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旦篇章:二战德军窃听实录.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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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撒旦篇章:二战德军窃听实录 》编辑推荐:1.震惊全球!二十一世纪关于二战的最伟大发现!英美国家档案馆尘封八十年秘密首次解封,十五万份纳粹秘密监听实录震惊全球;《明镜周刊》排行榜蝉联冠军,十一国版权全部售出!
2.史上第一部“连口述者自己都不知道”的口述史,还原最冷酷的二战真相!比“口述史”更真实,真正没有任何人为加工的窃听实录。从前线到殖民地;从飞行员到潜艇兵;从元首府到集中营;从屠杀平民到虐杀战俘……详实资料与严密分析,揭开所有德军胜利神话的秘密;还原被无数硝烟和死亡覆盖八十年的二战真相。
3.史上第一部二战“精神史”——“杀人狂魔”?“士兵是无辜的”?“德军=纳粹=希特勒的疯狂崇拜者”?众说纷纭,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历史学家与心理学家首度联手,告诉你“人变成魔鬼”的秘密所在,揭露“战争机器”背后丰富而惊人的内心世界!

媒体推荐
这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可以颠覆你对于“二战”所有的认识;这是一部可靠的战争精神史,是二战炮火硝烟后被埋藏多年的,既精彩又令人震撼的内部世界。
——《明镜》周刊

作者简介
作者:(德国)斯恩克•耐茨尔 (德国)海拉德•威尔则 译者:刘景姝

斯恩克•耐茨尔,历史学家。生于1968年,任教于美因茨和萨尔布吕肯大学,教授现、当代史;格拉斯哥、卡尔斯鲁尔及伯尔尼大学客座讲师;2010年任埃森文化科学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因著有《窃听 沦为英国俘虏的德国将军1942-1945》而为读者熟知。
海拉德•威尔则,政治心理学家。生于1958年,埃森文化科学研究院跨学科记忆研究中心主任;于瑞士圣加仑大学教授社会心理学,曾被《明镜》评为21世纪全球最具有超越性的科学家之一。曾著有:《“爷爷不是纳粹”——家族记忆中的纳粹主义和大屠杀》;《不平等的世界》等。其著作已被翻译为16种文字出版。

目录
前言
十五万份窃听实录 1
打开“第三帝国”大门的钥匙 3
第一章 “撒旦”眼中的战争
假戏成真的“世界大战” 002
被文化杀死的维京人 007
致命的“无知” 009
战争与和平 010
一场名为战争的角色扮演 011
战争就是战争 014
情感源于义务 016
坏心眼儿的神学院学生 017
情境 020
人性的抗争 022

第二章 孕育战争的世界
“第三帝国” 024
军国主义蓬勃发展 037
无坚不摧的德国军队 039

第三章 战斗,杀戮和死亡
让人心痒难耐的大轰炸 050
为杀人而杀人 054
讲一个没有“死亡”的好故事 059
充满美感的杀戮 065
“找点乐子” 068
冷血的猎手 070
海上大屠杀 073
战争的罪行——占领军的屠杀 077
大开杀戒 091
前线的疯狂 091
人竞相食的集中营 095
大屠杀的真实面目 098
从旁观者到刽子手 115
愤怒与借口 120
“我是一个好人” 126
写给元首的8000封情书 129
窃听不到的恐惧 132
性——强奸、灭口、性病与妓院 139
战斗武器开发竞赛 147
神秘而威力无穷的“复仇武器” 155
从“必胜”走向“必败” 162
战争的最后一年 169
永远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176
救世主和大明星 179
“如果我们战败” 183
“元首”像是变了一个人 186
一个不剩! 190
狂热的反犹太主义者 192
战争狂眼里的战争狂 195
“做个好兵!” 200
战斗到最后一枪一弹 205
牺牲与尊严 217
“我可舍不得我这条小命!” 220
“废物”意大利与“野兽”俄罗斯 223
“胆小鬼”与“逃兵” 227
美丽的成功 230
勋章与嘉奖 233
好队友和“猪”队友 239
“背黑锅”的党卫军 244
勇敢与狂热 248
恶名昭著的“骷髅”师 254
综述:什么才是战争? 265
参考书目 269

序言
序言1 十五万份窃听实录
那是典型的英国十一月中的一天:天上铅云低垂,空中雨雾弥漫,室外气温只有八度。我像往常一样搭上了开往皇家植物园的区域地铁。然而,在到达这个位于伦敦西南风景如画的小站后,我却疾步奔往英国国家档案馆的方向,迫不及待地想一头扎入那些故纸堆中去探个究竟。那天的冷雨似乎比往日更加愁人,促使我加快了脚步。入口大厅里站满了保安,他们循例草草翻检了我的书包后才予以放行。进入阅览室要先经过一个小书店,再穿过衣帽间,然后再循楼梯而上。看到阅览室里那刺目的绿地毯时我终于确信,这里的一切自我上次拜访之后不曾有丝毫改变。
就在2001年的那个秋天,我受邀作为格拉斯哥大学的客座讲师在伦敦进行了短暂的访问。临行的前几周,我偶然间发现了一本介绍1943年5月大西洋战役转折点的书,作者为米夏埃尔•加农。那本书中刊有几页德国潜艇士兵的窃听实录,这立时引发了我莫大的好奇。此前,我只知道我们保存着德国战犯的审讯记录,但是关于秘密的监听记录我却闻所未闻。于是,我决定顺着这条线索去查个究竟。不过,我当时并没期望能获得一鸣惊人的发现。毕竟,那寥寥几页零零星星的只言片语都不知源自何人何地,它们究竟又能说明什么呢?在以前的研究中我也曾无数次满怀希望地以为找到了新的线索,然而最终却发现自己只是再次徒然地钻入了死胡同。
然而,在那个秋日,我预感到自己的研究之路就要柳暗花明了:我面前小小的书桌上摆着一摞厚厚的、捆扎得结结实实的档案,一共有约800页之多。那些薄薄的纸页干净整洁,排列有序,看来我恐怕是第一个翻阅它们的人。档案中记载着德国海军士兵的谈话,那些曾经鲜活的对话被一字一句地付诸笔端,转化为一份份实录。它们立刻吸引住了我痴迷的目光。当我发现这800页档案全部录自1943年9月的时候,不由联想到,既然这里有9月的记录,肯定也有1943年10月和11月的记录。那么,战争中其他的年份呢?不出所料,其他月份也有厚厚的存档。渐渐地,我感觉自己觅到了一线曙光,终于要揭开这尘封冰山的一角了。我急不可待地借阅了一份又一份档案,激动地发现馆中不仅存有海军士兵的档案,还有空军和陆军士兵的窃听实录。我全神贯注地读着这些对话,战争中士兵们的精神世界在我眼前展现无遗,吸引着我,令我流连忘返。我仿佛身临其境,似乎能亲耳听到他们刻板的对话声,亲眼看到他们在手舞足蹈地争论。而最令我震惊的是,他们谈论战争、杀戮及死亡时居然是那样坦言不讳。我将自己感兴趣的对话复印了下来,怀揣一叠复印件兴奋地奔回了格拉斯哥。第二天,我在历史系碰到了贝尔纳德•万瑟斯坦教授,向他讲述了我的发现。我兴奋地说,这不啻为一条崭新的线索,绝对可以让学生就此写出博士论文。然而,万瑟斯坦教授却惊讶地反问道:“你真的想把这个题目让给别人?”这个问题令我陷入了长久的深思。是的,教授是对的:我确实应该独自发掘这些历史的宝藏。
自此,我开始了频繁的伦敦之旅,也渐渐了解到自己最初偶然发现的材料背后隐藏的真相:原来,整个二战时期,英国军方对数以千计的德国战俘和数百名意大利战俘进行了系统化的监听,并将其中比较有价值的对话录制在了胶片上,还做了详细的笔录。所幸,这些记录虽然经历了战火,却最终被保存了下来。直到1996年,这些档案才被解禁,得以重见天日。然而,多年以来却始终没有人意识到这些原始资料的重要性,因此它们也就一直默默地躺在档案架上任岁月流逝。
2003年,我首部窃听实录的摘要付梓出版。两年以后,我又整理发表了新的版本,其中收录了将近200名德军指挥官的窃听记录。而这也仅仅将原始资料庞大的整理工作推进了一小步。此后不久,我在华盛顿美国国家档案馆也发现了相似的馆藏。而美国的存档数量惊人,居然两倍于英国的记录,达到十万页之多。此时,我意识到单凭一己之力再也无法完成这海量文件的整理和研究工作了
序言2 打开“第三帝国”大门的钥匙
当斯恩克•耐茨尔在电话里向我讲述他的这一重大发现时,我简直惊喜得语无伦次。在此之前,我们在共同研究对暴力的感受和杀戮行为的实施这一课题时,所能依据的信息资源大都是些调查档案、战地邮件、目击者的证词或回忆录,然而它们的严谨度都很值得商榷。所有这些材料都存在着共同的问题:无论我们看到的是论断、报告还是陈述,都是有意识地撰写出来给“某人”看的——这个“某人”可能是律师,也可能是家庭主妇甚至是一些群众。但无论出于何种不同的原因,这些材料的作者都试图借此向别人传达自己对事件的特定看法。然而,那些士兵在集中营里的对话却全都是纯然自发、无丝毫刻意的,因为当时任何人都绝不会想到,自己的言语和故事有朝一日居然会成为某种“参考资料”,更不要说印刷发行了。况且,调查档案、个人自传或当事人访谈都是由深谙故事始末的人来讲述的,因此他们自身的经历和看法可能早就受到了事后认知的影响。但是,在耐茨尔发现的实录中,士兵们就是在第一时间谈论战争和他们的感受的——这无疑是一条特别的线索,为我们开启了解读二战德国国防军,甚至整个德国军队精神世界的大门。我兴奋得手舞足蹈,马上约好了和他见面的时间。我们都很清楚,如果没有对二战德军历史的深刻了解,仅仅作为一名社会心理学者,我是绝无可能独自胜任这一研究工作的;反言之,如果仅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我们又无法从交流技巧和心理因素这一层面去完整解读这些对话实录。此前,我们两人都曾对“第三帝国”这一时期做过潜心研究,不过,我们观察战俘们对话的视角是迥异的。因此,唯有将我们各自擅长的学科——社会心理学和历史学结合起来,才能找到一条有效的途径来解读这些独特的记录心理历程的资料,从而重新审视士兵们的言行。幸运的是,我们说服了盖尔达-汉高基金会和弗里茨-图森基金会启动这项较大的研究项目。因此,我们在第一次会面后不久就得到了资金支持,建立起一个研究小组,开始着手整理和分析那些海量的文档。我们将英国档案和大部分美国档案录入了电脑,并借助分析软件对其内容进行评估。我们共同走过了三年紧张有序却也令人振奋的合作之路,其间我们自己也学到了很多新的东西。当我们发现自己的一些想法无法从资料中获得确切的证实时,也曾经历放弃的痛苦。而今,是时候将我们初步的研究结果呈现给广大读者了。
那么,士兵们到底在谈论什么?
施密特:“我当时听说过一回事,是说两个十五岁男孩的。他们都穿着制服呢,跟大人们一块儿起劲地开火。最后给抓起来了……俄国兵里连半大小子都有呢,乐团里甚至有12岁的孩子,也穿得跟大人一样,我亲眼见过。我们曾经抓到过一个俄国军乐团——不过他们演奏的音乐啊,天啊!让你一听就彻底服了。那样一种宁静,超乎音乐之外的东西,那样忧伤的渴望——我想说的是,你觉得好像整个的俄罗斯大地走进了你心里。太厉害了。真让我觉得超级享受。真是个超级棒的军乐团……啊,不过那两个孩子应该是往西跑了,然后在大街那儿停住了。就在他们想从下一个拐角蹿到树林里的时候,他们胸前挨了枪子儿。然后一下子就找不到他们了,他们从街上爬走了——嗖、嗖,一下子就不见了。这边马上派了不少人去找他们……然后他们两个就被抓住了。就是那两个,好么。不过这回我们的人还挺规矩的,没有马上把这两个孩子杀了。他们把这两个孩子带回团部司令员那儿去了。那还用说,他们俩这回肯定没命。但是他们俩得先把自己的坟挖好,挖两个坑。然后他们就开枪打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没有倒进坑里,倒在坑前边。他们就让另一个孩子把那具尸体扔到坑里,然后他自己也被打死了。这孩子做这一切的时候脸上居然还挂着微笑呢!那个十五岁的孩子!这就是他们坚定的信念和理想主义——真是了不起!”
这个故事是一个名叫施密特的军士长于1942年6月20日讲述的。它堪称窃听实录中士兵们对话方式的典型代表。同我们日常普通的对话一样,讲述者在说话时常常有所联想,因此会多次转换主题——施密特在讲到一半的时候,忽然转到了“音乐”这个话题上。他讲述了自己多么热爱俄罗斯音乐,并简短地对其进行了描述,然后他的话题又折回到之前未完的故事上。这个故事的开端很平淡,但是结局非常残暴:故事的内容是关于如何杀害两个未成年的俄国战士的。讲述者描述说,两个男孩并没有简单地被枪杀,他们临刑前还被迫亲手为自己挖掘了墓穴。而最后行刑时发生在一个男孩身上的小插曲引出了这个故事核心的道德问题:那个孩子被害前表现出了一种“坚定的信念”和“理想主义”——这令上士也不由流露出了自己的敬佩之意。
阅读这段对话时,我们的第一印象是,很多不同的主题令人惊讶地相互交错联系在一起——战争、敌方士兵、未成年人、音乐、俄罗斯大地、战争中的罪恶、敬佩之心。这些话题之间似乎本身并无必然的关系,但它们却是一气呵成地被串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而这恰恰是我们需要认识到的第一点,即:我们在此虽然称这些对话为“故事”,但它们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故事。它们不遵从普遍意义上的完整性、连续性或逻辑性。讲述者们讲述的目的只是追求紧张有趣,为别人接口评论预留下余地并且将自己的经历转述给他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故事”与我们日常所有的对话一样,虽然有趣但富有跳跃性,话题时常中断,接着引入新的叙事线索,缺乏连续性和一致性。因为我们人类交谈的目的不仅是交换信息,更是要建立一种关系和共同性,从而使对话者确信彼此同属于一个世界。而士兵们的世界就是战争。因此,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来说,这些对话完全异乎寻常,然而对于士兵们来说却并非如此。
血腥、激烈和冷酷在这些对话中仅仅只是普通的生活片段而已。时隔60多年,当今天的读者阅读这些对话的时候,每每都会感到震惊。您可能会边读边下意识地摇头,时而惊讶,时而迷惑——但是我们应该尝试避免受到这种道德情绪的困扰,否则,我们只会囿于自己的天地,而无法真正理解士兵们的世界。对话中对血腥事件不以为然的态度只不过为我们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杀戮和极端的暴力在讲述者和听者的生活中屡见不鲜,对他们来说这些绝非奇闻轶事,他们能够整小时地谈论这个话题。除此以外,他们的对话也会涉及诸如飞机、炸弹、雷达、城市、风景甚至女人这样的内容。
米勒:“我到哈尔科夫的时候,那儿全毁了,连市中心都一塌糊涂了。不过那个城市真是美极了,那真是段美妙的回忆。所有的人多少都会说点德语——他们在学校学过。在塔甘罗格也是,那儿的电影院超漂亮,海滨上的咖啡馆也棒极了……还有那儿,在顿河和顿涅茨河交汇的地方,我们常常在那里飞行,所有地方我都飞遍了。那儿的景色可真美——我当时开着卡车到处跑。那儿除了姑娘还是姑娘,她们都是被强制在那儿做苦役的。”
福斯特:“嘿,真他妈带劲!”
米勒:“连大街都是她们修的,都是超级漂亮的小妞——我们从那儿开车过去,随便抓一个塞到车里放倒,快活完了再放她们出去。嗬,她们骂得那叫一个凶!”
这就是男人之间的谈话。这是空军的两名士兵:一名代理下士和一名技术军士正在讨论入侵俄国的远征。然而他们讨论的口吻就如同自己是去旅游的游客一般——在他们眼里,“城市真是美极了”,那不啻为“一段美妙的回忆”。忽然,话题转到了被强迫服劳役的姑娘上。那个代理下士讲述这件事的时候的态度是那么不经意,似乎只是随口提及一段小小的插曲,随后马上又回到了他的旅行见闻上。这段对话揭示了窃听实录中所记载对话的叙述范畴和听者的期望值。叙述中穿插的对旁人施暴的行为丝毫没有令听者感到出乎意料。这些描述屠杀、施暴和掠夺的故事纯属战争中的日常范畴。在所有的对话中,几乎从未有讲述者和听者对这些问题进行过探讨或道德辩论,更遑论发生分歧了。这些内容如此暴力的对话却往往都是在和谐的气氛中进行的。参与对话的士兵们互为知音,分享着同一个世界;他们就手头的工作进行交流,也彼此谈论自己曾经的所见、所做或所闻。他们对这些内容的描述和诠释都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文化或情景相关的背景框架中进行的: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背景”概念。
在本书中,我们将对这些“背景”进行重组和描述,以便理解德军士兵世界的真实面目;了解他们如何审视自我及看待敌人;解读他们对阿道夫•希特勒和纳粹主义的真实看法;以及探寻他们在战争已经明显呈现败局时仍然坚持继续作战的原因。
除此以外,我们还想就“纳粹主义”这一参照背景进行研究——在战俘营里,大部分战俘看起来都是彬彬有礼、热心助人的人,那么他们作为“捍卫世界观的斗士”离开家园,加入这场无异于种族主义罪行的“灭绝性战争”并屡屡犯下屠杀的恶行,“纳粹”这一概念究竟是否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呢?他们是否真的像丹尼尔•戈德哈根于上世纪90年代所说的那样,是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还是更加贴近无数国防军罪行历史个案研究中所描述的形象?当今社会主流的看法认为,二战中国防军士兵曾是那架庞大的毁灭性机器的一部分,他们即便没有主动地,至少也以被动实施者的身份参与了那场史无前例的巨大罪行。毫无疑问,从枪毙普通民众到有组织地屠杀犹太男性、妇女和儿童,国防军确实参与了每一件滔天恶行。但是这不能说明,每个士兵个体与这些罪行之间的关系,即他们个人是志愿地、厌恶地还是根本没有参与这些罪恶。而我们的材料恰恰能够对此做出详细的说明,这也会使我们对“二战国防军”固有的看法发生改变。
在研究的同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在观察周遭所发生的事件时,所有人都必然会带着某种特定的“有色眼镜”,我们不可能做到彻底而毫无偏见地去感知世界。简而言之,无论在何种文化、历史时期或经济形态下,任何存在都必然会对认知和解义模式产生影响,而这一模式则决定了个体对经历和事件进行认知和解读的方式。这些窃听实录描绘的是士兵们当时当地对战争的看法和理解。我们想指出的是,他们的观点和对话与我们一贯设想的多有不同。因为与我们现今的读者不同的是,他们当时并不能预知战争局势的走向,也无法预测“第三帝国”以及他们“元首”的下场。无论是他们的梦想还是其后现实的结局,对于我们来说都早已成为陈年往事,但在当时,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尚未盖棺定论。大多数士兵对意识形态、政治、世界秩序这类名词没有丝毫兴趣,也并非为信念而战;他们战斗仅仅因为他们是士兵,而战斗是士兵的职责。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确实抱有反犹太主义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等同于“纳粹”,而且这和他们的杀戮行为也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人憎恶“犹太人”,但他们也对犹太人遭到屠杀而感到愤然不公。有些人是坚定的反纳粹主义者,同时却又明确赞同纳粹政权的反犹太政策。有些人一边为成千上万的俄国战俘因冻饿而死感到震惊和惋惜,一边毫不犹豫地枪毙战俘,只因看守和运送战俘的工作过于繁难危险。还有人刚刚埋怨过德国人过于“富有同情心”,却马上就开始详细地描述他们如何血洗了整个村庄。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很多对话中都含有炫耀和夸大其辞的成分,但与现今男人间相互攀比的内容所不同的是,他们所炫耀的不是自己的财富与豪车。他们在对话中吹嘘的,是自己如何实施极端暴力、强暴妇女、击落敌机或击沉商船。我们间或也能从资料中找到证据,说明有些事情只是夸夸其谈,并非确有其事——比如后文中出现的击沉某艘运输儿童的船只这一事件。但士兵们希望通过吹牛来让别人信以为真这种情况本身就足以令我们震惊和迷惑。在当时,他们可讲述与所讲述事件的空间和范畴与现今迥异。因此,他们所讲述的所有事件都为了借此赢得、或至少是希望赢得别人的尊重和认同——暴力行为显然能够得到认同。此外,我们还发现,很多叙述初次看来前后颇为矛盾。会产生这种感觉的原因在于,我们总认为人类是依据自己的“观念”来行动的,而这些“观念”则与意识形态、理论和高尚的信仰紧密相关。
然而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本书中将看到的那样,人类之所以做出某些行为,其原因只不过在于他们认为别人希望他们那样做而已。这些行为其实与“世界观”并没有太多具体的关系,反而更多地取决于行为实施的具体地点、目的和功效,更重要的则取决于行为实施者身处的团体。
今天,我们如果想理解并解释德国士兵到底出于何种原因以至今鲜为人知的强硬态度将一场战争持续了五年之久,将五千万民众置身于暴力的水深火热中并将整个欧洲大陆蹂躏得体无完肤,那么我们就必须去了解,他们是以何种眼光看待“他们的”这场战争的。在接下来的一章中,我们将首先为您详细分析那些影响德国士兵看法的主要因素,也就是我们曾提到过的“背景”。

文摘
永远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
1945年3月22日,第17伞兵团团长马丁•菲特尔与第27战斗航空联队的飞行员安东•沃尔芬进行了一场关于纳粹主义的对话。两个人同于几天前被俘,一个是在柯森滕,一个是在莱茵贝格。对于他们来说,战争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实力上来说都已经结束了:
菲特尔:“不管人们对纳粹主义怎么想,阿道夫•希特勒都是元首,迄今为止,他给予了德国人民很多、太多东西。至少人们又能为自己的民族感到骄傲了。这一点人们不该忘记。”
沃尔芬:“不该。人们也无法抹杀这一切。”
菲特尔:“但我也相信,他会是德意志帝国的掘墓人。”
沃尔芬:“掘墓人,对。”
菲特尔:“就是他。毫无疑问。”
这是一段非常值得玩味的对话:元首——在很多份窃听记录中阿道夫•希特勒都是被这样称呼的——在这两位对话者的眼中“给予了德国人民…太多东西”,这是一件不应该“忘记”和“抹杀”的历史事实。但这一论断又与两人随后一致认同的观点形成了奇怪的矛盾,因为他们相信希特勒也是“德意志帝国的掘墓人”。这两种显然自相矛盾的看法能够相互并存吗?还是这两名士兵不过在疯言疯语?他们显然是正常的。这段简短的对话只是表明了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理解“对元首的信任”这一概念:这段对话发生在1945年3月,此时德国的失败已成定局。自1943年起,希特勒的军事能力就频频遭到质疑。不过,虽然获胜的信念越来越低,但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一直保持着对元首的信任和崇拜。正如上文的例子所表明的,即使是“第三帝国”可能面临的覆灭结局也不能使之动摇。这种现象看起来很难理解,但如果我们从以下几点因素出发进行分析,问题就不言自明了:首先是希特勒在对外和对内政策上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由于这些成功,希特勒被塑造为一个天赐的救世者的形象。他废除了凡尔赛条约加诸在德国身上的桎梏,从而令(非犹太裔的)德国人重新树立起对祖国和民族的“自豪感”。
1936年3月7日,在“掌权”三年以后,希特勒在国会发表讲话,声称他的政府要让德国在短时间内重拾“尊严”,“重新树立起一种信念,并克服最大的经济困境,最终造就全新的文化的飞跃。”在3月29日的选举中,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获得了98.9%的选票。虽然这绝非一场民主的选举,但正如伊安•凯尔绍所说,它能够明显地表现出,当时大部分德国人都支持他们的元首。据至今仍健在的那个时代的见证人们回忆,“第三帝国”时期里所谓的和平年代是一段“幸福”并且“美好”的时光,而人们也确实能够切实感受到很多壮观的伟业,他们将其归功于他们的元首:“在执掌权柄四年后,”凯尔绍写道,“大多数观望者都认为希特勒政权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强势并且成功。希特勒个人的地位不容侵犯。最初通过宣传塑造起来的伟大公民及天才领袖的形象在大部分民众的心目中已经与他们的情感和愿景水乳交融。国内的复兴和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胜利无不归功于希特勒的“天赋”,这使得他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国家元首。……最主要的是,即使是其批评者们也不得不承认,希特勒重塑了德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德国摆脱了一战的耻辱,重新振兴,再次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事实证明,用强硬的政策进行自卫是一种成功的策略。”
菲特尔在对话中恰好表现出这一点:第三帝国衰亡的命运虽然令人惋惜,但在他的眼中,这并不能影响阿道夫•希特勒身为德国人自我认知的核心形象,而这恰恰是由于他与纳粹主义和其他的精英领袖有所不同。菲特尔在这里提到的是捍卫“第三帝国”的大众的情感——即那些非犹太裔德国人对纳粹政策的看法和他们对其所投入的感受。而对元首倾注的信任直到战争中都依然令人觉得无悔。
菲特尔和沃尔芬并不是唯一将元首的功绩与战争的失利和德国的崩溃分开看的人。党卫军旅长库尔特•迈耶尔的看法也和他们如出一辙:
迈耶尔:“我个人认为,由于各种原因,元首差不多从1941到1942年冬天开始就不是特别清醒。他的情绪太歇斯底里。但我还是得说,元首在德国崩溃以后曾创造了不可思议的奇迹。即便是现在整个帝国再次面临崩溃,他也仍然在极大程度上唤醒了德国。是他使德国人再次成为自信的民族。”
至少到1942年,即俄国之战的第一个冬天以后,这种情感的投入看起来仍有意义:政府名义上和实际上所获得的成功令人感受到的民族自豪正是大众情感与精力投入所带来的巨大收益——正如作家W•G•塞巴尔特对大众的描述,“1942年8月,当第六军的前锋到达伏尔加河时,很多人此时都梦想着战后在静静的顿河边的樱桃园中获得属于自己的领地以及如何在那里安身”。正是这种情感——梦想在纳粹政治的领导下获得更好的境遇——解释了,为什么系统信任和对元首的信任能够伴随着纳粹体系的产生持续地增长。
这种对自我判断充满希冀的信仰体现在元首和纳粹政策上,它的影响非常广泛,甚至连最初对这些政策持保留和批评态度的人也逐渐被其同化。这种自我信念导致的心理是,对自己的信任可能赋予了错误的元首和体系的质疑无异于直接意味着自我价值的贬斥:因此,直到战胜的希望破灭,对元首的信任却依然得以保留。我们在阿道夫•希特勒自身不断膨胀的自信中也能看到相同的辩证原则。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成功经验,他显然也越发坚信,自己是受“天意”的拣选及指派,来使德国变为超级大国的,而这也是自然和种族恒久法则早已注定的事实。如凯尔绍所说,当希特勒逐渐变成了“其自身价值神话的牺牲品”,“他的人民”则在对元首和自身的信任中上投资了过多的情感,以至于——如在股市中一般——当价值下跌的时候他们再也难以抽身而退。对元首希特勒的崇敬最终压倒了种种批评之声,变为一种救世者的神话,同样,民众们也相信他和他的人民团体是无所不能的。
因此,士兵们在窃听记录中所表现出的对元首的信任直至战争结束还依然超过了他们的系统信任。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和菲特尔与沃尔芬一样,将元首与国家区分开来。有人认为,国家,特别是战争中的很多决定都是在希特勒背后做出的,有悖于他良好的初衷。正是这种看法使大家在系统越来越腐败,战争面临失败的威胁下依然保持着对元首的信任。即使是在战后,这种看法也还非常普遍。时隔三代人的现今,我们几乎难以解释,为什么这个历史人物散发了如此大的魅力,以至于直到21世纪的今天,元首地堡中的任何一件琐事还都会被渲染为重要的历史事件。而那些今天看来围绕在元首身边的戏剧性的人物——希姆莱、戈林、戈培尔、莱伊、鲍曼——在当时士兵的眼里的角色分配就已经如战后历史所认同的一样:希姆莱形象丑恶,他和其领导的党卫军为系统和战争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戈林,也常被成为“赫尔曼”,是可信可靠且忠贞的行动者,可惜他并没有给希特勒带来多大的影响;戈培尔被不同的人称为“充满幻想的政治家”或“一个废物”,人们相信他的智商;莱伊则被视为混迹政府中的低能、伪善又堕落的投机者。在窃听实录中,鲍曼的形象是元首前身具有洞察力,但同时又充满危险的守门人,大家对这一形象的看法一直延续到战后。
人们对这种角色分配的看法与1944年开始通过对德国人进行采访而进行的心理战所得出的结论相仿:这些战后对纳粹国家领导层中重要人物典型形象的描述并非在战争失败后才形成的,它们在上世纪40年代时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在阅读窃听实录时发现,在二战结束前与结束后这两个不同时期里,人们的偏见却惊人地如出一辙。

内容简介
《撒旦篇章:二战德军窃听实录 》内容简介:在二战中,英、美两国修建了特殊集中营,专门用来对德国战俘的对话进行秘密监听。这些战俘的对话不仅涉及到了军事秘密,如武器技术、战略和战术的细节等,更包括了他们自己对敌人、战争以及对犹太人的灭绝等各方面情况的观点和看法——窃听实录一共15万份,在之前的八十年里一直作为机密被保存在英国和美国的国家档案馆里。作者在对15万页的对话实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分析之后,为读者描绘出了一幅关于战争、战斗和灭绝杀戮的完整画卷,令读者们能够从全新的视角去了解一个个被称作“杀人恶魔”、“战争机器”的士兵们的精神世界;了解一个充满杀戮、死亡、堕落的真实的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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