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论集.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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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这部论文集汇集了国内具有代表性的老、中、青三代古代文学研究者的论文,是他们关于本领域研究的视野与方法的最新思考。鉴往知来,洞见幽微,百年来古代文学研究的范式与局限得以讨论,而未来研究新视野与新方法的探讨亦为题中之义。故此一册在手,古代文学研究的历史与未来,可窥一斑。

作者简介
朱万曙,文学博士, 长期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戏剧以及地域历史文化研究,出版个人学术专著多部。曾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苏州大学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筹)副会长,安徽省徽学学会副会长等。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目录
综论篇

我的中国文化时地观 袁行霈
古代文学研究的思想境界 刘跃进
“互文性”——揭示作品文化血脉的途径(节选) 陈 洪
评前野直彬《中国文学史》 莫砺锋
再谈作为方法的汉文化圈 张伯伟
文学思想史研究的相关问题 左东岭
回归生活史和心灵史的古代文学研究 廖可斌
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的文献使用问题 傅 刚
论古代文艺学的主神重形传统 刘 石
计量学术史及其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提纲) 王兆鹏
古代文学的“和合”秉性与“和合”研究 沈松勤
古代文学研究的思考与总结 诸葛忆兵
地域文化与中国文学:以徽州为中心 朱万曙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反思 孙少华

断代篇

视野与方法——楚辞学案判评的关键和枢纽 李炳海
关于新出土文献进入文学史叙述的思考——以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为例 王长华
论先秦史著及其“书法”的生成 过常宝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 徐正英
《诗经》六义新解:风赋•比兴•雅颂 马 昕
先秦文学“形式主义”研究的成果及其意义 吴 洋
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 徐建委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梁诗》补遗 陈尚君
唐诗宋词悲剧意识类型举要 冷成金
杜甫应酬诗小议 蒋 寅
《全宋词》词人小传失误之探讨 钟振振
“以论为记”与宋代古文革新发微 谷曙光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 陈伟文
性别变乱与文学书写——隆庆二年山西男子化女事件的叙事研究 李萌昀
陈经济考 郑志良
论清歌的存佚状况与整理研究问题 罗时进
明清鼎革对李渔话本创作的影响 傅承洲
论王夫之明诗批评的内在问题 徐 楠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的点滴思考 李昌集
论国学“小说”观对文言小说的影响——以《聊斋志异》为例 王 昕
祁寯藻诗歌管窥 张 剑
略论徽商鲍廷博整理宋代文集的文化意义 周生杰
从对《牡丹亭》的回应看《再生缘》的女性书写及其文学史意义 邹 颖
晚清小说与白话地位的提升 陈大康
作为“世界文学”读本的《花笺记》 王 燕

文摘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陈伟文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以下简称《后序》)不仅作为散文名篇被广泛收录于各种选本,而且作为李清照生平研究最重要的文献依据,被古今学者频繁征引。但是,即使有了《后序》这样颇为详细具体的生平自述,李清照的生年、嫁年诸问题,仍然聚讼纷纭,甚至连这篇明明题署了具体年月日的《后序》的写作年份,居然也歧说纷呈,争论不休。这种异常现象似乎从来没有引起学者对《后序》本身可靠性的质疑。但是,《后序》的可靠性是否真的如此不容置疑呢?笔者经过一番细致考证,认为事实恐怕不然。
一、对《金石录后序》
真伪的质疑我们知道,《后序》叙述的中心事件是赵明诚夫妇收藏品的散佚过程。假如《后序》真出自李清照之手,其对这一中心事件的叙述虽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误记某些细节的可能性,但就基本事实而言无疑是不可能有大误的。如果连对这一中心事件的叙述都完全与史实大相径庭,那《后序》就不可能出自李清照之手。正是从这一基本逻辑出发,笔者对《后序》的真伪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南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九蔡襄书《赵氏神妙帖》有赵明诚跋云:

此帖章氏子售之京师,予以二百千得之。去年秋,西兵之变,予家所资荡无遗余,老妻独携此而逃。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此帖独存。信其神工妙翰,有物护持也。建炎二年三月十日。

据赵跋可知,赵氏夫妇收藏品散佚于建炎元年(1127)秋天发生的“西兵之变”。此材料出自赵明诚自述,极为重要,论李清照生平者多引用之,但遗憾的是前贤皆未能细考赵跋所谓“西兵之变”具体所指。
那赵明诚跋中“西兵之变”指的是什么事件呢?指的是建炎元年秋天在秀州、镇江发生的一次陕西兵叛乱事件。考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八云:

(建炎元年八月壬申)延康殿学士知镇江府两浙西路兵马钤辖赵子崧言杭州军变,遣京畿第二将刘俊往捕,又命御营统制辛道宗将西兵二千讨之。

同书卷九云:

(建炎元年九月甲午)先是,御营统制官辛道宗奉诏讨贼,军行至镇江府。守臣赵子崧犒赐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兴县,始命给军士人五百钱,众皆怒。是夜,其众自溃乱而去者六百人。道宗挺身得小舟,奔还镇江。众推高胜为首,胜者太行山之盗也,谓之高托天。乱兵攻秀州,守臣直龙图阁赵叔近城守,人遗以四缣,贼乃北趋平江府。

又云:

(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是日,贼赵万入镇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学士赵子崧遣将逆击于丹徒,调乡兵乘城为备,禁居民毋出。良久,府兵败归,乡兵惊溃。子崧率亲兵保焦山寺,贼踰城而入,纵火杀人,莫知其数,万遂据镇江。

同书卷十云:

(建炎元年十月丙戌)是日,两浙制置使王渊率统制官张俊等领兵至镇江府,军贼赵万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时辛道宗前军将官苗翊犹在叛党中,乃委翊统之,众心稍定。翊,傅弟也,渊寻绐贼以过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尽杀之,余骑兵百余人,戮于市,无得脱者。

统观此数条,则所谓“西兵之变”的始末已清晰可见:建炎元年秋,杭州发生军变,辛道宗受命率领陕西兵两千人讨之,行至嘉兴县,兵士因不满辛道宗独吞犒赐而叛变,攻打秀州,随后攻陷镇江,但不久就在镇江被宋军收服。此事亦载于熊克《皇朝中兴纪事本末》卷二。《宋史》卷二百四十七《赵叔近传》云:“建炎元年,(赵叔近)为秀州守,杭卒陈通反,诏辛道宗将西兵讨之。兵溃为乱,抵秀州城下,叔近乘城谕以祸福,乱兵乃去。”⑤亦可相印证。翟汝文《奏为杭州军贼攻劫提刑不知所在乞朝廷遣重将将兵并力讨杀状》云:“臣见事势如此,扼腕痛愤,以谓浙东兵既为贼所诱,不可使战。而浙西兵又皆乡夫怯懦,独有西兵可必破此贼。既闻朝廷遣辛兴宗将西兵二千人前来,臣计期日望收复。而西兵至秀州,忽作乱杀主将辛兴宗,沿路劫掠,复欲回归。”这更是当时亲历者的奏议,确凿可信。再从赵明诚跋“再掠镇江”语,可知其前述“西兵之变”中导致“予家所资荡无遗余”的具体事件亦当发生在镇江,然则所指的应是叛兵赵万于建炎元年九月乙卯攻陷镇江之事。
那么,赵明诚跋中“未几,江外之盗再掠镇江”指的又是什么呢?应是建炎二年(1128)正月张遇陷镇江事。《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二云:“(建炎二年正月庚子)是日,张遇陷镇江府。初,遇自黄州引军东下,遂犯江宁。江淮制置使刘光世追击之,遇乃以舟数百绝江而南,将犯京口。既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溃。将作监主簿马元颕妻荣氏为贼所得,荣氏厉声骂贼,为所害。荣氏,薿女弟也。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镇江。守臣龙图阁直学士钱伯言弃城去。”此事亦见载于《宋史》卷二十五《高宗本纪》。建炎元年九月乙卯赵万陷镇江,十月丙戌宋军收复镇江,次年正月张遇再陷镇江。赵万、张遇先后陷镇江,相隔仅三四个月,故云“未几”。
以上所考陕西兵叛乱事件,与赵明诚跋中所言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皆一一若合符节,丝毫无爽,应该是确凿无疑的。根据赵明诚跋的亲述,赵氏夫妇的主要收藏品是建炎元年秋天在镇江的兵乱中散佚的。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所载赵氏夫妇藏品共两件,皆得自镇江,当非巧合。
赵明诚跋所述历史事件既已考定,我们再回过头来对照《后序》的相关叙述,就会发现两者是根本抵牾的。《后序》叙述赵明诚夫妇藏品散佚过程,其中最重要的两次散佚是:

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赵明诚)葬毕,余无所之。朝廷已分遣六宫,又传江当禁渡。时犹有书二万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长物称是。余又大病,仅存喘息。事势日迫。念侯有妹婿,任兵部侍郎,从卫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建炎三年)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所谓连舻渡江之书,又散为云烟矣。

根据《后序》的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主要散佚事件有两次:其一,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其二,建炎三年(1129)十二月金人陷洪州。显然,这与赵明诚跋所言是根本抵牾的。首先,赵明诚跋称建炎元年秋的“西兵之变”后,“予家所资荡无遗余”。《后序》却称赵明诚卒后仍存书两万卷、金石刻两千卷。即使赵跋有可能夸张,但夸张也是有度的,不可能明明尚存藏书两万卷、金石刻两千却称“荡无遗余”。更重要的是,根据赵明诚的叙述,其收藏品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秋天镇江兵乱;而根据《后序》的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主要散佚于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和建炎三年十二月金人陷洪州。两者根本就风马牛不相及,似无弥缝调和之可能。
前贤因为未能细考赵跋所谓“西兵之变”具体所指,未发现其与《后序》的根本抵牾,所以总是刻意去牵合调和赵跋与《后序》的叙述。有些学者认为赵跋所云“西兵之变”,指的就是《后序》所述金人陷青州事件。这显然是错误的。第一,人物不符。西兵在宋人一般语境中指陕西兵,因为陕西兵是宋朝最著名、最善战的军队。金国在大宋东北方,揆诸情理,似无称“西兵”之可能。现存宋人文献,亦绝未见称金人为“西兵”之例。更何况,赵明诚作为宋朝官员,叙述金人陷青州,亦不当用“西兵”这样的中性称呼,而应称“金寇”、“北虏”等敌对称呼。第二,时间不符。金人陷青州的时间,据《后序》则在建炎元年十二月,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宋史•高宗本纪》等所载则是建炎二年正月,无论如何都与赵跋所云发生于建炎元年秋天的“西兵之变”明显不符。第三,地点不符。根据赵明诚跋所云“再掠镇江”,则“西兵之变”亦当发生在镇江,而不可能指金人陷青州。
又有学者认为“西兵之变”指的是建炎元年十二月发生的青州兵变。《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一云:

(建炎元年十二月)壬戌,资政殿学士京东东路经略安抚使兼制置使知青州曾孝序为乱兵所杀。先是,临朐土兵赵晟聚众为乱,孝序付将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大衂而归。孝序令毋入城,且责以力战自赎,不则将议军法。定自知不免,乃以言撼败卒,夺门斩关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据厅事,瞋目骂贼,遂与其子宣教郎訏皆遇害。

此处叙述青州兵变事件甚明。但是,赵明诚跋所云“西兵之变”也不可能指青州兵变。第一,人物不符。如前所言,宋人一般语境中所云“西兵”指的是陕西兵。而青州兵变事件中,王定是青州将官,赵晟是临朐土兵,青州和临朐皆在东部,与“西兵”扯不上关系。宋人文献亦绝未见有称青州兵或临朐兵为“西兵”之例。第二,时间不符。赵跋明确说西兵之变是在建炎元年秋天,而青州兵变则发生在建炎元年十二月。虽然仅差几个月,但是赵明诚跋写于建炎二年三月,岂会将三个月前刚刚发生之事误记为半年前,更何况是导致其主286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论集要藏品散佚的大事件?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学者也意识到此矛盾,所以辩解称:“赵晟起事时间较早,可能在秋季。”但这是脱离文献和史实的猜测,并无任何根据。而且,即使赵晟起事在建炎元年秋天,也在青州之外,又岂会导致赵家青州故第化为煨烬?第三,地点不符。这点与前面分析同。而且,最重要的是,称赵明诚跋所云“西兵之变”指青州兵变,不仅与赵跋所叙述的人物、时间、地点皆不符合,而且与《后序》的叙述本身也完全不符合。《后序》明确说:“青州故第,尚锁书册什物,用屋十余间,期明年春再具舟载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谓十余屋者,已皆为煨烬矣。”据《后序》所述,其青州故第所藏书册什物应是亡佚于金人陷青州,叙述清晰,本无歧义。事实上,从《后序》中,我们看不到青州兵变的任何影子。学者只是因为赵明诚跋所言“去年秋西兵之变”与金人陷青州无法对应,才勉强牵合青州兵变而已。
非常明显,李清照《后序》对赵氏夫妇收藏品散佚过程的叙述与赵明诚跋完全不同,且是根本矛盾,无法弥缝调和的。如果两种叙述真的都出自赵氏夫妇的亲述,那是不可能如此矛盾冲突的。因此,笔者认为,这两个文本不可能同时为真,必有一伪。
那么,究竟是《后序》伪,还是赵明诚跋伪呢?我们先考察赵明诚跋。首先,如前所考,赵明诚跋所述事件,皆与史实密切相合,可信度极高。其次,赵明诚跋是岳珂据真迹著录于《宝真斋法书赞》中的,岳珂精于鉴赏,误载伪作的可能性不大。赵明诚跋不是独立的,而是与蒋遒、晁说之、张缜等人的亲笔跋一起附在蔡襄《神妙帖》真迹卷末的。按一般情理,如果赵明诚跋是伪作,则蒋、晁、张之跋及蔡襄《神妙帖》皆伪。同时伪造如此多名家的真迹,难度极大,而能骗过鉴赏名家岳珂,可能性极小。又据岳珂说,蔡襄《神妙帖》连同赵明诚诸人之跋当时还有石刻,则伪作的可能性就更微乎其微了。
再者,赵明诚跋所述其收藏品散佚过程,也可与别的可靠文献相互印证。翟耆年《籀史》卷上云:

明诚,字德夫,大丞相挺之季子。读书赡博,藏书万卷,悉亲是证,铅椠未尝去手。酷好书画,遇名迹,捐千金不少靳,畜三代鼎彝甚富。建炎南渡,悉为盗夺,所存者九牛之一毛。又无子能保其遗余,每为之叹息也。

翟耆年是赵明诚的表甥,所言赵明诚收藏品“建炎南渡,悉为盗夺”应该是确凿可靠的。虽然翟耆年只是简单地说“悉为盗夺”,没有具体指明是何“盗”,但是,如果赵明诚夫妇收藏品真的如《后序》所言散佚于两次金兵入侵,那翟耆年不会称“悉为盗夺”。因为依据古人的语言表述习惯,内为盗,外为寇,尤其是“悉为盗夺”这样的表述中的“盗”不可能指入侵的外族,必指国内盗匪。这正与赵明诚跋所言西兵之变叛乱的陕西兵身份相合,而与《后序》所言金兵入侵不符。这一旁证进一步增加了赵明诚跋的可靠性。
比较而言,《后序》的可靠性似乎远不如赵明诚跋。赵明诚《金石录》的初刻本是南宋淳熙年间龙舒郡刊本,至今尚有足本流传,藏国家图书馆,影印本收入《古逸丛书三编》,其中并无李清照《后序》。也就是说,《后序》最初并非与《金石录》一起刊行流传,而是后出的文献。当然,仅此并不足以断定其伪,但毕竟其文献来源不是十分地确凿可靠。再细加考证,《后序》除了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与赵明诚跋所述根本抵牾外,其他的叙述也多有与史实不符之处。
(1)《后序》云:“余建中辛巳,始归赵氏。时先君作礼部员外郎,丞相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学作学生。”丞相,指的是赵明诚之父赵挺之。据此,赵挺之在建中元年(辛巳)任吏部侍郎。今考《宋史•赵挺之传》述赵挺之建中元年前后所历官职,云:

徽宗立,为礼部侍郎。哲宗祔庙,议迁宣祖,挺之言:“上于哲宗兄弟,同一世;宣祖未当迁。”从之。拜御史中丞,为钦圣后陵仪仗使。曾布以使事联职,知禁中密指,谕使建议绍述,于是挺之排击元祐诸人不遗力。由吏部尚书拜右丞,进左丞、中书门下侍郎。

赵挺之元符三年(1100)任礼部侍郎,建中元年(1101)正月拜御史中丞,后改任吏部尚书,崇宁元年(1102)正月拜尚书右丞。由此可见,建中元年赵挺之并未官吏部侍郎。又考赵挺之确曾官吏部侍郎一职,只是并非在建中元年。考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九十三:“(绍圣四年十一月)癸亥,礼部侍郎赵挺之为吏部侍郎。”卷四百九十八:“(元符元年五月辛亥)权吏部侍郎赵挺之为中书舍人。”据此可知,赵挺之在绍圣四年(1097)十一月至元符元年(1098)五月间官吏部侍郎。而《后序》称建中辛巳赵挺之为吏部侍郎,显然与史实矛盾。那有没有可能是李清照误记呢?可能性不大。因为如《后序》所云,李清照建中辛巳与赵明诚结婚,则赵挺之任吏部侍郎在其婚前三年。一般而言,结婚时公公赵挺之所任官职应该不至误记,即使误记,也只应和婚后几年所任官职记混了,怎会和婚前三年赵挺之所任官职记混呢?赵挺之任吏部侍郎时李清照未嫁入赵家,自然不会留下深刻印象,更不会误记为其结婚时赵挺之所任之职。
(2)如前所引,《后序》称李清照建中辛巳嫁入赵家时,赵明诚年二十一。考今传欧阳修《集古录》跋尾四墨迹中有赵明诚亲笔跋:“壬寅岁除日,于东莱郡宴堂重观旧题,不觉怅然,时年四十有三矣。”壬寅为宣和四年(1122),赵明诚时年四十三,据此则建中辛巳(1101)赵明诚二十二岁,非二十一岁。
(3)《后序》云:“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据《宋史》卷二十四《高宗本纪》、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等,丁未(1127)五月庚寅朔,赵构即位,始改元建炎,本年三月时年号仍是靖康,又何来“建炎丁未春三月”之称?当然,这或可解释为追述之辞偶然笔误。但《后序》作于绍兴二年(1132),离建炎元年(1127)仅五年,对徽宗被掳、高宗即位更改年号这样的大事,似不应误记。
(4)《后序》云:“(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据《宋史》卷二十五《高宗本纪》载:“(建炎二年正月)癸卯,金帅窝里嗢陷潍州,又陷青州,寻弃去。”“(建炎二年十二月)辛未,金人犯青州。”“(建炎三年正月)丁亥,金人再陷青州,又陷潍州,焚城而去。”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十二、十八、十九所载完全相同,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一十九、一百二十所载亦无异说。而《后序》却称建炎元年十二月金人陷青州,显然不符。
(5)《后序》云:“建炎戊申(二年)秋九月,侯起复知建康府。”考江宁府至建炎三年始改称建康府,此处称“建康府”亦微误,然犹可解释为追述之辞偶有笔误,姑置不论。但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载:“(建炎元年七月丁巳)仍起复直龙图阁赵明诚知江宁府兼江东经制副使。”自注:“《日历》:明诚明年正月己亥除知江宁府。而《建康知府题名》:明诚以元年八月到任。按江宁要地,无缘彦国死半岁方除帅臣,盖《日历》差误,今附此。”《景定建康志》卷十四:“建炎元年七月翁彦国致仕,八月起复朝散大夫秘阁修撰赵明诚知府事,仍兼江南东路经制使。”据此,则赵明诚在建炎元年八月已经到任江宁府知府,而《后序》称其建炎二年九月起复知建康府,显然不符。
(6)《后序》云:“(建炎三年)冬十二月,金寇陷洪州,遂尽委弃。”考《宋史》卷二十五《高宗本纪》云:“(建炎三年十一月)壬子,太后退保虔州。江西制置使王子献弃洪州走。丁巳,金人陷临江军,守臣吴将之遁。戊午,遣孙悟等充金国军前致书使。金人陷洪州,权知州李积中以城降。抚、袁二州守臣王仲山、王仲嶷皆降。”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二十九所载同。据此,则金人陷洪州在建炎三年十一月戊午,《后序》称“十二月”,亦微误。
(7)《后序》云:“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勅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入温,又之越。”此段文字所述李清照避兵所走路线,显然于地理不合。前辈学者早已注意及此,黄盛璋云:“这一节所记避难路线,舛讹几不可究诘……这一节一定传抄时抄错了。”黄先生因此抛开文本另行考证李清照逃难路线。浦江清则云:“此数句疑有误倒处,按之地理不顺。以余之见,应改为‘出睦之剡,到台,台守已遁。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于地理方合。”但是,浦先生随意解释为《后序》的脱简、错简,却根本没有任何版本依据,甚至也找不到校勘学意义上的“讹误痕迹”。这种大幅度的主观调整校改,与某些宋儒动辄以错简解经的做法颇为相近,完全违背校勘学基本原则,实难让人信服。此外还有很多学者也都尝试过对李清照晚年避兵路线进行研究,但迄今未能对《后序》此段记载作出让人满意的解释。究其原因,其实皆源自《后序》记载本身的舛谬。
(8)《宋史》卷二十六《高宗本纪》载:“(建炎四年正月十八日)辛酉,发章安镇。壬戌(十九日),雷雨又作。甲子(二十一日),泊温州港口。”“丁卯(二十四日),台州守臣晁公为弃城遁。”可知宋高宗从章安镇到达温州后三天,台守才弃城遁逃。据《后序》所述,李清照到达台州时,“台守已遁”,则此时高宗必然早已离开章安到达温州,李清照又岂会从台州辗转到达章安后,还能跟随御舟从章安去温州呢?其时间错乱显然可见。那有没有可能是《宋史》记载有误呢?显然不可能。因为不仅正史对皇帝年月行迹的记载本身极具可靠性,而且这些记载与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十一、留正《皇宋中兴两朝圣政》卷七、王明清《挥麈录•三录》卷一等宋人著述皆可相互印证,确凿无疑。
(9)《后序》文末题署:“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易安室题。”壮月指八月。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七,绍兴二年八月朔日之干支为戊子,非甲寅。李慈铭认为:“是月戊子朔,《后序》题甲寅朔,盖笔误。甲寅是二十七日,或是戊子朔甲寅,脱戊子二字,又朔甲寅误倒,古人题月日,多有此例。易安好古,观其用岁阳纪岁,月名纪月可知。”但当时自题月日,虽不能说绝无笔误之可能,但此可能性毕竟是微乎其微的。而所谓脱文、误倒,又皆为毫无版本依据的臆测,且“戊子朔甲寅”的纪日法,亦较少见。又有学者认为“绍兴二年”当为“绍兴四年”之讹,但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七十九,绍兴四年八月朔日之干支为戊寅,亦非甲寅;而且“玄黓岁”指壬年,绍兴四年为甲寅,更不合。还有学者认为“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是“绍兴五年壮月玄黓朔甲寅”之讹,但此类毫无版本依据的猜谜式校勘恐难让人信服。且如其所改,则是以“玄黓”纪朔、以“甲寅”纪日,古籍中亦似未见如此纪时之例。总之,百计辩解,皆属谬误。经过众多学者百余年的讨论,对《后序》的署年问题迄今仍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其原因即在于《后序》署年本身的谬误。
(10)《后序》云:“余自少陆机作赋之二年,至过蘧瑗知非之两岁,三十四年之间,忧患得失,何其多也!”所谓“陆机作赋”,用杜甫《醉歌行》“陆机二十作文赋”之典,则“少陆机作赋之二年”指十八岁。而所谓“蘧瑗知非”,用《淮南子》“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之典,则“过蘧瑗知非之两岁”指五十二岁。两者相隔恰好三十四年,应无疑义。据此李清照作《后序》时年五十二,《后序》题署“绍兴二年”(1132),据此上推李清照的出生年,当为1081年。然《后序》记事始于建中辛巳(1101)李清照嫁入赵家,则此年李清照为十八岁,据此上推李清照的出生年,却当为1084年。两者相差三年。即使《后序》题署据《容斋四笔》改作“绍兴四年”,仍然相差一年。学者又因此认为《后序》题署原作“绍兴五年”,但又毫无版本依据,纯属臆改,且亦与“玄黓岁”不符。经过众多学者百余年的讨论,李清照的生年、出嫁年问题,迄今未能得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其原因即在于《后序》记载本身的歧误。
以上十条,皆是《后序》中的史实性错谬。以往学者也早已发现其中的一些错谬,但从未因此怀疑《后序》之伪,而是解释为作者误记或版本讹误。诚然,如果孤立地看这十条谬误中的一条,其中第二、三、四、六条确实可用作者误记或者版本讹误等原因勉强加以解释,但其余六条,则似乎不是这些理由所能轻易解释的。而且,短短两千余字的《后序》竟然同时存在十条明显的史实性错误,更显然不是作者误记或版本讹误所能合理解释的。文章有史实错误当然不等于文章就是伪作,但《后序》这样的自述生平经历之作,出现如此多的史实错误,尤其是《后序》叙述赵氏夫妇收藏品散佚过程与赵明诚跋所述根本抵牾,则实在很难让人相信《后序》真出自李清照之手。因此,笔者认为,《后序》极可能是后人伪作。

二、对《金石录后序》流传过程的质疑
判断文献的真伪,除了对文献内容进行考证外,考察其流传过程是否可靠也非常重要。笔者对《后序》真伪提出质疑,不仅因为《后序》本身的史实抵牾,还因为《后序》流传过程也非常可疑。关于《后序》的流传过程,以往一般的看法是:李清照写《后序》之后,开始只以手稿的形式在小范围内流传,所以《金石录》最早的刻本淳熙间龙舒刊本未载《后序》。庆元初,洪迈据王厚之所藏李清照《后序》手稿对《后序》的内容进行了撮述,记载在所撰《容斋四笔》中。开禧间,赵不谫重刊《金石录》始附载《后序》全文,从此以后广泛流传,直至今日。对《后序》流传过程的上述观点,乍看起来似乎也合情合理,但只要仔细考证,就会发现其中疑点重重。
要考证《后序》的流传过程,首先需要弄清楚的关键问题是《后序》的文献来源。众所周知,最早提及《后序》的是洪迈。洪迈《容斋四笔》卷五云:

东武赵明诚德甫,清宪丞相中子也。著《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讫五季,鼎、钟、甗、鬲、盘、匜、尊、爵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凡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赵没后,愍悼旧物之不存,乃作《后序》,极道遭罹变故本末。今龙舒郡库刻其书,而此序不见取。比获见元稿于王顺伯,因为撮述大概云:……(引者按:此处为撮述《金石录后序》的文字,省略。)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读其文而悲之,为识于是书。

洪迈自称是根据王厚之所藏李清照《后序》手稿进行撮述。洪迈是南宋著名学者,距离李清照的时代亦近,因此学者皆以为《后序》源自李清照手稿,真实可靠,不容置疑。但是,我们考证出《后序》很可能是后人伪作之后,再回过头细读洪迈的撮述,就会发现洪迈所言实未可轻信。
我们将洪迈撮述与今本《后序》进行仔细对勘,认为洪迈不可能根据今本《后序》撮述,反而今本《后序》很可能是根据洪迈的撮述增改而成。今本《后序》开篇云:

右《金石录》三十卷者何?赵侯德甫所著书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讹谬,去取褒贬。

将这段文字与前引《容斋四笔》相应文字进行比勘,就会发现两者极为相近,有明显的沿袭关系。那究竟是谁沿袭谁呢?显然不是洪迈沿袭今本《后序》,反而是今本《后序》沿袭洪迈。因为如果是洪迈沿袭今本《后序》,那洪迈既然在“撮述大概云”之后用了数百字“撮述”《后序》的内容,则自然应将此段文字也一起置于“撮述大概云”之后,而不应独置此段文字于前。而且,更重要的证据是,仔细比勘这两段粗看起来极为相近的文字,就会发现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差异。洪迈云:“鼎、钟、甗、鬲、盘、匜、尊、爵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凡为卷二千。”今本《后序》云:“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在洪迈的叙述中,“见于石刻者”是“显人晦士之事迹”的中心语,是连成一句读的;而在今本《后序》中,“见于石刻者”变成了“凡见于金石刻者”,不再与前语连读,而是作为全句的总结。仔细推敲,其实今本《后序》这句话存在语病:其一,《金石录》著录金石刻凡二千卷,称“凡金石刻二千卷”是可以的,但称“凡见于金石刻者二千卷”却文理不通。“见于金石刻者”指文字内容而非文字载体,又何来二千卷之数呢?古籍中从未见有如此表述者。其二,“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事迹”,按此标点,后半句意思是指丰碑大碣的事迹以及显人晦士之事迹,但“丰碑大碣”与“显人晦士”不是同类,并列叙述不通顺。而如果将“丰碑大碣”与“显人晦士之事迹”用逗号隔开,则“显人晦士之事迹”又无着落,哪来的“显人晦士之事迹”?也很突兀。而且“款识”和“丰碑大碣”指的是金铜铭文和碑碣文字,与“显人晦士之事迹”并列叙述也有些不伦不类。以上分析的今本《后序》的语病问题,在洪迈的叙述中都不存在。诚然,是否有语病与是否伪作并无必然关系。但是,就这段话而言,如果今本《后序》是自由写作的原文,出现此类语病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而如果是依据洪迈的撮述进行增改,那因为受制于洪迈撮述的文字,不慎偶然误读“显人晦士之事迹见于石刻者”致使增改文字有语病,则是较合情理的。
除此之外,尚有更有力的证据。今本《后序》云:

上江既不可往,又虏势叵测,有弟迒,任勅局删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弃衣被走黄岩,雇舟入海,奔行朝,时驻跸章安。从御舟海道之温,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绍兴辛亥春三月,复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时,有张飞卿学士,携玉壶过视侯,便携去,其实珉也。不知何人传道,遂妄言有颁金之语,或传亦有密论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尽将家中所有铜器等物,欲赴外庭投进。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写本书寄剡,后官军收叛卒取去,闻尽入故李将军家。所谓岿然独存者,无虑十去五六矣。

这一段叙述,洪迈相应的撮述是:“上江既不可往,乃之台、温,之衢,之越,之杭,寄物于嵊县。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入故李将军家。岿然者十失五六。”根据常理,从一大段文字中撮述出两句,一般只删不增,更不可能增加具体的史实。如果说洪迈真的从今本《后序》全文撮述,那《后序》明明称“后官军收叛卒取去”,洪迈怎么可能撮述成“庚戌春,官军收叛卒,悉取去”?此处“庚戌春”三字是如何凭空产生的?这显然是不合常理的。反过来,如果从两句简述增改成一大段文字,当然会力图契合原文,但偶尔也会因为照顾不周而出现不尽符合的现象,这个则比较合乎情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前文所指出的今本《后序》十条史实性错误,除了第一条外,其余九条全部不见于洪迈《容斋四笔》的撮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条,今本《后序》:“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丧南来。”丁未五月始改号建炎,故今本《后序》显谬。《容斋四笔》仅称:“建炎丁未,奔太夫人丧南来。”无“春三月”三字,则无此谬。还有第六条,今本《后序》云建炎三年冬十二月,金人陷洪州,史实应在是年十一月。《容斋四笔》仅称:“至(建炎三年)冬,虏陷洪,遂尽委弃。”未称“十二月”,则亦无此谬。正是因为今本《后序》乃后人据洪迈撮述伪撰而成,而伪作者对两宋之际史事不甚熟悉,所以增改的部分才出现很多史实性错误。这本身就是今本《后序》乃后人据洪迈撮述伪撰而成的力证。
其实,洪迈撮述与今本《后序》的歧异之处,学者早已经注意到了。《四库全书总目•〈金石录〉提要》云:

(李)清照跋,据洪迈《容斋四笔》,原为龙舒刻本所不载。迈于王顺伯家见原稿,乃撮述大概载之。此本所列,乃与迈所撮述者不同,则后人补入,非清照之全文矣。

提要作者非常敏锐地发现今本《后序》与洪迈撮述的歧异,认为洪迈不可能是根据今本《后序》撮述,今本《后序》为后人所补,非李清照原作。这一观点正与我们前面的分析是相一致的。只是提要作者没有发现《后序》叙述的史实错误,所以仅仅认为今本《后序》为后人所补入,并未进而断定《后序》本身之伪。但问题在于,《后序》叙述的史实错误,尤其是叙述赵明诚夫妇藏品散佚过程的错误,不仅存在于今本《后序》中,也同样存在于洪迈撮述中。因此,我们有理由怀疑,洪迈自称看到李清照“元稿”并不可信。这个所谓“元稿”或其文字,在此前此后皆未见流传,亦从未见其他文献提及任何人见过。甚至洪迈之兄洪适《隶释》收录了《金石录》部分内容以及赵明诚自序,又称:“绍兴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但也未收录或提及李清照撰有《后序》。可见,所谓《后序》“元稿”,很可能只是洪迈的幌子,本是子虚乌有的。洪迈是著名的文人、小说家,著有《夷坚志》等,具有文才和虚构能力,也确有伪撰诗文附会真实人物的前科。如杜撰严蕊《卜算子》,就是其中一例。①洪迈《容斋四笔自序》云:“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又载其子之言曰:“《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可见《容斋四笔》乃洪迈晚年仓促所作,而且是带着游戏态度写成的著作,其伪撰《后序》而托之为根据“元稿”撮述,也是可以理解的。综上所论,《后序》之伪,洪迈很可能是最早的伪作者。
那今本《后序》全文又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学者多称开禧间赵不谫重刊《金石录》已经载录《后序》。但是,所谓开禧刊本《金石录》不仅今日未见传本,而且历代书目皆未见著录,甚至未见可靠文献记载任何人真正见过。②学者称有此版本,其实并没有真正可靠的根据,唯一的依据只是一篇跋文:

赵德父所著《金石录》,锓版于龙舒郡斋久矣,尚多脱误。兹幸假守,获睹其所亲钞于邦人张怀祖知县。既得郡文学山阴王君玉是正,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用慰德父之望,亦以遂易安之志云。开禧改元上巳日,浚仪赵不谫师厚父。

赵不谫此跋只见于明清抄本以及源自这些抄本的刊本《金石录》中,未见明代中期以前的文献提及此跋,其来源本身是相当可疑的。细加考证,则疑点更多。
首先,细读赵不谫跋,表述实文理不通:其一,“兹幸假守”,假守何地?从古汉语表述习惯看,“兹幸假守”后面是不可省略宾语的,否则语意不完整,且会造成歧义。事实上,这句话确实存在歧义,古今学者理解就有不同:清代金石学家翁方纲理解为浚仪,当代学者则因为开禧时浚仪早已为金人所侵占,认为赵不谫所假守之地应是龙舒而非浚仪。学者之所以产生理解上的歧义,正是源于此语本身文理欠通。其二,“获睹其所亲钞于邦人张怀祖知县”,指的是谁所亲钞?如果指的是赵明诚,则应称稿本,不应称“其所亲钞”。“亲钞”自己的著作,这样的表述显然不符合古人习惯。如果指的是“张怀祖知县”亲钞,那这样的表达同样也很别扭。其三,“获睹其所亲钞”之后,尚未言刊刻,却紧接着先说“既得郡文学山阴王君玉是正”,上下文语意亦不衔接。总之,只要仔细读此跋,就不能不承认其语句表述确实文理欠通,词不达意。王明清《挥麈录》卷末有赵不谫跋,文理通畅,可知赵不谫并非不能文之人。这让我们怀疑此跋很可能是书贾伪作。
其次,淳熙年间(1174—1189)龙舒郡斋已经刊刻《金石录》,至开禧元年(1205),前后相隔不过二三十年,其间没有经过战乱灾害等,淳熙所刊之版当未毁,在这种情况下,龙舒郡斋抛开旧刻重新刊刻《金石录》的可能性不大。古人刊刻书籍,尤其是像《金石录》这样篇幅不算很小的书籍,不是容易之事。同一出版者,在二三十年中分别两次刊刻近代人的同一部著作,这在宋代刻书史上是很罕见的。而且,既然开禧元年因为淳熙刊本错讹多而重刻,则按照常理,此后开禧刊本理应比淳熙刊本流传更广。但淳熙刊本至今尚存一足本和一残本(分别藏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而所谓开禧刊本不仅未见传本,且未见于任何著录。这无疑也是甚为可疑之事。
再次,淳熙刊本《金石录》未载《后序》,说明当时未见《后序》。首先提及《后序》的《容斋四笔》成书于庆元三年(1197),据洪迈的叙述,是从王厚之所藏《后序》“元稿”这样的特殊文献中读到的,并特别作了撮述记载在自己的著作中。这说明《后序》在当时亦极为罕见。仅仅八年之后的开禧元年,赵不谫即使能得到李清照《后序》原作,亦必然不是寻常可见,而应有特殊来源。赵不谫既然将《后序》附载《金石录》中,其跋亦专门述及此事,则应该提及《后序》的来源。但赵不谫跋却完全没有提及如何得到《后序》,只泛称“且惜夫易安之跋不附焉,因刻以殿之”,仿佛《后序》早已众所周知,这显然不合情理。更可异者,《容斋四笔》虽然成书于庆元三年,但刊刻则始于嘉定五年(1212),然则开禧元年时赵不谫甚至连《容斋四笔》亦无从得见,又何从得知李清照《后序》,何从见到李清照《后序》全文?
复次,赵不谫跋还有史实性错误。赵跋称《金石录》“锓版于龙舒郡斋久矣”,学者因称淳熙刊本《金石录》为龙舒郡斋刊本。但是,洪迈明明称“今296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视野与方法论集龙舒郡库刻其书”,所谓“郡库”指的是公使库,而非郡斋。在版本学上,郡斋本与公使库本虽然皆为官刻,但是两个不同的版本概念。如果只有洪迈的孤证,那我们尚可怀疑洪迈误记。今考国家图书馆藏淳熙三年(1176)舒州公使库刊本《大易粹言》十二卷(书中有舒州公使库雕造所牒文可证),其刻工与淳熙本《金石录》刻工多有相同者,正可与洪迈所称“今龙舒郡库刻其书”相互印证,证明淳熙本《金石录》确实应为舒州公使库刊本,而非龙舒郡斋刊本。①学者皆称龙舒郡斋本,实因轻信赵不谫跋,以讹传讹而已。舒州公使库刊刻《金石录》仅仅二三十年之后,假守舒州的赵不谫居然不知道其为公使库所刊,而误以为其刊刻于郡斋。这显然是不合情理的,进一步证明了赵不谫跋实为伪作,开禧刊本并不存在。
最后,赵不谫跋既称淳熙刊本“尚多脱误”,因而重刊,那么开禧刊本理应优于淳熙刊本,必定多有纠正淳熙刊本文字讹误之处。因此,我们只要拿淳熙刊本和源自所谓开禧刊本的明清抄本进行仔细对校,就能断定这些抄本究竟有没有可能真的源自开禧刊本。但是,事实上这些抄本除了增加了一些抄写所致的讹误外,与淳熙刊本基本一致,极少能纠正淳熙刊本讹误之处。这充分证明,这些抄本实际上恰恰都是源自淳熙刊本,而非所谓开禧刊本。所谓附载《后序》全文的开禧刊本《金石录》,其实并不存在。
既然不存在附载《后序》的开禧刊本《金石录》,那么,在现存文献中,《后序》全文最早的可靠出处就是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卷四十六所载佚名《瑞桂堂暇录》:

易安居士李氏,赵丞相挺之之子讳明诚字德夫之内子也。才高学博,近代鲜伦。其诗词行于世甚多。尝见其为乃夫作《金石录后序》,使人叹息。比间见世间万事真如梦幻泡影,而归于一空而已。全录于此,曰:……(引者按:此下载录《金石录后序》全文,省略。)

据《说郛》所载,《瑞桂堂暇录》原书十卷,今仅存《说郛》摘录二十余条。其作者及成书时代皆不能确考,唯书中记事止于南宋中后期,叙述语气似为宋人,其中一条云:“陆放翁为侂胄作碑南园,园已为福国之物,陆碑仆卧庑下。”此条显为记当代事之语气,据此则此书当作于南宋后期。由此可见,《后序》全文确实在南宋时已经出现。但这不能证明当时存在附载《后序》全文的《金石录》刊本。恰恰相反,如果真的存在附载《后序》全文的《金石录》开禧刊本,那么《后序》在当时应该是比较平常易见的。《瑞桂堂暇录》作为笔记体著述,揆之宋人著述惯例,绝无全文抄录两千多字的《后序》之可能。而且,《瑞桂堂暇录》原为十卷,元末明初陶宗仪《说郛》摘录其中二十余条,总共不过数千字。如果元末明初时《后序》全文已附载《金石录》中寻常易见的话,陶宗仪摘录《瑞桂堂暇录》时似乎也不太可能偏偏要留存其所抄录的这两千多字的《后序》全文。这说明,《后序》全文在南宋、元末明初都是极为罕见的。确实,宋元时人对《后序》的了解,往往只是通过洪迈《容斋四笔》的撮述,并未见过《后序》全文。比如宋王柏《鲁斋集》卷四《墨林类考序》:

东武赵明诚著《金石录》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讫五季,钟鼎甗鬲盘彝尊爵之款识,丰碑大碣,显人晦士之遗迹见于金石者,皆去取褒贬之,凡为卷二千。

又如,元佚名《氏族大全》卷十“李居士”条:

赵明诚字徳甫,妻李易安号李居士,平生与之同志。徳甫在太学时,每朔望告谒,出质衣,取半千钱,步入相国寺,市碑文果实归,相对咀嚼展玩。后连守两郡,竭俸以事铅椠,有穷天下古文竒字之志,著《金石录》三十篇。

这两条材料中的文字明显来自《后序》。但《后序》全文和洪迈撮述中相应的文字是有明显差异的,对照可知,这两条材料所根据的必定是洪迈《容斋四笔》而非《后序》全文。这可以证明王柏和《氏族大全》编者仅知《容斋四笔》所撮述《后序》,而未见过《后序》全文。
《后序》全文不仅在宋元时期流传极罕,甚至在明末以前仍是如此。明末以前,《后序》作为散文名篇被收录于众多选本和杂著中,但这些选本和杂著所收录的《后序》居然全部都是《容斋四笔》撮述本。如田艺蘅《诗女史》卷十一、唐顺之《荆川稗编》卷八十二、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卷三百二十一、赵世杰《古今女史前集》卷三、刘士鏻《古今文致》卷三、郦琥《彤管遗编》续集卷十七、陈继儒《古文品外录》卷二十三、毛晋刊本《漱玉词》附录,等等,所收录者无一例外皆是撮述本《后序》,从未见有收录今本《后序》者。《金石录》在明代的流传甚广,《文渊阁书目》、《内阁藏书目录》、《宝文堂书目》、《澹生堂藏书目等明代书目都有著录,曾征引此书的明代著作更多得难以枚举。即上引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贺复征《文章辨体汇选》两书本身就皆曾征引《金石录》,甚至后者还收录赵明诚《金石录自序》,而所收录《后序》却为洪迈撮述本而非原作,可见其时所见《金石录》并未收录今本《后序》。
如果开禧年间赵不谫重刊《金石录》已经附载《后序》全文,那为何除了《瑞桂堂暇录》外,开禧直至明末四百多年中未见《后序》全文流传的确凿证据?胡应麟、毛晋等皆著名藏书家,藏书数万卷,何以皆未见开禧刊本《金石录》,甚至也未见源自开禧刊本的抄本,以至根本不知道《后序》全文的存在?这让我们不能不怀疑,所谓载录《后序》全文的开禧刊本《金石录》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只是后世书贾伪造一篇赵不谫跋导致的误解罢了。
或许有学者会质疑:如果说明末以前《后序》全文流传极罕,证明开禧刊本可能不存在,那南宋后期《瑞桂堂暇录》明明已经载录《后序》全文,明末以前《后序》全文流传极罕,又作何解释?其实这不难解释。虽然南宋后期《瑞桂堂暇录》已经载录《后序》全文,并被转载于元末明初《说郛》中。但是,《瑞桂堂暇录》是一部僻书,流传甚罕,《说郛》在明代前中期流传亦罕。而且《说郛》篇幅甚巨,多达百卷,摘录书册数百种,《后序》只是其中一种书册里边的一篇,自然不易引起学者注意。因此,明末以前学者大都不知《后序》全文的存在,也在情理之中。相反,《金石录》极为著名,一直流传甚广,如果其中载录《后序》,学者不容不见。
既然开禧刊本《金石录》不存在,那今本《后序》全文的文献来源很可能就是《瑞桂堂暇录》。这并非臆测,而是有文献证据可相印证的。明代弘治年间,著名藏书家朱大韶始将《后序》全文抄录在一部宋刻残本《金石录》后。其书至今仍存,藏上海图书馆,卷末有朱大韶亲笔跋云:

丙辰秋,偶得古书数帙,中有《金石录》四册。然止十卷,后二十卷亡之矣。因勒乌丝,命侍儿录此序于后,以存当时故事。易安此序,委曲有情致,殊不似妇女口中语,文固可爱。予夙有好古之癖,且亦因以识戒云。丙辰七夕后再日,前史官华亭文石主人题于钦天山下学舍味道斋中。

朱大韶虽未明言从何书抄录李清照《后序》,但所抄《后序》末尾有跋云:“易安居士李氏,赵丞相挺之之子讳明诚字德夫之内子也。才高学博,近代鲜伦。其诗词行于世甚多。今观为其夫作《金石录后序》,使人叹息不已。以见世间万事,真如梦幻泡影,而终归于一空也。”此跋字迹与前引朱大韶亲笔跋迥异,而与《后序》字迹则完全一致,皆为端庄秀丽的小楷,当是朱氏“侍儿”连同《后序》一同抄录者。此跋文字又与前引《瑞桂堂暇录》基本相同,可证所抄录的《后序》全文必源自《瑞桂堂暇录》无疑。《后序》本为《金石录》而作,而朱大韶作为著名藏书家,却反而需要从僻书《瑞桂堂暇录》中将《后序》抄录到《金石录》中。这难道不是大可怪异吗?这充分证明,《后序》并未附载《金石录》中,当时所见《后序》的唯一文献出处就是《瑞桂堂暇录》。
另外,《瑞桂堂暇录》所载《后序》与《金石录》所载《后序》偶有异文,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今本《后序》题署时间为“绍兴二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而《瑞桂堂暇录》所载却为“绍兴四年玄黓岁壮月朔甲寅”。其实,洪迈《容斋四笔》撮述《后序》之后,明言:“时绍兴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序如此。”据以伪造的今本《后序》自然也应题署为绍兴四年,故《瑞桂堂暇录》本和上海图书馆藏宋刻残本朱大韶所补抄《后序》皆作“绍兴四年”。至于明末以后的一些抄本、刊本《金石录》所载《后序》题署却皆作“绍兴二年”,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后人发现“玄黓岁”指壬年,而绍兴四年乃甲寅年,显然不合,而又不疑其伪,所以臆改为绍兴二年(壬子)而已。学者因此差异而对《后序》作年问题争论不休,其实皆因未考其源流关系。
既然现存文献中《后序》全文的最早出处是《瑞桂堂暇录》,那我们有必要进一步追问,《瑞桂堂暇录》作者又是从何处见到《后序》的?《瑞桂堂暇录》载录此文时完全未提及其来源。如果说《后序》当时已附载《金石录》刊本中,寻常易见,所以不必说明来源的话,那么揆之宋人著述体例,《瑞桂堂暇录》不可能载录当时寻常可见的《后序》全文。而如果《后序》在当时相当罕见,故《瑞桂堂暇录》载录全文的话,则应该对其文献来源有所说明,不可能只是泛称“尝见其为乃夫作《金石录后序》”而已。因此,笔者认为很可能是《瑞桂堂暇录》作者据洪迈的撮述增改伪造了《后序》全文并流传至今。洪迈的撮述已是伪作,而今本《后序》则属于“伪中生伪”了。

三、结论
通过以上的考证,笔者怀疑李清照《后序》很可能是后人伪作,而且还可能经历了“伪中生伪”的多次造伪过程:首先是洪迈《容斋四笔》伪造“撮述”,然后《瑞桂堂暇录》作者据之增改伪造今本全文,明代以后才附载《金石录》中广泛流传于世。
笔者的上述观点未必完全正确,但是《后序》确实疑点重重,却是无可回避的。我们面对这些疑点,当然不宜立即断定《后序》必是伪作,而应该首先思考这些疑点是否有其他可能的解释。如果能勉强解释得通,就尽量不去否定其文献可靠性。或许正是基于这一考虑,以往的学者往往用版本讹误来解释《后序》的疑点,但问题是,《后序》的疑点不仅仅在今传各版本中存在,而且在宋人《瑞桂堂暇录》本中同样存在,甚至在洪迈声称根据“元稿”的撮述中同样存在,又岂是用版本讹误能解释得通的?又有学者解释为李清照本人误记,但是,自称“性偶强记”的李清照自述亲身经历之事,怎么会在短短两千字的文章中出现十多处史实错误?更关键的是,细节误记固然可能,但像赵明诚夫妇藏品散佚过程这样的核心事件的叙述,又怎么可能与史实大相径庭?此外,明明题署了具体年月日的《后序》的写作年份以及与之相应的李清照生年嫁年等基本问题,为何至今歧说纷呈,且无一说能真正自圆其说?这些疑问如果能得到合理的解释,笔者自然很乐意放弃对《后序》真实性的质疑。但是,如果这些疑问无法得到合理解释,恐怕我们就不能回避《后序》为伪作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以《后序》为真作,并以此为前提去研究其他相关的问题,而完全无法以开放的心态认真研究其是否有伪作的可能性,那我们就有可能自己堵住了一条解决问题的大路。总之,笔者提出对《后序》真伪的质疑,并非轻率宣判其必是伪作,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希望引起学界的注意和讨论,以期在同仁的共同努力下,《后序》的真伪问题能获得最终的裁定。笔者相信,无论《后序》是真是伪,对这一问题的深入讨论无疑都是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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