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书和没书的日子.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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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
本书为余斌个人随笔集一种(共三种),在一个被电子屏充满的小时代,余斌却将他和书的缘分,与书有关的趣闻、随想娓娓道来,自有一种特别趣味。

编辑推荐
六〇后谈“书事”,《张爱玲传》作者、专栏作者余斌随笔集。
一本关于书的书,更确切地讲,这是一本讲述与书的缘分与“交往”的书。
从“文革”到新时期,开启一段关于书的记忆。

作者简介
作者:余斌

六〇后,南京人,现供职于南京大学文学院。著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字里行间》《提前怀旧》等。

目录
第一辑 底事有缘
我与书的缘分
发蒙
残书
闲书
正襟危坐读《金瓶》
我为书狂

第二辑 乐在其中
书累
一笔糊涂账
借书与借钱
枕上
开个店如何
包书时节
披沙拣金
给《译林》当枪手
访老先生不遇
笔名故事

第三辑 书里书外
书约黄昏
“大”趋势
励志
活儿
日记•红色
应酬诗
细节的凝视
报上的故事
这禁书不是那禁书
对台戏•拉郎配
快乐书单
crowd与mob
熟悉,而又陌生
读完的与未读完的
我的“红”与“黑”
鲁迅的书账
游戏笔墨
林冲的长相
林冲与扈三娘
以己度人

题赠(代后记)

后记
题赠(代后记)

写一本书,而后也竟印出来了,爬格子的人待出版社送的样书拿到手,当然就想到分送给朋友熟人抑或同行看看,要送人,当然又不免要在扉页上留几个字,算是纪念。在一本本书上题字正如收藏家摩挲一件新得的宝物,发烧友邀同好聆听刚搭好的音响,或许是品尝不足为外人道的一份兴奋之情的最好机会,可惜虽然分属码字之徒,因为笔头太懒,一直无缘领略到这份欣喜。旁人时常会问起:“你就不想写点东西?”照例是打哈哈道:“写书的是厨子,只管炮制,咱是书的美食家,专司品尝。”话虽如此,见到熟人朋友一本一本地出书,未尝不眼红,何况按照某种说法,下不得厨的美食家算不得够格的老饕呢!
既然眼红,有时不免也就弄弄笔。两三年前译了夏志清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一家出版社答应出书,几个月后,校样也便寄来了。翻看校样时的欢喜莫名,自不必说,虽说译书比不得著书,好歹也算整出了一本书来。这份欢喜大大鼓动起我的“超前意识”,晚上躺在床上,便提前想着书出来后要送某某、某某,又想题的字不可落俗套,给最亲近的人,当写“但愿日后能送你一本自己写的书”,送书而兼许愿;送给师长的,当备及谦恭,符合晚辈的身份,亦且表示不忘栽培之恩。就中要送一位同窗的,颇费踌躇。此人于旧文人的许多讲究颇有几分喜好,包括题赠之类。第一本小说出来送我,特别交代“随便题了几句话”,说是随便,其实是费了些心思的,“无限幼稚,不尽荒唐”,自谦而实自负。送书给他,当然不可造次。望着天花板斟酌良久,到底憋出了这么几句:“书是好书,译是硬译,叨在书好,或可一阅。”因是翻译,这么写似乎也还得体,“硬译”二字道出水平不够,译来费力,是实情,又有自谦之意,还有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等人的那场笔墨官司作出处,“用典”当得起浑成二字吧?想想有几分得意,默念了几遍,怕到时候忘了,谁知用得着我那些穷讲究的时候书竟是迟迟不来,最后出版社来了一封信,说是因为那时的行情,书决定不出了。我的过于超前的一场欢喜化为丧气,自以为得计的几句酸文当然也终至于“吟罢低眉无写处”了。
好多年过去,现在是真有一本书出版了。这是自己写的,不比翻译,终隔着一层。若说没有一点兴奋,那是打诳语,不似几年前的喜不自禁,却是实情,因为同辈中许多人早已出了书,有的已是两本三本了。兴头不高之外,还有一点怀疑:旁人收到的书当真肯破功夫好好地读读吗?恐怕有许多人写上“雅正”、“纠谬”、“惠存”之类,其实也并不指望能回收到多少“指正”的。有此一念,再想当年还费心思玩文字游戏,实在太把自己当回事。于是索性在书上循例写上“指教”的字样。只是一边写一边还不死心,若是发出声来,那就近乎“哀鸣”:但愿有人还愿看看吧。

文摘
我与书的缘分

我与书,书与我之间,究竟算是有缘无缘,真也说不清楚。“缘”之一字,透着几分玄妙,必要“因”、“缘”凑泊,方可成其好事。对于一些铁杆的爱书人而言,这可以看作两下里的一种宿命关系吧?但这属于奇缘,就我与书而言,未免言重。
若说有缘,则很长一段时间里,周围的环境分明是在证明我与书的无缘。首先是“命”不好,命好就当生在书香门第,呱呱坠地时已是书香缭绕。祖上耕者尽有,读者却无,耕读之家也沾不上边。父亲干革命出离家乡,到他那一辈为止,也许是家族中拥有书籍最多的人,以量计算,大概几十本是有的。都是“讲政治”一类,马恩列斯毛,联共布党史,外加一大堆文件汇编,全是上面发的。多少年后读《共产党宣言》,那气势,真有沛然莫之能御之慨,不言其他,文章是好文章。但彼时看不懂,即或看得懂,用来耳提面命,也就无趣。我怀疑父亲头次自己买书,还是为我花的钱,至少此前他不大可能一次性花那么多钱在书上。是有次从北京开会回来,送我的礼物是一套浩然的《艳阳天》。算来这是我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书,自然印象深刻,到现在书价都还记得,五本加一起是五元一角。这大概是一九七〇年的事,我刚十岁,书即使没看完也看了大半,其中的路线斗争,自然看不出端倪,只记得萧长春、焦淑红谈恋爱,此外两个中农,一个叫“马大炮”,一个叫“弯弯绕”。我不知道父亲为何买下这书送我,也许新华书店里就没几本书,也许他只是拣厚的挑,以示重赏。何事而能得此重赏已经忘记,而以书为礼,若非我的索要,便是父亲见我喜读书而投其所好。
关于书,还有若干“第一次”可以证明我的缘浅。比如,我读的第一部小说,也是第一部大部头书,乃是《欧阳海之歌》。此前所读,都是故事或通讯报道一类,《闯王李自成》、《战斗的越南南方》,等等。也读“毛选”,最感兴趣的是第四卷后面的注释,里面有关于三大战役敌方伤亡人数的统计,淮海战役最“辉煌”,毙敌、伤敌、俘敌五十五万,我亦因这数字最为兴奋。于此可见彼时读书的胃口(与书何干?),一如看电影,情之所钟,唯在所谓“战斗故事片”,如果不是男童尚武天性,便是受“斗争”氛围的影响。如此爱“热闹”,像《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书居然读完,而且难以置信的是,至少读过三遍以上。唯一的原因,是当时实在无书可读。
我自己在新华书店买的第一本书是《沸腾的群山》,作者为谁已经忘却,书名一定是对的。价钱是一元左右,当时不算小数,就我当时绝少零花钱的“经济状况”,解囊时委实需要几分“慷慨”的豪气。偌大书店,取此而不取彼应有理由,但可以不问,因为书店里文学一类的书大都看过,包括买的这一本,拣这本下手,纯是因为买书的行为本身。而比起《牛田洋》、《征途》、《虹南作战史》、《较量》之类,《沸腾的群山》更看得下去。此书不知何时被处理了,大约后来对其“书”的资格有所怀疑,置于架上亦脸上无光。于今想来多少有些后悔:如同曾经拥有的《学习与批判》、《朝霞》等杂志一样,留下来也算是“文物”了—除本义之外,也可解作“文革之物”。
家无藏书又买不到书,要读书,似乎只有借。图书馆是借不到什么书的,印象中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没见图书馆开过门,中学的图书馆、公共图书馆都是如此。后来开放了,也没什么书可借。“文革”后期,书的禁区稍稍松动,有些“文革”前的书又外借了,我拿了父亲的借书证隔三岔五往南京图书馆跑,《雁飞塞北》、《边疆晓歌》、《军队的女儿》、《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看了一大堆。不知道图书馆根据何种标准决定哪些书可让读者阅读,也想不起自己是如何选择,也许大体上是看书的厚薄吧,那是饕餮式吞书的年纪,几册薄书借回去,不几天就看无可看。我只记得每次借书时的忐忑,若是借书处的人因人证不符拒而不借,我就有断炊之虞。
当然这么说有点夸张,我借书其实还有别的来源。我向所有具有可能性的同学借书,他们并非书的主人,所以我其实是在怂恿他们将父母、哥哥姐姐的书取出或盗出。向人借书,也得有点资本,手上有货,才可互通有无。《艳阳天》一度是唯一的资本,此外可喜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初重印的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内部可以买到,父亲未放弃此项特权,我于是得以用这几部书作筹码换书看,这些书在当时可算“奇货”,以之生“利”,“暴利”何止于十倍?但比之于我的胃口,以书易书的资本还是少了些,只好辅之以借鸡生蛋之法,比如甲借一书于我,许以三天期限,我一天看完,便拿去与乙做交易,令其两日归还,得乙书快速看完后没准又拿去与丙做交易。如此买空卖空,委实读了不少书,只是借来借去,环环相扣,也时有失去控制的危险,不止一次,时限已到,书仍是“君问归期未有期”,结果往往是短期的翻脸。
借来的书五花八门,从《赤脚医生手册》到《安娜•卡列尼娜》,从扬州评话《武松》到石印本的《济公传》,从《文艺复兴至十九世纪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到手抄本《一把铜尺》。清楚记得借到的第一本书是“文革”前的中学语文课本,我是不愿将教材视为书的,但那课本实在比我们用的以语录、大批评、小评论为主打内容的课本有趣得多,所以居然也如获宝物,读得津津有味。
不仅内容,我借得的书,形貌上也是千奇百怪。在此爱书人乐道的所谓“品相”,休要提起,因为这些书中,称得上全须全尾的就不多,只可叫作残书—不是“冷摊负手对残书”的“残书”,是真正的残书:或有头无尾,或有尾无头,或者干脆无头无尾。有一部俄国小说我特别喜欢,大段大段摘录了许多,但书开始的二十多页不翼而飞,结尾缺了多少页不知道,反正是未了,我竟一直不知道读的是何书,直到十多年后一次在资料室随意翻书,翻到冈察洛夫《平凡的故事》,觉得似曾相识,这才蓦然回首,终于能够对号入座。而另有几本那时读过的残书,至今还是不知其名,恐怕也将永远是无头案了。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我青少年时代的读书经历,实可作为书荒年代的证据。奇的是每说到书,最易记起的就是这些,也许忆苦思甜是每个人都容易产生的冲动吧?求知欲最旺盛的年头未能遍读好书,记忆的空间被许多不相干的书或只可谓之印刷品的书占去不少,实在是一大憾事。但要说书与我整个无缘,倒也不确,即使在“文革”年头,钻头觅缝,掐头去尾,我也还读过一些堪称好书的书,此其一;其二,二十岁上下,“文革”总算过去,读书朝无禁区的方向发展,昔之所失,有了恶补的机会。最要紧者,书与我虽是一度无缘,我对书则自小到大,始终是未免有情,而这“未免有情”,在我看来却是最大的缘分。
见异思迁,移情别恋的时候是有的。比如一度陶醉于古典音乐,到处搜寻磁带,每日花在倒带上的时间,端在读书之上;一度疯狂看碟,进出音像店的次数,绝对超过逛书摊书店;每到世界杯之时,则又心神不属,即得好书也要束之高阁。然而以上种种,好比一晌贪欢,世界杯之类是数年一次的高烧,搜带寻碟亦是某个阶段的疯狂,终不似对书的兴趣一以贯之,来得持久。以杯中物作比,其他爱好如喝酒,喜读书则如饮茶,喝酒是一时之醉,饮茶是每日之需。以男女关系作比,则其他爱好如偷情,任他高潮迭起,亦只是干柴烈火,须臾而尽,喜读书则如老夫老妻,足以白头偕老。何况饮茶亦自有另一番陶醉,老夫老妻亦未必就没有狂喜。
谈书即抬举书而贬低其他,对我的其他爱好,未免有些不公。不过平心而论,这也并非对书的客套。犹记年轻时喜做各种测验,有次三五人闲聊,便有命题,问若置身荒岛而限带三本书,如何取舍?如何回答已忘却,过后倒超出范围想了一想(何必一定是书?)。想来想去,必需品之外,最是不能离弃的,还是书。其实还有更具预言色彩的测试:旧时有抓周一说,小儿若在诸般物事中单挑了书伸出手去,那就是命中注定,与书有缘。但小时父母都在忙工作,而且是革命工作,这等迷信活动,怕是根本未曾想起,由此我也就失去了关于该问题最简明的验证机会。当然喜读书与否虽无干一生休咎,以婴孩无意识举动一举而定,也还是近于儿戏,而且为父母的心中所想,恐怕不在书之本身,而在读书带来的功名富贵,不信问问一心盼着小儿直取书本的父母,可是希望小儿日后成个书虫?望子成龙者口中所谓“读书种子”,与书虫绝对是两码事。
认定书中自有千钟粟、颜如玉且确乎“求仁得仁”者,我们不能说他不读书,范进等辈,做梦都想中举,头悬梁锥刺骨,读书劲头不可谓不大,但所读之物我们未必认它是书,其人我们也不愿称他是与书有缘之人。以此标准,抓周其实往往导致误判,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贾宝玉,这位哥儿伸手便去抓脂粉,后来果然也满脑子姐姐妹妹,可看看他读《西厢》一类无用之书的劲头,我们岂能说他就与书无缘?圣人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与书结缘者,当作如是观。
照孔夫子说法,“好之”、“乐之”都是较“知之”更高的境界,也就更难企及。我则固执地以为“好之”、“乐之”是较低的门槛,“知之”难乎其难。盖因我将“好之”、“乐之”解作一种情感态度或是状态,对书未免有情,也就可以入我门来一笑逢。不拘有用之书或无用之书,要说“知之”,则吾岂敢?然而不求甚解,任他糊涂,自谓“好之”也还勉强当得起。
所以有时我也疑疑惑惑地想,自家恐怕也还算得上是个与书有缘之人。


发蒙

旧时小儿开始读书认字,谓之“发蒙”。我的“发蒙”,当然是在小学。外国文学方面,当然的,要迟得多,算起来要到初中,这里的一个关键人物是高我三个年级的小孔。他的作用不在指点门径,而在一下子把我给镇住,相应地,他的方法不是循循善诱,而是醍醐灌顶—虽然他自己浑然不觉。
小孔家就在学校操场的西头,没事常在学校里转悠,自老师到低班学生都认识他。老师、他的同年级学生都叫他小孔,低班生也胡乱跟着这么叫,—虽说不无“僭越”的嫌疑,他倒也不以为忤。小孔长得肩宽背厚,腰粗腿粗胳膊粗,粗黑的头发始终长不到一寸,下巴结结实实,一根鼻子势大力沉。或许这鼻子力道太大,压迫得嘴唇不易掀动,小孔说话瓮声瓮气的,像是有点大舌头。
我和小孔差了好几级,他既非邻居,又不是某个同学的哥哥,论理不会有什么瓜葛的,也不知怎么就算认识了。
初一的暑假,我和几个同学向老师讨了差事,每天晚上到学校的图书馆当看守,校园里有座小山,图书馆就在半山腰上。正是喜好群居的年纪,我们每次都有一两个“编外人员”来入伙。四五个人坐在由山脚下通到图书馆的最上面几级石级上,海阔天空,言不及义地神吹。头顶一天星斗,脚下是蒙蒙眬眬、空空荡荡的操场。更深时分,夜凉如水,人家的灯火渐次熄灭,四周的各种声音归于沉寂,就觉自己的说话声变响起来,咳嗽一声,传出去老远,打个哈欠也清晰可闻,真如置身空山之中。
有一静必有一动。我们也时常下山去骚扰,小孔家就在校内,也是我们的骚扰对象。几个人裹了大毛巾扮作土匪模样,携了弹弓、弹弓枪去偷袭,一个高喊“小孔,小孔”,待他从家里出来,这边黑暗中一阵齐射。小孔中了弹,便骂道:“小狗日的,让我逮到打个半死!”
也就是骂骂。晚上在家闷得慌又无处可去,他时常要来找我们玩。往往是冲了澡之后,肩上搭了块毛巾,哼着样板戏大摇大摆走上山来。到了我们堆里,他自有一种高班生在低年级学生面前特有的见多识广、居高临下的派头,当仁不让就做了中心。有天我正抱了本千辛万苦弄来的《契诃夫短篇小说集》在看,小孔又来了。从我手里拿过书去翻看几页,问我:“契诃夫是哪国人?”我说是俄国人。他听了便抛下书,露出看不起的神情。“苏联小说不灵,”他道,“都是跟法国学的,法国小说一等。”我虽还看不出契诃夫的好来,但书前面译者说他是极伟大的,心里就有些不服。小孔却不理会,只自顾自说道:“有个莎士比亚晓得不晓得?写过一本《罗密欧与朱丽叶》,绝对精彩!”于是便讲这故事。我得说他擅长的是旁逸斜出的乱侃,讲故事并不高明。说了几句他便推说记不清楚,掉过头来纵论法国(?)小说家。“莎士比亚还不算什么,巴尔扎克更棒。还有更厉害的,知道不知道《茶花女》?—小仲马写的。他老子叫大仲马,《基督山恩仇记》没看过吧?那是没的话说了。”这一连串的名字我闻所未闻,但他讲得眉飞色舞,我们倒也听得津津有味。
那天晚上小孔神吹到很迟,就在我们那儿睡了。人多,桌子拼成的通铺睡不下,小孔和我们当中一个叫阿五的,一横一竖睡在了借书还书的曲尺形柜台上。我们都还没发育,阿五更生得瘦小,睡在那里更衬出小孔偌大一个身胚。众人渐渐入梦,我大概是最后一个睡着的。小孔瓮声瓮气打着鼾,蚊香隐隐的一点红亮是黯淡的,黑暗中也见不出缭绕的烟缕。迷迷糊糊地我还在想,《基督山恩仇记》或许比《水浒》、《说唐》更有意思吧?
如今教着外国文学史,当年小孔报出的一串作家的名字时常挂在嘴边,那些书也早都看了,自然也就知道,莎士比亚实在要比大仲马、小仲马伟大得多,但我还是忘不了那一次的“文学启蒙”。有次到留在母校的中学同学处串门,说起过去认识的人,他告我小孔现在当着体育教师。一时回想起当年的情景,不禁悬想,要是哪天在大街上恰好撞见,向他提起这段往事,不知他会怎么说。
也许他会说:“哪有这回事?”不过更可能的情形是招呼了之后,他要似是而非地想半天:“你不就是那谁吗?”似乎在当时,很熟的样子,他也单认人而不大知道我们姓甚名谁。毕竟,他是高年级生。


残书

有一首旧诗,何人所作,全诗的意思,都记不得了,只记得其中的一句:“冷摊负手对残书。”“冷”、“残”二字透出几分萧索的味道,但读书人逛书摊,其实是快意的。这里的“残书”想必是喜欢讲究版本的人常说的“残本”,或抄本或刻本,总之是绝版书,虽残缺不全,却极少见极难得,多少有收藏价值。我所说的“残书”与此无干,不过是本当寻常可见却又被翻看得破烂不堪的书罢了。
我上小学、中学时看过许多这样的残书。那时差不多所有算得上“书”的书都已被划为“四旧”,不是被烧掉,便是被封存,留给我们的读物,领袖著作加宣传小册子之外,大约就只有《较量》、《虹南作战史》之流的准文学了。所幸旧书中颇有一些漏网之鱼,它们成了我钻头觅缝捕猎的对象。可是这类求爹爹告奶奶,打拱作揖借来的书中,全须全尾的难得一见。《青春之歌》大约是我读到的第一本残书,这书“文革”前的印数少说也在几十万之谱,却成了奇书。我看的那一本想是经了无数人的手,书角卷曲,直角变了钝角,四边形变作多边形,切边的书成了毛边书,而且封面封底都没了,糊了张牛皮纸替代。然而这书内容大体完整,要算是好的。我看过更不成话的书,往往是从十几页开始,到最后的高潮将来未来或是正是热闹之际,却又戛然而止,没了收梢。最奇的是看过一本《烈火金钢》,说“一本”是太奢侈了,确切地说我拿到的是两沓纸:从四十几页到一百多页;从二百多页到三百八十几页,像是活页文选。
这是残缺严重的,还有一些比较起来虽缺页不多,却难以卒读。我读残书的一个重要来源是一个绰号叫“二乌鸦”的邻居,他有一同学的父亲沿街收购旧货,南京人称作“挑高箩的”,我看到的《说唐》就是“二乌鸦”从他的一堆废纸里倒腾出来的。大概是民国初年的本子,比三十二开还大些,一页上怕塞下有一千五六百字,撑得天地皆满,字挤着字真是“间不容发”。纸张已翻得发毛,字迹模糊不清。不唯如此,这书还是遭了腰斩的,—不是金圣叹斩《水浒》的“腰斩”,是书真的断成了两截,只有书脊还连作一气。要破半天功夫将其中一页逗拢来,这才可以将就着看下去。
这样的残书如今是见不到了,很难想象这样的书会有人要看,而且得到时竟是如获至宝,欢天喜地的。很后悔当时没从人家手里断下一本来留着,留下来倒是可以给书荒的年代作个见证。


闲书

何为闲书,何为正经书,有时是很难说的。按照通常的划分,凡茶后饭余供消遣的,那是闲书;读了可以致用的,或者意在“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的,便是正经书了。学术书、教科书,当然是正经书,小说散文戏曲,还有所谓纪实文学之类,就被目为闲书。只要看看家长鼓励小孩看什么,不许他看什么,就可了然这界限。然而这是从书本身的性质着眼,而书是死的,人是活的,书的正经与否,有时也在于看书的人。同一本书,在张三是闲书,到李四那里也许就成了正经书;王五须正襟危坐读的,赵六读它或许只是出于消遣。大学理工科的学生常对中文系的同学羡慕不已,想他们无须啃枯燥的数理化,整天看小说,多少快活?殊不知中文系的学生也有一大堆并不好懂的书要看,即如小说,平日兴之所至地看看,那书似乎是和颜悦色笑脸迎人的,等到要用来做研究、写论文,那书好像忽然板起面孔,一本正经,拒人千里了:要看出道道,不易;说出个子丑寅卯,更不易,要查参考书,要摘录,要苦思冥想—有趣变为无趣,真是不胜其苦。所以到临了,学中文的人对文学往往不及其他科系的学生那么纯情。
这是闲书变为不闲的,相反的例子也不少。数学书抽象难懂,总是正经书了,可我在一本传记中读到,有位政治精英日理万机之余,偏以这类书作消遣,说是一进入那公式推导的世界,便身心俱泰,万虑全消。砖头厚的字典,常人看来是乏味透了,偶尔查查生字尚可,逐条看去就“难以卒读”,可大学者如钱钟书却读得津津有味,如醉如痴,仿佛看的是惊险小说。有位文学教授出差在外无事可做,拿下本旁人推荐的武侠书消磨时光,不想翻了十几页便昏昏欲睡,第二天找来一本班扬的《天路历程》,一气读完,这才大觉过瘾。
书而能成为闲书,使人轻松,一个必须的条件是易懂,倘若要打点起十二分精神去对付,轻松变为紧张,那就是求闲而得忙了。上面那些高人或是生有异秉,或是天分极高,或是训练有素、道行高深,读正经书亦不觉其难,这才可以优游书中,好似闲庭信步。至于那位教授读不进武侠,当然不是江湖险恶,“天路”易行,而是胃口养精致了,好比听惯了名角的戏,草台班的戏听了自然不入耳。这在常人就办不到,也无须办到。不过即在常人,正经书偶或充了闲书的时候也是有的。大学二年级时考文学理论,本当抱了教科书和课堂笔记大看特看,大背特背的,但我对四平八稳的教科书一向反感,对背书更是头疼,每到该温书时,就像被逼着做功课的顽童,拖延得一刻是一刻。这种时候常会随意抓过一本书胡乱翻看。有一次手边恰好放着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便极无聊地拿了看。这书只有比教科书更难懂,平日再不会有兴致的,事实上以往看过几次,看来看去还在十三四页,这一次却上了劲,居然一口气看了七八十页。—并非学问长进,豁然开朗,实在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只要能躲开教科书,似乎什么读物都是好的;衬着考试的“大痛”,黑格尔的艰深只算可以忍受的“小痛”,甚至是不无惬意的了。尽管那次考试过后我再没碰过黑格尔,但在那几天,黑格尔在我确乎具有闲书的意义。


正襟危坐读《金瓶》

《金瓶》者,《金瓶梅》是也,是中国人就知道,这是数得着的“淫书”。因为“淫”,所以禁,是屡禁屡止,还是屡禁不止,要看话怎么说。有一点可以肯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想犯禁的人,多,能得逞的人,少。我居然得逞,而且是在“文革”年间,自己也觉得难以置信。
虽然得逞,能不能就算读过了《金瓶梅》,却应打一问号,盖因所读乃是最最奇特的“版本”,全部字数,不到两万。其时正在读高中,“文革”后期,书荒仍在蔓延,乃钻头觅缝,四处搜罗,真可谓“于书无所不窥”。的确是“窥”,因要弄到一部非常之书,常要使用非常手段,一旦到手,又须避人耳目,暗中读之。有一同学,父亲是某大学中文系资料室的头儿,近水楼台,常能接触到奇僻之书,其中便有《金瓶梅》,一度还带回家中。我同学窥测多时,奈何老爸防范甚严,绝对地“坚壁清野”。忽一日,同学神情诡秘拉我到学校一背人所在,告我一惊人消息:《金瓶梅》藏身之处已被发现,他爸要出差,下手就在今夜。其后整整一天,我满怀期待。再见面时,同学表情却很是复杂,似在估摸我的失望,又似在期待我的狂喜:出差之前,他爸已将《金》书转移,但是—他从书包里拿出一硬面笔记本,这是他失望之余在父亲房中大肆乱翻,于一极隐秘处搜得:“全是从《金瓶梅》抄下来的,諔(chù)得一塌,绝对!绝对!”南京话中“諔”有下流之意,“諔得一塌”译成普通话,就是下流到家,黄得不能再黄。
自然有一番万万不可示人的千叮万嘱,亦自有一通绝不外泄准时归还的赌咒发誓。揣了一本“諔得一塌”的宝物,一睹为快的急切,可以想见。上课时全无心思,却又看它不得,回家后亦不敢轻举妄动,熬到夜深时分,确信父母已入梦中,这才成其好事。打开笔记本,前面有一段札记,当然是同学父亲所写,大意说他藏有香港版洁本《金瓶梅》一部,抄家时居然漏网,亦属幸事。书中淫辞艳语,尽皆删去,未得全豹,不无遗憾。近资料室购入木刻影印本《金瓶梅词话》一部,乃将洁本所删者抄录于下,唯标点系自加。云云。后面便是正文,漂亮的钢笔正楷,清清楚楚,一笔不苟。却是零零碎碎,一段一段,中有空行,每段前后皆标有“上接××页”、“下接××页”字样,当然不成书模样。但我哪里管得了这些?从窥“淫”的角度说,“瓶”中“精华”,已是萃于一编,怎一个“諔”字了得?
读时的感觉,用“五雷轰顶”形容,绝不过分。里面多有韵文描写,读得似懂非懂,然“不求甚解”亦能“得意忘形”,满目是人体器官,满目是傻大姐所谓“妖精打架”,男男女女摘了面纱,原来有此别一世界,亦燥热,亦惊慌,并非怪力乱神,却有怪力乱神的恐怖。彼时的大陆还是清教徒式的教育,一代人的性启蒙,常以料想不到的方式悄悄进行,《子夜》可以当黄书看,《赤脚医生手册》也可成为发蒙的读物。只是以我的阅读,如此这般的启蒙,其刚猛的力度,实属空前。由这不寻常的“书”,我也有了一段此前此后再不曾领略的阅读经验,人物轮廓、故事情节一概不晓,却连估带猜谙晓其中的“动作”。我之初次邂逅《金瓶梅》,便是如此。
第二次与《金瓶梅》打交道,却是光明正大,但是怎么说呢?反正也可一记。这时已是一九八四年,我在南京大学读研究生,论文做的是张爱玲,张受《红楼》、《金瓶》影响颇深,追本溯源,也该一读吧?就去系资料室借,答复是,书,有的,但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读,确有需要,须得系主任批文一纸。于是打报告,无非是研究需要云云,系主任是我的老师,知道并非诳语,大笔一挥,同意。
第二次去资料室,发现这里有一只蹊跷书橱,虽说书库里多为书架,书橱却不是没有,所怪者唯独它一把锁锁将起来,看看里面货色,也就猜到几分:“三言二拍”、《俊友》、《小酒店》、《娜娜》、《隋炀帝艳史》、《包法利夫人》……都是昔之所谓“黄书”。这时“思想解放”已非一日,《读书》杂志在倡导读书无禁区,然“遗留问题”总得一个一个解决,想来这一橱书便是“文革”扫黄遗产,百废待兴,解“黄”洵非当务之急。摆在那里,倒让人知道,读书禁区,曾有多大。但《红与黑》也在其中,却是出人意表,或是设限时“宁可错杀三千,决不错放一个”,也未可知。《金瓶梅》养在深闺,则应在意料之中,盖橱中诸书虽有黄毒,相比之下,却是小巫大巫。有剧毒者,待遇自然非比寻常—乃是在一只绿色保险箱里藏身。
资料员费一番功夫打开保险箱,取出的却是蓝色封套的线装书,两函二十册,我应有如对故人之感,因那正是影印万历本《金瓶梅词话》,上世纪六十年代出版的,十年前读的“抄本”,就是由它衍生。可怜我相逢未必曾相识,竟然不知。这一版据说印得极其有限,专供某级以上的高级干部。高级干部政治觉悟高之外何以抗“黄”能力亦高于常人,可以不问,尚有几部流入学术机构,以备研究之用,全不顾当时研究者多是待罪之身,就已应被视作法外施恩。
“予生也晚”倒成了幸运,非高干非专家也能一睹真容,不料恭逢盛世,我的“研究”却不能正常进行。书不能外借只能坐读只是其一,其二是当时并无阅览室,借书处仅有长桌一张,就在借书柜台前,人来人往,正当要冲。“雪夜闭门读禁书”,自然“不亦快哉”,大庭广众读黄书,滋味如何?要命的是常有熟人经过,作为寒暄一部分,要问所读何书,一遍遍回答则不啻晓谕众人,这家伙在看黄书。然有问不能不答,答了便有人凑上身来,陪着看上两眼。这一看更让我浑身不自在。《金瓶梅》黄毒,遍于全书,稍翻几页,便现色相,陪读者或者无意,我则不免心虚,好像时时有被抓“现行”的危险。
如此这般,读书成为受罪,才读两册,已生倦意。《金》书与我的研究,怎么也是间接关系,下这么大功夫,似无必要;有读“精华本”的经历在前,也算曾经沧海,猎奇犯禁的冲动也有限。但费了精力争来的权利,弃之可惜,而《金》书本身,确有可观。所以还是硬着头皮读,每星期总有两三日去到资料室,每次两三小时,端坐而读,一脸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看到应伯爵插科打诨,尚会不由笑出两声,看到西门庆潘金莲在床上折腾,表情却只有越发地严肃正经,—下意识里也是要以这表情,以正视听。如此前后二十多天,资料员开保险箱计二十余次,《金瓶》工程,终于大功告成。
平日读书,最喜卧读,再正经的书也是枕上读之。这一次居然能每日端坐两三小时,也是奇事。想当年,斜倚枕上学《毛选》,现而今,正襟危坐读《金瓶》。效果如何呢?不问可知。目不斜视,反倒难得其中三昧。看来维持端正坐姿、严肃表情,也需不少精力,若有余裕,本当看出更多精彩,再有余力,回想多年前所读抄本,将那些黄段子还原,这段当在“兰汤邀午战”,那段应入“醉闹葡萄架”,也未可知。但是哪里能够?现在还有印象的似乎只有一鳞半爪,有一句却记得,当时曾抄下:

那妇人独自冷冷清清立在帘儿下,望见武松正在雪里,踏着那乱琼碎玉归来。

“乱琼碎玉”是滥调,我不喜,但整个句子却好,入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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