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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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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为何会赢得世界各国那么多的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为何会招来国际舆论那么多的议论?是因为中国令人意外的发展成就和社会问题,还是因为出乎意料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崩溃的议论,或是因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
旅美学者方绍伟关于中国的诚恳力作!
《中国不一样》将读者心目中非常熟悉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多少有些“不一样”却更加逼真的中国!

作者简介
作者:(美)方绍伟

目录
第一篇 中国经济还能飞多远

第1章 从中印对比说起

第2章 谁敢“做空中国经济”

第3章 贫富差距危机:制度扭曲与“逆向福利”

第4章 中国的房市要崩盘了吗

第5章 “金融垄断”能打破吗

第6章 通货膨胀时代过去了吗

第二篇 败德是个什么问题

第7章 中国人真的缺德么

第8章 国人开车为何互不相让

第9章 “范跑跑”与中国人的道德悲哀

第10章 从高考作文题和“读经诵典”看中国的教育困境

第11章 中国人应该向日本人学什么

第12章 中国人已经禽兽不如了吗

第三篇 腐败还有治吗

第13章 腐败的原因与治理新论

第14章 关于腐败的“集体无意识”

第15章 作为“社会稳定策略”的腐败

第16章 腐败的中国人

第17章 中国人为什么腐败

第18章 高增长与高腐败为何比翼双飞

第四篇 “中国模式”会崩溃吗

第19章 “中国模式”不是什么

第20章 “中国模式”本质上是一种“新共和制”

第21章 “一党领导”与“问责危机”

第22章 “中国模式”为什么没有崩溃

后记

序言
当代中国为何会赢得世界各国那么多的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为何会招来国际舆论那么多的议论?是因为中国令人意外的发展成就和社会问题,还是因为出乎意料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崩溃的议论,或是因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
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不一样”。每个国家说起来都“不一样”,但中国的规模和影响力显然最突出,“中国不一样”的核心是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的组合”不一样。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的这个“不一样”所包含的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震撼和焦虑。焦虑,往往比震撼更加持续有力。当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纳闷“作为东方唾狮的中国到底想干什么”时,我们中国人可能也在纳闷:“成就巨大、问题巨多的中国到底能怎样?”
中国的人均GDP一旦到达5000美元左右,摆在中国人面前的就是世界经济史上令人望而生畏的“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指中等收入的经济体由于工资成本无法与低收入国家竞争、科技研发无法与高收入国家竞争而陷入的经济停滞期。按照中国国内专家的看法,“中等收入陷阱的十大特征”是经济停滞、民主动荡、贫富加剧、腐败严重、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失序、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那么,中国能在未来的十年内挺过这个“鬼门关”而实现“国民收入倍增”吗?
在最近的几十年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先后成功闯关,进入了高收入的经济体,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如阿根廷、墨西哥、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则不幸受困于“中等收入陷阱”而不可自拔。中国最近几年所出现的社会问题已经有了“陷阱特征”的隐忧,这些问题包括:贫富加剧、腐败严重、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失序、信仰缺失,即“中等收入陷阱十大特征”里至少已经出现了六个,而其他比较严重的问题还包括:经济发展平衡问题、物价房价问题、社会保障问题、食品安全问题、政治民主问题、教育医疗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暴力拆迁违规征地问题、环境污染问题、社会公德问题等十个方面。
从另外四个没有出现的特征(经济停滞、民主动荡、过度城市化、金融体系脆弱)上我们能很容易地发现,政治的相对稳定和行政经济力量的强大,是中国依然能够确保“平稳持续发展”的关键。可见,中国的现状是一种“政治相对稳定但有制度与文化困扰”的现状,是一种特殊的“制度文化组合”所决定的现状。
20多年前,我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工作的时候,有位专门研究中东与美国关系问题的同事做了一个精彩的报告,当时另一位同事问他:中东的问题复杂还是中国的问题复杂(如两岸统一、体制改革)?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当然是中东问题复杂,因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明摆着的,而中东问题根本就不存在任何确定的解决方案。当时,大家几乎一致表示同意,并似乎非常欣赏他的巧答。
这么多年过去了,中东如何复杂的细节我已经记不太清,但我对“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是明摆着的”却一直有疑问。也许,我的同事们太热衷于赞同那个“明摆着的方案”,结果把另一个同样是“明摆着”的问题给忽略了。
这个同样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果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真的很清楚,那么,为什么那个中国问题一直就解决不了?你当然可以说,因为那个“明摆着的方案”没被实施。可是,中东问题也一样啊;中东问题解决不了,也是因为有人不愿意按照某个在一些人看来“明摆着的方案”去解决啊。
显然,不管是中国还是中东,某个方案对有些人来说是“明摆着的”,可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就未必是“明摆着的”。所以,问题根本不在于方案,而在于“谁有可能实施什么方案”。就是说,除了“方案”之外,还存在“谁说了算”的问题。当然,一个更大的问题可能是:我们中国人不了解中国会不会甚于不了解外国?
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一方面是为了回答“中国为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回答这个“谁有可能实施什么方案”的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涉及中国能不能最终避免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这本书不是讲中国应该怎么发展才好的,读者不可能在书里找到解决任何中国问题的方案或主张。这本书的重点是“为什么”,不是“怎么办”。我长期以来的基本信念是:如果总专注于“怎么办才更好”的话,就不可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是这样”。
当然,一个更加根本的信念是:“为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肯定比“怎么办”更重要。当人们苦恼于“事情这么办而没有那么办”时,往往是因为他们太专注于“怎么办才更好”,而没有先去弄清“为什么是这样”。其实道理很简单,只有找到事物的真正原因,才有可能判断事物发展的真正走向,才有可能提出解决问题的真正主张;找不到真正原因,或者找到的真正原因没人信,那么,有暂时的解决办法也没用。
显然,这不是在劝说人们应该接受现实,承认现实的合理。实际上,承认现实的“存在”跟承认现实的“合理”是两回事。只有分清这一点,才能进一步分清“易改的现实”与“难改的现实”及其背后的原因。“研究问题”与“表达愿望”往往被混为一谈,有的人甚至习惯于不“表达愿望”就根本不能“研究问题”。与这种“把问题主义化”的思维相反,本书的目的是“把主义问题化”。
在中国的制度问题上确立一个明确的左右立场,其实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为中国的体制改革提出一个“具体可操作”的方案主张,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本书将回避这一易一难的两件事情,取而代之的,是集中描述和分析中国的一些重大政治、经济、文化现象及其原因。我知道,“无立场且只看病不开方”的做法很可能是令人反感的,但我确信,这个缺陷所产生的回报是非常丰厚的:它能得到其他方法所得不到的观察,或者能从相同于其他方法的观察中得出不同的结论。
就内容而言,全书分为四篇,第一篇分析中国的经济前景和内在矛盾,第二篇讨论经济秩序背后的道德现状及文化原因,第三篇转向腐败问题的一种全新解读(制度文化组合、集体无意识、演化博弈过程、社会稳定策略、人情规则道德观、双轨社会),第四篇阐述政治制度的潜在变革及“中国模式”不会崩溃的根本原因。腐败分析是本书最重要的部分。
通过一种远距离观察中国的理论视角,全书将读者心目中非常熟悉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多少有些“不一样”却更加逼真的中国;它试图把读者从一个“经验数据所显示的中国”和“社会结构所撑起的中国”。带向一个“文化行为规则所支配的中国”。
方绍伟
2013年3月1日于芝加哥

后记
这本书的出版,一定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发展出版社宋东坡先生的努力。宋东坡先生在得知我的写作计划后,多次与我联系,深入讨论本书的大纲和内容,对本书的最终形成确定了纲领性意见。本书的出版也得到了中国发展出版社其他编辑出版人员的支持,在此表示衷心感谢。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部分内容曾得到汪丁丁、赵汀阳、秦晖、罗小朋、蒋狄青、刘玉照、童之伟、黄正东、刘亚伟、李伟东、王云举、沈阳等诸位先生的有益批评,在此一并致谢。最后,要感谢一直默默支持着我的家人,他们是:父亲方礼俊、母亲纪惠珍、太太周燕、妹妹方少珊、儿子方泽西、女儿方艾伦。
《中国不一样》这本书,实际上是我2009年出版的《中国热》一书的继续。除了涉及一些中美两国时政评论的内容外,《中国热》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明确的“经济一文化一政治”的分析框架。这个分析框架现在有机会在《中国不一样》里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完全是由于我在译校《中国热》2007年的英文版时所感到的语言文化问题。简单地说,我强烈地感到,研究中国问题必须用汉语写作,汉译英可以用于传播,但用英文写作再英译汉,就会失掉最基本的“本土感觉”,至少对我是这样。这显然与我对文化的敏感有关,希望《中国不一样》已经把这种“文化敏感的理论逻辑”体现了出来。
《中国热》那里已经有一种“用理论解释现实”的尝试,该书提出或强调的理论,包括“经济发展原因的三层制度论”(生产一分配一破坏)、“耻感一恐感魔链论”(面子一关系一信仰一天命一势力)、“国家产生原因的政治企业家论”(文治武功)、“文化心理行为论”(思维地理学)等等。
之后,“经济发展原因的三层制度论”和“国家产生原因的政治企业家论”已经在《中国知识分子批判》、《制度经济学新视野》和《党中央究竟在想什么?》这三本“电子书”里得到了发展(见blog.slna.com.cn/fangshaowel)。所以,《中国不一样》所深化的实际上是中国文化方面的内容,实际涉及的理论包括了对理解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产权国家论、统治商数论、制度文化组合论、单一权威信仰论、双轨社会论、情感反应差别论、博弈情景论等等。另外,得到细化的还有“中国人的八大难”、道德五层论、文化五要素论、文化三层论、冷酷实证方法论等等。
我们中国人需要的是更多地了解自己。实际上,我们中国人不了解自己往往甚于不了解外国人,特别是在意识与本能的自我对抗方面。愿望为什么老没能转成现实才是我们中国人的问题所在。对于博大和悠久的中国文化来说,现有的理论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中国的学术历来就是情理多而道理少、思想多而理论少、修辞多而逻辑少、规范多实证少、愿望多认识少。但是,理论是为了更好地回答“如何解读中国”的问题,是为了提供更好的“观察问题的视角”,不是为了纯理论本身的提出。
我们都知道,现象不能用来解释现象,只有理论视角才能为现象提供解读,而解读的目的当然是为了从“解释或预测过去”走到“推测或准备未来”。因果解释是理论的核心,预测仅仅是副产品。但是,日常生活里,人们实际上无时不在预测,口语中的“我估计……”和“我觉得……”都包含了某种预测。人们生活在过去,但更重要的是,人们也都在期盼将来,因为人们不得不确定当下的行动。
“中立观察”当然是很少可能的,所以本书不是在标榜一种“中立观察”,本书运用的是一种尽量去掉价值偏见的“为观察而观察”或“为实证而实证”的方法。另外,直接经验是重要的,我在中国生活了30年,在离开中国的近20年间又多次访问中国,但是,理解中国的要害却不是“直接经验”,而是“观察问题的视角”,因为,“没经分析的直接经验”不可能形成真正的认识。另外,经常有人抱怨看病的人不开处方,实际上,社会诊断与身体诊断不同。社会诊断本身就包含着处方,所以。诊断对了比什么都重要。
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一样和不一样是明显的,但中国与外国之间不一样的原因却是不明显的。“普世价值”存在,但“普世价值”只能解释中国与外国之间的相同,却不可能解释中国与外国之间的不同。所以,“中国不一样”一定另有原因。本书在讨论政治经济问题时侧重于分析制度原因,在讨论道德和腐败问题时侧重于分析文化原因,。但总体上采用的是一种“制度文化组合决定论”的观点。
中国现状的不一样是因为“制度与文化的组合”与别的国家不一样,中国现状的发展和变化也离不开现在这个“制度文化组合”,所以,理解这个“制度文化组合”非常重要。正如本书第三篇所分析的那样,“制度文化组合论”是“中国为什么不一样”的最重要依据。这一依据放在“演化博弈”的框架内理解就更加清楚了,“演化博弈”的观点也是“制度文化组合论”与一般的“国民性理论”完全不同的原因,“国民性理论”不能解释中国文化的“同化力”问题,而“同化力”一定与“博弈情景”有关。
最后再总结一下本书的要点,这涉及两个问题:中国的发展是可持续的吗?“中国模式”会不会由于贫富差距、道德堕落和贪污腐败而崩溃?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本书特别强调了以下三点:
第一,中国社会是一种奇特的“双轨社会”。中国不仅是一个“圈外道德”与“圈内道德”、“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共存的“双轨社会”,也是一个“书面文化”与“现实文化”共存的“双轨社会”,更是一个“书面规则”与“现实规则”奇妙共存的“双轨社会”。“双轨社会”缓和了中国社会的制度矛盾和文化矛盾。
第二,“双轨社会”的柔软度和调适力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这其中的秘密在于我们中国人对“双轨特性”的“情感反应速度与程度”的不同。“情感反应差别”是理解“双轨社会”的关键。“潜规则”外国人也讲,粉饰遮盖和里外有别也是人类共性,但是,我们中国人对此的“情感反应速度与程度”却与外国人不同,正是“情感反应程度和速度”的微小差别导致了行为及行为结果的重大差别,正如卫星接收天线的细微偏离导致卫星信号的强弱那样。
中国人的“情感反应差别”造就了“双轨社会”的奇特和独特。“情感反应差别”体现在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也体现在我们中国人的胜负观、规则观、人情观和道德观中。例如,对死的忌讳、对用词的讲究、对面子的偏执、对诉讼的态度、对道歉的回避、对传宗接代的重视、对犯规缺乏本能的不安、对逻辑缺乏天生的执著、对单一权威的崇拜、对实际权力而不是抽象原则的敬畏等等。“情感反应差别”也是“文化心理学”或“思维地理学”所验证确定的人类文化差别。
第三,“限任一党制”是当代中国对“终身一党制”的制度创新,它具有很强的控制“统治成本”的“统治能力”。如果说圈内外道德、双轨社会、单一权威崇拜、情感反应差别等等体现的是中国文化的不一样,那么,“限任一党制”及其运行的文化特征,则体现了中国制度的不一样。说“中国模式”特殊,说的就是中国政治制度及其文化运行的特殊。中国的“制度文化组合”特征,是形形色色的“中国崩溃论”一直落空的根本原因。中国会继续争取好的制度,同时争取文化的改善,但即便“制度建设”可以普世,“制度运行”也绝不可能是普世的,这是“制度文化组合论”的要点。
现实的存在性当然不是现实的合理性,但是,我们也不能通过质疑现实的合理性去否定现实的存在性。我们中国人在区分“现实的存在性”与“现实的合理性”上似乎有本能的困难,我们经常混淆“实事判断”、“价值判断”与“价值主张”三者的重大区别。希望本书没有消磨读者质疑现实合理性的能力,同时却加强了读者理解现实存在性的能力。
方绍伟
2013年3月1日于芝加哥

文摘
不过,否定市场分化论,并不意味着可以简单地接受垄断腐败论。成熟的市场包含着“机会向才能开放”的规范,个人的努力、能力大小、能力类型、出身、机遇等起更大的作用。市场经济确实因此具有拉大收入差距的自然趋势,但是,市场分化同地缘差别一样,主要是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的自然趋势”,不是“社会的制度趋势”。当然,制度也能通过影响个人努力去改变个人能力。
关注收人分配差距,是为了寻求社会平等福利的制度政策,其目的不仅要矫正“社会的自然趋势”所造成的贫富差距,更要矫正“社会的制度趋势”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而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恰恰就集中在“社会的制度趋势”所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上。世界本来就不是平的,但有些制度可以平整世界,而另一些制度则加剧或制造了新的不平。
如上所述,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体现为城乡差别、地区差异、行业垄断、寻租腐败、市场分化五个方面。但是。体现在这些方面的收入分配差距,却只是“制度扭曲”在不同方向上的结果,“制度扭曲”才是中国目前的收入分配差距的根本原因。这一方面是缺乏对“自然造成的收入分配差距”进行制度矫正,另一方面是以特定的“制度趋势制造了新的收入分配差距”。
首先,地缘差别的制度扭曲,包括户籍制度、医教制度、社保制度、征地制度、倾斜发展政策等,这些制度政策妨碍了均等发展的“趋同效应”。加大了富者更富的“马太效应”。其次,行业垄断在银行业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五大国有银行2011年的净利润达6808亿元,相当于日赚超过18亿元,成为中国上市公司最赚钱的行业;而在银行业里,中间业务仅占银行总收入20%左右,垄断陛质的存贷业务完全成为银行的利润主导。
至于寻租腐败,主要是因为政府拥有太多的审批控制权,生产许可、贸易许可、投资许可、用地审批、贷款审批、税收优惠、利率优惠、特殊商品价格控制等等。特权与市场之间的差价,成了寻租腐败的目标。企业家和潜在企业家的经营致富能力,往往被引向了“寻租致富的能力”,以至于中国经济走上了“靠关系”而不是“靠创新”的发展路径,“跑部钱进”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最后,市场分化问题本来是可以通过累进税制和福利制度得到控制的,就像“北欧的社会平等模式”所展示的那样。但是,由于特权利益和过度的发展饥渴,“发展的硬道理”压倒了分配,当代中国在实际上实施的是一套“累退税制”和“逆向福利制”。
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是最有利于调节收入分配的税制,但是,目前中国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关税)占了1/2的比重,而所得税仅占1/4。流转税有利于保障税收随经济而增长,却存在重复征税、易于转嫁(特别是增值税和消费税)等问题,具有明显的累退性质(越交税比例越小)。
社会福利本来有救助穷苦阶层的收入调节含义,可在中国,社会福利表现为福利随着身份和特权而提高的逆向特征(如公职待遇和“三公消费”),这种司空见惯的“逆向福利”现象,还不幸因中国人“区别对待的观念”而被忍受和接纳(本书的第二、三篇将详细分析中国人的这些独特文化观念)。所以,现实中,内外有别的差序格局与嫉贤妒能的平均主义相映成趣,“按权分配”与“按闹分配”成了社会福利的常态,真正的公平观反而非常稀有。
另外,最近十多年,如果考虑隐形收入和被排除在劳动者收入外的个体工商户收人,政府收入比例占国民收入上升的现象,其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严重(特别要考虑GDP减项的进口税收增加、预算外资金的口径调整和采用不变价格计算的财政增长)。真正的问题是,贫富状况要考虑收入流量和存量,也要考虑收入之外的福利支出。如果政府的福利支出不是偏向于身份和特权,如果高收入者受到所得税、房产税、资本利得税和遗赠税的更合理调节,那么,政府收入比例的大小并不是什么问题,政府收入比例比中国高得多的瑞典的情况就是这样。
3.中国的“十大福利困境”
瑞典是当代“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但是,世界各国的社会福利观念源远流长,中国古代就有开仓赈粮、养儿防老等传统,古巴比伦的《汉穆拉比法典》注重孤寡弱小的福利救助,犹太教和基督教也都提倡博爱互助,使慈善制度化。1601年,英国的《济贫法》首先以立法形式对贫民实施救济。1883年,德国俾斯麦政府颁布《疾病保险法》、《工伤事故法》、《老年和残障法》,开启了现代意义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先河。1935年,美国国会通过了综合性的《社会保障法》,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由此形成。1945~1948年,英国通过了一系列法规,宣布建成“福利国家”。之后,北欧各国进一步推进和改革了“福利国家”制度,直到近年希腊债务危机,再度使“福利国家”面临重新改革的局面。
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经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家财政状况已经大有改观,福利制度变革日益得到重视。按照上文的分析,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出路,在于矫正造成贫富差距的扭曲制度。如果缩小收人分配差距是合意的,那么,福利制度的建设就是题中的应有之义。当然,改革的难点必然主要来自利益刚性,这包括行政控制、特权收入、“逆向福利”、以扩大税收为指导的现行税制等等。在改革主体与被改主体很大程度上出现重叠的情况下,缩小收人分配差距道路必然是不平坦的。
这意味着,中国的福利制度建设必须以福利的社会性去压倒福利的特权性,努力把社会保障的重点转移到5000万失地农民、3000万下岗职工、数以亿计的外出流动人员、近3000万失业大学生,切实改变目前依然严重存在的养老保险覆盖面窄、社会保障向城市倾斜、社保待遇差别大、政府社保支出比例低、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医疗保险覆盖面窄、社会救济及最低生活保障不足、特权群体保障相对过度、社保基金管理混乱、腐败低效现象蔓延等“十大福利困境”。
按照“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假说”,收入分配将随同经济起飞而趋于不平等,随后的进一步经济发展将使收入分配趋于平等。可是,历史的经验并没有完全证实这个假说,先进和后进国家都有例外,“马太效应”总在压倒“趋同效应”,中国的情况也在使这个假说面临挑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中国的福利制度建设不能快步推进。中国的“内需”和“经济转型”问题将很难解决好。P25-28

内容简介
    旅美学者方绍伟关于中国的诚恳力作!

    当代中国为何会赢得世界各国那么多的关注?中国的一举一动为何会招来国际舆论那么多的议论?是因为中国令人意外的发展成就和社会问题,还是因为出乎意料的中国崛起和中国崩溃的议论,或是因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威胁和军事威胁?

    通过阅读这本《中国不一样》,您会对上述问题有个清晰的认识。其实,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不一样”。每个国家说起来都“不一样”,但中国的规模和影响力显然最突出,“中国不一样”的核心是中国的“制度与文化的组合”不一样。中国吸引力的关键原因,是中国的这个“不一样”所包含的种种不确定性带来的震撼和焦虑。焦虑,往往比震撼更加持续有力。

    《中国不一样》一方面回答了“中国为什么不一样”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回答了“谁有可能实施什么方案”的问题。通过一种远距离观察中国的理论视角,本书将读者心目中非常熟悉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多少有些“不一样”却更加逼真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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