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经验与挑战.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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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个逻辑,即中国模式,探讨的是中国发展与改革的经验。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
那么,中国未来的发展道路究竟会是什么样的呢?中国之所以是中国,究竟有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一个国家总是有自身的发展逻辑,那么,这个模式是怎样的?这个模式的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是即将进入“中国世纪”,还是中国的改革进入“残局”?
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回答上述这些问题。在过去的数年里,《中国模式》作者郑永年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做了大量、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凭借其深厚的学术功底、独立的批判精神,透过各种纷繁表象,超越各种政治化的主义纷争,探求中国模式的核心,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给予了冷静、公允、坚实有力的分析和阐述。
《中国模式》第一版出版之后即成为中央党校的指定教材和《亚洲周刊》的2010年十大好书,。此次修订,新增十几万字内容,并对原有内容进行了细致的精简,内容的更新超过了50%。

编辑推荐
1.《中国模式》是中央党校指定教材,也是《亚洲周刊》2010年度十大好书。全新修订版更新50%以上的内容,使之更加精炼,同时也更加符合当下尤其是中国正在走向世界的新情势。
2.国际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郑永年,全角度、新思考,在《中国模式》一书中深入分析和系统思考新形势下中国模式的内涵和外延。
3.中立客观,对中国模式的优缺点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理据。
4.大国崛起,走向世界,中国需要通过自己的发展模式向世界辐射自身影响力。

作者简介
郑永年,中国问题专家,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执教北大,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1995~1997)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
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专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未来三十年》《不确定的未来》《技术赋权:中国的互联网、国家与社会》《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保卫社会》《通往大国之路》《改革及其敌人》等。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如在《比较政治研究》《政治科学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目录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 IX
前 言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 XXIII
第一章
全球化与国家的转型:西方、亚洲和中国 / 001
全球化与中国 / 003
资本、国家与全球化:简单的历史 / 006
全球化与经济活动的“去主权化” / 008
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 / 013
全球化与弱政府 / 015
全球化中的东亚模式 / 020
全球化与中国模式 / 024
中国模式的未来 / 029
经济结构内部的平衡 / 031
经济和社会之间的平衡 / 039
国家和社会的平衡 / 044


第二章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 051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 053
社会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 055
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保护产权 / 055
社会正义是持续发展的前提 / 057
社会多元促进政制改革 / 058


第三章
中国的政治创新试验及其世界意义 / 061
当今西方民主危机背后的原因 / 063
中国的政治体制为何屹立不倒 / 066
开放性正逐渐成为中国政党体制的一个重要特征 / 069
制度创新保证权力的和平更替 / 072
相对集权确立政治责任制度 / 075
探索中国自己的道路 / 078


第四章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 081
政党、国家建设和民主 / 084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 / 090
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党的第二次转型 / 103
第五章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 109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 111
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 114
中国的渐进民主化 / 119


第六章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 123
中央地方关系问题 / 125
现象的根源 / 129
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 / 131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的流失 / 136
选择性集权、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中央性 / 141


第七章
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 145
两种分权概念 / 147
政府间放权如何造就经济的高速增长 / 150
政府间放权的负面结果与重新收权 / 154
国家—社会放权的举步维艰 / 158
公民政治参与和非政府组织 / 164
进一步实行国家—社会分权 / 167


第八章
国家与市场之间:中国社会政策改革的政治逻辑 / 171
比较视角下的社会政策 / 174
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政策 / 179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与后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政策 / 180
胡锦涛时期的社会政策改革 / 185
小结 / 191

第九章
毛泽东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兴起 / 195
为什么要讨论毛泽东与中国市场经济的问题 / 197
国家与市场经济:西方经验 / 203
国家与市场经济:非西方经验 / 209
国家与市场经济:中国经验 / 214
改革开放与中国市场经济 / 218
中国市场经济的前途 / 223
第十章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 229
余英时vs姜义华 / 231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 233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 237
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 244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 248
第十一章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 251
农民与民主 / 253
中国农民的新特质 / 256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形式 / 258
乡村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设 / 260
简短的结论 / 264
第十二章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 267
新加坡能不能学 / 269
权力的有效集中 / 270
融政党于社会 / 272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 275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 / 277
领袖的作用 / 280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政改前景 / 281

结语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 285

序言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2009年,我把之前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演讲稿合在一起,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的书。当时出版这本书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各国,都对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过,如果从内容看,更早开始流行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北京共识”的概念是同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相比较提出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到处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北京共识”的作者则看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不足,指出了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优势。不过,这个概念到了中国便经常被解读成“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前者应当取代后者;而在西方,人们则开始把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人们对“北京共识”的解读都过于政治化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立情况更趋明显。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一些人开始给西方上课。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与其说是他们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国又如何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又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可能构成的威胁。
作者长期以来关切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当时就觉得人们无论对“北京共识”还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过于政治化,充满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和中国实际经验不相吻合,结果是无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决定把先前的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并直接把书名称为“中国模式”。但正如作者日后多次解释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模式”并不像其他参与者那样在道德判断的前提之下简单地颂扬或者批评中国模式,而是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作为一个社会事物来做经验探讨。因此,作者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经验和困局”。很显然,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既有宝贵的经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出版修订版不是简单地重印,而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我觉得,作为中国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而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数年里,作者并没有因为出版《中国模式》而中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反,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则刚好可以回答上述有关世界是否已经进入“中国世纪”或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进入“残局”的问题。这次修订,作者增加了将近10万字的新内容。当然,为了控制篇幅,也删去了几篇内容有些重复的文章。
多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具有争论,但各种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共识。总体上看,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简单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其实并不见得。当然,也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而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做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介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解释中国的能力。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橘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橘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橘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橘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座房子。这里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座房子的诸多问题:这座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座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如此等等。但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座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期的商业精英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也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样,确定性只能来自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便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其不足,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觉得,无论是前些年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情还是最近对中国模式的怀疑,都没有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模式。实际的情形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多,人们对其认识越糊涂。我以为,中国模式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而前面的30年也不够,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很简单,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永远是中国的呢?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不找出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当然也看不到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承认这个常态为前提。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也往往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的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西方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都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从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最后,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第三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这些看法也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曾经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应该退出哪些地方但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完全是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进行社会建设,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执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开放。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我们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就会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总之,我们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样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进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黑格尔认为当时崛起的西方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但没有过多久,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就发生了无穷的战争。同样,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西方民主是最终的政体形式,历史又可以终结了,但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修订版序
新形势下的中国模式
2009年,我把之前写的一些相关文章和演讲稿合在一起,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的书。当时出版这本书的国际背景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危机发生之后,无论是中国本身还是西方各国,都对中国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兴趣。“中国模式”的概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流行开来的。不过,如果从内容看,更早开始流行的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也是讨论中国模式问题的。“北京共识”的概念是同当时在各国流行的“华盛顿共识”相比较提出来的。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西方到处推行“华盛顿共识”,而“北京共识”的作者则看到了“华盛顿共识”的不足,指出了中国改革模式的一些优势。不过,这个概念到了中国便经常被解读成“北京共识”优于“华盛顿共识”,前者应当取代后者;而在西方,人们则开始把中国模式视为对西方模式(也就是“华盛顿共识”)的威胁。也就是说,无论中外,人们对“北京共识”的解读都过于政治化了。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这种对立情况更趋明显。中国人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在于中国较之西方更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在更高一个层面,一些人也由此推论出,中国模式优越于西方模式。实际上,无论是民间还是官方,都有一些人开始给西方上课。也有西方人对中国模式产生了兴趣。不过,他们对中国模式感兴趣,与其说是他们了解中国,倒不如说是他们对西方模式的失望。和中国人一样,很多西方人看到了西方危机是如何发生的,而中国又如何有效地抵御了金融危机,并在危机之中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很多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和增长的一支最主要的力量。也正因为这样,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又开始谈论中国模式对西方模式可能构成的威胁。
作者长期以来关切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当时就觉得人们无论对“北京共识”还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都过于政治化,充满了太多意识形态的偏见。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有太多先入为主的意识,而和中国实际经验不相吻合,结果是无助于帮助人们认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作者决定把先前的相关文章收集起来,作为对这场讨论的参与,并直接把书名称为“中国模式”。但正如作者日后多次解释的,作者所说的“中国模式”并不像其他参与者那样在道德判断的前提之下简单地颂扬或者批评中国模式,而是把中国改革和发展经验作为一个社会事物来做经验探讨。因此,作者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经验和困局”。很显然,在作者看来,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既有宝贵的经验,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这次出版修订版不是简单地重印,而是出于两个主要原因。第一,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化,中国模式的问题在今天再次变得越来越重要。在国际层面,中国发展和改革的现状已经产生了两个全然不同的预测,一个是“中国世纪”来临,另一个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已经进入“残局”。我觉得,作为中国研究者,不能简单地在这两者之间做选择,而是要表明自己的态度。
第二,在过去的数年里,作者并没有因为出版《中国模式》而中断对这个问题的思考;相反,作者对这个问题做了更多、更深层次的观察和思考,并在此基础上写下了不少文字。这些文字则刚好可以回答上述有关世界是否已经进入“中国世纪”或者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是否进入“残局”的问题。这次修订,作者增加了将近10万字的新内容。当然,为了控制篇幅,也删去了几篇内容有些重复的文章。
多年来,海内外就中国模式一直具有争论,但各种争论并没有给人们带来任何共识。总体上看,已经持续多时的争论中,人们关注的对象并不在于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而是变成了要不要、该不该有中国模式的简单问题。毋庸置疑,争论已经过于政治化,甚至道德化。这种局面的持续,并不能对人们认识中国模式有很大的帮助。
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的存在?这个模式究竟是怎样的?其内在和外在含义是什么?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往何处去?无论就中国本身的发展,还是中国发展对世界的影响而言,都有必要回答这些重要的问题。不过,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去政治化。
海内外,人们对中国模式都存在着高度政治化的认知错觉和幻觉。在西方,围绕着中国模式,人们可以看到三种不同但又互相关联的观点。第一种是人们所说的“捧杀派”,就是对中国模式大加赞扬,一些人甚至认为中国模式不久就要取代西方模式。在“捧杀派”内,人们“捧杀”中国的出发点不同。很多商界的人一直看好中国模式,因为他们本身的利益和中国相关。因为利益相关,他们也很希望中国模式能够可持续发展。也有一些人的确希望中国能够发展出一个和西方不同的模式来。这些人往往对西方模式已经失去了信心,也不认为西方模式一直可以持续下去。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给了这些人一个希望。中国一些人说他们是“捧杀”,其实并不见得。当然,也很容易发现他们往往光看到中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到这些成就背后的代价和未来发展的制约因素。
和“捧杀派”相对的是“中国模式威胁派”。“威胁派”不仅看到了中国模式的存在,更看到了中国模式对西方的长远影响。这些人看到中国经过了数十年的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但同时发现中国的发展并没有根据西方的逻辑,向西方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相反,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发展模式,而这个模式已经颇具竞争力。他们相信,尤其在发展中国家,中国模式已经对西方模式构成了很大的压力。“威胁派”中的一些人更是把中国模式提到价值论的高度,认为中国模式所表达的就是一种和西方不同的价值,不仅对西方价值构成竞争,而且说不定会取代西方价值。
和“捧杀派”与“威胁派”不同,西方很多人并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中国模式不定论”。这些人大多看到中国的发展所包含的种种问题和制约因素,不认为中国已经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为“模式”的东西,也不相信中国的发展模式可以持续。他们中间有一些是比较了解中国发展的,能够从比较深的层次来看待中国问题。他们看到了中国体制内部的种种弊端,评估着中国会不会解体甚至崩溃。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意识形态上敌视中国,他们希望中国解体和崩溃。在这些人看来,中国根本不配产生一个模式。
有趣的是,与西方相对,在中国内部,对中国模式也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大赞中国模式,认为不仅存在着一个中国模式,并且这个模式较之西方模式优越。人们可以称之为中国模式的“左派话语”。左派并不讳言他们确立中国模式,是要和西方争取国际话语权。左派里面很复杂,有的从毛泽东思想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起源,有的从西方新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中国模式的理论根据,也有从比较发展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概括地说,尽管左派对中国模式做了很多经验性的研究,但对中国模式的评介过于意识形态化。当从特定的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问题时,客观性就少了,他们有关中国模式的话语也就失去了解释中国的能力。
与左派相对,亲西方的自由派则不承认存在着中国模式。对自由派来说,或许根本就不需要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发展是否成功,取决于中国是否能够发展出西方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在现有体制不改变的情况下,中国模式从何谈起?自由派因此往往是以西方为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和进步。如果中国是橘子,西方是苹果的话,在自由派看来,橘子的发展目标就是要把自身改造为苹果,在橘子没有变成苹果的时候,橘子本身就什么也不是。
第三种观点可以称为“中国模式未定论”。他们的出发点当然和西方不同。这种观点大多盛行于官方学者和官员中间。他们认为,中国还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存在着很多问题,现在提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不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量,秉承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政策,相信中国自己不宜宣扬中国模式,担心会造成不好的国际影响。
理性而言,中国模式是客观存在的。就像盖房子,房子盖好了肯定有个模式。问题在于如何看待和评价这座房子。这里可以用比较科学和客观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这座房子的诸多问题:这座房子是怎样的?如何盖成的?为什么会盖成这样而不是那样?这座房子是否根基牢固?如何改进?如此等等。但也可以从审美的角度来看待这座房子。如果是后者,那么政治化和道德化等倾向性就变得不可避免。很可惜的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对待中国模式问题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进行的,对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没有什么认识,对其审美的评论倒是不计其数。
有些人不承认或者贬低中国模式,是因为他们把模式看作一个非常理想的东西。这也不符合历史观。在社会领域,任何一个模式都有其优势也有其不足,根本就不存在一个百分之百的理想模式。任何模式都具有历史性,西方模式也是一样。例如,西方的民主模式走了很长的路,从早期的贵族民主,到工业化时期的商业精英民主,到现在的大众民主,经历过很大的变化。西方的市场经济模式也一样,从早期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现在的福利资本主义,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有个改善的过程,有个进步的过程。就是说,任何模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必须改革自身,以符合时代的需要。
中国模式也是客观的,但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任何一种文化的人都有权利去看,去解释这个模式。正因为这样,东西方之间对中国模式的争论永远不会中断。就像对西方民主一样,东方人经常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西方的民主模式,他们所得出的结论,跟西方人看自己的民主模式是很不一样的。重要的是,要把客观存在的中国模式和对这一模式的审美趣味区分开来。过分审美就会导致过分的政治化或者道德化。
对中国本身来说,中国模式既然已经存在,那么重要的是要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就是回答中国模式到底是什么的问题。这个任务已经变得很重要。就内部来说,越来越多的中国民众对中国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认识,已经变得越来越模糊。不同的社会群体已经开始从不同的意识形态角度来定义自身的中国认同。种种意识形态的定位无助于中国认同的确立,中国认同的确立必须建立在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识之上。
就外部来说,中国模式涉及的是中国的国际认同问题。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目前流行的各种意识形态,已经无助于向国际社会解释“我是谁”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模糊性也是国际社会认为中国发展存在不确定性的重要原因。同样,确定性只能来自对中国模式的客观认知。进而,如果不能回答“我是谁”的问题,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软力量便无从谈起。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模式的改进问题。不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只能导致对这个模式的缺陷的忽视或者漠视。只有承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才能对这个模式加以认真研究,找到其不足,加以改进。而事实上,如何改进中国模式,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

我觉得,无论是前些年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热情还是最近对中国模式的怀疑,都没有帮助人们理解中国模式。实际的情形是,对中国模式的讨论越多,人们对其认识越糊涂。我以为,中国模式至少可以从如下三个层面来加以讨论。
首先是中国模式的文明性。我自己倾向于把中国模式置于大历史的宏观层面上讨论。改革开放30年不够,还要看前面的30年。而前面的30年也不够,还要看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转型过程。我相信,研究中国模式就是要把那些恒定不变的结构性因素找出来。很简单,不管中国如何变化或者变革,中国总是中国,中国变不成西方或者其他任何国家。那么,是哪些因素促使中国永远是中国的呢?这些因素就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不找出这些因素就不能理解中国模式,当然也看不到这个模式的优势和劣势。在这个层面,人们需要看到中国模式的文明性。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模式,不难发现这个模式的存在及其主要内涵。尽管中国模式表现在方方面面,但其核心是中国特有的政治经济模式,这两方面互相关联,互相强化。中国的成就是因为这个模式,而这个模式中的很多因素如果失去平衡,又可导致模式的危机和衰落。
在经济方面,中国是混合经济模式。在这个模式里,国有部门和非国有部门、政府与市场要保持平衡。一旦失去平衡,危机就会接踵而至。世界上哪里也找不到像中国这样的经济模式,在那么长的历史时期里,总有一个很强大的国有部门,国家对关键经济领域起着直接的作用。国有部门承担着国家的很多功能,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的建设、应对随时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危机、平衡市场的力量等等。这些在汉代的《盐铁论》里面讲得很清楚,历朝历代也都实践着这些理论。国家的这种经济功能在西方是找不到的。一些人总把国有部门和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联系起来,这不是大历史的看法。毛泽东只是把历史上早就存在的国家的作用推向了极端。
很多人都用西方的经济模式来衡量中国经济模式,似乎西方经济模式就是中国的改革目标。但如果中国可以变成西方,那么就没有中国模式了。大家说中国是转型经济,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从国有经济到私营经济。这就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本质。正是因为中国有个强大的国有部门,像西方那样的私有化在中国不会发生。从历史上看,私有经济或者民营经济在中国一直是存在的,但中国绝对不可能走到西方那种完全私有化的地步。好多经济学家一说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私有化。这脱离中国的现实,中国的经济只有一部分是私有化。全面的国有化和全面的私有化都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混合经济模式才是中国经济的常态。解决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只能以承认这个常态为前提。
但混合经济经常失去均衡。经常的现象是,当国有部门和政府占据绝对主导地位,非国有部门和市场空间受挤压,发挥不了正常作用的时候,危机就会产生。和中国比较,西方的经济危机则发生在当“看不见的手”完全主导了经济活动,而政府“看得见的手”不能有效规制市场的时候。
在经济上讨论中国模式还好一些,一旦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非常困难,也非常敏感。实际上,如果不看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甚至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模式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产物,但讨论政治模式好像一直是个禁区。西方很多人专注于批评中国政治,而中国学者也往往对自己的政治体制信心不足。
政治上,西方的民主模式讲的是多党制,三权分立。中国政治在发生变化,也在不同的制度方面、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和容纳西方民主因素,利益多元化和利益代表也在发生。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没有也不会变成西方那样的模式。
那么,中国政治模式的特点在哪里?从大历史看,也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自近代和西方接触以来,中国曾经尝试西方式的制度,但失败了。之后,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和革命过程中,传统的皇权慢慢地转型到了具有现代性的党权。不难发现,传统皇权和现代党权有很多共同之处,例如皇权和党权都是中国社会的整合力量,都是中国大一统文化的政治表现,都是贤人政治的制度承载。但是,党权具有现代因素,传统皇权则没有。皇权只可边缘化,不可民主化。党权则不然。党权是现代中央集权制度的基础,但也可以实现民主化。
西方的政治模式往往通过把政治问题外部化来加以解决,因此有反对党和反对力量的存在。中国则不然,无论是传统的皇权还是现代党权,都是通过开放政治过程,把外部问题内部化来求得问题的解决。党权是中国政治的核心,不理解党权,就很难理解中国政治。
历史地看,这两种政治模式各有优势,也各有劣势。在西方,以多党政治为核心的民主经过数百年之久才演变成为今天的样子。在社会经济发展平衡的国家,西方式民主能够运作良好。尽管是多党轮流执政,但从政策层面看,往往呈现一党的特征。这主要是因为西方存在着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无论哪一个政党执政,都要照顾到这个中产阶级的利益。人们常说,西方的政党整合了社会力量。但是,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的中产阶级整合了西方的政党,是中产阶级制约着政党政治的极端化。如果从发展中社会看多党政治的分化功能,这一点尤其明显。在发展中社会,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低下,社会分化严重,中产阶级弱小,甚至不存在,一旦实行多党政治,政党就变成了分化社会的力量。在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到处都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
在传统中国,政治过程也是相当开放的。尽管皇权属于皇帝,但治权(或者相权)是向社会开放的,并且是高度制度化(官僚化)的。历史表明,治权越开放,国家治理就越有效。相反,当治权不够开放,皇权与治权的关系又处理不好的时候,就要发生政治危机。党权也具有这个特征。有效的治理取决于党权的有效开放,向社会各个阶层、各种利益的开放。同时,治权的有效性取决于制度化和专业化。
在下一个层面,中国模式指的是中国的改革模式。人们所说的“中国道路”可以归入这个层面。“中国道路”就是中国的改革是怎么走过来的,要回答“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中国的改革很明显呈现出渐进性和阶段性。我自己认为,中国改革分三步走,即先经济改革,再社会改革,后政治改革。这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即中国应当走这条道路。这是个经验观察,先进国家和地区包括欧洲、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的发展也有这个特征,也走过了这个过程。此外,这种改革模式也符合一些一般的发展常理。
首先,这是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经济改革最容易,说穿了就是要把人们的物质意识动员起来,或者说把哲学家们所说的“人性恶”的一面释放出来,让人们去追求自己的利益。这是一种本能的释放。社会改革比较难一点。如果说经济改革的主体是生产,那么社会改革的主体就是分配。社会改革要求人们从自己的钱包里面掏一部分出来让社会来分享,这就比较困难。而政治改革最为困难。政治改革表明人们需要放弃一些权力让其他人来分享。在权力主导一切的中国的政治文化里面,放弃权力较之掏腰包要困难得多。
其次,这里也涉及一个体制改革的物质基础问题。经济改革优先是因为经济改革可以为其他改革创造物质基础。经济改革优先于社会改革的道理很简单,没有生产哪有分配。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才可以强调分配。在政治方面,经济改革先于政治改革至少有两个优势:对社会来说,经济改革创造财富和中产阶级,从而为理性的政治参与创造条件;对政治精英来说,可以为他们提供另外一个选择。在政治主导一切的条件下,失去权力就等于失去一切。但如果失去权力之后可以进入经济领域,那么对政治人物来说,政治改革就不是一场零和游戏了。西方社会就是这样一种状态,政治人物如果在政治竞争中失败,不至于没有出路。
那么,为什么经济改革和社会改革要发生在政治改革之前?这里主要的问题是制度建设的历史次序问题。任何国家的国家制度都表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方面。如果说,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那么如果没有其他一系列制度的支撑,民主制度将是微弱的。民主只是众多基本国家制度中的一种,不能取代其他方面的国家制度。从历史上看,先有现代国家,后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中国的政治进程来说,如果在经济和社会制度建设之前开始以选举为主体的民主化,那么很有可能是劣质民主,正如我们可以在一些经济社会发展落后而民主化先行的国家所观察到的那样。至少没有人能够保障,在缺乏有效的经济和社会制度的条件下,民主政治会是高品质的。
最后,人们可从具体的政策层面来谈论中国模式,也可以叫中国政策模式,可以从经济、社会和政治改革等各个不同领域来透视中国模式。我觉得人们所说的“中国案例”应该属于这个范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很多改革政策案例。
目前很多人对中国模式表示出的很大的不满意都在这第三个层面。在经济政策领域,人们对改革政策的不满也是从不同角度来看的。一些人以西方的标准来评判中国政策模式。比如,一些学者认为,中国只有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有改革,而此后就没有了。因为早期的改革呈现出市场化和分权等属性,90年代之后出现了相反的趋势。另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政策是从西方那里学来的,称不上自己的模式,就是说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不过,这些看法也不见得很合理。对第一种观点,我觉得集权不见得不是改革,分权也不见得就是改革。如果集权是建立和加强政府对市场的规制,那么也是改革。如果分权产生的只是一个个行政主导的地方性垄断,而非市场,那么也不见得是改革,而是寡头经济。对第二种观点,市场并非只是属于西方的。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上,市场也曾经发达过。一些市场经济的实践先发生在西方,但这并不是说市场就是西方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确向西方学习这一事实并不是说中国不能形成自己的模式。
中国模式的这三个层面互相关联,但也可以对它们进行相对独立的研究。不过,更为重要的是要研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的问题。今天谈论中国模式的改进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强调改进就是强调模式的渐进性,而避免激进变革。任何模式都必须随时改进自身,否则就会蜕化,从而失去适应新形势的能力,最终导致激进变革。中国的历史表明,激进变革经常是没有变革,因为激进变革往往意味着重新走一遍。从长远观点看,改进或者渐进才是真正的变化。其次,尽管中国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模式,但如同其他模式一样,也存在着其劣势,因此必须找到劣势之所在。尽管不能形成一个十全十美的模式,但意识到其缺陷则可以预防其衰落,更为重要的是在和其他模式的竞争过程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要真正认识中国模式,就必须知道中国模式的缺陷在哪里。中国模式的核心是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如何改进中国模式,关键是要找到中国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之所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弊端得到纠正,依附于政治和经济体制上的其他缺陷就不至于对模式本身造成致命的影响。
从经济体制来说,中国存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有部门,这有它的好处,可以有效建设国家的基础设施、公共工程,应付重大的危机和平衡市场等。但如果国有部门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地位,政府对市场干预太过,这一模式的劣势就会出现。任何事情走过了头就不行了。西方的模式,个人主义走过头了就不行了。西方模式的缺陷,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还是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主要是所有的关键金融领域被私人所掌握和控制,政府没有足够的干预能力,在监控不严的情况下,市场被私人所操控,就出现了问题。中国呢?中国模式的缺陷就是一旦国家和政府占了绝对的垄断地位,以致市场作用不能发挥,就会出现问题。换句话说,如果国家主义走过了头,也要产生经济危机。
那么如何改进模式呢?全盘私有化并非中国现实的选择。中国问题的解决方式需要从中国内部来寻找。改进模式的方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是不同的。从目前中国存在的“国进民退”、“国富民穷”和经济发展优先、社会发展滞后的情况看,模式的改进就是要寻求各个方面的平衡点。
首先,要回答国有部门的边界在哪里的问题。国有部门要有个边界。国有部门不能无限地发展,不可以无限地去侵犯非国有部门的领域。要让两个领域保持相对平衡的空间,容许它们互相竞争。国有和非国有两部门之间的公平竞争很重要。
其次,政府和市场各自的职能和领域应该搞清楚。政府可以在哪些领域发挥作用,哪些领域政府应当发挥作用但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它应该退出哪些地方但没有退出来,这些问题都要弄清楚。像社会改革、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环保等社会政策领域,政府显然都还做得不够。
再次,要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平衡点。中国领导层提出的社会建设,目标很好,但这个目标和所使用的实际手段完全是脱节的。政府只有经济政策,而社会政策仍然贫乏,在很多场合都是用经济政策取代了社会政策。举个例子,要进行社会建设,就要进行一系列社会改革,比如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住房等的改革。在所有国家,这些方面都需要国家大力投入,但中国则不然。这些本来需要国家大力投入的领域往往成为暴富的领域,在社会政策没有确立的情况下,往往是通过牺牲社会的方法来谋求经济的高速发展。这样就使得中国社会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经济发展越快,社会被破坏得越厉害;社会越脆弱,经济发展越不可持续。
最后,也更为重要的是要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这种情况不改变,各级政府就会演变成学界所说的掠夺性政府。扶贫、提高劳动收入、改变产业结构(如鼓励发展中小型企业)、税收制度改革等等都可以改变国富民穷的情况,实现社会公平。一个公平的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的社会,政府也才具有高度的合法执政能力。
政治上也是一样。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在政治上的成功源于开放。过去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形成了一种比较开放的政治过程,政治过程向社会阶层和利益开放,先向农民开放,后向城市居民开放,向各级部门开放,向各级政府开放。政治的开放性造就了改革的巨大动力。现在政治改革为什么变得那么困难了呢?原因很简单,政治过程的开放力度又不够了。政治领域如果开放度不够,就容易产生既得利益集团,而既得利益则必然阻碍进一步的改革。
如何继续推进改革?关键在于继续开放。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向民营企业家开放,这是应当的,因为新的社会群体产生了,就要把它纳入政治过程之中,以扩大执政党的社会基础。但问题是,在这个过程中,也不能忽视其他的社会群体。在经济部门,商会组织变得越来越强大。但工会呢?如果工会的力量得不到发展,那么和企业主的组织相比较,工人就会处于弱势地位。弱势群体,比如农民,也应当容许他们组织起来。在经济上强势的群体组织起来、参与政治的情况下,如果不容许弱势群体组织起来,那么两者就要失去平衡。执政党和政府应当起到很大的作用,保持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的均衡,这样社会才会稳定,秩序才能得到保障。
现在的情况是,越想改革,来自体制的障碍就越大。我们就是想改革一个制度,但是结果却在更大程度上破坏了这个制度,而不是进行制度创新。问题的根源在哪里?邓小平提倡“摸着石头过河”,但现在就没有这样的人物敢去摸石头。现在每推出一个政策,利益集团就把这个政策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每改一次利益集团就剥削老百姓一次。就像房改,房价是越改越高。本意是好的,但是每改一次就为利益集团提供一个机会赚大钱。其他方面的改革如医疗和教育也是这样。无论怎样的改革议程,一旦被利益集团所挟持,就会与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邓小平的确是个伟人。当初改革时就有很多既得利益阻碍改革,所以他一开始不去触动既得利益,而是去开创新的利益,利用新的利益克服旧的利益。城市改革艰难,就先改革农村。国企改革很困难,就先不去改国企,而是去国企之外找,成长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这就是开放的经济过程。结果产生了巨大的新的利益,再用新的利益去克服旧的利益。这就是邓小平成功的地方。现在开放程度不够了,那些在改革开放中扮演很大角色的新的利益,已经变成既得利益了,这些既得利益不想进一步开放了。
在没有政治强人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模式的改进呢?唯一的出路是政治的开放性。在保持政治开放性方面,可以向其他国家学习。西方国家,大多通过多党制来实现这个目标。但多党制并不是唯一的方法,还有其他促使政治保持开放的方法。比如新加坡,尽管一直是一党独大,但一直保证了制度的开放性。只有开放才能对政治过程保持压力,一旦封闭起来,就会自我腐败。中国的执政党已经从自身的历史和苏联、东欧的变革历史中学到了非常多的教训。执政党自身如何保持永恒的开放?这永远会是最严峻的挑战。但很显然,如果要避免自我腐败,避免来自社会的激进变革,执政党就必须直面这个挑战。
总之,我们既不能像一些人那样认为中国模式是世界上最好的,不用改进了,也不能像一些人那样对中国模式完全失去信心。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历史没有终结。黑格尔认为当时崛起的西方民族国家是最终的国家形式,但没有过多久,欧洲民族国家之间就发生了无穷的战争。同样,福山在20世纪90年代认为西方民主是最终的政体形式,历史又可以终结了,但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民主也出现了巨大的危机。中国有开放包容的历史,中国模式是开放的,只有开放才是可持续的,才会是永久的。

后记
结语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1









从“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它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人们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和评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意识形态的解读,有政治的解读,有党派的解读,也有各种各样带着时代气息的文化解读。但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各种解读都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现象和所存在的问题分不开。持肯定态度的人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正面的因素,而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负面的因素。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都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做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从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所以“五四运动”对各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也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运动”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章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也并不容易,这是一项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做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因此本章旨在讨论“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及其这一运动对未来的发展意义。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百花齐放”的历史时期。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的中国也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因为客观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存在,各种“主义”之间的争论不时地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所谓的“主义”之争,就是人们都想从各种“主义”来寻找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的各种争论方兴未艾,但官方还是秉持着邓小平以来的“不争论”政策。尽管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对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意识形态或者思想背景,官方往往是作而不述。这就导致了目前官方“意识形态衰落”的局面。
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局面,“五四运动”对当代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性。从“主义”之争的视角来看,“五四运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思想和观念的争论,也没有人害怕争论。“五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大多数“主义”很快就消失了。这些“主义”的消失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例如政治和行政权力,而是因为很多思想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土壤。同样,一些“主义”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得到了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
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主义就是在“五四”时期和之后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占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竞争力分不开。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任何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经常被视为异端。但社会主义思想显然并不怕竞争,这种思想很快取得了领导权。这里有诸多因素。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赢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个知识群体在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说,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赢得领导权,也是因为较之其他思想,它更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一方面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能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也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和学校具有思想自由竞争精神。任何思想都必须有载体,而大学和学校是最主要的思想载体。如果当时所有的大学都不能容忍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领导权要困难得多。当时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本身并不见得认同社会主义,但他们勇于面对、也有能力面对各种思想的竞争。
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竞争的结果。从“五四”到当代,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本身已经经历了几个具有本身特色的历史阶段,总体来说是经过了从开放到封闭再到开放的过程。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是思想开放的产物,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确立为主流,变成封闭僵硬的教条。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再次表现为开放状态,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社会主义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和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驾齐驱。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包括李大钊和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是因为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欧洲,是对原始资本主义非人道的修正,因此欧洲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但是到了中国之后,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来实施的。它的重点并非个人和个人权利,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等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毛泽东时代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以后,中国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用市场经济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这个时期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中国社会开始做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中国官方正式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可以说,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潮。这种新潮已经反映在很多方面。首先,在发展方向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还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思想,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其次,在政策层面,“以人为本”把政策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上。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社会阶层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领导层提出的诸多新概念如“新三民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等,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政策层面,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通过社会改革来确立社会制度从而达到社会公平,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大趋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保等是政府主要努力的领域。
所以,说它是社会主义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者说,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农民工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会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在中国焕发出活力。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除了少数基本教义派,各派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本身,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如何在政治层面来体现和确立人本主义制度呢?就是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呢?和经济领域一样,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和巩固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正是在民主化问题上,政府和民间的争论和分歧才显现出来。






应当指出的是,官方努力促成的社会主义新潮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相反,在很多年里,中国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和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的崛起。也就是说,官方意识形态受到很多其他的“主义”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挑战,形成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取决于该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愤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政府重塑社会主义并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利益的分化很自然导致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表示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表示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在很多方面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本土培育的或者从西方进口的主义和宗教意识。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它们也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相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化,但没有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看不到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改革路线的前途。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而他们往往向后看。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新老“左派”和被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一些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是指社会基层被动员起来的一种状况。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着“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双方似乎很难找到妥协的基础,从而表现为对立。一方面,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底层社会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之中: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变得重要起来。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尽管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底层社会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动乱局面。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他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来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这方面20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执政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执政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要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拥有坚实的执政权。因为有了执政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能容忍竞争,往往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尤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执政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执政权,就需要思考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他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他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了某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执政权就会显现出来。执政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执政权,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展开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唤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吁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结语
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1









从“五四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它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人们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和评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意识形态的解读,有政治的解读,有党派的解读,也有各种各样带着时代气息的文化解读。但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各种解读都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现象和所存在的问题分不开。持肯定态度的人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正面的因素,而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负面的因素。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都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做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从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所以“五四运动”对各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也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运动”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章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也并不容易,这是一项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做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因此本章旨在讨论“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及其这一运动对未来的发展意义。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百花齐放”的历史时期。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的中国也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因为客观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存在,各种“主义”之间的争论不时地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所谓的“主义”之争,就是人们都想从各种“主义”来寻找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的各种争论方兴未艾,但官方还是秉持着邓小平以来的“不争论”政策。尽管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对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意识形态或者思想背景,官方往往是作而不述。这就导致了目前官方“意识形态衰落”的局面。
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局面,“五四运动”对当代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性。从“主义”之争的视角来看,“五四运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思想和观念的争论,也没有人害怕争论。“五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大多数“主义”很快就消失了。这些“主义”的消失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例如政治和行政权力,而是因为很多思想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土壤。同样,一些“主义”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得到了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
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主义就是在“五四”时期和之后确立并发展起来的。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占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竞争力分不开。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任何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经常被视为异端。但社会主义思想显然并不怕竞争,这种思想很快取得了领导权。这里有诸多因素。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赢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个知识群体在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说,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赢得领导权,也是因为较之其他思想,它更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一方面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能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也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和学校具有思想自由竞争精神。任何思想都必须有载体,而大学和学校是最主要的思想载体。如果当时所有的大学都不能容忍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领导权要困难得多。当时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本身并不见得认同社会主义,但他们勇于面对、也有能力面对各种思想的竞争。
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竞争的结果。从“五四”到当代,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本身已经经历了几个具有本身特色的历史阶段,总体来说是经过了从开放到封闭再到开放的过程。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是思想开放的产物,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确立为主流,变成封闭僵硬的教条。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再次表现为开放状态,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社会主义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和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驾齐驱。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包括李大钊和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是因为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欧洲,是对原始资本主义非人道的修正,因此欧洲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但是到了中国之后,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来实施的。它的重点并非个人和个人权利,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等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毛泽东时代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以后,中国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用市场经济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这个时期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中国社会开始做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中国官方正式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可以说,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潮。这种新潮已经反映在很多方面。首先,在发展方向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还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思想,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其次,在政策层面,“以人为本”把政策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上。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社会阶层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领导层提出的诸多新概念如“新三民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等,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政策层面,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通过社会改革来确立社会制度从而达到社会公平,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大趋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保等是政府主要努力的领域。
所以,说它是社会主义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者说,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农民工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会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在中国焕发出活力。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除了少数基本教义派,各派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本身,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如何在政治层面来体现和确立人本主义制度呢?就是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呢?和经济领域一样,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和巩固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正是在民主化问题上,政府和民间的争论和分歧才显现出来。






应当指出的是,官方努力促成的社会主义新潮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相反,在很多年里,中国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和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的崛起。也就是说,官方意识形态受到很多其他的“主义”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挑战,形成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取决于该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愤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政府重塑社会主义并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利益的分化很自然导致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表示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表示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在很多方面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本土培育的或者从西方进口的主义和宗教意识。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它们也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相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话语。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今天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化,但没有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看不到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改革路线的前途。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而他们往往向后看。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新老“左派”和被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一些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是指社会基层被动员起来的一种状况。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着“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双方似乎很难找到妥协的基础,从而表现为对立。一方面,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底层社会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之中: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一小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变得重要起来。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尽管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底层社会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动乱局面。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他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来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这方面20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执政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执政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要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拥有坚实的执政权。因为有了执政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能容忍竞争,往往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尤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执政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执政权,就需要思考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他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他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了某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执政权就会显现出来。执政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执政权,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做了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展开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唤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吁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文摘
中国模式的未来


21世纪初,正当中国经济高速平稳发展而西方经济遭遇困难的时候,就有西方学者提出“北京共识”的概念,和已经存在的“华盛顿共识”相对应。尽管“北京共识”只是一个高度政治化的概念,但也引出了大量有关中国模式的讨论。讨论的早期,人们努力去认识什么是“中国模式”,就是说中国模式包含哪些内容。但在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模式的讨论迅速政治化。一些人看到中国有效应对了金融危机,认为中国模式优于其他模式,包括西方模式。在这个群体中,诸多利益集团试图把既得利益固定化和制度化,也鼓吹中国模式的优越性。而另外一些人则着眼于中国这些年来所产生的各种问题,诸如国有部门的大扩张、贫富差异和社会分化等,大力鞭笞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改革的目标就是要消灭它。这些人只知道“西方的是普世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模式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这个群体中,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发展没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向西方国家学了市场经济而已。
我很早就提出“中国模式”问题。我特别反对“北京共识”的概念,因为这一概念意味着中国可以向其他国家推广其发展模式。我相信,各国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国情找到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并不排除向其他国家学习经验。但同时,我认为的确存在着中国模式,那就是中国的发展经验。对中国模式高度政治化的讨论显然并不能帮助我们对中国模式的优势和劣势进行充分的认识。那些强调中国模式比其他制度优越的观点已经超出了我的讨论。我要解释的是中国体制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个体制在应付各种问题时的优越性和劣势。如果认为中国模式比其他模式优越,不需要发展和改善了,那么最终只能埋葬这个模式。任何体制都是这样的。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也认为计划经济体制是最优越的,但没过几十年,这个体制自己埋葬了自己。同样,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一片乐观主义,认为基于自由市场之上的民主制度是“历史的终结”,也就是人类最后的体制。但没过多久,就发生了经济危机,并殃及世界其他地方。如果人们不想终结中国模式,那么就要研究其劣势,思考如何改革和完善这个体制。
另一边,那些相信“西方的是普世的”人的观点也不在我讨论的范围内。我并不认为市场价值观就是西方的,市场只存在于西方。如上所说,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市场也曾经非常发达,中国人也认识到市场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管理的重要性。计划经济时代的确消灭了市场,中国改革开放又引入市场机制,但这并不是说市场观念就是西方的。再者,我也不认为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是唯一的模式。尽管现在西方市场模式发生了那么大的危机,但这些人仍然用西方市场经济模式来评判中国模式,这既无助于在对西方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改进西方模式,更不能认识中国模式所面临的真正问题。
从中国自己的发展经验和西方模式所遭遇的困境,我更加相信中国模式的存在,中国模式在全球化环境中发生和发展。不过,如同西方模式,中国模式也面临挑战。在界定中国模式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改善中国模式,这是我们必须承担的任务。
模式即结构,就是说,人们之所以把一种东西说成模式,是因为存在着一个结构。研究一个模式就是要研究其结构,而不仅仅研究这个结构内的个体行为。支撑中国模式的是一个个结构。这里强调三个主体性结构,即经济结构、经济和社会结构、国家和社会结构。说中国模式面临问题,就是说它在这些方面面临不平衡,即经济结构内部的不平衡、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之间的不平衡、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不平衡。要改革和完善中国模式,就要取得这三方面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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