;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有另一面:疾恶如仇,横眉冷对,疾风迅雷,金刚怒目。原来我只是认识了西谛先生的一面,对另一面我连想都没有想过。现在总算比较完整地认识西谛先生了。
有一件事情,我还要在这里提一下。我在上海时曾告诉郑先生,我已应北京大学之聘,担任梵文讲座。他听了以后,喜形于色,他认为,在北京大学教梵文简直是理想的职业。他对梵文文学的重视和喜爱溢于言表。1948年,他在他主编的《文艺复兴·中国文学专号》的《题辞》中写道:“关于梵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血脉相通之处,新近的研究呈现了空前的辉煌。北京大学成立了东方语文学系,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几位都是对梵文学有深刻研究的。……在这个‘专号’里,我们邀约了王重民先生、季羡林先生、万斯年先生、戈宝权先生和其他几位先生们写这个‘专题’。我们相信,这个工作一定会给国内许多的做研究工作者们以相当的感奋的。”西谛先生对后学的鼓励之情洋溢于字里行间。
解放后不久,西谛先生就从上海绕道香港到了北京。我们都熬过了寒冬,迎来了春天,又在这文化古都见了面,分外高兴。又过了不久,他同我都参加了新中国开国后派出去的第一个大型文化代表团,到印度和缅甸去访问。在国内筹备工作进行了半年多,在国外和旅途中又用了四五个月。我认识西谛先生已经几十年了,这一次是我们相聚最长的一次,我认识他也更清楚了,他那些优点也表露得更明显了。我更觉得他像一个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大孩子,胸怀坦荡,耿直率真。他喜欢同人辩论,有时也说一些歪理。但他自己却一本正经,他同别人抬杠而不知是抬杠。我们都开玩笑说,就抬杠而言,他已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应该选他为“抬杠协会主席”,简称之为“杠协主席”。出国前在检查身体的时候,他糖尿病已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有几个“+”号。别人替他担忧,他自己却丝毫不放在心上,喝酒吃点心如故。他那豁达大度的性格,在这里也表现得非常鲜明。
回国以后,我经常有机会同他接触。他担负的行政职务更重了。有一段时间,他在北海团城里办公,我有时候去看他,那参天的白皮松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这时候他对书的爱好似乎一点儿也没有减少。有一次他让我到他家去吃饭。他像从前一样,满屋堆满了书,大都是些珍本的小说、戏剧、明清木刻,满床盈案,累架充栋。一谈到这些书,他自然就眉飞色舞。我心里暗暗地感到庆幸和安慰,我暗暗地希望西谛先生能够这样活下去,多活上许多年,多给人民做一些好事情……
但是正当他充满了青春活力,意气风发,大踏步走上前去的时候,好像一声晴天霹雳,西谛先生不幸过早地离开我们了。他逝世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谁也说不清楚。我时常自己描绘,让幻想驰骋。我知道,这样幻想是毫无意义的,但是自己无论如何也排除不掉。过了几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同许多人一样被卷了进去。在以后的将近十年中,我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天天在战战兢兢地过日子,想到西谛先生的时候不多。间或想到他,心里也充满了矛盾:一方面希望他能活下来,另一方面又庆幸他没有活下来,否则他一定也会同我一样戴上种种的帽子,说不定会关进牛棚。他不幸早逝,反而成了塞翁失马了。
现在,恶贯满盈的“四人帮”终于被打倒了。普天同庆,朗日重辉。但是痛定思痛,我想到西谛先生的次数反而多了起来。将近五十年前的许多回忆,清晰的、模糊的、整齐的、零乱的,一齐涌入我的脑中。西谛先生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时时奔来眼底。我越是觉得前途光明灿烂,就越希望西谛先生能够活下来。像他那样的人,我们是多么需要啊。他一生为了保存祖国的文化,付出了多么巨大的劳动!如果他还能活到现在,那该有多好!然而已经发生的事情是永远无法挽回的。“念天地之悠悠”,我有时甚至感到有点凄凉了。这同我当前的环境和心情显然是有矛盾的,但我无论如何也抑制不住自己。我常常不由自主地低吟起江文通的名句来:
春草暮兮秋风惊,秋风罢兮春草生;
绮罗毕兮池馆尽,琴瑟灭兮丘垄平。
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
呜呼!生死事大,古今同感。西谛先生只能活在我们回忆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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