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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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编辑推荐:《通往大国之路:中国与世界秩序的重塑》《中国改革三步走》《通往大国之路:中国的知识重建和文明复兴》《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后续作品,敬请期待!
不同于长期以来国内读者所熟知的郑永年专栏文章和时事评论,这是郑永年作为国际知名的中国研究专家的代表作之一,它以从行为视角和实证主义的方式,解读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作者郑永年教授是国际上中国问题领域的权威专家,在国际范围内具有相当广泛的影响力。他是新加坡国家首席智库,并为中国政府高层倚重,多次为中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高层演讲和献策,其思想和观点是当今中国最有价值的政见之一。他注重实证研究,兼顾理论建构,以其明晰而又理性的话语,解释中国。自从早期的耶稣会士最早开始记述中国的时候开始,一个单一而重要的谜题就一直困扰着西方观察者:中国是一个拥有大陆般面积的国家,居住在这里的人们说着互相不能理解的语言,整个国家呈现出一系列惊人的地区差异,一个统一的政府如何能够将它组织起来,它又如何能够被一个权力中心所统治?
虽然中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非常弱,但他们对于国家统一的强烈认同却是不可否认的。几个世纪以来,就中央——地方关系而言,国家的“大一统”已经成为中国政治价值的一个重要主题,这样一来,在中国国家统一背后,就有一股文化的力量。

作者简介
郑永年(1962- ),浙江省余姚人。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政治、社会问题与国际关系专家,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中国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国际中国研究杂志》(国际社会科学核心期刊)和《东亚政策》主编,罗特里奇出版社《中国政策丛书》主编和世界科技书局《当代中国研究丛书》共同主编。历任北京大学政治与行政管理系助教、讲师,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资深研究员,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后获得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麦克阿瑟基金会和美国麦克阿瑟基金会(2003-2005)研究基金的资助。其主要从事中国内部转型及其外部关系研究,主要研究兴趣和领域包括民族主义与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安全;中国外交政策;全球化、国家制度和社会转型;技术变革与政治转型;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中央地方关系。

目录
薪火相传
余仁生家族的创业、传承与应变
引言
故事开端
承办饷码
南下马来亚
开发边陲地
税田上的“仁生”杂货店继承危机与应变
结语

郑观应家族的家训与三代传承
引言
郑观应的父亲一代
郑观应的昆仲一代
郑观应的子侄一代
家训传承
“富不过三代”?
结语

何东家族的继统与传宗
引言
华人社会的继承传统
何东家族的个案
传宗接代与过继
妻妾成群与嫡庶
情妇与私生子
诸子均分下的竞争
女性遗嘱的时代意义
结语

三代魔咒?婚姻、继嗣与华人家族企业的结构
引言
宗族蓝图的商业:合伙、分家与清盘
陈照南遗嘱与“家”和“族”的结构问题
跨代继承与家族结构的关系:乾泰隆与元发行
祖先与家族企业的制度与结构

百年利丰基业长青的经营管理之道
引言
利丰的崛起:与时俱进的经营策略
管理模式蜕变:从家族企业到现代跨国集团
经营角色蜕变:从中间商到全球供应链经理人
独特的企业管理架构和管理机制
相容并蓄东西方的经营管理理念与企业文化

董浩云家族航运事业的创建与发展
创业历程
事业发展特点
人际关系与社交网络
对理想和事业的追求
家族事业的传承

李锦记家族的治理与代际创业
引言
理论进路
李锦记家族发展过程
家族治理与代际创业
启示与结论

同仁堂三百年来的传承
引言
同仁堂发展历程
合股与典让
乐平泉重振祖业与后期的“四房共管”
血缘结构及文化意义
中国的宗族与“父系”血统结构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
日本血亲、姻亲混淆的无血统构造及其文化意义
结语

霍英东家族的政商关系、慈善事业与跨代传承
个案的意义与价值
白手兴家与创新制度
政治打压与逆流而上
搭建政商关系,支持新中国建设与香港社会发展
不计付出,建立红色资本家范式
多元的跨代传承与更新:家族企业、政商关系、慈善事业
跨代传承与更新:家族企业
跨代传承与更新:政商关系
跨代传承与更新:慈善事业
结语与启示

作者简介
鸣谢

内容简介
《中国的"行为联邦制":中央•地方关系的变革与动力》是从行为方式的视角对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进行概念化的首次尝试。尽管中国并没有一种联邦形式的政府体制,但作者认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日益遵循联邦制的原则在运作。联邦制作为中国的一种运行机制被置于研究之中。作者将中国现存的政治体制定义为“行为联邦制”,并在书中对它的起源和动力做出详细的分析。这一体制主要由两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驱动——政府间的放权化和全球化。当1980年代实施的经济放权导致“行为联邦制”的形成时,9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加速了这一过程并越来越施加影响,使之表现出制度化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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